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六章 市场和生产组织



  即使资本主义商业本身也不得不寻求保护,免受市场机制毫无节制运作的伤害。这应会消除「人」和「大自然」这两个术语有时激发老于世故的人的怀疑,因为他们往往指责有关保护劳工和土地的言论是陈腔滥调,即使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掩饰之词。

  实际上,就生产企业而言,这种危险是一如人和大自然的情况一样真实和客观。需要保护,是因为货币供应是由市场体制组织。现代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没有保护,市场会摧毁亲儿: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然而,最终正是由于这种保护形式最直接导致国际体制的崩溃。

  虽然市场大动乱威胁着土地和劳工的危险是相当明显,货币制度对商业的各种威胁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为「有危险」。如利润是视乎价格,那么价格依赖的货币安排必然对受利润驱动的任何体制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从长远看,销售价格变动并不影响利润,因为成本会相应上落;但从短期看,销售价格的变动影响利润,因为改动合约的固定价格必然有时间滞后,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和许多由合约订立的其它价格。因此,如价格水平由于货币原因在相当长时间下降,企业可能陷入破产清盘以及随后生产组织分解和资本极大破坏的危机。麻烦的根源不在于低价格,而是价格下降。David Hume始创货币数量理论[1],发现如货币总量减半,企业仍然不受影响,因为价格也会减半。他忘记了企业可能在这过程已解体。

  这就容易理解诸如市场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时形成的商品货币与工业生产不匹配的原因。商品货币[2]只是商品,凑巧起了货币的作用,因此原则上除了减少不发挥货币作用的商品总量外,商品货币的总量不可能增加。实际上,商品货币通常是黄金或白银,其总量短期内可能增加,但不会太多。生产和贸易扩大,但货币数量没有增加,必然导致价格水平下降;这正是本书提到的破坏性通货紧缩。十七世纪的商人经常郑重埋怨货币短缺。早期已发展出符号货币[3],保护贸易免受强迫性通货紧缩的影响;当贸易量增加,使用铸币就有通货紧缩。没有这种人造货币,不可能有市场经济。

  大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因为要稳定外汇交易和随后引入金本位制,真正的困难出现。稳定外汇交易是英格兰经济的基础;伦敦成为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只有商品货币能够满足这目的,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符号货币(不管是银行货币还是法定货币)不能在国外流通。因此,金本位制[4]走上历史舞台;这是大家公认的国际商品货币体制的名字。

  就我们所知,如不算及国内使用,铸币是有缺陷的货币,因为铸币是商品,总量不能随意增加。黄金总量每年可能会增加几个百分点,但随着交易突然增加,黄金总量不可能在几星期内增加十多个百分点。缺少符号货币,商业不得不缩减或以非常低价格成交,从而导致不景气和失业。

  用最简单形式表达问题:商品货币对国外贸易至关重要;符号货币对国内贸易至关重要。两者之间有多大配合?

  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外贸和金本位制比国内贸易需求是无可争议更为重要。金本位制的运作要求当兑换率受到贬值威胁时要降低国内价格。因为信贷收紧导致通货紧缩,这即是商品货币的运作干预信贷体制的运作。这对商业而言是持续的危险。但完全丢弃符号货币,把货币限制为商品货币根本上是不可能,因为这疗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

  中央银行大大纾缓信贷货币的缺陷。通过集中国家的贷款供给,可以避免与通货紧缩相关商业和就业的全面混乱,可以有效控制通货紧缩从而吸收冲击以及在全国范围分散负担。正常运作的〔中央〕银行纾缓提取黄金对钞票流通以及钞票减少流通对商业的实时影响。

  银行可能采取不同方法。短期贷款可以弥补黄金短期损失的缺口,避免全面限制贷款。但即使限制贷款是不可避免(情况往往是这样),银行的行动起了缓冲作用:提高银行利率和开放市场运作把限制的影响分散到整个社会,把限制的负担转移到最强壮的肩膀。

  设想一个重要案例:单方面从一国转账到另一国,情况可能是食品需求从国内品种改变为国外品种。原来可用于国内支付的黄金现在要运往国外支付进口食品,因此黄金缺货一定导致国内销售下降,随之而来是价格下降。本书称之为「交易型[5]」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是追随着偶发的生意交易在企业之间扩散,最终影响出口企业,因而实现代表「真正」转账的外贸顺差。但这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将会远远大于实现这样外贸顺差的必要,因为总是有企业没有出口生意,要有稍微减少成本的些许诱导使这些企业「小休后重投战场」;最经济的减少方法是把通货紧缩薄薄分散到整个商业社会。

  这正正是中央银行的功能之一。央行的贴现和开放市场政策的广泛压力迫使国内价格或多或少均匀下降,让「可以出口」的企业恢复或增加出口,只有最没有效率的企业不得不破产。因此,「真正」转账的代价是较少混乱;如通过狭窄的「交易型通货紧缩」传播随意又往往具灾难性的冲击以达致同样的外贸顺差,代价大得多。

  虽然有这些减少通货紧缩影响的方法,但结果仍然是企业一次又一次全面混乱,随后是大量失业;这是对金本位制最有力的指控。

  货币的例子与劳动和土地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一项成为虚拟商品后,实际上是有效纳入了市场体制,也同时成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生产企业受到货币的威胁,因为使用商品货币引致价格水平的任何下降危及企业的生存,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结果是市场的自我指导机制停摆。

  中央银行把金本位制的自动作用贬低为虚伪借口,这意味着由中央管理货币;操纵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即使这手段不总是故意和有意识。越来越多人理解到如国际金本位制能够自发调节,各国先要放弃中央银行。Mises是纯金本位制的一贯支持者,实际上鼓吹这孤注一掷的措施;如他的建议落实,国家经济会变成废墟。

  货币理论的大多数混淆观点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分开,这是市场社会的显著特点。百多年来,货币被认为纯粹是经济范畴,是用于间接交易的商品。如人们偏爱以黄金为商品,就有了金本位制。(把金本位制与「国际」属性联系起来是毫无意义,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并不存在;交易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个体之间进行,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一如他们的发色一样不关宏旨。)Ricardo向十九世纪英格兰灌输这样的信念:「货币」这术语的意思是交易媒介,钞票只是为了方便,其效用在于比黄金更方便使用,其价值来自确信拥有钞票即是任何时候可以拥有商品本身(黄金)。因此货币的国家特点是不重要,因为各国货币只是代表着同一商品的不同符号。如政府想拥有黄金的想法是不明智(因为一如其他商品,这商品在世界市场会自发调节其分布),以为不同国家的符号货币与有关国家的福祉和繁荣有任何关连是更不明智。

  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制度性分离从来没有彻底完成,在有关货币方面这正正必然是不彻底的;国家铸币厂似乎只是证明铸币的重量,但国家实际上是符号货币价值的保证人,也接受符号货币支付税款和其它。这种货币不是交易媒介,而是支付媒介;它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它本身没有效用,而是包含可购买物品的赔偿支付的量化计算单位。显而易见,分配取决于拥有这种购买力符号的社会,其结构是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

  当然,本文不是研究实例,而是以概念模式来解释。市场经济不可能与政治领域分离;然而Ricardo以来的经典经济学正是以这结构为基础,而且概念和假设都是难以理解。按照这「设计」,社会是由以物易物的个人组成,各自拥有商品的装备(货品、土地、劳动力以及各种组合)。货币只是以物易物较常用到的一种商品,因此是为了交易目的才取得。这样的「社会」可能是不真实的;然而这包含了古典经济学家启始结构的基本架构。

  购买力经济体系提出更不完整的实况[6],但有一些特点比市场经济范式更贴近我们的实际社会。想象「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具体数量的购买力,可以购买贴有价格卷标的货物,在这经济体系中,货币不是商品,本身没有任何用途,唯一用途是购买贴有价格卷标的货物;这非常类似我们现在的商店货物。

  商品货币定律要比十九世纪的敌对理论优胜,其制度符合市场模式的许多基本要素;二十世纪初以来,购买力概念逐渐得势。随着金本位制解体,商品货币基本消失,货币的购买力概念很自然取而代之。

  从机制和概念发展为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认识到统治阶级本身是支持通过中央银行管理货币。当然,这样的管理没有被认为是干预金本位制度;相反,这是金本位制应发挥作用的部份游戏规则。因为维系金本位制是不言自明,绝不容许中央银行运作令国家脱离黄金;相反的是央行最高指示是在任何情况下保留金本位制,这似乎没有涉及任何原则,但只适用于以下情况:价格水平波动最多只是黄金输送点[7]上下的琐细2-3%。保持汇率稳定要看国内价格水平,如国内价格水平波幅非常大,例如急升至10%或30%,形势完全不同。价格水平以这幅度下调会散播苦难和破坏。货币管理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措施是政策问题,政治体系要作出决定。中央银行的制度性重要意义见诸货币政策被扯入政治领域,后果非常深远。

  后果有两方面。在国内范畴,货币政策只是干预主义的另一形式,而各经济阶级的冲突往往聚焦于这与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下文会提到1930年代的国内冲突往往集中在这问题,影响日益增长的反民主运动。

  在国外方面,国家货币有重要作用,虽然当时知之不详。十九世纪的统治哲学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上」,所有受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者,而在一些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义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确是如此。这观点的源头当然是经济方面;以物易物和贸易领域萌生了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人的自私欲望验证慷慨的冲动,这是最大的悖论。但自1870年代以来已留意到情感有变化,但主导思想没有相对的中断。世界依然相信国际主义和相互依赖,但行事却是凭着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冲动。自由民族主义正发展为国家自由主义[8],对国外倾向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倾向垄断式保护主义。在货币范畴内矛盾最为尖锐而且也是最少为人知。人们依然无限忠诚武断地相信国际金本位制,而与此同时以各中央银行制度的主权为基础建立了各种符号货币。在国际原则的庇护下,新国家主义以中央发钞银行的形式无意中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说实在的,新国家主义是新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国际金本位制本来是服务各国,所以不能由各国承担,除非各国得到保证,确保不会因为遵守国际金本位制而受到威胁的危险。完全货币化的社会不能承受因为要稳定汇率导致价格水平突然改变的破坏性效应,除非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可以舒缓这些冲击。国家符号货币是这相对安全措施的可靠保护,因为这容许中央银行在内部和外部经济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如国际收支平衡[9]受到流动性不足[10]的威胁,储备和外国贷款可暂时克服困难;如需建立与国内价格水平下降有关的全新经济平衡,信贷限制可以利用最合理方式分散负担:清除无效率企业,由有效率企业承担。没有这样的机制,任何发达国家如保留金本位制都不能避免对国家福祉(无论是生产、收入或就业)的破坏性影响。

  如商贸阶级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银行家就是这阶级的天生领导者。就业和利润取决于企业的赢利性,但这又取决于稳定汇率和健全的信贷环境,两者都由银行家主事,银行家的信念是二者不可分离。健全的预算和稳定的国内信贷环境是稳定汇率的先决条件;国内信贷安全,国家财政平衡,汇率才会稳定。简而言之,银行家的双生信托任务是内部有健全金融,外部有稳定货币。所以如两者失效,银行家阶级往往是后知后觉。1920年代国际银行家有主导影响力,30年代影响力消减,这都不应是出人意表。在1920年代,金本位制仍然被认为是回到稳定和繁荣的先决条件,因此只要专业监护人(银行家)承诺确保汇率稳定,他提出的要求都不会被认为麻烦;1929年之后,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当时急切要求国内货币稳定,而银行家是最没有资格满足这要求。

  市场经济崩溃,货币崩溃最为突然。农业税干扰了国外农产品进口,破坏了自由贸易;劳动力市场萎缩和受管制,谈判被限制在法律容许各方自决的范围。但劳动力或土地的市场机制没有货币领域那样全面和突然转变。其它市场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甚至也比不上1933年6月美国随后的同样行动。美国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当时已冲走了大部份世界贸易,但这没有影响方法,也没有影响主导思想。但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就是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起始于百年前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受到保护主义的抵制,后者正攻打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一套新的管治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魅力领导和主张独裁的孤立主义各种势力出乎意料突然出现,把社会铸成新的形式,令大多数当代人感到吃惊。




[1]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2] commodity money。商品货币是法定货币(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以外的另一种货币类型,在政府的保证之外货币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基本价值,例如家畜、珍珠等。

[3] token money。符号货币的自身价值与其代表的价值差距甚大,自身价值甚至是为零,例如世界各国各地区发行没有黄金保证的货币都是符号货币。

[4] gold standard

[5] transactional

[6] 原注1:F. Schafer, Wellington, New Zealand有论述基本理论。

[7] 黄金输送点(gold point)是指汇价波动而引起黄金从一国输出或输入的界限。汇率波动的最高界限是铸币平价(含金量)加运金费用,即黄金输出点(gold export point);最低界限是铸币平价减运金费用,即黄金输入点(gold import point)。

[8] 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 也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政治哲学家相信不排外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宽容,平等,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兼容。国家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是自由主义的流派,结合民族主义和一些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政教关系以及现代化,高效率,官僚化的管理。

[9] balance of payment,国家的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的差额。

[10] illiquidity,商品难以转为现金,或有关公司欠缺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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