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臣：回顾（1918

回顾（1918—1948）

波　臣

　　　目　录

　　·引子
　　·初记事
　　·去当兵
　　·学生意
　　·上学堂

　　·曲阜师范
　　·张衍恕
　　·张丙雨
　　·扩大会议
　　·战火
　　·学徒
　　·当了兵
　　·开小差

　　·五月五日
　　·电训班
　　·五十厂
　　·逃走
　　·自放
　　·团员
　　·煞尾

引子

　　「生不逢尧与舜禅，长夜牛何时旦？」
　　十三四岁放牛时，拣来一片枯树叶，放在嘴里嚼着。
　　二十岁，爱上萧伯纳的风凉话：「二十岁不干布尔什维克，四十岁就该枪毙。」
　　四十岁后到过英国，才知道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不必蹲大狱；改行，甩大袖，光端酒杯都行。
　　且看我们的布尔什维克。
　　且后七岁说到三十七岁，三十年。

初记事

　　生年七岁，母亲死了。母亲死的前一个月，三哥感染时疫死了，母亲因疼三哥的死亡，加重了她的时疫症，便跟三哥去了。这时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旧历九月底）。母亲的岁数比父亲小，她是「填房」（原配生了大哥便去世了）。父亲那年三十七岁。
　　母亲死了，我才开始记事。以前真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连母亲的形象脑海中也只留了一幅，是她作遐想的样儿。
　　母亲死了才满一个月，父亲便娶来我们的后娘，从此人家开始叫我们「没娘孩」。
　　没了三哥，我少了玩的伴儿，二哥比我大五岁，他跟了大哥去念书，在家也不理我，我只有和妹妹镯子玩。镯子比我小两岁，因为是女孩，不得上学念书，我把学堂里学的东西教给她，她会了，她聪明，比我灵巧得多。我就是这年正月里入的学。
　　我们跟着奶奶吃，跟着奶奶睡，奶奶像只老抱窝鸡，护着我们。我们只感到后娘的威胁，还没身受其害。奶奶已经六十多岁，爷爷在二哥出世前就去世了。
　　有一天，当着奶奶，后娘骂我：「你这贼骨头!」奶奶霍地站起来指着她问：「他偷了什么？他是贼，你成了什么？我这门里不准说这些脏字眼！」
　　奶奶从不说粗话，不说下流字眼，我们从小就跟奶奶养成了习惯。
　　到我十二岁的六月里，奶奶死了！我和妹妹真的落到后娘手里。二哥十七岁，离了家去学做生意。镯子天天啼哭。后娘无理的打骂是小事，她受不了后娘给她缠的脚，她整夜痛得不能睡，忍心的后娘一点不放松的折登她。她在秋天里得了痢疾，一直拖到来年春天才死去。后娘一直不管她的病，她死前已是皮包骨，骨如柴。
　　镯子死，我悲痛，却以为她去得好，好过看她零受罪。那些「可怜这个没娘的孩子」的话，我听够了！于我们当了什么？所谓到亲近邻，哪一个肯伸手拉我们一把？要是我们亲娘看见她身后的孩子，能不断肠？
　　妹妹死了，我兼了她的工作，后娘把我当丫头没有使唤。上山放牛，在家抱孩子，听她骂那些下流话，骂我的母亲。
　　我的命毒。妨死了母亲，妨死了挨肩的兄妹，闯出了后娘的「炼狱」，还要尝受世上的艰辛。

去当兵

　　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初三，我和孙即瑞偷着跑了。跑到淄川西关，孙传芳的招兵处，补了名字，慌张地向处长说：我们不愿叫家里找回去，即刻把我们送走好吗？那里却说，我们到的晚了点，刚送走了一批，只我们两人怎么送？至少也得招够十个才行。我们听了真着急，便向处长讲明我们白天不能留在处里，得躲开点，提防来找我们的人会捉我们回去。那处长对我们笑笑，让我们随便，我们出了西关到郊外去，在麦地里避风的地方晒太阳，一直到日落才回来吃晚饭。看看处里有了两个新兵，是下阱的煤黑子，还着得多哩。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又走了，天黑回来，又多了两个新兵，一个是有胡子的老头。
　　我和即瑞商量着去当兵，不止一年了。那时我们几个同年聚到一齐，所谈的就是出门当兵，当了兵，过上几年，打几次胜仗，便升了官，身披武装带，后跟护兵马弁的，好不威风！那时庄里乡亲都要另眼相看，说我们是有出息的了。我们这一离淄博，下边盼的便是那一天。
　　第三天晚上回来，处里有了七个新兵，连我们两个是九个兵了。这时处长向我们说：九个人明天也送走了。并介绍了一个班长给我们认识，他刚送了新兵回来。我们听了，心里喜欢。这时人多了，热闹起来。夜晚编花名册，填了姓名、藉贯、年龄。只有我念过书，也只有我穿了过年的长棉袍，腰里还揣了一块有中山像的怀表！处长叫我写一篇字，见我写得不像样，便说，当了兵可以再练；练好了字，就可当文书。我听了很惭愧。
　　第四天清早，我和即瑞心情紧张，到了最后关头。只要十点钟，由这里到四站的路上碰不到熟人，上为火车，我们的兵便算当成了！
　　八点时，我的肚子忽然绞痛起来，即瑞忙问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只要吃一点东西就没事了。我曾挨过饿，留下了这病根。于是我关了店门，到街上的烧饼铺买了两个热烧饼，吃着往回走时，却看见二表哥竟在我的背后。我大吃一惊，不理他喊我，就跑回了招募处，关上了店门。
　　「坏了，坏了！」我惊惶失措地向即瑞说：「找我们的人已经跟来了。」
　　即瑞瞒怨我不该出去。我说这肚痛来得太巧，现在完全不痛了。
　　我们只盼早点出发，离开这儿，就脱过了。
　　九点半，我们整队要出发的时候，外边敲门，大声的喊：
　　「商会会长来拜客！」
　　我和即瑞一听这话，直凉了半截，眼见我俩是走不成了。
　　大门一开，处长迎了会长进了后院的上房。我俩躲在人后；真想钻进地里去。
　　不到两分钟，传达来把我们俩叫了进去。原来厥志哥随了会长来的，由他验明正身，会长才说：
　　「就是他俩个，今年都要成亲，成亲在咱这儿是大事，不能改日子，等他们完了婚，再去效力吧！」
　　于是我们跟着会长回了商会，一到这儿，我们成了犯人，由警备队看管我们。中午过了，才见厥志哥喝得脸红红的，和大哥领了我们出商会。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只摇头。他们把我们领进了一家菜馆的雅座，摆了酒菜，叫我们坐下，我们都不动筷，咽不下去。
　　厥志哥向即瑞道：
　　「老四是家里有后娘，要去当兵，这是人人猜得到的，可是你为什么？你们一家人都很好，爹娘拿你当宝贝，为什么你要去当兵？」
　　即瑞眼里噙着泪珠说：
　　「要我在家，俺娘得给我把她送走，要不，我还跑！」
　　「你是说，你那团员媳妇？」厥志哥笑了：「这容易，包在我身上，不要她，另找，我会给恁娘说。」
　　即瑞的一家在我们的对门开小杂货铺，房子是典来的。还有两个哥哥，一家五口人，没有一垅地，不能光靠小铺，便给厥志家种分工地（打的粮食给地主一半），日子勉强过得去。有一年，来了一些蒙阴灾民，在街上卖儿卖女的，即瑞的母亲就买了三个小女孩。当团圆媳妇，一来增加劳动力，二来省了将来说亲娶亲的花费。这三个女孩比他哥们都小了十来岁，即瑞的那个那年不过七岁。我却是想不到他是为了团圆媳去当兵。他从没说过，我听了都觉得新鲜。
　　我大哥把他新买的盒子枪向我亮了亮，说，我要是不好好地跟他回去，他会毙了我。他不是奉命来找我，是厥志哥为即瑞的母亲找儿子，把他拉了一块儿来。他去动员了我的二表哥，竟那么巧的把我捉回家来，叫我蒙受了多大的耻辱，成月地不敢出门，又不能不出门。
　　「嘿，老总家来了？」
　　「咱这当老总的到了哪儿就回来了？」
　　「去了几天，当过连长吗？」
　　这些话可真难听，听了真不好过。

学生意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我奉命结了婚。我的媳妇姓李，比我大四岁。她外祖家是我们的邻居，明知我家有后娘，怎把女儿送进狼口里？皆因她幼年患病，耳朵聋了，说话不大声便听不见，嫁不出去，后娘便给我娶了来。我年少气盛，别人不肯要的给了我，以为是受了侮辱。而没能去设想她也是苦命人，虽没有后娘，但母亲早已去世，到我家里来，公婆难侍候，丈夫不给好颜色，而她除了耳聋，没有一样不算个好媳妇。
　　有了媳妇，就有了至亲，我的舅子李宏齐，这时在博山泰记号当副经理，便叫我去他们的柜上学生意。虽然我已经十七岁，岁数大了点，但是除了学生意，我实在没有一行专业，地里的活从没地过手，耕、耩、锄、耙，当下手都不行。我这五年给后娘抱过四个孩子（后娘生了八个，都夭折了），有时抱着孩子听二爷爷讲聊斋，讲梅花神数。（他是祖父的弟弟，没有子女，大哥给他当承重孙，房舍田产好过我们。）他担心我没有混饭吃的本领，曾教我习「周山卜易」和批八字，这两样都得记卦头，我便念一些「乾为天，天风垢，天山遁，天地否……」可是，后来他说我口齿不清，不能吃「铁嘴行」的饭。我的字不识几个，批八字真得要写的漂亮，才数住人。从此不再叫我在这方面钻研。十七岁，娶了亲，还无一技之长，有学生意的机会，只好去一试了。
　　泰记字号开在博山由税务街上，这条街上很多这类的字号，经营钱庄兼炭栈，炭栈设在车站附近，由山里运来的煤炭，在此批发外销。
　　那时，只有经理用官式的称呼，叫我「梁相公」，先生们喊我的名字，李宏齐叫我的号。我这「相公」做最粗的活，扫地、抹桌、添火炉，这时已经冬天，暖气炉和地炕炉都日夜烧着。博山的便宜煤，烟焰最伤皮肤，一冬天手背都满了血口子。本来两顿饭菜也该我做，因我没学过，暂由大师兄主理，我当下手。他比我早来了两个月，有了我这师弟，他就免了苦役，得站柜枱了。经理在公馆里吃饭，鸦片瘾重，很少在柜上露面。一到晚上，上了板门，柜上便很少了影，打茶围，串门子，直到十二点后回来。开始夜消。山珍海味，随意烹调，李宏齐党显他的手艺，并传我秘诀，可惜没记到心里去。夜消完了，我收拾厨房后，才抱了铺盖摊上柜台，爬上去。觉得一忽儿就又起床了。六点钟，电灯公司响喂声，停车，电灯熄了，我就得下门板，扫街面、柜面，又开始了一天。我整天困乏，有时站在桌前，拿着鸡毛帚，会睡着了。
　　那时的钱庄都发行钞票，票面多数是贰吊、叁吊，也有壹吊的，市面上短缺铜元，拿票子去换铜元，叁吊的票子能换到一吊铜元和贰吊票子，就是很好的钱庄了。所有的钱庄，都没有什么储备。日本人在收购铜元，换铜元的人多起来。在我进号的时候，柜面的钱镗里已没了铜元摆着。来换铜元的便拿一张别家的票子给那「持票人」，那人当然不满意，站柜台的人只说好话，把客人送走，第二个来人也是如此，换钞票的人成了走马灯，由泰记出来去了德顺，由那儿进了成信，然后转回了泰记来。这样客人上了火，有的赖着不走，有的高声咒骂。每个钱庄的门前都上演这种小戏。
　　我这时还没有站柜台的份儿，只在后院里干活。有一天下午，柜上吵的凶，我跑到柜上来，见一个换钱的已进了柜台，扑向帐桌，去抓那帐房先生。我不假思索地由后面抓住了这家伙的双脚，把他放倒了。帐房已拿着火筷子防身，就手给了他一下，那家伙就大喊：「泰记打死人了！」赖在地上不起身。看热闹的多了，串门的先生回来了，地上有血，那家伙的头破了。送他进了医院，以后赔了他钱。帐房先生把这场祸事算在我的帐上，说我一人闯的祸，那人的头是火炉上磕破的。
　　我一向对这帐房很有敬意，见他年青精明，算法纯熟，晚间督促我练算盘。他竟这样编排我，我也不辩解，由他去，我已存了不学生意的念头。
　　阴历年过了，正月初五的晚上，经理在后上房里「说官话」，上层人物都列坐，大师兄站在门里，门半掩着，我在门外偷听。
　　经理先说了一年来的营业不振和新年后的鸿图，然后逐一批评各个伙计。李宏齐常嫖惯赌受到了警告，临了，对他说：
　　「梁相公人笨拙，年前给柜上闯了那个祸，你另给他找一家吧。」
　　我听到这儿，心情霎时畅快起来！「可卷了铺盖」！
　　第二天清早我就奔回赵庄。三个月的城市生活，像是三个月的牢监，一路上仰头看天，觉得天都大起来。我不知二哥怎么学的生意，也这样乏味？

上学堂

　　二哥学生意是在同泰号，那是三百多年的老字号。厨房里有大师傅，学生意的不下厨，苦力活也有打杂的干，掌柜的都循规蹈矩，学生意的学习业务。二哥在这方面，发挥了他的才能，他的书札为柜上器重，真到了明敏辨析，文不加点的地步。他在柜上就主理一切来往书札。
　　二哥在春末由北京的同泰号回来休假。这时是一九二九年，去年发生的五三惨案，已经「善后」，省政府由泰安卷回了济南，二次革命的余波才冲击到博山。柳行的玻璃公司（德人所建，欧战中废置）的主门一挂起了中国国民党博山民众训练班的招牌。赵庄已有人在受训，据说受过训后就有工作。训练期间，男女同班，有吃有住有操衣，好不热闹。打听下来，是六少爷介绍便能进去。我大着胆去见六少爷。他很少回庄里来，这回竟在他的花园里见到了他。他自然不认得我，可也向我说民众训练班现已满额，毕了业并无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班毕业后是派工作的，可是我不够格。再就是颜山中学在招生。他叫我自己去玻璃公司看看这些机关。现在革命成功，换了天下，随处可去。——他一直是省议员，现在又像是个国民党的老党员。
　　其实，这类事情，二哥知道的很多，他不肯多讲。我缠着他和我一起去了玻璃公司，闯到了颜山中学的大门，颜山中学正在整顿一新。校长和教员都是新的，都是革命冲刷下来的退伍者。他们看到校舍和经费都充裕，便打算增加高中部。门口张挂了招生广告，我看了那广告上说，初中新生，不限年龄，不要文凭，不考英文，只考党义、数学、国文三科，心理忍不住要来试试。我自泰记回来，竟会夜夜梦见进了洋学堂，现在我既是够报名的资格，也让我来考考看。二哥于我百依百随，他一问报名费是大洋一元，缴两张照片，也不过几角钱，算来两元钱的花费，可以使我得到一次满足，打消我的幻想，他照办了。报名之后，我就由庄上民训班的学生那儿借来一本党义问答，薄薄一本，很浅显，问答的很紧凑，于我也很新鲜；我从头到尾把它念背过。数学国文我不温习。我在梁氏私立小学里学完了四则、百分法和比例，这些年没动过，也没忘记。作文是不能临阵磨枪，就由它去。我这个老童生还真不惧考场。
　　考试的那天，我由家里赶去学校，平常经进的独木桥夜来洪水冲走了，我得绕路经过石头桥；这一来，迟到了，考生都进了考场，校长常子中却站在大门里，一见这赶来，匆匆的样子，便问了我的姓名，把考卷给我，送我进了考场。我拿出墨盒，作开了党义问答，考题都在我背熟的小册子里，我便一字不差的写了上去，交卷下堂了。
　　第二堂是数学，四道题，我都算了，算在草纸上，验算过，没有错误，正要誊上考卷的时候，下堂的铃响了，监堂的先生来收卷，我着急了！他叫我把算草写上名字夹在卷里，便收了去，我有些沮丧，我不知道数字是一小时，我太迟钝了。考党义的时间长，似乎是两小时。
　　下午考了一堂国文，作了一篇文，我起了草，也誊了卷，这一堂是两小时，便从容了。
　　半个月后才放榜，已是七月中了。我叫二哥和我一齐去看榜，他微笑着答应了。他不信我会考得上，但不给我戮破希望，叫事实来回答我。我们一到颜山中学的门口，榜已张在影壁上，二哥的眼睛瞰向榜尾，我却由头看去，一见第二名就是我，便指给二哥看，二哥可吃惊了，他想不到我会考中第二名！他也同我一样的高兴起来。回到家里，二爷爷等人知道了，也觉得奇怪，那些正式高小毕业的还不及我这放了五年牛的牧童。但跟着来的是：上学的钱哪儿来？二哥那时在老字号里，吃着山珍海味，二厘五的掌柜，可是薪水全年才支五十元，花红从没派过。他为了不叫我失望，便给我留了四十元，他自回北京去了。
　　这四十元是当时算好的这学期最低的费用，第二个学期只用了三十七元，我的女人给我手缝了一套校服，省了十元钱。
　　学校开学了，我们是第七级，共有四十四个人。在教室里，两人共一张书桌，我的同案韩其傥才十三岁，真正高小毕业生。和我一般大，大过我的，没入过小学的却超过了半数。北伐胜利，国民党在乡村里展开了活动，动员那些深山老峪土财主的子弟到城市来受教育。也有来自胶济铁路附近站口的职工子弟。
　　同学中像我一样没读过英文的有半数，先生从字母教起，接下来是模范读本。很多小学毕业的同学读过此书，他们便成了我的老师，我把全副精神和时间用在英文上。算术于我没有新奇，没有难解的地方，不必挂心。国文老师是个老拔贡，他讲文言文，每两星期一次的作文，总是给我第一，给批一些上好的批语。这一来，引起老大的恭维，新青的攻击：不知时代，还作古文！其实，我那点笔墨是在我十一、十二岁时，每晚二爷爷迫我念「论说文范」，篇篇背诵的读了四本，并不习作，到时却自有表现。
　　有一天，拔贡老师没到，我们在教室里嚷嚷，教务长闯进来，他担任高中部的国文，并且传说他就要出版一部小说。我们对他十分敬畏。他问我们读过什么新书，没有人答话。他写了《呐喊》和鲁迅在黑板上，也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他介绍了鲁迅是中国的大文豪，《呐喊》是他的著作，我们的图书馆里有这书，和图书馆开在什么地方。
　　鲁迅、《呐喊》、图书馆，我第一次听说。教务长一走，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呐喊》，自那时起，常去借书，和管理员小董成了朋友。
　　一九三月0年的春季开学，国文教员换了王铁孚先生，他在堂上给我们朗诵些抒情的白话文，教我们吟唐诗，我都很佩服，作文不再有文言，我的白话文也不吃力，只是不及人家写得多。我已喜读鲁迅，觉得他虽是用白话，可也异墨如金。
　　我如饥似渴的读了一学年，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年。
　　六月底，大考之前，忽然起了谣言，说，颜山中学没立案，将来教育部不发文凭。学生们向学校要修业证书，到济南去转学。校长虽然保证；初中已立了案，高中就会立案，都不生效。骨子里是他们这一伙是教育厅长的关系来的，地方上早就不服气，想赶走他们，换上自己人。谣言便是这么开始的。学校想用强硬手段制止，不准请假考学，私自投考别校，一经查出便开除，而且不给证书。
　　和我同寝室的同窗李本泗，他离了学校去济南考学，分别前，他说帮我转去第一师范，那里既不缴学费，还发给伙食钱，每月五元。我若考进，比在颜中还省钱。他们到济南都投考新生，牺牲颜中的一年，也要我照办。我不肯。如果一师招插班生，我愿去试试，可又不能叫颜中发现，要是那里考不上，这儿开除了，我便没得书读了。他来了信，说，一师的前二招五名插班生，于我正合适，他托女中校长作保，报上了名，考前我得一定到。
　　「我的天，明天就要考试了，这信到得这么迟！我怎么能去呢？」我从没出过远门，对济南真害怕。
　　「不要紧，赶得上，跟我一块儿去，下午五点半的火车。你赶快去请假，我们在车站会。」说这话的同学叫翟宝鼐，和我同岁，他已去过关东当过兵。有他领我，我放心了。即刻去见训育主任，请了病假，回家去，拿了点盘川，跟翟宝鼐同车去了济南。火车半夜到，转到他的寓所已一两点了，我兴奋的不能入睡。天一亮，我就在大明湖畔绕弯了。住的地方是鹊华桥，隔着一师不远。李本泗把我的应考证件给了我，直送我进了一师的考场。这天考了国英算三门，第二日去考时，那里贴了布告：插班生的常识史地免考。原来考完了。我想即刻回来，李本泗却带我逛了趵突泉，普利门大街，见了济南的市况，如果考不上一师，还不知哪年月再来济南哩。
　　回到学校，向训育主任销假，他见我面色青黄，还真认为我是急病初愈。过了十多天，训育主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处」里去，问我上次的生病是真是假，我看他面色不那么严厉，正不知说真话还是坚持谎话好，他却递给我一张明信片，济南来的，说一师放榜，我得了第一名。他笑了（所有函件都经训育处检放），他说我不会受开除处分，他已向校长说了，我是这学校的光荣，会给我转学证书和成绩单。他说，我可以回家报喜了。
　　为这喜讯几乎疯狂了的是二爷爷，第一师范是贡院旧址，他曾在这里考过三次举人都落榜而归。我这个第一虽不值钱，但总是省里得来的，四十九个想抢这每月五元的馒头钱，我是抢到手了。大哥这时也以为读师范是条出路，由他出面向父亲和后娘提出分一点祖产给二哥和我，叫我们独立过活。他现在已是壮里的主事人，没有人敢违背他的话。父亲听了，便由大哥安排给了两小块地，共计七亩，大哥给典出一块，代我还帐，余下的生息，供学费。
　　一年的一师生活，很不如意，没有颜中的快活。
　　首先，我们五个插班生，像水面的几滴油，和旧生混不到一块儿，交不上朋友。而我们五个中，竟有三个是由县教育局保送的，说他们在「革命」前休学的，已经混过了几年事，官场很熟，功课很生，旧同学很瞧不起他们。另一个是麻子，自卑感甚深，功课跟不上，不知他怎么考进来的。而这一班岁数都够老大，和我同案的刘大哥已四十多岁，儿女成群了。全班没有点活泼劲儿，正是那老气横秋。
　　其次，来到都市，有了思想上的苦闷，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红皮书最时髦。于是已自命是红的。起了几个带红的名字，仍摸不到红的领导人在何方，真像要革命的阿Q那样。
　　于是，我在暑假期间，匆匆地自习了几何和三角读本，借了一张旧颜山中学的毕业证书，去投考曲阜师范的师范部新生。秋季开学，我在曲阜上学了。

曲阜师范

　　曲阜师范，原是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北伐后，依地方而改名。无独有偶，河北省的保定师范，也是第二师范改的，同样是「共产党的窝子」。曲阜师范曾以「子见南子」的演出，闻名全国。我进学校时，校长张郁光正埋头建设。自习室、寝室是新盖的，很舒适。礼堂是最新式的建筑，尚有做教室用的「工」字大楼未完工。旧有的图书馆、澡堂等都修改，曲阜城内尚无电灯，学校自备电机供电灯用。学生会办的伙食团，既丰富又可口，月尾还有余款分给。同学之间，亲切互助，更非一师所能比拟。学校紧邻孔庙，每天都到那里散步，听同学们争论辩证法唯物论，假日就到城外去，秋季姣阳，和煦妩媚，到处有同学们的大笑。
　　开学不久，就是九月十八日，这天下午七点钟，全体同学在礼堂紧急集合，听一位东北来的客人做报告，他刚从日本开始进攻的东北那边逃来。那时曲阜没有报馆，自然没有号外新闻，我们提前知道了这惊人的消息，当夜开会，制标语，编队伍。十九日的一早我们就到了衮州车站，在这儿把红红绿绿的标语上经过的列车，让南北知道曲阜师范已在抗日了。
　　学生会扩展为群众抗日会，把教职员也包括进去。于是每晚开大会讨论抗日口号。教员们以长篇的演说来争取他所提出的口号。这里表现了共产党的干派和反对派的不同，教职员的自身立场也都表路无遗。教务主任和他带来的教员们都是「老干」，和他们反对的是训育主任，两派当时之争是国民会议的口号。由训育主任提出，教务主任反对，教员和群众都有响应。但辩论下来，总是训育主任胜利，教务主任弄得灰溜溜的没有面目。他既缺乏理由，便用些曲解、枉解的手段来污栽对手。这就弄巧成拙，叫无背景的同学瞧不起，更坚决地拥护训育主任，他一人战胜那些围攻者，真有英雄气概。他身体高大瘦弱，患着严重的肺病，讲话简洁，具说服和煽动力，公正坦白，在这样好的群众中，自然得到广大的支持和尊敬。
　　他的姓名是张彝堂，湖北人。
　　同学们有政治背景的很多。国民党的改组派，第三党，共产党都有组织，我们都可指得出来，谁属于甚么组织。干部派这时已经不择手段，强词夺理，讪笑污蔑，夸大红军的进展，威胁群众！记得有一天，几个同学在一块儿谈天，一个姓马的同学说：「红军已快到蚌埠了，我们还没入共产党！」非常着急的样子。我们嘲笑他投机份子，像干部派的同学所作所为，我们还是站在外边的好，那怕红军进了曲阜的城南门！
　　九一八起，一直罢课，逐日抗日宣传，学生和教师都开始反对，经过大会讨论，还是通过复课。可是一二八到了，我们又到衮州车站声援南下北归的学生，在衮州车站拦截火车，叫火车三天不得南下，结果我们却被送上济南，到韩复矩的省政府大堂上，听了他的训话。然后把我们送回学校。
　　一二八前，校长和他请来的教员都南下支援抗日，没再回来，寒假中到了新校长，新职员。学生会明知道这校长是来收拾学生的，却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预见。譬如，每人的床头新加了一个牌子，标了姓名，显有用意，但无人抗议，只有少数人把这牌子扔掉。
　　五月廿日，大约夜里三点钟，人们睡得最香甜的时光，韩复矩的侯团之下的一个营，包围了学校，开动了发电机，电灯亮了，名寝室门口站了特务，他们照单捕人，以床头牌姓名为准，把睡觉的人弄醒，枪口指着胸口，答话的人不在名单，便放开，走向临铺。
　　天亮了，军队特务撤走了，带走了十九个学生，六个教员，共廿五个人。
　　同学们心里慌张，犹如遭了火灾，校长和职员都不露面，学生们纷纷乌兽散，我们都叫这一天是「五月事变」。

张衍恕

　　还得从「五月事变」的这年年初说起。
　　一二八和寒假过去了，学校开学。工字大楼完工，教室迁到新楼里。新教室有大有小，小的容纳一班人，大的容纳两三班人。因此，我们的逻辑和社会两门便是同年级的两班合上。这两门既无讲义，也无作业，先生不须考勤，学生愿上就上。我对于刘砻潮先生的逻辑，异常倾倒，他像名角儿那样，出台先亮相，点了题目，便扣好了板眼，抑扬顿挫，由慢而快的讲下去。眼神手式，都到好处。等他停下来，下课钟就响了。那真是逻辑，没有一点浪费。他是四川人，无政府主义者，四十上下，留了长须，得了这胡子的绰号。五月二十，他被捕后，最勇敢、坚决、在济南监狱关到失守的前夕，他不肯签降，解到南京，才获释放。
　　社会是由郑咏涛先生讲，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墨镜、口红、高跟鞋，一派资产阶级的打扮。那时德国的希特拉就要上台，斯大林把托洛斯基的警告，作为带了有色眼镜看德国工人，看不出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性。希特拉一上台就会垮下来，「不亡于上台之前，必亡于上台之后」，郑咏涛就这样背诵「指示」。这时六一的同学张衍恕站起来和她辩论，她不作正面的答覆，却指摘他是代托洛斯基发言，走上了邪路，跟着就是谩骂托洛斯基，歌颂斯大林。这引起我们听众们不满意，虽无人起来抗议，但形诸于色的却不少。张衍恕就在这儿寻求支持者，他倒不一定难倒郑咏涛，暴露她的蛮横，由她的口里传播着第三国际的错误政策，就够了。
　　不久，我的同班（六二）同学老文和我散步，问了我一些对同学们的看法，曾否加入什么党，他知道我厌恶干部派而同情托派时，便表明他已是托派，希望我能加入托派。我一口答应了。第二天，他便介绍张衍恕和我相识，参加了支部会。在谈工作时，问我有无相好的同学吸收到组织里来？我提出了臧叔鹤，他比我高一级（五一），多才多艺，绰号圣人。张衍恕以为把他拉来，那太好了，只怕他生活随便，不肯过组织生活。我和老臧素日感情不错，没绕什么弯，就向他说我已加入托派，问他来不来？他其初不相信，等我说了详情，他兴奋的拥抱我！说他很早就想加入托派，只是无法接近他们！他于斯托之争，知道的比我多，他完全站在托洛斯基方面。最讨厌那些老干作风。那时学校里干部派的书记和组织部长，都在他的班上，他厌恶那两个官僚。
　　臧叔鹤的号召力大，不久我们就建立了三个小组，有了十多个成员。他于工作认真热心，对同志谦和，推崇张衍恕，和他在班上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出生于官宦之家，长得是「眉清目秀，面如古色」，上下唇和两颊之间分布了七点鬚苗，像盆栽那样，几世的艺术成果。但到了他这儿，却要绝种！他自幼禁欲，长大成了性无能，老婆生不出孩子，还惹些女孩子对他飞眉眼。
　　张衍恕个子高，宽肩膀，平鼻梁，低颧骨，前额有点向前探，脸盘显得凹，他不是个雄辩家，嗓音低，吐词慢，但他的眼睛美，永远笑迷迷，娓娓不绝地给人解释问题。说服力强，干劲强，危险的场合，能够镇定闯过。他爱说：「哪会那么倒霉！」脸上总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是泗水县城里人。在县党部里，曾是改组派，受排挤，才到曲阜上学。家里很穷苦，却很乐观。张彝堂一露托派立场，他就和他接触，组织托派，选拔了小崔跟张彝堂去上海参加一二八运动。直到开学后一个多月，小崔才回来。据他说，上海的张特比张彝堂还了得！工人们叫他小诸葛，一身老布裤褂在工人群众中，是真的工人领袖。工人们爱听他的演讲，维护他，小崔是最佩服这人了。张衍恕在小崔回来后，就动身去上海。住了两个星期，他在春假前赶了回来，筹备参加省代会。我和老臧当选代表，和张衍恕一同去了济南，在鹊化桥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会场借用济南师范（一师）校本部的教室，春假期间，由济师的代表张梦九以同乡会的托词借成的。参加这次会的不到十个人，王旭亭代表津浦铁路，小个子，人很沉静，近四十岁。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北平来的代表，刘家良！他显得那么年轻、漂亮，我们简直都成了老大哥！我只记得会议上说，山东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再和中央直接联系，今后要属北平所管。张衍恕于那时就和刘家良开始接头。
　　会议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张衍恕、王旭亭、张梦九都当选省委，环境恶劣，空气紧张，他们省委另找地方开会，张梦九在陈独秀被捕后就脱离托派，宣称革命完了。
　　张衍恕一直把他由上海带回的笔记（密密麻麻的两本）向我们作报告，包括了他在上海受训的一切课目：经济、政治、第三国际，以及国民会议口号等问题。他说：暴动问题，本来预定陈独秀给他们讲，可惜他因病而取消，他也就没能一见我们的领袖。我们还要讨论许多上海来的印刷品，可是房东看我们不顺眼，要我们搬家，说侦缉队已经候上了我们！「历城滑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们一个月的房钱，住不到七天，便搬走了。
　　张衍恕留下开省委会，我和老臧，还有他的影子，盖子余（这个处处模仿老臧）三人决定到我家里去讨论完这些文件。因为济南距博山最近。
　　我们由博山车站沿了铁路往赵家庄去，庄头上碰见了白二，他一见我就说：「你是接了电报来的？我二爷爷过世了！」
　　真是晴天霹雳，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赶上这样的事！白二是梁氏小学的堂役，我便托他招呼他们到小学暂坐，等我哭灵之后，再来接他们。这时大哥家里已设了治丧处，扎起了席棚。我原该去陪灵忙丧，却安了两个朋友在我的房里要招待。老臧忙叫我找人买来一匹白布，写了一幅挽联，我送去给了大总管，那里展开一看，吃一大惊，不认得是什么字，叫我念出来。老总听了连声赞好！他正请不到写挽联的人，这事就委给了我，只是请老臧写些真草录不要钟鼎甲骨。于是老臧的谈吐，都认为是二爷爷的福气。臧圣人的名气至今流传在赵庄。
　　我们白天应付俗事，夜里便读那些油印的小册子：火花、校内生活，我记得有一本封面题着「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手掌大，是土地问题。油印都很精致，我们轮流着读，在段落上作讨论和总结，渐渐瞌睡来了，念不下去了。
　　我们总算念完了那些东西，也一时的有了些概念。但不会长，不会生根，我两人有个共同点，对于马列著作，能「欣赏」，不能深入，更不能运用。我们之参加革命，是凭了热血和义气，为穷人就得献身革命，我们之参加托派是由于托派不同于干部派的作风，托派只有一个张彝堂也能取得胜利，这使我们对整个托派起着信心。对托洛斯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都细读，对当时的德国问题，他正预言每天的事变。
　　我那时个人的目标，是如何打进工人队伍中，结交工人，向工人宣传革命，促进革命，世界革命的成功，人类幸福的开始。
　　由赵庄回到学校后，我竞选学生会合作社的干事，这是我们的小组的决议，张衍恕和保定师范的同志接上头，由他们那里发些他们翻印的小册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二月到十月》等都是针砭干部派的，有助于我们的宣传。这些书很合同学们的需要，容易卖，老干想阻止讲不出道理来，只说来价折扣不够低，实价高，我们是赚了点钱，归到组织里去。
　　我这时吐过几次血，面黄肌瘦，被怀疑染了肺病，组织上提议我该停止工作，去休养。大家料到反动的打击，会随时降临，我们新建的小组，都少公开暴露，只读书讨论，对外掩蔽自己的身份，减少特务的注意。五月事变，我和老臧都未上黑名单。老文被逮捕，他素以经济学家自煊，第一个投降的是他。小崔被绑被起了，却声称他和床牌的名字不是一个人，他大声呼吁，同学们附和他，特务们又放了他，可见他的胆识和辩才。张衍恕漏网。他这晚没在校内宿。很久以来，他租了一间小屋，存储文件书籍和油印机油印品。这一夜他工作到夜深，不能回校，脱过了灾难。
　　五月事变后，我回了家，大哥认识的一位西湖医院的肺病专家正来博山渡假，他教我：静卧、晒太阳、多吃鸡蛋。我照办了。两个月，我复元，成了黑黑一条汉子，回校参加了补考，办了休学手续，便到鲁村小学去教书。这是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镇，在这儿渡过了寒假，却得到了张衍恕被捕的消息。
　　阴历元旦，张衍恕在家里被捕了。他的国民党老同志现任县委的拿他献功，给他钉上脚镣，当天就押解去了济南。哪知省部放年假，没有人收「这股差事」，只好把「差事」押在商埠上一家小旅馆里住着。三个人一间房，两个解子输流出去逛济南，在家的一个就蒙头大睡。张衍恕就用通火炉的火棒和火钳撬开了一只脚镣。解放了一只脚，把脚镣裹上那只腿去，放下棉裤，由厕所的矮墙翻了出去，是条死胡同，前面是大街，紧挨着旅馆的大门，他见洋车拉过，招来了一辆，跳上去，叫洋车一直拉向齐河去。
　　齐河县一个镇上的小学里，乡绅们正请校长喝春酒，见他来了，欢迎他入座，闹到深夜，客散后，校长才帮他取下那上的镣，腿已肿了。他在这儿歇马三日，就去了北平。
　　暑假到了，我得到二哥的同意，到北平去，张衍恕为我安排了宣外头发头条的山东旅馆里住下。他要我作个山东全省的工作报告。我的天，我哪曾这一套，半年来我虽为组织走动，但脑子里从没有遇这样的公事概念！只好由他问，由我答的说了山东组织半年来的情况。以济南的乡村师范发展得最好，我们早已建立了组织，如今兖州、青州的乡师也都不都发展了组织。当教师已是无出路的行业，而乡师的毕业生只能教村里的小孩子，其前途可悲，因而更多寄托于革命的前途。这时中学生的发展却缓慢了。中央军校、航空军校省立的警官学校都吸引一些中学生的向往了。
　　此外，我有个绰号蒋干的同学，他的家在洪山煤矿上，他的父亲是个青帮头子，他本人也很江湖气派，只因距我家太近，否则他曾介绍我我去煤矿做工的。张衍恕对于这个关系很心奋，他决意去洪山，叫我和蒋干联络。
　　关于北平组织的实况，张衍恕向我透露的很少，我也不便多问，总是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第二次会面时已经把我分了组，书记是扈焕之，和一个中学生，在北海的白塔附近开会。他俩都有一大套分析中外局势演讲，我没有那一套就不说什么。而对于工作，三人都无话可谈。这样的小组会没开过几次，就冷落下去，以至无人召开了。张衍恕九月间去了洪山，他临行时，带我去一间公寓和斯朝生见了一面，并没谈话，却伏下了三八年在武汉，斯朝生和我合作张本。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张衍恕回到北平来。他在洪山干了八个月的煤矿工人，没起一点作用，没交下一个朋友，和蒋干的关系搞得不好，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得了寒腿症，夏天要穿毛线裤子。他一到北平，便很忙，不谈组织的情况，只对我说暂且不能过组织生活。
　　过了两个多月，他似乎忙定了，中秋节前带我到西四牌楼他的寓所，两人油印不到十页的小册子《先锋》。他说组织已把那些叛徒清了出去，他在街上遇见了两个，没有钉梢的迹象。不过，他已决定搬家，搬到东城去。
　　我自和张衍恕结识以来，无话不谈，无疑不问。他的学识经验都高过我，也处处关怀我。那时我写了一个独幕剧给他看，他看了后说，我的戏不够戏，只是些口号，这不行。张资平的东西最无聊但有他的艺术在。经他一语道破，我知道该朝哪儿走，以至忘了艺术该为谁服务。
　　中秋节到了，我买了点熟羊肉和应节的活毛螃到张衍恕的寓所和他过节。他的生活从来坚苦，不理会节和年。我煮的螃蟹，他说没熟，吃了会生病，不肯吃。第二天我就肚泻，一泻几日，等我复元时，觉得张衍出了事。他在中秋节那天已告诉我就要搬去东城朝阳门里的一间公寓。这公寓有一边门通后胡同，便于脱逃。等他看清环境，再通知我去帮他工作。如今一个星期过去了，收不到他的信，我觉得不妥当了。
　　我去看小崔，他于一个月前到了北平，张衍恕和他谈的北平组织比较详细。他自洪山回来，就接了上海中央的大令，叫他整顿北平组织。当时的中央是北平南下的「四大金刚」——斯、扈、王、刘，开除了陈独秀，不遵王命的一概开除。张衍恕过于拘执，竟于会议上执行中央的决议。不给小资产阶级留点面子，几个「地委」们，一怒之下，进了宪兵第三团，出卖了组织。
　　这些叛徒是北平组织的负责人，残剩的组织都由他们卖光。所以没有即刻逮捕他，让他由西城搬到东城，大约还想从他身上挖点「私房」活。
　　三个月后，接到他的信，说他的案子已定，起解南京，今后的通讯处是水西门陆军监狱张子芹。
　　我一直代表山东组织和他通信，给他寄书，寄衣物，并在陆军监狱接见过二次。

张丙雨

　　一九三五年春天，没了好友，没了组织。小崔就要离开北平。在他那儿认识了一位小张，比我年轻四五岁，爱好文艺，以我为同道。鼓吹我同他去他东北的家里，一同学外国语的过两年。我厌倦了北平，于是走上了流浪的道路，和小张于五月十三日到达青岛，由这儿乘奉天丸去大连。在悦来栈里已经觉得情况不妙，到大东公司买船票，拍的那「身份证」简直像被捉住的小偷。只我们两个穿月白士林大褂的，别人都是光膀子、半截裤的庄稼汉。等到船一离码头，我俩就开始受特务的检查盘问，把我们假定是蒋介石派出的特务。第二天上午到了大连码头，把我们的行李和人用马车拉上了日本衙门。另一伙扬州姑娘和王八也拉了来，他们进了「下等系」，我们上二楼的「高等系」。我们的片纸只字，又被翻查，而在英文书内竟有一册《中国革命问题》，是张衍恕给我由组织借来的，我舍不得分手的书。幸而检查官一见英文书就掷过那边，皱着眉头承认不识英文字。他自称东北大学的学生，对他的工作不大卖力。只是反来复去地那几句问话：「哪儿人？」「到哪儿去？」「北平的学生抗日吗？」「蒋介石派你来的？」眼睛瞟着他的日本上司，他那里忙得紧，无暇注意这边，他便不讲话。这样的磨洋工，一直到五点。下班了，衙门的人走光，客栈的人接了我们，那扬州老板在楼下，问我们见他的姑娘吗？他找不到她们了。我们到了客栈，掌柜的说：「老客呀，得赶快的走，大连呆不得，一会儿再碰上查店的，就麻烦！」我们问几点有车？「可多哩，急行车，一点钟开一次！」于是我们搭了六点的车北上，离了大连那鬼门关。
　　经过吉林延吉到达图门，过江到朝鲜的训戍，由那儿乘车再回吉林的晖春。延吉到晖春的直达车，我们回来时才通。
　　晖春已不是小张描述的晖春，富庶安静的日子过去了。日本人把晖春划为鸦片种植区，青少年也有光顾鸦片小卖所的，也有和服日语，见面就蝦腰九十度的。但大多数还恨日本人，说关外不可居，我们不该回来。
　　小张家里，一个寡母，两个妹妹，母亲还年青，被一个老高丽所骗，买了假金子，老高丽判了监，买金的钱就难追回来了。家里一盘大炕，吃饭后便热得坐不住，两个天天在街上游荡。看了一「接圣旨」，康德皇帝由盛京派来的钦差，身背黄包袱，真有点戏味。一个开照相馆的小胖子给我在鸦片地里悄悄的拍了一张照片。阿芙蓉已经一人高，开齐了花，我们走时，已满是葫芦，就要割烟了。
　　我们在晖春住了两个月，满州特务来访我们了。好朋友们叫我们快点走，于是我们一齐离了晖春。
　　小张决定去哈尔滨，我回山东，我和他在拉法作别，他上了拉滨线。我一直到了长春，游了几个钟点，向沈阳去。寂寞旅途，我才回味起大连的阴森可怕，不能再去冒险。我游罢了沈阳，于是买了「京奉通车」的票，进了山海关，过关没有检查，我的《中国革命问题》随我平安归来。
　　在北平住了几天，便到济南，组织正见发展。乡村师范和散处在各乡小学的教师都有联系。负责人是济南乡师的崔宾之和常叔康。大家都想和上海组织联系起来。这时宾之已为特务所注意，为了避风头，他休学一年，和我到台儿庄的北洛小学去教书。这学校通过峄县的孙同志随时安插我们的人去任职。校董和他是同「宗」。
　　崔宾之也是泗水人。家境最贫苦，无力读书，但因生得英俊，小学校长把他的侄女许给他，才能上完小学读师范。他在组织里很负责，济南的中学校都发展了关系。一中的教员阎子桂有托派倾向，他正设法去联系（我们走后，常叔康和子桂联系上了，因为子桂在找组织。）
　　我俩在北洛一面教书，一面和同志们通信，第二年——三六年的春天，得到张丙雨的信，说他在上海徐家汇大中华胶鞋厂的附设小学里当了教员，只是无法找到组织关系，要我去住下来找组织，他教书之外，已没了空闲的时间。宾之便催我南下，因我比别人更知道些组织的逸闻。张衍恕曾说上海有个邵鲁是泗水人，带他去过跑马厅，见过些当马夫的泗水同乡。我把这些写在信上告诉了张丙雨，他却不听话，只给我画了一幅简图，由上海北站沿河南路经爱多亚路，直达谨记桥，过桥后就是他的校址。一定要我到了后再去访人。他那时的心情寂寞，需要作伴的友人，他的生性如此。
　　经过南京时，我去水西门南京监狱，第一次探访张子芹，送了东西，见了面，我告诉他到上海是找邵鲁的，他立即皱起眉头，示意隔墙有耳（监听者），不要讲下去。我问些别的话叉开。我知道邵鲁可能有了问题。
　　我在等候接见的当儿，看见一个浓眉大眼，身体粗壮，一身蓝布衣的犯人，对他的母亲说：「这里的难友多，不是我一个人吃，大家吃，下次小菜多烧一点！」他妈一口应承，不加考虑，五十来岁的妈妈，看衣着家境不会宽裕，我几乎高叫，这不是高尔基的「母亲」吗？
　　我这第一次到江南的人，真合了那样样惊喜，山青水绿，一至男女衣着，语音绵软，都叫我觉得可喜，但正在步向那险恶的上海，就不免提心吊胆了。我由北站下车后，却没坐电车，照简图跑了一个钟头，直跑到大中华小学去叫门，这时是夜里两点半。
　　天明了，张丙雨带我到一家保定人开的包子铺里吃早饭，然后去租了一个亭子间，这一天可能是星期天，他没有课，安顿下来，就去了跑马厅，找到了马夫头刘元俊，大个子，大嗓门，豁达性子，一听是泗水同乡，找邵鲁的，便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说他已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得问问「老汤」，或能打听出来，那要晚上六点，他才放工。
　　老汤是个管子匠，因为是泗水同乡，便寄居在马夫宿舍里。他告诉我们邵鲁在正月里「吃了官司」，要找邵鲁的朋友时，他可以试试看。叫我隔两天再去。再去时，就会见了赵志诚，电话工人，他记下我的住址，然后陈大哥到润德里的亭子间来访我，我们找到了组织！这是三六年五一后的第三天。
　　五一那天，我和张丙雨到南京路参加中共发动示威，十二点正，叫口号的刚喊出一声，就叫巡捕捉走了。带我们去的邹眠虹急忙钻了弄堂，抄小路回了他的寓所。他是个画家，曾任邹平乡村研究院的教师，可能是中共份子，事先他预言今天的步骤都被粉碎，我们俩空当了一次「群众」。
　　张丙雨是泗水乡下人。家况比张衍恕好一些。他和「心如」是小学的同学，在曲阜师范是前期三年级。比我们低了一级。他的个子比「心如」矮了一点，但比「心如」漂亮些，特别是眼睛有神采，有至情，一提到张衍恕，总是「心如」如何，我现在耳边好像正听见他在讲「心如」哩！
　　他在球场上的时候多，网球、篮球都爱好。他有个同班好友叫朱登祥，有点女性美，爱网球，一次，他俩打罢网球回到宿舍，校医正给一个吐血的同学诊病，见了朱登祥的气色，忽然亦给他听听诊。诊过后，就悄悄的告诉张丙雨，说朱登社的肺病跟吐血的那位一样严重，他介绍他到齐鲁医院去详诊。张丙雨陪他去了，朱登祥没回来，半年后死在家里。这位校医貌似冬烘，却有本领，肯负责，我吐血时，他就没紧张过，我和这两位肺病死的一直同房住。
　　那时我和张丙雨无来往，因为朱登祥是我颜山的同班，一个地主的儿子，妒忌我考在他前头，就瞧不起我。我因而和张丙雨不打招呼，只觉得他对漂亮孩子有热情。
　　他自五月事变后，便到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当起学生来，大约过了一年，梁漱溟叫大弟子张宗麟办一个实验乡村师范。大弟子便问他要一个「能跳起来的」助手。梁潄溟把张丙雨给了他。张丙雨从那时当起师范的推广部主任来。他在这儿改名张立民，以后都用这名字，我也得改口叫他立民了。
　　张宗麟和梁潄溟思想上起了分化，脱离了邹平南来，立民也跟他南来了。大中华的教席就是张宗麟的力量。一个北方黑大汉在上海用国语教起学来！
　　张宗麟不能独树一帜，他转倚陶行知，立民也跟着和陶行知的弟子们有了往还。陶行知的讲习会，我和立民都去参加，有演讲，有拉丁化，有娱乐，有廉价伙食。我们羡慕那些福建人吃两碗白粥就饱了。立民却得加上五个（最好十个）烧饼。他常慨叹我们吃得多，徒增烦恼。
　　陈大哥定时到我们的亭子间来，带来书籍和《鬭争》、《校内生活》，我们觉得《鬭争》是压倒一切的革命刊物，没有第二份能和他比并。可以说，我们那时是为了《鬭争》而革命，使我们觉得立在托派的旗帜下，值得骄傲！
　　我们小心的把《鬭争》分寄各地，收到《鬭争》的都喜欢，增强了对组织的信念。《校内生活》上能读到陈独秀的文章，更使我们觉得组织有神出鬼没的力量。但于上海组织的实况，陈大哥避而不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越少知道越好，他经常的要我们武装头脑，「大事变到了，就没了时间读书，会觉得读书太少了。」是他常说的。
　　我们于国际的幻想大，总以为第四国际在别的国家里有发展，有实力，这是国际主义者很易生的幻想。
　　陈大哥忽然对鲁迅生了幻想，给鲁迅送了书，写了信，引出了鲁迅对托派的肆骂，这事是很不智的。鲁迅的文章一发表，他就匆匆地赶到我们这儿，解释了经过后，便拿出他答复鲁迅的信给我们看了，然后请我们代他油印，帮着散发。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用铅字排印，定用油印？他说，一来打搅了排字同志的工作，延迟了《鬭争》出版，二来显得陈仲山代表组织了。用油印有个人答复的意思。
　　立民是油印好手，很久没施展了。他用仿宋体刻蜡版，比铅字排的还均匀整齐，油墨调得又好，印出来清析美观，至于散发后效果如何，我们就无甚奢望了！哪能架得住鲁迅的权威！
　　暑假后的职业，立民很为难。张宗麟要到西北去，立民不肯再追随他了，半年来他于托派又恢复了信心。但如何生活呢？忽然由乌江来了好消息，那儿有一个姓周的青年绅士，为了医治关节炎到邹平进那乡村研究院，作为易地疗养，结识了立民。这时来信请他到乌江去办私立为群小学，并且汇来了路费，即刻登程。
　　立民去了乌江，我到诸城和张臧盘垣了一个月，他去北京只考取了师大，以为耻辱，不去上学，在家里当起小学校长来。由诸城去了齐河、济南、长清、荏平等地，然后去了乌江。立民接办了为群小学，便邀来了小崔、和邹平的韩小姐，加上我，四个职业教员，另外是本地陈范二姓的少爷们分担义务教员。
　　小崔已脱离组织，由他岳父向县党部「疏通」过，才回家结婚。在教授功课方面，山东教师都赢了镇上士绅的称赞。而立民的领导学生作课外活动，方法新颖，更得到学生们的喜欢。但在思想灌输方面，立民就过于冲动，把握不住，说话走了火，人家便窃议他的红色了。这时我得设法弥补冲淡。校董们认识到这一点，便有了一致对外的方法。我常常针对他要讲话的集会之前，平衡他的冲动，减少事后的麻烦，尤其这年双十二之后，乌江镇那些少爷们为西安事变所陶醉，我们的处境显得艰难有加。
　　「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立民把这歌词艺术化的剪成骷髅形的字体，贴在六年级的教室里，引起了那些法西斯少爷的议论。聂耳的歌曲响遍了小学，更惊得右派绅士们心慌。支持我们的校董也受到攻击，我们商量下来，由他们宣布我们教完这一学年便让贤，以安定那些想立刻赶我们走的绅士。
　　我们在校董中争取了几个同情者，《鬭争》的读者，他们替我们收信件和刊物，躲过了特务的检查。至于学生方面，他们年龄尚小，没建立组织，一般的思想都向左。南京失守，大半投到皖北，给中央供给了些好干部。
　　为群一放暑假，我和立民就去了上海。不久，山东来了宾之和娄宣，四个人住了一间二楼，一道去参加陶行之的暑期会。这时亚东出版了一些有关莫斯科审判的小册子，《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生命》，《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我们都读了，分寄山东。七七事变后，立民沉不住气了，他不能没有工作，更不能耐心等待工作，即使那工作有很大偏差，他都去干。如今抗日第一的宣传，把他那阶级意识就埋到下面去。如果中共不那么仇视托派，立民一定能做他们的一个出色的抗日干部。中共这时对已沾染托派嫌疑的都排除出去，所以来召请立民的不是左派组织而是右倾的「爱国份子」。
　　南京的乌江人氏要办私立中学，来请立民去任教，我们都没有教中学的资格，只好让他一人前去，他一到那里就来信召唤我们，我们商议下来，宾之和娄宣俩个，我还留沪。
　　想不到和立民那是永别。

扩大会议

　　八一三后，我的生活费由组织津贴。正是那有了饭钱无房钱，我只好到跑马厅找刘元俊，和马夫们一块儿住起来。刘元俊介绍我与一位巡捕相识，说是邵鲁的父亲。当巡捕的真没好人，刘元俊就瞧不起他，说邵鲁和他相比，那是天上地下。去年我来时，这位老伯在泗水纳福哩，刚娶了年轻的太太。刘元俊因此骂他，五十岁的人了还娶十八的大姑娘，给儿子做媳妇还说得过，老不要脸！这时他在一家洋行看大门，上夜班，见面点点头，他从心里恨我们，儿子为了我们吃官司，不能给他钱花。
　　我住进这间房，只有一个是马夫，刘元俊的侄儿。老汤是老住客，刘季泉和我是新来的。不久又来了个鲁西人，给德国人当大师傅的。老汤自视地位高，真正工人阶级，东听西说的发表些抗日言论。大师傅回来得晚，要十点以后。他一回来，就找我给他写帐，把当天买的牛肉、蔬菜、水果都给他写成英文帐。其初我真写不来，翻查字典，费了不少脑筋，刚弄熟了，大师傅却给老汤赶走了。因为他是个小型胖子，一睡下就打呼噜，妨碍别人睡觉。
　　刘季泉是泗水人，卖膏药的，刚从皖南一个矿上来，看看这里的乡亲就回山东去，工人赠他万名旗，他在那里既赚了钱，又挣了好名声。如今租界成了难民世界，随地摆摊，他也就短不了找几个盘川钱。我去给他站过场，当过观众。我想从他这里吸收点江湖气，他以为我要干他这一行，给我讲了很多学艺的经历。
　　这时我的组织生活是和寒君、华镇彬一个支部，有时蒋震东也来参加。寒君讲话尽是煽动式的，一定要把窗门关起来，才能挥拳辟掌的淋漓尽致。他于工作尤其顶真，也很有办法，讨论到技术性的细节。我所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和陶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都是中共，初时叫我参加宣传小组，发传单，街头演讲等，深入一点的谈话，他们就探出立场的差别，他们是抗战第一，不容沾联民主要求，一有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个难民收容所，陶派介绍我去当工作员，可以吃一顿午饭，收容所的主持人只问我两句话，就说我到晚了，位置已给了别人。我和寒君研究过那两句话，他也慨叹中共的人们敏感过人。
　　有一次，我按照报上的广告，到一个救亡会去报名，报名处设在法大马路的一间商店的门口，没有救亡的宣传品，只有一个负责登记的。报名表上有志愿一格，这人指导着应填「自愿」，报名的人不少，都填了「自愿」，单上印好了集会日期，上午十一点到报名处来。到了那日，救亡者一到，他就指挥你跟定前边一个人走，不要太近，不要落伍，这样拐来湾去的出了南市，进了中国地界的聋哑学校。因日军轰炸，已无居民，我们以为在这空荡的学校里等候演讲和讨论，人有三四百，站满了操场。十二点了，突然冒出了几个国民党的武装军人，站在台阶上，宣布他们是忠义救国军，我们既是「自愿」来的，就听候编队、训练。将来的任务和工作是爆破敌人的铁路、桥梁、码头、货仓……人们一听，都楞了。静了一阵，跟着是嗡嗡声；终于有人提了意见：我们来开会时，家里并不知道留下干工作，还等我们吃午饭哩。应该让我们回家安排一下，再来投效好吗？这全场的要求，使那些老爷们不得不改变了办法，叫我们站成三队：第一队是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不回去，就受编制的站出来，十来个埋伏的小瘪三蹦蹦跳跳地站在一齐，高叫着他们不回去。老爷们等了一回，没有人跟过去，便吩咐先给他们开饭！接着宣布：第二队是回去再来的站出来，几乎所有的人站到这一队里来。剩下的三五个站了第三队，是不去有返的，他们是残废病人，以为是来领救济金的。老爷们叮嘱我们为他们，也就是为国家，保密！不回来时也不要乱讲今天的经过！我们却向他们保证一定回来！老爷下令：放我们走了。仍是成串的单线走，进了租界。一进租界，一片咒骂声，大家庆幸逃出了陷阱！
　　邵鲁由苏州释放回来了。他只和小赵叙旧，对他父亲了无敬意。一二八前他是电话工人，和小赵同事，他在组织里很能干。组织安排他给李福仁当司机，便于他做交通工作。去年正月里他到小赵家里吃饭，到附近的白云观去白相，被特务捉了去，送了反省院。如今他无意恢复组织生活。南京政府成立了防空照测队，在沪招考机匠、电工、司机等，他考上了司机，很快地出发了。我热切地盼了很久的邵鲁，却冷冰冰地一霎时就不见了他。
　　他走后，刘家良回到了上海，住在荣市路一间灶帔间里，我去看他，他正在他国际写报告，说，现在只有他能用法文写信，而他的法文是在监狱里学的。又说了他在监狱里英雄斗争的「优胜纪略」，自称自幼练过武云云。我听着不大是味，即使有一点是事实，也用不着自我宣传。
　　过了几天，王叔本（注）搬来同刘家良住，王叔本虽是初见，却不陌生。他的逸闻，听娄宣讲过很多。他是东北人，北大的学生，九一八起就干反对派，吃革命饭了。曾到天桥卖过花生，叫侦缉队给赶了出来。他没吹嘘监狱生活，却说有一回想吃烧鸡，想得厉害，写信叫人寄进去，收到时已不想吃了。他天天到老樊家里去，回来谈些老樊的病况，不久，老樊死了，伤寒病死的，他是云飞汽车行的司机，那时月薪八十元，捐钱最踊跃。
　　租界里人越来越多，房租上涨，寒君也搬到灶帔间来，跑马厅的垃圾鬼把我们寄居的客人都清出来，我也搬来了灶帔间。
　　我们都是少壮派，于陈独秀的西去武汉不满意，发表那些言论更是堕落。彭述之到了上海，组织筹开扩大会议。分成两组，两地同日开。我们这一组在老曾家里开，他是福建人，中学教师，所住楼房相当宽敞。他的太太不是同志，躲到邻家去，会开完了，她交给我一小包衣服，叫我带回山东去，由山东寄，她的前夫是胶东人，牺牲了，她还周济前夫的老母，由上海寄东西，不容易收到。后来他们夫妇出了国，脱离了组织。
　　我们这一组：灶帔间的四个，外加老彭老曾，六个人，开得很顺利，没有一个为陈独秀说话的。我听了彭述之的报告后，心里想，陈已完了，今后要跟彭走了。回到灶帔间，寒君说，想不到老彭和我们的意见一致，他是准备向老彭开火的！另一组是陈大哥蒋振东等，他们这组反对一棍子打杀陈独秀，老托已几次支持过他，不能轻信老彭的结论，老彭是准备坐上首席的人。
　　扩大会议后，两星期，才印出对抗战的决议案，十一月九日，我带了决议案，乘太古的贵生轮回青岛去。
　　我久已没见陈大哥，以后再没再他。

　　注：王叔本即王振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报》，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均记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及子小华幼华，在一九四九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被国民党惨杀事，并尊称为「托派烈士」。

战火

　　在青岛胶济铁路里找到了陶绍武，这个「历城滑子」我已忘记他的组织根源。他的职业可谓铁饭碗，很了不起的。我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约定了他来参加省代会，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关照了车长，我就勿须买票了。
　　我先回了赵庄，见了父亲和大哥、二哥，他们都为日本人要来，惶惶不安。第二天清早，我剃成了光头，穿上一件庄稼人的半大袄，骑了大哥的自行车向泰安去。初时我把决议案放在袜底，将近泰安城时忽然觉得不妥，看着车梁上系的小工具袋，里面装了钳子扳手，较为安全，便把决议案迁移进去。一到泰安城北门，就受到了严厉的盘问。我编好了一套词儿，说我弟弟原在济南读书，现在跟了学校迁到这儿，可能随着学校迁到别处去，老父亲不放心，叫我来接他回去。这一套答话后，那里不再开口，只是示意我徐帽子，脱鞋袜，解钮扣，看过了，车上没有可看的，那里用手一捏袋子，热乎劲手钳子响，便没打开，让我进城了。
　　天已黑了，先住旅店。一进房间，我就把决议案塞到床脚下面，刚弄好，查店的来了，又重演了城门上的一套。这次可打开了那小工具袋，只看到扳手和钳子了。
　　两关过了，我才得休息、吃饭。第二天早上到第三中学看阎子桂，我把决议案交给了他，和他定了七天后在泰安开会的会期，由他通知诸城、青州等支部。我骑了车子直奔衮州，在衮州乡师里会见了不少青年同志，他们很热情，选了代表七天后赴会，东平乡师的代表也在这儿约定了。我在这儿宿了一晚。他们说我的服装不对，容易引起盘查。于是给我找一了件麾登合适的棉袍，一顶呢帽，一条围巾，一条西裤，打扮得很够个中学教员，天一亮，就骑了车子向泗水去。路过曲阜，我也没进城去。这儿我们已没了组织，曾几何时，江山尽改，能不嗟叹！
　　忽然起了迎头风，又是上坡路，只好推着车子走，苦不堪言。赶到泗水，已经日落，军医没再盘问。我初到此地，先问到一位王同学，他开门一见是我，惊得脸都青了。叫我赶快走，离开他的家门。我问「心如」的家在哪儿？他说心如不在家，要是我问到别人，找张心如，就会被县里抓起来。他不客气地关了家门，不管我这陌生人如何过夜。
　　疲倦得迈不动步，夜间又怎么走呢？我记起了在乌江时有个泗水姓周的来访立民，我们招待他住了不少日子，他是个商人的少爷，回教徒，临走时，叮咛我们到泗水相会，如今只好一试了。我找到了他的商号，先说了我和周的关系，然后说大话路过衮州，特意来访他。号里的人说，周某病重，危在旦夕，不能带我去看他。但是我既来了，这份友情，他们代领，于是安排晚饭和宿处，我得化险为夷。
　　由泗水回了赵庄，休息三日，到城里去看颜中同学乔同恩，外号麻二哥，他已是师大二年级，去年冬天和他见过面，由那时起一直保持寄《鬭争》给他，他差不多都能收到，而且同意托派。这时他表示：形势紧急，他将来会和托派会合的，我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
　　我乘火车经济南去泰安，济南已很少人烟，到泰安和子桂相会时，他很激赏决议案的文字。知道是出自刘家良的大笔时，更深为感叹。说他一直工作的人，进步得快，称得起专业了。过了一夜，黄昏时分，忽然传出济南撤守的消息。学校马上徒步出发，子桂护着学生走，正没法安排我时，青州的代表马华到了。他带了一个小王，我们三人上了火车。
　　火车只开了两站就停了。军车占了路轨，无法前进。天亮了，火车靠不住，会遭飞机轰炸，我们下了车，徒步流亡，路上又结合了几个小学教员，一同无目的地流亡。
　　有些回家的伤兵向我们打听战况，他们是鲁北人，在哪儿负的伤也说不上来，都是壮丁、新兵，盼着能回家乡去。乡村的人看见逃难的人成群结队，也自惊惶，不知应不应跟着逃。炒熟的花生只卖一个铜元一斤。花生早已不能出口，农人不能不贱卖，就这样便宜，还是身上没有一个「大」，真不知日子要怎样过。
　　马华是益都师范的学生，回教徒，穿了一身草绿制服，手里握着一根马棒。小王当兵多年，升了特务，由抓共产党而同情共产党，放走了共产党后，逃回了家乡，和马华一谈他的经历，马华把他变成了托派，给马华当了跟班——托派里会有这类型的「同志」，还不止这一对。
　　到了曹县的青堌集，休息一日，往西就要进河南地界，马华却忽然决定回青州打游击。这是谁都不能反对的。于是他带了小王，扬长而去。他那独来独往的精神，叫人估不透。几天的流亡，我们讨论了政治决议案和我们的抗战中的口号和任务，小王在特务队的情况，他说的很多很详细，而他对革命的认识和托洛斯基主义的了解已很深刻。
　　我傍着联中到了兰封，陇海路的一个小站。在这里爬上火车往西去。我和子桂在一个运监的车箱里到了郑州。
　　郑州热闹繁忙，重见太平。子桂请我在华阳春大饭店吃饭洗澡，然后给我指出前途，可以西去西安，到中央通讯社找李子谊，定能找到工作，只要提子桂的名字，不必书信介绍。但是，我却要南下武汉，投奔梁锡三，这人是赵庄人，任南京仓库的库长多年。
　　子桂打开钱包，拿了六块银元，说是他的积蓄，防备法币贬值的，如今分给我一半，做路费，以图后会。我和这位经济学家分别后，搭平汉车南下。火车不必买票，三块钱很够盘川到武汉的。
　　先到武昌军政部，在这儿问到了一个传达，他侍候过梁库长，便指点我去汉口日租界日清洋行就找到前南京仓库，如今改称为第四粮服仓库。我找到了机关，但库长去了长沙，副库长也是博山人，一听我是赵庄来的，又姓梁，把我当侄少爷招待起来。
　　略谈了流亡经过后，我赶紧表明我和库长的「服制」，差不多仅是同庄同姓而已。于是副库长作起主来，说，既是来这里，先得做事，如今咱们这仓库属下的第廿二粮服仓库正需要人，那库长也是博山人，我到那里先去干着，库长回来也不过如此安排。
　　廿二仓库在汉口沿江的商业区，三层楼，楼上办公厅和库长的公馆。楼下是库员和兵士的宿舍。我一到这里就遇见我的老同学翟宾鼐，他在当库员，带我去见过库长后，他很热情的招待我喝酒吃饭，真是他乡遇故知！
　　过了两天，上面委下来，我是少尉库员，根据翟宾鼐说，这面子不小，他是济南警官学校毕业，又当过东平县的警官，和库长又是同乡，才得个少尉库员，不过就要升级了。
　　他张罗着给我定黄呢军服，和我同日进来的一个周村商人已经穿上了新军装，很神气。我却推托了。我穿了长袍，挂个徽章，到江边去监运[麦丐]粉，[麦丐]粉由仓库里运上火车，商家派筹，我收筹计数，事情简单。但是我摸了一下[麦丐]粉袋，竟像石头一样的硬块，我就质问那伙计，这[麦丐]粉运到前线，打仗的弟兄们怎么吃法？是不是他把好[麦丐]粉盗换了？他说，他没有盗换军粮的胆子，这是他们老板和库长做好的买卖。这种仓底货也只有卖给军队了。这仓里有好[麦丐]粉，我指定他把好的运上车，他照办了。一会儿，拿五元法币塞给我，请我洗澡，我不收。不到换班的时间，我的上司来了，一位中尉库员，他叫我回去休息，由他值班。从此，就没再派我工作。
　　这时，报上有段小广告：王季子、史逸民到了武汉。通讯处是儿童书店。凭这段广告，会见了逸民，他曾当过我的化学老师，那是在第一师范，没人知道他有政治色彩。他虽是北平的老人，和李子谊、阎子桂同时代，但不是个好宣传员，却对同学们情谊深厚。小扈、刘仁静、斯朝生、陶绍武等都凭了这段广告得以相聚了。

学徒

　　梁库长回来了，阴历年初三，我去看他。想不到他对我「青眼」相待。大约臧圣人的笔墨于我起了润色，二爷爷的丧事是梁库长的大总管。
　　他问了我一点赵庄的情况后，便说，我干库员是没出息的，应该找条好出路。他和康泽相熟，把我送他那里去受训如何？我一听去当特务，那还了得！便说我每年春季都吐血，受不得那种训练。那么，我可以去上学，毕业后去留学，一切费用他供给，不需我担心。这个条件原是五年或十年前，我是求之不得的。可是现在国家动荡，战火弥漫，大学在哪儿？怎能读得下去？还是求点实际，学点谋生技术吧！他提出了日本人在桥口有个泰安纱厂，现为军政部接管，那里的赵厂长、魏科长都是自己人，到那里学份手艺！这才是「正中下怀」，我高兴地几科跳起来！自我加入托派以来的工人梦就要实现了！我催他给我写了介绍信。他嘱咐我学徒苦每月到他这儿来支十元的津贴。
　　拿了介绍信，和老友翟宾鼐告别，他不解我的高兴，他要是连升三级，当了少校库长，也不会像我要去当学徒那样的狂喜！
　　逸民为我去当学徒，特意在大三元请客，庆贺我走进工人队伍。他自大学毕业，就想变成产业工人，总没成功，曾经去过天津的三不管，闹了一些笑话。可见托派传统的认识是到工人中去。而那年头，知识份子进工厂几乎是不可能，比进大学可难哩！
　　泰安纱厂设在桥口、临汉水。由清花到织布，联在一齐，棉花由河下运来，纱布运往河下去。原动部则是由河边的趸船水泵起到厂里的锅炉透平晾水池，接着是发电间供应本厂所耗电力。我到厂里办公听见了魏科长，他指点我学机器还是电气？我选了电气。于是他请工务科长下条子，派人带我去电气间上工，并安置我在职员宿舍里住宿。
　　电气间是全厂人数最少的部门：一个头脑，四个师傅，四个在车间值班的师傅，一个杂工，我这学徒来了，才打破十个人。
　　这厂换了军政部纺织厂的招牌。工程科长和他的属员都是东北人。厂长总务是山东人把持。因而原动部的那位刘技师一见我进来就敌视，可也把我交给了头脑吴楚卿。这时已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踏进了廿七岁，比我的师傅熊癸丑还大着一岁。这样大的学徒，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我却十分随和，不久就和睦一体了。这电气间是把车间烧毁的马达换回修理，把线圈拆下，换上新线圈，有的全换，有的只换一两个。我做癸丑的下手，跟他学艺。我对电发生了兴趣，跑遍武汉的书店，搜寻马达制造和修理的书籍，只买到大同小异的三四种，都和实用脱节，不能解答我的问题，还是癸丑由他自绘的线路图上，使我了解了星形三角的初步原理，我的电气知识就是从此始。手艺方面实在无法追上癸丑，他是科班出身，我这票友拜师太迟了。
　　纱厂没有星期天，月头一号，停车十二小时，让日夜班对调。电气间在这十二小时内必须加班，清理车间马达的灰尘。至于平日的十二小时，做工或偷懒的时间，在谈话中，都难启发师傅的政治意识。头脑不必说，工钱最高，意识最坏，他不是「抗三压七」的好头脑。他是顺着上面的意思往下压，没有一丝的反抗。癸丑的工钱比他低两元，另外两位和车间做班的都是廿四元。这工钱都高过了一般机匠，因而就喜欢赌钱和吊膀子称雄。杂工老张月薪只有十七元，要养老婆和四个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时都拣点柴板和纱布头带回家去。而我这十二元一月的学徒，却能和师傅们一块儿吃七元一月的包饭，又叫他们吱吱称怪了。
　　晚上到工房里吃包饭，饭后我便沿着河堤上逛。新搭的席棚里，摆了些宣传抗日的书报摊，欢迎工人们去翻看，去听讲，提问题。有的立场很隐晦，很少人去搭讪。第三党，国家主义派，中共都有摊头。以中共的号召力大，聚集的工人多。在工房里小柳家里也满了谈论战争的工人。
　　到武汉的托派份子没有成立支部。逸民和刘仁静去访问过陈独秀，刘仁静提出「保卫武汉」，陈独秀回他：「保卫你这个大肚子！」我却以愤慨的心情对陈独秀，因而失去了一瞻这一代革命宗师的机会。初时我和小扈最靠近，小扈介绍我认识了刘仁静，他正腆着个大肚子找群众，便竭力拉我。斯朝生这时自办了《胜利之路》，向我指出刘仁静进过反省院，不可和他骯髒一气。我便和老斯常见面。他于七七周年大游行的队伍中散发《胜利之路》，被中共分子（燕大的老同学）打了一顿，鼻青脸肿，很显出他那勇敢的斗志。过了不久，和小扈一起谈话，他们两人拌起嘴来，小扈搬出了上海组织已经开除了他的消息。斯朝生一听，愤怒悲哀得难以形容。我怎么劝说，都不入耳，一定要放下一切，到上海理清这问题。于是《胜利之路》中断，他由此毁了自己。
　　王叔本由上海来了武汉，他成了我的导师。忽然马华带着小王来了汉口，我和王叔本、逸民三人计议，留下小王跟我进厂做工，叫马华一人回去打游击，我们都觉得小王可爱，马华可厌，但无法拆散他们，眼看他们「一主一仆」的又回青州。他们只是来看看后方的情形，却也没报出他们游击的实况。
　　我初到厂时，上工放工都不见太阳，这时天长了，上下班都见到阳光。我住在职员宿舍里，日本人榻榻米的房间，原高工人一等，可是我常为了迟到而苦恼。职员九点上班，我要六点半到电气间，没有人叫醒。想买个闹钟买不到。闹钟已断了市，旧货摊上都找不到了。我曾想搬到工房去住，那里有起床铃叫醒，但看看那污秽拥挤，真像猪狗窝，而且难以找到一个铺位。

当了兵

　　保卫武汉的声浪越来越高，武汉吃紧了。先保卫，后撤退，随着是沦陷，当时的三部曲。厂方传出迁往四川的消息。工人们纷纷的议论「怎么办？」有家小的更焦急。晚上，小柳家里集会的人更多了。
　　忽然，保全部的工人奉到命令去拆清花机，工人们警觉地问：拆了机器问谁要遣散费？午饭时，在饭堂里有人叫出：每一个部门选出一个代表来开会。清花、棉条、组纱、织布，日夜班女工两千人派了十个代表。保全、原动、修理、电气合计男工不到四百人：原动派不出代表，修理部派了小龚，电气间叫我去，我们两个学徒代表了两个部门。保全部的代表是他们的女职员黄云，他一出场就成了总代表，由他代表我们十二个去向新厂长办交涉（新换的厂长，东北人）。我们只在小柳家里开过一次会，女代表们像机关枪一样，达达地大谈战争，而对于厂方会给什么条件却不提。黄云说，她见过厂长，厂长答应尽快的给答复。好像厂长是她的亲人一样。我们工人因为抗战时期，都没有过奢的要求，想先拿两个月的遣散费，跟不跟厂去，是另一回事。就是说，先遣散，后说迁厂。跟厂去的，另行登记。
　　我和王叔本定期见面，当了代表后，他给了些宝贵的意见。我和他谈到黄云，她的年纪已四十多了，缠过脚，有点弱不禁风，谈吐是知识份子口吻，显然是中共干部。他们已是只教工人听领导的话，领导包办一切。工人们却信不过，要凭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人们明白：「团结就是力量」。
　　女工们自动去阻止男工拆机器，保全部的男工停了工。做班的女工照常开工。就在第三天的中午，黄云来到饭堂宣布：厂长已答应发两个月的遣散费，事情算是解决了。保全部的男工可以拆机器，我们等着拿遣散费好了。工人们听了个个疑虑，吃饭的个个静下来，鸦雀无声，不知怎么好。就在这时，我跳上一张饭桌，向黄云道：「你怎么知道厂长一定发遣散费？」黄云说：「我敢担保！」我说：「你凭什么资格担保？你也不过是个工人！要是厂方骗了我们，不给我们钱，到那时我们吃你的肉？可不知你到哪儿去了！」工人们立刻附和我。黄云愤愤地说：「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不管了！」说着冲出了饭堂，走了。全饭堂的工人却不走，都等我讲话。我说，我们要领了遣散费才能让厂方拆机器，黄云不当代表，我们重选。上次的选法不公平，应该按人数来选。
　　一会儿，厂方贴了布告：全厂停工，做班的出厂。我们正开大会，决议不得遣散费不出厂。日夜班照常上下班。大会进行了新的普选。每十个女工中产生一个小代表，维持这十个人的秩序，十个小代表中再产生一个大代表，别的部门也是这样按人数比例产生代表，我们的确良代表团有了廿多个人。他们叫我当总代表，我解释了这名字就不好，向厂方交涉，我可以代表讲话，但一定要有三五个代表在场，才不吃亏。事实上，我成了领导人，小龚是我忠心的伙伴。他一直陪着我，我们整夜巡视，提醒小代表们注意火烛和坏人。
　　有两个参加过二五一二七的老工人来讲了些流氓破坏罢工的手段。他俩都胆怯，不及青年人。女代表增多了，男代表只有三个。我和小龚之外，保全部选了个老头代表黄云。小龚是个孩子，一身黑油工服，脸上黑灰，从不向女工逗搭。我也从没接近过女工，没讲过半句俏皮话。却意外的一个小代表向我送风情，遭到别人的斥责。大家知道谨慎，防范谣言，不能叫人由这方面破坏我们。工人的自觉高，传统的斗争经验强，勿须宣传和讲解，他们都知道正确的斗争方向。我们虽然是场小规模的行动，为时仅仅两日夜，工人们所得的教育可不浅哩！
　　魏科长的传令兵来叫我去接梁库长打来的电话。我回答他，开完了会，我会打电话去的，现在没有空——梁库长这个关系从此断了。
　　两天后的上午，厂方贴出即发两个月的遣散费的布告，我们胜利了。工人们领了钱出厂。我和小龚结了友情，谈到了黄云和我的不同，谈到了什么是托派。可惜我们无法保持联络，武汉失守后就和小龚断了音信。
　　厂方跟着贴出了迁厂的布告，各部门的领班都跟了去，他们推荐的师傅可以跟了去。至于普通工人，就诸多限制，而且工钱并不增加，工人们就不愿离乡背井了。电气间的头脑邀了汉福同去，癸丑不跟他去，决意和小山同去西安大华纱厂找大山，他们原是汉口一间电气作的师兄弟，以大山癸丑的手艺最好。大山虽然一直当头脑，但却维护工匠，不完全听命厂方。我这学了九个月的徒弟，还想学下去，便决定跟着师傅走了。这时武汉的托派已零落殆尽。逸民、小扈早走了。王叔本就要回上海，他对我去西安很赞成，他以为李子谊会招呼我的。
　　我们到了西安，癸丑住在大华厂的工人宿舍。我去访问李子谊，他已为我安排了职业和住处，在城里西北角上一间小学里当教员。校长李衡甫是北平的老托派。围绕着李子谊的老托派还真不少，十多个，都桑梓效力了。当年学生时代赫赫有名的李子谊，现已改名李慎时，这名字就表明了他的方向，他这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的社长，胡宗南的智囊。
　　在这小学里还住着一位流亡者，由大少，他是山东省银行很长的大少爷，他代表李慎时向我宣布了我应守的戒律。
　　我问李慎时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他说卅五军，傅作义那里有干训班，随时可以介绍我，由他们的驻西安办事处送绥远。傅作义也很赏识他。
　　我想他给的路子还不及梁库长的宽，还是自己找吧！
　　大华纱厂在西门外，我有空就去找癸丑和大山，希望能进厂。这真难，他只把小山塞了进去，癸丑都在闲着。想进厂的人实在太多。
　　一天，我到他家，他刚从城里来，兴冲冲地说给我找着一份工，先去干着，再等机会。城里华清池澡堂向他要一个电灯匠，管理六十多盏灯和一个水泵，每月二十元的工钱，洗澡洗衣不要钱。工钱虽小，无活干，可真快活！癸丑却说：我只学了换「七匹半」的马达考耳，没摸过灯，不懂线路，保险丝都没换过，哪敢去应这个差！我多么想接这个事，可真不够料，我虽然懂得灯线，但不熟，更不知水泵是什么，我只能咽咽唾沫，让这机会白过了。
　　霎眼就是两个月。由大少忽然通知我，要我搬家，说我没遵守合约：和学生讲话越轨，常到西门外工人区里去。校长李衡甫告到李慎时那里。由大少是合约的执行人。
　　我搬到工房的大山家里。大山嫂子十分关心我，安慰我。「不要愁，饭有得吃，怕什么？」我帮她带了几天小孩，她更喜欢我。只是工房里实在窄。小山夫妇睡在新搭的阁楼上。我和癸丑在地上摊铺后，就没有插脚的空地。我决定走了。报纸上登了招考看护兵的广告，我去考取了。剃光了头，换了新棉军装，来和癸丑大山作别，大山嫂子直抹眼泪，泪眼望着我这落难的王孙（她认为），登上火车，向东而去。
　　真的当了兵，和头一次当兵心情不同了。不想升官，不想发财，只想结交那有志气肯革命的青年。

开小差

　　我当的这兵是第九军第四十七师军医处的看护兵。师长裘昌会，军长卫立煌，两位官长的大名，一天要听几十遍，至今记得。军医处处长和科长的姓名，就模糊把。第九军军部当时扎在洛阳，火车朝东开，朝那儿去。
　　车开不久，我便结识了两个好弟兄。我们正坐一张凳上，都剃得光头，寸草不留（别人都遮遮掩掩的留些顶发）。一个杭州来的十七岁孩子叫黄正诚，另一个沈阳来的李兴奎。黄正诚很像个小和尚，经他说，幼年也曾寄名在寺院里，也跟着祖母学了些经卷。我在泰安纱厂的职员宿舍里曾翻看过一本日本人留下的心经。我便和他同背了一遍，他更是喜欢。从引我叫他小名「阿南」，他叫我当兵的新名「梁山」。
　　李兴奎廿一岁，宽天庭、大眼睛、没有后脑勺，地道的奉天人。九一八进关时，他还是小学生，不久当了兵，现在自称「老兵油子」，没了亲人。台儿庄突围有他，几天几夜在雨里淋着走，一站住会睡着了。叫听的人敬佩。他说，看护兵没意思，早晚还得「甩脚丫」去。当列兵，上前线，有升发。我们三人的个子差不多高，阿南有点驼背。
　　押解我们这批新兵的是军医处的司药官。他带了两个看护班长和两个看护老兵。我们一共三十个人，都经过留守处的考试，有小学的程度，押解人员便用文明手段，不露武器，讲些我们受训后的前途，我们听了高高兴兴的前进。
　　中午，火车到了河南的渑池，我们在这儿下车。师部早来了命令，新兵即开黄河边，今晚赶到，明天过河，在中条山里开课训练。
　　我的行李最多。棉被、毛衣之外，还有两本电工学，一本英汉字典，和一本英文的三民主义。大家一见都乐了。我想抛掉书本，可是阿南和李兴奎不愿意，他们空着手，可以帮我拿，说，等拿不动时再抛不迟。
　　到了黄河边，一停下来，我们就用黄河水洗漱。这段河面不宽，对岸的山高岭峭，如列眼前，水面平静，没有舟楫，「暮宿黄河边」，只有诗意，不觉战火气氛。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宿了营。伙夫烧了白菜熬猪肉，每人一大碗，大白馒头尽着吃，我和李兴奎满心欢喜，阿南咬着馒头想着大米饭，就难以下咽。
　　一会儿，出了谣言，说，我们受骗了，我们哪是看护兵，直是担架兵，一过了河，接上火，就把我们顶上去抬担架。我们三个不听这些。我们以为打日本鬼子干什么兵都可以，看护兵就不抬担架？
　　第二天一早，有了新命令：不是过河，是开回渑池去。四十七师整师人马要在后方整训三个月，前方已由五十六师接了防。
　　向回走，多了欢乐声，昨日那些严肃空气吹散了。到了渑池，开进一座破庙里，站队，分班，安置铺位。
　　下午，在课堂里，马科长召集全体学员，第一次讲话，他讲话有层次，叫人容易明了接受，是个好教授。他介绍了训练班的性质和科目，他讲「人体构造」，任司乐官司讲药物，韩医官讲内科，宋医官讲外科。
　　我们这新兵分了三班，每班十个人，我们三个在第一玫，正班长张立勋，是上士，副班长老李，下士，两人都四十多了。二班、三班的班长是小白脸，宋医官的门生，刚升的下士。我们都是上等兵，想升下士可不容易，三五年后再说吧！我才记起我那少尉衔，得来容易，扔得轻易。
　　师部给我们派来了教官，我们称他队长，准尉衔，不到卅岁，早晚两遍操和晚间训话，都叫人满意，不太罗嗦，没有肝火！唱的时候多，就叫人觉得他新派。第九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小洋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都唱得烂熟。
　　马科长叫我们去挖个死尸骨来做「标本」，班长们错点了坟墓，扒开了棺木，才知衣服和肌肉都未腐化，臭味熏天，原说是个女尸，竟成了穿军装的，不得已装进麻袋，弄到河边冲洗，天亮时，才知骨头为狗偷了一些，用升汞水消毒后，马科长开始讲课，他用中学的生理卫生作课本，短短地三个月，叫我们认识了人体构造。
　　任司药教些拉丁拼音，原是药物名称的基础，可惜他本人就弄不好发音，无法叫我们有兴趣。宋医官是由看护升起，刚当官不久，自己心虚，语无伦次。而且对小白脸有情，常常闹些脸红的事件。韩医官是老粗，已经是少校，讲话老实，我很爱听。他说：
　　「军队里要什么医生？只有两样药：一样奎宁、一样阿司匹林。发冷发热给奎宁，伤风咳嗽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陀氏散，不治咳嗽又治喘！」
　　他说，真正的医生不会到军队来。一个后方医院的院长，少将卫，权多大！定是大医生吧？不是，是齐鲁医院的看护长。
　　他到南京受过短期训练，「教官们，别看年轻，都是留学回来的，讲着讲着就写出洋文来！讲来讲去就是要病人多喝水！对，消炎吗，我们就给这位教官起个外号：——『多喝水』。」
　　这时三个人的小团体，扩大成五人。多了马国礼和胡勉。胡勉是江南人，当过兽医看护。老马是河北人，平汉路长辛店机务段上的钳工。五个人一块儿吃喝，关了饷定要聚几回。上等兵的饷十块另八毛，扣去六块钱的伙食，两毛的草鞋钱，实收四块六毛钱。真够吃几回小馆的，那时素[麦丐]才五分钱一碗，肉丝盖[麦丐]一毛，炒个木须肉不到两毛钱。老马的老妹子还在战区里读师范，他关了饷就得寄给妹妹用。
　　有一天，我们的聚会老马不在场，李兴奎忽然说：「老马定是个回子，你看那眼斜的、眼白多得成个大三角。没见他吃过猪肉，每回吃猪肉，他都去买豆腐汤家里吃豆腐。吃馆子，也光吃素[麦丐]！」他这一点，大家认为定是回子！不会错。又聚会时，李兴奎笑着向老马提出了是不是回子？想不到老马勃然大怒，骂了李兴奎一个狗血喷头。我们赶紧平息他的怒气，声明并无恶意，何必动气。他才解释：回教人不能当大教的兵，若是人们知道了他是回子，他就非离开不可！他困在西安，没有办法，才来当兵，有了机会就走的。后来我知道他思想也左倾，虽不信回教，但对回教的习惯不肯打破，所以可以吃大教的素[麦丐]，不肯吃猪肉。
　　师部医院就设在崖边的三个窑洞里，重伤号换药后转送洛阳，轻伤病号便在这里治疗。我们一面受训，一面担任医院的工作。我被派跟副班长老李收发病兵的军毯。由河那边到的伤病兵，每人发一条军毯，归队或转院时收回。我们都穿了棉军装，新到的伤病号们还是单衣，一床毯子不够暖，夜里来我们上哀求多发一条，老李决不肯加，毯子多得很，不能做好事。他把他们赶回去。第二天清早，他和正班长去查号，所有铺炕的麦秸都烤了火，化成了灰，他俩便没头没脑的用杆棒揍他们。
　　伤病号蝼蚁不如，在这前线的后方；便大后方的荣誉军人却曾一时气焰万丈，把院长和看护收拾得服服帖帖！
　　转眼之间，三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学业结束，跟军医处迁到孝义来。到这里更自由，真像在渡假。没了操，没了讲，早饭后，做完了例行工作，便三三两两的出去逛，大街小巷串遍，名胜古迹访全，直到晚饭前才回到班上来。
　　这里是大诗人杜甫的故里，一抹平地，「小桥、流水、人家」，人家不多见，因为人们建居，喜欢在地平线下，挖一个正方的院子，有三层楼那么深，由院子的四壁上，凿出门窗，挖成四合套房。牛棚驴槽也在门旁檐下。院子里栽的榆树，树杪拂着地面，但见炊烟，不见人家。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便是说的这儿了。
　　吴佩孚在这儿建军过兵工厂，地上遗留了厂房，地下遗留了深且广的交通通道网。还有兵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人的家属。
　　一天早上，紧急召集，我们三班站了个门字形，准备听训话。马科长陪着处长来了。处长口里喃喃着：「得到的电报，前天去世了！」跪了下来，叩了个头，我们不知所措，科长已拉他起来。散队后，才知道是处长的母亲死在河北原籍，处长要在这儿开吊。
　　这里的旧厂房，办公厅，礼堂等都还在应用。即刻由兵士们来布置，扎采，做起开吊的准备。班里放出空气，上等兵两元的份子。我听了这种「打秋风」的手段，很是愤怒。以我们的粮饷说，出两毛钱的份子，已不算少，怎么会出两元钱？抗战死了那么些兵士，谁给他们吊唁？跟我行动的只有李兴奎，再没有胆大包天的！
　　我们两人各出两毛钱，不去吃吊丧筵。没有人批评我们，没有人敢同我们说话，在这丧期内。
　　开吊后不久，班长张立勳对我说：「梁山，你该走了吧！」
　　这时房里只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人的铺紧挨着，有时我缠着他讲故事，讲他那些风流史。他是河南人，大个子，对弟兄们好，从不发脾气。嗓音沙哑，自称是梅毒噪子。
　　我没有答话，我不知道他是好心是恶意。
　　其实，我和老马早在商量开小差。他得到信息，西安正在招工人入川。我也得到逸民发自乐山的信，叫我进川，回工厂去。巧得很，我们在孝义街上遇见了老马的一个旧同事，他住在这儿，肯帮我们开小差，我们把便衣和要带走的东西，陆续拿到他的家里，三个人去看好了路线，定好了时间，我不敢通知阿南和阿奎。他们会原谅我的。
　　明天就要走了，今天下午，三班里提回一个开小差的。这人有鸦片瘾，人缘不好，他穿着军服在车站候车室里等车，被班长和一个老看护兵捉了回来。科长集合了全体看护兵，训话之后，打扁担。打得他鬼哭狼嚎，无人替他求情。
　　早晨，老马问我「如何？」我说，定了的日期不能改，我这两腿已准备等他们打烂！
　　十点钟，我们到了郊外的一座废砖窑，那位朋友带来了我们的东西。在窑里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天气还有寒意，直打哆嗦，和那朋友作别后，直奔黑石关车站，在站的西头，信号灯底下的路边伏着。一列煤车出了站，老马一伸手上了车。我却没有他这么方便。原以为煤车开得慢，初出站便不会快了，哪知一出站是下坡路，车竟快得我一伸手一个车厢已经过去了，好歹摸到一个把手，几乎把我带到车底去，赶紧松了手！老马这时站在车卡里直招架不住手，我一时拿定主意，只能上守车，没有被拖进去的危险。守车一到，我跟在后面，两手抓住了扶手，跳上了车踏脚。老马赶来守车，两人庆幸成功。他责备我爬车的本领不济，我诉说，我是头一次干这个，哪能和他这老铁道比，两人争论未休，车忽然慢下来，比行人还慢，一个大上坡正在前头。早知如此，来这儿上车多好呢！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廿九日。

五月五日

　　老马熟悉铁路规章，由他决定行程。煤车一到洛阳，我们就溜下来，进站去买了「蓝钢皮」特快车。这车一定要有票，没有票要枪毙的。钱不够买到西安，只买了一大站：新安。洛阳开车，新安之前，车上剪一次票，于是白坐到渑池。老马下去买了一站到观音堂。过了渑池，松了口气。在这儿住得久，且有留守处，生怕巧遇熟人。天近黄昏，我们猜测这时班里正传遍了我们开小小差。老马说：「梁山胆子大，扁担都不怕！」真要打扁担，我挨的定比他重些。
　　前面有闵底镇和潼关两段应该买票。我说，这样走法，我们到不了西安就短了盘川。老马身无分文，说定了路费由我出。我也只好到哪儿说哪儿了。
　　过了观音堂，天大黑了，忽然全车的灯火熄灭了，向北的窗帘都拉下，不准吸烟和大声说话，因为河那边的鬼子连夜开炮轰击列车，火车不再停站——这可方便了我俩，高兴得睡不着觉，到了华阴，火车才亮灯光，我们在这儿下了快车，改爬了一列运盐车，不买票，不害怕。
　　中午到了西安，我还有点余款，两人进华清池洗了澡，吃了一顿真正的清真馆，然后分头访友。
　　下午会面时，老马已考了二十一兵工厂，就要乘厂车进川。要手艺人，不要学徒，我只好徙步进川了。
　　别了老马，我去大华和大山夫妇、癸丑师傅欢聚了一晚，他们能见我平安归来而高兴，听说我要进川入厂，不再当兵，他们更喜欢。
　　第三天，我拿了逸民的信，到飞机场找着当翻译的小徐，借到五元钱的路纲。意外的遇见小学的一位义务教员张三锡，他见我无恙的归来，很是欢喜，听我说要步行入川，慨助我五元。于是我又打点行李，把电工学，字典，手电筒，长棉袍和单夹衣，装入一个行车竹筐里，[扌背]在背上，别了癸丑师傅、大山夫妇，爬上陇海西段的夜车，天亮到了宝鸡。由这儿踏上秦岭山脉。雄伟的山峦，清脆的鸟语，青春的快乐充满了心头，不觉走过了益门镇。在路旁的小饭铺矮桌上打尖，记点见闻。买了双麻鞋来试穿。自笑当兵半年，每月都扣草鞋钱，今天还是头一次上脚。这是双水浒传上的多耳麻鞋啊！头一天不敢多走路，宿了黄牛铺。三个月的看护训练，有了保护双脚的知识。热水洗脚是很要紧的。
　　天一亮就上路，红花铺打尖，双石铺投宿。迤逦下去，庙台子、留坝、褒城、大安、川陕大道，正是幼年看三国演义时所向往的古道，却已通行汽车，为了省步，我还是走老路的多。最难忘的是徵来修公路的民妇，没有裤子，用石条遮住下身，坐在路旁打石。黄昏时候偶遇骆驼队露宿路旁。他们由新疆运来俄国汽油到四川去。一匹骆驼能驼两大桶。
　　到大安已走了八天，脚累了，在这里歇了两日。再上路时、脚不痛反而有劲了。到了广元，交了四川地界，觉得川地富庶，吃住都便宜。我每天限用五毛钱，在四川就不艰苦了。他们的茶馆，后边就是旅店，一毛房钱就有「房圈」和蚊帐（大铺就更便宜了），有大木盆的热水洗脚。一毛钱饭，就有一个「帽儿头」的大碗白饭，上面浇了菜和肉。米汁尽喝，不要钱。喝茶也只一个铜元。
　　不两日看到路上有路标，指示前面的打尖站有多远，石头上的粉笔字：「加油，××」。「就到了——加油！」，「奋勇直前」！「××春，前面等着你！」和我走着一条路线。宿站时，么师问我怎么两个月了才来？原来是山东的联合中学由湖北郧阳入川去绵阳经过这里，么师以为我是个落伍的学生。
　　剑门关、剑阁道、天险惊人，沿途喊好不迭。走在张飞种的柏树下，想着戏台上张飞的扮相，觉得每棵树都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张飞。七曲山，九曲水，山不互绕，文昌帝君君临着这奇山这巅，对着盘旋的河川奔向锦缠的盆地，多么福气呵！
　　距罗江还有卅里，天黑了，不能不住店，钱却光了。
　　先住店再说。
　　拣了一间干净的客店，洗了脚，吃了饭，拿出手电筒到柜房去见店主，给他说短了盘川，请他把电筒收下，随他作价。店主却说，房饭两毛钱，他送了，出门人常有的事，不收押物。我说，今晚过了，明早上路还要饭钱，店主立刻给我两毛钱，我道谢了。心里实在惭愧，感激四川袍哥的义气，山东河北都没有这么仗义的汉子。
　　中午到了罗江，见了子桂，先讲了昨晚短盘川的故事。子桂即刻叫个学生骑自行车去还了钱。我心里舒坦了。
　　和子桂盘桓了一天，又上路了。虽然短短的一天，可诉了不少离情。他在郧阳和进川行军的艰辛，我都得了个概况。他在学生中有了信仰，已谨慎的建立了组织。我俩同一的观点：学生一定要进工厂，不经过锻炼是靠不住的。等我一进了工厂，他就介绍学生来。
　　我在成都宿了一夜，记不起逛了什么地方。留点印象的是夜市街边小吃，很便宜，很解馋。那时还不知成都的菜肴名天下。由成都上了木船，进入岷江，经眉山、青神直放乐山。
　　逸民由武汉进川，到乐山来任会计。我一到，他就放下工作逐日里陪我吃喝游玩。我们俩性格相近，重感情。缺点相同，咬音吐字不全。鲁东的水土和子桂的鲁北不能相比，子桂以演说见长，逸民和我则词难达意。他家里富有，一直任他挥霍，他也一直以慷慨著名。一住五日，临别时，他送我上木船，给我增添了衣被，赠我丰富的盘川。叮嘱我短了钱就告诉他。他随时可以给我寄。给我安排了重庆的投宿地和找工作及担保人。想得周到，真是宋公明式的好兄长。
　　乐山到重庆，下水木船，七天的航程。一只中型船，载五、七个客人，沿途有上有下，并非都是直达重庆。初经「川河」，我迷上船家的号子，一套套的，叫人听着兴奋、忘我，最紧要时刻，节奏快到了不能再快。艰苦的滩头，响着稳重的呼号，听到了的人都想去出一把力。我每天都陶醉在这劳动者积累的无字诗篇里。
　　一天中午，船正行走，忽然旋转了两转，我觉得好玩，钻出后仓，去看船老大玩什么把戏，那知他正费力地扳住舵把子，面色苍白。仓里这时人声嘈杂起来，我再转回仓里，才知过了一个险滩，人们正在庆幸不死，数说船老大会松了舵把？亏他还能扳回来，再转上两转，船会被礁石撞成碎片！这是有名的「青龙滩」。
　　晚上，船靠码头，到旅店里投宿，在大街上走走，活动一下，饭铺里吃饭，茶馆里喝茶，听茶客们摆龙门阵。
　　四川话我听不大懂。就要拢重庆的前两日，听见下头轰隆隆，人们估计是敌机投弹，不知炸中哪儿。
　　五月五日船拢了重庆，踏上了岸，一片瓦砾场。重庆的老房子十之九倒塌了。「五三、五四大轰炸」已写入了历史。两日的教训，使四川各地认真地防空，开起防空洞来！

电训班

　　我在满街瓦砾中，找到了投奔的地址，距朝天门不远，主人住的楼房并没有塌，灰尘一钱多厚。主人是逸民的同乡，单身汉。他正在厨房里想杀一只鸡，下不得手，便交给了我。我既是工人应该什么都能做。我就大胆的执行了这任务。从小当过杀鸡的助手，见得多了，这次担当大任罢了。饭铺炸光了，两人便把这只鸡当了晚饭。
　　第二天，拿了主人的介绍信，直奔磁器口，找到军政部制呢厂，见了庶务王先生。他看了信后，便问：「行李呢？」「没带来。」「拿行李去，明天起工。」来回八十里，我又回到了「瓦砾场」宿了一夜。不由不记起秦明夜走瓦砾场，我走了两趟哩！
　　王先生引我在宿舍里安置了行李后，带我去电气房去见领班。一个五十多岁的和尚头，扁葫芦脑壳，左眼向上挑，右嘴角望下瘪，成个偏嘴瓢。身穿中式老布裤褂，狠恨十足，当着王先生，点头陪笑，王先生一走就骂街了。天津口音（凡是说天津话的都瞧不起山东人），王先生是他顶头上司，他只有当面巴结背后骂，对我这个靠了情面来领工钱的电灯匠，正好发洩他那些积愤。什么损话都说出口来。我勉强干了三天，就要卷铺盖走了，要不是第四天早上来了刘振基。
　　这间电灯房里，老天津之下，一个老苏，湖南人，能写会算，老天津不识字，便拉他当秘书。写报告，开材料单，以及家信，都是老苏代读代笔；还要听他背后骂人和当面损人。一个老董，湖北人，黄瘦面皮，带有家小，上班迟到，领了工作，赶着去开工，完了工，早点往家走。我以为就是这三个人，那知第四日来了一个老刘，他请假回来。这人廿四、五岁，中等以上身材，宽肩膀，大巴掌，大脸盘，大眼睛，胸脯挺得直，说话很肯定。他坐在小公事桌前唯一的椅子上，领班和老苏都陪笑的站在两旁。他知道我是新来的，便请我坐下来谈。他们都去开工了，我俩的话越谈越多，老天津来过两次，老刘白他两眼，等他走了，说，不要理他，越怕他，他越坏。
　　从此和振基结了朋友，他带领我工作，领班不敢再损我。我俩谈电气知识，谈时事，谈革命。我这时我有《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儿子、朋友与战士》等小册子，他读了后，成了托洛斯基主义者。他是黄陂人，自幼学徒，也许读过小学。
　　过了一个多月，振基进了重庆电力公司，待遇好，工作轻，出工有一个练习生和一个学徒当下手，真是大师傅不必动手了。公司在重庆曾家岩，宿舍也在那儿。
　　振基一走，老天津拔去眼中钉，没有人那样顶撞他，他可以端端架子了。但老苏老董和我已熟络，老天津不敢给我小鞋穿。可是我厌恶了这个厂。这厂只有两百多工人，机械迁来不全，开不齐工。随厂迁来的工人，多与厂方有关连，拿钱不做事。这种环境里，不能有作为。大约七八月间，金陵大学的电机系开办电气训练班，登报招生，我一见广告就去报名，考取了。金大在曾家岩借求精中学作校舍，对门就是电力公司，我和振基又朝夕相聚了。
　　金大电机系杨主任之下有一位严教授和计讲师。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早作了发战争财的打算。这电训班，招取初中的同等学历的资格，不收学杂费，校内寄宿，无宿费，伙食由学校津贴，另外工作服一套。上半天，课室授课，下半天工场内实习，一年毕业。像我这样的学生，直觉得正是为我开的学校。机械制图，线路安装，机电常识，一年下来，我真够个电气师傅，可以接华清池那样的工作了。
　　工厂的半日实习分三组：收音机和干电池两组，只有三个同学，计讲师主持。变压器组卅多个同学，严教授主持。「五三五四」之后，中央机构分散到歌乐山青木关等地，距重庆四五十里，电力输送减弱，灯光昏暗。严教授设计了小型可变电压器，只有几个千瓦特的功力，可合十多盏灯重亮起来，我们就是制造的工人。切矽铁片，绕线圈，装配，焊头。虽然粗糙，却安全耐用。在供不应求之下，售价不断上涨，我们也随着领到点零用钱。
　　同学们四川人多，他们都是富有家庭，原不肯读书，不能升学，而今怕抽壮丁，才躲进这种学校来，功课轻松，工作好玩，班里满了欢乐声。
　　金大有自备防空洞，下临嘉陵江，洞顶是十几丈高的岩石，里面弯曲，装了木凳，蓄电池供电的电灯，由电训班同学负责检查。每人还要负责带一件轻便仪器进洞。只要天气晴朗，一定有空袭警报。我们在教室里的时间少，防空洞里的时间多。有两次，两千磅的炸弹落了几个在洞边和江里，江里泛起了不少死鱼。蒋介石的防空洞就在金大的隔壁，沾他的光，多挨几个重磅炸弹。
　　忽然传出电训班的宿舍里有红布和反光镜，给敌机指示目标，我们这宿舍在顶楼（五楼）的阁仔，有活动天窗可以到屋面。四川同学们怀疑一个湖北人。这个能唱会画，乐天滑稽，可是同学中没有朋友。有一天，一位漂亮姑娘在校门口要我替他找这人，他不在校，后来他说那是他姐姐。我怀疑他的话不真实，对他起了戒心。
　　开学两个月后，子桂的学生来了两个，我托马国礼介绍他们进了廿一兵工厂里当学徒。一个叫孟宪武，另一个是学生中的首座，读书最多，也能发议论，他当了三天学徒，就决定转回学校去。从此不谈革命了。以后，子桂便以他为例，以坚定来者的意志。第三个来者是杨寿源，小个子，像个小孩子，哪像个高中生呢？逸民这时到了重庆，任益世报的会计，他们的印刷所就在牛角沱，他介绍我和所长相识后，我就请所长收杨寿源进去学排字。我期望他学会这门手艺，于我们有用处。他坚持下去了。孟宪武是一个好学徒，他的师傅夸赞他。他学的是打铁，粹火时他分不出颜色来，看过医生，才知他是色盲，得改行才行。
　　我和他俩成立一个小组，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交换意见，讨论工作、环境和读书问题。寿源虽像个小孩子，理论修养却不错。我由闲谈中，知他们对子桂很敬佩，三年联中，子桂对学生影响很大。他的谈话或演讲都很动听，时事的分析，几乎成了预言。特务们发动过捣乱，为群众所制服，群众拥护他。他做事谨慎，不叫特务抓住把柄。建立组织也由学生自己进行，他仍是导师。
　　邵鲁和我联络上了，他由上海仓促地进了防空学校，就出发到衡阳，受训后，派照测队工作，任驾驶员。在衡阳火车站上，找到了个北方女孩子，才十六岁，和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如今调到兰州工作，岳母跟着一齐生活。
　　不久，邵鲁的老婆来了信，说邵鲁被队上扣起来了。要是转送法院会判徒刑，因他有盗卖器材的嫌疑。她惊惶万分，向我万里求助。我正要给她写信，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说，他和邵鲁是至亲，邵鲁的岳母是他的亲妹子，妹夫一家在南京开澡堂，不幸妹夫早丧，南京沦陷前，妹子和外甥女带了些箱笼南逃，幸页遇着邵鲁，结了亲，有了依靠，如今——我知道了他的来意，我叫他不要担心，我们会负责他们的生活。他觉得我很够义气，一定很有办法，便放心走了。他叫王锦堂，高个子，好卖相，半世军警，才正政府机关里当上个警卫班长。我从没有这一行的朋友，有心和他结交。不久，邵鲁开释了。王锦堂特来致谢，我却抽不出时间回访他。
　　春天来了，踏入了一九四0年。我的活动更多起来。一晚，我到对江廿一厂去看马国礼，他说，我去的很巧。下月初，他就到化龙桥一家商办的工厂去上工，那里有宿舍，工钱高，他给了我新地址。回到江边已近十点，有双划子在等客，我踏上跳板，就听里边先到的客人说，「就开了罢，我包一个。」船家不吭声开了船。我猜他们有过争吵，便问其详。那客人说，他早到了一会儿，想早点过去，多给一份船钱，船家不肯，要他付三份（准载三人），因此我到了，船才开。我俩互道姓名之后，谈起了行业。这人叫郑炳，保定人，在五十兵工厂当水道工程师，我问他能否介绍我去当电工？他说，他们的主任张君昭是金大的老毕业生，他给引见一下，用不用由他定了。我道谢了，说我毕业后一定来访他。
　　逸民离了益世报（最反动的报纸）到大川针厂去当会计主任，叫我去他们厂里玩了一天，陶绍武这天也来看他，他约我到他的学校里去玩一天，他已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沙坪壩，这文化区我只去过一次。
　　上海来信叫我到较场口新开的南方书店去访张维良。他刚到重庆，带来了新出的书籍、小册子和《破晓》、《西流》等新刊物。也带来了点上海组织实况。他给施复亮当伙计，主持南方书店。
　　南方书店附设南方印书馆，招考学徒，学徒厂里有夜校。施复亮在夜校班上讲经济学概论，用最浅近的语言剖析他们如何被「剥削」。子桂的学生刘超考进了这学徒班。他是个聪明孩子，进入了一个好行业。
　　维良，小个子，近视眼睛，漂亮得似粉雕玉琢。年龄可以说廿四（他带了老婆孩子来的）。态度稳重，和他相对，觉得心神安泰，无挂无虑。听着他的低声慢语，会生忘我境。所得如此，永世不灭。
　　托洛斯基遇剌的那天下午，振基到金大工场来告诉我，我正抱着锉刀锉活，一下子愣住了。扶着老虎钳和振基对看一阵，直觉得他那对大眼珠要弹了出来！我扔下锉刀，两人互勾着肩膀走下了河滨，在索道上散步，散了很久，谈了很多。我说起山东济南师范的张梦九，是个领导班子，却因了陈独秀的被捕，就说托派完了，扔了革命，那真是竖了牌位干革命，和我们不同。我们直觉得托洛斯基指出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若说我们是铺路的石工，不如说是石头，做一块路上的石头，而不是绊脚石罢了。名利和我们无缘。我们是以托洛斯基的精神为未来的人类尽一点力量罢了。
　　四川同学纷纷回家，新生已有迁进宿舍的。八月底，我离了金大，到五十兵工厂去。
　　考金大电训班，我报的同等学历，取名「梁贻」，记不起取这名的动机了。在班里，老师、同学们叫着很响脆。五十厂的同事们喊着也生色。仅仅用了两年。

五十厂

　　五十兵工厂在郭家沱，由朝天门搭小火轮一个多小时的下水船，出了铜锣峡就到了。铜锣峡，两山对峙，江面窄，峡道直，江流急，一出峡，江面陡然涧起来，左转弯一个大延水沱，便是郭家沱。上下的木船，都以这里为站口，对过的大兴场有木船来往，又像十字路口。
　　由火轮码头沿沱边走到山边大道，进了厂境，往左转是招待所和样板场，这都在铜锣峡内。往右转是警卫室，厂大门，进门沿大道去，山坳里散布了十多间工场和饭堂、工人宿舍，这样绕回了火轮码头。码头上新起的竹棚：饭铺、茶馆、杂货店，日见兴旺。
　　电气间躲在头一个山坳里，进厂门也得走百多米。郑炳和张君昭坐在一张办公桌上。张主任摆起学长的架子对我先来一番训话，说，他这儿由发电到外线工程和自动电话交换机都齐全，我得到各部门去实习，完成学业。他喊一声：「李司务」，从里间来了个麻子，把我交给了他。麻子带我到里间去。里面涧大，蕴藏了八九个电灯匠在等候派工，还有器材和工具。李麻子是头脑，他给我一套工具和工具箱。我在新环境里开始了新生活。是起码的工匠？最要紧的是和同事们先熟络。
　　宿舍宽大，窗户高阔，每个窗户下，摆一张小书桌，左右安两张床，床有四柱和木板顶，既可挂蚊帐，又可放衣箱，床下有摆鞋袜的空地。前后门，每房三四十人。洗浴厕所都整洁。虽然是茅草顶，设计却新颖，空气和卫生都顾得到。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重庆和振基们聚会，转眼已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徐文昇到了重庆，他是青州乡师的老人，和宾之、子桂相熟。他给我的信上是白市驿一间庙里，我觉得奇怪，及至找到他，原来他是穿军服的排长，驻扎在这儿。他早已军校毕业。我俩在山坡上玩了半天。他知道了重庆的情况后，便决意开小差。他的连长是同学，开小差等于向他请假，放心地住在重庆。两星期后，他已经是重庆电力公司营业部的文员，办公和宿舍都在校场口。
　　有了文昇，和振基三个人，力量增强了。便想到出刊物，是我们的要务。振基在校场口的河边上租了一间石屋，买了油印机和蠴纸等。文昇写印俱佳，我们的《工人呼声》面世了。
　　我们中没有人写过文章，写文章是一难事，可是都能品出文章的好坏，不像样的东西不肯登，正是一些手高眼低的伙计。
　　我的第一篇文章：「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署名「艮山」，登在第一期上。把五十厂的工作效率低沉，厂方对工人的伙食漠不关心，描述了一番。我记得刚进厂时，伙食好得使我吃惊！八人一桌，早上四个盘子，咸蛋、煎蛋、花生米、榨菜等，粥和馒头任意。午饭晚饭更丰富，四川大师的烹调，直觉得是天天吃馆子。可是两个月后，伙食突然坏下下，坏到早粥只剩下一样榨菜，馒头没有了。中午晚上是空心菜、臭豆腐，叫人难以下咽，吃不饱了。而这时招待所落成，厂长江杓召集全厂员工来这里听他演讲，夸耀这招待所的形胜，在铜锣峡出口的山嘴上：一面临江，一面把住工厂大门，遥控全境，却不解释以制炮为目标，德国设备的厂，何时出大炮。
　　刊物是不定期的，不记得出了几期。维良出钱不出力，子桂喊好不落笔。寿源和小刘都能写一点。振基的短文真是他的跃进，《鬭争》和小册子教育了他，他能追着走了。他也拉到文章，他的练习生刘有绶早已加入而且发展了组织。他们能写点。
　　国币发毛，国民经济趋于崩溃，军米掺砂石，学生们吃不饱，菜里没了油晕，他们不同子桂商量，自己往下跑，重庆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不久，罗江来了一个首座学生，老范，长清人，大脸盘，大眼睛，能读书，能讲话，能打架。便由他担任联络安排联中来的学生，他暂不进厂。小杨会了排字后已转入廿一厂和老孟一齐，他们安插了一些学生。大渡口第三厂（炼钢）招考学徒，考进了十来个同学。曹庆华考了公共汽车售票员。赵盛文到五十厂来当小工。他们有了职业就挟带一两个无事做的同住。这时我提议：我们的印刷品暂停散发。因为学生刚进工厂，不习惯工人生活，不会应付环境。说话冒失了，可以不认帐，白纸黑字落到特务手里，就要麻烦了。我这提议，为大多数所反对，说我取消主义，正在争论时，王叔本来了重庆。
　　王叔本是个职业革命家，斯、扈、王、刘开除了陈独秀后，不久，他们也进了陆军监狱。南京沦陷前，获得释放，重到上海，由组织上领到的生活费，勉强一饱，若想风流，吊膀子，就得另打秋风。小王几乎一个女孩爱一个，只凭「英雄纪略」征服到手，很不容易。所以他到武汉看老朋友，得点贴补。再回上海后，便断了这种接济。不像江浙两广的革命家，总有伸手的地方。他在上海三年，清苦生活，到了难忍的程度。组织经费靠捐助而来，掌在彭、刘手里。小王乞贷无门，才出一下策：编了一套特工钉上了他，他和特工周旋，甩不掉，叫组织给他筹钱或买香港的船票给他，就能无事了。这使彭、刘大惊，也有人看穿，便由组织给他买了船票，他由香港而广西，转来重庆。
　　在他来到我们石屋之前，我接到上海的信：说小王已是叛徒，今后要和他切断关系。寒君也由香港来信述说小王在沪演的醜剧，我还来不及和振基文昇商议这事，他已由维良那里得了我们机关地址找着来了。他穿了一身黄呢军服，神情沮丧，躺在床上，不愿开口。只说来到重庆，先找的子谊，后找的维良。上海情况一字不提。
　　维良业务忙，把组织忘记了。他得到的情报比我早，也比我详细（他通信方便），却不知我讨论这事，反把小王推给了我。
　　我这时虽把上海和寒君的信给振基文昇老范看了，信上用代词很隐晦，不知他犯了什么错误。而且目前他们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角，叫《工人呼声》出版下去，只要他讲的是革命的语言，就不必信什么叛徒了。
　　午饭过后，小王的精神振作起来，决心领导这里的组织，抛开子谊，继续革命了。于是文章来了。像文昇说的，「小王一趟厕所就是一篇。」印刷品增多了。不顾组织的安全，他是准备了进监狱的，牙刷、漱杯、手巾都预备了，交给文昇看，他在演出中国职业革命家的悲剧。
　　我在五十厂里的工作，也不理想，发电间做了两个月，学会了「并车」，就请调了。领班是天津人，怕我挤他，我早点离开那里叫他安心。到铜锣峡新开的山洞里安装线路。真是辛苦生活，日日爬在高架上对天花板仰头打眼，颈酸背痛。这儿完了，在样板厂当班，休息了两个月，无事做，我才请调回来，跟李麻子修马达，在这老司务手上学玩艺。
　　同事们思想落后，电灯匠得算「贵族工人」，工钱比一般的车工高，工作又轻松，就有点高人一等，谈不上同情人了。我因此转向小工和车工接近。大约在七八月间，我初交了两个车炮弹的工人，建立了初步感情，也有意冲淡一下同事们对我的看法，他们一直玩笑的说我在宣传。
　　面对了组织的危机，却无法唤起人们的注意。李申（赵盛文）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却也难说服他，我和子桂，振基建树的东西，就快要被人弄垮？我得离开这儿，到哪儿去呢？写信到乌江打听立民，立民来了信，要我去，我回了信准备去。信投进厂里的邮筒，三日后，我被捕了，这信就扣在督察处了。

逃走

　　我被捕的日子是十月八日，旧历八月十八，刚过了八月十五三天。清早，大约九点钟，一个警卫员拿着一片纸到电气间来向张主任说：有人找梁贻。主任便喊我，我看了纸片上写着杨寿源三字，心里觉得不妙，他不会来找我，从没来过，在上工的时间不准找人，警卫会给传递？我还没开口，主任便说：「跟他去！」我就跟他往外走了。警卫是广东人，个码不比我大，可比我结实。不前不后的和我并着走，防我有逃跑的意图。我却意识到这么晴朗的秋天早晨，我要失去自由，保日重见天日呢？我贪婪地看了看天和云，江水和山色。山上的橘子树已累累结实，尚是一片青绿。这么走完了到警卫室的路。里边警卫长陪着两个西装客，一见了我，就叫我跟他们走。他俩一前一后的带我到了招待所。在会客室里坐下来。年轻的是科员，年纪大的（四十来岁）自称萧科长，向我宣布：「杨寿源供出了你，你被拘捕了。」于是问我到五十厂来的介绍人及关系。我都详述了和郑炳的巧遇，他们或不相信，但我相信张君昭会为郑炳开脱的。再问下去，我不答话。这里有茶烟和点心，萧某一面吃着，一面得意的问我：「杨寿源」三个字像不像他的亲笔？原来他加意模仿了小杨的笔迹，以建其功，那知我自料逃不出他们的网罗，才跟他们走。
　　离了招待所，到我的寝室里去检查，出门前，萧某关照我：「落开一点，大家好看，不给你上刑具。」这样就不惊动厂里的工人，以免惊跑了我的同党。于是三个人像是闲逛似的从一条捷径上回了宿舍。在我的箱子里他们抄到了一个电力公司的信封，署了文昇的名字。这真糟糕，要毁了文昇的，恼恨无及！我把新做的一套中山装和二哥临别赠我的一件厚毛衣都装进防空袋里，此外是牙刷毛巾也带齐。我望了一眼后面李申的宿舍，似乎有人出进。我这宿舍里无人闯进来，可能管理员已把守了前后门。时间已近正午，十二点有班上水船，两位特工还像朋友一样陪我上了船，代我买了票，我不进舱去，坐在甲板上再溜览一次铜锣峡的风光。下午三时才到朝天门。这段时间里，我记起了昨天晚上快收工的时候，同事们站在电气间门口议论：那着了官衔军服来厂视察的督察处长。我当时没管这些闲事，估不到特务头子亲自出马，来捞一条小鱼。
　　到朝天门，上了码头，沿陕西街走，没多远，向左拐进一条巷里去，石头铺的路，很窄又不平。两边是高楼，像是一条往地狱去的黑胡同。约走了百来步，向右进了一个大门。进门后的右手是一道上楼的扶梯，迎面三间柜房，在楼底下，挂着副官室的牌子，左手是传达室，几乎没有天井，墙高院窄，不到五点已昏黑。门口一个军装兵拿了步枪站岗。两位特工上了楼。一位武装年轻军官由副官室走出来接收「差事」，班长来搜身，他见我两手高举，态度从容，就虚照了一下，没实摸下去。放过了我裤袋里暗藏的两张法币。林副官刚写完了我的姓名和工厂，二楼就叫带犯人。他把我引上二楼，在一位年轻的股长前面坐下。他对着卷宗，皮上竟标了「杨阿房」，而不是「梁贻」。他喊我杨阿房，我不答。杨阿房是我和上海通讯的化名，这叫我明白了我经五十厂的信件，他们都检查过，在厂投邮的信，也可能检查。
　　股长刚把我的年龄籍贯例行公事写完，三楼就下来提我，说处长要亲自审。于是我上了三楼，面对处长坐下来。处长的桌上放了我们的《工人呼声》和传单。还有大约是抄录的上海和香港的信件。他没大问话，是想看看「杨阿房」似乎是他熟悉的「老人」，这一点叫他失望了。于是指着「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说，这不是你写的？我不答话。他看了我的签名，起疑了，真是个电匠而不是留俄的学生？他教训地说：「还搞这些有什么用，下去想一想！」我下了三楼，林副官吩咐传达班长带我住在传达室。班长给了我一张靠里的床铺，一床军毯，把我的防空袋收在床上。这时我才把处长的特点回想了一下：个子够高的，却不够军人的威武；嘴巴够大，注定吃人喝血。
　　天六点多了，楼上的人走光了，林副官也出去了，由他的房里出来个学生到传达室门口招呼我到副官室的门口一张小桌前坐下来，他低声地说：「是老梁吧？我叫张洪仁，你没见过我。」他告诉我，事情坏在廿一厂，杨寿源组织剧团排戏，混进了特务，逮捕了他，他供出了很多人。都捉来了。改过的签了悔过书。送到下面的反省班去。他没悔过，留在这里：等着再过堂。「孟宪武呢？」我问，「没捉到他，可能他逃走了。」
　　洪仁长得漂亮，生得棒，粗眉大眼，四方口，叫人喜欢。我至今没忘他的形象。
　　他说，已经在副官室里住了一夜。我鼓励他不能悔过，这地方很可以逃走。我们一直谈到林副官回来，他才回房去。我回传达室和班长拉了起来。很对劲，便邀我一块儿吃饭。他是河南人，老兵油子，他介绍了这机关是兵工署下面的督察处，专管兵工厂的案件。他说：「你这官司容易打，顶多月巴就回去。廿厂里有个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那是最长的了。如今每星期来一趟。」
　　我翻看了桌上的信件，才知道这地方是陕西街灯笼巷七十二号。官衔称呼是督察处长张师，也有不具官衔而写「张行深先生」的。断定这家伙姓张名师字行深。由大口来判断，定是浙江人。林副官名沁，和国府主席林森同音，福建人，头发留得长，爱打扮，脸色苍白，是张师的小舅子。行动随便，不是个军人。
　　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我刚读过，他由圣彼得堡垒逃走的一段，激人心弦，我开始幻想着离开这传达室。
　　下了一夜雨，倾盆大雨，一直到早饭后还不停。忽然来了一群学生，十几个，从头湿到脚，有一个脚上生疮，不能着地，两个人架着他。我只认得曹庆华，我装不认识地问他：「你们是那里来的，为了什么？」曹庆华装傻的说：「我们是大渡口第三厂，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了这里，你呢？」这小子嬉皮笑脸，玩世的样子，一个聪明孩子。他们拧干了衣服便上了楼，洪仁也在副官室门口和他们招呼。过了不久，他们纷纷从楼上下来，曹庆华还是告诉我不知到底甚么事，说着都到下边去了。过了一小会儿，洪仁又被传上二楼，好半天才下来。脸色沮丧，不好意思地给我说，他要下去了。我只好安慰他：「你们简单，下去就下去，我和你们不同。」于是永别了这个可爱的难友。
　　他走后，我又被提上二楼。还是那股长，那卷宗，问我什么，我都不答。他批了「顽固」两个字。把桌子上摆着的我的所有资料，翻弄了一遍，叫我看见有我一本遗失了多日的小日记簿，是我由西安步入川时所记。还有我设计的一张变压图样和说明，是李卓之坚持我要给他做的。这家伙的床就在我的床后头，我俩的床紧挨着。他是炮弹场的车工，工作低能，却油头粉面的老是一身花露水味，他是湖北人，起初要了个小变压器去，后来一定要我把程式写给他，想不到他会是特务。
　　我还是不改变主意，那里又加了「蛮横」二字，就叫我下来了。
　　我连想了几天在场里的情况，知道除了这个紧邻李卓之是特务外，电工中没有特务。宿舍管理员当然是特务头子，他安排了李卓之的床位在我身后。但是我和李申的关系，他们却没有发现。
　　传达长告诉我，这里不动刑，只搜集证据，齐了，就把犯人转送南岸军法处。
　　每天下午五点钟，就有一个「真正」便衣侦探进门来，一声不响的立在楼下。这家伙一身黑，黑礼帽，黑裤褂，手上一件黑雨衣。叼着香烟，脸色阴沉，有时传唤他上楼，多半是楼上交下公事给他，他便去了。我端详过他，从没和这家伙照过面，不会是做政治案件的。
　　传达长说的那位廿厂的工人来过，并且为我介绍认识：历城人，随厂迁来的，有几颗浅白麻子。他难为情的说：「没有办法，要听他们吩咐；回了厂，还得每星期来一趟。」他上楼去总要个把钟点才下来，可能是中央方面的，估计我也是中共份子，才有那样的表情。
　　传达长对我十分好，吃饭同桌吃，吃他自加的菜，比在厂里的伙食好得多。可是，有一天中午，张师上楼，在楼梯转弯处，看见我们同桌吃饭，便大声的叫：「怎么好和犯人同桌吃饭！林沁」林沁高声应「有！」跑出房来。张师说：「犯人和传达同桌吃饭，出了事，你可负责！」说完转身上楼去了。林沁便来关照传达。这时我已端了一碗饭坐到我的铺上去了。林沁干净漂亮，不能让龌龊工人挨近他，否则，犯人也可押在副官室里。
　　林沁是排长衔，属下有个上士班长，跨了一杆盒子枪，兵士不会够一班人，门口一个站岗的，下面反省班里要多少兵，就不知道了。
　　传达班长，一正一副，副班长是南京人，我和他谈得很亲热，乌江一年，会了两句南京话，用得着，他会做菜，我总是热心地帮厨，也学会了一两手。过了十来天吧，正班长和我说，他要走了，这个机关太穷，没出息，晚上打了点酒和我喝了两盅，早上五点钟，夹了他的行李走了。
　　中午副班长打了报告，从此他一个人，就忙得紧，有时他出去了，我也替他「收件」！
　　重庆已开始下雾，有几晚大雾迷天，我曾想利用这雾天逃走。我有一个五十厂的徽章藏在身边，没被搜去，我可利用上面的别针把灯线短路，烧断熔丝，趁黑里逃走，但不甚安全，我外面没有接应，很容易被捉回来。
　　白天我睡得很足，夜里直到深夜才睡，晚饭后，我便洗衣服，和站岗的兵聊天。有一个兵很想跟我去学徒，但是无胆释放我。夜深了，我可以出门口，顺着巷子望到街口，整条巷子，两面楼墙高耸，窄得像个井筒子，这段路就不短，不能强逃。
　　传达副班长说：我的公事也差不多了，没有在这传达室呆这么久的，已经三个多星期了。他也要走了，这机关干不得。我这时每晚都把中山装穿得整齐，毛衣穿在里头，在屋里来回踱步，安排着如何走，由哪儿到哪儿，再到哪儿……有时觉得这儿不能逃，就太不像话了。
　　一天早上，副传达长不见了。他没和我作别。上下站岗的士兵也不够人。林副官和班长很紧张。传达室里剩下我一个人。这晚十点后才睡下，睡得很熟，不知睡了好久，突然醒来，听见外面打鼾，起身一看，原来是班长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挂着盒子枪睡熟了。门口没了站岗兵，他在这门口代岗。我一见机会来了，毫不犹豫，轻手轻脚，由他身边溜过去，出了大门，轻快的走到巷口。街上已不见行人。我往左转沿陕西街慌慌张张的跑下去。跑了两个街口，横巷里伸出一双手，一把捉住了我，「干什么的？」我张口气喘的答不上话来，半天才说出：「开小差的。」「哪个机关？」「兵工署。」我信口答，也看清了捉住我的是一身青，一个警察。他轻轻地说：「跟我来。」我跟着他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有钱吗？」「不多。」「拿出来。」两张国币：一张十元，一张一元，他把十元的拿了去，给我留了一元，我没敢争。他捏了我的肩膀，「里面是什么？」他知道是毛衣，摸得出来。「脱给我。」「给了你，我冷呀！」「咱俩换一换。」我们俩换了内衣。他穿了我的北京出品的上好毛衣，我穿了他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旧卫生衣。他说：「慢慢地走，还有三四个钟头才开关，现在不能过江，这条路上去是两路口。」我真的慢慢地沉着地走去。到了两路口，路中心一个交通警在指挥车辆，我怕他盘问，就不往前去。黑地里一辆人力车拉过来，我一招手，他放下车，我上去，轻轻地说了声：「化龙桥。」他拉起来走了。到了郊外，看见月亮，才知今夜是旧历十五，我在七十二号整整拘留了四个星期。
　　在化龙桥街头上，我下了车，洋车去了，我在这街头的荒场上，废物堆旁转着，有人走动，就蹲下去，注视重庆来的汽车，没有停下来的。
　　好容易候到天亮，刚有人走动，我就去马国礼的厂里找他。他刚起床，还没穿齐衣服，惊讶我来得这么早。我坐在他的床头，悄悄地说了被捕和逃出的经过。只求他给一件上衣罩在我的衣服上，再给一顶斗笠遮遮头。他没法推却，都给了我，还给我两元钱。我出了他们厂的后门，爬上去白市驿的山路。天下起小雨来，戴着大斗笠，披着一件旧工作衣，在山道的石板路上慢慢的走，来往的人很少。有时我更绕向河边的埂子上走。
　　这是照我设计的逃走步骤行事。在脑子里想过千百遍了。我不能去找维良或振基，不能去找和组织有关的人，只能找纯感情的朋友。老马只能帮点小忙，要他「打救」我，会把他吓死了。我料定王锦堂会收留我。不过我不知他办公的情形，怕白天人多事忙，不及夜晚可靠。我决定等到夜晚去。我在白市驿的山上转了一天，在路旁小摊上吃了饭，我和文昇在这里逛过，地理熟。望下去是大江，右边望见歌乐山，山上的建筑物较前年又增多了。
　　天黑了，我开始爬上歌乐山。初次来这陪都的疏散地，路灯和机关的门灯昏黑，藉着月光才看清了机关的照牌，我只拣小门口问，问到了一位和王锦堂很熟的班长，他详细的告诉我去的路径，我才在一间小别墅的门前找到了「侨务委员会」，这时已夜里十二点了，站岗的警察是个年轻的河南人，他叫我跟他进去，把王锦堂叫醒。王锦堂十分吃惊，后来认清了是我，便欢然了。忙着招待我烟茶。我先谈了我的遭遇。他认为到了他这儿便什么都不怕了。他听了警察换了我的毛衣去，十分光火，定要去讨回来。我说，要是我唱了「二进宫」，他可以去讨的。
　　第二步是我怎么逃出重庆去。若是搭汽车走，需要钱，他没有钱，只有等邵鲁，他来信说，就要开「羊毛车」经重庆去昆明。他路过重庆时，我可搭他的车走了。
　　也只好如此。他安置我睡下，一会儿天亮了。这机关最清闲，他这班长带了两个警察，分守昼夜，他叫我不必担心他们。但这儿不能住闲人，叫我先去找个事干着。现在找事容易，等他上午应完了公事，下午带我去上工。就有了住宿的地方。这时剃头的来了，王锦堂刮了脸，我为了改装，剃成了和尚头。
　　下午，王锦堂领我到了珑洞湾，这里有个育婴院，他和里面的庶务王先生相识，把我交给了他。正是到处缺人，王先生感激不浅。我改名「孙即隆」和我的表弟「孙即兴」排行，从此姓孙，不姓梁了。
　　珑洞湾是好多小山和小溪绕成的，风景幽美，山脚是磁器口市镇。山路陡峭，上下艰难。这个育婴院是宋美龄的慈善事业。两大间育婴房占住了一个小山头，围着山头建造了院长、大夫办公室和住宅。往下是看护和奶妈的住室，尿布洗涤烘干房，再往下奶牛圈，男工住室，饭厅盘据了小山的不小地方。
　　王先生吩咐我去挑水，由小溪里挑来倒进大水池里，供女工洗尿布。百五十斤的水桶，不停的挑，两肩磨肿了，还是供不上女工用。王先生看了说：「你不是下力的人，这样吧，你去当传达，传达刚辞了工。」我一听，这事不妙，万一冤家路窄，碰上七十二号的家伙们，跑都跑不迭！我赶忙说：「我不认识字，怎么当传达呢？」旁边一个穿旧军装的说：「王先生，我当传达，叫他打更。」原来他是个更夫，王先生不喜欢这家伙，就问我：「怎么样，你打更？」我说：「试试看，打了更，白天还干活吗？」「打更就是夜活，白天睡觉，没事了。」于是我答应下来，接了梆子和电筒，王先生吩咐：八点钟送一趟牛奶，九点钟起更，围着全院转一遭，一个钟头一次。
　　八点钟由奶牛圈提了刚挤的牛奶，送上山顶的婴儿房，交给看护，我便由此起更，转一趟要廿分钟，回到这里再帮看护做活。当我提了梆子，还没打第一下时，我想起了家乡每年冬季的更声，清脆好听，离人思妇，因之堕泪，不像南方听到的（在乌江）梆梆地乱敲一阵。我是一更打一下，二更连打两下，三更打一下再连打两下，四更、五更都是最后两下连打。更点分明，九点初更，十和十一点打二更，十二点和一点打三更，下面分打四五更。打了一个星期，院长，大夫都夸好，老妈子和邻居也以更声代了钟声。王先生就另眼高看，任我白天睡觉，不出小房。直到晚饭时候，才到厨房吃我的「早餐」，早上又到厨房里吃我的晚饭。然后念着：「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回我的房里去。
　　星期天中午王锦堂一定来看我，他到总部做纪念周，隔这里不远。他给我借到几本凤洲纲鉴，我反复看，可惜不连贯，别的读物找不到。
　　有一天，他慌张的来对我说，「你得快走，姓林的找上了我。」他说，他下了纪念周，在路上碰见了一个福建人，拿着邵鲁给我的信，自称是梁贻来找王锦堂。王锦堂把信看了一遍。信中邵鲁说，他们的车就要经重庆去昆明，叫我到歌乐山找他的亲戚云云，他忘了我早已认识他的亲戚，所以林副官拿着信，冒充来访王锦堂了。王锦堂年青时在福建当过兵，会讲福建话，便用福建话盘问了他一阵，然后告诉他不识王锦堂，叫他自己找去。
　　我断定林沁不会有耐性等王锦堂回去。林沁是个少爷，没有耐心办事。我叫王锦堂晚点回去，便没事了。星期天放假，他由我那里找朋友去玩。第二天他来告诉我，姓林的根本没找到那里，叫我放心睡觉好了。不到两星期，王锦堂在我的窗下，大声喊我：「你看谁来了！」「啊，邵鲁！」邵鲁站在我的前面笑。我问几时可以走。他说，他这次没开车，是搭别人的车调昆明，不能带走我。我沮丧了，我说：「我在这儿度日如年，不能不走。」我叫他给我留件旧衣服（我不能穿着逃出来的这身衣服上路），我到昆明去找他。
　　就要过阴历年了，下了几场雪，我决定正月底走，那时头发也留长了。（当初不该剃和尚头，军队见和尚头就当壮丁拉。）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霎眼是四二年的三月廿九日，我在这日离了珑洞湾，由铜罐驿过江，踏上去桐梓的大道。道旁的桐树，已桐花累累，隔着清明只有几天了。
　　王锦堂的恩情，难以衡量，大恩不言谢，但愿来日方长。

自放

　　走在这川贵公路上，没了三年前踏进大散关的心情，那时是豪情壮志，充满青春的欢乐，如今是劫后孤雁，天涯觅枝。
　　头一晚，宿在一个小镇上，军警盘查了两次。有保婴院的护路条，好歹应付过去。看情况是不容许我徒步旅行了。算计了一下五个月来积的工钱，勉强搭得黄鱼车。第二天便跟那些跑单帮的去「炕黄鱼」。汽车开过关卡停下来等黄鱼，黄鱼上车付钱，开到前面的关卡时，司机老爷把黄鱼撵下来，过了关，等黄鱼追来再问。黄鱼们肩挑手挽的过关，追赶汽车。我因行李轻便，不觉辛苦。在遵义过夜，旅馆里找到了一辆资源委员会的车子，直放曲靖，司机很文雅，开车稳重，只我一个客人，免了我关卡上下，认我是伙计。由曲靖改乘火车到达昆明。
　　找着邵鲁后，不几日，便跟一辆商车当助手，开畹町。车到保山，畹町失守，折回了昆明。经历了云南的高山公路，流览了点苍洱海。沿途翻滚的车辆，每公里不止一辆。国民党的军用物资抛得随地皆是。
　　邵鲁叫我住到他们的照测队上，在昆明东郊的昙华寺。机械士们正大修汽车，我干点下手活。两个月，大修完了，邵鲁要开着车回兰州去，我便离了照测队，到昆明西站。老汤（跑马厅的管子匠）在这儿开了「山东大饼店」。我给他当跑堂。卖红烧牛肉，葱油饼，稀饭，花生米。过路的流水客外，常有联大的学生和北方军人。生意兴旺。但老汤一人掌案，忙不过来，就以一大锅牛肉，一大锅稀饭为限。油饼多少随他的意。有时做两扇大饼装门面——「招牌货」。吃的人批评：比山东的差得远。他是「看八式」，不是科班。
　　这一溜的小店都是席棚子，再加苇席成墙，没有砖石，大风大雨漏得厉害。有时就得停业。好天，天亮起，天黑收市，老汤回家睡，我和一个河南人在店里打铺睡。他已老得没了牙，当兵下来的。
　　这时招考的广告很多。在西昌的兽医学校招考新生，高中资格，两年毕业。一切费用由校方供给，报名和考试都在中法大学。我去报告，没有证件，那里说：要有合格的人证明是遗失了，才行。我说，等我考上了，再办这手续如何？我被录取了。榜上只有五个人，原因是要步行到西昌去，便少人应考。我再到中法大学，见了一位老教授，说我住在大饼店里，找不到有地位的人证明我读过高中，能否通融？他说，「我们是代办，作不得主，我准你去了西昌，他们不留你，你就难以回来了。」于是我这兽医就没当成。我满以为治畜生比治人心头上轻松些，在那著名的风景区读上两年书也算福气。
　　我只能选择同等学历，不要证件的去应考。云南电信管理局招考报话员，我去应考话务员。录取后，要铺保，盖了山东大饼店的图章，我进了话训班，食住之外，还有两套军服。开学才一星期，教务主任把我叫去，拿了一本模范英语第三册叫我读一课，他听了很兴奋，报务班的新生英文太差，人数不足，他复查试卷，选了我，面试后，提我到报务班去。我却不肯去。话务三个月毕业，即分发外县，报务却要六个月毕业，还要实习。昆明是个大都市，为了安全，我还是早点离开的好，所以没受主任的特意裁培，很使云南同学们不解。
　　上课在金马寺，饭堂，宿舍却在金马寺不远的壩子里。功课轻松，军训却是无理的虐待。一所方整的兵营，大门朝南，进门是个大操场，北面一列办公室，职员宿舍，东列住了话务员，西列住了报务员，两班人占了房屋的十分之一。饭厅厨房都在南列。军训主任是龙云梅花团的头头，直属龙三公子。一开学的三个星期，不放假，不准假，早晚跑步，两餐饭的米里搀了沙子和谷子，菜里没有油荦，到了饭堂，要等哨子响才开动，再响，就得停筷。晚上跑步后，得听又臭不长的训话，有时是破口大骂。第四个星期日，检查内务后，放假了，十二点出营，七点回营，我到老汤那里吃了一顿牛肉，他又给我装了一罐带回，每个人都带了私菜回来。七点钟，军训主任集合，开始跑步，一跑就是一个小时，有的同学满腹酒肉，腹痛呕吐，出了列，站在一旁，我们散了队，他们要多站一小时。
　　霎眼就是两个月，两个月的严训受过了。军训主任换了一副笑脸，登时和气起来，讲话多是勉励，云南人爱护云南。把唐继荛、蔡松坡讲了又讲，龙主席的德政更是说不尽。云南同学都得到个别谈话。这里同学像重庆电训班一样，多半是些少爷和富家子，为逃避壮丁来受训的。军训主任拣了些蛮横捣蛋的学生吸收到他的梅花园里去。
　　毕业考试在年前，分发县电信局是一九四三的春季了。我得了滇西的大姚。同学们告诉我：「待要嫖，走大姚，大姚不嫖，你别嫖。」我就不看重这地方（却不知这儿在鸡足山下，正是名胜地方。）有个看贡姓郭的同学，成绩不好，被派佛海，他简直泣不成声，那是烟瘴地区区小事，九死一生。不去，怕拉壮丁；去，要病死。我见他可怜，提议和他交换，两人到话务主任那里去申请，照准。他花了两元滇票请我在大西门吃了一碟冷片牛肉。这时法币和滇票的兑率是一兑二。
　　我随元江、墨江的两位同学而行。他们是分发到家乡去，自然开心。他们从没乘过火车，因此选了一条迂回路，多游些地方，正合我意。我们乘滇越路的火车到碧色寨下车，转蒙自，再换车到石坪。远望蒙自，东山脚下有很大的沙滩和苇田，是南归大雁的家乡，石坪有个湖，产弓鱼，很有名。两位同学像是还乡的举人，沿途派夫挑行李，买公价肉，乡保长都听命。先经元江，后到墨江，元江城要沉到元江岸边，天气炎热，汗如雨下，苍蝇乱飞，盛产巴蕉甘蔗热带植物。墨江不在江边，要爬上高山的坝子里。人们在这里，早晚要烤火，提手炉。
　　同学在这里招待我休息三日，搭了马帮，前往磨黑。磨黑亦有电信局和同学，休息了一天，再随马帮前进。磨黑产井盐，附近山上光秃秃的没了树木，煮盐用柴，就地取柴，到了无柴可取，不得不责成：凡来买盐的人马，定要担得柴来，才换得盐去。
　　前行两站，到了普洱。普洱是个政治和商业城市。南北货物在此聚散。由此南到打洛江边（滇湎交界）都属普洱府管辖。佛海车里两电信局的主任（小局不称局长）都是普洱人。汇合了他们一同南下，行李和器材都由乡保长派夫担抬，沿途替换，两天到思茅，这里曾为大瘟疫所毁，人烟稀少，房舍破烂，派夫艰难。前行两日到小勐养，进了西双版纳，初见傣族和他们的房舍。男子衣着和汉人无大分别，女子的上衣狭窄，袖长身短，下着桶裙，织成红绿间格的横条纹，头上裹着白毛巾或花式丝绸巾。房舍像顶「诸葛巾」：楼上住人，楼下住家畜。房与房不联接，一家一户像一粒棋子摆列在棋盘式的寨子里。由傣人接替了送我们的夫役，人数增加了一倍，他们不肯负重，人多了走起路来轻松快活。三天到澜沧江边。江面宽阔，江水湍急，人乘船渡，马匹下水随船浮过，上岸后便是车里，西双版纳的首府，「灶片令」的王宫所在地，像元江一样的炎热，完全热带生物，街道宽阔整洁，傣语叫「景洪」，旧译「天王街」。在此休息两天，别了电信局的同仁，随夫前进，头晚露宿在阿卡田，第二日到达佛海，正是清明节。
　　佛海今名勐海县，是西双版纳之一勐。「改土归流」时，改称佛海县。县政府是旧时商人的会所。邻近有几家大茶庄，建有单层楼房储货，因战争歇业，积存了销不出的普洱茶。警察局设在一家最大的茶庄里，只有局长和听差两个人。电信局在警察局的背街上，一卒独立的小楼，也是茶庄的房产。大门向西，三间门面，中间会客及报话零售处。北间安了电话交换机。南间设了无线电报收发机。楼上三间，北间住了主任，我住南间。门前有一清水小溪，后门附有园地，环境清幽。无紧邻，南约三百步就是勐海缅寺。北面隔了一段空地，才是大街，大街有两家卖牛肉河粉的老回子，大街往南伸展，街西有店铺和人家，约百来家就到了街尾，街东是片广场，无房舍，每早各族人在此摆卖菜蔬山果，米粮。阿卡、老候家、傣族，都来赶街。土司衙门在东北竹林深处，有楼房和白围墙。
　　初到的十天，主任忙着拜客，我忙着东游西逛。来的路上，近城的一个傣族寨子叫曼养罕，有几十家人家，对河有个曼岚小寨，两个寨子临着一个广阔的坝子，全是荒休的稻田。曼养罕缅寺里的佛爷、和尚们正在忙着做过年的高昇。寨里的青年人都来帮忙，清明节后十天是傣族的新年，也叫泼水节。
　　田里用竹子搭起了高架子，把高昇排到上面，大佛爷、二佛爷的，土司老叭的，三佛爷，大和尚的……最大的排到最小的。
　　高昇是把青竹截成一节节的竹筒，筒里塞满了火药，捣实。若干筒捆在一齐，中心插一支竹子，伸出去成了尾巴（成个蝌蚪形），加了火药引线，由引线点燃竹筒里的火药，高昇便开始上昇。头尾比重恰好，升得高，射得远。头重尾轻的升不高栽下来，尾重头轻的不起，离不开架。大高昇起动力大，响声和震动比火车头还厉害。据说火箭的发明人是由高昇得到的启示。
　　泼水节后，局里安好了交换机，开始零售电话，这儿是终点站，应该北通思、普、元、墨、昆明。但有时能通车里，就叫马帮们满意了。线路时断，线工懒得修，也修不及。电话虽设而常不通。无线电报机，架起天线后，收发都不灵，电报改由邮递，电信局的工作几等于零。
　　电信局开张后，雨季开始，主任急急的赶回家乡去。怕瘴气扑上他的身。他走了，局里只有我和一个话差。我不信瘴气，每天天一亮就跑步去曼养罕的琉璜泉（约六七里）洗过澡到缅寺跟和尚们学拼音，随后跟赶街的姑娘们回来吃早饭。这里的格言是：「起不得早，吃不得饱；没有大，哪来的小？」三天两日下雨，稻田一片青绿，眼看着茁长，直到十月稻谷收割时，雨季过了，大晴的日子多起来，叫人不能不说：天老爷偏看这方人，不知贱年是什么。干季里，田间没了事，寨里人联合起来去赶山（打猎），或到河里去摸鱼。晚间，寨里的小姑娘们三五成伙的在十字路口烧起柴火，围了火纺棉线。小伙子们披着毛毯，倚在姑娘的背上说风情话。夜深了，姑娘们停了纺，小伙子们展开毯子把姑娘包进去，一堆堆的喁喁细语。
　　傣人「重女轻男」，老大娘们要有几个姑娘，就享不尽的福了。她们引得小伙子们上门结婚。插秧、割稻要先给女家做，然后才到男家去。
　　晚上没有聊天的地方，我去拜访了警察局长。在他的烟铺上躺下，他递过装好了烟泡的烟枪，我推开，他说：「不行，来到云南，不吹三口烟，回到你们山东去，怎么交待。」我只好接过来，他给掌着斗子凑着灯，吹完了一口云土。第二、第三两晚又各吹了一口。第四晚他又递过来时，我说：「事不过三，如果愿意我常来聊聊，今天就免了。否则，我就告辞，不敢再登宾榻。」他笑了：「吹烟人的通病是：对没上瘾的人殷勤，对有瘾的人就小气了。你既不想报名进这个学校，我就不强你。你可得常来聊，咱们是朋友嘛。」以后我虽不是晚晚去，闷极了时，总到他那里听些云南的掌故。他在滇南任过几个县的秘书，很有些旧学。
　　他吹得很泼撤，不珍惜「黑米」，像富家子不知米粮的艰辛。大约每天要耗二两土。以我作比，他说，即使上了瘾，有一百「花钱」（银元）作本，可以净赚烟吹。怎么说？当青黄不接的时候，放给烟农，一百块花钱收烟时要收一百两土（新烟上市，五块花钱一两），一百两土，新入门的，足够一年吹的。一年可积卅两烟灰，烟灰卖给马帮（外销）可得一百块花钱，本钱回来了，而且避了瘴气，省了医药费。听来像是又要我报名入学。
　　我那时正吸香烟，戒过几次都破戒，哪敢去碰鸦片？也可说，是香烟叫我躲着鸦片，香烟给了我好处。
　　这里的驻军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师，师部设在佛海南郊的竹树深处，用竹树建的营房，辖区南达打洛江边。但这一师的人数，早就不够三个团，三年来补充了九个团的壮丁，仍是不到两个团的实数，官是够了，少的是兵。我和一个四川新兵相识，他告诉我：「我们由四川出发的壮丁是一个团的人数，路上病死逃亡，到昆明时剩下了不过一个营，九十三师的接兵连长们，接收后，把我们当马用，给连长抬黄烟，拉杂货，病倒死亡的沿途皆是。连长的货物南来，一步一个价，人死了，没人运货物，随地卖，都能赚钱，到达佛海时，剩下十多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就是我一个。」
　　师部的中级人马，常来电信局聊天的有军医、会计、报务员。王司药官是河南人，和他成了朋友，他的药库在曼兴山下，我常到他那里去吃饭聊天。他的士兵种了一片菜园，各种瓜菜齐全。
　　第一个雨季过去了，我没病过，身体健壮，那些必须吹口烟，才能避瘴的鬼话，我打破了。
　　第二个雨季，也平安的过去了，心情却没有初到时的愉快，一切都不新鲜了，便觉得郁郁不乐。一天下午，正在药库的菜园里和王司药闲聊，忽然背后山上，树枝乱响，一阵风似的窜下两又豹子，跨过人行路，冲下田去。打了个转，又朝山上奔去。时在小阳月，雌雄追逐，我俩觉得看了[齿句]双下山。
　　虎到街上来了，县政府的马，夜里被虎咬了。
　　纳保长家里，大白天竟跳进了虎捉鸡吃。他以为欺人太甚，准备了快枪打虎。虎在下午来了。保长打响了枪，虎扑上了他，他的小舅子救他心急，开了一枪，虎跑了，子弹打穿了纳保长的头。
　　还没听说虎吃人。一天下午，我去药库，近药库转弯的路上，看见一条虎尾拖着向田间消逝了。我不停步走过去，向田间望，一只大黑虎正在田边冬青树下盘旋。我告诉了王司药，他提了盒子枪去找虎，一面大声喊：「虎在哪儿？虎在哪儿？」等他看见了虎，他却聪明，不向虎，而是向天开了一枪。一阵风，那虎窜上山去，枝折叶落，响徹山巅。
　　一九四四年底我终于病人。像是癧疾，但没有定时的冷、热、却是冷、热、无汗，昼轻夜重。这是黑水症的初期，其后将是小便赤红，大便黑色。不久前，邮政局长（四川人）便是这样死的。我由昆明带来一盒「阿的平」药针现在用得着了。我到药库去，请王司药注射，他很乐意为人打针，精进他的技术。他给我注入左臂湾的静脉，针一抽出，我就晕倒了，一会儿醒来，嚷着口渴，暖水壶的开水喝光了，传令兵赶着烧。我一直喝，开水一直烧，从下午一直到半夜，半夜，我才清醒。下床到菜地里去撒尿，站在那儿，尿像瀑布似的冲出来，足有一刻钟。王司药见我活了，才透了口气，肌肉注射，他误作静脉注射，几乎送了我的命，他一直焦急不安。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只这一针，我的「夜摆子」全愈了。在佛海再没患过寒热症。
　　西双版纳里，凡是平坝，种田的统是水傣族，他们种的是糯米，吃的是糯米饭（有如上海的粢饭）水傣的王，这时改称乡长。高山上阿卡族种旱稻（饭米），寨子都建在高出云层的山头上，空气干爽，没有蚊蝇，男女身体健壮，他们的头人，过去属傣王管辖，现在直属县府，称保甲长。近平坝的山谷里住的是老侯家（罗黑族）、旱傣和汉人，头人多半是汉人，过去称「山头王」，现在也称保甲长，向烟民放高利贷，包庇种烟，零售日用杂货。盘剥各族人。我曾访过一个山头王，雨季里，云雾缭绕，雨点时大时小。看看山头王的居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富农家庭。既无像样的房屋，也无果园花圃。但是他的银元、烟土、枪枝这三样却够个「王」。他款待我，知道我的来历后，便邀我在他的家住下当老师，教他的孩子们。出我的价钱三倍于电信局。我怎能陪伴这种吸血鬼？除非我先变了烟鬼。
　　八月十五，日本投降。一阵狂欢之后，机关开始裁并。旧主任撤了职，新主任滞留在昆明。电信局报话都不通，空养了一班员工。
　　九十三师进驻寮国的龙婆邦，接收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本占领区。我和邮务员商量着去龙婆邦一游。他的局长去世后一直是他当家。他以军部的名义取得军方的通行证。我带了一个线工老廖随他出发了。这时已经是十月中，雨季过了，正好旅行。
　　到了猛兴，遇见兵站支部的史主任，他大声的喊：「发财的时机已过，别再去辛苦！」我不为他的断喝所动，仍随军最前进，从未出过国，一心要看看外国。
　　过了猛兴，进入寮国的「南地」，由此乘独木舟南下。
　　军邮派到了一只舟。一大早，把行李搬上了舟，语言不通，舟老大用手比着表示：载过重，不能开。邮务员（四川人）却道：「不要听个老子的，吃水不过船一半，就说重了！这在川河里，只要你出钱，再重些都载！这是官船，他们当然说过重。不要管他，上船叫他开。」
　　这是独木舟，一株大树挖成的。前面一个使棹的，后面两个，一把棹当舵使，一把当桨用，军邮两人，电信两人，共七人。这样的舟共十五只。「他河」流在山谷间。山岚对峙，绿树成荫。鸟语频繁，天气晴和，旷神怡情，从心底里欢乐。四川人善摆龙门阵，邮务员大讲川河的规矩。正在兴高采烈时，听到河水的吼声，越响越大。水面宽起来，前面的盘旋不前，十五只舟到齐了，才由一只带头，一只紧跟一只的前进。舟像箭般的飞行，在一个浅滩上，舟头使棹的把棹伸出舟头，左右点泼巨石，开路，后面两把棹左右点支，叫舟走在「辙」里。霎眼到了稳水里。回头一望，险滩犹如高崖，乱石激成的狂浪发出巨响。
　　水稳了，水慢了，船老大和伙计们坐下来吸烟休息。川哥子论道：「在滩上，船底磨得石头咯咯响，我可吓得直哆嗦。这在川河里，一听见船底响，船早散了，还有命！」
　　半个钟头，又到了一个滩，又箭般的飞过一段路程，到了十二点，已过了六七个滩。只要看见船老大们把自己的小包袱围上了腰间，就知这是个险滩。如果他们起身只拿棹，不理他们的小包，态度悠闲，这滩就平和。有一个滩，舟由高处俯冲下去，舟头抬起时，迎面是一块矗立的峭壁，舟头向右急转九十度，箭似的飞过几个山头，这个滩像瀑布。
　　天下起了小雨。又是一个急滩。我们的舟排在倒第四。舟底响得厉害，快到滩尾时，一块大石当路，老大用棹猛点，冲劲过大，一个筋斗他翻下水去。后面一个拿棹的来占了舟头，两人把舟横在大石前。船里满了水搁了浅。后头的三只舟从我们舟尾钻过去，也满了水。
　　所有的舟都拢了岸，只只都多少的进了水。一面救我们的舟，一面决定宿在这儿。这儿正是站口。
　　舟老大抱着棹冲到稳水里，由岸边过来，招呼我们上岸，他们下水，把舟推到稳水岸边。再把行李搬到佬人家里，这时雨过天晴，家家的院子里，中国军人都打开行李晒太阳，一捆捆的都是钞票，佬人们惊讶汉人这么多的钱钞！
　　第二天清早，舟老大们会商后，把我的伙计老廖调到另一只舟上，那一只载轻一点，客也少；军邮舟确实过重。四川哥子，不再言语。一路上他念了不少观音咒、弥陀佛。他说：在川河里还没见过这么些险滩。
　　这样的旅程经过了六天，平安的到达他河入湄公河的口岸。离了小舟，我惦记着它们怎样回到原地去。要多少天？不懂佬语无法向老大们致谢。
　　十五只舟的客和行李在湄公河上用一双竹筏就够了。河面不再那么狭窄，也不那么陡峭，听不到急湍的响声，可时有巨大的漩涡出现。船夫们要努力摇棹，避免卷进漩涡去。漩涡最凶险，卷进去的小舟和木船，没有能划出来的。
　　这大竹筏是用大竹竿扎成捆，若干捆连起来成个正方形，铺上竹席，搭起凉棚，几十个人随意坐卧。四个角上，四把大棹，两个人摇一把，紧急时，四五个人摇一把。为了避开漩涡，有时横着划。
　　两天后，河面有了小火轮，对岸泰国地方，现出了屋舍林园。五天的竹筏旅程，到了龙婆邦，寮国的首都。
　　公家的建筑物都嵌有三只象头的国徽。乍一看，以为是个鼎，三个象鼻排列得像香炉的三只脚。法式洋房，梧桐荫路，留了法帝国主义的痕迹。也有华侨商会，曾欢迎九十三师的来临，军官们一到第一件事是拿法币换他们的黄金，不断的需求，使黄金断了市。华侨们损失颇重，吃了亏，才知道法币在大后方早已江河日下。
　　本地居民和寺院与西双版纳相彷，「一顶诸葛巾」。言语风俗也相近。在西双版纳结婚：只要双方投契，男的能买一只鸡，一瓶酒，在女家请亲友吃喝完了，就可在女家入洞房。离婚：比较破费一点，男的拿出四块银元给老叭（保长），老叭来给男女念「分手咒」，男的就「双摆双摆」地脱离岳家。马帮的大锅头，于西双版纳的每个站口，都结一回婚，安一个家，花费不大，享受十足。寮国自法国占领以来，便立了法律，结婚：两个银元，离婚：十个银元，都由男的出。方便了洋大人和洋兵。在这两个佛国里，没有妓女。离了婚的女人叫「蔑夯」。一提「蔑夯」，小伙子们会流口水，比小姑娘可引人。沿途来，见过卷头发或黑皮肤的儿童，是法人或菲洲兵的后裔。顶奇怪的是：四十岁以上的妇女，都剪成平顶头，两只耳朵塞着布卷，有指头粗，嚼槟榔，染得嘴唇口涎血样红。
　　国都不及我们一个县城大，不用二天就逛遍了。相识的军官也都会过。打听回程，没有上水船，只有走山路。师部的传达夏班长（四川人）给介绍了他乡亲张哥子，同路走，他有一匹驮马。于是我买了两匹公马，一匹两牙的枣骝，一匹齐口的雁色枣骝。不拿他们代步，只驮点行李和伙食；我能空手上路，已很满足了。
　　第七天，辞别了龙婆邦的各相识登上行程。张哥子四十多岁，原是走江湖卖艺的，在猛兴招贤，落了户，人既瘦弱，有着烟瘾，还能奔波，就算要得了。
　　由张哥子带路，第一、二天都有人家投宿。第三天的宿站，没有人家。傍着山涧，挑选了丰茂的青草地安排露宿。卸了马驮，拉下鞍鞯，放了马匹去吃草，提了缅刀，分头去砍青竹，拣干柴，升起火来，把青竹架上，烧得爆响，惊走野兽。就涧水洗来，装进鲜竹筒内，拿芭蕉叶塞牢，放在火边烤着。然后采蕉叶，在火旁铺地，有兵站赠的军蚝伸展芭蕉叶上，成了舒适的卧铺。
　　竹筒饭熟了，发着清香，火烤牛干巴，夹青椒吃，真开胃。天昏黑了，马匹围着火场吃草，不敢远离。一日行程不过三十公里，都是上下盘旋的山道，不见人家。沉得涧底，竹林芭蕉丛生，爬上山嶺，时入松林，枝干细小，患着水土不宜症。旅途愉快，着枕熟眠。
　　半夜忽醒，忙添青竹，火焰复起，以保人马平安。黎明山雀争噪，唤醒旅伴，收拾上路。
　　下一站有人家投宿，添办伙食，每两站才有人家，中间站要露宿。
　　到猛兴的前两站，张哥子带错了路，转到一条长嶺上，茅草蘆草丛生，小径由中穿过，掩没了人马。正是虎豹出没处（虎豹爱惜皮毛，避免雀鸟拉屎到身上，故不居树下），人惊马慌，明月已高悬，才走完茅苇地带，踏上了光明小径，却望不见灯火。忽见三五水牛在前，不禁大喜，道：「好了，跟了他们去，定有人家。」张哥子看了地形，不以为然，却拣了一条义路前进。他说，跟水牛去，上了高山，不会有人家，这里的水牛，耕田时，主人才找回来，耕完田，就任他们自由。吃睡都在荒山上。
　　果然，不久找到了人家，还是一家富有的山头人，土墙茅屋近乎汉家。有马栏，我们的马牵进马栏里，栏门和栏顶都是半尺见方的木头做成。黄牛和狗都关在里面。主人说，虎豹时来搔扰，在栏顶上咆哮。
　　饭后，我们在大门外散步，平滑的光地上，卧了五只水牛，牛头向外，围成个圆圈，圈里卧了三只小水牛。张哥子道：「水牛不怕虎豹，个对个，虎豹也难取胜。看！它们五头向外，摆成圆阵，齐力保护子女，虎豹不敢来犯。」
　　十二天到猛兴，在张哥子家宿了一夜。第三世界二天和他作别，结束了寮国之行。

团圆

　　回到佛海，已是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不久新主住到了，带来了调我回昆明管理局的命令。一面卖马，一面打点行李，跟了马帮北上，二十站到玉溪，这儿又和夏班长巧遇（他调到留守处来了），他留我住了三天，到馆子里天天吃挂炉烤鸭，喝个半醉，烤鸭鲜嫩，比北京烤鸭个码小些，味道好些，至今难忘。
　　到昆明管理局报到后，派在城内零售处值班，宿舍在金马寺。
　　我考虑着：和故旧「团圆」吗？四季皆春的云南舍得离开吗？
　　一天，我走过近日楼的城门洞，听见背后有人说：「我认识你，你是梁——」，回头一看，是阿南！他和我斜对面走，走过了，却又认出我来！这时我出门定戴礼帽，太阳镜，仍逃不过好友的眼睛。我俩进了酒店，欢饮畅叙。我被捕后，他曾到五十厂去找我，被扣询问，他直说了我们的交往，就放了他。算来那时我还在珑洞湾。阿南现在长高了，穿了一身漂亮军装，喝酒，谈女人，失去了童年的纯洁。我们约了明日仍在这儿相聚。可是他爽约。我于枯候之余，连叹缘尽！今生不能再见我这好友了。
　　缘尽！缘尽！我决定了东归，早日和故旧相聚。不日得到乌江陈二先的回信，欢迎我去，即刻办离职手续，领了迁散费和还乡路条。定了走长沙的运货汽车，直达黄鱼，只载三人，我之外，一个到武昌营业的妓女，一个到长沙结婚的看护小姐。时已仲冬，江南草木尽凋，枯树青竹，仍是怡人。久别的北国，萦绕心头。到长沙后，改乘火车去武汉，然后转江轮到南京，又乘小轮到乌江。
　　乌江会到陈范二姓好友，话尽八年离情。镇长江绍智是我当年的得意门生，给我镇公所安排了宿处，住下来，等候和上海的联络。陈二先教我试探《求真》和《青妇》，果然打通了。他们寄来了北火车站来安里苏大哥的地址。
　　在苏家会见了子桂的学生苏学常、老范、老杜、熊安东、杨寿源、曹玉林、刘毅等，重庆见过的只有老范和杨寿源，这些新相识，都十分可爱。
　　张洪仁去了东北，孟宪武、赵盛文没有音信，他俩逃走后，无法或不愿再和同学们联络。
　　重庆组织破坏了十之八，王叔本和老隗（子桂的学生）还关在重庆监狱里。在灯笼巷反省班的人们，半年后都陆续释放。他们现在已上大学，且属老彭的组织。
　　振基、维良、刘超没受牵连，潜伏下来。振基的组织且有发展。刘超和维良是业务关系，无组织连系，他在南方印书馆已成了出版的全面人物。
　　文昇仍在电力公司工作，职业没有变动，和振基断了往来，若不相识。特务由我箱里找出的他那封信害了他。特务对笔迹找到了《工人呼声》的写版人就是他。他已有了妻和子，不能坐大狱了。经由王平一给他办投降，保住了职业，免了牵连振基。他和王平一是小学里的同学，在他初到重庆时访过他。
　　子桂在西安胡宗南那里教书，和刘仁静同事。刘仁静很早进过反省院，子桂省了这一耻辱过程，这是李子谊「照起」的恩典。谊取得胡宗南的信任，由他疏通，可给托派的投降者留点面子。
　　四年，子桂在联中教了四年。他早该知道他自己的「革命前途」：监狱、流亡非所愿，只有李子谊的一条路。
　　但是，当他站在讲台上，面对了徬徨的青年学子，他忍不住要批评罪恶的国共新合作，他预言了国民党军事的失败，他给青年们指出了革命的道路，启发了，教育了下一代。……
　　他说，他是个捧着粥碗，望着孙孙的爷爷了。

　　时间已是旧历年底，我急急地买了去青岛的船票，正月初三在青岛上岸。手指冻得真像猫咬着似的痛，行李提不起来，多年没尝这滋味了。但另外得了好消息：胶济路通车了！在上海听说只能潍县的，现在直到张店，能转车去博山了。
　　我在张店下车，住进了客栈，明天早上才有车，旅客登记簿上前面的客人是孙良臣！我愣住了！这人是博山的大商人，我学生时就知道他的大名，今天我不能不把我的化名「孙良×」和他并排填下去！这时旅行要凭证件，我凭了云南电信局的遣散证，才能平安到家，谁教我考电信局时改了这个姓名哩！竟会作出这种巧合。
　　张博支线正运载李仙洲攻菜芜的辎重。二哥和二嫂在城里住，他们有了三个孩子，他在参议会当会计，生活十分艰难。
　　我到赵庄去看父亲，和他相聚了半日，在三尺深的厚雪下凭吊了亡妻的坟墓，她于九一八的后一个月去世，二哥代埋葬的。我怀着悔恨的心情默念着她。
　　一九三七年底韩复榘撤出济南后，国特、中共的游击人员都冒了出来。乔同恩早就有了准备，这时也组织了抗日的队伍。传说他有三支盒子枪，有两个女学生乱搞关系，不对劲的便开枪。——这些可能是麻二哥被消灭后的讹言。据说中共的刊物上登载他被捕后，押到泰安，他要求在斗争会上发言，为托派的抗日主张辩护，因而被处决。
　　臧叔鹤，赵庄人以圣人怀念他。所以相距离然六开百里，也打听了他的消息，说他的游击队被消灭后，他本人被活埋了。
　　没有什么消息了，可以说得到一点真实的消息。只有人被消灭了是真的。
　　我仍经青岛回上海，在青岛博山路一座小洋房里重会逸民，他已是银行里的襄理，可仍未婚，在他这里住了三天，他给买了船票，并叫我给他在上海的爱人带了礼物和信件。孰知和他竟是最后的团聚，从此失了他的下落。
　　回到上海，菜芜的李仙洲被俘，淄博二次解放。
　　我寄居在小赵家里，联系了宾之和娄宣，和他们会过几次面，得到了张衍恕、张丙雨牺牲的情况。

　　八一三前夕，由寒君口里，才知道张衍恕是写过降书的。写了降书就该进反省院，他竟坚持去了陆军监狱。娄宣是北平组织的成员，离开北平很晚，他说：「民大的那班叛徒在宪兵队里作威作福，报复山东张，给他加了些坐飞机等酷刑，不是逼他供关系」（因为组织已由他们卖光了），而是一定要他投降。
　　八一三后，他自陆军监狱开释，就回了家乡——泗水。他知道托派的「党章」，并没有向托派组织报到，而是和托派「联合阵线」。他组织游击队，有一只步枪，到哪儿都背着它。他到诸城去看过老臧，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市集，因他背着枪，被当地的武装势力逮捕、盘问，最后是要枪毙他，他没法救自己，便安定地写了遗书给他老婆，叫他嫁人，不要守寡。
　　张衍恕的年龄比我大，他死时大约三十三岁。他常用的名字有「心如」、「子芹」、「子勤」等。北平组织叫他山东张。

　　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立民他们就在京沪线上打起了游击。打得很出色。乌江是他们的根据地，但他们的本钱来自何方，没有人向我提，我也不忍追问。
　　汪精卫到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周佛海便听到张立民的大名，把他捉了去，要他投顺，立民不肯。周佛海改用软化手段，拨了一座小洋房给立民住，两个便衣伺候，金钱可以任意挥霍，立民登时享起了阔佬的福。做了不少西装，舞厅、酒馆、妓院都去走走，可少不了两个便衣陪伴。后来他借着看病和鼓楼医院的美国大夫攀上了交情，由美国人给他收信，他和乌江联络上了。他要乌江派一只木船埋伏板桥镇，随时接应他。这期间，两个便衣已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们以为周佛海那样看重他，立民不久会做周手下的红人。他们开始对他敬畏、巴结、放交情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两人不再输班吃饭，一块儿去了。立民就利用这一小时的自由，购备了脱逃的道具。于是，当这一天，十二点，两个看守一离开他，他就换了青衣小帽，跳上一辆雇好的送货车，奔城门去，用造好的送货单据给日本兵看，日本兵看到所运的是新出版的中日亲善的小学课本，立民连说带比的得到放行，一口气赶到板桥，他叫司机掷了那些课本，给司机写了一张字条，叫他交给路上的追兵，以脱关系。他上了乌江的木船，扬帆西去。
　　从此南京城门口悬赏捉拿张立民。他的放大照片挂了不小时光。
　　他和一位杭州小姐结了婚，宾之娄宣是他的左右手，曲阜师范的泗水同学也来投奔他。为了抗日，也为了自保，他当了忠义救国军属下的金山县县长。
　　他们这时急于找托派，想找组织给他们指出前途和策略，他们亲自到租界，访不到托派的影子。因此更想起了我，若是我在他们身旁，定能找到组织的。组织是多么穷，多么需要钱，最低他们可以捐点钱了。
　　忽然我有一封信由重庆寄到乌江，转到他们手里，他们高兴极了，立刻给我回信，可是我没了回信——这是一九四一的初秋，我写出信后，就被捕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联合大扫荡，情势险恶，立民他们向杭州湾撤退，预备了一条木船，由立民夫妇率领妇孺先行。哪知他们一上船，舱里冒出了新四军，不由分说，用大刀把他们砍了，立民夫妇、娄宣的太太和婴儿都遇难。宾之的太太和儿子尚在等船，没遭难。他和娄宣指挥反扫荡。
　　娄宣继承了立民的职位，扫荡过了，他把袭击立民的新四军捉了来，摆在海滩上，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抗日的弟兄？为什么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哑口无言。他开动机枪全扫了他们——娄宣亲口对我这样说。宾之看了我听话的神情，解释道：这是游击风，我不懂。
　　我确实不懂。七七事变时，立民、娄宣、宾之和我，四个人在马思南路一间二楼同住，同学习；娄宣常对我流泪，感情脆弱地像大姑娘，战争竟变得他杀人喝血。
　　宾之送我一套西装料，做成夹袍给我穿，正是缔袍之谊。他之脱离革命，实不得已，见我当了工人，还站在革命队伍中，流露了内心的惭愧。慨然地说：「咱们今后是生别了。」
　　立民死时不过卅三岁。他夫妇有一个儿子养在杭州外婆家里。宾之的太太也是杭州人。小学校长许的原配，并未结合。
　　抗战一开始，中共就明令不容许托派有生长生存的机会。消灭托派第一，抗日、反国民党是其次。

　　振基跑单帮到了上海，子桂去美国也到了上海。都得到团圆叙旧。
　　维良来了。他由重庆乘飞机来的，为南方印书馆的生意，和他相聚了半天，第二天就回了重庆。他衰老的太快，才四年时光，竟然齿豁鬓苍，他太为老板卖命了。
　　邵鲁随着陶绍武由兰州飞来，他们要到四平街去买古董来卖。邵鲁告诉我，王锦堂久失音信，无法查询原因，他的态度和腔调像在说一笔滥帐，叫我不能追问下去。他们是至亲，除非他已离开人世，不会断了音问的。
　　来日方长，当为来世矣。
　　邵鲁在四平街遇见了小扈，说他穿了一身军装，背着一支手枪，在干特务，一个老婆，又丑又凶。原来扈焕之是由武汉回了东北，当起大少爷（他的父亲是满州国的财政大臣），下场竟然如此，真是难可逆料。他初是北大干部派的小支书，转托派后还领了干部派的几个月的办公费，在北平曾经被捕，受过灌辣椒水的酷刑，「四大金刚」南下，在沪被拘时，他是其中之一，表现得坚决，一同在陆军监狱坐牢。

　　兵工署督察处长张师升了上海市警察局长，到任来我。我和郑老谈到了他。才知他是托派的叛徒。「是不是他放了你」郑老玩笑的说。
　　我还忘不了他那副嘴脸，就借他来结束我这团圆的一章吧。

煞尾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小赵才给我找着职业：亚洲实业公司的船厂里当电灯匠。介绍人是这公司的会计员，卖小赵的面子，把我的工钱抬高到和头脑一样高。
　　厂在杨树浦。初进厂的三个月，受尽了讥诮和蔑视。老司务们认为我是个「介扒头」来的，识拿工钱不识做活。三个月后，我的名声大噪，「老山东」是顶呱呱的电灯匠。工程师们到工务科争我当助手。到了九月初，总工程师要我跟他到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苏碧湾去。那里有亚洲公司的上百只船舱，做不完的工作，每半年回扈休息一个月。月薪加到关金券四十元。预付我一个月的工钱，我交给苏大嫂时，她说当天可以买得八担米，苏大哥要干半年才赚得这个数。
　　关金券是王云五的杰作。于这年的九一八发行。我在这一天乘亚洲公司的拖驳离开了上海。从此我就流落炎荒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卅日完工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