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

“统治一个处于革命余波后的国家是极端困难的。政治才能是一种稀有商品”^[1]——这一公理适用于大多数革命胜利后的局面，但套在1949年后的中国却显得勉强。在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的三年时间，他们对中国的统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他们也不乏政治和行政管理人才。正是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而不是什么特别的统治天才，造就了革命胜利后的这种特殊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的取胜方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起义模式，即革命者突然上升到了陌生的统治者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获得的，在斗争中，他们既是革命者也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组织方式来治理相当的土地和人口。

但是，他们的经验只限于农村。城市落入共产党手中的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共产党人自己的预期。在城市，政治和行政管理人才确实是非常稀有的产品；这一问题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2]当共产党军队实际占领城市后，毛泽东便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及“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初都是出身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但在长期革命考验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领导人，二十多年来都生活和战斗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对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干部来说，城市则完全是陌生和怪异的地方。正如一位当时生活在北京的美国学者观察到的：“有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见过大城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关电灯。”^[4]此外，陌生还伴随着不信任感。集合农村的革命力量以包围和攻占不革命的城市，这种革命战略滋生了强烈的反城市情绪。在1949年以前，革命者把城市看成是保守主义的阵地、国民党的堡垒、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也是产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腐败的温床。1949年，他们既是解放者，也是进入城市的占领者。对那些没有为革命胜利作出贡献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与强烈的怀疑感交织在一起。长期的革命经验使革命者把革命的农村与保守的城市截然区分开来，这种二分法在毛主义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新统治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城乡关系问题），这种革命的残余观念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中国虽然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但有6000万以上人住在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49年，上海有六百万左右居民。北京、天津各有200万以上居民。广州人口超过了100万。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里，城市生活十分悲惨，一片混乱：大量的失业与半失业人口涌现，地方管理机构腐败无能，庞大的黑社会、帮派和秘密团伙肆无忌惮地欺侮民众，吸毒现象普遍，妓女众多，人民没有起码的卫生条件和市政设施等等，这些因素提高了共产党治理陌生城市的难度。除了这些长期存在（并不断恶化）的问题外，战争和垂死政权的残暴统治摧毁了城市的经济生活，使问题更加尖鋭。严重的粮食短缺导致营养不良、饥荒、暴乱和抢劫，在长期充斥着犯罪问题的城市引发了各种新的犯罪浪潮。由于没有原料，工人亦因营养不良而无法工作，工厂和车间不得不关闭；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国民党在统治城市的最后六个月里，生活费用平均每星期上涨25%；例如，在共产党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京面粉价格上涨了4500倍。^[5]货币变得一钱不值。南京政府颁布的各种“货币改革”不过是生产了大量毫无价值的废纸片，经济生活基本上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境地。在中国最主要的工业城市沈阳市，这种情况十分典型：

在上海，黄包车夫因营养不良，虚弱得拉不动车上的客人。许多城市都有濒临饿死的人无人照看、最后暴尸街头的报道。

这就是国民党的最后遗产：一贫如洗的城市。共产党统治者缺乏管理城市的准备，但现在，他们要管理的城市却是一片废墟。共产党既缺乏有组织的城市群众的支持，又缺乏经济上的物质支持。除了原始的农业经济负担外，又增加了新的意料之外的负担：现代经济成份的崩溃。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从这种赤贫的条件下开始的。

共产党在城市里拥有一种政治资本：对国民党的普遍仇恨。悲惨的经济状况导致政治上的不满，垂死的政权行为腐败，借助于恐怖手段以维持政治统治，任意捕杀，镇压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对二战后初期成立的、反共但却是独立的工会运动的镇压等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满。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不了解共产党人，恰如农民革命者不了解城市居民一样；但是，仅凭共产党的胜利会带来和平与秩序这一点，他们就衷心欢迎农村盖过城市。

虽然各种文献都反映了城市居民对旧政权的普遍愤恨，但这种情緖很少表现为公开的或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也缺乏用以客观估量人们对新政权的感情的可靠资料。人们对新政权的感情取决于他们所属的地位和社会阶级，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共产党来到这里受到许多站在他们那边的人的欢迎。当人们走在大街上，已明确地感到一种新的宽松的气氛，虽然这种气氛很难用确切的词汇来表达。”^[7]有人形容说，广州市民以“谨慎而不是欢欣”的情绪等待着解放军进城，“他们的主要感情是城市和平移手的轻松感”。^[8]

在城市地区，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是共产党最热情和最积极的支持者，尽管真正的理想主义总是与机会主义和伪善混杂在一起。大多数政治上独立的知识分子看来都愿意在新政权下工作。1948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前的四个月，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评论说：

许多有钱的资产阶级成员已随着国民党一起逃走。但是，大多数被共产党归类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留了下来，这些人形形色色，有商家、小店主、小工厂主、小作坊主、企业或商业机构里的管理人员等等。腐败官僚机构的非法掠夺和内战的动荡局面，已使他们几乎破产，没有什么可以再失掉的了。他们本来不会对一个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政府抱什么热情，但他们寄望新统治者能够兑现诺言：限制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毫无疑问，他们对新政权的态度十分暧昧，恰如共产党以暧昧和怀疑的方式看待他们一样。至于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受压迫的流氓无产者，包括人力车夫、当苦力的临时工、乞丐和小偷——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和感情，更难以准确地描述。他们构成了大多数的城市人口，但却是最少发言权。他们是城市居民中在新政权下获益最多的人，又是最少被人了解的人。他们当中大批人参加了1949年庆祝胜利的集会，参加了其后几年城市里的各种群众游行和集会，但他们庆贺的是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革命的胜利，对此，他们的感情肯定是复杂的；人们只能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推断，1949年，城市工人是怀着希望和热情迎接共产党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成员是长期遭受极端的社会经济压迫的受害者，在旧政权的最后几年，他们处于失业和半饥饿的状态，因此，即使他们对执政党竟然宣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也还是真诚地迎接新政权的胜利。

城市居民眼看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占领城市，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单凭对旧政权的憎恨，就足以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欢迎新制度。他们的希望和担忧交织在一起，正如共产党不熟悉城市一样，城市居民也不了解共产党。但是，他们愿意与国家的新统治者合作，以结束声名狼藉的国民党政权留给城市的混乱局面。彼此的怀疑和不信任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双方合作，落实和平的社会秩序、充足的粮食供应、恢复崩溃的经济和推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等，这些都是共同的愿望。城市居民参与恢复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他们普遍而真诚的愿望，多少弥补了共产党缺乏有组织的政治支持的缺憾。

新政权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公共秩序和恢复城市的市政服务，城市的情况跟农村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在农村有一套组织形式和熟悉情况的干部队伍，但在城市，他们不得不依赖旧政权留下的官僚机构；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官都与国民党军队一同逃离，但官僚机构中的许多低级职员依然留在市政管理部门，在更低的层次上，地方警察机构的情况也是这样。为了恢复秩序，新政权保留了原来的民事警察机构，留用其中许多成员。多年后，党的干部取代大部份旧官员，许多干部是从城市青年中新吸收的。

城市行政管理和警察机构的形式结构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这些机构现在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公安部门控制。虽然旧的城市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形式还保留着，许多旧官员和职员仍被留用，但关键职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以确保地方官僚机关向新的国家政府及其政策负责。各式各样在表面上自治、实际上与政府机关密切相关的城市群众组织相继建立，目的也是进一步加强中央的控制。这类全国性的组织有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和各种职业协会，它们把城市社会中的主要阶级和团体组织在一起，这些组织是在原来存在的组织基础上建立的，在本质上是中央政府机关的延伸，由控制着国家政府的同一个党控制。各种协会则控制着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是中央制约当地行政管理机构和工矿企业地方主义的重要砝码。

1952年开始建立的“城市居民委员会”（一般由100—500户人家组成），是对城市居民进行组织控制的又一个层次。居委会有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职能，除了向所属居民宣传和普及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外，居委会还向政府反映居民的看法和意见；在处理家庭和邻里纠纷时，它又起着准司法机关的作用；就控制和告发犯罪行为和政治异见而言，它又行使着警察的职能；居委会还要承担市政服务工作，比如公共卫生和消防；它还具有社会福利功能，如向困难家庭提供社会救济，组织居民进行文化和娱乐活动。虽然居委会提供福利及其他积极的服务，是必要和值得肯定的，但它在本质上是实行控制的强制性工具。正如弗朗茨·舒尔曼评论道：“居委会的一个基本任务是监视它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的活动，定期向派出所汇报，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来自人们所知道的保甲制的办法。”^[10]与1949年前的保甲制情况相似，居委会的准警察和准司法功能干涉了人们的私生活，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然而，虽然共产党依靠的是旧的官僚机构形式及许多旧官员，但他们迅速而稳固地在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力。执政的革命者决不会被旧官僚的残部所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

虽然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是稳固的，但它在最初几年要实现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没有太大关系。他们推行的城市政策和实施方案，是任何强而有力的国家政府在这种环境下都要做的；实际上，这也是旧的国民党政权打算做的事。任何一个新的中国政府都面临的任务是：建立社会秩序、进行人口登记、收缴私藏武器、控制通货膨胀、建立穏定的货币体系、恢复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恢复市政服务功能、改善卫生设施及加强中央对地方城市行政机构的控制；并不是只有共产党政府才要解决城市中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疾，如普遍的吸毒现象、妓女和庞大的黑社会、秘密社团与黑帮的犯罪活动及由此而来的腐败行为。

鸦片问题是反映旧政权的无能和新政权的成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毒品问题就一直折磨着中国社会，1839年鸦片战争后，毒品在中国迅速蔓延。国民党政权上台时，毒品交易主要由犯罪组织经营。国民党的反鸦片法和反鸦片运动劳而无功，一方面是由于政权的无能，另一方面还有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发现，在毒品交易中谋取暴利的黑社会和帮伙在政治上是可以利用的，腐败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门则因有利可图而保护毒品交易。然而，在中国历届政府统治下持续和发展了近两个世纪的毒品问题，新政府在两年内就彻底解决了。共产党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对毒品的主要供货商和交易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手段（包括死刑），赦免小毒品商，对吸毒者实施戒毒方案，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教育运动，召开“禁烟”大会，通过宣传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等。到1952年，鸦片已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已很难找到吸食鸦片的人了。共产党还通过镇压、改造、发动群众和教育等方法，同样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其他的普遍问题。广州是旧中国犯罪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傅高义在总结了共产党统治的最初三年取得的成果时说：“最终扫除了妓女、吸食鸦片者、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来第一次公共道德恢复过来，人们不再担心抢劫，也不再害怕夜间在街上行走。帮助与严格监督双管齐下，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但却遏制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11]

正如城市的社会改造，实现了中国长期以来屡受挫折的振兴意愿，驱逐外国人出境，也满足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感情。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并非像当时西方媒体描述和谴责的那样，是“共产党暴政”的结果，而是一个深得人心的中国民族主义行动，标志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时代的结束。虽然在驱逐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群众排外的偶然暴力事件，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有秩序的。开始是要求外国人向新政权进行登记，限制和监督他们的活动和旅行。外资企业受到控制，最后被没收和国有化。1950年下半年，在朝鲜战争紧张局势的影响下，中国政府要求所有西方人都离开中国。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已离开中国，还有少数外国商人、传教士和教师留在中国；翌年，随着一系列群众反帝集会的进行，他们被强令匆匆离境。虽然当时正是恐怖时期，朝鲜战争又激起人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大多数外国人还是和平离境的。所有外国资产都被冻结，外国企业被没收。中国的基督教徒被迫中止了与外国教堂的联系。

在被驱逐的外国人中，有不少人对新政权怀有好感，希望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全面的反帝运动使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基本中止。但是，当时国内的政治和心理需要远远压倒了这些考虑。正如一位非共产党的开明知识分子向一位美国朋友解释这种局面时说道：“共产党的反帝运动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饱受欺凌和压迫的结果。共产党要向人民表明，人民才是自己家园的主人，决不许外国人在这里作威作福。”^[12]这里面不涉及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或类似的问题，毋宁是对一个世纪饱受侮辱的心理补偿。驱逐外国人，是中国将来在平等条件下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必要的心理前提。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历届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立誓要摆脱外国的枷锁，但只有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

最初几年的城市经济

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从来都不纯粹是“民族主义”的，但在最初几年里，他们实行的经济政策，与毛提出的革命尚处在“民族的”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思想是基本吻合的。1949—1952年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促使大量小资产阶级的个体经营农户出现，而没有造就社会主义经济。城市出现了独一无二的结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形式的“混和经济”。“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结盟或在经济上与外国利益息息相关的人士）拥有的工业、商业等企业和银行被国家直接无偿没收，成为国家所拥有。到了1949年，官僚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已逃离中国。新中国通过国有化，从一开始就已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简单地（有可能是简单化地）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国有制，那么城市经济的主要部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然而，经济的主要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最初几年里，新政权基本没有触动一百多万小业主和手工劳动者，除此之外，还有原则上是按政治态度标准确定的“民族资产阶级”，依然被允许继续拥有私营的工商企业，按照形式上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经营，实际上，政府鼓励他们扩大经营，建立新企业。到1953年，私人工业企业数量从12.3万个增加到15万个，在私人企业里就业的工人数量从164.4万增加到223.1万人。私企产值占中国工业的37%。^[13]

不过，私人经济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产品价格、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都是由国家决定的。在私人工厂中，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工人组织，负责执行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对企业的管理起监督作用。更重要的是，私人工厂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依靠国家分配原料，并通过国家的渠道销售产品，私人商业企业在批发和零售业务上都依赖国家的商业组织进行。简言之，这不是自由经济，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比旧的遭受批判的“官僚资产阶级”更加依靠国家官僚机构。两者的差别本质上是政治上的差别，人民共和国一个追求新目标的新国家，但这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所有者从他们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中获利，虽然利润受到控制，但赚的钱足以使“民族”资本家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复兴“国家资本义”并不完全是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共产党不是纯粹要兑现“新民主主义”的诺言，也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观点；原因要实际得多——要重建崩溃的经济，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有利的方式是重建既存的经济，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如果马上宣布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并将之国有化，将导致组织上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复兴，要运用唯有资产阶级才具备的管理技能和技术知识。通过结合经济需要和政治要求，新政府获得了留在大陆的资产阶级成员和技术专家的支持，使移居海外的许多人得到鼓舞，返回祖国，投身于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

1952—1953年间，“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此后，随着私人工商企业变成完全国有化，或较典型的“公私合营企业”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迅速走向衰落。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国家利用政府投资的形式，控制并最终完全掌握了企业的利益，原来的私有者一般继续留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领取政府根据他们占有的股份给予的5%的定息。事实上，如果不看名义的话，企业已为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已不复存在。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企业都已被有效地收归国有了。保留下来的小部分私有成分只限于手工劳动者、工匠和小商小贩。“国家资本主义”只作为一种残余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只得到国家根据原属他们的工商企业中的“资本投资”而确定的红利，按季度领取微不足道的金额，或是获派不可兑付的债券的利息，聊作补偿。虽然他们在城市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他们已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他们的债券也不能由后代继承。然而，即便国家资本主义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只有过短暂的兴旺，它却实现了既定的经济作用。1952年，城市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在国家的重建进程中，共产党寻求具备专业技能的城市精英与之合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技术人才、旧政权留下来的官员和管理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一旦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共产党很快就不再依靠这些被认为是城市居民中最不可靠的人。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共产党进行了三次压制性的政治运动，包括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对官僚腐败和浪费的“三反”运动，及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这些与先前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同，后者旨在从总体上根除社会上的政治反对者，而这些运动都是针对城市中特定精英集团的。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不同，后者是要摧毁对新社会毫无用处的农村地主阶级。城市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这些社会集团，而不是摧毁它们。在保留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使他们政治化。他们与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不同，在政治化后依然属于“人民”的行列。

1951年秋季，毛泽东宣布：“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4]开始了革命胜利后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这样，思想改造运动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及为未来朝社会主义而转变，创造经济前提三者结合起来。运动开始是学习毛的著作，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规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所有主要的城市都开展了这场运动，使用的是人们熟悉的毛主义方式——群众大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型“斗争会”、公开批判，思想上被定为有罪的人的书面或口头“坦白”等等，并要求知识分子抛弃个人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接受禁欲的毛主义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运动一般是从大学的知识分子开始，然后扩大到中小学教师、学生以及作家和艺术家。虽然很少有公开的强制（尽管有一些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去“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但知识分子承受的社会和心理的压力却非常大。改造成功的模糊标准完全依循“思想改造者”的主观判断，就是观乎一个人通过“坦白”或自我批评去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进而接受新社会思想的态度是否“真诚”。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实现了毛主义要求的灵魂深处的根本转变，还有待商榷，但思想改造的外部效果是明显的。运动结束于1952年，党更牢固地控制了教育界，取消了知识分子在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两年谨慎地享有的一点言论自由。四年以后的“双百运动”时期将表明，此次压制是如何在知识分子心中引起深深的不满。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始于1952年初，与思想改造运动基本上同步进行。三反运动的目的是撤换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纠正新国家的管理机构在职能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这场运动的特点是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批判腐败的或暴虐的干部，这是典型的毛主义的政治手段，后来成为所有运动的特征。虽然还远远谈不上群众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方法上，都是一种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同的实践。

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官僚主义，特别是反那些留在城市管理部门而可有可无的旧国民党官员、在内战后期吸收入党但已被证明不胜任革命胜利后的管理工作的新党员，以及受城市资产阶级影响而腐化堕落的老干部。最后一点是典型的毛主义的观点，即城市生活滋养了官僚主义的习气，腐蚀了革命价值观。不过，运动到最后并没有形成对官僚机构的大规模整治，只有不到5%的政府干部正式受到惩罚，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但多数人只是简单地被撤职或降级。^[15]

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是一场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的运动。总的来说，运动是直接反对城市经济中的腐败行为，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从1952年到1953年初，共有45万个企业受到国家当局的正式调查。虽然一些资本家因不法经济活动入狱，但主要的惩罚措施是罚款。通过追缴拖欠的税款，课以重金和其他经济上的强制手段，进一步剥夺了资产阶级剩余的财产，大多数企业和工厂不得不成为公私合营企业，这实际上是实现国有化的一条快捷方式。1951—1952年的运动巩固了共产党在城市的统治，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结束。1953年初，中国城市的市政管理机构、经济和教育部门牢固地控制在党和党领导的中央国家政权手中。新政权是集权和压制的，但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城市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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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共产党曾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三年恢复，十年发展”；1952年底，随着城市复兴、农村土地改革（下一章将探讨这个问题）的完成，新统治者实现了他们前半部分的诺言。政府的注意力转向了“十年发展”，即在一个仍然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工业化却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毛泽东亦不愿看到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城市工业的发展导致新社会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更加尖鋭，无论是在为共和国的诞生而奋斗的革命年代，还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城乡关系都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日益加剧的城乡对抗也许是现代工业化的内在本质；但在中国而言，由于革命源自农村并带有农民革命的特点，以及城郷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上极端不平衡，城乡关系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在城市，共产党成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对城市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的强力国家机构，但共产党与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工人阶级，两者的社会政治联系依然十分脆弱。尽管在建国初期，共产党曾努力巩固和扩大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但直到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600万党员中，工人或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比例却不超过10%。在其后几年里，这个比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在农民中原有的雄厚政治根基。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还是一个“农民党”；然而，党的这种政治根基是建立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经济和个体农民所有制基础上的。这样，在脆弱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党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还不明确，人民共和国开始了自己工业化进程。

不过，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依然是农民，但党的高层机关现在则以城市为基础，党的多数领导人很快也城市化了。尽管根据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理论^[16]来判断，他们还不能算是工人阶级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但他们确实把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与城市工业的发展联结在一起了，也就是说，至少与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联结起来。但党的另一些领导人——可以把他们视为是农民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却很难接受城市生活以及城市领导乡村这样一种前景，其中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毛泽东。1949年，他宣布中国开始进入“城市领导乡村”时期的同时，也警告说，对先前获胜的革命者而言，城市化可能腐蚀他们的意志和思想，这便存在危险。就是说，城市生活产生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作风，有可能取代“艰苦奋斗”的农村作风。^[17]他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影响下，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更加扩大。这种差距也反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从注重城市的领导人与注重农村的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到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现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上，已可见一斑，以至党依然把自己作为农民的代表，更看重农村的社会主义变革之间的两种观点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