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政治犯的一封公开信——（苏联地下左派反对派的呼声）1975年11月

苏共政治犯的一封公开信

（苏联地下左派反对派的呼声）

1975年11月

《国际通讯》编者按：
　　当资产阶级传播工具广泛地传播索尔仁尼琴（他的一系列关于苏联劳改营作品如《古拉格群岛》描述了苏联集中营的情况——录入者注）、谢尔盖·马克西莫夫（其作品《丛林》描述苏联集中营制度——录入者注）以及其他相类似者的意见时，很多战士开始怀疑苏联究竟有没有左派反对派存在。以下这个数年前写但最近才收到的文件，肯定地回答了以上的问题。这个文件的重要意义，便是提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组织的名单，以及叙述其中一些被秘密警察发觉而今被囚于集中营的各个组织成员的情况。
　　当然，在得到这个文件前，我们已知道在苏联有马克思主义组织，因为秘密警察逮捕其成员，使我们知道他们存在。另一些在这个文件未提及的组织有：苏联社会主义党，非共党工人复兴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同盟，真正的共产党和（乌克兰）工农联盟。因为他们活动极秘密，我们对于这些组织所知不多。与其他反对党组织不同，马克思主义组织，因为政治和安全理由，避免与外国新闻记者和大使馆职员接触。因此，大部分由这些途径透露出来的资料并不反映出这些活跃组织的全貌。
　　我们很难确定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在苏联的力量比重，但可以肯定地说，它的影响会增加。现政权的经济、社会及思想的危机，已造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能引起共鸣的环境。而且，有迹象显示，苏联工人阶级从罢工和其他方式的抗议中，正在渐渐走回政治舞台。文件中说及，马克思主义组织是在工厂中成立这一点，证明了工人阶级的逐渐政治化。
　　资本主义的明显危机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危机，已迫切那些选择资本主义的苏联人重新考虑其对西方的态度。很多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逐渐认清西方的真正面目，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找到工作和生活在困苦的物质条件中，使他们开始写信回苏联，说西方并不是天堂，宁可不离开家乡。这样非正式地证实资本主义危机，比起真理报的所有文章和社论有效千倍。
　　这个文件的作者们选择了向西方共产党求助。在苏联，许多人普遍相信，“他们”的共产党（即西方的）与“我们”的不同。虽然作者们对西方共产党的忠信可能太天真了，但是他们直接向这些党的基层成员求助，可能会潜伏有重要的效果。苏联官僚和西方资产阶级对于苏联反对党有一个共同点：压制左翼流派存在的消息。所以我们要求读者们将这篇文章分散到工会、学生及其他会议去，和尽量决议支持他们。

致：欧美的共产主义者，欧美共产党机关报的编委会，丹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Land og Folk（人民的土地）编委会，副本送国际释囚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Izvestia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伪造者》的文章。它提及国际释囚委员会在北欧国家刊登一封反对苏联检控行动的抗议书。这封抗议书有丹麦、挪威、瑞典的知名人士署名。文章其后提及你们的报纸Land og Folk（人民的土地），决意去证明这些签名的真实性，并断定这些签名“没有任何基础”。可能这篇声明的发起人并不全部正确，或是他们并未与署名人充分协调。当然，这是一种令人困扰的误会。但却有另外一些事情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丹麦共产党中委会机关报决定要核对这些签名，是否由于真确性的特殊偏爱而促使这样做呢？还是丹共认为指出在苏联的对离心分子的检控，这个意见是荒谬和不可信的呢？你们可能不会怀疑到，在苏联，人们之被囚于摩达维亚（Mordovia）的劳工营和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监狱，不单是因为意见离异，甚至乎只不过是由于持有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思想。我们觉得大部分丹麦共产主义者，可能对这些并无所知，否则，我们相信丹共报纸不会只是核对国际释囚委员会所发表的抗议书上的签名真确性，而会以丹麦共产主义者的名义，抗议苏联的检控行动。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这群苏联共产主义者政治犯，认为需要将以下的事实告诉我们的同志，丹麦共产主义者、丹共中央机关报，以及丹麦、瑞典和挪威签署这份抗议书的知名人士。
　　一九六四年在摩达维亚，拘捕了一批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联共青年团）的成员，判以长期的监禁，这个组织是由一位中学的校长兼地区苏维埃代表，达拉高士，和两位教师，塔那夫斯基和查典齐夫所组织的。
　　一九六五年拘捕列宁格勒马克思主义“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并判处长期监禁，他们用影印发行一份叫《钟》的报刊。这个组织是由共青联盟的工业学院前书记卡其夏其夫和一个积极党员郎金所组织的；他们被判七年监禁及三年流放。
　　一九六七年在阿尔玛阿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密探，拘捕了青年工人小组的一些共产主义和共青盟的成员，并判以各种刑期的囚禁。这个小组是拜高夫和廸昂尼沙达所组织的，前者为内政部在阿尔玛阿塔工作的共青盟成员（内政部负责的是警察的正常工作，以及监管某些“敏感”的工业，例如核子工业）；后者则是阿尔玛阿塔一项大企业内共青盟党团书记，并且是苏联共产党的预备成员。
　　一九六八年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密探拘捕了由卡夫奇维斯基和珍特拉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要求在苏联扩大施行民主，却被宣判不同刑期的监禁。
　　一九六九年，特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自由斗争联盟”成员被拘捕。这个小组的组织者嘉夫里罗夫，一名海军军官，被判六年刑期。
　　同年，在雷耶辛、沙拉杜夫和彼杜沙伏斯基，国家安全委员会密探拘捕了一个名叫“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组织者，辛宁——一名国家检察官——保加、吉拉耶斯、伏罗夫和乌柴特里，皆被判长期监禁。
　　一九七〇年在西芙特罗芙斯基，国家安全委员会密探拘捕了马克思主义“乌拉尔工人”小组。这个小组的五名成员被判不同刑期的监禁。
　　一九七〇年，在伏罗沙洛夫格勒小镇，国家安全委员会密探拘捕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实践中的列宁主义思想”。它的组织者，柴克荷夫斯基，报纸《柴克工人》（Kerch work ）某版的编辑，被判长期监禁。
　　一九七〇年在班特里尔小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探，拘捕了由门沙尔特和苏斯连斯基两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门沙尔特被判六年监禁。
　　殊为不幸，我们还可以长长地继续列出这些名单。但我们并不想列出那些还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形容憔悴的共产主义者。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被捕的人的全部活动里，他们都是为更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工作，为争取更好的道路去建设这种社会不致做成悲剧的错误而工作。
　　费杜洛夫在一九六九年因为企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而被判六年苦工监，他在审讯时说：“我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共产主义者，只因我对我的国家、对苏维埃权威、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我才会被带到被告席上。就算我被加上十倍囚期，只要我仍有力量，我将会继续保卫我所热爱的共产主义理想，防止有人企图将这些理想在全世界人类面前丢脸，将它们变成稻草人或笑柄；我不管谁要企图这样做，或怎样称呼他们自己。”
　　一个拉亚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伏罗夫说：“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目的地。我全部的活动，都是被这种思想所引导，以及尽我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个目的的。”
　　另一个“乌拉尔工人小组”共青盟成员说：“除了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战斗外，我看不到我生命的其他意义。”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丹麦、挪威和瑞典共产主义者享有政治自由。他们可以组成党派，出版党报刊及书籍；他们有自己的出版社、书店、办事处和所有需要的设备；他们被给予机会在政治生活中演一个活跃的角色。现在，只要你想一下，当你们被禁止组织你们自己的党、出版党报、拥有办公室和必要的设备，去正常地进行你们的活动，当你们的政治作用只限于阅读政府报纸和赞扬官方文告，很自然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的保卫者将会在街道上，私人住宅内，大学或工厂里，在小组里，讨论在这国家内的形势，来批评这个剥夺了他们基本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政府，无论这个政府怎样称呼自己。
　　在这个环境下，你的报纸编委会最大胆的成员，会被迫非公开地在一间私人住宅交换文章稿件，然后他们的妻子会戴着手套来打出这些稿件，以避免在纸上留下指模。然后《人民的土地》（Land og Folk）的编辑委员会就会决定影印这些文件，甚至开始着手将这些影印本邮寄给丹麦人民。然后，这些报纸编辑中最大胆的，甚至会决定从一些官方报馆中盗取一些……（这里印漏了几个字——译者），来制造一架小印刷机——虽然它可能只是一部小的——来印他们自己的文章。而为了这些活动，他们将会被捕和送进苦工营！
　　他们因举行小组集会、因讨论和批评、因写作文章、因向其他人宣读这些文章、因打字或影印稿件和因为要复印这些文章而在家中设立印刷所而被捕。记着你的职业啊！
　　你会说：“但在苏联，这是一种滑稽的情形。”《人民的土地》（Land og Folk）编委同志啊，你甚至会笑起来呢！你会在你的小巧温暖的房子的火炉旁，或是坐在你党办公室的靠背椅上微笑啊！但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在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者却正被拘捕，受审讯，或在集中营里被囚禁五至七年，受到严厉或特别的对待，与父母妻儿朋友完全隔绝开来。
　　同志们，我们可以肯定地相信，当你们听到，在列宁的诞生地，一个青年团员柴克可维夫斯基，承认为贯彻列宁的思想而被判六年苦工监，拙高沙，却因鼓吹扩大苏维埃权力被判七年苦工监的时候，你们不可能会笑起来吧！
　　苏共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南斯拉夫的一个会议上说：“我们反对妨碍任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反对任何国家将它自己发展的方法强加诸别国。我们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同一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而同志们，最后分析起来了，这就算最重要的。”苏联共党可能在国际关系中遵守这些原则，但它在自己国家里，它早就已垄断了知道真相的权利。“让那些观念与官方通告不同的人被遗弃吧。”在称呼南斯拉夫人为“同志”的同时，他们却将我们的成员拘留在劳工营里，只因为我们将他们的发展途径宣扬开去。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会像我们国家这样严厉对付离心分子。我们甚至可以在苏联报章中得到证实这一点。苏联报纸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刊载下列消息：
　　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Izvestia发表一篇题为《爱国者的判决》的文章，说雅典一个法庭释放了两批十九和廿五名囚犯，另外一些囚犯因印发地下报刊和传单而被判三年、十个月、五个月等的监禁。一九七一年九月，真理报又报道：“两名西班牙学生马田里斯和塞尼斯因在马德里地下车站分发马克思主义印制品而分别被判一年及三个月监禁。”七一年八月真理报又在标题为《依日米尔（Izmir）法庭的判决》的文章中说，依日米尔的最高法院把六名因“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人判予六个月至三年的囚禁。而为了这类活动，我们例必被判五至七年苦刑，有时还要加上多至五年的流放。例如在郎金和卡其夫那一次事件中，这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便被判流放三年，逊宁的“沙拉托夫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者，更被监禁七年再加三年的流放。
　　丹麦、瑞典、挪威的共产主义同志们！请想象一下这种情形：有一间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助教，在一个系际会议上演说批评苏共党、政府和目前国家的情况。为了这件事，他立即被解雇。其后一段时间，他做一些临时工作来过活。有一次，他收到他同志的一封信，他写了几封回信，并在信中描述自己的情况，批评苏共党的政治领导和现在的政府。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他加入一个举着“苏共目前领导真可耻”横额的示威行列，因此被捕，并被判七年徒刑。
　　我们很难想象同样事情会在你们国家中发生。但如果在西班牙或希腊发生，又会如何呢？所有进步的公众舆论，包括你们北欧共产主义者们，都会被激怒而出来抗议这种对个人的暴行。但这牵连及一位哲学系助学的引人注目情况，确曾发生过，不是在希腊也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我们的国家——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丝高路特大学哲学系一位助教，这个一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个在他自己的审讯中说：“是我对共产主义的热爱和忠诚逼使我做我曾做过的事”的人，被基辅地方法庭判处七年囚禁，罪名是在一个系会议上批评苏联政策，在几封写给同志的私人信中批评苏共党，以及在十月七日一次示威中举起“苏共目前领导真可耻”的横额。只是为了这些，一个人就被判七年徒刑。这简直是荒谬，是可耻！这是我们的感想，相信也是你们的感想。所以，请控诉吧！不要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控诉苏共党——无论如何，你们不是苏联公民，对他们来说，你们的声音会有力得多——要求他们立刻释放邦达。同志们，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帮助。
　　斯堪的纳维亚的共产主义者们！你们从苏联报章知道，美国共产党批评美国监狱内残酷的中世纪制度。（见真理报一九七〇年八月卅日。）很明显地，批评和谴责任何国家里中世纪监狱制度，是值得全面注意和支持的。如果它在任何地方还存在着，我们会加入美国同志的谴责之声中。但我们这些差不多完全与任何消息隔绝的人，是很难估计美国现时监狱的情况。某一次，一份苏联文章说，美国监狱的犯人绝食抗议被给予破碎的朱古力作为早餐。在此同时，在伏罗特米亚的维拉迪米尔监狱内，有一份官方通告禁止囚犯接受即使是小包的食物，除了干面包屑、饼干、糖和糖果之外，但不容许接受朱古力！所以美国囚犯有朱古力作早餐，而苏联囚犯甚至不能从亲友的小包中得到朱古力，那些小包每年限收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公斤。
　　甚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以前，维拉迪米尔监狱的政治犯每年只准收一份不超过五公斤重的包裹。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以后，他们这个用来维持健康的可怜权利都被剥夺了。囚犯们进行了一个月的绝食抗议；管理当局制造一个完全专横的局面，故意使读物难以得到；检查局滥用权力；不发给纸张；使用绞剪用来剃头，大部分监仓没有暖气，也没有水作洗濯用。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在劳工营和维拉迪米尔监狱的政治犯是被秘密和非法的指示所支配。这些指示容许管理者滥用权力，和制造非法和专横的统治。例如，有一个秘密指示，内含一系列项目，是不准在信中提及的任何一封寄出或寄给政治犯的信，都可随检查者心意而被没收。例如，我们被禁止描写我们被囚的情况，我们监狱同志的健康情况等等，实际上只剩一件事情可以说及，那就天气。但即使如此，这封信仍可能被没收，理由是被怀疑有“暗语”。甚至在劳工营或监狱食物部容许（或禁止）出售的食物（每月只值两三个卢布）名单，都要由内政部长检查过。例如：我们劳工营Zh.Kh.385/17的政治犯，斗争了几年来争取在食物部出售洋葱，但每次都被拒绝。管理局坚持洋葱只在流行性感冒猖獗时才准出售。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苏联没有足够的洋葱吗？不，苏联有很多洋葱。是否因为洋葱是一种含有很多维他命的食物呢？同志们，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否你们嗅到中世纪的臭腥呢？
　　因为在分发食物上层层侵吞和盗取，以及令人作呕的煮食方法，苦工营甚至连政府明定的标准都不被遵从。更甚的是，政府对苦工监犯人的规定将他们从亲友中获取食物的权利减至最小。（在服了一半刑期后）我们被准收取一件不超过五公斤的包裹，，和两件不超过一公斤的小包。但实际上，管理当局可以用任何理由把这个维持我们健康的最起码方法剥夺掉。特权和其他物质报酬，主要是给予那些向劳工营管理局打小报告和告密的人。同志们，你们可能难以明白我们为何对包裹和小包这样重视。理由是在你们国家里，一个囚犯有足够食物，他并不知道饥饿，所以一个寄自家里的包裹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悦，或当作是一件由友人寄来的圣诞礼物。我们在摩达维亚和维拉迪米尔监狱的政治犯经常抵受饥饿。年复一年，我们的机体因为缺乏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而受到一种不明显觉察到的饥饿，甚至在狱中第一个月就觉得实在饿。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件食物包裹或小包，是一种维持我们健康和力量的手段。我们常常饥饿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食物并非时常可以下咽。它被可恶方法来煮熟，而食物时常不单是劣质的，而且是生蛆的。给我们食的鱼，通常是腐烂的。
　　同志们！众所周知的，劳工营权力制度是彻底地由法西斯职业狱卒所尽力拟造出来的。你们大概十分清楚，这些法西斯主义集中营是直接设计用来摧毁囚犯的。但后来这些原则不幸地被用作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基础。因此，这些原则从法西斯德国搬过来，成为我国合法的意识。在一九六〇年，维护苏联监狱的系统，就是基于这些原则而组织成的。这个制度的一些例子，有时真是荒谬绝伦。例如，我们只准每月寄两封信，而在监狱里，甚至每月一封，或两个月才一封！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各位美国共党同志们，你们抗议美国监狱的中世纪制度，要求释放安琪娜·戴维斯（Angela Davis）。对这位美国共产党员表示同情和参与要求她被释放的同时，我们仍不能将她的情况跟我们被囚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听说当她被问话时，她被准与报界和甚至她的盟友，美国共党全国主席温斯顿见面。但我们甚至被限制与我们最亲近的亲友会面。同时，违反所有条例，我们差不多永远被禁止与我们的朋友和远亲见面，我们会渴望亲自与一些共产主义者新闻从业员——例如由美国或北欧来的——见面，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关于我们被囚的实际情况。
　　苏联报章告诉我们，安·戴维斯从美国和世界各地收到很多信。在这里，各种理由被用来扣留和没收来自最密切亲友的信。我们甚至不准获得一份你们的报纸。苏联报章说戴维斯给了到访的苏联妇女委员会委员一封信。我们则甚至不能发出一封最普通的信，我们请求《人民的土地》的同志，原谅我们延迟了八个月才写信，但我们甚至没有机会，经正式途径直接送这封《公开信》给你们。同志们，因为寄这封信给你们，我们已“触犯规条”而要面临严厉的惩罚、
　　苏联报章说，戴维斯的床上发现一只老鼠。在我们的营房里，老鼠是司空见惯的，而在中央医院的治疗部门，竟然有老鼠在病房里走动！病人被劫掠。例如在治疗部门，他们已有数年不曾供给指定分量的肉和糖，同时也制造一切借口来偷取肉和糖。到访的委员并不曾注意到这些明显的盗窃行为。营养学的最基本定律从未受到被关注。
　　所有的苏联报纸愤怒地报导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在逃狱时被杀，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悲痛的事，我们苏联共产主义政治犯与你们一起抗议狱吏这样的行为。但在摩达维亚劳工营，囚犯不止一次被人从瞭望塔扫射，而且不是因为意图逃走，例如一九六四年他们在其中一间劳工营杀了一个政治犯。这个名叫罗马索夫的政治犯，因为一些家庭问题而感苦恼。那天早上在绝望中把自己撞向铁丝网；一九六七年他们杀了一个立陶宛人名叫乌基维朱斯，而当时他情绪极不稳定。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他们用机关枪杀了一名神经错乱的犯人，名字是马伦诺夫，他是劳工营zh kh.385/3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事实上从两个瞭望塔用机关枪将一名神经病人射得像蜂巢一样。这个营的政治犯企图抗议这样蛮横的行动，但他们却因破坏纪律而被处罚。政治犯亚多夫·达那芙斯基、基草柴夫斯基、萨迪基因和耶基维奇，更被调到维拉迪米尔监狱。
　　各位共产主义者和美国人民，我们相信你们所说的一些美国监狱内的情况有如中世纪的残余，再一次与你们一起抗议和要求美国政府将它们立刻废止。但各位同志，苏联政治犯被这个特别严厉的制度所囚禁这件可怕的事，难道不会使你们感到困扰？我们相信这会使你们致函苏共要求废止这个对付苏联政治犯的严峻和特殊的制度，以及彻底地改善囚禁的一般情况，我们相信你们会坚决地和真诚地进行这件事。
　　各位共产主义者和美国人民，你们，特别是何尔同志，时常讲及苏维埃制度的优点，和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你们不会不明白，苏联政治犯情况对苏共和苏共领袖的政策并不是锦上添花。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无好处。不单只是我们苏联共产主义者，而且连你们外国共产主义者，都要对苏共政治领袖的所作所为负起道德上的责任。此外，美共总书记在他的载于苏联一周刊“海外”题为《中国分享美帝国主义红利》一文中说：“国际工人运动可以建基于每个国家‘各管自己的事’的论断是‘错误的’”。你们拥戴何尔同志为美共的下届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我们苏共政治犯热烈恭贺他），我们必须假设你们将他当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来面对美国群众；如果他批评美国监狱的中世纪制度，他就不会对苏联政治犯情况漠不关心，甚至会在竞选运动中，告诉选民和记者，他身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候选人曾经怎样去改善苏联——那里的掌权者也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政治犯的情形。各位共产主义者！有不少证据证明，在不少国家中，政治犯的合法地位和实际拘禁的情况，却与国际人权宣言所定下的原则，有着可耻的矛盾。所以我们请求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向有关国际组织要求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1）审查各国（包括苏联）政治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囚禁的情况；（2）为各国，包括苏联，拟定一个为政治犯的法律地位和囚禁情况的统一的国际原则和标准。
　　毫无疑问地，在这个世界加强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过程中，牵连到最分歧的社会和政治派别的矛盾和冲突，每一个派系一心要将自己的道德观和社会正义带入人民的生活中，所以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情形产生：当一个派系的代表拥有权力时，别的派系、甚至自己派系内，有人提出不同的方法时，就会被囚禁在监狱内，但当时势易转，当权的会与狱中的调转位置。明显地，不同国家的当权者都明白这个过程的戏剧性影响，所以不时实施大赦，亦即在历史进程中大赦已成为一种惯例。一九七一年在玻利维亚、秘鲁、巴基斯坦和乌拉圭都对政治犯作大赦。一九七一年十月初，苏联电台报导说西班牙也宣布大赦政治犯。
　　在苏联，自从一九二七年起，便没有从法律行动上对政治犯的大赦，我们倒想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和欧美共产主义者对这件事有怎样的想法。虽然亲身经历着，我们苏共政治犯仍发觉难以相信，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苏共领袖们，较之西班牙统治者会更缺乏人道！一九七一年，总理柯西金提议官式访问丹麦和挪威。我们希望各位丹麦和挪威的共产主义同志，会质问他这个问题和其他我们在这封《公开信》中提出的问题。
　　各位欧美共产主义者们！我们苏共政治犯请求你们将这封信在你们的报章上刊载。我们亦亲自向《人民的土地》编委会的同志作同样请求，并再一次为了延迟回复而向你们致歉。我们苏联共产主义政治犯肯定相信，现在当你们欧美共产主义者知道了苏联的真实情形后，会尽你们能力来改变它。我们苏联共产主义政治犯肯定地相信，你们会站出来，保卫苏联的政治犯的权利，特别是共产主义政治犯的权利。
共产主义的敬礼！

政治犯：
尤里·费杜洛夫被捕前是苏共党员、律师和内政部官员。
尼古拉·V·邦达乌果洛大学哲学系讲师。
坚纳地·V·加里洛夫被捕前是苏共党员、工程师、内政部官员。
亚历山大·K·卓可夫斯基被捕前是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一间信托公司的（Voroshilovgradzhilitroi）部门书记
我们下列这些苏联非共产主义政治犯，虽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同意这《公开信》中一些假设，在我们狱中共产主义同志的同意下，在这信上签名，证明这是一篇抗议我们国家违反民主标准，抗议苏联政治犯所处的困难情况的真确文件。
政治犯：
尼古拉·B·伊凡洛夫被捕前是列宁格勒国家大学讲师。
尤里·T·加兰斯可夫，文集《凤凰》的编辑。
维拉地姆·K·怕夫兰可夫，历史学者。

（振言译）
刊于《十月评论》（总第11期） 1975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