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目录页|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四章 开创先例

毫无疑问,1923年4月16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斯大林实施了自己复杂的政治阴谋中的一个阴谋。他这一天提出了不准发表列宁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的任务。而且,总书记再一次运用了他已在1922年12月底验证过的手段。我们要提醒的是,当时斯大林利用福季耶娃切断了托洛茨基来自列宁秘书处的信息来源。现在他想使列宁的文章成为秘密,同时败坏托洛茨基的名声。事情的发展情况如下。

加米涅夫在与福季耶娃通过电话之后于17点35分(与1922年12月29日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同)又收到了她的如下报告:

副本

致加米涅夫同志,副本送托洛茨基同志

列夫·鲍里索维奇:

除我们的电话交谈外,我还要向身为政治局主席的您补充报告以下情况:

正如我已经向您报告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2年12月31日口授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这个问题令他非常不安,因此他准备在党代表大会上就此问题发表讲话。

他在自己最后一次发病前不久对我说,他要发表这篇文章,但要晚一些。在这之后他发病了,没有下达最后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篇文章是指导性文章,并且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文章内容向托洛茨基同志作了通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托洛茨基同志出席党代表大会时在这个问题上捍卫他的观点。

我所掌握的文章的唯一文本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保存在他的秘密档案库中。

上述情况在此向您报告。

早些时候未能这样做,因为病愈后我今天才上班。

列宁同志私人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3年4月16日[1]

收到报告之后,加米涅夫将文件送到了中央委员会。他在附函中写道,福季耶娃的报告对他个人“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该积极解决”关于发表列宁文章的问题。

加米涅夫在给福季耶娃的信中提到,托洛茨基曾把列宁的文章拿给他看。托洛茨基还援引福季耶娃的话,让他注意“文章的绝密性”,同时还要注意,文章“不仅不得通过报刊公布,而且甚至不得通过口头转达的方式公布”。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的这次谈话是在1923年3月10日以后,那时列宁已经无法下达别的指示了。因此,加米涅夫理由充足地函告福季耶娃,她向托洛茨基通报的内容与现在写给他的内容“不一致”。

归根到底,加米涅夫表现得很高明。在强调了自己的客观性之后(因为他主张发表文章),加米涅夫帮助福季耶娃(实际是站在她背后的斯大林)摆脱了她们所处的奇怪境地。奇怪的是,列宁的秘书在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同时肯定地说:1、列宁想发表文章,但是没有下达最后的指示,2、“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列宁把文章转交给了托洛茨基。这后一点显然令加米涅夫不满意,因此他在发给福季耶娃的便函中要求说:“如果您确信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件事上的心愿到底是什么,那么您应该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2]

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加米涅夫帮助福季耶娃找到了关于列宁的“心愿”的“具体”建议。与此同时,加米涅夫显然不愿再扮演斯大林分配给他的角色。在1922年12月29日福季耶娃来找他时,游戏规则表面上得到了遵守,因为福季耶娃是“根据级别”来找他这位在人民委员会代理列宁职务的人。现在他理由充足地写信给福季耶娃:“因为政治局内没有‘主席’这个职位(每次开会临时推选主席),所以我感到惊讶的是,不知为什么您来找我,而不是按正常的党内程序通过中央秘书处报告情况。”[3]这样一来,加米涅夫就通过福季耶娃通知了总书记:你自己处理整个这件事,不过仍然可以指望我的支持。

托洛茨基对“列宁同志私人秘书莉·福季耶娃同志”的信作出的答复发给了“俄共中央全体委员”,同时还附上了列宁1923年3月3日发给他的3个便函的副本。他还解释说,曾研究过从列宁那里得到的文章,因为“把这篇文章当作了自己对斯大林同志的民族问题提纲提出修改意见的基础”(总书记考虑了他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修改后登在了1923年3月24日的《真理报》上)。

他接着建议向中央委员通报列宁的文章的内容,然后根据他们的愿望采取下一步行动。托洛茨基允诺自己这方面不会主动提出有关文章的问题,因为文章“含有强烈遣责3位中央委员的内容”。他写道:“如果出于显然很重要的党内考虑,没有一位中央委员提出以某种形式让全党或党代表大会了解这篇文章的问题,那么我本人将把这看作是一种无言的决定,它可以解除我就这篇文章向党代表大会负的个人责任。”[4]

在这里,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和支持他的那批人的关系方面寻求妥协的愿望,在发表文章问题上避免与总书记发生个人冲突的意图表现得相当明显。但是,与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选择了加剧关系的做法。他不仅将自己党内领导地位的竞争者置于窘境,而且还达到了主要目的,用列宁创造的解决争议问题的方法预先决定不发表文章。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列宁在这种情况下会把对问题的研究限制在中央委员会范围内,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限制在党代表大会范围内,不让绝大多数党员了解情况。简而言之,斯大林借鉴了列宁当政时形成的讨论特别重要问题的做法,即最尖锐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领袖人物个人的问题,都不让普通党员知道。

1923年4月16日晚上9点,预料到一切的总书记收到了福季耶娃的一封信。显然,福季耶娃在行动上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乎是在执行他交给的任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

今天我就是否需要发表由我转给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的问题征求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意见,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鉴于要在代表大会上讲话(他曾打算这样做),想将这篇文章发表。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意见是,因为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发表这篇文章的直接指示,所以不能发表它。她认为,只可以让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解文章的内容。

我认为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认为这篇文章已经完成并做好了发表的准备。

1923年4月16日晚上9点

莉·福季耶娃[5]

斯大林可以满意了,因为拒绝发表列宁文章的托辞找到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以后的年代里,总书记也是用来自列宁家庭的意见来抵御关于他反对发表文章的指责。

就在这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斯大林发动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向俄共(布)中央委员发去了下面这份文件:

斯大林同志致中央委员的声明

我非常惊讶的是,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可以把无疑具有高度原则意义和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今年3月5日就收到的列宁同志的几篇文章搁置一个多月,并且直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也不向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报告有关情况。据大会代表今天对我说,大家在谈论这些文章,在代表们中间正围绕这些文章形成一些传闻和臆说。我今天得知,与中央委员会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人也了解这些传闻和臆说,中央委员们则无奈接受了它们。然而很清楚的是首先应该向中央委员会通报文章的内容。

我认为,应该公开发表列宁同志的文章。但只能感到遗憾,从福季耶娃同志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文章原来不能发表,因为列宁同志尚未审阅它们。

1923年4月16日晚10点

约·斯大林[6]

在这之后,围绕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展开的斗争转移到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进行着,列宁已预见到会为争夺党内权力而决斗的两位领导人依然决定着文章的命运。1923年4月17日,托洛茨基向斯大林阐明了自己对他的“声明”的看法。第二天,总书记收到了托洛茨基让他宣布收回自己的攻击的要求。托洛茨基写道:

亲收。此件无副本。

斯大林同志:

昨天您在私下使话后说,您认为自己非常清楚,在列宁同志的文章问题上我未做出任何不正确的举动,您将就此发表书面声明。

到今天上午(11点)为止,我尚未收到这一声明。也许您昨天的报告妨碍了您。

不管怎样,到现在为止您还没有推翻您的第一个声明,而它使某些同志在代表们当中传播相应的说法。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您当然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无法容忍半点含糊,所以我认为必须加快解决这件事。如果我没有收到您回复此函的如下通知:您今天将给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发去一份可在这个问题上消除任何表述不清的可能性的声明,那么我将认为您改变了昨天的意向,并将请求冲突调解委员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

您会比任何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说我直到现在也没有这样做的话,那绝不是因为这会给我的利益带来损失。

1923年4月18日[7]

最终斯大林还是没有公开向托洛茨基作出解释,并通过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主席团实施了自己不发表列宁的文章的计划。主席团通过了如下决议: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
第2号记录摘要1923年4月18日

听取了:

1、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其中包括格鲁吉亚问题的文书的情况介绍。

决定:

1.1 在各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宣读列宁同志的这些文书以及有关的全部材料。

1.2 此后主席团成员在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再次宣读这些材料。

1.3 与此同时向各代表困领导人会议和各代表团通报中央全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

1.4 不在民族问题分部宣读上述文书和材料。

听取了:

2、关于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即4月16日,向俄共中央委员通报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书内容的问题。

决定:

2、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确认,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才知悉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书,这完全与任何一位中央委员的意愿无关,而只是与列宁同志下达的指示和他的病情有关。

因此,主席团将认为散布某位中央委员施延公布这份文书的任何传闻都是诽谤行为。[8]

显然,决议的最后几行文字(第2条)消除了托洛茨基在拖延“公布这份文书”方面有过错的问题。但是,关于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起了某种特殊作用的疑问肯定已经在一些中央委员的头脑中深深扎根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的计划还是完成了,尽管不够充分。

当然,斯大林阴谋取得的主要成果在另一个方面。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创了一个先例:只有享有特权的党内精英了解了列宁的文件,而有关信息没让全体普通党员知道。不过,就连党的高层人物也没讨论列宁的建议。

注释

[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25,目录1,文献412,第149页;《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56页。

[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23,目录1,文献35,第1—2页;《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57页。

[3] 同上。

[4] 同上,第158页。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25,目录1,文献412,第147页。

[5]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159页;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目录2,文献34,第18页。

[6] 同上,第19页。

[7]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25,目录1,文献412,第152页;《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61页。

[8]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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