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1965年11月，名不见经传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员）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公开信号。《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五年前写的剧本。这一讽喻性的戏剧描写的是明朝年间，一个因反对地主和腐败官吏兼并农民土地而被专制君主罢黜的清官海瑞的故事，歌颂了清官的英雄主义。对于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中国读者来说，无需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看出，专制君主说的是毛泽东，清官是指彭德怀，兼并农民土地的做法正是大跃进实行的政策的写照，而彭德怀就是因为在1959年强烈地反对大跃进才被罢的官。

吴晗的剧作，不过是在大跃进崩溃后的“困难时期”中许多部反对毛主义的历史讽喻和政治讽刺作品中的一部。作者不单纯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受到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在党内高层的政治对手垂青的人物。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杂文系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些作品以比喻的手法批评毛泽东的缺点，暗示毛是一个精神健忘症患者，忘记自己的承诺，患有严重的精神紊乱症。^[1]

随着1962年9月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对政治思想领域控制的加强，大多数以讽喻形式进行的抨击中止了。毛在当时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嘲弄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继而正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虽然公开用文学形式对毛进行的批评于1962年就销声匿迹，但被断定患有健忘症的毛泽东却没有忘记。正是在毛本人的授意下（在毛的夫人江青的帮助下），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于1965年11月问世。姚批判说，吴晗不仅歪曲了明朝历史，而且该剧关于“退田”给农民的内容，给那些妄想“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的人以思想上的支持。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焦点”。^[3]不久后的事实说明，反对的力量不是来自资产阶级，而是列宁主义者。

在姚的文章发表后，毛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但时间在当时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在其后六个月时间里，文学和思想界的论战也没有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它也主要局限在学术和文学领域。

但是，毛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化领域内的又一场思想整顿，他看到了隐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蜕变迹象下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弊端，而党的机构似乎不愿正视和解决这些弊端；实际上，毛已经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1965年1月，毛带着这一命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服了党的领导人同意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受命贯彻这一模糊但似乎无伤大局使命的，是由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彭真是中央政治局第五号人物，兼任北京巿委书记和市长，五人之中只有康生是毛的支持者。在11月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五人小组形同虚设。姚文发表后，彭真匆忙采取行动，想把毛主义的政治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1966年2月，彭指责姚和其他毛主义者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虽然论战的政治含义十分明显，但在1966年春季前，彭和党的机构还是千方百计把论战主要限制在学术和历史问题上。与此同时，毛从公开场合消失了。从1965年11月起，他开始了为期六个月在各省的视察，聚集对自己政策的支持力量。

毛于1966年春季返回北京后，各种事件便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对吴晗和毛在文化界其他政敌——被称为“黑帮”——的抨击越来越激烈和政治化。1966年初，总参谋长罗瑞卿（这位原为秘密警察的首脑被指控把军队事务置于毛泽东思想之上）被清洗后，林彪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军队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声称要在不断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解放军报》在5月初发表的社论中，要求不但要清除文化界的“反社会主义份子”，而且要肃清“党内的右倾机会主分子”。毛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宣布解散五人小组，谴责彭真阻挠文化大革命，指控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钻进了党的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准备建立“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警告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4]

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变成了公开的政治行为。第一个倒台的高层领导人是彭真，不久彭真及其追随者的职务就被解除，由李雪峰领导的忠实的毛主义者改组和接管了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紧接着是对首都的宣传和文化部门的全面清洗，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是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他还掌管着权威的《人民日报》）以及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界太上皇的周扬。在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的指挥下，毛主义者控制了北京和国家的主要宣传机构。由江青和陈伯达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主要由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是为领导文化大革命而建立的一个准官方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在许多方面行使着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权力。

但是，毛的目的决不单纯是控制北京。毛主义的目标是完全改组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此外，还有人的思想改造。实际上，在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革命精神和觉悟被视为决定最终结局的因素。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已经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由此，导致在整个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恢复社会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改造国家结构，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论是从毛主义的选择还是客观政治需要出发，都只有动员群众采取毛所主张的革命行动，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群众在改造客观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会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号召的正是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深刻”革命。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毛似乎相信，正是社会意识（以政治行动和国家机构为媒介）最终决定社会存在。

红卫兵

在毛的文化革命小组和林彪领导的军队的大力帮助下，自下而上的自发群众运动很快全面展开。最先响应毛向现行当局造反号召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其中一些人真诚地相信毛宣布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一些人是为了在学术界和政治界谋取自己的特殊社会利益；还有一些所谓“造反派”组织是由党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斗争方向和对象。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这场规模浩大、复杂多变和派别林立的青年运动。

席卷学校的动乱是从5月25日开始的。这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年青讲师聂元梓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校长压制学生对吴晗事件的争论，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战斗”。北大党组织立即派人撕毁了这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进行政治交流的主要工具），与大字报相关的人员也随即受到了惩罚。但一星期后，毛欢呼这份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毛在谈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曾预言不久就会在中国看到一种“全新的国家机构形式”），他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广播和转载这张大字报。在各地学校，名目繁多的各种学生造反组织一哄而起。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作出十八条规定，将高校新生入学考试推迟半年，以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在通知的鼓舞下，学生造反积极分子向学校的管理者、教师特别是学校党委发动了政治上的——有时是肉体上的——攻击。

学生造反派组织不仅攻击学校党组织和教育管理机构，而且各派之间也打得难分难解。在6月初学生骚乱刚开始时，刘少奇就匆忙向学校派出了工作组，试图把正在兴起的运动置于党组织的控制下。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学生组织，这些组织由高干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由毛说的“当权派”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所谓“资产阶级权威”显然是知识分子、教授、教师、作家和那些对政治攻击毫无抵御能力的人。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先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恰恰是在党组织支持下成立的、旨在保护党的官僚的“造反派”。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义升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1966年7月，他在无法忍受工作组迫害的情况下，自杀身亡。^[5]在随后的几个月和几年里，许多人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脆弱、最容易被当成“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政治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但是，最早开始做这种声名狼藉事情的，正是那些以党的机构为靠山的造反派组织，而党的机构正是毛主义者批判的对象。

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造反派不但迫害知识分子，而且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从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对这些造反派来说，使这些已经过时的阶级成份永久化，自有其政治用途和社会利益。他们还发明了“血统论”（或叫“自来红”论），宣称自己继承了现在是党政官员的革命老子的革命精神。隐藏在神秘的“阶级分析”和攻击知识分子背后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保护现存的党组织机构。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在旧政权下来自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者，在新政权下却往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保守）；而在“解放后”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激进分子往往正是那些1949年前的特权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无需多么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就可以解释这种矛盾——那些出身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革命者及其子女，在1949年后享有政治地位、充分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他们在新政权下享有自己尚未完全习惯的很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从前的资本家、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歧视——最典型的歧视是在教育领域。那些自称出身于下层阶级（至少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的人，与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不平等有着保守的利害关系；而从前的统治阶级的后代，成了新的下层公民。所以毫不奇怪，后者热烈地拥护毛批判官僚特权、实行社会平等的号召，而前者则集结起来保卫党组织，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转向攻击从前的社会特权阶级的子女。1966年夏的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学生之间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正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的理性反映。出身于工农家庭、其父母又不是党的干部的学生，在中学和大学所占比例甚小，他们大致对等地分别加入了激进的和保守的“造反派”组织。^[6]

在1966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谓“毛派”和“刘派”的学生组织互相口诛笔伐，间或还发生武斗事件，工作组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图操纵运动的发展。两派喊的都是毛的口号，都宣称自己忠诚于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对毛的思想、特别是毛关于社会阶级的思想作出解释，因而结论完全不同。7月下旬，毛不顾刘的反对，下令从学校撤出工作组，怒斥“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学生造反派现在可以不受党组织的约束，按照毛的思想权威，自由地成立自己的组织。各种学生组织雨后春笋般成立，统称为“红卫兵”，但是，6—7月间学生中的社会与政治分裂在新的组织形式下，依然存在。

红卫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历史上有着神圣的意义。最早的红卫兵（赤卫队）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武装工农群众。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支持红军的地方农民武装就叫作赤卫队。1966年8月初，佩带着标有“红卫兵”字样袖章的青年学生出现在北京街头，在毛主义领导人的鼓励下，短短几个星期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百万计的年轻造反派在“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口号下，冲向全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响应毛主义的号召，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潮水般地涌向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8月18日，数百万红卫兵聚集在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象征着革命动乱的天安门广场，太阳升起时，毛如神降人间一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地戴上红袖章，这样，他不但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舵手”，而且还成了红卫兵的“最高统帅”。一个月后，72岁的主席畅游了长江，报刊大肆予以宣传，称毛在65分钟时间里游了9英里，这也是一场造神活动，表明毛不仅在政治上超人一等，在体力上也无人可以企及。

无论是对年迈的毛的神化还是显示红卫兵的勃勃生气，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贯彻文化大革命的计划，后者是被选择来实现前者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在8月初召开的为期12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制定和通过了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许多非毛主义的党的领导人被排斥在这次全会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的代表。“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这一目的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后来所称的“破四旧”。“十六条”中写道：“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7]这样，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有“旧思想”的人，而一切与毛泽东思想不相容的思想都是旧思想。毛泽东思想取代了党的组织权威，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据。

正如“十六条”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在党内，主要来自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清除党内的危险，消除资产阶级对全社会的影响，就不能由党按照过去整风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勇敢地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这是当时反复强调的方针。“十六条”规定，促进这场群众运动的主力军是红卫兵。长者们称赞红卫兵是“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最新宣布的“放手发动群众”的原则，取代了原先在工作组领导下发动群众的作法，进一步促进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发展。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使党的领导人感到担心的话，那么，这场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最终政治结果是否就一定是简单地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对党进行整顿，对此，“十六条”并未明确说明，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这些领导人寝食不安。“十六条”暗示，将根据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而不是列宁的党的先锋队原则，重新组织未来的政治权力。“十六条”宣称，在文革初期产生的新政治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和农村。”“十六条”还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普选制”。实际上，毛个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的。他曾在7月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8]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对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以及党在这种制度中的地位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设想，但毛泽东以党和党的主席的名义号召群众向党和党组织造反却是明明白白的（虽然并不令人吃惊）。8月5日，毛把自己的大字报贴到了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的会议室门上，敦促红卫兵“炮打”他指责正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党内对手的司令部。三天后，正式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8月18日，受毛思想指导、执行毛个人指示的红卫兵，被官方认可为向党政机关造反的先锋队。与此同时，现在被称为是毛“最亲密的战友”的林彪，非正式地被任命为主席的接班人。此后，毛主义的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整个党的机构及其最高领导人，特别是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9]以及被称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党的总书记邓小平。1968年秋季，中国最主要的列宁主义者刘少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开除出党，直到这时，官方媒体才公开点他的名（尽管墙上贴的大字报早已点名），但在1966年11月后，刘少奇已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并受到监禁。1969年，他被从北京送到开封（原文误为合肥——译注），死于肺炎（十年后人们才知道真相）。由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政治上倒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元首的礼仪性职能由孙中山的夫人、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担任。

在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号召向现行政治秩序造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亲手创立这种政治秩序的人，是那些革命元勋（毛当然是其中最德高望重的一位），他们亲手创建了党和国家机构，现在又认为这些机构非但不是他们追求的革命社会变革的工具，反而是其障碍。但是，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毛为什么要号召造反，而是为什么成百上千万普通中国人会响应毛的号召、又是如何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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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八·一八”天安门广场的壮观集会后，红卫兵以好斗的姿态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破除“四旧”。他们的暴力行为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远远超出了老一代人的预期和要求。虽然“十六条”规定要他们“敢字当头”，但也要求他们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用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即使对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要“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十六条”还规定，“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实际上，它强调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不能影响生产。但是，红卫兵在最初的造反活动中，毫不理会这些区别和限制。年轻的造反派更多地是按照早期的红卫兵宣言行动的，宣言称红卫兵将用从“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中得到的“法力”和“神通”，“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10]

在1966年最后几个月的混乱日子里，数百万红卫兵举着毛的画像（唱着“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挥舞着毛的“红宝书”（“红宝书”被赋予某种神奇的力量），走遍全国各地的街道和乡村，进行大串联，开展一场消灭过去封建主义的各种象征和当代资本主义影响的运动。他们砸抄博物馆和住宅，焚烧旧书和艺术作品；从孔夫子的课本到贝多芬的唱片等所有的东西都被抄出来，扔进了垃圾箱；街道和各种建筑物的旧名称都被废除，改成了新的革命名称，贴上了主席的画像和语录，倒霉的巿民如果穿着西装或留着港式发型，就会被手持剪刀的红卫兵截住，剪破衣服，剪光头发；同样遭到厄运的还有佛教和道教的寺院和遗迹。文化大革命在摧毁文化的同时，也摧毁着人。随着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从“四旧”转向“当权派”，党政干部被抓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被迫在群众批斗大会上承认自己的“罪行”，经常受到殴打和精神折磨，许多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最脆弱和没有反抗能力的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老舍就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著名的《骆驼祥子》就是他的作品；他被中学红卫兵反复勒令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他的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书被付之一炬。最后，人们于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的太平湖里发现了这位67岁老作家的尸体，据报道说，他是投湖自尽的。^[11]

红卫兵的行动并非到处畅通无阻。有时，到工厂和农村的学生造反派遇到对立的工人和农民造反组织，双方之间就会发生流血的武斗。但最激烈的武斗发生在红卫兵内部之间。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运动中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陷入了似乎无尽的暴力与报复的恶性循环圈。由于大批在前些年下乡的城市青年都返回城市参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队伍更加壮大，但暴力和派性也越来越严重。这些人过去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怨气最大，对党心怀不满，尤其怨恨高干与军人子女，因为这些人可以逃避下乡，享有优先上大学的特权。“返城青年”通常都加入比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12]

北京的文化大革命领导人既想限制、又要鼓励年轻“闯将”的行动。他们规劝红卫兵不要使用暴力；命令他们不要干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劳动；告诫他们要把斗争予头对准个别的“走资派”而不是地方的党组织；批评他们煽动群众分裂而不是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群众。这种徒劳的努力，是为了使膨胀的、日益派性化的运动纳入某种形式的中央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解放军受命帮助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公共汽车和卡车，所到之处均免费提供食宿，这样的待遇当然无助于限制红卫兵的大串联。10月底，宣布学校继续停课至下一学年度，但这对红卫兵的造反热情没有多大影响。在1966年结束前，约有一千二百万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接受了毛的检阅。天安门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毛神奇般地现身，更谈不上是对红卫兵运动的限制，何况，林彪和其他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对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大加鼓励，对他们的“极左”行为几乎只字未提。红卫兵继续走过大街小巷，穿过农村进行“长征”，使自己经过千锤百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继续在全国进行免费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继续猛烈“炮打”各地党组织的司令部，揪斗干部、知识分子和从前的资本家及所有一切能被贴上或冠以声名狼藉的政治标签或阶级成份的人。

到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领导人感到红卫兵已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红卫兵不仅实现了“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而且还干得更多。他们实际上迫使全党处于挨打的境地。但红卫兵对一切权威的攻击有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也不符合毛主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目标。他们贯彻了毛“勇敢地发动群众”的指示，但他们的做法却逼得工人和农民奋起捍卫党组织和社会秩序，反对这些年轻傲慢的不速之客。此外，政令纪律几乎全部废弛，暴力的派性斗争、对文化和艺术的破坏行为以及时常发生的十足流氓行径，所有这些构成红卫兵运动特征的事情，都使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得出结论，红卫兵已成为政治负担。1967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逐出政治舞台。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红卫兵政治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地方、省和地区党的权力机关手中“夺权”，新的政治角色登上了政治角逐中心：工人与军人。事实说明，较之前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新阶段带来的动荡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公社的浮沉

1966年夏季和秋季，随着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扩展到其他城巿和各省，对毛主义领导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低估了运动造成的混乱程度，低估了地方党组织对运动的抵制能力。在10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承认：“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我也没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13]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谈到为什么群众组织没有实现大联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问题时，把责任推到那些“担心会丢掉乌纱帽”，“担心会丢掉尊严”、因此“煽动工人和农民反对学生”的地方领导人身上。^[14]当然，陈伯达不会提到，他和北京的其他毛主义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操纵群众运动，比起那些非毛派的党的领导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主义者还低估了另一个因素：城巿工人阶级自发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它很快就崭露头角。但是在1966年底时，毛主义担心的是各省市旧的党官僚机构东山再起，这些机构利用群众组织的分裂来保护自己。实际上，从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行使职能的角度来看，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独揽了大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首都以外的省、巿和地区，党组织依然存在，固守自己的势力范围。所有的官僚机构都受到了冲击，但旧机构的各个部份又都保持着自己相对的完整性，地方领导人一方面表示忠诚于毛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极力抵抗当地毛的支持者的进攻。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领导人号召立即实现“十六条”中规定的目标之一：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是第一个夺权的城巿。1967年的前几个月，在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中发生的事件，对于决定全国斗争的未来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夺权事件不但暴露了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客观限制，也暴露了它的主观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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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遍及都市的庞大的现代化工厂里，集中着数量最多的中国无产阶级，他们继承了1920年代流血的革命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工人阶级的战斗传统。上海又是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政治上最激进的城市，是成熟工人阶级的摇篮，是现代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于上海。1965年，毛又号召上海的知识分子开展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中国必须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理所当然地应从上海开始。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这座巨大城市发生的事件，是其他城市将要发生的事件——虽然规模不及上海——的预演。

在北京毛主义的鼓舞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夏季，学生组织了类似首都的红卫兵组织。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党组织的操纵，红卫兵从一开始就陷于分裂。但无论派性有多严重，运动还是迅速发展，声势越来越大，从以大字报和群众集会形式对党组织进行口诛笔伐发展到对政府官员的人身攻击，从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权威”，发展到向由巿长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陈丕显领导的上海党政机构的全面挑战。^[15]

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发生了一桩具有爆炸性的政治事件，诱发了群众对统治他们的官员深深的愤恨，这就是“黑名单”事件，类似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黑名单是由学校、工厂、居委会和群众组织中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搜集的公民的政治档案。黑名单使许多原来想响应毛的号召的人、特别是工人望而却步，他们担心，一旦党组织东山再起，会对参加运动的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报复。10月5日，北京下令公开销毁这些黑名单，学生造反派受到鼓舞，要求市当局销毁黑名单，但是党的官员拒绝交出这些他们称为“国家机密”的材料。11月初，一些好斗的红卫兵组织在晚间袭击市委办公室，想抢走材料，因而与党员干部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11月16日，北京再次指示，要求销毁黑名单，但规定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许动用武力。不过，党组织并不容易被说服，结果，这些政治档案没有被销毁，却使造反派与党的干部之间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深，这种党与群众之间的互不信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很久依然存在。

围绕着“黑名单”的斗争使上海市委威信扫地，它的权力为上海工人阶级取代。早在1966年秋季，造反活动就从学校蔓延到工厂，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剧中，真正的无产阶级登台了。然而，工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战斗的，这是一个分裂成一方为老工人和技术工人、另一方为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阶级。前者受益于旧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总体上希望保存现有的政治秩序；后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使他们更热衷于向党的官僚机构造反。在享有国家正式工身份的工人与主要来自附近农村人民公社（以及少量的城巿失业者）的大量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合同工之间，存在着更深的鸿沟。临时工只在一定的期限内被雇用，随时可能被辞退，合同工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他们不仅工资微薄，而且根本没有正式工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及工作保障。人们最初认为，或至少在理论上论证说，合同制是缩小工农差别（三大差别之一）的一种途径，但现实中的合同制不过是国家企业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途径，是共产党国家谋利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除了其他剥削劳力的形式外，合同制也有长足发展。^[16]

在前些年被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也返回了城巿，要求工作和住房，壮大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阵势，要求工作的还有复员军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临时工。

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成份以及城市贫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要求，相互敌对的各种政治组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使心怀不满的工人和其他人，在不受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约束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心中的不满，自由地（虽然为时短暂）成立自己的组织。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所有的组织都号称忠于毛和毛的路线，但都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解释毛的路线。11月初，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松散组织，由王洪文当司令，王洪文是一个纺织厂的年轻中层干部。工总司是工人自己创造的组织，与北京的指示无关。事实上，当时来自首都的毛主义指示主要强调的是工人要促生产，而不是抓革命，要求工人只有在完成八小时的生产后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北京的大致设想是，在工人委员会（特别强调是在业余时间建立的）与管理干部的合作下，在工厂平稳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于担心影响生产，直到新的一年开始后，北京才号召工人成立“革命造反组织”。

但是，上海的革命高潮比毛主义领导人预计的要更快。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巿委提出要求，明确提出要用人民政权机构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工人们要求市委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从而向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他们要求市委为工人在全巿各工厂建立组织提供条件，要求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措施作出公开说明。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一些激进的工人决定上北京向毛泽东请愿。11月10日，他们强占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海巿委下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安亭，但有一半工人拒绝返回上海，他们在那里被困了三天。

首都的领导人对如何解决安亭事件举棋不定。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陈伯达，他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违背党的指示是一个严重事件”，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其次才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必须马上返回生产岗位”。^[17]但是在上海巿委还没来得及执行这一指示之前，张春桥来到安亭，带来了北京的新指示；张在1966年7 月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前是上海巿委书记处书记。11月14日，张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工人的要求上签字表示同意，迫使上海巿长曹荻秋也勉强签了字。显然，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认为，让无产阶级、至少是上海的无产阶级参加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前，毛泽东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直没有表态，上海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不久就将表明，毛对城巿工人阶级的信心只是暂时的。

随着工总司在11月中旬的胜利，造反派组织在全巿范围内组织工人和其他阶层人士，上海党政机构的权力很快分崩离析。群众运动以疯狂的步骤发展，声势日益浩大，与红卫兵结成松散联盟的各工人组织，为争取群众支持和夺取权力互相争斗。当时比较著名的群众组织有第二工人兵团（拥有50万体力劳动者，由性格暴躁的耿金章率领）、第三工人兵团（由数十万从工总司分裂出来的工人和学生组成）以及红旗军（复员军人组成的全国性组织的一个部分），这些组织最初都曾与工总司结盟，但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政治上更加激进。^[18]与这些激进组织对立的，是一个自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组织。赤卫队是一个主要由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相对保守的组织，号称有80万人，它最初可能是在原市委支持下、为反击造反派的进攻而成立的。但是，赤卫队不久就对上海巿委屈从于造反派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提出强烈批判。支持赤卫队的还有一小批工人和其他市民，他们希望保持文革前的秩序，但同样也是打着忠于毛和毛思想的旗号。

到12月中旬，上海大致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分别由保守的赤卫队和激进的工总司领导，当然两派也非铁板一块。在年底前的最后一星期里，两派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导致工厂生产停顿，严重地影响了市政服务。12月31日，在不断发生的罢工浪潮、政治示威游行和日益加剧的武斗的背景下，赤卫队宣布进行总罢工，使这个大都市经济完全瘫痪。旧官僚机构为挽救自己进行了最后的净扎，敞开了上海市及所属工厂的财政大门，使混乱局面雪上加霜。市政府当局为了满足几乎是所有群众组织都提出的经济要求，讨好工人，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要过于积极，下令大量发放奖金，增加工资补贴和现金补助。这种作法后来被批判为“经济主义妖风”，它是上海巿委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招。在耗尽了自己全部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后，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最后彻底推翻自己。

被颂扬为“一月革命”的夺权，是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完成的。1月5日，十几个与工总司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和帮助下），在两天前刚被造反派夺了权的上海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篇宣言痛惜风起云涌的群众革命运动中的分裂（指责赤卫队和原市委制造了分裂），呼吁工人返回工厂，号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团结起来。第二天，为了显示团结的力量，上百万人聚集在巿中心广场举行大会，另有数百万人看了电视实况转播。会上批斗了曹市长和巿委其他高级干部，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迫使他们公开认罪。在以后的几天里，较低一级的干部也受到了类似的批斗，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游街。旧市委垮台了 。

然而，取代旧巿委的不是完成了“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他再次来到上海，不仅是为了就任胜利了的群众运动的领袖职务，还是为了控制群众运动，重建上海的秩序。^[19]与他一起到上海的还有他的助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与工总司司令王洪文达成了政治交易，结为同伙；十年后，他们三人被作为“四人帮”的成员逮捕入狱。工总司成了张春桥主要的群众基础，但张春桥不只依靠群众组织来恢复上海的秩序，他还接管了上海党组织，运用他过去在党组织的关系，争取基层干部的支持。张春桥还能够动用城巿公安力量和解放军驻沪部队，随时动用武装力量敦促工人返回工厂，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经济主义”要求，镇压罢工，重建政治秩序。到1月底，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管理秩序。

在维持1月初夺权时群众运动暂时的统一方面，张春桥没有成功。赤卫队虽然已经解散，其中许多成员加入了工总司，但一些参加1月夺权的激进组织却成了反对派。由于担心张春桥的新政权与为其取代的旧巿委是一路货色，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尤其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对张统治的革命合法性提出挑战。在1月的后两星期内，派性战斗重新爆发，武斗不时发生。^[20]

群众运动所以还能在表面上保持团结，是因为张春桥保证将按照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新的体制，即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广泛宣传的巴黎公社模式。上海所有的政治积极份子都一致支持巴黎公社的这些原则，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过去党的专政不满。1967年初，上海到处可以听到“一切权力归公社”的口号，当然，张春桥是否这样认为则是另一回事。

由于派性斗争而延滞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终于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百万工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但是，上海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马克思在1871年提出的原则建立的。马克思的模式要求建立一个“生产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有权随时撤换官员，而上海公社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张和姚的这种权力和合法性不是来自上海的工人，而是来自毛主席的最高权威。马克思要求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而张春桥却动用军队和警察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事实上，在新政府成立大会上，张就强调说，公社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此外，张在公社的计划、组织和领导中，都排除他的政治对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布成立一个对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并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去抗议张春桥的镇压政策。^[21]

然而，上海毕竟宣告要遵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及其神圣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公社理想在上海人民心中生了根。上海公社成立初期情况虽然令人沮丧，但如果给予上海人民机会和自由，公社或许能在人民的普遍支持和参与下成长和成熟。

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当上海人民翘首以待，以为北京会以欢呼一月革命的同样热情庆祝上海公社的诞生时，毛正在寻找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1月期间，还有另外两个省发生了“夺权”，一起是山西，另一起发生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在这两次夺权中，人民解放军在“革命运动”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两地在推翻了原省委后，导致的政治结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革命群众、党的干部和军队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队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宣布，“革命委员会”是夺权后唯一合适的政权形式。在此期间，对上海公社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看法。但在2月中旬，毛在北京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在北京逗留了十天），向他们作了交待。听说有些上海革命者要求废除一切“领导”后，毛向张和姚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非常反动的……实际上总还是要有领导的。”关于上海公社一事，毛怀疑公社的激进原则能否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行得通，对公社这种政治组织能否保持必要的革命警惕性表示怀疑，因为即使在上海，“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方面也太软弱。人们到我这里来抱怨说，公安局捕人时，前门抓人后门放。”所以，毛建议——主席的建议在当时就是最高指示——把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巿“革命委员会”。^[22]在这个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未来前途的问题上，毛还担心在公社这种机构里能否有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坚决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需要共产党及其富有经验的干部。^[23]

张春桥在返回上海后，不得不在2月24日向全市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解释为什么上海公社将不复存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毛主义的理论家们早就广泛公开地宣传，毛主席不但继承而且“发展和丰富”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更何况毛本人多次赞扬过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不管怎样，默默无闻地存在了短暂19天的上海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北京而不是上海工人作出的。其他一些原来准备成立公社的城巿也马上放弃了计划，转而搞起了“三结合”。上海公社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官方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它的成立和消失都没有任何记载。

虽然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不可能改变上海政治权力的现实，公社的消失也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但它的消失标志着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意味着希望破灭。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委员会”，都不是群众民主管理的机构，在本质上是官僚工具。它最初是受军队支配。逐渐又回到了经过改造后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控制，最后与党合为一体。

1967年2月发生的这些事件，是毛主义从文化大革命最初宣布的目标后退的第一步。这些事件还说明，在中国，所有的政治权力最终取决于并归属于一个人和他的“思想”，这种现象类似于马克思曾描述过的，人民的政治权力最终变成了行政权力，“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24]。对毛的个人崇拜已达到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于主席不但能决定个人的命运，而且也能决定社会运动的命运。上海工人赢得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在1月初短暂的几天里实现了文化大革命宣称的既定目标，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现在，他们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更高的权威”。显然，文化大革命的“敢于造反”的权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权利，而是由被神化了的毛的权威所赐予，因此，毛也可能随时废除这项权利。对上海工人来说，1967年2月，毛规定了他们造反的限度，决定了造反的政治结局。

夺权、军队和极左分子（1967年3月至8月）

1967年，在1月革命中达到顶峰的上海事件模式，也为其他地方所效仿。但在多数城市和省里，当地党的力量更强大，群众运动相对较弱，又常陷入派性斗争，缺乏像上海那样的群众运动领袖。此外，官方批准进行的“夺权”运动是有前提的，即夺权后只能建立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在理论上可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但在实践中，决不允许再进行这样的尝试。1月23日，林彪根据毛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支持“革命左派”，维护社会秩序。

同意军方介入对局势关系重大，但这一决定又显得自相矛盾。军队是国家机构中最官僚化的组织，现在却要由它来支持和帮助一场反对官僚精英的群众革命运动。但对毛来说，采取这一重大步骤，也许并不像后来的观察家——还有当时卷入斗争的多数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有什么不协调之处。无疑，在毛看来，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解放军比起城市群众来，是一支更可靠、当然也更有效率的革命力量，而后者缺乏自我约束，一盘散沙。此外，毛一直把军队视为保持革命斗争传统和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大本营。在林彪的指挥下，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几年，人民解放军就已经经历了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活的思想教育”的阶段。因此，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准备，但并不是所有毛的追随者都同意这种观点。

毛没有号召军队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场革命，军队也无意以“秩序”的名义实行接管。总的来说，人民解放军不一定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毛对军队的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在党无法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行使职能、群众运动陷入派性斗争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下，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仲裁者。随着形势日益混乱，军队不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士兵们进入工厂和公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解放军强制推行纪律，才使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在这些动乱岁月里得以维持。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军队通常在“三结合”中起主导作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站在群众组织一边，与老干部保持一定距离。由于众多的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要决定谁是“革命左派”颇为不易，军队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群众组织。军队既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又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任务，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军队领导人一般选择后者。

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非常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在1967年2月和3月，在后来被批判的“三月黑风”中，军队强制（有时运用武力）解散了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进的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有数千人被捕、被杀或受伤。^[25]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几乎所有的群众政治组织最终都诉诸暴力，但在动乱期间死亡的人，多数是在军队镇压时被打死的，而不是像一般认为的是死于“激进的毛分子”手中。在军队没有动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被规定是一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如李鸿永所指出，把毛的思想作为学习对象而不是行动指南，有助于压制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是为了解决军队面临的“口头上的革命与实际上的保守”的矛盾。^[26]1月革命之后，在许多地区，正是军队、老干部和保守群众组织的三结合，阻碍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实现。

如果说军队的介入遏制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势头，那么这主要是因为毛在当时决定采取相对稳健的方针。1967年2月，毛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口号，并着手纠正一年前在他的号召下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局面。由合同工、学徒工、复员军人和农村返城青年组成的各种群众组织——现在被视为过分激进的暴力组织——被宣布是反革命组织而正式被取缔。红卫兵虽然还没有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其活动。学校（过早）宣布将于3月份复课，敦促学生返回校园。宣称对冲击政府机关、抢档案和对党政干部进行肉体摧残的行为要进行严惩。4月，已经沉寂了的刘少奇（虽然还是没有点名）除了走资派的罪名外，又被指控为叛徒。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斗争大方向”，使分裂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更重要的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政府机关开始重新行使职能，除了仍然由所谓刘少奇的追随者控制的党的机构外，党组织的合法性也逐渐得到恢复。给党的干部恢复名誉的工作也开始进行，据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忠于革命的，或至少是可以改正自己错误的。干部被说成是“夺权斗争的中坚”。周恩来作出艰苦的努力，劝说群众组织结束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在共同的斗争中团结一致。

尽管为使群众组织团结一致采取了种种措施：并且还有解放军的介入，但是“夺权”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仍然举步维艰。许多地方的夺权没有成功，另一些夺权又被说成是“假夺权”。“假夺权”有两种情况，一种所谓夺权不过是原党委的改头换面。另一种是解放军不让那些过分激进的群众组织掌权，把他们的夺权称为“假夺权”。^[27]到1967年4月底，除了上海和北京外，^[28]在其余27个省、巿和自治区中，只有四个省成立了为中央认可的革命委员会：山西、黑龙江、贵州和山东。在其他地方，原来的党组织虽然遭到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围攻，但依然根深蒂固。造反派组织不但自己内部打得不可开交，而且还常常与奉命来支持他们的军队发生冲突。混乱局面似乎陷入了僵局，除了导致流血外，文化大革命一无所获。

不久，后来被谴责为“极左分子”的毛主义领导人和组织又重新燃起了革命烈火。1967年春季，各地的军队领导人着手恢复“秩序”，这在许多地方意味着保护原来的党的机构，支持保守的群众组织，维持政治现状，使造反派对军队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周恩来在北京的努力，许多干部又重新恢复工作，进一步加深了造反派的敌意。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是少数几个极端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学生和农民对党的干部普遍怀有怨恨情绪，他们反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群众对官僚特权的普遍反感，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成百上千万群众会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

反对军队介入和老干部恢复工作，意味着对革命委员会——现在是毛主义的正统政治模式——的抵制。不久，随着所谓三结合排斥了群众代表的指责声鹊起，对革委会的抵制公开化了。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权力都落入了军队手中，而军队又依靠有经验的党政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

5月，在一场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和前两个月的“黑风”的运动中，这种不满爆发了，运动很快变成了反对一切权威的疯狂暴力活动。4月下旬，北京出现了批判周恩来是“红色资本家阶级”领袖的大字报。极左派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特别是外交部。红卫兵组织多次冲击了外交部机关，抢夺和毁坏档案室里的机密文件，要求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下台。从各省巿不断传来对立的群众组织在工厂、学校和街道进行武斗的坏消息。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三令五申，禁止武斗、非法关押、从解放军军工厂抢夺武器，但武斗规模不断升级扩大。7月，在全国陷于武斗和混乱的背景下，有人提出要成立毛主义过去号召过的“中国公社”。

为了调解武斗不休的各派群众组织，北京派出了政府和军队高级领导人到各省去帮助实现“革命大联合”。当时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武汉是中国主要工业中心之一，是全国铁路系统的枢纽。从7月初开始，这个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已基本瘫痪，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角逐的战场。一派组织是“百万雄师”（由50万熟练技术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和民兵组成），它受到省委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的支持，陈再道向来对不许镇压群众组织的禁令置若罔闻。另一派组织是由更激进（也更年轻）的工人和红卫兵组织结成的联盟，称为“武汉工人总部”，号称有40万人，该组织在1月曾进行过一次失败的夺权。它受到了由陈再道将军供给武器和士兵的百万雄师的围攻。^[29]在陈再道拒绝周恩来要求解除围攻的命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要员王力和谢富治被派到了武汉。北京的特使于7月16日到达武汉，即令陈再道和其他军队领导人马上撤销对百万雄师的支持，支持“工人总部”，并令其对自己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武汉军区领导人迅速作出反映，7月20日凌晨，反叛的士兵扣留了谢富治，而百万雄师则在军队的纵容下劫持了王力。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被软禁起来，而激进的一介书生王力，则被带到军区大院，受到殴打。消息传到首都后，北京也同样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周恩来试图调停冲突，但终因座机无法在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武汉机场着陆而未能成功，随后，三个步兵师和一支空降部队在武汉地区集结，海军的炮舰也游弋于长江口，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陈再道才不得不屈服。7月25日，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而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则被灰溜溜地揪到北京。然而，谁能料到，几个月后王力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清洗，而一年以后，叛军之将陈再道却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并肩站在观礼台上，就好像他一直是毛和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支持者一样。这是一个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转折，但它也许未超出自2月开始的从文革原则消退的无情政治逻辑。

武汉的反叛唤起了内战的幽灵，还表明作为国家唯一稳定力量的人民解放军也不是坚如磐石的统一体。在1967年8月的危急时刻，内战的可能性似乎一触即发，极左领导人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怀疑，造反派组织甚至对军队发动袭击，这样，导致党分裂和群众组织陷入派性武斗的政治分歧，同样威胁着军队的统一。毛主席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但毛夫人江青却不然。她在7月24日的讲话中谈及武汉事件时，愤怒地告诉红卫兵要“文攻武卫”。全国的造反派组织立即开始千方百计搜集武器（据说，人民解放军曾听命于中央文革小组，把部队淘汰下来的旧武器给了红卫兵和工人组织，但转手给保守组织提供了更新式的武器，^[30]导致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7月31日，《红旗》杂志挑衅地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地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号召打倒党内和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9日：林彪不点名地批评了军队将领们“压制群众”，要求他们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告诫他们要把“革命造反派”当作自己的老师——但他审慎地把武汉事件作为一个可以通过适当的思想整顿纠正的政治错误，回避了叛乱问题。^[31]然而，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激进成员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揪出军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像党内走资派一样，篡夺了军队的权力。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军队领导人就受到了批判，其中包括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在一段时间里，朱德被说成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大军阀”。但是，由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把毛主义的革命样板、“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的人民解放军，说成也受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也应像其他组织和机构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清洗，这还是第一次。

在北京，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讲话，给8月左派的新攻势火上浇油。极左分子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成千上万名示威者占据天安门广场达一星期时间，要求把刘少奇交给群众公开进行审判。愤怒的群众还包围了周恩来的办公地。文化大革命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是外交部被造反派实际接管了达两星期之久。取代陈毅成为事实上的外交部长的是姚登山，他原是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官，因在4月雅加达使馆遭暴徒劫掠时挺身而出的壮举名噪一时。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以林彪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观点为基础的、新的“革命国际主义纲领”。载着北京发出的新的“革命”指示的电波不断传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常常受到骚扰；英国政府接到了要求释放在香港被拘留的中国记者的最后通牒；外交方面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短暂时代，随着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而达到高峰，但也因此而告终结。

中央政府的职能很快得到恢复，但在其他城巿和省会城巿，局势日趋严重。造反派组织从兵工厂抢夺武器，有的甚至抢夺援越武器武装自己，在许多地方与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在一些地区，武装的农民开进城镇，攻击政府机关。此时的人民解放军不但要保护自己，防止“敢于造反”的群众的攻击，还要保护依然在当地行使职能的政府机构，不管它是革命委员会还是原来的党组织。血腥的、常常没有任何结果的武斗，威胁着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一片政治混乱。

8月下旬，中国已经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回到了北京，他认识到，如果继续以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基础开展文化大革命，势必要冒全面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热月

1967年9月5日，军队奉命恢复秩序。群众组织被勒令交出武器，不得干涉军队执行任务。人民解放军被誉为“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为了使命令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这一指示是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由毛泽东签署的，指示发至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所有群众造反组织以及党政军各机关。在军队监管下恢复秩序的同时，开始重新建立党组织，恢复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一进程是缓慢而艰难的，但却是逻辑的必然，已经落入军队的政治权力最终要归还给逐渐恢复了元气的共产党。

这一“正常化”的进程点缀着大量的革命词藻，它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和战斗口号，但显而易见的是群众不再有造反的权利了。公开宣布这一决定的是江青，她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和左派同志，宣布今后决不允许再攻击解放军和政府，即使是“口诛笔伐”也是反革命行为。现在，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江青昨天还与之休戚与共的“极左”阴谋家，江青发现，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典型的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夏季几个月的派性武斗和暴力都被一骨脑地归罪于这些人的阴谋。^[32]

对所谓武斗的煽动者公开判处死刑，强有力地传达了恢复秩序的信息。1967年10月1日，许多在早些时候受到批判的军队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引人注目地站在毛的身边，这是军队神圣不可侵犯——至少是针对群众组织而言——的象征。两星期后，中央又下达指示，要求青年重新返回学校，这清楚地表明，红卫兵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派喉舌、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被暂停刊出，这对中央文革小组不啻是沉重一击。

按照后来官方的说法，1967年“热夏”的混乱是一个在北京的小集团领导人策划的阴谋结果，这些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五·一六”集团，名称取自那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著名文件。据说，这些阴谋者在革命运动内部（特别是在没有经验的红卫兵中）制造分裂，挑动武斗，目的是推翻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取国家权力。在阴谋败露后，这些人被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新托洛茨基分子”和“极左分子”受到清洗。但是，在一个充满神话的极权社会里，加上辩证魔法的推波助澜，“极左分子”又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后来的调查又揭露出他们原来是刘少奇的人，官方对他们的定论是“形左实右”。^[33]

阴谋集团的领导人原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那些显赫一时的成员，特别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最紧跟毛泽东的人。最初，这些人只有著名的毛主义理论家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几年后，陈伯达和林彪也包括在内了。^[34]

革命运动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极端分子和过激行为，文化大革命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67年中旬，不乏这样的“文化革命者”，他们不折不扣地实践毛在几年月前批判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但是，这种虚无主义的趋势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在一年前红卫兵成立之时就一直存在着。要理解发生在1967年夏季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存在于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共同现象：当更高的领导人从最初的目标妥协、从激进的立场上退却后，那些继续坚持这些目标和立场的领导人就会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毛在2月就已经开始致力使运动向稳健的方向发展，这与其说是大势所趋，不如说是毛感到运动已难以为继。所以，那些被贴上“极左分子”标签的人，或因为没有主席弯子转得快，或不愿意这样做。此外，毛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已经获得了自身激进的生命力，它几乎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和指挥。

诚然，在与军队和其他官僚机构的斗争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确实操纵了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军队将领和官僚机构领导人也同样利用群众组织，而且一般比中央文革小组做得更成功。毫无疑问，上层的分裂导致群众组织分裂的派性越来越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实际上也确实在分裂了的中央文革小组内组织了一个派别，取名为“五·一六”，表示他们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因为这与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1967年5月下旬，人们可以看到那些自称为“五·一六武装组织”的好斗青年在北京大街上游行，他们无疑得到了北京激进领导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毛夫人江青，江青素以对青年造反派发表煽动性演说而闻名。然而，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着一个要夺取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的阴谋，遑论要推翻毛泽东了；更不可信的是说北京少数“极左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的情况下，竟然能够煽动和指挥整个夏季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群众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知识分子，除了能为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提供精神鼓励外，其影响主要限于北京。比较而言，倒是对“热夏”的这种解释更可信一些：这些事件主要是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和普通成员，因为普遍担心文化大革命的诺言和目标被出卖而对局势做出的自发反应。

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后的秩序，保留从动乱废墟中抢救出的成果，既需要上层的团结一致，也需要下层的顺从，这两点都不易做到。9月初，在毛的命令下，逮捕了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和关锋。但是，对“极左分子”的清洗（这与文化大革命毫不相容）却一直持续到最终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领导人（除了毛本人之外）都被赶出政治舞台为止。因为每当毛转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间挪一挪，他的绝大多数信徒就会发现自己太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极左分子的清洗，最终将清洗到毛本人，虽说这发生在他去世几年以后了。

在北京日益浓厚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气氛中，清洗并不单针对极左分子。1968年3月，自从1965年罗瑞卿被撤职后一直任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的杨成武被捕，总参谋长易人，与杨一同被捕的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空军政委余立金。据报道说，林彪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万人军队干部会议上亲自逮捕杨等人的，虽然其中两人自长征后一直是他的亲密战友。杨成武一直站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前列，因此江青等对他恨之入骨。但毛所以下令逮捕杨，可能并不是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担心军队介入政治真空的步子太快、权力太大；毛要在最高政治层的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衡。无论是什么情况，这一事件说明，人民解放军已不再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这样，就为毛和周现在悄然领导的运动铺平了道路，即重新确立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领导国家回到稳定和秩序的轨道。^[35]

北京领导人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勾心斗角妨碍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稳定，但更大的麻烦是由群众运动的现状造成的。毛主义理想的解决途径，是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实现群众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班子。但是，群众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更缺乏团结的愿望。到1968年春季，大多数工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冲突和武斗，对这场运动的目的也越来越难以理解，转而对政治变得冷漠，许多工人组织不是解散就是陷于瘫痪。有两位在北京的美国教师，一直敏锐地观察着文化大革命，对当时城巿群众的情绪是这样描述的：

那些依然留在群众革命组织的、在政治十分活跃的造反派，对于他们要结合的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持不信任态度。和解是非常困难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由军队强制进行结合，军队负责建立从省一级直到工厂、人民公社和街道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但群众组织中一些好斗的派别继续进行武斗，使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季。在这些派别中，有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个激进的红卫兵联盟，简称“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激进、但又有自身理论体系的组织，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理想，与毛曾提出但旋即在1960年代中期放弃了的新官僚统治阶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他们拥护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认为继续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们赞扬文化大革命唤醒了群众，促进了人民民主，但是又批评文革领导人纠缠于攻击个别人，没有看到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们认为，这个根源就是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篡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权力的“新官僚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彻底“砸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公社”。^[37]省无联，或至少其领导人无疑是激进的毛主义分子，但是在1968年，连毛都觉得他们太激进了。1月，负责公安工作的康生和其他领导人，谴责省无联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其后几个月里，他们受到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无情镇压。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群众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968年春夏之际。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短暂的官方反对“右倾回潮”运动混在一起，使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武斗主要发生在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学生和军人之间。在广州巿，各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情况十分严重，以至于军队不得不在夜间实行戒严，但同时又给保守派组织提供武器。^[38]不过，最残忍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偏远省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广西。当时任军区政委、后来是邓小平盟友的韦国清，下令对激进的红卫兵格杀勿论，即使按当时流血武斗的标准来看，也令人震惊不已。^[39]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种政治力量都制造过迫害和流血事件，而且愈演愈烈，但最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事件，却是在1968年夏季军队镇压红卫兵和其他激进组织时发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战斗发生在它两年前开始的地方：北京的大学校园内。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学生造反派把校园变成了武装营地。这不仅是去年夏季派性斗争的重演（但用上了致命的武器），也是对当局自上而下强加的秩序的反抗。最后，毛在7月底召见了学生领袖，通知他们（据说是眼含热泪）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40]随即，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便开进了校园，制止武斗，约束学生，当然，他们不如毛那么温和。在全国各地，那些冥顽不化的红卫兵组织迅速遭到军队镇压，新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这样，判处红卫兵运动死刑的，正是当初帮助红卫兵诞生的力量。许多学生造反派领袖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则在军人和工人的监督下努力学习。

被送到农村的还有成千上万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抵触情绪的党政干部（为了平衡政治账本的需要）。官方期望他们通过几年的垦荒和艰苦生活，克服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五七干校”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被作为医治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1968年，把那些太招摇的官僚们从城巿打发到农村，在当时不失为缓和群众与干部之间紧张关系、重建一个更纯洁的党的一条途径。

但是，要彻底恢复党至高无上的权威，首先必须实现所谓的“大联合”，这是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政治结果。是否建立了由中央正式批准的省革命委员会，是衡量是否实现大联合的标准。省革命委员会又要负责审批地区、县和市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整个进程比预期的要慢得多。但随着西南各省和新疆、西藏等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到1968年9月，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一般来说，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在军队的主持下成立的。事实上，除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是由老干部任革委会主任外，其余各省都是由军区司令或政委任第一把手。群众，或更准确地说，那些被挑选出来的群众代表也参加了革委会，但这些群众代表很少出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群众组织，毋宁说是他们是群众运动废墟中的瓦砾。这种革命委员会与1966年曾许诺的“由普遍的选举制”产生的“永久的群众常设组织”，更风马牛不相及。

随着政治形势日趋稳定和群众运动风潮的平息，中央委员会以惯常的秘密方式于10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的主要议程是正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同月底，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在全会公报中，还宣布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虽然这一职务的任免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中共中央）。刘少奇不仅被指控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是“内奸、叛徒和工贼”，并且在1922年后就背叛了党，成为国民党的特务。这些荒唐的指控不由使人想起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时的做法，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恢复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形象。这样一来，刘少奇的背叛不是党内自然的产物，而是外部力量对党侵袭的结果。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整体上保持着革命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与从外部混进革命队伍的敌人之间的斗争。

1968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但对毛的个人崇拜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主席著作发行的数量惊人，毛的画像、塑像和半身像的尺寸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的崇拜的产生和兴盛，都还是出于群众自发的真诚革命热情；现在，这种崇拜更像正统教会里的仪式，例如，有报道说：“在北京在各地，军宣队召开各种谈心会，在会上，对立组织的成员坐在一起绣毛主席像。”^[41]在家庭里，通常都摆着毛泽东思想的“忠字台”，家庭成员围坐在台旁敬献忠心；学校的孩子不说“早上好”，而是以齐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开始一天的活动；全国各地到处修建用传统宗教象征装饰起来的纪念馆，记载和纪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人们有组织地来到这些被官方媒体称为“圣地”的地方朝圣。检验是不是忠诚于毛的标准，不再是看其是否能按毛泽东思想采取革命行动，而是看其能背诵多少句毛的语录，挂在街道或家里的毛主席像大或小。1966年，对毛的崇拜鼓励人们去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的崇拜产生了迷信。

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被埋藏时，对毛的崇拜却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曾一度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民群众，宣布自己永远忠于无所不包的“毛泽东思想”，那么他们就应该把自己隶属于产生这种智慧的那个人的权威之下，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建立在群众运动废墟上的毛的个人崇拜，对于军队领导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长期以来，他们热衷于用毛泽东思想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这比用真正的政治运动直接反对现存的国家机器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军队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居于支配地位的组织。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个正式运动，亦即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苏的前奏，是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表面目的，是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干部和其他人员，以及在动乱中上升到领导职位的人的政治面貌。清理的标准，已不再完全是毛有关在社会主义社会划分阶级的准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要求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现在，他向旧官僚的政治路线作出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更简易可行。因此，清理小组受命不但要审查本人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与所谓“黑五类”的社会关系，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为了顺应当时的政治气候，知识分子和文革中激进造反派组织的头目成了运动清查的重点对象。据观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最积极的是保守的政治领导人。^[42]清理运动一般是从干部再到普通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和迫害。由于阶级出身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主要标准，那些与出身不好的人有宿怨的人，趁机挟嫌报复，利用这一机会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恩怨。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为“九大”），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走下坡路。“九大”是1956年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没有邀请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的大会。大会由权力和声望都达到顶峰的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全面评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又被说成是“巩固党”的运动）和国际形势。报告在当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内容。大会决议强调，必须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官方的正式口径）作为指导正确革命行动的唯一指南，并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特别重申了重建已经恢复了先锋队性质的党的必要性。在大会闭幕后的一次谈话中，毛又提到了重建党的问题，并补充说，在重建过程中，应该继续由群众对党进行“整顿”；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应每过几年就进行一次”。^[43]

九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反映了军队在人民共和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扩大了的中央委员会里，共有170名正式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九是军队干部，其余成员则由党的老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平分秋色。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中，除毛和林彪外，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也许出于对重建和整顿后的党是否忠诚于毛主义仍不放心，或是要体现军队的影响，九大的新党章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4]4月24日，在大会秘密进行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继续谴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布九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

然而，所谓团结依然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而胜利的本质也难以界定。文化大革命以对列宁主义党的全面进攻为开端，以依据列宁主义正统形式重建党而告终——虽然打倒了毛的主要对手。1967—1968年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基础上开展的，但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分崩离析，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被吸收进了旧的官僚机构。文化大革命是血腥的，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1969年春季，这个问题一定萦绕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