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目录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第二章 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开始挑战士绅阶级和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但直到十九世纪末,士绅阶级的成员开始反对本身阶级的儒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时,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才真正开始。在1890年代,一批人数不多但有影响力的传统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不信任儒家价值观念的作用(及其道德准则)。在受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而旧的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对此作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中一些人不愿意无条件地接受传统的、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因此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父辈成为统治者。一批属于传统统治精英后裔的年轻学者,开始游离于本身阶级之外,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新阶层的核心——现代知识分子,现代革命运动的领袖正由此产出来的。正是士绅的后裔——他们实际是本身阶级的叛逆者,将为最终摧毁士绅这个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和领导。

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并非如通常所认为是仰赖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而是当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使然。在一个以大规模社会与文化解体和极端的政治动乱为特征的环境中,在一个所有社会阶层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任何阶层能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作为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并不能够创造历史。由于切断了与其所属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但在政治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必须与其他社会阶级建立联系,并把握住时机,成为反映穷苦大众在社会与经济领域内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将大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形式中——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才能认识和利用当代中国历史环境所造就的革命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理想和蓝图去改造社会现实。1890年代,当士绅的后裔抛弃了接替父辈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出现时,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但严格地说,只有在30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民大众的命运息息相关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1920年代,随着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极其重要的历史联系也得以开始形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并非直接启蒙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而突然在历史舞台上出现。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具有启蒙意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它是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然而,他们认识中国国情的方式,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无不深深受到以往知识分子禀性所影响。

民族主义与传统的破灭

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破灭这两者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显著特征。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的内在因素。所以,现代知识分子的首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行动,发生在中国面临遭侵略成性的西方列强肢解和殖民化的时候,决非偶然。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事力量使中华帝国颜面扫地。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发动了首次意图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更意味深长的是,康有为也在这一年组织了约一千三百名年轻的士绅知识分子精英,联名抗议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鼓吹实行变法,把变法视为拯救中国的良策。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反叛旧制度的开端: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最杰出后裔中一大批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普遍感到不满,也反映他们不愿意在他们已经丧失信任的体制中为官。到189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精神优越性的中华文明国家,不值得自鸣得意的儒家学者津津乐道了。

随后几年,帝国主义按各自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疯狂地瓜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也采取更为紧迫的新形式。他们的努力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达到高潮,这是一次试图从上层变革中国的著名政变,英勇但却时运不济,一场反政变使其流产,中国又回到了维新前的状态——依然受到腐朽的官僚阶层和衰败的士绅统治阶级控制。

1890年代,在对传统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和有影响力的著作中,都反映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责任,即中国如何在一个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因此,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如何维持特定的中国文化或特定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有志之士努力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成为一个既富强又繁荣的国家与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了知识分子对所有新观念、新思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理解及其政治用途。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是当代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会与民族主义的追求相伴?毕竟,一般而论,民族主义要求尊重本国的历史,民族主义者也总是要歌颂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然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它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而摒弃,继而又把它们当作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鞭挞。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第一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力量的基础,不单纯是西方取得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竞争与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等。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学说里没有类似的价值观念,导致了现代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落后,所以要将这些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引进并运用于中国。

从宣称传统不再适应现代国家的目标,到从道德方面抨击传统,只有一步之遥。随着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随着要求解释危机和寻找解决办法的需要日益增长,迈出这一步并非难事,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严复阐述民族主义理论的著述便预示了这一点。虽然抨击和根绝传统并非是梁启超和严复所想要或期望的民族主义结果,但他们对现代世界力量根源的探讨,导致他们在思想上彻底与过去决裂,这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认识到的结果。他们把维护国家生存和国家强盛作为判断所有观念和制度的民族主义标准,表达了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两层含义:其一,他们相信,在现代世界,只有在西方理论和思想的智慧中,才能找到为国家强盛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思想保证了列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其二,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中国信念和价值观念不可能有助于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必须将之抛弃。

因此,虽然许多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对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恰恰是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就潜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1920年代,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更激进的方式表现了这种反叛传统的潜在力量。面对日益盛行的现代西方观念,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淡薄;但驱使他们如此强烈地反传统的动力,却是来自新世纪来临前20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911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儒家伦理秩序的象征),使传统价值观念失去最后的合法性,但政治机会主义者出于纯粹反动的目的,将儒家的某些观念玩于股掌之上,作为维护腐朽社会和寄生其中的腐败官僚与军阀的支柱。儒家学说与社会政治保守主义的继续联结,使整个传统文化遗产都受到了猛烈抨击。

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号召要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年轻热情的亲法者(Francophile)陈独秀首次发出了在中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的号召。他于1915年结束了在日本的自我流放,返回中国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为了更明确地反映他反对传统的决心,他后来用法文“新青年”(La Jeunesse)给杂志命名。1921年,这位近代法国民主与文化的崇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领袖。

《新青年》对因其聚合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他们的著作铸造了整整一代青年学生的信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这些学生成为政治上的主力军和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年轻的毛泽东,他深受该杂志的影响,1917年,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一篇强调体育文化重要性的论文)。《新青年》灌输给毛和他的同时代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文化观和道德观的彻底改变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根本前提。他们要求的不是革新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多数认为,中国的过去几乎或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留。他们要求彻底革除过去的一切价值观念、传统和习俗,以一种建立在他们仰慕的西方民主与科学基础上的崭新文化取而代之。《新青年》杂志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辛辣嘲讽、抨击和对传统的无情批判,这不单单反映认为传统已经过时、无用的观点,而且还表达了一种情感,即传统在道德上也是腐朽的,并且可能历来如此。

与无情否定中国的过去相应的,是对青年一代热切的信任。青年将是新文化的载体,因而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中国社会的诞生。青年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还没有被病态文化和病态社会所浸染,比其前辈更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价值观,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代表。

《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另一显著特征——实际上也是现代中国分子的总体特征——是坚信观念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始终确信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先导。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这种趋势的强度和韧度都是空前的,而强调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更是这种趋势的总体特征。

在陈独秀于1919下半年皈依马克思主义前,《新青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变迫使它的许多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生产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是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早期的党员主要是由追随他们、为这份非比寻常的杂志所发表的观点培育起来的青年学生组成。中国共产主义的领袖,即后来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出自这个青年革命者的早期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助理。在他们新树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烙印,如民族主义、反传统文化以及坚信观念可以铸造社会现实的唯意志论等。

这些不同的信念是难以调和的。赋予观念和思想意识以决定性作用,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强烈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内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主义内容和目标,或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难以兼容。进而,民族主义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否定互相冲突。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多次导致具有深远而重要政治影响的紧张局面。1915年至1919年间的马克思主义勃兴前的文化革命产生的这些问题和紧张局面,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重现在1960年代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涉及的中心内容都是批判和否定历史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感情的问题,都坚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都相信青年是社会道德变革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1915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运动最典型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新知识分子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表现了他们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取向以及对历史传统和制度在精神上的否定。反传统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独立性,他们作为一个新社会阶层出现于中国社会之中,不依附于任何社会阶级,也不是这些阶级的代言人。这样,在垂死的士绅阶级中,产生了一个肩负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自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个新社会制度中,他们所背叛的这个阶级将不复存在。

然而,这批知识分子缺乏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手段。他们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在社会上孤立与政治上无权。他们提倡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观念和制度,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几乎无人响应。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扭曲,使其没有能力作为一个承载自由观念和促进民主发展的阶级。

所以,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现代城巿处于隔绝状态,一如其在精神和物质上与落后的农村分离一样。社会上的孤立与政治上的无力,使他们没有根基,屡遭挫折,迫切需要在中国社会中寻根。对文化变革的疾呼呐喊,不仅是他们医治中国痼疾的理性良方,也表现出他们社会与政治上的孤独状态,没有能力进行他们渴望的变革。直到1919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重大转变后,知识分子的处境才出现变化。这种转变使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给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信仰。马克思主义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时机,也为结束他们的孤立状态提供了希望。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导致在中国“无根”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相结合的一系列事件始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这一天,三千多名学生走上北京街头示威游行,抗议西方民主国家在凡尔赛和会上将德国原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作为战利品转让给日本。抗议活动以学生包围和焚烧北京政府的亲日部长官员的住宅和官邸而达到顶点。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和逮捕学生,激起举国上下对软弱腐败的中国政府和长期以来剥削和压迫中国的外国政府的愤恨。示威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方式日趋激烈,很快就蔓延到全国所有主要城巿。

“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工人和商会都加入到学生斗争的行列。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罢工、抵制洋货,与当局不时发生的暴力对抗席卷中国各城巿。“五四”运动唤醒了长期处于呆滞状态、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大规模的反帝浪潮横扫各个城巿,全国(即使还不算农村)陷于政治和思想上的激烈动荡之中。

这一重大的新政治形势使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政治化了。许多曾自认为是自由的世界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了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奋起捍卫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许多原来拒绝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把中国的悲惨现状归咎于民族文化有根本缺陷,认为政治手段只能解决表面问题,现在也开始热衷于直接的政治行动,以从外部威胁中拯救中国,解决来自内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威胁。渗透在城巿中的新型政治行动主义精神,为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斗争,为知识分子能够有效地领导群众斗争提供了希望。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凡尔赛的致命决定引起了强烈的民族愤恨情绪,国内民族政治行动主义也日益增长,这一切导致“先进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与科学的原则指导中国的信念迅速破灭。西方老师现在被视为压迫者。西方世界会为中国复兴提供先进模式的形象消毁,取而代之的是以为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新形象。由于摈弃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知识分子仍然从西方寻求指导,但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批判西方世界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不再维护既存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

正是在“五四”运动创造的新政治与思潮的环境下,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此前,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曾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兴趣,但少有人真正皈依。在对西方民主的信仰已经破灭、国内的政治觉醒要求采取更有效和更直接行动的形势下,十月革命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被视为近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但又否定了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形式,拒绝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十分重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呼吁,和新苏维埃政权宣布放弃沙皇帝国在中国的特权等事件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摈弃西方对现代中国的支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失为一种出路。接受俄国革命,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案的出路,也是在世界范围的革命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为世界革命的前景提供了榜样,尽管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受这一榜样的鼓舞,但他们却是通过一条有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来追求新社会主义的理想。正如20年前在民族主义反叛传统中国价值观念的长期进程中产生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如今,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幻想的破灭,孕育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种历史环境下的中心问题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与随后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忧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后,民族主义将服务于社会革命的目标,此外,从民族主义产生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将始终制约着解释和运用这种新理论的方式。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由于中国是一片需要国家独立和社会革命的土地,这两个任务恰恰是不可分割的。

正由于“五四”运动激发起民族主义,使人有冲动采取政治行动,并与列宁和托洛斯基著作中对即将来到的世界革命形势的乐观预期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正由于“五四”运动激发起民族主义,使人有冲动采取政治行动,并与列宁和托洛斯基著作中对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形势的乐观预期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承担起了组建共产党的任务。1920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小组(名称不尽相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基础。在巴黎、东京和柏林留学的激进的中国学生也建立了类似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来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12名代表在上海秘密举行了成立会议,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査,会议最后一天移至杭州附近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在新成立的(受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会议通过了采用标准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并宣告奉随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标。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数甚少,成员年轻,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会议代表的全国党员总数仅有57名。对一个建立在缺乏社会主义政治传统的国家里的新组织而言,人数的确太少了。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吸收的党员多数是自己的学生。在这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精神传统的国家中,党的领袖及党员对指导其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无可避免地是肤浅的。这似乎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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