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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川喜信（トロツキー研究所所長）特別インタビュー 一部転載 翻訳
盐川喜信（托洛茨基研究所所长）特别采访
盐川喜信
原载日本《托洛茨基研究》第五十期，2008年
YX_WH 摘译
谈及中学时代的老师
P20
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山西英一老师。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他是我的班主任，教英语的。虽然后来我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但也曾有过在英语课上讲话被他叫到走廊上罚站的惨痛经历。几十年后我问他：老师您还记得当年的「那件事」吗？于是他红着脸说：你别这么记仇，还是饶了我吧！学生们经常叫他「Yちゃん」「Y氏」，也曾听说过他做过很多翻译工作。……
在大学
P30
——那时在驹场（注：东京大学校区之一）的学生运动怎么样了？
那时的学生运动看上去消沉下去了。在日共六大（「六全協」）之前，共产党一直都在采取极左方针，不过已经基本上坚持不下去了。在翌年的1955年，六大召开，在外面的学生活动家们都渐渐地回到了学校。他们在学生大会之类的地方滔滔不绝地谈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实际上却没起到一点用。正是如此，「消耗」这个词在当时才会流行。
——这个词之后也流行了好半天的说（笑）。
他们已经做到了史诗级的「消耗」了。简单地说，就是之前一段时间，坚信党的方针绝对正确的，将青春的一个时期整个的献给了党的事业；当别人说他们做错了，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了。这样的共产党员为数不少。由于我上贵族学校，所以和极左时代的日共几乎没有交集。我那时反而是对诸如比基尼的氢弹爆炸之类的奇怪的事情感到不快。
那时，在我大三的六月，一位日共的组织负责人问我要不要入共产党。那时我正在驹场为不增加学费而斗争着，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还可以。虽然对于共产党究竟是干啥的还是有疑问，最后还是入党了。
砂川斗争和全学联
P38
砂川斗争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的「不像驹场的自治会那样规模的」大型运动，因而印象深刻。我的任务是运送「辎重」。简单的说，在前线，战斗部队和警官队在对峙，斗得热火朝天，而我的工作就是用两轮车把饭团呼呼地运过去。当时有很多女生做饭团，不过拉车是我的专属工作。
当时的学运完全没有拿武斗棒（「ゲバ棒」）的意识，和机动队纯肉搏。由于把警棍挥舞着举过头顶会被记者拍下来，他们都是把警棍横提在腰间冲过来；所以冲突的第一天由于被警棍插到而内脏受伤的学生不计其数。于是，学生们从作为当时反对运动主体的农民们那里借到了米袋的盖子，装备在腹部，第二天继续战斗。
在立川基地门前，即接着劳动者和学生的队伍。后来机动队来了，把人一个一个拉出去。工会的人被拉出去后，就有很多直接在队列外打起了酱油；但是学生则会在转了一圈之后再回到队伍末尾，所以怎么拉人走都拉不完。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应指示威这件事），而在国铁（「日本国有铁道」之略）车站之类的地方进行的募捐活动也收集到了不少金额的钱。
在当地，斗争持续了约一周。全学联在此初露锋芒，但对于砂川斗争则是第二回。之前的一年当地也进行了斗争，不过都学联当时处于解散状态，完全没能参与上。不过因为这年的砂川斗争，对全学联学生运动的评价一下子上升了很多。
再说一件让我很有印象的事情吧。由于我在「辎重部队」，同组的捏饭团的女生很多。统和工作和搬运工作是我在做，不过在大家一起捏饭团的时候也顺便聊了很多天。有一次，某共产党员之女说：「我既然来到这里，显然是绝对反对现今的政府和米国的做法，但我却完全不尊敬我父亲。他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生活艰难困苦的时候献身于革命运动，当然只能靠家里人来支援他的生活，因此母亲和我身上都承受了很重的负担。所以对于这样的父亲我只会感到反感。」
那个时候的我虽然还不知道Housewife这样的事情，但是想，既然是搞革命运动，牺牲家庭也是当然的吧。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很奢侈的吧，但是知道现在我也认为这样的想法（是指得那女生的想法还是她父亲的想法？不明白。）是不能改变社会的。
——用现在的话说，「家长制」？
就是这样啊。……
思想上的迷惘……
P40
（这里先讲到砂川斗争后，一群左翼学生圈内人士在进行「理论斗争」）
由于我一直在斗争的第一线，因此在论争中我认为像砂川斗争这样富有战斗性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除此之外，我觉得这样的论争很烦人。他们不在执行委员会这样的公开场合进行论争，而是在全学联和都学联的书记局支部里面进行。那个时候他们就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帮助XX同志进行自我批判。」实际上则是在攻击他人，仿佛在说，「你这傻X赶快自我批判吧！」也许因为我在学校登山会呆过，因此觉得这种说法很虚伪、很讨厌。因此，虽然我还站在日本共产党的路线上，但对于日本共产党的作风却觉得很不对头。
当我们不知应该怎么思考而混乱的时候（他指的是前文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人民日报》对其的评价），政府发表了国铁交通费上涨的消息。于是全学联、都学联都开始进行反国铁交通费涨价的运动了。全国的学生会都得到了罢课的指令，我所属的东大文学部也开了学生大会，讨论了国铁运费的问题，很简单地就决定了罢课。但是在那之后，又有人向文学部学友会提出了「递交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声明」的紧急动议，这让我很困扰。我记得我们讨论这件事比讨论反涨价运动用的时间还要长。提出动议的并非右翼，而是在示威游行中也常常看得到的自由派。
当时我还是共产党员，于是想按照《人民日报》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我所反对的决议消化在了学生会内。
在代代木的周边，有很多旧书店，里面摆着战前战后出的各种泛左翼书籍。我在那里买了山西先生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接下来是什么》「次は何か」（？）、ダビットシュープ的《无虚荣的独裁者》…………在57年的暑假，我们东大的支部和全学联书记局支部一起，开了一个研究会。即使在共产党员内也只秘密地通知了很少的人。毕竟当时，托洛茨基的形象还是「与帝国主义走狗勾结的叛徒内奸工贼」，因此十分小心，连去会面都是故意绕远路去的。就此，我暗地里开始了真正认识历史的过程。
于是，我一连数十次拜访了山西先生的家。他讲了战前在伦敦留学的经过，还热心的讲了当时托洛茨基的历史功绩。「欧罗巴当时正处于一种不知何时就会爆发战争、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混沌状态。而托洛茨基这时就明确地说明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就像这样不断地教导着我。山西先生顺着他对俄罗斯的关心，又说到他当时去欧洲时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的情景。他热烈地说：当时，苏联的工业地带的工厂烟囱在浓烟滚滚；一到欧洲，就看到经济危机的余波未消，工厂上都看不到烟。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啊。所以托洛茨基才说要联合的计划经济，将欧洲的先进技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结合起来……
现在我倒觉得他的认识或许有点过时了吧。总之，山西先生教给了我许多托的著作。
《接下来是什么》「次は何か」（？）基本是在讲统一战线。讲述的中心是说，需要反法西斯战线，并批判了社会法西斯论。
当我读到这里时，我就想到——那时我对于日本战后的劳动运动史已多少有所了解了——直至二・一罢工为止一直高扬的劳动运动突然退潮之时，如果产别会议能遵循这样的统一战线的话，或许能够形成更加不同的共产党和社民派党的统一战线也说不定。
（？？？？）
（注：「全日本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略称。1946年在日共影响下，将各行业的工会集结而形成的工会的全国组织。它组织了二・一罢工，在二战后一度成为劳动运动的中心，但最后因为对运动方针的批判，加之遭受和谐，最终于58年解散。简称产别。）
为反对岸首相访美，众人来到美利坚大使馆前集体散步，随后因为是未经申请的违法游行示威而被首次逮捕。被逮捕的是我和当时身为东大农学部委员长的古贺康正2人。56年时，当时的全学联委员长香山健一为了教育委员会从公选制变为任命制以及自卫队的问题，在国会集体散步而被捕。但是当时他被 即日释放了，像我们这样被关了一周多的还是首次。
之后党中央和他们一些学生活动家在路线等问题上意见不一……
然后他还有本多延嘉（中核派成立者，后来被革马派杀掉了）等4人在一起决定另立新派……
那个时候搞学生运动貌似很有地位啊，他写道，连学校旁边搞租房的人都想找他们帮忙……
“崩得”与革共同
倾向于崩得（注：德语Bund，联合、社团之意，这里是日本历史上的某组织）和倾向于革共同的人，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分别。在那个崩得和革共同的分歧尚未明显地显现出来的时候，
首先是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之后，苏东阵营由于斯大林的支配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一个个地显现出来；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重新认识斯大林主义了。
其次是我们对日本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产生了反感；其中虽有诸多原因，但要命之处在于以下两点的叠加：1是它在被称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所谓革命中的根本路线和我们的意见相左，2是在党的运作中，嘴上说「民主集中制」，实则根本没有民主，令人反感。
第三，在五十年代后期，正如「逆水行舟」这个词所展示的，那时的教育问题、自卫队问题、对工会的攻击等等，正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逆流。为了在战术上对抗这股逆流，全学联方面准备采取非常急进的抵抗，然而代代木中央（日共中央）完全没有做指挥。正是因此，全学连和日本共产党中央的关系变得非常地对立。
此外，在60年安保（这里指的应该是1960年反对改订日米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结束前，双方（崩得和革共同）在学生运动中间，没有路线、战术之类的不同，双方都是急进主义。但是，自革共同成立，特别是关西的西先生（西京司）确立了他的指导性之后，西先生就开始批判起了小资急进主义。例如，59年11月27日，示威队伍冲击到国会里去了。当时的都学联的执行部是由JR（革共同）所掌握的，不过都学联和工会也都冲击进了国会。这是事先未曾计划过的突发事件，西先生对于此事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崩得的路线是：将重点放在进行急进的街头运动上，或者是像安保斗争中做过的那样提起政治斗争的议题。与此相对，西先生和革共同领导层则是重视煤矿劳动者的斗争之类的在劳动者的工作现场进行的斗争，他们认为仅仅在街头行动是没有胜算的。因此，双方在现实的学生运动的战术上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例如60年1・16羽田斗争中崩得的人亲自去了羽田，我们没去，而是在市中心搞集会示威。在这种情况下，自58年12月崩得成立伊始，崩得里面就是一大杂烩，有好多思想流派。
在斗争的那会儿我们和西先生的分歧还没有显得那么明显，但是到了60年安保斗争的时候双方的分歧就显得相当明显了。我等也不是不明白他批判小资急进主义的理由。就拿11月27日的那件事作例子吧，即使一时闯进了国会，最后不也是只能再滚出来吗？这也就是说，在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没有出现质的变革之前，即使闯进了国会也没有任何作用。他这么说，我也很理解。不过我从56年开始就一直在做非常急进主义的现场斗争，所以感觉上更接近于崩得式的街头行动主义。我这种想法不光在60年安保斗争的时候有，即使是在我已经不是革共同的成员的东大斗争时期（这里的东大斗争指的是作者后来在东京大学任教时教职工针对学校情况的一次斗争……），也有在山西先生的家中和山西先生以及西先生一起讨论过事情呢。西先生果然认为东大斗争中全共斗的做法是小资急进主义而批判之。我说，西先生您的意见我也不是不明白，可是，我们这不是正处于斗争的正中途嘛，难道除了这么做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我和他在感觉上的差异一直都有。
在「劳动者本队若不出动的话，世间是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上我（和西京司先生）同感。可是，比如说当时国劳新潟斗争和煤矿的斗争吧，都纷纷迈向败北的方向，劳动者的本队根本能没办法一下子奋起，与此对应，斗争只有走向退潮一途。因此，我对于这一点不完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