十二北约与欧盟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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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北约与欧盟的扩大

· 北约扩张，俄罗斯受排斥
· 欧洲政治经济中新出现的分歧
· 结论：满要休克疗法
　

　　冷战的最后阶段现在开始接近了尾声，欧洲进入了一个以欧洲大陆的重新分割为标记的新阶段。这是北约扩展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欧盟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所谓欧盟东扩的过程中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意义所在。

　　这似乎是曲解了这个由1997年7月马德里召开的北约最高级会议和欧盟委员会议程2000号文件所启动的进程。毕竟，自1989年始，欧洲大陆在欧盟、北约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难道1997年的决议不是要减少分裂、吸收更多的成员吗？

　　就北约来说，这只有在算术意义上才是真实的，而从政治意义上考虑，却远非如此，因为北约扩大的主要政治意图并非在于吸收波兰，其首要的目的是排斥俄罗斯，它们已经决心努力巩固北约，使之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机构。

　　就欧盟来说，1989年所寄予的希望和新的现实之间出现断层是一个更为逐步的过程，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欧洲的政治经济再一次分崩离析，尽管与冷战时期的分裂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分裂程度却很可能是同样的深刻。

　　与此同时，在理解造成新的分割局面的这两个并行进程（一个涉及北约，另一个涉及欧盟）中的任何一方时，都绝不能脱离另一方这个背景因素，其中任何一方的影响都能使另一方产生反作用力。

　　我们将试着对这种新出现的分割局面从特点、根源及影响几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

北约扩张，俄罗斯受排斥

1989-1990年自由普遍主义者的承诺

　　1989年后，前苏联集团的人民得到保证：一旦他们转变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欧洲的分割局面就会消除，他们就会被纳入“西方”和“欧洲”。到前苏联和东中欧巡视的北约官员使拥护者们确信，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现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有的欧洲人现在都在“同一条船上”。只要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没有人会受到排斥。随着共产主义和苏联威胁的消失，欧洲——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会变成“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处在一个没有敌对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中。

　　这并非只是一些虚饰之词：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全欧洲的安全论坛得到了加强，它被公认为是联合国的一个区域性组织，并被赋予了减少冲突、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任务；并通过了一项强有力的全欧性常规武器控制协议——《欧洲常规武力条约》，对军事力量进行了限制；一直被认为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扩散条约》重新得到了认可，而且核大国方面作出了一项所谓的承诺，要采取行动进一步裁军。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可以称为自由派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主张要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安全秩序，以真正的集体安全为基础，而不是以20世纪30年代和冷战期间存在的那种强权政治对抗为基础。

　　由于德国的政治文化截然不同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和英国），这种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希望似乎更大了，因为后者有着更为强烈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而德国强有力的支持者们希望有一种谋求欧洲发展的多边民间模式。

　　北约在90年代向中、东欧国家所迈出的最初几步，似乎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全欧安全的这一承诺：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和平伙伴关系，原则上都是把欧亚大陆视为整体、把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的机构。

　　这种自由主义秩序的萌芽据认为是在北约联盟自身内部孕育的，北约强国声称，它们的联盟不是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建立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学派关于国际关系的主张基础——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体制，及其共同的自由民主社会准则——之上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有理由希望，前苏联集团向自由民主的转变会产生一种类似的和谐：整个欧洲大陆都遵循共同的社会准则，从而实现真正的集体安全，即以大家奉行共同的准则和条例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这就是北约列强在90年代期间所宣告的原则。其实，这也是它们现在所宣称的原则。

　　当然，和平与安全靠的不仅仅是安全和政治机构的计划，它们要依靠一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先决条件；没有繁荣和／或经济发展，这些社会准则和机构即使不瓦解，也可能处于极度的张力之下。这正是欧盟和西方政治经济的其他机构给中、东欧地区带来巨大希望之处。正如战后的西欧，现在的中、东欧国家希望它们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以发展为目的的定向插入；而且这种插入在它们进入欧共体／欧盟后很快得到巩固。即使这个欧盟不会向东扩展到俄罗斯那么远（尽管约翰·梅杰所宣称的目标包括俄罗斯），自由贸易体系将把欧盟和一个繁荣的独联体联结起来。欧盟正是致力于欧洲统一，尽管对是否接纳基辅和莫斯科尚未确定，但它一直承认欧洲包括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因此它会进行调整，以接纳中、东欧国家。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使自己的国家向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转化。如今，在整个前苏联集团地区，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自由民主已成为一种准则，尽管并不普遍。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已经使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这个地区的人民大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种损失，其最首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联盟向他们提出的进入具有西欧式的繁荣、民主与和平的俱乐部这一目标。当然，从自由主义准则的观点来看，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和民主都绝非完美；但这只会使这些中、东欧国家和与其旗鼓相当的远非完美的西方国家更加相似。重要的是它们已经通过了西欧国家对它们的考验：它们已经得到接纳加入了欧洲委员会。他们是正对目标的。

　　但是现在却有人在挪动那个球门柱。

北约的扩张

　　1994年，美国政府表示它支持北约东扩。接着它又有点退缩，没有确定时间，而是促进和平伙伴关系，也许把它作为一种替代。但是等到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华盛顿就把东扩问题提到了北约议程的首位，并在1997年7月马德里的最高级会议上启动了东扩进程，以便能于1999年完成。

　　美国人发起这场东扩运动的方式很有意思，因为它完全缺乏可信度。它使我们相信挑选合适的北约新成员和地理政治毫无关系，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有哪些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标准而适合加入北约。因而，在1996年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的中、东欧国家之行期间，北约的一名官员告诉我们：“秘书长将会表明，目前北约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它将根据每一个申请国各自的长处进行评判。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有些国家更愿意加入北约，显然，它们将首批加入北约。”尽管北约还没有确定接纳来自前华约成员国的正式标准，但是“接受鉴定的国家中，那些在民主和经济改革方面进步最大的国家将会获得青睐，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自称北约是一个建立在准则之上的集体安全机构，首先重视的是民主事务，而不是北约主要国家的战略利益，这种惺惺作态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是可能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一点。实际上，它们计划中的主要分割线无人不晓，只是对于精确界线的详细内容还不确定。以美、德为首的四方联盟将挺进到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把这些国家纳入北约。同时，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前苏联将被排斥在外。

　　当然，波兰成为成员国的确切步骤还不明晰，^[1]但是这些都是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不会触及到主要问题，即波兰将成为北约军事能力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将被拒之门外。

　　这一切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的政治打击，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打击会和欧洲原有的分裂一样持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西方列强想把俄罗斯排斥在外，那么俄罗斯就无法在中欧和西欧事务的重要政治问题上发挥重要而合法的政治影响。讨论和决策将首先在北约内部进行，只有在这之后，才会视具体情况征求或不征求俄罗斯的意见。这肯定是任何一个俄罗斯政府都无法接受的局面，如果安全联盟从法国的加来延伸到苏联的乌拉尔，从而把英国放在同样一种处境中，英国政府也是同样不会接受的。这只会使尊重俄罗斯这个重要的欧洲强国利益这种说法贻笑大方，更谈不上超级大国了。

　　但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扩展到波兰只有纯粹的政治意义。即使波兰没有正式地融入北约的管辖范围，即使在波兰地区没有永久性地放置核武器或者驻扎非波兰本国的北约部队，对于俄罗斯来说，波兰的成员国资格还是使军事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北约具有了合法资格建设军事设施和协调机制，从而能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地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界部署军事力量。因此，一旦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在俄罗斯的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美国和德国就具有合法资格使用一种更强有力的外交方式遏制俄罗斯。这同样是北约向波兰的任何扩张举动所固有的一部分。有关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磋商等等之类安抚性的言辞是无法消除这一事实的。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到1989年以来已经出现的军事力量均势方面的变化。如今，北约的军事实力已经是俄罗斯和其余的独联体国家军事实力总和的3倍。随着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北约的支配系数将是4:1。在思考出自华沙或美国的共和党右派关于“俄罗斯的持续威胁”的言论时，这一点也同样重要：用这个来解释北约扩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这样一来，波兰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会全然不可避免地使国际政治重新两极化。有人说俄罗斯应该欢迎北约东扩，因为北约纯粹是防御性组织，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持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对国家政治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在说谎，因为他们无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俄罗斯在它自己的边界（加里宁格勒三角地带）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核武装军事联盟，这一联盟的主要强国已经与俄罗斯展开了积极的竞争，以期获得对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能源和矿产这些薄弱部门的影响力，以及对于乌克兰的影响力。

　　因此，任何人领导下的俄罗斯都必然会尽其所能地削弱这种事态。当然，有人提出，俄罗斯会不得不逐渐意识到它必须接受这种新的现实，放弃在欧洲政治中做大国的野心，承认现在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力。按照这种观点方式，北约扩张实际上是帮助了俄罗斯，使之能正视这些事实。但这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措辞，它承认了北约的扩张是蓄意维护反对俄罗斯的力量，使其掌权阶层头脑清醒，正视失败。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不真诚的，因为追求经济实力是无法和追求政治影响力相脱离的，尤其在俄罗斯这种情况下，因为与乌克兰、里海和位于亚洲的共和国国家的密切关系能够给俄罗斯的新资金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测，俄罗斯政府将努力反对北约向波兰扩张。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种努力可能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可能会以不同的速度展开。俄罗斯可能以在加里宁格勒或白俄罗斯部署大量的战术核武器来威胁波兰；^[2]它可能会抛弃《欧洲常规武力条约》，^[3]不履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义务；在联合国实施破坏性战术；把波罗的海国家作为要挟的祛码；利用黑海舰队进行威胁；利用它在德涅斯特河的基地构成对摩尔多瓦的威胁；实行更为积极的政策破坏乌克兰的稳定；或者设法扩大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也许这里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严重地威胁西欧的安全，甚至它可能会使目前缺乏凝聚力的大西洋联盟得到加强，使美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它却会给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几千万人民带来苦难。

　　尤其危险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国内展开紧张的对抗。进行这场斗争，俄罗斯具有着强大的优势，特别是它对乌克兰经济的控制手段、它在乌克兰政治核心阶层中的关系以及乌克兰武装力量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危机（更不必说乌克兰那骇人而全面的经济危机）。同时，美国对于自己在乌克兰拥有有力的政治支持基础所抱有的希望可能证明是虚幻的，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内部就会爆发一场深刻的危机。

　　在那些明确会受到接纳的国家和那些明确会被拒之门外的国家之间，还有一片灰色地带，由那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纳入北约的国家组成。法国政府会希望罗马尼亚加入，而其他西方国家却不会赞成。德国政府会支持斯洛文尼亚加入北约，但其他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对此却毫不热心。斯洛伐克是又一个灰色地带国家。这些被遗漏的国家将成为俄罗斯和西方政治对抗的战场，而巴尔干地区国家将成为土耳其和希腊政治抗争的战场。事实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种抗争在保加利亚已经在进行中了。

　　无论如何，这种扩张的结果只会使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局部力量平衡发生倾斜，使得不到接纳的国家更加缺乏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往往会担心来自受接纳国家的一种新的褊狭武断，从而把它们那极为可怜的一点儿财力更多地投入军事预算。这样，原本已经是过度紧张的预算和贫困的人民将更加不堪重负。

　　如果罗马尼亚留在北约门外，而匈牙利加入了，那么这两个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潜在争端就会扩大，尽管两国的左翼政府已经签订了条约，对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作了规定；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右派即使有了协议也决不会和解。如果斯洛伐克被挡在北约的门外，那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罗马尼亚加入了北约，罗马尼亚政府对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北布科维纳地区）的潜在的民族统一主义计划可能会造成又一个新的紧张地区。1996年秋末，叶利钦暗示可能会和保加利亚结盟，这就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这些对抗：这加剧了那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紧张态势，从而只会进一步加深那里的政治（和金融）危机。保加利亚国内的策略是直接受到北约扩张的计划促进的。由于北约的扩张，巴尔干南部整个地区可能会被迫重新沦为强权对抗的战场。

　　当然，西方的决策者们对这些危险是完全保持着警惕的。他们一直努力强调北约的扩张与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国家利益没有丝毫关系，而完全是自由、集体安全工程的延续，原因就在于此：一旦有国家证明自己的民主得到了巩固，它就能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而无须考虑地理政治或地缘政治因素。换句话说，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国家必须相信，它们没能加入是由于政府没有能够达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自由权利的标准。只要这一信息能使那些没能加入北约的国家的选民信服，那么，欧洲的分裂就不会给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构成太严重的挑战，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各国的选民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加入西方富有国家俱乐部而责怪西方强国，相反会谴责本国的掌权集团。那些一直在要求人民作出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以便能“进入欧洲”的政客们，不会因此而名声扫地，他们将能够呼叫人民作出又一轮大的牺牲，以确保最终进入西方这个“希望之乡”。

　　但是在靠近土耳其这个属于北约的三四个最重要国家之一的地区，这种公共关系的运用却没有什么分量。土耳其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对付库尔德人的战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自己的人民实施严刑拷打。因此，他们像俄罗斯人一样问自己：华盛顿到底在干什么？欧洲进行新的分割的真正原因（与新闻操纵的荒诞说法相反的原因）是什么？

北约扩张的原因

　　我们可以相信，北约的扩张和如今中、东欧地区所特有的紧张、冲突和威胁毫无关系。如果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是扩张的原因，北约就不会向波兰挺进，它会向波罗的海国家敞开大门。然而正是因为俄罗斯具有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能力，北约希望避开这些国家！与此同时，北约挺进波兰，实际上增加了波罗的海地区的不安全因素。

　　从而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北约挺进波兰举措的首要出发点不是俄罗斯的威胁，而是俄罗斯目前的极端衰弱状况。由于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灾难性崩溃，而此时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是集结在西方的门生叶利钦周围的强盗资本家集团，因此俄罗斯目前不可能抵制这种扩张。几乎可以肯定，俄罗斯的这种衰弱是暂时的。我们必须设想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这个国家将重新恢复生机，它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在力量方面强盛今天十倍。因此，北约是在利用一扇“机遇之窗”，它不会敞开很久。因此，这就是要迅速确立一种对付俄罗斯的既成事实。

　　这与“一战”之后德国命运的相似之处实在是太明显了。当时的新秩序就是以德国暂时处于衰弱地位为基础的，德国复苏后，它就努力削弱凡尔赛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西欧机构，就是提供一个战败国实力复苏的体系（或至少在西欧部分）。这一次的战败国就像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一样，要遭到排斥。

　　换句话说，北约向波兰扩张与加强欧洲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机会主义，一种冒险，是为了安全以外的其他目的拿欧洲未来的安全去赌博。

　　这种安全以外的目的实际上是什么？对于这一点，西欧外交官中流行的答案往往是迪斯累里在分析英帝国根源时表达的观点的一种变体——这是美国政府在一阵集体的心不在焉时所为：克林顿在底特律演讲时无意中不假思索地谈到了这一点，^[4]或许他是为了得到中西部波兰人的选票,或许是别的诸如此类的原因。但是重要的是,既然克林顿已经公开地使自己卷入其中，我们也就陷入其中，并且必须勉为其难。

　　这种种解释都不能认真看待，特别是因为它们对美国决策体制表现了无来由的蔑视。不论美国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有什么样的弱点，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为了芝加哥的选票拿欧洲的未来去冒险。

　　既然扩张的决定会改变欧洲的未来，我们必须设想美国的政策是出于一些同等层次上的考虑，即有关确保美国在苏联集团瓦解后成为世界最重要强国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在这个层次上寻找根源，我们可以用“倒推式勘测法”，从北约向波兰扩张对美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的影响出发，然后推理出这一决定的可能动机。

　　一种解释主要有下列四个主要特征：

● 以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安全

　　通过削弱俄罗斯的方式维护北约的影响力，美国等于是维护了它在欧洲政治中的独霸支配地位，完全是为了决定险地挫败欧洲为建立一个基于准则的、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集体安全秩序而发动的攻势。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区别以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这一概念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意义。一种真正的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集体安全秩序包含三个要素；(1)一种基于明确准则的政策和运作方面的集体决策体制。(2)对于哪些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家行为，以及针对违反准则的国家该采取什么集体行动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3)对于采取联合行动实施这些规定有明确的机制。

　　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一直反对这样一些观念，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它们会削弱美国在北约内部决策和运作方面的独霸支配地位。加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会使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凌驾地位降低到只是与其他国家平级领先的地位：凭它的军事实力、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在其强大的媒体力量的帮助下支配国际议事日程的能力，它将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不仅仅只是在同等地位国家中居首位，它还一直支配控制着欧洲的重要政治事务。一种欧洲集体安全体制会迫使美国无法通过北约这个机构直接控制欧洲的命运。

　　更糟糕的是，在集体安全体制下，西欧国家能够不依靠美国来促进它们自身的安全实体，西欧联盟可以取代北约成为战略决策的主要核心和西欧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中心。北约充其量只是两大战略中心和两个力量组织——一个美国，一个西欧——的聚会地点。而西欧国家可以坚决要求美国在欧洲的行动，严格符合得到巩固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和其他类似的集体安全论坛所规定的条例。

　　而且如果俄罗斯也包括在内，那么在全欧安全范围内，就有了三个力量中心——美国、（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统一的西欧和俄罗斯——显然会出现美国以一对二这样一种可能性。

　　随着欧盟向Visegrad国家扩展，美国就会遭遇这种边缘化。涉及到俄罗斯、中欧和欧盟的重要政治问题，可能会首先在欧盟的强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讨论，因为北约和俄罗斯或中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与此同时，如果俄罗斯被拉进北约，那么美国对于北约内部的决策和运作控制的独霸地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争议。

　　在这种情形下，假定欧盟扩展到Visegrad地区，而北约不扩张，还是一如既往的话，美国就面临着真正失去控制权的潜在危险。通过扩张，美国就保证了它在机构中继续保持独霸地位：没有独立的西欧安全政策或运作系统。

　　美国掩盖了这些问题，它使用集体安全和“西欧实体”这些措辞，但是意义却大不相同、它所谓的“集体”是指算术意义上的集体——一批国家（在他的控制下）；他所谓的“基于准则”是指可以依赖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这些准则基础上对问题作出裁决，即它将不会受到机构中任何类似准则的约束。至于“欧洲实体”可能是指一种横跨大西洋的劳动分工：军队是欧洲籍的，而指挥却是美国（军事设施也一样是美国的）。

● 德国和俄罗斯

　　除了有关欧洲安全秩序的当前机构规划方面的这些问题外，还有美国进入21世纪的地理政治学战略这样更为深层的问题。正如1992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的文件所清楚表明的，美国政府非常关注它在欧亚大陆的长期地位，因为这反过来决定着它行使“世界领导权”的能力。美国在这方面的最大威胁，是德国成为西欧和中欧地区的霸主，然后和俄罗斯确立一种共同统治欧亚大陆的关系。要阻止这一事情的发生，美国在德国与俄罗斯中间的区域占据政治优势就显得非常关键。通过北约扩展到波兰（以及通过美国公司在波兰获得强大的经济势力），美国在那个关键国家的影响力就能得到保证。

● 向基辅扩张的政策

　　对于美国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波兰仅仅是造成德国和俄罗斯分裂的必不可少的地理政治手段中的一部分。从许多方面来看，乌克兰是更为重要的目标。如果波兰—乌克兰这一地带能共同处于美国的领导之下，那么就能决定性地使“欧洲”与俄罗斯分离，并同时把俄罗斯逐出巴尔干半岛，从而极大地有利于美国对黑海地区的控制，连接美国和它在土耳其的堡垒，并为美国实现从里海和前苏联在亚洲的共和国获得能源、矿产资源这一“主要目标”打下重要基础。

　　当然，现在要使北约扩展到乌克兰，势必造成与莫斯科的爆炸性冲突。出于这个原因，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相当微妙的。

　　1991年，克林顿在乌克兰的首都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基辅鸡”演说，抨击了“不现实的民族主义”，当时美国正担心苏联瓦解造成的后果；之后，克林顿与莫斯科结成伙伴关系，以确保乌克兰成为无核武器国家。俄罗斯的政治家没有注意到，如果乌克兰决定继续保持它拥有核武器的地位，那么它本来可以在中期内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通过与莫斯科重新建立安全关系。因此，乌克兰放弃拥有核武器，就使它以后无须如此依赖俄罗斯。

　　乌克兰同意成为无核国，这样美国既象征性地强调了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又积极地加强了它与乌克的关系。乌克兰现在是接受美国援助第三笔大款项的国家。华盛顿一直在积极地努力加强乌克兰大众媒体的完整性，并以和平伙伴关系为掩护，加强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其中特别借助于共同军事演习以及与波兰加强军事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处理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问题时也显得异乎寻常的有伸缩性。

　　华盛顿现在确信它与乌克兰政府在政策上已达成了强烈的共识，故而乌克兰政府向莫斯科坚持，它有权利通过和平伙伴关系与西方进行合作，坚持它可以摆脱与莫斯科的任何安全公约。开始时乌克兰对北约扩张到波兰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并强调了它自己的“中立”态度；但后来乌克兰在说明它没有兴趣加入北约的同时，已经逐步转变成支持北约扩张；到了1996年底，总统库奇马更是进一步表明，也许在遥远的将来，乌克兰自己也最终会寻求加入北约。

　　一旦北约进入了波兰，它就有能力使自己的影响力穿透边界，辐射到乌克兰，从而确保乌克兰能够顶住俄罗斯要求它与莫斯科签订安全公约的所有压力。万一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发生危机，北约就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援助。与此同时，通过和平伙伴关系，可以稳定地加强合作和援助。没有北约的扩张，这一切要困难得多。

　　北约向波兰扩张，有着使美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乌克兰这一动机，也由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间接地表明了。在伦敦的国际事务皇家学院演讲时，他谈道：“我们相信，波兰加入北约，将使稳定和安全扩散到我们东部边境以外的那一片地区。”这只能是指吸引乌克兰，使之脱离与俄罗斯的安全纽带这个目标。

　　简而言之，北约扩张到波兰表明了强权政治回到欧洲，取代了建立一个广泛的集体安全新秩序的计划。自由普遍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补充：自由普遍主义是实现美国强权政治这一目的的具有说服力的手段。

● 来自俄罗斯的新威胁

　　针对这种有关美国在北约扩张中使权力最大化的利益所作的分析，有一种明显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分析过分强调了那种所谓的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观：它夸大了国家力量中军事战略因素对政治经济因素的支配力。按照这种观点，如今美国确保其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方式，不是通过它的军事能力，而是更多地通过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实现的。换句话说，美国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是通过重组其他国家的内部结构，以便美国的资本家公司进行渗透，并要求这些国家通过参与以美国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维持生机。

　　一般说来确实如此：美国在与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中，军事力量是一种后备力量，不是施加影响力的首选途径。但是这在俄罗斯那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俄罗斯有着不同之处：它拥有着巨大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即使它那强盗资本家掌权集团处于扎伊尔式的荒淫腐败中，它也能毫不困难地保持有利的贸易顺差，使西方资金无法渗入。已无须加入世贸组织就能做到这一切。此外，它既能提供能源保障，也能——至少在中期内——向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其他办法的政府提供相当多的信贷支持。它大笔的资金可能也已经进入了其他国家，并且使自己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在政治经济上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尤其在至关重要的能源部门。

　　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共产主义不利，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力量并没有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随着共产主义的瓦解，俄罗斯在能源部门的潜在结构力量及其资本的扩张能力，对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

　　1991年以来，美国政府、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进行复杂的双重运作，以影响俄罗斯的发展事态。一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盖达尔政府真的会使俄罗斯的经济资产向美国买主开放。如果美国的资金能够全部买下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其他矿产资源，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北约扩张到波兰，而把俄罗斯排斥在外。华盛顿就会采纳一种“俄罗斯优先”的政策。但是，尽管西方成功地促使叶利钦于1993年8月违背宪法发动了政变，盖达尔—布尔布利斯运动还是流产了。接着美国发现自己正在支持切尔诺梅尔金式的俄罗斯统合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在这一分歧中，美国不得不支持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但是后者同时也是美国“全球化”资本主义运动的一种潜在的挑战，因为美国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为支持美国跨国公司而制定的市场制度。这样，一等到叶利钦成功地逐出了共产主义者，克林顿政府就前进了一步，促使北约扩张，这一扩张将产生遏制俄罗斯资金在国外扩张的效果。

通过波斯尼亚重新确立美国领导地位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暗示了美国在欧洲政治中差不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然而，事实上，尽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维护了它的影响力，但是在爱好和平、满腔热情地要在1990年和1991年间消除各集团之间对抗的欧洲，华盛顿却处于政治上遭受排斥的危险。只有结合华盛顿在过去的六年中成功地重新确立对西欧各国的影响力这一背景，才能理解北约现在的扩张。在这方面，美国努力的第一步当然是确保德国在北约内部获得统一。接下来，美国恢复北约在欧洲的支配地位是通过波斯尼亚争端。

　　1991年底，德国成功地促使欧盟各国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对此一直持反对意见的美国这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重大政治争端中有受到排斥的危险：就是在南斯拉夫国家危机中。这样一来布什政府明显面临着，美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会像德国总理科尔咖啡杯中的一块糖那样溶解的前景。因此1992年1月下半旬，布什政府发起了争取建立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的运动。苏珊·伍德瓦德这样解释美国这场争取建立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的运动：美国“……担心德国‘走到美国的前面去’（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语），担心在欧盟（l991年）12月的决议后它已在南斯拉夫的局势中丧失了影响力……”她又补充道：“美国作为已经在欧洲具有活力的均势中的一部分，重新介入南斯拉夫瓦解事件，为南斯拉夫独特的解决方式又增添了另外一种因素。美国尽管要和德国竞争，但是仍然最关心保持科尔政府的大西洋主义姿态……没有出现本来可能会出现的对抗（与德国在承认克罗地亚问题上），相反，美国似乎是转向一种地理政治上的劳动分工，把就克罗地亚问题的主要势力范围让给德国，把波斯尼亚作为自己的职责。

　　正如西欧国家当时所指出的，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波斯尼亚国家会导致战争，而因此造成的战争是重新使北约成为欧洲政治中主要军事武力手段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布什政府发起了北约向东扩张到波兰的计划，目的是为了确保在Visegrad国家被拉拢到欧盟体系中处于德国的庇护下以后，德国不会“走到美国的前面去”，和俄罗斯共同决定东中欧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而使美国受到排斤。

欧洲政治经济中新出现的分歧

1989年的希冀

　　1989年共产主义瓦解时，这个地区的人民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1990年的舆论却迅速地发生了转变，新的掌权阶层（罗马尼亚除外）主张，采纳资本主义模式，他们的国家就能“进入欧洲”，换句话说，就能加入欧洲联盟，并使国家繁荣。

　　这仍然是中、东欧国家的官方方针，但是这个进程给整个地区造成的损失却是骇人听闻的，可怕的经济危机还在继续破坏着俄罗斯、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几千万人民的生活。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欧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根本不负任何责任：事实上，它们不遗余力地把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弱小国家的掌权阶层。然而看一眼90年代初以来这个地区的现实，就能证明，使这个地区经济发生转变的整个体系是由西方强国强制推行的。当然，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中坚力量，大体上是接受了这个体系，并且还设法在这个体系中运作，这是事实。有些还真的对此非常热心，但大部分是不得已才为之。

　　其次，西方国家所强制推行的这一体系，是一个由经济衰弱引发向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变体转变的体系，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贝克计划——即美国财政部1985年采纳的重组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的计划——的变体。尽管关于欧盟在欧洲内部的权力以及在欧洲的领导能力有着夸张的声明，但中、东欧国家转变的整个计划是美国一手策划，并由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实施的，这一事实富有启发意义。

　　第三，尽管公共关系宣传活动与此相反，但迄今为止，欧盟自身甚至还没有迈出过有意义的一步来改变自身内部的一些安排，以适应欧洲政治经济的统一。相反，它对于这个地区在贸易领域的政策不妨可以称做是一种集体商业主义。

　　最后，现在欧盟进入了东扩这一漫长进程的新阶段，却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加强东扩方面的象征性政治，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它主要关心的是对那申请加入欧盟的十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获得成员资格设置新的障碍。

错失的发展机会

　　1989年，美国还无法启动一项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美国财政部当时可以说是囊中空空：一方面要应付巨大的支付款项和预算赤字，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住房金融机构的崩溃，有很大一笔账要承担，因此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财力来使用积极的经济刺激手段，影响中、东欧国家的重组。1989年夏布什访问波兰时，面对的是里奇·瓦文萨的嘲笑，当时他能够提供的只有2亿美元，而波兰当局一直希望得到至少20亿美元。如果当时这个地区采纳了马歇尔计划式的发展战略，那么美国政府的短处就会暴露出来，德国和西欧就能领先。和欧洲的重要政治领域一样，欧洲的政治经济领域也是如此，1989年东欧地区瓦解的直接后果使美国处于受排斥的危险中。

　　在这种背景之下，在西欧也出现了有影响的呼吁，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要求为中、东欧国家的重组和经济触合建立一个以发展为目的的体系。其中有一项为东中欧和东欧设计的发展战略是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赫尔豪森于1989年秋提出的。赫尔豪森和总理科尔关系接近，他主张努力对这个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同时允许它为了本国的产业保持有效的贸易保护。这项计划本来可以使波兰这样的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能在经济复苏而不是衰退的状况下进行，并且同时可以与苏联保持合作。但是，赫尔豪森在1989年11月遭到了暗杀，他的计划也就流产了。^[5]

　　一项同样以发展为导向的计划是由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贾克·阿达利提出的。这项计划需要一个重要的公共发展银行，既有财力又有委任权，可以在包括苏联的整个中、东欧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公用的和私有的基础设施投资。这项计划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实际上也创建了一家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但是其作用和委任权都受到了布什政府的削弱，结果只是成为了辅助这个地区的西方私有部门运作的一个附属机构：禁止它在公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起重要作用；要求它像一家私有银行那样运作，遵守严格的商业规则，但同时却又禁止它承担西方的私有部门经营者可以承担的投资项目。因此，无怪乎银行总裁阿达利在9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时，简直就没有办法找到切实可行的、可以接受的投资项目。在这之后，由于英国和美国银行界方面声称他生活过于奢侈，银行在伦敦的总部开销太大，而被逐出了银行。

　　这就是西方转向贝克计划进行中、东欧重组和融合的背景。美国要使自己领先一步却缺乏公共信贷的财力。德国如果和其他西欧国家一起努力，可以有充足的财力提出一项马歇尔计划式的发展计划。但是西欧国家自身内部分歧过多，难以实施这样一种行动：阿达利计划在很多方面是作为赫尔豪森计划的一项竞标提出来的，而美国政府轻而易举就施展策略分裂了西欧，消除了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为一种真正发展途径的想法。而一旦德国总理科尔意识到欧盟中大多数伙伴开始设法减缓德国的统一过程，使之近于停滞时，中、东欧国家发展性途径马上就遭到了最后一击：科尔选择的实质上是一种合并，从而使联邦共和国（和90年代早期西欧大部分国家）的信贷能力在那十年间转到了它那被吞并的东边国土。

　　这样，中、东欧国家最后落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之中。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因为它控制着这两个机构，因此它可以调动除它自己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财力，但同时又可以处在它的控制下。此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途径，要求重组的最有利背景是经济的衰退而不是增长，因为衰退能对重要的经济参与者产生强大的压力，而且它破坏了劳工在经济政治活动中的社会力量。最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组政治经济的计划正是为了改变相关国家的社会、机构和经济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为美国类型的金融和生产联合大企业提供机会。

美国进行新的劳动分工方面的国务才能

　　这样，由于疏忽，1989年巴黎最高级会议上的七国集团决议把处理背负沉重债务的波兰经济和匈牙利经济的领导权，交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而为美国方式完全支配中、东欧国家的融合奠定了基础。这种方式当时已经在南斯拉夫进行尝试了，到了1990年初，美国在使波兰的巴尔采洛维齐计划成为它在这整个地区活动的王牌后，月始在这整个地区实施它的议程。从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得以能够在前苏联集团实施他自己的贝克计划，这项计划曾经在1985年给拉丁美洲负债的经济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影响。^[6]

　　研究中、东欧国家体制变革的庞大学术行业看待贝克计划，就好像它主要起源于经济理论或者起源于全球经济和技术活动中的一些自发性过程。当然，事实上，贝克计划是从60年代“围堵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样一些人物的失败中产生的，是在80年代里根右派的限制性政治中形成的。里根政府中像传统基金会那样的智囊团，为美国在经过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大变动后进行全球性的大反攻、重新确立它的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础。限制性政策不仅应用于苏联集团、劳工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而且还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它们的发展战略，它同时利用联合国、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机构，敦促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南方不发达国家实行限制性政策的机会是在1 982年出现债务危机时来到的。到了1985年，里根时期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准备在当年汉城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公布他要在第三世界实施的贝克计划。

　　贝克计划调整的目标是要对这些国家以及南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从下列两个主要方面进行改造：

　　(1)以西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目标国家向世界市场的出口为基础的战略，来取代通过进口替代和国内市场的发展来谋求发展的国家工业战略。

　　(2)以私有金融市场、私有资金掌握经济资产所有权、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以及西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起重要作用等为特征的体系，来取代国家内部以政府为中心的金融和工业体系。

　　这两个目标都可以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来囊括，当然结果并不排除增长。但是它却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即刻就要依赖“全球的”市场力量，而且将持久地依赖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要依赖核心国家内部的决策和发展状况，这些改变要求非核心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彻底的调整。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治分裂（特别在非洲），有些国家则是靠强盗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存在（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而另外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社会政治转变（智利、阿根廷）。但是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其他一些险恶的后果：大部分人民陷入贫困；国家仍然无法使自己摆脱债务，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地干预国家事务；长期地陷入金融危机，国内银行和金融系统出现崩溃。

　　罗伯特·乔特最近在《金融时代》上这样解释：“国际金融机构的注意力现在逐渐转向新出现的市场银行体系状况，而且埋由相当充分。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1个成员国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国家的银行业发生了危机；在发展中的经济体系和过渡性经济体系中，解决这些危机的总花费接近2500亿美元（1600亿英镑）——就委内瑞拉、保加利亚、墨西哥和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而言，占去了全年国民收入10%～20%的数额。银行系统的危机给危机所在的经济体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新兴市场的银行信贷，相对于它们经济体系的规模来说，增长快速。通常这些银行持有相当多的国内金融资产股份，控制着支付体系，并为证券市场提供流动资金。所以，当危机袭来，它们会使经济活动陷于瘫痪，贷款停滞，并给利率和预算政策造成严重的压力。

　　伴随着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贝克计划也从拉丁美洲转移到了欧洲的东部，并造成了类似的后果。这个地区有一个国家无法应付贝克计划重建所需要的转变：南斯拉夫，因此它破裂了。另外有国家发展了强盗资本主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模式。很多国家受到了金融体系灾难性崩溃的打击一一当前有保加利亚，早先有立陶宛。

　　西方强国要求中、东欧要经历贝克计划中结构转变的这个炼狱式阶段，作为申请加入欧盟的前提。其中一些国家已经经历了这场阵痛，开始恢复了增长——特别是波兰和捷克，以及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匈牙利经历了90年代早期灾难性的经济衰退后，至今还没有出现实际的增长。）

　　但是这些最强大的幸存国家的这种增长是否能继续持续下去还不知道，目前最关键的障碍是持续而严重的贸易赤字。正如1996年底《金融时代》的报道所述：“中欧的外贸账上溅满了越来越多的红墨水”，“国际收支方面的困境也日益逼近”，而这“已经使重要的银行家和财政部长发出警告，1997年将需要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实行紧缩政策，以减少国内需求，放慢进口和出口游资的增长速度”。到1998年后期，贸易上的这种问题还没有得到缓和。这些支付问题并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由经济结构引起的。一方面，新的有产阶级需要的是进口的消费品，尤其是从德国进口的，根据德国中央银行的统计、德国现在向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超过了向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在90年代早期贝克计划造成的衰退期间，这个地区较为先进的工业部门遭到了破坏和严重削弱，现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的出口集中在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为西欧公司进行转包的低附加值部门：“许多西欧公司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线，以便利用就在它们东部边界另一侧的极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问题是，这随之产生的出门产品常常是那些由预先进口的布料或零件制成的成衣和工程分组合件。这意味着大部分出口依赖先前的进口，劳动力是惟一真正的净附加值。

　　欧盟在贸易领域的具体活动只是加剧了中、东欧国家的一种普遍下行调整的趋势，由于强烈的商业主义贸易政策，这些国家沦落为只从事低增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这些政策给中、东欧国家农业带来的后果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地区的工业结构也由于欧盟向西方公司出口提供国家出口信贷补助（有悖常情地被有关的国家列为是对进口国家的“援助”）而受到了削弱。欧盟对这个地区的国家惟一一项重要的援助计划——PHARE，似乎主要是为了帮助西方的经济操纵者获取中、东欧国家的资产和市场，它到“受援国”手中的基金不如到西方公司手中的基金多。

欧盟：从一条分割线到另一条分割线

　　在过去的七年中，欧盟的领导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中坚一直坚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进行的重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加入欧洲”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个地区的人民大都忍受了90年代的苦难，是因为他们相信，赤贫化、健康问题和基础结构的瘫痪这种种他们已经经历的苦难是进入欧盟的必要前提。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甚至是最富有的国家，与它们在80年代的状祝相比，现在更难以为欧盟接收。要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就需要考虑一下获得欧盟成员资格的主要障碍究竟是什么。

　　在欧盟过去的一些扩展中，关键的问题是关于新成员国是否乐意接受欧盟的环境政策：换句话说，申请者必须准备接受所有现行的政策和目前在成员国中有效的法规，他们不能设法通过谈判谋求改变现有的环境政策，他们必须适应它们，并且承担调整适应所需要付出的全部代价。但是就欧盟东扩来说，主要问题恰恰相反，即欧盟自身准备把所有的环境政策都推行到东部的申请国吗？

　　坦率的回答是：“不！”欧盟把目前的环境政策全部推行到波兰或匈牙利或捷克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其他更东面和更南面的国家了。相反，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一些Visegrad国家融入前先改变环境政策，要么Visegrad国家将作为二类外围国家进入欧盟。而只有这两种选择的主要原因显然在于这些国家人民的相对贫困，而这种贫困由于他们90年代经历的贝克计划“经济改革’而急剧恶化了。表12.1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明了转变时期的损失。

**表12.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　单位：美元**
	1989	1992
捷克斯洛伐克	9048	2460
匈牙利	7029	3000
波兰	5257	1960
奥地利	17528	23491
西班牙	12493	1470

　　资料来源：Daniel Gros和Andrej Gonciarz：《关于中、东欧贸易潜力的说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

　　中、东欧地区经济资产所遭到的空前破坏以及这些经济体系的下行调整，绝没有使这些国家难以符合欧盟环境政策的标准。比如说，它们非常乐意支持结构基金、共同农业政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政策，这些都会使它们得到莫大的利益。自从它们的出口产业插入跨国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而逐渐全球化以来，贸易的保护体制大都已经解体了，这时它们发现改变法规和经济机构来满足单一市场的一般性要求相当容易。

　　但是，从加入欧盟的容易性程度方面来看，中、东欧国家所有这些有利因素也正是欧盟成员国强烈反对把环境政策推行到中、东欧国家的原因。这样做，就需要欧盟转移大量的资金。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同样会使大批为贫穷所困的工人从波兰的萧条地区来到德国寻找工作，这个问题还会因为欧盟鼓励波兰政府在正式加入欧盟前要在波兰农业方面进行大的劳动力改组而更加恶化。

　　当然，要改组欧盟的决策机构，使之成为，比方说，20个成员国的欧盟，也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不管要不要扩张，有些问题已经很尖锐了：不管是否同意中、东欧国家加入，现在的欧盟几乎无法声称具有一个团结、民主的决策机构。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政治中坚力量极为关心欧盟成员国在东扩问题上的真正倾向。迄今为止的报告远非鼓舞人心。

迄今为止欧盟的承诺和策略

　　只有在1993年夏，欧盟才在哥本哈根理事会上对中、东欧国家最后融入欧盟作出了其实是相当保留的承诺。1994年11月的埃森理事会没有作出更为明确的承诺，但是的确开始了欧盟和与欧盟有着欧洲协议的中、东欧因家之问的结构对话。同时它还要求委员会制定白皮书，明确中、东欧国家为了使它们的法规和机构符合欧盟单一市场所必须完成的任务。PHARE援助计划也转向帮助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作准备。接着，在1995年都柏林理事会上，欧盟决定要求委员会准备有关东扩决定议题的文件，文件于1997年问世。这些发展事态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稳定公约，它是由法国的巴拉杜尔政府发起的，目的是确保中、东欧国家通过有法律约束的条约解决好所有的种族问题和国家之间的问题，以保证这样的问题不会成为欧洲稳定和欧盟东扩的障碍。

　　这一系列事件的每一个方面都始终充斥着摇摆和逃避，而最能体现出这种逃避特点的事实是，它们至今所采取的所有步骤中没有一步是处理为东扩作真正准备的重要问题，即改变当前的环境政策——换句话说，重组欧盟，使之能够吸收中、东欧国家。所有这些事情已经被推迟到1999年，但是给人的普遍印象却是，东扩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中、东欧国家内部，尤其存在于它们的制度体系和程序方面。

　　这表明了欧盟一方的一种明显的策略选择：拖延和分隔。这种选择包括宣称中、东欧国家或至少是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令人遗憾地还没有完全作好加入欧盟的准备。这种策略的起因是，欧盟拒绝对吸收中、东欧国家，或者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国家作出必要的承诺。但是它们声称许多中、东欧国家未能达到西欧民主和市场的标准，以此来掩盖这个真实原因。欧盟实际的根据也许是哥本哈根理事会的决议条款：“在继续保持欧洲融合的势头的同时，欧盟吸收新成员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官方的根据也许是：许多中、东欧国家还没有实现充分的民主或者自由市场。如果确实如此，欧盟就是参与了一种令人灰心气馁的、虚伪的活动，具有着破坏稳定的潜在影响。

　　令人灰心，因为它会使我们对这个大陆的两半作一个比较，这样一个比较却是令人反感而不愉快的：罗马尼亚的极右派比奥地利或法国的极右派更为强硬吗？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比在德国更为安全吗？斯洛伐克人有一套比英国人的未成文宪法更可靠的宪法安全保护条款吗？对涉及到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新教徒的紧张和冲突的处理，比处理英国有关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争端更为尊重欧洲的人权公约还是不如后者尊重？这个地区的国家在公众道德或腐败方面比意大利表现得要好还是要糟糕？

　　同样这在双重意义上都是虚伪的：首先，因为这种标准几乎和实际的标准——关于加入欧盟的欧盟政府决议毫无关系；其次，是因为中、东欧国家民主稳定和经济独立发展的程度，实际上依赖的不仅是这些国家国内作用者的所作所为，同样依赖欧盟的所作所为。

　　选择哪些国家能进入获得成员资格的“快车”道的实际标准既不是民主稳定性，也不是经济实力，而是西方地理政治利益的标准，首先是需要巩固对构成德国和奥地利东翼的那些国家的联合。

欧洲的双重分歧

　　伴随着北约扩张所出现的分歧，以及由于欧盟对于申请国的区别对待而产生的分歧相互强化，并进一步深化，这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存在着危险性。

　　北约扩展出现在欧盟扩张之先。其实，与波兰或匈牙利政治家的观点相反，这些国家进入北约不会使它们更快地加人欧盟，相反，实际上更有可能使欧盟国家拖延这一进程。与此同时，那些被挡在北约门外的国家中，可能会出现不安全和对抗性增强的趋势，不仅在前苏联，而且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都会出现这种趋势，这样一来，预算资金就有向军事开支转移的危险，从而给这些国家处在危机中的经济体系施加进一步压力。同时欧盟暗示，一些副会员国根本不用谈在近几年加入欧盟一事，这一点会使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紧张状况加剧，使它们在投资方面的风险性更大，从而增加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款的代价。

　　那些最后会得到欧盟成员资格的国家可能至少还要再等七年。即使是这些国家，它们获得当前全部环境政策的可能性也可以完全排除。惟一的问题是，转账体系是否会依据新、旧成员国之间的某种公平原则进行改革，或者对于新的东欧成员的安排是否会明显地把它们置于次等的成员国地位，就像最近的一份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暗示的那样。

结论：满要休克疗法

　　要想法彻底改变欧洲向一个分裂和争端的新时代发展这种趋势，理性的办法就在于让西方国家自己负责目前的问题。欧洲目前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都有一个共同点：认为所有的问题、威胁、不稳定因素和政策上的失败都存在于东方。等到我们承认主要问题的主要根源事实上在于西方之后，才能开始解决问题。主要问题中有两个是根本性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是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无法维持下去；第二是国际政治管理模式行不通，或至少会影响稳定。

　　目前流行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是“全球化”加上“股东价值”的模式，换句话说，攫取海外市场份额，并把食利者的利息首先投入证券市场。这是无法维特下去的，因为规模巨大,从经济上来说缺乏效率，它也是孕育系统性危机的一贯原因，它同样最终会威胁到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它目前也为西方和东方的极小部分社会团体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一事实，只会使它变得更加危险，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更难以改变。

　　中、东欧国家的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从属于金融投机活动，已经对巨额的生产性资产造成了破坏，并且破坏还在延续。1996年，保加利亚由于国际金融投机优先而牺牲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这种种衰竭现象在全球化模式中是属于正常的系统性衰竭：用巴尔干半岛某个国家的某位财政部长的活动来解释，这些问题是颠倒了事实。

　　目前这个体系动荡不安，各地问题层出不穷，七国集团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疯狂而无休止的国家于预，以避免整个体系的崩溃。这种混乱的金融环境和西方工业结构停滞的深刻原因是分不开的。生产性投资缺乏有利可图的市场，助长了这种全球性投机泡沫。它同时预示着，由于各个国家的半垄断企业都试图从它们的对手那里攫取市场份额，一些重要的西方国家之间会爆发激烈的工业战。为了避免这些争端，西方国家设法通过全球化，为它们在东方国家和南方不发达国家的重要公司夺得额外的市场份额。它们同时设法在它们自己的经济体系内开辟一些资金增长的新区域，比如通过私有化，以及努力把福利体系转变成私有金融市场资金增长的领域。

　　贯穿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主题是，世界人口中有更大范围的人群陷入贫穷，最弱小的地区则首当其冲。这些以西方为中心的进程正是中、东欧国家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强盗资本家集团、官僚腐败、社会和种族间的紧张态势、绝大部分地方的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率的攀升等。

　　这种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呈负增长的模式，与在根本上存在机能障碍的西方国际管理体系发生着相互影响。把这种模式放在西方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能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冷战末期，美国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主要的西欧国家可能会为了它们自己的国际资金积累战略，对欧亚大陆西部的政治经济进行重组。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通过建立一个全欧的集体安全秩序体系，或者通过在西欧的西欧联盟（WEU）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部集团安全体系之间的合作性安排，或者通过这两者的某种结合。这样，北约就会衰弱而一撅不振。对于美国，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丧失，具有着危险性。

　　因此克林顿政府开始了一场运动，以确保美国在西欧与欧亚大陆西部其余国家的关系中继续拥有“领导权”，这首先是通过波斯尼亚战争，接着是通过北约向Visegrad国家的扩张。美国对持续控制其西欧“盟友”的担心是北约扩张的根本原因。而这次扩张对于受排斥地区的影响，以及北约在东方所可能起的作用，在这整个进程中都属于次要的枝节问题。

　　西欧国家乐意接受美国的这场运动，因为它们自身国家间的系统已经处于僵持状态：只有德国能够领头，但是欧盟其他主要国家的精力全都用来阻止德国获得领导地位。结果西欧国家能够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的只是在那些它们有着共同利益的方面——在出口国外问题上，它们对于那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更弱小的参与者实行集体商业主义。

　　欧盟内部国际政治战略的僵持状况为美国恢复它在西欧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后者据认为是作为一种中立性权力，超乎于欧盟和西欧联盟所谓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内部关于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所发生的琐碎和褊狭的争吵之上。美国关于北约东扩的想法满足了德国急于获得波兰作为它东翼缓冲地带的需要，而法国和英国并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可替代方案。

　　西方国家之间如此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对待受排斥的欧洲地区的政策，它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之为一种肆无忌惮的特别政策，和一种真正基于准则的、有原则的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形成了对照。比如，西方列强在努力重组前南斯拉夫时支持什么样的原则完全是含糊不清的，它们显然不赞成这个地区的小型民族实现种族自决。另一方面，它们似乎也不赞成尊重南斯拉夫瓦解后所产生的现存国家的领土完整。北约声称具有向一个主权国家——新南斯拉夫国家——发动侵略的权利，因为这个国家反对科索沃政府对内实行的强制性政策。但是同时它却又拒绝接受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自决，因为那会破坏应用于代顿的波斯尼亚，以及应用于马其顿王国的那些“原则”。与此同时，北约的美国领导阶层决心要保证它有权利不受联合国原则和决议的约束，能随心所欲，做他高兴做的事。北约一方面努力用人权（而不是国家权利）使自己的强权行为合法化，另一方面它却使用导弹攻击和轰炸袭击这种手段，据认为是为了推行“人权”，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段差距。

　　在这个双重扩张的进程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支配一切的战略观念，这个战略就是使处于北约安全界限以内的欧洲社会结构美国化，而界限以外的外围地区中美洲化。首先，中、东欧国家已经成为，而且将继续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在它那里任意攫取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的中产阶级市场，西方跨国公司通过欧洲协议中具体的单一市场规定使它们对市场的支配合法化。第二，中、东欧国家将为西方的跨国公司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用于它们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第三，西欧的大资本家会利用这些诱人之处作为向东撤退的威胁，除非西欧使劳动力市场美国化，由福利国家转向最低限度的安全网络，允许英国式或美国式的社会不平等、贫穷、城市腐化和监狱囚犯。西欧和美国的惟一区别之处是西欧内部致命的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排外主义运动。

　　逐渐地，因为对于从加里宁格勒三角地带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山区这个由贫穷和政治骚乱组成的、麻烦丛生的弧形地区的忧虑，在安全界限之内的欧洲就会统一起来。这将是目前关于东南欧和东欧受排斥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目前北约强权计划反复无常的强制手段自然发展的结果。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和东南欧目前的趋势会继续延续下去而不会带来严重、悲剧性的后果，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种自然发展的趋势是不容易改变的：在欧洲，全球化加上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仍呈兴盛之势，从西方福利国家，中、东欧国家的债务，中、东欧国家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尤其是公共设施的私有化中，还可以挖掘出一条资本增长的丰富的财富矿脉。由于欧盟内部联邦民主的缺乏、欧洲左派的混乱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大国利益，通向可选方案的政治道路也被堵得严严实实。

　　因此要改变欧洲的进程需要的不仅仅是说服力，只有当外来的休克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把资本积累的机构和管理方式联结在一起是不可接受的，这时才能进行治疗。像这样要由休克通向治疗的最佳方式是欧洲各民族展开一场社会运动，要求实行新政。而最糟糕的方式是全球金融体系瓦解，或者是前苏联一些大的共和国秩序全面崩溃。

　　但是，有一种完全可行的可选政策策略可以使欧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重新融合，但是它要求在经济学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方式决裂，并与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强权政治策略决裂。这就是说，寻找一种可选方案的障碍并非来自政策见解，而是来自政治倾向。

　　可选策略是以东部地区的市场发展为中心，一种实现东部迅速再工业化的策略，要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以及通过发动一场重要的全欧运动，争取实现独联体（尤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所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的复苏。东部这种市场发展的主要经济障碍在于这个地区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支付紧张：沉重的债务和目前账目上的赤字。随着欧元的出现，再通过一项涉及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经济政府”的大胆而协调一致的策略，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东部的货币就能获得保障，通过在欧盟发行大量公共债券能够筹得大笔资金转移到东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东部地区的政府就能受到鼓舞重新实行对资金账户的控制，在贸易体制和工业政策方面就能够得到新的机动性，并能得到更为慷慨的机会，进入欧盟市场。在这样一个新的战略体系中，西欧经济就能得到复苏，东部的收入就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随着东部收入的提高，沿北约和欧盟界线正在设立的一些新的安全屏障就能消除，欧洲社会模式就能保留下来。这样一种致力于真正的重建和发展的努力，可以和整个大陆正在确立的一种新的、更为名副其实的集体安全体制相结合，后者通过赢得争端双方的信任会具有更宽泛的权力进行调停，帮助维持和平。而且任何这样一种新的策略都必须结束试图把俄罗斯和乌克兰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的那种危险倾向。

　　欧洲的东部地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在金融、货币和贸易关系方面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成效的体系，那么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达到10%的年增长率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策略可能会推迟欧盟的东扩进程，但是它会达到中、东欧国家人民寻求加入欧盟的真正目标：一项能使东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策略；西欧方面使这个地区的社会与西欧实现真正平等的一种真正保证。

　　但是这样一种新的策略要求有三个前提条件，却是目前缺乏的：首先，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决裂。拉封丹的命运表明了我们距离这一步还有多远。其次，它需要在欧盟这个层次上或至少在欧洲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严肃的国际政治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只能来自德国和法国，它们能共同努力，把欧盟转变成能够在全欧政治经济中采取战略行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者。它需要在欧洲内部发展真正的联邦机构，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实体，没有这些，欧盟的重要成员会认为此项策略过于以德国为中心，而表示反对。

　　但是我们所提出的战略的重新定位还有第三个大问题：对于英美国家和华盛顿的商业中间力量的反对，以及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劳工及其商业盟友的反对，该如何处置呢？这未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西欧的社会民主派不可能有能力解决的，这从它们过去的做法可以了解这一点。采取最低限度的抵制这样的方针要轻松得多。

　　这样，最有可能的策略变体可能是未来的回归：回归到20世纪20年代的方式，西欧国家极端不平等，社会基础狭隘，同时东方政体崩溃；西方排外情绪和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增强，经济停滞继续延续，社会衰退加剧。只有民主不健全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过去认为两次战争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后的社会进步已经克服了这种背离。但是结果却表明，战后社会的收益是一种背离，而两次战争之间的同家和社会又再次成为标准。战后的社会进步似乎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出于战略需要的、偏离正轨的欧洲资本主义形式。有一句话，它那为1989年的人们所深信不疑的前半句是这样说的：“西方式的福利资本主义优越于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理解了它的下半句话。这后面的半句话十年前却不为人们所注意，它是这样说的：“……但是西方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只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存在才存在着。”欧洲似乎正在走向一个四分五裂、动荡不安、险恶丛生的未来。

^[1]1996年12月北约部长级会议通知俄罗斯政府，北约计划不在波兰境内放置核武器。

^[2] 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罗迪奥诺夫警告说，北约的东扩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把核导弹瞄准加入大西洋联盟的国家（见《独立》1996年11月3日）。白俄罗斯总统警告说，如果波兰加入北约，它仍然要在自己的领土上保留核武器（见《独立》1996年11月4日）。

^[3] 莱贝德还在担任叶利钦的安全首脑时，在10月布鲁塞尔与北约首脑的会面时就警告，俄罗斯对武器控制协议的态度会发生变化（见《独立》1996年11月14日）。

^[4] 克林顿在底特律的演讲标志着美国明确承诺北约迅速东扩。

^[5] 就在他预定要在纽约把他的计划公诸于众之前，遭到了暗杀。这一事件的责任被推到了红军议会党团身上，但是这次谋杀是一次极端老练的高科技爆炸，只能是行家（职业杀手）所为。与此同时，德国外事处的一位高级官员也遭到了谋杀。

^[6] 1985年，贝克已经是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就是在那一年汉城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贝克宣布了贝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