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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香港反法罢工

梁宝龙



　　1884年中法为争夺越南主权而爆发战争。法军于8月突袭福建省福州市马尾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损失惨重。9月初，在马尾海战中受伤的法国战舰拉加利桑尼亚号（La Galissonniere）驶进九龙红磡黄埔船坞，修船工人离厂拒绝修理。修船工人的罢工行动，给予法军一记闷棍，法军只好自行修理[1]。

　　广东当局就法国战舰到港维修向港英提出抗议，并于9月5日、15日两次发布公告，号召香港华人不为法国人工作。两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还呼吁两广及海外华侨拦截法国战舰，毁坏战舰的机器，焚烧火药库，侦探法军计谋动向。9月17日，香港的《新华日报》、《中外新报》、《卫生日报》、《文摘周报》等报，刊载两广总督关于抗法的几项谕示[2]。广东当局暗中与香港帮会接触，供给物资，使帮会成为反法运动的重要力量。

　　9月14日，又有一艘法国水雷艇阿特兰大（阿塔兰特，Atalante）号驶进香港，修船工人私下密谋将阿特兰大号焚毁，事机不密消息走漏，法军连夜与港英协商，港英派出消防船两艘，满载警员驻札船坞，通宵守卫。法军为防不测，只好将拉加利桑尼亚号拖往日本修理，其余两艘正驶往香港修理的战舰亦掉头转往日本[3]，远离中国。

　　9月18日，法人上岸购煤，命工人搬运上船，工人哗然散去[4]。香港的煤业基本上由华商经营，法军在香港为战舰购煤，即使出高价，也很难买到煤。有一位华商原与法国邮船订有长期供煤合约，战争爆发后，华商立即退约。

　　9月20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论华人义愤》，号召上海和其它各地工人，效法香港工人的反法罢工运动[5]。广州《述报》于9月24日报导，香港“即下至负担之夫，工役之辈，亦皆深知大义，不肯为敌之用”。 港督宝灵（John Bowring，1792-1872）叹息道：无论是提供什么样的奖赏，人手工业者、船民、苦力等都不愿为法国人工作。

　　9月27日，法国商船上岸采购牛羊食品，驳艇拒絶为他们起货、载货，挑夫不肯为法国人运输，法国人只好自己搬运。法国船公司航行香港至日本的轮船司火华工，相率走散[6]。旅馆服务员、轿夫等也拒绝为法国人服务。

　　9月29日，驳艇拒絶为法国商船缷货，法国船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向港英控诉14名缷货工人，港英拘捕了11名驳艇工人，判处其中8人每人罚款5元[7]。

　　9月30日，驳艇举行总罢工，将罢工行动扩大，挋絶为所有外国轮船工作，整个港口陷入停顿状态[8]。次日，罢工扩展到人力车夫、舂米工人等，影响法军前线物资的供应。

　　港英采取高压手段，拘捕罢工领袖，分别判处6个月至1年徒刑[9]。港英的行动激发起香港市民强烈的反弹，反法运动迅速发展成与港英直接对峙的大罢工。

　　10月3日，港岛坚尼地城海旁码头驳船复工载运，岸上群聚集声讨复工驳艇，接着群众向街上法国人掷石泄愤，武装巡警到场镇压，与群众发生殴斗，港英驱使印籍马差骑马持剑驱赶，当场打死1人，打伤数人，拘捕30人，其中6人为儿童，引致整个西区骚动起来。署理港督马殊（William Marsh，1827-？）闻讯，立即派兵到西区以武力平息骚动，大军由皇后大道中开进时，群众迅速四散。西区骚动后，西营盘一带店铺全部闭门关户，实行罢市。下午，西区街上贴满传单，鼓动市民同心协力坚持斗争，抗议港英巡警拘捕群众，并警告如不将被捕者免刑释放，全港华人将再次掀起骚动。街上巡警通宵巡逻，疲于奔命，阻止群众聚集[10]。参加示威的有船厂工人、驳艇工人和运输工人，港英将被捕的示威者其中6 人判处苦役1年[11]。

　　10月4日，中环海旁一间供货给法国船的店铺聚集了一批鼓噪群众，巡警一到，群众立即四散。中午，港英加派武装巡警到中环列队巡逻，气氛顿时紧张，街上车辆停驶，全市死寂，造米和屠宰业宣布停工[12]。

　　10月5日，汉口号轮船由广州抵港，驳艇工人仍坚意不为法国人搬运货物，运输工人亦不肯为法国人服务。从台湾基隆来港办伙食的法国轮船，华商均不肯交易，法国轮船只好驶往西贡。

　　10月7日，三合会成员在九龙与船坞工人、运输工人等以舞龙为名，直抵油麻地举行示威游行。港九两地贴满反法标语，部份标语抗议巡警拘捕市民，警告港英，要求将被捕者免刑释放，否则再次行动起来，声称会让外国人尝试可怕的苦头[13]。

　　港英实行以华制华，指示东华医院总理出面调停罢工，遭到工人拒絶。港英迅速通过《维持治安法例》，凡是涉嫌危害殖民地治安与秩序的人，虽未经判罪，亦得予以拘捕和驱逐出境，又规定华人未得总登记官的准许，不得发表文告，并严禁华人携带或收藏军火[14]。

　　面对这种局势，港英认为市民受广东当局影响，急忙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颁布一个斥责广东当局“过火行动”的诏令。同时署理港督马殊照会张之洞，指责广东当局煽动和指使香港工人罢工。广州当局表面上认为香港市民的行动是出自“民心忠义，不愿受役敌国”。没有料到反法罢工会发展成与港英直接对抗的大罢工。两广接壤，中法战争期间，后方广东局势相当紧张，为防备法国进攻，张之洞下令加固海防河防，招募训练兵勇，又筹集饷银军械支持前线，因而经费很紧，不得不两次向汇丰银行贷款，总额达900多万両白银[15]。另外，广东当局还通过香港从国外输入大批武器，所以并不想与港英的关系搞僵，甚至协助港英巡警在九龙防剿三合会[16]。

　　10月9日，香港工人严正声明，如10日5时不释放被捕工人，即行放火焚中英法人的住宅。港英作出让步，被迫答应退还艇户罚款，释放被捕市民及抚恤死者家属，并表示不干涉反法罢工运动。骚动历时1个多月，市面逐渐回复正常。

　　罢工历时35天，罢工结束不久，法国驻上海领事李梅（M. Lemaire，1839-1907）由上海往西贡途经香港，旅馆侍应生拒绝为李梅服务，汽艇工人也拒绝接送。法国轮船来香港采购食物，商人仍拒不与之交易，并迫使法国轮船离港。

　　港英为防骚动再次发生，认为骚动与三合会有关，制定《第八号三合会和非法团体条例》，取代1845年的条例，规定任何团体如其宗旨与殖民地的治安与良好秩序不兼容者，都是犯罪行为，结果所有工人组织都成为非法团体，一律予以取缔[17]。

　　1885年6月9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和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中法交恶，英资财团汇丰银行与清政府达成多宗赁款，怡和洋行夺得台湾铁路合同，奠定在华经贸地位[18]。

　　当时孙中山正在皇仁书院求学，虽然没有直接评论这件事，但从各种侧面资料得知，反法罢工给孙中山是有一影响的[19]。

　　香港市民为了有尊严地在港英统治下生活，先向法军。说“不”，再向港英说“不”，以行动诉说一个“人”字。法国轻视香港华人的民族感情，以为在英国的庇护下，可以就近修理战舰，补给物资，继续投入战斗。法军耀武扬威的鲁莾行为，激发香港市民敌忾同仇，开展了一场族群团结一致对外的运动。如果我们要将事件升华，不如给他它戴上一顶反战的桂冠，攀上世界文明的殿堂。

　　英国占领香港后，居港华人遭到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绅的歧视，被视为“汉奸”。香港华人在反法罢工的表现，再加上热心赈济内地灾民，令到清政府改变观念，张之洞、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湖南按察使薛福成（1838-1894）等认为居港华人并非“汉奸”，而是海外侨民，不能置之不理，计划在香港设立领使保护侨民[20]。

19.05.2011



[1] 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2]唐上意：《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载：http://www.lishi5.com/view/26/his12286_4.shtml，载：《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 1。

[3]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引：《捷报》1984年9月20日。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4]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

[5]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6页。

[6]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

[7]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页。梁宝龙：《香港的第一次罢工》，载：梁宝霖、梁宝龙、陈明銶、高彦颐合编：《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香港，香港督敎工业委员会，1982，第2页。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徐曰彪：《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引：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217，《马殊致德贝函》，1884年9月27日及1884年10月1日，载：《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4。参看《近代史资料》，1957.6，第20-30页。

[8]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3-274页。

[9] 梁宝龙：《香港的第一次罢工》，载：梁宝霖、梁宝龙、陈明銶、高彦颐合编：《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香港，香港督敎工业委员会，1982，第2页。

[10] 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11]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4页。

[12] 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13]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4页。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页。

[14] 梁宝龙：《香港的第一次罢工》，载：梁宝霖、梁宝龙、陈明銶、高彦颐合编：《香港与中国工运回顾》，香港，香港督敎工业委员会，1982，第2页。

[15]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5页，引：《张文襄公电稿》第1卷，第10页。刘诗平 ：《洋行之王──怡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267-269页。

[16]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5页。邝维强：《百年前的香港罢工》，载：《新知识》，香港，1978.5，第39-40页。

[17] 〔英〕乔•英格兰（Joe England）、约翰•里尔（John Rear）合著，刘进文、唐振彬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第131页。

[18] 刘诗平 ：《洋行之王──怡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267-269页。

[19]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76页。

[20] 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载：《近代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8.6，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