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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人口登记法罢工

梁宝龙



　　1841年1月，英军在上环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意译为占领街）登陆，占领香港，激化了香港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产生了现代工人阶级，衍生工人运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气候。

　　当时，港英只是管辖港岛一地，英国将香港改称为维多利亚城（Victoria City）。是年5月，港英公布的人口总数为7450人，其中有村落居民4350人，水上居民2000人，商贩800人，工人300人。工人中有130人是洋务工人，其余为苦力和工匠，聚居在上环至金钟[1]。

　　1844年10月19日，第二任港督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戴维斯，1795-1890），为了整顿治安，遏止三合会活动，同时也为增加财政收入，公布《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署，首长为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规定所有香港居民不论华洋，每年必须登记1次，同时征收人头税，每年欧美人士5元，华人1元，同时进行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英商自命高人一等，认为法例把欧美人士与低下阶层、重犯一样看等，两者的差别只是1元至5元之间，视为奇耻大辱。107名欧美商人联署上书港督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法例的中文本把华人每年缴税1 元误译为每月1 元。当时，苦力每月只能赚取2-3元，缴税将会占收入近半数，反应强烈。英商除向伦敦告状外，亦通过买办煽动华人起来反对[2]。

　　10月下旬，市中心街头出现《华民公启》揭帖，号召华人团结一致，踊跃参加罢工、罢市，如果港英实施《人口登记法例》，离港回乡，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又称渣甸洋行）通过买办，鼓动市民罢工、罢市反对《人口登记法例》[3]。

　　10月31日，港英和各大商行雇员罢工，抗议《人口登记法例》[4]。

　　11月1日，罢工蔓延到港口落货工人和艇户[5]，还有建筑工人和各类工匠，甚至连华人商店和市场也关门休业。德庇时态度强硬，拒絶妥协。3000余人市民离港回乡[6]，全港经济活动几乎停顿。

　　11月2日，德庇时被迫让步平息民怨，暂缓执行《人口登记法例》，并于11月13日修改《人口登记法例》，取消人头税，豁免欧美人士及高收入人士登记，低下阶层华人仍需登记，成年男性每年向总登记官登记，经证明是良民，发给登记证，新来港人士必须在1天内向总登记官办理登记。

　　德庇时是向华人屈服还是向英商让步呢？戴维斯屈服于中外人士团结力量之下。华人采用离港回乡的斗争方式，对港英的打击是严重的，这种斗争方式一直沿用至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香港本土主义日渐抬头，省港走向疏离，离港的斗争方式再没有出现。

　　当时香港工人没有独立的组织与活动，组织上依附手工业行会和三合会，同时亦是华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与主要途径。香港最早的手工业行会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洗衣、制鞋业行会[7]，它以业务为纽带，以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的利益为目的，组织范不超越本行业的界限，会员只限于同业，行会大多是劳资共同体，资方垄断领导权，实行家长制、等级制，将工人、学徒置于被保护人的地位，强化行帮意识，模糊劳资关系，同业者大多为同乡，业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紧密结合，使行帮带有浓厚的乡谊色彩。手工业行会有强烈的排它性，在对待港英统治方面有积极自卫的一面[8]。

　　港英对职工团体实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1825年英国的社团组合法规定，工人为工资、物价和工时而进行集体谈判是合法的，但使用暴力、恐吓、威胁、骚扰和设置障碍者将受到惩处。香港既是英国殖民地，这项法令及其判例当然会在香港执行[9]。

　　 1857年7月，港英宣布：根据英国法律，所有工匠均可随意按其乐于接受的报酬做工，限制此类自由的所有联合组织均属非法。据此，凡干涉上述自由者，不论何人，一经发现，将由政府起诉[10]。上述法例针对行会束缚，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扫清道路，影响所及，香港一些裁缝、鞋匠和制衣工人的集会，被宣告有罪，香港工人的任何联合从此都可被指控为“共谋限制贸易”、约束自由竞争而被检控[11]。

　　事实上，港英限制华人职工的结社自由，并非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诚如后来劳工处长毕特所说，主要是为了控制其政治活动[12]。

20.12.2010


　

[1] 周奕：《香港工运史》，香港，利讯出版社，2009，第2页。

[2] 丁新豹：《历史的转折──殖民体制的建立与演变》，载 ：王赓武主编：《新编香港史》，上下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第112页。

[3] 丁新豹：《历史的转折──殖民体制的建立与演变》，载 ：王赓武主编：《新编香港史》，上下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第112页。

[4] 周奕：《香港工运史》，香港，利讯出版社，2009，第4页。

[5]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引：（英）梅辉立等：《中日商埠志》（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kong and Macao.），第62页。

[6] 周奕：《香港工运史》，香港，利讯出版社，2009，第4页。

[7]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引：英国外交部档案，F．O．233／187，1847年中文文件，第20号文件。

[8]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

[9] 〔英〕乔•英格兰（Joe England）、约翰•里尔（John Rear）合着，刘进文、唐振彬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第130-131页。

[10]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引：《香港政府宪报》，1857年7月11日，第3卷第106号。

[11]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

[12] 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引：《劳工处长毕特关于香港劳工和劳动状况的报告》，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31，1939年，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