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1968-70年意大利工人造反及其前后的左翼政治史 （1994年）
录入者按：1969年的意大利“热秋”，550万产业工人卷入罢工，11月更爆发了全国2000万工人总罢工，在工厂区出现了新的工场代表形式。意大利工人的这一斗争，延续至70年代，比法国的工人斗争更早，且更为坚韧持久。关于19世纪60年代末以至7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斗争，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搜集和引进更多资料（例如本文注释中所列的资料来源就值得注意）。该文以意大利左派——主要是意共及社会党——为主角，但兼涉了意大利工人的这一重大斗争。
本文原名《意大利：新的议程》，收录于佩里·安德森和帕屈克·卡米勒主编的《西方左派图绘》（1994，中译者张亮、吴勇立，2002年南京出版）P213-P250。现标题为录入者所加。作者托比亚斯·阿别斯（Toby Abse）是英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 在战后欧洲左派政治地图上，意大利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因为它的历史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背反性。在西方社会，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持续不断地从基层爆发激进运动，其猛烈程度不断让观察家吃惊；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保持了那么漫长而具有连续性的彻底的保守统治。45年来，意大利始终是一个社会动乱、政治动荡的国家。最早的左派政治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在其法国的兄弟党——一个非常不通融的政党——被重新接纳进巴黎政府之后很多年，依旧被排除在罗马政府之外，与此同时，与之非常接近的西班牙社会党却牢牢控制住了马德里的政权。在1993年的政治大地震中，统治意大利长达半个世纪的政府最终垮台。一时之间，意共的继承人们都认为——他们不少政治对手也这么认为——这下该轮到他们上台了。结果，旧秩序崩溃的结局却是根本相反。左派非但没有能够上台，第二共和国的政权反倒落入了极右势力的手中。如今在罗马担任部长的不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Togliatti）的后代，而是墨索里尼的子孙。如此悲惨的一幕是怎么发生的呢？只有结合战后意共的长期发展历史，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抵抗运动到中左派虽然意大利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但是直到40年代它才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它从一个相对较小、然而不乏热诚的组织发展成为了一支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本质上是1943-1945年深刻剧变的结果；因为在相对安定环境中，陶里亚蒂相当厉害的政治手腕并没有多少可用武之地。1943年春天爆发了群众罢工运动，这表明在墨索里尼将近20年的独裁统治后，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从强制休眠中复苏了，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后，更是给国王及其军队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与“元首”决裂。从1943年7月25日-9月8日为时45天的国王军事独裁，使挑起罢工浪潮的共产党有可能在半合法化的情况下重新聚集，并赢得逐步释放共产党政治犯的机会。1943年9月-1945年4月的德占时期对共产党在左派意识形态斗争赢得主导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它又接着取得了左派政治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抵抗运动期间还是1944年3月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期间，起决定作用的都是意共，而非规模更大的、很早就脱离意共的社会党。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意共的发展无疑是最成功的。 从选举上看，社会党直到1946年仍然是左派第一大党，但共产党拥有更多忠诚的积极分子，其内部决策部门也还远远没有僵化。陶里亚蒂对北部抵抗运动的革命梦想采取的是抑制而非鼓励的手段，他很善于借此把群众运动的能量纳入到他自己的“进步民主”计划之中，这个计划在本质上和1935年首次提出的人民阵线大同小异。意共和社会党一起加入了战后由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第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自那时起就成为执政党之一，直到1947年5月被德·加斯贝利（De Gasperi）驱逐出政府，尽管那些内阁成员没有能够表达对陶里亚蒂所要求的改革的支持，可这还是足以把他的进步民主和传统民主区分开来。然而，1948年4月的冷战使大选出现了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共产党和社会党携手对抗天主教民主党及其盟友，这一行动抹去了社会党过去碌碌无为的记录。不过左派却在选举中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只获得31%的选票，而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48.5%的选票，但经过这次失败，革命的工人农民与意共的联系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1948年7月爆发了半暴动性质的总罢工，这是对谋杀陶里亚蒂企图的自发反应，虽然共产党在取消这次罢工活动的时候遇到了些困难，但这起事件却说明，即使最极端的好战分子也无法超出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存在所设置的边界来构想政治主张。 整个5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加强了他们的政治霸权和那个使1948年4月的选举胜利锻造成为一个政权的执政联盟，而共产党则成了被剥夺了谈判权力的工人阶级所有造反激情的象征中心。在共产党——还有资历较浅的社会党，也就是共产党较小的合作伙伴——被冷战压力所驱迫进入的亚文化中，那种相对温和的党纲已没有多大意义了。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讲话，南尼（Nenni）才采取措施使社会党和共产党疏远开来，而在天民党决定将共产党彻底清除的7年之前，它还认为意共是中左联盟中可以接受的合作伙伴。1960年，坦波里尼（Tambroni）政府转而依靠“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MSI）的议会支持——结果激起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动，这次暴动声势浩大，强调它们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传统的继承与意共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1958-1963年的经济奇迹，连同其令人瞠目的增长速度和来自南方的汹涌的移民浪潮，一起导致了北方罢工运动的复苏[1]。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民党的一些明智人士觉得，现在正可以抓住时机，把分裂的工人运动中的温和分子吸收进来，并且把社会党拉入政府。然而，直到1963年11月，意大利社会党才算正式进入了莫罗（Moro）内阁。在此之后，经济增长放慢、部分保守的工业部门的抗拒和国家机器的原因，使得意大利社会党在1963-1968年发动的改革难见成效，而作为一个显然不妥协的反对党，共产党的声望却在增长。 1967-1968年的学生风暴60年代末，意大利面临的普遍的社会危机就是这个样子。最重大的事件是1969年秋达到高潮的工人暴动。但引起工人暴动的直接催化剂还是在大学校园里[2]。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比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早一年多。最早的运动于1967年1月分别在比萨、博洛尼亚、卡里亚里和卡麦利诺发生，时至2月，激进运动就扩大到都灵和那不勒斯。随着1967年11月新学年的开始，运动扩散到了整个意大利大学系统，覆盖了特兰托、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帕多瓦和其他一些地方。1968年比萨重申了它在学生抗议活动中的风暴眼地位，2月，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卷入了斗争。冲突升级，学生与国家和大学当局对峙。最严重的事件是1968年3月发生在罗马朱利亚区的街头械斗，在这次械斗中有500名学生和大量警察受伤。学年结束的时候，有将近3000名学生被指控有攻击国家的行为。 这样一场广泛的学潮的爆发，还波及那些调和主义者和看起来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这归根到底要归结于大学的扩招，事实证明这样的扩招带来了很大的危险。1968年在校大学生数量是1951年的两倍。入学学生数量的增加相应地要求毕业生也要增加，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兑现。例如，1968年，意大利大学共招收了50万名新生，然而毕业的只有31000人——这样一个失衡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非个性化的权威主义教学模式，以及人满为患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师。与1945年以前的做法不同，意大利的大学没有为小范围的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再生产保留有效的机制，而是大批量地生产出了边缘化的、没有希望获得他们及其望子成龙的父母希望获得的职位的知识分子。1967-1968年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因此迅速走向极端。同时运动还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误以为是自由主义者自发组织的）、越南春节攻势和法国五月运动的重大影响，许多好战分子的思想从挑战传统的大学结构发展到了改造意大利国家结构。由于意共在这次运动中完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所以过去和右派政治势力挂钩的学生都转移到了极左阵营中来，他们还没有体会到共产主义教条的全面影响。 1968-1970年的工人造反从根本上说，在意大利，点燃工人暴动导火线的唯一因素就是学生风暴。与此相反，在美国、英国、甚至在西德学生运动都是暂时的或孤立的。在法国，当法共和法国总工会允许戴高乐在学生和工人阶级之间插入楔子之后，富有传奇色彩的法国五月运动也偃旗息鼓了。意大利的情况之所以不同还是因为1968-1969年意大利北部的工人暴动，这次暴动至少动摇了资本家的权力达10年之久。这次运动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自发性，这与斯大林时代流传下来的共产党传统大不一样，所以，最初它也意味着对工会领导层的威胁，如同它对资本家的威胁一样。工人的兴趣焦点并不在于工资，而是集中在对生产过程的监控上。在工资问题上他们始终想超越地方主义，他们异乎寻常地采取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方式，要求在某个工厂所有层次的劳工的报酬都得到统一的提升——这是一种1919-1920年比耶诺·洛索（Biennio Rosso）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要求。但冲破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压力的第一个征兆并没有出现在左翼激进分子的据点，而是出现在维内托传统的消极的天民党地盘里，在那里意大利总工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968年4月，从该大区调动了上千名警力来镇压在瓦尔达亚诺突然爆发的暴动。在都灵，菲亚特的工人向雇主施加压力，要求把工作时间压缩到每周40小时，取消义务性的加班制度。在波尔图，马尔盖拉的工人拒绝把日常的罢工组织委托给工会的官员，相反，他们以当时学生集会的模式为蓝本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集会制度。 时至1969年春，都灵的菲亚特厂已经成为了暴动的中心[3]。来自南部的移民得到的都是最差的工作、最差的房子和恶劣的公共交通条件[4]。那一年，菲亚特被迫招募了大量的新工人，当地的警察和神职人员事先又没有对这些工人做持久的调查，因而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没有能够被排除在工厂大门之外，这在战后的意大利是绝无仅有的。结果，那些比普通人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及那些和西德工会有过接触的工人，在来自梅佐乔尔诺的非熟练工人群体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场激变持续了将近一年，彻底改变了菲亚特的形势。激变始于3月，当时米拉费奥里厂的工人拒绝接受加速生产的管理条例。4月，菲亚特全体工人举行罢工，这在1948年以来还是第一次。50天的持续斗争在1969年7月3日到达了顶点，那时工会号召在都灵举行总罢工以抗议该城市过高的地租——结果引发了工人和警察之间大规模的街头械斗。这样的冲突在都灵始于菲亚特，在波尔图始于蒙太提松，在米兰始于马尔盖拉和比雷里，从1969年9月起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现象。卷入那年秋季罢工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了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直接损失总计达5亿2千万个工作时，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惊人的数字。1969年11月，2000万意大利人加入的总罢工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养老金制度。 1969年和1970年初赢得的协定，代表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可观的胜利。100万以上的冶金工人和机械工人所签订的工业联合会条约开创了先例。它包括：在两三年内将周工作时间减少到40小时；限制加班，承认加班只能是偶然的而不能是正常的周工作时间；在雇员15人以上的工厂，工人每年有权在工作时间内召开10个小时的集会；承认工会代表的合法地位，他们为工会工作，每个月有8小时是支薪的，其他时间则不支薪；工会合同的基层批准制度；在培训活动中工人有权保护自己；平等主义的工资增长必须超过通货膨胀率等。意大利工厂传统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黑名单、政治监控、由于在生产流水线上交谈或由于午餐时间浏览报纸而被立刻解雇、成立所谓的“流亡部门”以便把那些偏激分子和其他工人隔绝开来，而这些政策变动无疑代表了生产第一线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这些还仅仅是开始。当1970年有43种其他类型的协定被更新的时候，早年的成功记录被持平或被刷新了。 这一时期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是新的工场代表形式的发展——一个由基层代表和议会构成的制度。早在1969年末，同一个群体的工人以不记名方式推选代表就已经在实践中普及，在选举中不管是工会成员还是非成员都有投票权，代表也不必属于任何一个团体。然后各个团体组织就必须从这些代表的序列中，选择他们自己的（新近被允许的）工场代表，建立一个由这些代表组成的工厂议会。到1972年，这已经成为北部意大利大工厂的标准团体组织结构——这是一个引起工会成员迅速增长的转变。三大组织（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意大利劳工联盟）的会员总数从1968年的450万发展到1973年的600万。最后但不是次要的一点，大规模的工人叛乱迫使中左政府在1970年通过了《工人权利法》，这项由社会党律师朱尼（Giugni）起草的法律直到今天还被视作是西欧最亲工会的工业关系法。该法律使1969-1970年一系列协定所获得的成果合法化了，它允许让工会提出几百起错误解雇或其他错误行为的案例来反对雇主。由此产生了一种偏向于工会的司法解释体系，形成了意大利工业关系的新的司法基础[5]。 意大利共产党在1967-1970年间的反应对于这场剧变，意共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最初，共产党面对1967-1969年风起云涌的动荡事件不知所措。它对校园骚乱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传统的学生联合会上，然而学生联合会很快就被学生运动的激流冲散了，之后它徒劳地号召成立一个“群众联合组织”。但是到了1968年4月，由于大选临近，共产党出于争取选举胜利的考虑，才改变了对激进学生的态度。共产党总书记隆哥（Longo）对学生运动在使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正式欢迎，宣称共产党应当提出“意大利革命运动中更普遍的问题”，他还在黑暗大楼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欧瑞斯特·斯卡尔佐尼（Botteghe Oscure）——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未来的领导人。针对隆哥这些言论，共产党右翼领导人阿门多拉（Amendola）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必要性”的著名文章，文章指出，学生运动的总体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不相容的，它受到中国大辩论的影响，是一条极左路线。 尽管阿门多拉竭力反对，但隆哥的灵活政策似乎在选举中得到了回报。1968年5月，意共的得票率从25.3%上升到26.9%，而反对和天民党结盟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从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支左派的力量，其得票率仅为4.5%。一个月后，爆发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大事：意大利工人斗争的爆发、法国五、六月的骚乱、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1月在博洛尼亚召开了党代会，许多人以为意共将会向左倾斜。尽管阿门多拉取代隆哥成为党主席的希望很渺茫，但共产党内更偏激的左派人物——阿门多拉的对手——皮耶特罗·因格拉奥（Pietro Ingrao）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作为隆哥的继任者、撒丁贵族出身的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把他的升迁归功于他调和矛盾的技巧——他向大会指出，“近几个月的事态表明，我们有可能同时发起激进运动、扩大我们的基础和社会联盟、建立统一的工会、甚至在互相最为冲突的民主力量之间达成部分一致”。共产党内的左派相对力量较弱，其核心人物是因格拉奥，他批评共产党在博洛尼亚所采取的公开立场，认为意共的作为无论是对苏联在布拉格之春的霸权主义行径，还是对西方世界的社会暴乱都不能造成足够大的影响力，他们继而出版了一份独立的《宣言》杂志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在这份杂志中，鲁西奥·马格里（Lucio Magri）、洛姗娜·洛桑达（Rossana Rossanda）、鲁伊吉·平托（Luigi Pintor）、阿尔多·纳托里（Aldo Natoli）和其他一些人都撰文主张强烈抵制勃列日涅夫主义，并对西方资本主义提出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建立在为“进步民主”赢得中间阶层这个含混的希望上，而是把希望放在了工人阶级及其真正的同盟军：科技专家、知识分子和边缘阶层可见的反抗身上。对官方教条的挑战受到了意共领导层纪律制裁的威胁，当“宣言”团体坚持自己立场的时候，它就在1969年11月被开除出党——贝林格还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对此进行了谴责。1967-1969年动乱对意共造成的最终影响是：曾经对工人和学生运动作出积极反应的意共党内力量被清洗了[6]。这为共产党整体向右转扫清了道路。 同时在党外，到1968年已形成了大大小小各种革命小团体。意大利极左势力随之问世，其成员数量和发展势头都是其他西欧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三支各拥有15000名左右成员的组织，它们分别是：“先进工人”、“继续斗争”和“宣言派”。这些组织里的年轻激进分子所表现出的能量和革命热情令人惊叹，他们直接接触的遍布全国工厂和城市的持续骚动，更是激发了他们的干劲。但是从1970年开始就有苗头显示，极左势力在抗议运动和罢工活动中的作用并不能帮助它们取得选举上的突破——将自己合并为一支全国性的力量并重挫共产党。在这些年里，所有极左势力的全部得票都没超过2%。它们的躁动往往在社会动乱中能大显身手，但却只能强化领导政坛的群众性政党的保守反应——这也正是它们毫不留情大加挞伐的对象。 “历史性和解”的起因60年代末的大规模骚动对于意大利的特权阶级及依附于它们的阶层是个不小的震动。一个直接的现象是新法西斯党的得票率迅速增长——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得票率从1968年的5.8%增长到1970年的10.7%。结果则对天主教民主党产生了加农炮效应。天民党害怕其支持者永远倒向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自己向右转了。在这样的情形下，1968年以来一直苦苦挣扎的中左派终于偃旗息鼓了。1972年的大选之后，由天民党组建了一个不包括社会党的政府，在范范尼（Fanfani）的领导下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共才在1973年秋季发出了“历史性和解”的要求。贝林格在《重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这个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阿连德（Allende）政府的倒台作出的反应。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不是意共领导人目睹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失败所产生的兔死狐悲的心理。但作出“历史性和解”的根由其实早就放在共产党面前了，这一策略的最后落实还是出于对意大利政局的反应，而不是对在南美发生的事件的反应。 这个策略的起源要追溯到陶里亚蒂的最后岁月，他在1964年去世前几年就开始谈到建立一个“新的多数”的需要。显而易见，这个暗语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意共和整个天民党的联盟；意共和天民党的一部分的联盟；或者是完全脱离天民党的一个多数。陶里亚蒂倾向于第一种可能，这个看法在中左派成立之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呼应。但意共的普通成员并不作如是想。用意共“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经典术语来表述的话，这样的说法一方面继续意味着共产党基础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意味着正在兴起的领导层的修正主义。60年代后期，很多共产主义好战分子都认为，一旦天民党内的左翼少数派从该党中分裂出来，就有望形成一支新的左翼力量，继而和意共相结合。但是在领导层的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的想法（尽管是个人的意见）却是要争取和整个的天民党达成一致。到1970年，共产党的公开立场已经在其对外宣言中表明，他们愿意与天民党的中左派取得认同。 也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天民党却向右转了。意共对此的反应不是要设法制止这个转变，而是自己也向右转，希望以此和目标中的合作者保持一致。1972年夏季，纳塔（Natta）——后来成为贝林格的继任人——批评中左派政府经常在“抽象的最高纲领”问题上犯下重大错误，由于这样的错误使得社会的一些阶层深感不安。现在“应急政府”的语汇，包括一切“民主的党派”等都进入了意共的词典。这样，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意大利社会的两支基本政治力量——制定长期协定的动议的舞台就搭建好了，贝林格在1973年9月正式将之命名为“历史性和解”。智利事件在人们心头引起的余悸——意共领导人把它形容为：社会在战争状态中“垂直断裂”成的两大阵营——使共产党的普通党员对这种前景表示欢迎。实际上，智利的国情与意大利的国情相去甚远，所以，这样的辩解很快就撤回了。在以后几年，更经常讨论的问题指向了意大利右翼的“紧张战略”。跟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有机谅解，对于孤立和中立化政治舞台上的新法西斯主义狂热者来说是必要的，它通过剥夺新法西斯主义赖以繁荣的社会温床，再一次为有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提供了安全保证。 黑色恐怖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1969年到1984年间，除了不计其数的有针对性的政治谋杀和对具体个人的行刺案件之外，还发生了五起重大的指向不明的恐怖爆炸案件，作案者都是新法西斯主义者。较之红色旅最恶劣的行为，整个这段时期法西斯主义的暴力行动都要显得更任意妄为、精神变态和虚无主义。意大利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多少行动去逮捕和监禁爆炸案件的法西斯肇事者，而且少数几个已经被逮捕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离开了监狱[7]。今天，红色旅、“前线”有重要历史影响的领导人和部分“工人自治”的领导人都已锒铛入狱。可那些真正对法西斯屠杀行动负责的人却逍遥法外。那些臭名昭著的元凶如弗瑞达（Freda）、文图拉（Ventura）尚未被绳之以法，人们至今还对此记忆犹新。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至少有三个议会议员，包括平诺·罗蒂（Pino Rauti），要么与恐怖活动有染，要么列入了警方的搜捕名单中，要么两者都是。新法西斯主义从来就不是明确地游离于意大利国家机构之外的一支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机构大部分都未经过重建。控制了议会的天主教民主党政治家与该党的代表厮混在一起，结果以程度不同的方式帮助掩盖了黑色恐怖。 这样，不仅是制造了米兰喷泉广场惨案的凶手——旨在引起公众的恐惧，并强烈抗议“热秋”——一直没有落入法网，而且调查始终在内务部内遇到重重障碍，但70年代后期发现的P-2小屋显示：那是法西斯主义金融家和内阁部长、军队首脑、记者和代表一起共谋的结果，结果虽然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但肯定有腐败和暴力行为卷入其中[8]。黑帮和政治上层人物的勾结并不是天主教民主党唯一的阴暗面。像辛多纳（Sindona）或卡尔维（Calvi）——他们与P-2有联系——周围的小派系的财政运作，就把黑手党的犯罪分子和梵蒂冈红衣主教这样的要人串联到了一起，于是天民党的政治家离罗马教廷就更近了[9]。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庞大关系网和高度隐藏的暗箱操作，贯穿了整个意大利人生活的制度领域，使得意共对黑色恐怖主义——它直接威胁到历史性和解的合法性——的揭露不免时断时续，而且没有成效。共产党不可能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运动来反对刽子手和他们的幕后支持者，同时又与该党寻求和解的巨大利益不发生冲突。任何旨在遏制对抗策略的力量，或者根除黑手党的力量都被错误地——往轻处说——移交，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精英或现存意大利国家机器的任务。 在这种意义下，在历史性和解的积累过程中，右派的行动只是第二位的因素。意共在70年代早期重大转变的首要原因却在别处。因为要考察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大规模合作关系的策略，所以就必须考虑到意共所处的选举形势。战后，意大利政局稳定下来之后，这就成为共产党的核心现实。意共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但意大利左派的联合选举力量却相当单薄，尤其是1947年社会民主党从意大利社会党中分裂出来之后。就是在1948年，意共和社会党最团结的时候，两党的总计得票也不过31%。10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37%。到60年代中期，意共一党的得票仍然只是全体选民的四分之一强，而此时社会党已解除和共产党的同盟，加入了和中左派的天民党同盟——这个发展趋势是意共所无力阻挡的。70年代初，整个政治局势都被1967-1969的社会大动荡所改变，内部分裂且方向不明的意共被天民党排除到政府的边缘。这就是意共此刻制定其战略部署时所处的基本格局。面对风起云涌的新的社会运动和日薄西山的中左派，共产党很策略地放弃了跟社会党重建联盟的打算，而选择了向天民党靠拢。 但这个决定并不是历史性和解的真正要害所在，其依据本质上是议会政治的。如果意共想要进入政府，它就必须要寻求联合的机会。那么是什么促使意共青睐于天主教民主党的呢？我们知道，在领导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两大党之间有很长的互相对抗的历史渊源，在冷战期间这种对抗部分地平息了，然而到了中左派时代又再度复燃。到70年代，意共有一大堆的理由——且不论这些理由成立不成立——不信任社会党。社会党在构建和天主教民主党的联盟之时，已经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又充分暴露出其虚弱性。他们重新统一了萨拉盖特（Saragat）的社会民主党，之后再次从中分裂了出去。这就是该党腐败的开端（虽然他们的腐败和天民党相比不足挂齿）。同时，该党又进行了民主改组，该党的多数原则和内部组织的活力，使黑暗大楼的官僚主义当权派无法容忍。因此，贝林格上任伊始，面对的形势就是对社会党的冷淡态度和含沙射影的批评，认为该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根基正在迅速地萎缩。另一方面，从1972年开始，意共更有针对性地强调天民党在民众中“享有声誉”，吹捧说天民党由于在天主教工人和农民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全国获得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支持，它已经不是西欧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所能比拟的。事实上，天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得票并没有超过西德基民盟的得票，也没有超过法国戴高乐党在它的黄金时代的得票，就是英国的工党得票也超过了意大利天民党。其实，像天民党这样吸引选民的普遍注意的能力是任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成功的保守政治的小伎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无产阶级选民而是其庞大中产阶级选民，特别是在南部，它总是严重地依赖于附庸制形式，并且往往卷入政府腐败，涉嫌和黑手党或黑衫党的勾结[10]。当然，在意识形态上，天主教民主党总是在强调其社会使命和基督教精神——对于这些话题，意共日益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同时所到之处，也都引起了人们对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传统的亲和性的关注。意共曾投票批准了拉特兰（Lateran）协定，该协定是墨索里尼和梵蒂冈签署的，然而1947年意大利社会党却投了反对票。这样，共产党就得到一个可以一举战胜社会党的重要机会，因为它们只需直接和天民党达成协议就可以了。 但是，不管天主教和共产主义者的公开演说如何娓娓动听，它们之间的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接触点都只不过是美丽的妆扮，而根本没有触及历史性和解的核心方略。意共的选择中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和社会党的普遍结盟将使左派仍旧得不到议会多数——它们两家的总计得票是40%多一点。要争取到更多的投票，使自己的得票超过50%，就需要推行一套共同协商而且持久的目的在于动摇战后稳固下来的主要选举政体的反对派政策——通过传媒的连续多次运动，鼓吹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从而把选民从中间派和右派那里吸引过来。但是，1948年的受挫还使共产党心神不安，那时他们和社会党一起被赶进了贫民窟，意共非常缺乏勇气去执行这样的路线。而与天民党的联盟结果正好相反。在传统的选举地图上不会引起大的改变，而且一旦联盟结成，立刻就能带来议会多数这一成果，而再也不需要在国家制造骚乱，共产党也无需趁乱起事。尽管这个方略投射出长期的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历史性和解的很多构想还是与安全和短期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比起一个雄心勃勃、养精蓄锐以求有朝一日真正掌握政权的反对党形象，这个选择似乎立竿见影，且没有太多的负面效应。 1972-1981年的世俗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共宣布它希望寻求和天主教民主党的长期合作关系，声称在国内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之间建立的民族和谐关系是意大利广大民众最深切的愿望，但它却从根本上误解了人民群众的实际情绪。共产党急于调整它和天民党的关系，但民众中间却存在着与日俱增的一个愿望，那就是要打破它所代表的蒙昧主义，但这两者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共产党和民众的分道扬镳。社会党议员洛里斯·福图纳（Fortuna）在1965年中左派联合的早期提出了一项离婚法案，但当时并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68年的多事之秋，福图纳法案得到了意共的认可，并在它的支持下于1970年12月写入法律条文。梵蒂冈和天民党立刻组织了一次意在撤销这项法案的全民公决，他们深信意大利有着深远的天主教传统，老百姓一定会排斥议会里面反教权分子和无神论者的胡作非为。默默支持福图纳法案的意共在这种局面下陷入了尴尬，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回避全民公决活动，不仅仅是担心在公决中落败，而且还担心天主教派和非天主教派的分裂会使历史性和解的努力付之东流。在这样的情形下，共产党于1972年接受了提前一年解散议会的决议，这样，危及它改善和天民党关系的考验就往后延迟了。但是由于范范尼把持着大局，所以全民公决势不可挡地要进行，最终在1974年5月举行了。在这次斗争中，社会党和议会外左派，特别是“继续斗争”组织在捍卫世俗价值时作出了巨大努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共产党，意共最后惊奇地看到，离婚法案得到了59%以上选民的认可。全民公决是60年代末社会骚乱所引起的文化变迁的一次明确展示，也体现了7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兴起[11]。这标志着意大利社会世俗化进程已经开始了，官方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之间达成的协定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整个民族精神的变化，这同时也表明，社会潮流对激进的堕胎政治是非常有利的。 在后来关于堕胎法案的斗争中，意共又一次重复了他们在离婚法案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勉强和后知后觉。由于教会对节育持有敌视态度，数十年来，意大利的堕胎率一直居高不下；主张禁欲的神职人员的说教和大量意大利妇女的活生生经历之间的隔阂，绝不像教皇所说的那样是“现代堕落”的产物。这一期间，激进党——一个代表公民权利并加入了左派阵营的小党——要求撤销法西斯宣称堕胎为非法的法令，以解除对堕胎的所有限制。天民党之所以支持一项新的、受到严格限定的堕胎法案，是因为他们担心除了采纳激进分子的建议以外别无出路。许多别的党派都抛出了自己的动议，但没有一项符合并肩工作的女权主义者的口味，也没有能和激进党达成完全一致。1975年11月，5万名妇女徒步到罗马游行，要求堕胎合法化。这次纯粹由妇女参加的游行活动在意大利历史上开创了大规模女权运动的先例。亲意共的意大利妇女联盟（UDI）拒绝参加这次活动。然而，时至1976年4月，大约10万名妇女聚集罗马进行第二次游行活动，意大利妇女联盟却决定加入，因为她们认识到这样的活动再也不可能被轻易取缔。与此同时，社会党致力于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所要求的法律变革。为了争取举行关于堕胎的全民公决，人们征集了50万以上人的签名，莫罗政府想避开全民公决，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提请普选。投票活动结束之后，议会就此问题继续用了两年时间起草法案——在他们旨在削弱法律的计划失败之后，天主教民主党人相继提出了破坏性的修正案，共产党跟他们中的多数人保持相同的基调。1978年1月，女权主义者和意大利妇女联盟成员联合抗议意共以妇女的利益为代价和教会达成妥协。共产党想要和梵蒂冈和解的愿望，导致了它失去了对意大利妇女联盟的控制能力，后者最终跟意共完全脱离了干系。最后在1978年6月，议会通过了相当自由的堕胎法案。天民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和罗马教廷发起运动抵制该法案，他们看到关于离婚的公民公决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就把问题推给了选民。1981年5月的投票表明，赞成该法案选民大大高于指责离婚问题的选民，达到了惊人的68%。 1976-1979年的民族团结尽管共产党在1967-1969年抵制工人和学生的骚乱活动，并对1974年离婚问题的公民公决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他们在选举中居然从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由于除了左派之外，选民们没有第二支值得他们信任的政治力量，并且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对选民们构成了巨大压力，许多选民最后都不得不把他们现实的、任重道远的改革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为在意大利腐败堕落的社会风气中，只有共产党还算是一个廉洁的执政大党。1967-1969年的事件在意大利社会引发了一连串的“根本危机”（葛兰西的术语），这种危机既不是意共希望出现的，也不是它一手造成的，但它们却是共产党1975-1976年大选胜利最重要的因素[12]。这是因为共产党能够从它开始所反对、接着进行调和的抗议运动中获得政治利益。在1975年6月的地方选举中，18-21岁的公民第一次获得了投票权，公民权的这次扩大可以看作是1968年动乱的一个后果。1972年以来共有500万以上的新选民注册登记，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增长。1975年是70年代意大利经济状况最糟糕的一年，青年人大多受到不断增加的失业的威胁。意大利共产党赢得32.4%的选票，比1972年高5%。许多地方和大区政府发生更迭。皮耶蒙特大区、利古里亚大区和埃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涅、翁布里亚一起成为了红色地区。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都灵都选出了共产党市长。1976年的大选更是推波助澜。意共的得票率达34.4%，这是一个创记录的数字。在通向共产党自我超越梦想——意共一心要在得票数上超过天民党，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大党——的这几个星期里，左派的许多团体，包括那些对意共持保留态度的一些团体都深受鼓舞。 1976年的大选结果意味着：历史性和解不再是黑暗大楼隐秘处的一项思辩计划，而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可能性。议会新的选票计算方法意味着，单纯由天民党和中右派小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多数已不再可能。社会党明确表示：它不参加不包括共产党的政府或议会多数，因为社会党不愿意因支持紧缩措施而倍受指责，而共产党却独自反对它们并拉走社会党更多的选票。结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至少是弃权，天主教民主党就不能组建起一个政府。天民党特别希望在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得到工会的合作，它相信：如果它表示出和意共商谈它们的政策的意向，它们和工会之间的对峙就会缓和许多。另一方面，他们的策略自由也受到了美国的限制，因为美国对“共产党人”这个字眼一直讳莫如深。从华盛顿传来毫不含糊的声音，美国不希望在意大利出现共产党内阁。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共产党所能希望的最多只能是在多数派中保留一席之地，而不可能获得政府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的执政联盟，共产党称之为“民族团结”政府。按照贝林格和他的战友后来修正了的提法，最初强调的“紧急”不是后来恐怖主义分子对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威胁（虽然从理论上看恐怖主义似乎会干扰政治部门的正常运作），而是正在损害意大利资本主义活力的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各行其是的左派和右派将产生重大分歧的问题。 1976年大选之后立刻就发生了惯常的政府危机。但是在这场传奇剧结束以后，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就组建了一个完全由天主教民主党构成的内阁，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都被排斥在外。但1976年8月-1979年1月，该政府继续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民间它被称为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而不同政党又给它贴上各种各样繁复晦涩的标签。为了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短期稳定的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了值得信任的合理化措施。在这些年里，里拉和收支状况都得到了改善；1979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达5%，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仍旧是老大难问题。政府通过向工人阶级征收重税，总算是应付过了直接的经济危机。1976年10月，政府引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经典的紧缩通货一揽子计划。利率提高到了3.4%以压缩信贷，大量由政府控制的物价——汽油、供暖、油料、燃料、烟草、邮政收费和铁路运费——都上涨了，最贫困阶层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工厂工人属于所得税直接从收入的源头被榨取的少数几个社会阶层之一，而商店经营者、餐厅业主、律师和许多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就完全是被财政当局巧取豪夺了。5天的法定假日被取消了，这说明，雇主和国家渴望收回它们在1972年法律中失去的各种利益。对此意共只是稍稍作了几次象征性的抗辩，几乎未做什么改动就让一揽子紧缩计划通过了。 历史性和解就这样变成了天民党赞助制和通货紧缩政策的常规政体。“民族团结”取消了来自议会政治的一切实质性不同政见或反对意见。六大党协同一致的“宪法支撑”在议院中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普遍注意到，天民党在创造历史，共产党则是刻意寻求妥协，这样清楚的分工是不可能酝酿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的。随之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在这种政治格局下，60年代后期的骚乱残余根本不可能完全停止发挥作用。一个封闭的政治制度换来的代价被证明是暴力和镇压愈演愈烈的辩证法，它最终导致了红色恐怖主义的疯狂行动。这个过程的结局比其开端更有戏剧性。最初在大学新生中出现了不安定因素，随后它就溢出校园，在从小资产阶级、边缘化阶层到工人阶级的各个城市青年群体中蔓延。较之于1967-1968年的学生动乱或1968-1969年的工人暴动，1977年的运动一开始还只是一种意向不清的现象。经济形式的变化跟这种差别有密切的关系。1967-1969年的运动在战后经济繁荣即将结束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它动员起了北部工人无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大利的工人贵族。1977年骚乱却是经济萧条的产物。它的参与对象——人数要少得多——主要是未找到工作的青年人：拥有相对较稳定职业的工厂工人不愿在衰落的经济形势中拿自己的工作去冒险。可以肯定地说，抗议活动是对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的疲软表现的一种反应。在地缘上，叛乱主要有两大据点：博洛尼亚和罗马。当时，两大策源地的活动都是由共产党当政的市政机构发动的，但是两者都没有出现工厂工人的大批集中现象。由于运动没有能够与北部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建立起真正的联盟，于是就把共产党对他们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强烈仇恨还施彼身，不久就展示出他们幼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表现及其虚无主义，正是这些为恐怖主义团体扫平了道路。反过来，这些行为又起了弱化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作用，因为在此形势下，为重新获得1969-1970年的权益已经等了很久了的雇主和国家机器发动了反攻。 麻烦出现在二月份，那时上百名法西斯主义分子闯进了罗马大学，开枪打死了一名抗议政府新教育法的示威者。第二天，几千名大学生聚集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罗马办事处外面。警察向人群开枪。这些事件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罗马、帕雷尔默、巴里、米兰、都灵、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比萨、卡里亚里和那不勒斯等地的校园都相继被学生占领，给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60年代的学生运动死灰复燃了。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工人自治”的一个少数派在罗马的大学校园里挑起了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激烈冲突；在博洛尼亚的大学校园，一名无辜的“继续斗争”成员被警察开枪击中背部，接下来就发生了街头流血事件和围攻，在罗马举行的离婚问题全民公决周年纪念游行中，一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被一群暴徒开枪打死。 从根本上看，1977年初的学生运动是大量意大利青年人异化而绝望情绪的一种困惑而真诚的表达，是对经济危机环境的反抗，也是对民族团结政府的因循守旧的反抗。这些最初表现已经掺杂了不少后来英国崩克文化的因素——比如对稀奇古怪的事物任意但无害的爱好，它采取了“印第安”（指美洲印第安而非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式的魔幻形式。运动很快就被“工人自治”的代言人所左右，“工人自治”比较难以定性，它的前身是极左思潮中早期主张工人利益至上的团体。在“工人自治”的领导下，随后的游行示威就动用了火器。它的理论家认为，包括大学生和长期失业者在内的大量社会新阶层，都应该被定义为无产阶级——而工厂工人已经另外构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如果说“工人自治”在雇佣工人当中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那么，它在边缘化的、收入很低的工人群体——比如罗马的医院工人——之中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工人自治”的领导人的狂热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他们煽动失业者去反对产业工人，好像后者是他们的敌人一般。“工人自治”陷入了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尴尬处境，他们当中的最强硬分子用“恐怖主义的广泛蔓延”——低水平的暴力——来对付跟新纳粹主义分子有瓜葛的反对者。但是运动的混乱和无政府性质说明：它聚集起了许多过去从没有参与血腥活动的青年积极分子，试图找机会痛陈他们所目睹的意大利社会的诸多缺陷。 与此同时，一种值得注意的恐怖主义形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红色旅脱胎于60年代后期学生运动，本身是个教条的、好战的、替代性组织。虽然挂着工人阶级的幌子，但实际上从不与工人阶级发生联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持枪暴力行动，但并不杀人，直到1974年，他们在帕多瓦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办事处外刺杀了两名该党的好战分子。但在1976年政府监禁了红色旅的创始人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之后[13]，红色旅真正邪恶的阶段才开始了。红色旅的成员一部分来自从前天主教左派，一部分是理想破灭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人则没有任何政治经历。这个团体规模很小，但是其组织纪律和目标专一的作风使它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在1977年一系列枪杀和抢劫案件之后，该组织又在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阿尔多·莫罗，这件事震动了意大利政坛。那时莫罗正在和意共就他们跟政府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的市中心被绑架了。莫罗的被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愤慨，意共在五月举行了总罢工表达了他们的义愤。 在这样的局面下，意大利政府已经开始的镇压迅速加剧了。1974年11月，天民党的内务部部长里尔（Reale）提出了一项加强安全防卫的法案。那时社会党和共产党已经否决了授权警察将嫌疑犯单独监禁48小时的条文。1975年5月，里尔法案最终获准通过，意共投票表示对此完全否决，声称这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侵害，而且将会为压制工人运动大开方便之门。但在1977-1978年间，共产党改变了立场。它不仅大力支持对里尔法案进行更为严厉的修改，甚至还主张为警察立法，允许在被告律师缺场的情况下对嫌疑犯进行讯问。1978年6月，激进分子强制举行了一次意图抵制里尔法案的全民公决，意共则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保留住该法案。1980年2月，议院通过了几项法案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法案。根据这些法案，警方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嫌疑人，并不经起诉就将他们扣留48小时，而地方法官甚至可以不经审判就下达命令将嫌疑人关押10年以上。它还为电话窃听、私闯办公室和民宅、关闭政治组织、在街区或建筑群区进行搜捕等行径开了绿灯。对这些措施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激进党人、PDUP和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党人。 这些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的滥用，意共对普遍惩戒性恐怖气氛的推波助澜，都在反对“工人自治”领导人的事件中被曝光。1979年4月，警方在与意共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法官的授意下，在帕多瓦逮捕了“工人自治”领导人安东尼·内格利（Antonio Negri）。据推测，内格利很有可能亲自参与了帕多瓦“工人自治”发动的暴力活动，这样的罪名如果证据确凿，就会被判处严厉的徒刑。但是，证据问题被当局完全抛到脑后去了，内格利被指控自1969年以来一直在意大利图谋组织叛乱活动，操纵指挥红色旅，策划绑架莫罗，未经审判就将其监禁达4年之久。后来，激进党人在1983年把他选入议会以期引起人们对这起事件的注意。当议院剥夺了内格利的议员豁免权之后，他就逃往法国，而和他一起被拘捕的难友则愤怒地等待着下一年的严厉判决。帕多瓦审判反映了对其组织者和发起人同等程度的不信任。地方法官试图把“工人自治”跟红色旅联系在一起，以适应意共言辞确凿的指控，但却没有任何社会事实基础。实际上，这两个极端主义的差别正是红色旅失败的一个原因。红色旅被许多政治家神话化了，其实它不如这些政治家所描述的那样，它的成员人数非常少，而且也很封闭。后来，当它暴露在悔过的自白和德拉·基萨（Della Chiesa）将军领导的宪兵的突然袭击面前的时候，就迅速崩溃了。 菲亚特的反攻1979年1月，意共退出议会多数派，理由是安德雷奥蒂没有履行他的改革承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即使是唯一的退休法案也构思得远不够完善，它所引起的问题和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而且它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意大利的住房短缺问题。尽管如此，意共退出政府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内阁职位。但天民党觉得最可怕的危机已经度过，他们也不再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因此也顺水推舟。结果是6月的全国大选，共产党的得票直线下降：从34.4%下跌到30.4%。这些年来真正扮演了在野反对党角色的激进党的得票数上升了3倍——在罗马和都灵大约得到7%的选票：“民族团结”让几乎所有青年左派选民都失望了。 但意共没有改变自己的路线。在7月份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贝林格肯定历史性和解继续有效，他平静地告诉人们，现在轮到社会民主党去让党的战略目标服从于选举目标了。过了一年，共产党又回复到它原先的路线上去，因为他们认为尽管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还是应当实现与天主教民主党的共同执政。但是，在选举中毫发未损的天民党已经没有兴致向刚刚被它们削弱的党派让步了。于是在意大利，两大力量的平衡就完全改变了。最大的改变在工业。因为商业已有回缩的迹象。1969年秋季开始的时代如今要在1980年秋季结束了。9月，菲亚特宣布准备裁员14000人。冶金工人联合会随即号召举行无限期罢工，罢工实际上共持续了35天。这是解放以来意大利大工厂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次罢工。斗争一开始势头很不错。共产党很快发出声援，贝林格赶赴工厂大门，甚至提出支持他们占领工厂。来自其他城市的工人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人们纷纷向罢工活动基金会募捐。接下来的行动——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是皮德蒙特历时一天的总罢工和意大利冶金机械工人联合会（FLM）历时一天的全国罢工。1980年10月14日，3-5万名菲亚特管理人、保安人员、技术员和办公室工人在都灵市区举行示威活动，他们打出标语表示意大利冶金机械工人联合会不能代表他们。在这当中又加入了几百个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大多数是皮德蒙特人。当夜联合会向菲亚特妥协，签署了一份协定，允许公司的裁减工人数目达到23000，而不是原先的14000。 联合会的领导人，包括总工会和意大利冶金机械工人联合会的最高官员，立刻召集了工厂委员会代表和菲亚特工人对这个协定进行商讨。代表们的反应极其强烈——面对这样一个来势凶猛的180度大转变，他们的反应并不为过——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CIS）的书记皮埃尔·卡尔尼蒂（Pierre Carniti）和意大利劳工联盟（UIL）的书记乔治亚·本韦努托（Giorgio Benvenuto）被人们痛殴之后侥幸逃脱。因为工会领导人要求菲亚特在都灵的各个分厂都明确表态，告诉人们每个分厂的多数人都认可了这项协定。但事实上，这个集会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下召开的，如果说存在过一个多数意见的话，那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多数。联合会领导人一口咬定他们是出于实际的判断得出罢工斗争即将破裂，才作出那个决定的。造成这个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很可能是4万人的大游行。都灵街头声势浩大、满怀敌意的力量一定是把联合会吓坏了，以至于他们对他们与技术人员的未来关系深感忧虑。 菲亚特斗争的本质和英国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属于政治斗争而非经济斗争。如果菲亚特真的要想削减劳动力人数，他们的管理部门只需接受联合会的轮换解雇的提议就可以了。因为菲亚特本身就有每年自动裁减12000名工人的计划，这对管理部门坦率承认的意图来说应该是够了的。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重新收回1969年失去的对劳工及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菲亚特完全冷酷无情地利用了他们的胜利。从工厂开除出去的23000名工人并非随意指定的：他们之中有数量非常不成比例的政治积极分子、妇女、年轻人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选择有失常规。对于留下来的幸存者来说，厂里的气氛立刻就彻底地改变了。在1981年的罢工斗争中，菲亚特损失的仅仅是100万个工作时，而上一年它们的损失则高达1350万个工作时。工人们再次害怕成为冗员，对监工也是胆战心惊。在新的工厂纪律下，消极怠工这一著名的社会学现象即刻消失了。罢工之前，旷工率一度高达14%-18%，现在降低到了3%-5%之间——甚至低于以屈从而闻名于世的日本汽车工人，他们的平均旷工率高达约8%。产量一年内增长了20个百分点，公司回到了令人满意的赢利状态。在罢工后的最初18个月内，菲亚特本部施加压力，关闭了几个分厂，继续临时解雇工人，短时期裁员经常一次就多达4万人。生产线上越来越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人。到80年代中期，菲亚特已经可以夸耀它们是欧洲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汽车生产厂，在国际市场上阔别多年的份额又被他们夺了回来。意大利权势集团的这场胜利的代价是由意大利全体工人阶级来支付的。都灵是1968-1969年工人暴动的要塞，也是整个70年代武装斗争的温床，可是现在这个城市比米兰还要平静。都灵工人在1980年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是整个意大利劳动者的一个转折点。菲亚特发生的事件为后来定下了不祥的基调。 克拉克西当权对于意共而言，他们再也不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样装聋作哑了。贝林格对菲亚特罢工的反应是一个信号，表明意共最后接受“民族团结”的时代该结束了。一个月后，意共领袖借着公众对坎巴尼亚大区地震——再一次暴露了当地的天民党当局的无能与腐败——纷纷表态的机会公开声明：共产党从此与执政的天民党势不两立。这个被称作第二次转变的决策受到了基层党员如释重负的欢迎，这些人向来对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亲善政策没有抱过好感。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找到另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路线。正当意共的基层欢迎共产党和执政联盟的破裂时，一些官员却还在幻想找到某种路径重新加入执政联盟；在共产党踏进政治深水时，贝林格试图以他雄辩的、富有战斗力的说教来调和这些矛盾。 1980年以后，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82年6月，雇主联合会宣布他们将在1983年1月单方面取消底薪制。随后召开了延长的磋商会议，联合会、雇主和政府签署的牺牲了工人利益的协议削减了反通货膨胀的一些保护措施，允许公司提高用人的灵活性——这是联合会的两个重大胜利。到目前为止，严峻的经济气候并没有让执政联盟幸免于难，1983年6月的大选是五党联盟内部的一个重大转折。在经济衰退时期，天民党的得票率从38.3%降至32.9%，这是该党历史上最惨重的失利。与此相反，社会党的得票上升到了11.4%。结果为本尼托·克拉克西问鼎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社会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自50年代中期以来，很少有首相能像社会党主席那样在随后的4年里有效统治政府。今非昔比，80年代的社会党再也不是10年前共产党嗤之以鼻的那个党了。 克拉克西于1976年成为社会党主席，那一年似乎仅仅是由于社会党选举不利，因而对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选。起先克拉克西看起来跟他的前任们没有什么两样，都领导着党内影响最大的思潮，随着各种思潮势力的消长，党的各种领导机构总是要作周期性调整。可不久以后势态就很明朗了，克拉克西决意要按他自己的形象来改造社会党。克拉克西认为，社会党的成功之路就在于将自身塑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反共的世俗政党，这样的形象无论是北方城市实业家还是多数中产阶级，包括像克拉克西的家乡——米兰这样的城市的知识分子圈子都能够接受。在历史性和解时期，社会党人因为被两个最大政党的联盟排挤出决策阶层而普遍心怀不满，克拉克西则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在这一时期，共产党领袖更多地是在所谓红色城市或地区花费大量时间与天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与自己的社会主义同志社会党——磋商。克拉克西比共产党更清楚地知道，意大利社会正在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听命于教会。任何采取进步的反对教权的政党都会招来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社会党曾经投票决定撤销1947年的宗教协定，在1972-1974年的离婚法案运动中更是一马当先。现在，它采取了首先由激进党发起的要求堕胎合法化的倡议，在那几年非常时期，它还间或表现出对市民解放运动的关心。克拉克西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完全是权宜之计。后来他与班科·阿姆布鲁西亚诺（Banco Ambrosiano）的交涉，以及对P-2分子的庇护都是以旧式的天民党风格进行的，这些情况很快就清楚了[14]。但在那个时候，这条路线在外表上看却更能使人信服，社会党比共产党更加自由化，实际上克拉克西本人却在他的党内秘密地打造一个新的专制统治秩序。社会党内的所有思潮都合为一体，组织大权都集于他一人手中。到1981年，局势已经表明，强烈反对克拉克西的方法和政治主张的政见都不再能被容忍。强迫一致的做法要求意识形态随之变化。1976年，社会党名义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现在克拉克西把党旗上的镰刀斧头改为康乃馨，不仅全部放弃了党的传统语言，而且还打着市场价值和西方自由精神的旗号，向党的这种传统语言发起全力攻击。正当社会党变成克拉克西的政治机器的时候，它的新闻喉舌也变得越来越像美国报章，它的知识分子成了法国新哲学家的意大利孪生兄弟。 此刻，历史性和解的两大赞助人各自都遭受了损耗——共产党再次下野，天民党则失去了选民阵地，克拉克西以一种强者的姿态趁势而起，向世人表明他有能力有条不紊地把意大利引入现代化的轨道。这股强大的舆论开历史的倒车，对极权表现出了忠诚，其最前锋如今也不再指向宗教的蒙昧主义，而是再次指向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身；国家不再受到真正有力的批判，受批判的是工人，他们被指斥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最大障碍。克拉克西的特别贡献就在于他把世俗化力量改造为反对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力量，同时又促进了与意大利甚嚣尘上的与调和论知识分子不谋而合的市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共产党在70年代没有积极采取反对教权的姿态使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所追寻的历史性和解的最后结果是让社会党从底下或自己左边的牢笼中窜了出来，接着就眼看着它占据了共产党孜孜以求的位子——天主教民主党享有特权的合作者。从70年代末起，坐失世俗化运动良机的意大利共产党向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高度重视它们以前不喜欢甚至是恐惧的政治家的利益。 在意大利总统府站稳脚跟后，克拉克西向两个目标——工人阶级组织和意大利40年来的生活标准——发起了持久的攻击。新政府靠着不逊于撒切尔夫人的言辞，赋予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以绝对的优先权。克拉克西和雇主联合会一起要求对底薪进行第二次也是更大幅度的削减。工会联盟不能就谈判事宜达成一致，于是各行其道。克拉克西从来不会错过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他迅速颁布了一项政府法令，将工资指数降低38%。意大利劳动联盟、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CGIL）中的社会党人都接受了此法令；只有共产党和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中的左翼势力持反对态度。从社会底层涌起了抵抗运动，而且扩散得越来越远。发生了数周的罢工、群众游行和工人聚会，运动的高潮是1984年3月70万人的罗马大集会。唤起民众义愤和会议代表战斗精神的很多次运动都由无产阶级民主党发起，这是70年代后期残留下来的一个规模不大但很严肃、对80年代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比较左的组织。 作为对民众对于工业三方关系中共产党基础的情绪的回应，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民主党一起跟着克拉克西在议会内宣扬第一底薪法令，然后将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发生在罗马的3月大游行上。这些未曾被人留意的好战精神如今已经超过了共产党的影响，它之所以能发扬光大，部分得益于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产阶级民主党在北部城市工厂议会中的影响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意共也屈服于来自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中右翼的压力，而在这种处境下社会党人则处惊不变。党的总书记鲁西安诺·拉玛（Luciano Lama）是共产党右翼集团众望所归的领袖。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中避免分裂的工会政治如今已成为适应社会党要求的主要调节点。拉玛毫不掩饰他本人对意共对工资指数态度的不满。这支更大的反对力量作用的结果是，意共允许克拉克西的第二底薪法令在议会通过，他们说：阻止这项法案达6个月之久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胜利了，现在是可以做交易的时候了。 无产阶级民主党并没有受到共产党这次退让的影响，他们为召开关于底薪问题的全民公决进行签名征集活动。在1984年的欧洲大选上，选民们出于对贝林格死在演讲坛上的同情，而多投了共产党的票，使意共首次以微弱优势超过了天民党的得票，然而意共的好心情并不能持续多久，他们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得票回落到30%左右，因此很可能希望全民公决不要举行。但是来自基层的压力使得和克拉克西妥协的希望落空，6月份，全民公决如期举行。结果是45.6%的人拥护指数，54.4%的人表示反对——这是个人专制统治下结果最接近的一次全民公决。意共对克拉克西的胜利深表悔恨，以致在新总统的大选中意共完全拜倒在天民党的脚下——把第一选票投给了天民党候选人科西嘉（Cossiga）这位70年代臭名昭著的内务部部长。执政的五大联盟党都公开支持科西嘉，为了合作，共产党只有让步——不过，它还因为是同心协力推举国家元首的一分子而再一次对自己得到的尊敬表示满足。 权力的交椅坐稳之后，克拉克西就开始有意识地转向他的长期目标——把共产党压制到从属地位，让意共变成左翼第二大党，而不是第一大党，这将能够允许他脱离天民党，建立起一个类似密特朗的法国那样的社会党政体，它将得到作为下级合作者的独立的共产党的支持。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五党联盟内部加强社会党的政治地位，提高它在国家机器中的影响，从而有可能扩大其社会基础。克拉克西是幸运的，因为当他上台的时候，正赶上了世界经济摆脱了1981-1982年的萧条。在对指数问题获胜的鼓舞下，意大利实业家表现出极大的干劲，80年代中期意大利出现了消费热潮，克拉克西执政的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高点——与1979-1983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1983-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2.5%以上。股市交易活跃，金融投机旺盛。受益最多的阶层深深陶醉于物质文明的建设成就，如北方城市的暴发户就深受媒体的喝彩，他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被媒体誉为迟到的现代性繁荣。 正当雅皮士文化在社会上日益繁荣的职业和商业阶层迅速传播的时候，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却在逐渐萎缩。1951-1971年间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整个劳动阶层中所占的比重——还在不断扩大，而现在却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后尘开始减少了。1977年占总劳力29.7%的第三产业，到1985年雇员已占38.6%。很多新部门出现了增长势头，但并不都发生在工业三角地带的米兰-都灵-热那亚，而是“第三意大利”——特别是在处于天民党控制之下、工人阶级的亚文化从没有什么声势的维内托和龙巴蒂北部地区——的小公司身上。从全国来看，1977年到1986年工会组织率降低了15%，底薪受挫后，工厂议会就隐退到幕后去了。80年代后期，工人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地来自无固定组织的、向公共部门——尤其是铁路、机场和学校——的雇主联合会的权威发起挑战的基础委员会（COBAS），他们不加掩饰的地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受克拉克西政府及其意识形态鼓励的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与此同时，克拉克西的政治机器正在意大利拜占庭式的国家结构中扩张地盘，大量社会党人侵占了高级行政系统、半国营集团和视听媒体的重要职位，他们作为追逐实利的政客参与了行政当局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传统交易，从而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商界的支持。在经济火热增长的年代，社会党掌握有雄厚的资金，在南方，它的追随者队伍扩大了，在北方，支持它的民众和中产阶级人数也都在不断增加。1983-1987年间，克拉克西在大选活动中宣称要扩大意大利的经济成就，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三经济大国，社会党为此赢得了100万以上的选票，而共产党则因为得票不足100万而落选。社会党似乎在朝着克拉克西的最终目标稳步前进。无论在选举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党都占了上风。1988年5月，地方选举结果发生了更有利于他们的戏剧性转变。共产党的得票灾难性地下降到22.8%，社会党的得票则飚升到18.1%，这是1946年以来社会党所占的最大选票份额。依附于社会党的诸多小党的战绩也不错，社会民主党得票是4.8%，共和党是5.1%——即使这样，他们拒绝被克拉克西全部吞并的短期决心反而更大了。这些数字合在一起令共产党色变。法国的教训似乎为期不远了。 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变1983年贝林格逝世之后，共产党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如果说菲亚特的发难葬送了历史性和解的努力，广泛动员则迫使它为工资指数苦苦奋战，党的领导层缺乏凝聚力、方向不明。在底薪全民公决的较量中落败后，共产党的第一反应就是试图和社会党重新讲和。在1986年召开的第17届党代会上，共产党新任总书记古典主义者亚历山德罗·纳塔发表演说，他呼吁要在“工人运动已经分裂的两大力量间实现和解”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民主化转型。在克拉克西执政早期，人们还在为了社会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共产党现在的口径改变不可谓不戏剧性。新的前景被仔细修正过了：纳塔解释说，共产党不是要把天民党赶到对立面去，尽管这是“正常的民主状态下的一个可能的举措”。共产党现在包括一支新的左派力量，其最高领导人还是因格拉奥，但它已经合并了由马格里和卡斯太里那（Castellina）领导的前“宣言”团体，马格里和卡斯太里那在贝林格放弃历史性和解战略之后重新加入了共产党，这样做的还有阿尔曼多·科苏塔（Armando Cossutta）领导的亲苏势力——这两股力量的代表成员合计约占30%；那不利塔诺（Napolitano）和拉玛领导下的右翼“改良”集团则占了10%。尽管发言分歧明显，但投票却还是无可更改的大一统，正式议题得到了1000名代表的一致通过，总共才17人弃权。只有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而这也是为了点缀门面，这种状况表明共产党非常缺少个性。共产党党代会一度以绝对多数赞成开发核能——只是为了看一看社会党再次手忙脚乱的样子，但是几个月后社会党就巧妙地利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为自己重新赢得了支持，反而是共产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无产阶级民主党、激进党和绿党的倡议下，召开了反核能的全民公决，这次活动最后把共和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争取过来了，因为结果无可争议，所以共产党劳而无获。 1988年，克拉克西被迫把政权交给天民党手中，但是社会党已经拥有了空前重要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在春季大选中的落败蒙羞使纳塔的领导走到了尽头。他的健康状况在运动中大大受损，他推荐他的代表阿其勒·奥其托（Achille Ochetto）接任他的职位，然后宣布退休。奥其托是共产党前任青年领袖，60年代早期与因格拉奥的左派关系密切，共产党右翼对他极不信任，在此前一年曾投票反对他的提升。1989年春季在罗马召开了第18届党代会，意共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克拉克西给了他们两条出路，要么成为社会党的附庸，要么被压缩为孤立而虚弱的宗派小团体，但无论作哪种选择，共产党的选举成绩都会继续下跌。如果社会党在1989年6月即将到来的欧洲大选上取代共产党，共产党就会逐步但或许不那么快地消亡，这个念头占据了代表们的头脑，这由此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图变愿望，而在以往的几十年里共产党都是拒绝改变的。然而在目前的特殊形势下，亡党的危险使得全党上下齐心一致共御外侮。 奥其托的新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对新社会运动的开放性。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全世界生态问题为开头，然后将这些问题联系到工业发展的模式，断言说“不走红色道路，绿色的生态环境就只是梦想”；接着他强调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声称“只有在我们这支政治力量中，两性差别才被当作全社会和人类关系的标准来对待”。奥其托热烈称颂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的作用，他似乎要把意共的定位转换到接近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地方。奥其托宣布要完全抛弃民主集中制，在领导层选举中他策划了一次秘密投票，还承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将出现彻底的变化。新的领导班子中，一半以上的成员是年轻一代，他们都感受过1968-1977年运动的冲击力——他们也是奥其托最亲密的战友，如马西莫·达勒马（Massimo D'Alema），都才只有40多岁，正当盛年；30%的位子留给了妇女，在最高层领导层也给她们留下了同样的比例份额。因格拉奥关于女权主义、生态和内部民主的左派主张似乎最后都被接受了。在因格拉奥演讲结束之后，奥其托发表讲话，以谦恭虔敬的态度接受了他的讲话内容，充满了对新的社会运动的期待和对社会党的质疑，与会代表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很多人将这次大会看作是共产党重新振作的一个开始。 可想而知，克拉克西对奥其托的革新不屑一顾。在他的极权统治下，没有谁能幸免。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南方的一些城镇给社会党投了18.7%的票，给共产党投了17.1%的票，他的傲气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仿佛这足以证明他领导的党已经开始在欧洲大选中超过共产党。在6月19日的欧洲投票中，意大利的选举形势发生突变，意共由于1987年的表现得票上升——增加了1个百分点，达27.6%，而社会党的得票仅为14.8%。意共、社会党、无产阶级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力量总共得票达49.9%，而天民党则跌落到了32.9%，这使共产党创建另一个左派阵线的长期可能性拥有了相当好的选举信用。 克拉克西不断强调意共并没有改变，它们依旧是耻辱的第三国际传统的产物，但是这些丝毫不能动摇奥其托。这一年秋季，东德爆发了危机，他决定意共不能再和中欧正在崩溃的共产党保持哪怕是名义上的联系。柏林墙倒塌后不到24小时，他抓住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博洛尼亚发表演说，告诉人们他决定改变本党的名称。意大利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超越传统形势、能够把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的“左派制宪会议”。奥其托的这个突然举动震惊了他个人圈子以外的所有人，包括意共领导。“制宪会议”的提议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绿党和激进党对此都不感兴趣；天民党左派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冷漠——巴勒莫的激进市长奥兰多（Orlando）退出天民党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路线”；社会党完全持一种敌对的态度。另一方面，修改党的名称这个提议，在共产党内部也招来尖锐的反对。 结果是一场从1989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91年2月的马拉松式的争论。奥其托并不想强加于人，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科苏塔的小团体从党内左派的其余势力中孤立出来，并允许新选民表达他们对新改革的赞同，延缓了的过渡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内发生分裂的危险。可这些他都估计错了。在1990年3月的第19届党代会上，就共产党改名问题奥其托获得了67%的支持，然而6月的地方和大区选举对名义上仍然同一的共产党却是当头一棒，共产党损失了6个百分点的选票，社会党和绿党都有所收获。随着海湾局势的紧张，共产党内部的争端也加剧了。奥其托最后对沙漠风暴行动采取了微妙的反对的姿态，部分原因是他想稳住党内的大多数左派，但希望全党全力支持布什的右派则对此极为不满。但是在博洛尼亚讲话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根本的路线冲突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定型了，1991年2月在里米尼召开的第20届党代会证实了这一点。 在关键的投票中，奥其托又一次赢得了65%的多数，因为新组织接受了新名称——“左派民主党”这个名称沿用了美国模式，刻意地避开了任何有关“社会主义”或“劳动者”的字眼。因格拉奥和科苏塔由于持反对态度而联合起来，他们赢得了30%代表的支持。左派民主党的拥护者希望这一新变化能给公众舆论带来一个新形象，但他们都清楚中央委员会极有可能发生分裂。还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见证了他们的观点的其他反对派将服从党的纪律，并在新组织内形成一个少数派力量。 不出人们所料，科苏塔在大会上力排众议，宣布已经为在2月初重建共产主义的运动准备就绪。没有料到的是反对左派民主党的群众反抗会有那么大的规模。3月“重组”组织有了11万成员，4月初达12.5万人，当年年底达15万——他们遍布全国600多个部门，实质上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基础的政党[15]。显然不是所有重组成员都是过去的意共活跃分子——无产阶级民主党自我解散并加入了这个新运动，被意共排斥出去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极左小组织和个人为了保持意大利的共产主义传统，也决定求同存异、加入其中[16]。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来自意共。他们包括“宣言”左派，其领导人马格利和卡斯特利那4月才加入该组织。解散的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在一般情况下，左翼政党一分为二时，大多数前意共党员不会加入任何政党，同时也放弃了一切与政治相关的行动。纳塔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意大利共产党在1990年就正式新吸收了130万党员。而到1991年底，左派民主党才只有约40万名党员，其总体规模还比不上“重组”。 （录入者秋火） 原注： [1] 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资料，保罗·金斯伯格的《意大利当代史》（伦敦1990年版）中有极有见地的评述，其中关于中左派的部分特别出色。 [2] 西德尼·塔洛：《民主和混乱：1965-1975年意大利的抗议活动和政治主张》，纽约1989年版，罗伯特·朗姆列：《紧急状态：1968-1978年意大利动乱的成因》，伦敦1990年版，两书都包含这时期学生运动和工人暴乱的引人入胜的第一手资料。塔洛的周期理论建立在完备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朗姆列呈现出了后现代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框架，但是两个人谁也未能为他们所生动描写的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3] 胡安娜·巴干：《解放运动面面观：1945年以来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纽约1984年版，此书提供了关于菲亚特工厂的很有价值的社会历史材料。巴干是支持新左派的美国记者，原先笃信马克思主义，后倒向女权主义，但是严格地说，她的书不能算是历史著作。 [4] 乔瓦尼·孔蒂尼：“都灵的南部移民和阶级冲突”，1984年11月伦敦现代意大利研究协会年会论文。 [5] 参见乔瓦尼·孔蒂尼：“战后意大利的政策、法律和劳资谈判”，斯蒂文·托利戴和乔纳森·蔡特林主编：《劳资谈判与国家》，剑桥1985年版，第208页。 [6] 关于宣言团体的起源和演变的最好的报导可以参见鲁西安娜·卡斯特琳娜的采访，题为“宣言和意大利共产主义”，《新左派评论》1985年3-4月，总第151期。 [7] 根据《基辛当代档案》（伦敦1984年版，第327-355页）引用的内务部原始数据，1969年到1982年3月期间共有432名黑色恐怖分子被监禁，而被逮捕的红色恐怖分子达1414名。资料没有显示黑色恐怖分子被监禁的时间长短，有没有经过审判，这些人最终是越狱的还是获释的。 [8] 盖利名单上列出的963人当中，有30个将军、8位海军上将、两个反情报组织的首脑、情报工作的便衣协调人、卡里亚里、萨勒尔诺、帕雷尔摩和特雷维索的警察头目、布雷西亚和帕尔马的省长、《晚邮报》的主编，还有43名议会代表，保罗·维尔金森：《新法西斯》，伦敦1981年版，第138-139页。维尔金森暗示：P-2和喷泉广场事件有牵连，并且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和黑色恐怖分子有长期的联系。 [9] 参见鲁普特·孔瓦尔：《魔鬼的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的生平和时代》，伦敦1984年版。 [10] 朱迪特·卡布和佩斯·阿鲁姆针对战后的南部情况，特别是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写过两篇调查文章。两位作者根据各自搜集的材料，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南部左翼力量甚嚣尘上，并带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民主党的情绪。详见朱迪特·卡布：《南部意大利的职位、权力与贫困》，剑桥1982年版；佩斯·阿鲁姆：《战后那不勒斯的政策和社会》，剑桥1973年版。 [11] 朱迪特·阿德勒·海尔曼：《女性的旅程：五个意大利城市的女权主义》，牛津1987年版，这是关于70年代和80年代意大利妇女运动的唯一的一本长篇英文著作。莱斯列·卡德威尔的《意大利家庭问题：妇女、政治和法律改革》（巴京斯托克1991年版），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离婚和堕胎问题。胡安娜·巴尔干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视点》，代表了在一个独立的文本里希望融合阶级和性别问题的最认真的尝试意图。 [12] 帕奥罗·弗洛雷·达凯和弗兰科·莫雷蒂的“意大利危机的矛盾”（《新左派评论》总第96期，1976年3-4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最早的分析。该文完成于两次大选之间。加拿大学者格兰特·阿莫埃特为这段时期使用了葛兰西的术语：《意大利共产党：人民阵线的战略危机》，伦敦1981年版，第207页。阿莫埃特的写作视角和意共内部的因格拉奥左派很接近，综合了很多地方事件的研究结论，但作为一部描写一个政党历史的著作，它过多地局限在党内事件，缺乏宏观视野。 [13] 关于红色旅见保罗·福尔龙：“意大利的恐怖主义政治：反响、反应和保守主义”，朱利叶·洛杰主编：《恐怖主义：对国家的挑战》，牛津1981年版。在汗牛充栋的意大利文文献资料中，最重要的两份可能是乔治奥·加利的《武装党的历史：1968-1982年》（米兰1986年版）和乔治奥·博卡的《我们恐怖主义者：12年武装斗争史自述》（米兰1985年版）。 [14] 参见萨维里奥·阿斯普列阿：《永别了，克拉克西》，利沃尔诺1984年版。该书的第97-98页提供了1979-1980年社会党党员的部分资料，这些资料主观色彩比较浓。阿斯普列阿本人是社会党一个党内小团体的成员，后来脱离了社会党。他的叙述以新闻报道的格调记录了他们和克拉克西决裂的经历。1993年阿斯普列阿再版了他的这本书，在书的导言中，他指出：时间证明他对克拉克西的看法是多么在却；而那些描写过80年代意大利社会党的英国或美国的学者，却很少有人能够不加任何改动地再版他们的著述，那些做过改动的作者多少有些难以启齿的尴尬。 [15] 这些数据来源于利塔耶·阿尔梅尼和维奇·德·马尔奇主编的《叫我们同志！关于共产党重建的情况》（罗马1991年版），本书收录了“重组”最初崛起的三个月里，许多普通的积极分子所披露的一些评论。塞尔乔·加拉维尼的《一个共产党员所思考的问题：意大利共产党如何分裂、如何重建？》（罗马1991年版）从理性的角度对产生分裂的政治差异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意大利群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执著并没有引起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关注，他们的目光始终紧紧地注视着左派民主党。 [16] 路圭·科特斯：《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重组”的文件和讲话》（米兰1991年版），书中描绘了新组织对那些离开意共多年又从未加入过无产阶级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