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对毛主义的批判

后毛时代是在毛主义的外衣下开始的。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领导“一举粉碎四人帮”后，^[1]立即就任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主席。据说这是毛泽东生前在病床上作的“安排”，这也是华国锋继任主席的唯一合法性根据。官方舆论反复宣传病危的毛给华的一个便条，上面笔迹潦草地写着“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在短暂的任期内，华国锋在政治风格和个人外表方面，都极力模仿他的前任。华的画像与已故主席的画像并列地悬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中。新领导人耗巨资在天安门广场建了毛的纪念堂，毛的防腐遗体被放置在水晶棺内，永久安放在纪念堂中，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为了表明毛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工作的会议——华正是在1955—1956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崭露头角的。农村工作会议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进行的，大寨大队是毛树立的一个平均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典型。1977年初，华以及其他毛主义者匆忙地作出了一个保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的政治对手不久就给这一誓言的倡导者起了一个“凡是”派的称呼。

但是，华国锋是有选择地遵循已故主席的“指示”的。在毛主义精致的政治外表下，华缓慢而又谨慎地开始放弃毛时代晚期的政策，逐渐返回到1950年代的毛主义。首先改变的是文化教育政策，这是如今身陷囹圄的四人帮影响最大的领域。在恢复了毛的“百花齐放”政策后，新政权放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蒙昧主义政策，被禁演的戏剧、歌剧和电影重新出现在舞台和银幕上，1966年后停刊的文学和学术期刊重新出版，越来越多的新杂志问世。文化解冻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年轻作家写的短篇小说，描写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因此被称为“伤痕文学”。借助于毛曾提倡的“洋为中用”的口号，政府开始促进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出版了一批新译的西方文学名著，逐渐消除了在过去十多年窒息着艺术生活的对外国“资产阶级”毒害的偏见和恐惧。文化大革命中和之前被关押和被送到偏远农村劳改的知识分子或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在1977—1978年悄然恢复了名誉，重新返回城市工作岗位。

除了文化解放外，政府还采取了新的教育政策，更确切地说，恢复了旧的教育政策。华在讲话中虽然还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他开始取消动乱中实行的平均主义的教育改革，逐渐全面恢复了1950年代的精英教育体制。政府特别重视大专院校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恢复和发展，其规模和水平很快便达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旨在赢得知识分子对华政权和“四个现代化”的支持，在新制定的党章和宪法中，都庄严地写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还披着毛主义的外衣，因此，他在政治上缺乏支持者。不过，他的政策确实使城市知识分子恢复了元气，其中大多数人怀有反毛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久便释放了出来。

华政府努力缓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1977年10月1日，在建国28周年之际，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实行更加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劳动纪律的补偿。在理论上，毛的大寨还是学习的榜样，但在实践中，国家新的农业政策允许农民扩大家庭自留地，生产农副产品，鼓励农村集市贸易。

华国锋试图以一个经济现代化者留名于人民共和国历史。华的经济政策点缀着大量的毛主义词藻，他特别重视毛在大跃进前的著作中提出的经济建设思想。周恩来的形象得到大力宣传，以使现代化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是华的经济纲领主要依据邓小平在1975年为国务院起草的政策文件，当然，邓的作用在当时是得不到承认的。1977年，邓小平在两年前就提出的建议得到实施，华政府大规模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现代技术，以出口煤炭和石油创汇支付费用。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的工作得到高度重视，为此，全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政府还制定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纲要。工厂中实施的严格劳动纪律与给工人更多的物质奖励的结合，使劳动生产率和工业生产迅速提高。

1950年代的经济计划者（在毛时代后期他们一直默默无闻）的复出，也反映了当时的发展趋势。其中在政治上最著名的是陈云，他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制定者之一，提倡用市场机制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

华国锋在他的十年规划（1976—1985）中——但只到1978年2月才公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这个规划在大体上是国务院在1975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文件的修订版，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似，其重点是强调大力发展重工业。规划提出，到1985年，要建成120个左右的大型工业项目，其中包括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油气田、煤矿、发电厂、铁路和港口。^[2]到2000年，华预言，中国的工业将接近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水平。但是华没有解释如何筹措新工业化所需的庞大的资金，他也没有提出如何解决毛时代留下来的比例失调及其他经济问题。华的现代化规划因为在财政上不可行而很快就被放弃了。

十年规划的失误是导致华在政治上倒台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受到人民拥护的邓小平的权力日益增长。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上台（第二次复出）后，决心将后毛泽东的时代变为后毛主义的时代。

邓小平的胜利

邓小平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后一位重要成员。^[3]早在1920年代初期，他就是党的积极分子，他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作为毛派的成员，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职。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分别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政治报告（1949后的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理论，在邓小平时代又发扬光大），同年，他又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直接控制着党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他与党和军队领导人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关系。但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下放到远离北京的江西省一个拖拉机厂劳动。1973年，在周恩来的保护下，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了领导职务——没有按通常的惯例，要求他对过去政治错误作出坦白交待。不久，他就成了病危的周恩来总理的当然接班人——但在周恩来去世后几个月，就被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煽动者而被再次打倒。^[4]在毛政权最后阴霾的几个月里，由于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到了南方，受到在军队的故交的保护。邓小平有着坚强的政治意志，据说，为了重返北京，72岁的邓小平曾考虑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内战。^[5]但是，1976年9月毛泽东的逝世和10月“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的第二次政治复出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回到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久便独揽大权，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已经没有必要维持与四人帮斗争时形成的政治联盟，这一不稳定的联盟是由华国锋领导的。华领导了1976年10月的政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接班人。导致邓小平权力上升和华国锋逐渐失势的进程持续了两年，邓小平熟练而无情地操纵着这一进程，没有引起他不愿意看到但有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动乱”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邓小平的成功不仅有赖于他的个性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他得到了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的拥护，其中许多人是他的多年故交，同样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军队将领的广泛支持，这得益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与红军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邓小平坚决主张共产党要坚持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强调提拔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坐“直升飞机”。邓的观点迎合了党和军队老干部的思想及其既得利益。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后果之后，恢复官僚秩序和社会稳定对党政军各界领导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把邓小平视为当然的领袖。

除了老干部和军队将领等高层官僚的支持外，邓还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自从党的八大以来，邓一直是知识分子社会利益的维护者。^[6]在1975年起草的国务院文件中，邓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提出要给知识分子更高的待遇和更大的专业自主权。因此，许多知识分子认为邓是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合法继承人。

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的基础上。但是，邓的政治联盟的动力来自文化大革命——来自幸存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和复仇的强烈情感。邓本人就是动乱的受害者之一，而且两次受害，这使他赢得了成百上千万过去十年的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羞辱和被“打倒”的党员干部、沉默和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被毛变幻的政治路线出卖的“迷失的一代”的往昔的红卫兵、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更多的遭受不同形式的肉体和精神迫害的普通群众，所有这些人都寄望于邓能够“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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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邓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华则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邓得到了中国最有权势的军队和党政官僚机构领导人的支持，而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跃居上高位，他只能号召起官僚机构中远不重要的一部分人——主要由受益于动乱时期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松散群体；通过承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赢得人们普遍的支持，至少在城市里是如此；而华既没有在官僚机构中的真正权力基础，又缺乏社会的普遍支持。实际上，华在毛去世后，恰恰是因为缺乏权力和声望，方成为能被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僚派别接受的领导人，并在华的统领下，粉碎了可能对官僚集团利益构成威胁的四人帮。他虽然接替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位置，但他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缺乏担任这两个职务的才干。为了保住他幸运地得到的最高领导职务，他只能依靠维护毛的权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在此时，毛的光环已经褪色，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开始进行公开的批判。晚年毛泽东的遗产，是华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据，也是令他进退维谷的根源，在后毛时代，没有这份遗产，他会失去掌权的合法性，执着于这份遗产，他又不可能继续掌权。

华国锋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也加速了他的政治垮台。直到1976年12月底，他还不识时务地坚持开展最初由四人帮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而这场运动在当时已明显地成为时代错误。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开始清查所谓四人帮的“隐藏的追随者”，因此，削弱了自己在党政官僚机构中的基础。华的“百花齐放”政策，帮助了在城市里强大的反毛主义（亲邓）舆论的出现。因为不切实际而放弃的十年发展规划，暴露了他的无能。他本人平庸的个性和政治上的优柔寡断，与他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毫不相称。因此，他没有能力抵抗党内领导层和日益强大的公众舆论让邓小平复出的要求。1977年夏季，邓小平正式恢复了他在1976年4月第二次被打倒前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久，他又与华和国防部长叶剑英一起，成为中国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

一旦跃居权力中心，邓小平就不再愿意与华国锋分享权力，这毫不令人奇怪。邓不会忘记，正是在自己受到批判和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中，华被提拔到中央领导层。现在，邓决心要捍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在“安定团结”的表面文章下，邓式风格的“实践派”打着虽然迂腐但政治上管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与华领导的被讥讽为“凡是派”在政治局内展开了新的角逐。

1978年，邓小平的权力和威望不断提高，对官僚机构内“极左分子”的持续清洗，为邓的新老政治盟友腾出了位置。他许诺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解除对他们政治上的怀疑，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给知识分子在专业上更大的自主权、在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中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成功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7]他还表示要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1950年代曾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又先后回到领导岗位，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毛的许多政治对手也都陆续被“平反”，老干部的行列越来越壮大，信心也大增，这进一步加强了邓小平的权力。获得平反的还有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被关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十万名政治犯，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及其他类型的人。^[8]1978年，他们被悄然解放出来。没有人公开指责邓小平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在1978年“拨乱反正”中，最有政治意义的是党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这一事件当时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成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次剥夺他的权力的借口。但是在1978年秋季，当时下令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的北京市长吴德被解除了职务，天安门事件成了“革命事件”。官方媒体现在大力宣扬两年半前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党的两次结论之间的时间里，天安门事件作为人民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的反映，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由年轻的不同政见者在1976年发起的备受尊崇的“四五运动”，在1978年初以大字报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北京的街头。青年活动家们（多数是过去的红卫兵和青年工人）呼吁“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党对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使他们的行列迅速壮大。邓小平及其盟友对他们的明显支持使他们深受鼓舞。1978年下半年，他们在北京市中心的街道上多次举行政治集会。一些大字报对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要求清除还在政治局中“毛主义者”，要求人权、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政治体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充满希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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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运动（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如火如荼发展之际，在俯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里，党的领导人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

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和“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不是全面的）的胜利。一大批邓的支持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使邓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进而控制全党。“凡是派”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还暂时保留着党内的正式职务，但他们原来负责的政治和经济工作已转手他人。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依然是党主席，但他除了这一头衔外已没有了实权。在全会上，华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此后，他所作的只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履行仪式上的职能，直到1981年，在放弃权力的三年后，他又不得不放弃了党主席的头衔。

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决定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却有了新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要服从现代经济发展的任务。相应地，中共中央作出了结束阶级斗争的决策，或至少是结束“急风暴雨”的“群众”斗争，希望从此建立一个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局面。全会还提出了把“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式的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这种改革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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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在北京的三中全会的胜利之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成功到美国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七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起），开创了务实政治外交，邓小平成为这一政策的政治受益人，中美建交进一步增加了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不过，令人不敢恭维的是邓小平傲慢地威胁说要“给越南一个教训”。2月17日，在邓访美回国不久，中国军队侵入越南。动武的借口是越南侵占柬埔寨，推翻了中国支持的残暴的波尔布特政权。经过几星期血腥的但没有取得预期结果的战斗后，中国军队撤出了越南。中国对越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损害了邓新政权在国际上的形象，这场入侵的唯一教训是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已大幅下降。^[9]

1978-1981年的民主运动

邓小平很快发现，除了越南以外，他在国内也有敌人。曾在1978年下半年帮助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民主运动，其人数和号召力在1979年上半年迅速增长。民运中的许多成员是已近30岁或30岁出头的从前的红卫兵，他们是“失落的一代”中坚持自我教育的成员，从事的职业三教九流。民运基本上没有学生参加，老知识分子也没有参加这场运动或公开对运动表示支持。然而，在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鼓舞下，年轻的活动家们表现出非凡的思想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他们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准政治社团，出版了越来越多的涉及内容广泛的刊物。民主运动迅速从北京扩大到其它大城市和省会城市。

1978年，虽然民主运动的多数成员支持邓小平的权力，在1979年初也还寄望于邓开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后毛政权的主要列宁主义领导人并不打算鼓励一场不受党组织控制的民主运动。他们更不能容忍反映社会各界不满情绪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存在，特别是在面临数百万没有工作、怨气冲天的下乡知青非法返城之际。与那些在当时的文化和思想解放中受益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同，多数年轻的民运积极分子表现出不妥协的反权威精神，他们批评党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否定党在思想上绝对正确。一些人还重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极左”理论，认为中国被一个特权“官僚阶级”所统治。

1979年春季，政府开始镇压民主运动，查禁了所有非官方的刊物，开始逮捕民运的领导人。魏京生是第一批被捕的人员之一，他是《探索》杂志的主编，他对邓小平和毛泽东都提出批评，是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除了政治和思想罪名外，他还被指控向外国记者提供解放军对越作战的军事情报。实际上，魏京生是当时中国少数反对中国入侵越南的公民之一。1979年10月，经过一天的审判，魏京生被判处15年徒刑。在其后两年里，许多魏的支持者都被捕入狱。

已经牢牢地巩固了自己“最高领导人”地位的邓小平，在镇压过程中，谴责他昔日的民主盟友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罪犯，指责他们恢复了文化大革命邪恶的政治方式。相应地，邓小平要求禁止“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这四大自由曾被写入1975年1月的国家宪法中。尽管宪法中的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很少得到遵守，但既使是纸面上的东西也令邓小平如芒在背，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攻击。^[10]即便是在党为了证明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开始制定和颁布新法律条文的1979年和1980年，官方宣布，许多参加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在政府的命令下被送到了劳改农场。

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代替了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前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1]。邓强调说，在这四项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事实证明这是唯一能坚持下去的原则。

到1981年春季，曾一度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销声匿迹。民运的多数领导人被捕入狱，少数幸存者转入地下活动，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实际上，这次民主运动并没有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后毛政权推行的社会生活非政治化政策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导致社会上普遍的虚无主义，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和政治信仰危机，邓小平政权不是靠提出新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去填补真空，而是简单地诱之以利，鼓励群众去百货商店购置更多的新消费品，或是根据取代了革命口号的广告牌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大众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漠然置之，更谈不上举行抗议。民主运动是国家镇压和民众冷漠的双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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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着手巩固他在上层对党和国家政权机构的控制。他有条不紊地撤换了领导层内所有被认为忠诚于毛的人，换上了自己信任的人。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剩下的基本成员都被撤职，其中包括原8341部队的负责人汪东兴，正是这支部队当时执行了逮捕四人帮的任务，以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提拔到中央政治局的农民领袖陈永贵。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右派”的党的资深领导人取代了“左派”空出来的位置。最集中地反映当时潮流的是为刘少奇平反，中国共产党隆重地举行追悼会，恢复这位中国共产党最出色的列宁主义者的党籍，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辞。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的清洗，被称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在政治上埋葬华国锋是以一种彬彬有礼、但重实效的方式进行的。作为对华政治合作（以及团结象征）的回报，在实际权力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中后的几年里，华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继承下来的头衔还继续保留着。不过，1980年9月，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总理一职，让位于邓在同年1月提拔进中央政治局的赵紫阳。^[12]还是在1980年，邓小平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作为党的领导机关，1950年代，邓就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因而也是党的正式领导人），毛后来废除了这一机构。邓任命胡耀邦担任总书记，^[13]这样，华本来就有名无实的党主席职务，现在只剩了一个纯粹的空名。1981年6月，华默默地辞去了徒有虚名的党主席职务，在同一会议上，中共中央还对毛泽东作出了正式评价。一年后，华又离开了中央政治局，但在由34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上，保留了华中央委员的资格，这是留给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接班人的荣誉位置。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员人数已增加到4000万人）正式确认了三中全会后建立的新政治秩序，邓小平称这次代表大会是1945年（当时确认了毛的领导权威）以来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主要是批准了邓的新经济政策（下一章将讨论这一问题）和党的领导层的人事变动。胡耀邦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取消了已经显得多余的党主席一职。大会非同寻常地强调要加强列宁式的中央集权组织结构和对党员的纪律约束，认为党的基层干部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左”的倾向。“左”的概念更加宽泛，凡是对新政权的经济改革政策持消极态度都是“左”的表现。虽然邓小平宁可垂帘听政，安排自己的门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毫无疑问地（也没有人敢提出质疑）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毛的问题与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诠释

邓小平要建立后毛时代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左派对手，起用忠诚于他的干部，还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几乎与毛本人支配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一样，毛的幽灵也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邓小平政权主要领导人物都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迫害，只有削弱发动清洗的已故主席的神人地位，邓政权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一旦证明了毛也不是一贯正确，那么再放弃毛的政策和理论就相对容易得多了。

对毛泽东和毛时代重新作出评价，不仅是出于复仇的渴望或是权力的实际需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党的官僚来说，这是一种告慰死难的朋友和同事的精神需要。它不仅表现为给死者“平反昭雪”，还要昭告世人，党已从灾难中吸取了历史教训，毛时代的灾难将不会重演。毛曾预言，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他的继承人决心证明，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然而，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进行严肃的评价，是一项非常棘手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主席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更重要的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无论在思想和血统上，都与毛本人有着深深的渊源。不管他们个人对前主席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也就不可能有他们在政治上的今天。毕竟，毛既是中国革命的列宁，也是斯大林，虽然他的思想、政治实践和个性与这两位俄国领袖有很大的差别。像列宁一样，毛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和新社会的缔造者；像斯大林一样，他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是胜利后的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如果简单地像赫鲁晓夫在1956年对待斯大林那样，谴责毛是暴君和篡位者，不仅会动摇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而且也会令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成为问题。赫鲁晓夫在谴责斯大林时，可以借助于列宁的名义。但对毛的继承人来说，除了毛本人外，中国没有一个列宁。正是基于这种根本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在1980年夏季起草对毛的评价的官方文件时，邓小平说：“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14]

邓的评价表明，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涉及到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且事关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毛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英雄。正如邓小平说的，他缔造了新中国，使长期受压迫受欺侮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此外，作为革命家和民族领袖，即使是在他去世后，他生前享有的巨大声望也长久地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心目中，千百万农民依然把神化了的毛泽东作为崇拜的对象。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特别是那些曾在毛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中，在数百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的号召造反的青年积极分子中，毛也同样备受尊崇。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生活的这一基本事实。在一次很能反映他的政治实用主义的讲话中，邓在谈到要对毛的功续作出“恰当的评价”时，警告说，否则的话，“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15]在起草对毛进行评价的正式文件时，邓的助手们认识到，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慎之又慎地进行这一工作。

早在1981年6月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式评价之前很久一段时间，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及人们思想上的变化，毛的声望就已经受到损害。虽然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放弃了毛的许多观点和政策，明确地开始了后毛主义的时代，但全会并没有对毛或毛时代作出任何正式评价。实际上，全会闭幕后发表的公报还煞有介事地借助于毛的著作的权威，并且宣布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再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但是，全会确实号召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给许多毛的旧政治对手平反了，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莫过于给彭德怀平反。毛于1959年打倒这位深得人心的元帅一事，被普遍认为是毛时代最大的冤案之一，在近二十年时间里，许多人都要求纠正这一冤案。彭德怀于1974年含冤去世，但彭德怀案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难堪的疮疤之一。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25日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赞扬已故元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英雄，恢复了他在1959年以前的历史地位。这种仪式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因为，给彭德怀以如此殊荣，意味着毛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上都是值得尊崇的。赞扬彭德怀，就是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彭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大跃进才受到清洗。

在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官方的出版物上出现了含蓄地批评毛的潮流，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则在非官方的出版物和街头的大字报中，公开地对毛提出批评。随着大批在毛时代后期被打成“右派”和“走资派”的人的平反，以及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政治和文化生活，大城市中批评毛的舆论呼声越来越高。被平反的著名人物中包括保守的官僚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层领导人。邓安排彭真负责起草新的法律条文。在全党开展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促使对毛的批评不断升级。“极左”一直是邓小平时代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思想和政治异端。反对极左运动表面上是批判早就死去的林彪和关在监狱里的四人帮，实质是针对毛统治的最后20年中普遍的极左现象。一大批学者和党的理论家提出了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根源。^[16]1979年10月，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在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发表的讲话，给批判极左和毛的晚年时代进一步提供了政治动力。在这篇事先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讲话里，叶剑英把大跃进灾难的原因归结为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谴责文化大革命是那些实行“极左路线”的人带给中国的长达十年（1966—1976）的一场灾难。^[17]按照当时官方流行的政治提法，叶剑英把罪责归于林彪和四人帮，但是，很显然，其他人也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毛泽东要承担主要责任。

官方在1979年和1980年对毛主义进行批判时，一直没有点毛泽东本人的名字。实际上，在涉及其他政治或政策性事务时，出于权宜政治的考虑，官方还常常有选择地引用毛的著作以增加权威性。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个人崇拜”这一术语当时在中国与25年前在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时一样，是一种委婉的提法。官方为克服“个人崇拜”、有时也称为“现代迷信”造成的恶果而采取的措施，是坚持“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虽然这些大力宣传的原则并没有影响到权力完全集中在邓小平手中。不过，“集体领导”的精神在官方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定义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中激进的内容后，毛泽东思想现在变成了全党智慧的结晶，而不单是毛个人的创造。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强调在毛时代历史教科书中被忽视了的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贡献。到1980年代中期，虽然有关毛本人的历史地位还有待于公开作出结论，但已故主席最后20年的统治已经成为公开批判研究的对象。

1980年11月，在四人帮被捕后的四年，为了降低毛在群众中的声望，新政府开始对四人帮进行审判，审判情况由电视转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四人帮和毛过去的秘书陈伯达，在北京公安部的一所建筑里，接受由35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另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同时开始审判与林彪1971年反毛阴谋有牵连的五名解放军将军，两个审判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长长的起诉书列举了48条罪状，包括阴谋推翻政府、企图谋害毛泽东、非法拘押、逼供信以及对70万人进行迫害，导致其中3.4万人死亡等。^[18]虽然这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是依据新颁布的现代法律条文进行的，但审判当然是政治性的。法官与其说是听命于法律，不如说是按中央政治局的旨意行事。从开始审判到最后判决，中央政治局自始至终指挥着审判的每一个细节。

对外国观察家来说，对四人帮的审判并不足以令人信服邓小平政权已经接受了国际公认的法律准则，实际上，这种审判不禁令人想起斯大林式的作戏审判，但审判却达到了它所期望的国内政治目的。高度公开的审判本身，就是对毛时代最后十年政治生活的有力批判。电视在晚间播出了有选择的一些证人出庭的审判片断，他们详尽地控诉了文化大革命中酷刑和死亡的恐怖事件。对那些在现在被称为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统治下受过迫害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说，能够目睹戴着手铐的江青和其他人被关进铁牢，接受审判，正应了“因果报应”，愤恨情绪得到发泄。对邓小平和他的同僚来说，审判不仅是一桩令人快慰的政治复仇行为，而且有助于继续在党政军官僚机构中清除“极左分子”。北京的公审是一个榜样，各省市也先后对“四人帮的追随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审判。但是，这种大张旗鼓的审判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要提出毛泽东在这些事件中——他的妻子和一度的同志因为这些事件而被指控犯罪——的历史作用问题。

当然，从审判四人帮一开始，毛泽东就是不言而喻的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桀骜不驯的江青一直利用他已故丈夫的权威来为自己辩护，无意中（但可以预料到地）在政治上正中邓小平的下怀。在一次申辩中，江青甚至说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在审判长宣读的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最后陈述中，说中国人民“十分清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毛主席负有责任。”^[19]

但是，邓小平的目的不是要在历史上把毛与四人帮一视同仁，他恰恰是要通过把毛与四人帮区别开以挽救历史上的毛，作为像普通人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的毛得到了挽救，但毛的历史地位和思想权威却受到了损害。除了把毛与四人帮区别开以外，邓在1980年夏天还提出，要把“政治错误”与“犯罪行为”区别开。在审判四人帮前后，官方报刊都采用了这种提法，反复强调“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及其同伙的罪行是有原则区别的”^[20]。按照这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模糊的区别，由党控制的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有罪判决，五个月后，党又公布了对毛作的正式历史评价。

关于毛泽东评价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在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主席后的第二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早在人们预期之中的对毛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的正式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准备时间长达15个月。据说有4000名党的领导人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并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具体“建议”反复进行了修改。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是强调，除了批评毛的政治和思想上的错误外，要充分肯定他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尽管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渴望向毛的幽灵复仇，但邓小平认为，保留毛作为革命和国家合法性的象征是政治需要。

在邓小平的坚决主张下，决议最后对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对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在称赞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现代化者的同时，决议还严肃地批评了已故主席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中包括1957年决定扩大反右运动的规模，导致许多无辜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尽管决议还提出这场运动（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的）最初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毛的“左倾”错误，认为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主要是由左的错误引起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刘少奇）也曾满腔热情地支持大跃进。此外，决议还指责毛在晚年实行“个人专制”，鼓励“个人崇拜”，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议严厉地抨击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被笼统地称为十年动乱，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虽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责都被归于林彪和四人帮，但毛也难辞其咎，决议的结论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21]

党所批判的年迈毛泽东这种全局性的、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说的“乌托邦”和“非科学”的思想潮流，决议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根据这一官方评价，毛“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理论和政策上“脱离实际”，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提出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即将来临的完全不现实的期望，违背了他的继承人（他们是更为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说的历史“客观规律”。然而，决议虽然对毛的左的错误和其它方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在对毛的总的历史评价上，决议的结论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决议公开发表以后，对毛的评价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公式，即毛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正确。

许多知识分子和后毛时代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的评价，要比1981年6月决议中的评价低得多。但是，官方决议在对毛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的同时，又对毛作了高度评价，绝不仅只是党的新领导人为了保持革命的连续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幸存的老一代党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由衷的尊敬钦佩（即使不包括感情色彩）——作为革命领袖的毛，作为中华民族解放者的毛，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者的毛，即是在犯“左倾错误”以前的毛泽东。曾受到批判甚至迫害、如今又重返岗位的党内老干部，十分留恋他们早期革命生涯时作为党的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留恋在1950年代初期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毛泽东——他们心目中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对邓小平和他的许多同僚来说，他们对毛的赞扬，决非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政治考虑，他们努力要恢复1957年前的毛主义，即毛在陷入有害的激进的乌托邦观念之前的思想。

1981年的决议，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正式解决了毛的问题，其后几年，对毛个人崇拜的残迹也逐渐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不过，在通俗文化和非官方的政治生活中，很快又出现了令人称奇的对毛的崇拜。但是在1981年，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中，毛只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现代化的象征。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把后毛的政权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强化其合法性，而毛当然是在革命历史中长时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领袖。相应地，官方的出版物继续经常引用毛的著作，当然也是有选择性的。在后毛的岁月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故主席非激进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并受到颂扬。

然而，除了把毛泽东作为政治象征外，最重要的也许是同时否定了毛时代后20年的社会和思想激进主义，把毛从神降为一个也会犯错误——也会犯“全局性的错误”——的领导人，这为放弃毛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实行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准备搞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