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6、资本主义之后的媒体
预测和详述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将会如何组织或者将采取什么形式的具体细节是不可能的。这将取决于这样的社会变为现实时所处的环境与享有的技术，还取决于未来的人们的意愿与选择。这两者目前都不可知晓，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写它呢？
首先，因为尖锐地批评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媒体，又因为驳回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质性变革或改革媒体的可能性，似乎我应义不容辞地至少提供一个我乐于视为可选方案并倡议为之努力的宏观脉络。其次，我对一种明显而又标准的右翼反诘形式心知肚明，针对这个论点表示反对的意见是：换句话说，不管莫利纽克斯或者任何其他激进的媒体评论家怎么说，唯一能真正替代由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竞争所支配的媒体的，只会是一种由国家主宰的媒体，这结果会像共产主义俄国一样，是整齐划一的政党或政府宣传。
这一反驳源自于为资本主义辩护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核心论点之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彻底互助共存的，而唯一可能代替“自由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是与官僚压迫和专政联手的国有企业。这反过来时而公开时而隐晦地落脚于一种假设，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地实现民主社会，似乎都是毫无可能的，除了在最有限的意义上每隔四年或五年选举一个议会政府；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民主地控制工业或学校或医院、民主地建立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能力欠缺（这一点现在鲜有公开谈论），而是因为人性被预设为贪婪的和分等级贵贱的（这一点备受议论）。
现在很明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们不信这套说辞。与之辩论是一项基础的工作，我虽不能在此一一赘述（我对此已经在别处发表过观点——约翰·莫利纽克斯，《人性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吗？》，伦敦，1993），但基本的观点简单明了。第一，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在超过95%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作为釆集狩猎者生活在没有利益驱动、没有市场、没有等级的平等社会中，依靠分享收集和狩猎的食物为生。因此认为人类注定或者与生俱来是贪婪、不平等、缺乏民主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验表明，普通人既可以贪得无厌又可以无私奉献，既可以自私自利又可以慷慨团结，既可以奴颜婢膝又可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他们的民主权力。两种行为模式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哪一种占上风更多地取决于环境和社会条件。釆集狩猎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分享和平等；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则有利于贪婪和（巨大的）不公——对于执政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确使其成为必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将积极鼓励集体、民主、自觉抵制特权和不民主的等级制度。
因此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媒体是怎样的？我的意思是指在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下。让我们暂且同意（我稍后将证明这一点）今天的主要媒体集团——默多克帝国、罗瑟米尔报团、天空广播公司、独立电视台等——将采用诸如国有制的公有形式。这将会产生一个公开、民主的媒体吗？这都取决于占有和控制它的国家的性质。
依据巴黎劳动人民接管城市政权长达天的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写于1871年的文章构想了一些民主工人国家的基本原则。首先，他注意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宁可解散旧国家机器代之以自己的。“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2]
公社由城镇各个选区普选产生的市议员组成，实行短期任免制。它的成员中的大多数人自然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融行政和立法于一身的议行合一的工作机关。
代替继续担任中央政府的机构，警察部队立刻被剥夺了其政治属性，变成随时可以任免的公社机构。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也是如此。从公社成员往下，公共服务必须按工人的工资水准发放。国家高级政要们的既得利益和代表津贴也随之消失。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有官员和代表的撤换制，还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参照工人工资发放。这些是为防止追求名利和任何新精英岀现而特意设计的措施。我认为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有效，可以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和平等的后资本主义行政管理的基础。另一个因素来自俄国革命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成员选举主要不是来自于地理划分的选区，而是工人厂区和士兵营区，也就是来自集体组织，这些可以进行辩论的地方和比在议会选区更容易召集选举集会的地方。这些创新大大加强了罢免原则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出BBC不是中立国家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因此是坚定地支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但是与私营媒体如福克斯新闻、默多克新闻或《每日快报》相比，当然毫不逊色，而且它的言行不容置疑地更为民主和多元-因此没理由说在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媒体不应办得比这更好。
当然必须会有一些限制。目前在英国公开煽动的种族仇恨是不被媒体和社会容纳的（这不意味着没有大量策划的或者秘密的煽动）举例来说，我不相信种族主义会被新社会的媒体所容纳。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些限制会比现在更严格，因为新社会非常需要团结，不能容忍种族或民族或宗教阵线派别的分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辩论不会发生。在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中，可能有必要禁止。煽动反革命，尤其是如果新社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干涉或者企图暴力复辟的威胁时。但我认为长此以往就没有必要如此了，因为一旦新社会牢固建立起来，尤其是当它变成全球性的事情时，人们提倡回到过去的做法会徒劳无益也无关痛痒，就像现在的人们不想恢复封建社会和中世纪的浪漫一样。即使是这些受限制的媒体，事实上也会比完全被亿万富翁控制的媒体更自由。
同样，尽管中央媒体渠道会被公开占有，它们也将会被无数独立的小型合资企业伴随和包围着，这些企业由社区团体、工会、学生联盟、老弱协会、政党、集体、各种各样的个人组织起来，是获得援助或者是自筹经费的。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大多数拥有技术优良（因为有更雄厚的资金投入）、广告优厚等优越条件的媒体来说，这些媒体已经存在，只是“独立性“处于劣势。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将会制造更高水准的竞技场°而且，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传播技术，比20世纪占优势的技术（出版、电影、电台和电视）更具交互性，这样无形中是有利于民主的。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社会，需要积极地鼓励政治参与，而积极参与决策制定将会在社交媒体中找到有用的工具。
目前，大多数劳动人民极不喜欢“政治”，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话语和想法总是被忽略——这些不能改变什么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异化使许多人看待媒体，比起把它当作为了信息、新闻或论辩的手段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娱乐。如果普通人积极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制定——我们是否应聚焦于盖学校和医院而不是宾馆？目前托儿所或中小学教育是否应优先？我们需要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或新地铁线等吗？——这将改变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从而改变他们对媒体的态度。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建立将会使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克服某种异化，这种异化滋生了当下媒体的一些丑陋特征。我认为这意味着，《太阳报》《星报》低俗肮脏的哗众取宠、OK！Hello！的名人崇拜、《老大哥》的窥探欲望、《英国偶像》的白日梦，这些特征都会逐渐改变直至消失殆尽。
正如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媒体的斗争不能与更广泛的变革社会斗争隔离一样，创建新的媒体将会是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这项事业的成功，我们不能高质量地创造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没有理由的，这种媒体将会与我们目前看到的媒体泾渭分明、迥然不同。
[1] 资料来源：Karl 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London, 1974), p.206。
[2] 资料来源：Karl 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London, 1974), 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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