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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q Ali:给一位年轻穆斯林的信

黄令时译



亲爱的朋友:

  在2001年9月,曾有一次大型反战聚会(地点应为格拉斯哥)。你还记得,会后你曾过来问我是否信徒么?我否定的答案,给你带来极大震撼。你同行朋友的响应是「我父母早已就你的事警告我们」。然后,你俩的提问像飞镖般,毫不留情的向我投掷过来。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并使我细心反思。以下是我的答案,就给你俩,也给那些在欧洲或北美提过类似问题的人。

  在讨论时,我曾告诉你,我批评宗教、批评利用宗教达至政治目的的人,并非为要取悦公众。虽然总有别有用心的人,为一己私欲而利用宗教。但世上也确有虔诚的教徒,全心全意为穷人打拼。然而,虔诚者亦正是常与宗教组织发生冲突的人。组织工人和农夫反抗压迫的神父,会给天主教教廷妖魔化。主张社会激进主义的穆斯林,则会遭到伊朗回教领袖铁腕对付。

  反美还是反恐?


  我知道你有许多朋友,喜欢高唱「拉登」这个名字,并为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欢呼。响应他们的人虽不在少数,遍布全球,但却与宗教无关。在阿根廷,有学生因老师批评拉登,离场抗议。在俄罗斯,一位年轻人向父母身在纽约以外的俄罗斯朋友,发出只有两个字的电邮讯息:「恭喜」。他们的回复是:「谢谢。妙不可言。」。我记得,我们还谈及那群希腊球迷。虽然政府要求他们默哀两分钟,它们却拒绝遵行,反倒唱起反美歌曲来。

  如果我深信伊斯兰激进思想能把世界推向大同,也会奋不顾身向公众宣扬。然而,上述举动却无法为已发生的事开脱。在幸灾乐祸的快乐背后,不是坚强,而是可悲的软弱。跟所有回教国家相比,印支半岛从美国处吃到的苦头更多:整整十五年的狂轰滥炸,数百万人民丧失生命。可是,他们有想过要炸掉美国吗?智利人跟巴西人未反抗美国扶植的军政府,在多年内战后才取得胜利。但他们和古巴人一样,都没想过要把美国炸个稀巴烂。

  今天,世人的无力感愈来愈强。因此,当美国遭逢袭击,他们便拍手欢呼。至于这件事导致什么、有什么后果、谁会得益等,他们一概不关心。一如事件本身,他们的反应只具象征性。

  我想,拉登及其组织已走进政治死胡同。整件事虽引人注目,但亦仅此而已。美国以宣战为响应,能把九一一事件变得重要些,可在历史长河中,整件事还不过是件琐碎事、一个历史注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言,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回教徒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回到虚拟的过去(实在应为七世纪的人民高兴)。如果「阿富汗酋长国」就是他们要强加给大家的治国模式,那么无数穆斯林就要起来反抗了。别以为拉登或是奥玛尔就是回教的未来。若然,那将是我们文化的大灾难。你希望生活在那种环境以下吗?当你的姊妹、母亲、或所爱的女人,不能在公众地位现身,外出时要穿着得像死尸一般时,你能忍受吗?

  让我开门见山吧,我反对这场阿富汗战争。我不能接受强国因利益受损,而更迭他国政府。可是,当塔利班剃掉胡子,落荒而逃时,我也不会可怜他们。这并不表示,被捕者应如动物般被整治,也不表示他们从日内瓦公约而来的权利可被剥夺。但我曾说,今天大美帝国的基要主义无人能敌。他们可随心所欲的违反条约和法律。他们在阿富汗发动非法战争后,还要公开虐待囚犯,不过是要在世人面前展示实力,并杀鸡儆猴,显示胆敢桴虎须的下场。何况,在古巴土地上干这肮脏活,也正可羞辱古巴一番。

  我还记得,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与当地盟友在拉丁美洲虐待和强奸政治犯。越战时,美国又违反了大部分日内瓦公约的条文。囚犯被虐待和处决、妇女被强奸,也有囚犯给从直升机上抛下来,在地上摔死、在水中淹死……所有这些事,都假自由之名而行。

  西方许多人都相信「人道干预」这鬼话,所以当这些暴行陈列在眼前时,他们都大为震惊。但,跟帝国在上世纪的罪行比较,这些事实在算是平和得多了。九一一事件后,我跟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见面。他们总会问我:「你相信我们回教徒有这么聪明,能做出这样一件事么?」我总是答:「我信。」然后,我会问他们觉得谁要为此负责。答案永远是「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们使我们丢脸,并唆使美国攻击我们国家。」我稍稍纠正他们一厢情愿的错误概念,同时也为这些对话而悲伤。为什么如此多的穆斯林会这样散漫?为什么他们会让自己沉沦于无穷自伤自怜之中?为什么他们的天空总是阴霾密布?为什么总要有一头代罪羔羊?

  何去何从?


  偶尔,在对话中我感到,没有一个回教国家可令他们感到骄傲。移居英国的南亚人,生活总是比沙特阿拉伯或海湾国家的人好。有些事必须改变。阿拉伯国家急需改变。这许多年来,跟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沙特阿拉伯人、埃及人、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对话,总会提出相同的问题,总会重提相同的难处:我们感到窒息。为什么我们无法呼吸?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静止不变----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最重要的一样:我们的宗教。

  巴勒斯坦每天不得安宁,而西方视若无睹。我们的政府已死,我们的政客贪腐,我们的人民无动于衷。因此,有些人投向极端份子了。这又有什么可怪可议呢?谁还可以提出让我们信服的事呢?美国?他们甚至连小小卡塔尔中的民主,也容不下眼。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有选举权,我们的政府就会要求美国关闭境内的军事基地。美国会听命么?半岛电视台只因不受节度,便已招来美国的怨怼。当半岛电视台攻击阿拉伯精英的腐败时,绝无问题。汤马士‧费特曼(Thomas Frieman)甚至在《纽约时报》里,用上一整个专栏来称赞这一举动,称之为阿拉伯世界拥抱民主的前夕。可是呢,此情不再了。民主的意义,就是具备另有想法的自由;半岛电视台播出了阿富汗战争的片段,而这些片段在美国电视是看不到的。因此,布殊和贝理雅便向卡塔尔施压,迫令中止这些不友好的广播。

  对西方而言,民主的真谛,便是相信西方所相信的东西。那果真是民主么?如果我们有选举政府的权利,那么,或会有个别国家,选出极端分子治国。西方会就此放过我们吗?法国政府就让阿尔及利亚军方好过吗?没有。法国坚持,1990年和1991年的的选举无效。法国知识分子称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FIS)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完全无视他们赢得选举的事实。其实,如果FIS的人果真可以组织政府,他们间早已暗存的分歧便会表露无遗。军方也可以警告,热河人若试图削弱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将面对严重后果。是在什么时候,那些流氓元素开始渗入终致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呢?就是在FIS原有领袖给消灭清光以后。那么,我们应把内战归咎于FIS呢?还是阿尔及尔和巴黎那伙把胜利夺去的人呢?阿尔及利亚的屠杀事件耸人听闻,但伊斯兰激进份子是否就是罪魁祸首?1997年9月22日晚上,在阿尔及尔以南十哩的宾达刺(Bentalha),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镇中五百名男女和小孩杀害?是谁?那个无所不知的法国人利维(Bernard Lvy),坚信是伊斯兰激进份子犯下这滔天罪行。若然,为何军队拒绝让当地民众自卫?为什么在那晚要当地民兵离开?保安部队为何不插手制止,而是隔岸观火?利维先生凭什么认为,马格利比地区(Maghreb,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必须以捍卫法兰西共和国利益为己任?这种基要主义为何从来不曾招来攻击?

  阿拉伯人总是说:我们知道该做何事。但每次西方干预时,我们便距离目标愈来愈远。如果西方真的想帮助我们的话,便该撒手不管。这是我的阿拉伯朋友所得结论,而我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且看伊朗。在进攻阿富汗期间,西方对伊朗的态度转趋温和,因为伊朗对战事发展举足轻重。伊朗最终按兵不动,帝国的基要主义者便大谈包括伊朗在内的「邪恶轴心」。但,插手其中将是愚不可及。在伊朗,新的一代除感受到宗教领袖的压迫外,对其它是一概不知。伊朗国王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所以他们只认定一样东西:不要这些宗教领袖继续管制他们。即是伊朗近年没有像沙特阿拉伯或前「阿富汗酋长国」的劣绩,人民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

  伊朗制片者所说的故事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数年前,我曾在洛杉矶认识一位年轻的伊朗制片者,他名叫曼苏乌里(Moslem Mansouri)。他在伊朗秘密录制纪录片,然后偷偷把几小时的访问片段带出国。他取得三名德黑兰妓女的信任,在超过两年间一直拍摄她们,而她们也毫无保留的跟他聊天。胎把最后片段给我看了,而从文字记录中,我得以一窥访问内容。这些妓女说,宗教节日期间,就是生意最景气的时候。其中一人道:「现在,所有人都不得不出卖肉体!像我们这些女人,必须为了十万都曼(Tooman,伊朗货币单位)而忍受一个男人。年轻人一定要挤到床上去,哪怕是十分钟也好……那是基本需要……让他们可以冷静下来。」

  「政府禁制卖淫之日,就是淫业兴盛之时。其实,不要说是卖淫了,就算是我们在街上跟异性说话的自由也早给政府剥夺……无论在公园、戏院或街道,你都不能跟身边的人说话,否则便会惹来伊斯兰卫队没完没了的审问。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很有意见!没有人有安全感。我曾到一所公司求职。公司经理是个蓄胡子的人。他打量着我的脸,然后说:『我会聘请你,并在薪金以上再多添十万都曼。』我说:『你最少可先测验一下我的计算机技术看我是否合适…』他说:『我是为你的外表而聘用你的!』那我便知道,要是我在那里工作,便最少得每天跟他交欢一次。」

  「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我为了离婚的事,到了一个特别的家庭法庭,并恳求那担任法官的教士,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我。我跟他说:『求求你……请你行行好,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我。我愿意当你的贾里斯(Kaniz,在波斯语意为仆人,原意是『求求你,我亟需它。』)………』你猜那家伙说什么?他说:『我不需要仆人!我要的是女人!』当教士也这样说时,你还能指望其它人说啥呢?为了让我的离婚申请生效,我前去要求某官员的签署核准。他却告诉我,我不应该离婚,而应非法地在未有离婚前,再行结婚。他说,没有丈夫的话,便很难找到工作。他说得对,但我却没有钱可付给他……这些事让你衰老得快点……你会变得抑郁……你有很大压力,足以把自己压垮。也许,总有一个方法摆脱这些事……」

  曼苏乌里愤恨难平,因为没有美国电视网络愿意购买这套影片----他们不想动摇卡塔米的政权!曼苏乌里本人根正苗红,而没有这个背景,他就不可能成为制片人。他小时家中清贫,父亲是提示祷告时间的人,所以他的成长跟宗教密不可分。但他憎恨宗教,并拒绝参与两伊战争,结果被拘捕。正是这经验,把他改头换面。「监狱生活很艰苦,但很有意思。就是在里头,我感到自己思想终于成熟。我一直在监狱里反抗,我很喜欢自己的坚强。我觉得,牢狱之灾是我把自己从教士的腐败中拯救出来的代价。我为此骄傲。入狱一年后,他们告诉我,只要我肯签字保证,将出席星期五的讲道和宗教活动,则我可有条件获释。我拒绝了,于是再给多关一年。」

  其后,他担任一本电影杂志的记者。「我觉得,在传媒工作能掩饰我的计划,也就是拍纪录片,揭露现政权的黑暗。我知道,由于那些审查条例,我是不可能制作自己想拍的电影。伊斯兰电影检查当局永不会容许这类题材的电影出现。与其白费心机,不如偷偷拍摄八部录片,然后偷运出国。由于资金所限,我终于只能拍成两出:《特写‧远镜》(Close Up,Loag Shot)和《自由诗人森路》(Shaloo,the Poet of Liberty)。」

  「第一出电影是关于萨斯亚(Hossein Sabzian)的生平。他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半纪录片电影:《特写》(Close Up)的主角。此片拍竣后数年,我访问了萨斯亚。他热爱电影,妻小却无法忍受,终于舍他而去。现在,他住在德黑兰市郊的一条村庄,并得出一个结论:他对电影的爱,只能为他带来不幸。在我的片中,他说:『我这种人,就是在生活的环境中被毁掉的。我们永远不能表达自己。从来有两种死人:躺着的和站着的。我们便是后者!」

  在每个回教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甚或更差的故事。海外的穆斯林后裔,与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有很大一个分别。后者对宗教更具批判性,因为宗教对他们的身分认同没有影响:他们怎会不是回教徒?可是,在欧洲和北美,情况却迥然不同。由于极端政治衰落,这些地方鼓吹多元文化,强调差异。

  「文化」与「宗教」,其实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委婉词,就如当下北美或欧洲社会的主要议题,式多元而非阶级问题。我聊天的对象,包括来自马格比利地区的法国穆斯林、来自安勒陀利亚(Anatolia)的德国穆斯林、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国的英国穆斯林、来自各方各地的美国穆斯林,甚至是一位孤立在斯堪地的那维亚的南亚穆斯林。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我与那些居住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的健壮好动农夫相知甚深,而这群海外回教徒,竟比他们要更正统、更固执。

  英国首相对单一信仰学校(Single-faith school)的功效深信不疑。美国总统在每次演说后,总加上一句「主佑美国」。拉登在开始和结束电视访问时,都会赞颂阿拉。三人都有权这样做,恰如我有权继续相信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启蒙时代思想家攻击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因为他们相信:第一,那是一套意识形态的骗局;第二,那是一套有系统的制度性压迫,迫害和不宽容的力量强大。今时今日,为什么我们反要抛弃这两种想法?

  我不想你误会我。我对宗教的反感,决不只是针对宗教而言。我从不否认,宗教意识曾担当推动世界进步的角色。例如,正是这两种对基督教的诠释(新教的改革与天主教的反改革),导致欧洲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尖锐的辩论开始,加上对神学的热情,后来酿成内战,最终达至革命。

  历史的教训


  藉更改忏悔对象而生的销毁圣像运动,导致荷兰人在十六世纪群起反抗西班牙统治。十七世纪时,先有苏格兰采用新的祈祷书,1688年又有拒绝容忍天主教之举,是后来英格兰发生清教徒骚乱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的躁动,未曾稍息;仅一个世纪后,启蒙时代的思想便为法国大革命火上加油。英国圣公会虽与罗马天主教廷联合对抗新威胁,但主权和共和的观念广受欢迎,并终于破土而出。

  我几乎已听到你的问题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很大关系,我的朋友。西欧历经宗教狂热的洗礼后,终于超脱并向现代迈步。这是鄂图曼帝国所永远无法模仿的。逊尼什叶之争,出现得太早,这两种敌对教义早已处于胶着状态。而此时,异端又早已在伊斯教中被连根拔起。在西方出现大变革时,在苏丹左右的,是一群宗教学者,他们统治着一个将要枯萎逝去的帝国。

  十八世纪时已是这样了,何况今天。或许,只有如伊朗的群众般,透过亲身经历,穆斯林才能体会这点。宗教的冒起,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统江山后,没有其它学说可供选择。在此,你会发现:若伊斯兰国家大开国门,则新自由主义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为所欲为。

  大美帝国曾利用过回教,将来也大可这样做。因此,我们的挑战便是:我们急需改革伊斯兰教。不仅要把极端保守主义和落伍的基要主义扫除:更要开放伊斯兰世界,拥抱较西方现有学说更进步的新知新见。

  要做到这点,我们要有绝对的政教分离。教士阶级要解散。穆斯林知识分子要得到释经的权利,因为可兰经是伊斯兰文化的集体资产。我们要得到自由、理性思想的权利,要得到想象的权利。我们若不朝这方面而行,便将回到杀戮战场之中,而非一个更美好、更人文的环境里。走回头路的做法,实是难以接受。我容让笔端写出心底话,宣扬异说,为时已久。我想我不会再改变了,但我希望你会。



塔立克·阿里(Tariq Ali)
  作家、历史学者、电影人及政治运动家。1943年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牛津大学毕业。曾领导反越战运动,直到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现为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滚石乐队有名的政治歌曲“Street Fighting Man”就是写给阿里的;而约翰连农“Power to the People”也是受其启发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