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七、“秘密事务” 一九二三年的头两个月，对列宁说来是思想活动紧张而身体健康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有时他的情绪极好，而他的医生们注意到他的一般情况有着显著进步。他心安理得地进行口授并同他周围的人开个小玩笑。于是他的医生们准许他多一些时间工作和阅读。后来，当他开始又能重新运用他的右手时，他甚至获准读报纸和接见客人。列宁有时感到如此轻松，所以有一天他甚至想到也许他的疾病从一开始起就只是神经性的。[107]但是这些好景不长，另外一些时候却又感到极端疲乏和丧失记忆力，讲话困难，精神不宁和周身发痛。围绕在他身旁的人们密切注视着他的病情的起伏，而政治局的委员们更是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变化。在这两个月期间，国家的前途及其领袖的命运是相互对峙的，一切都取决于列宁究竟能否恢复健康可以出席下次的党代表大会，如果他能出席的话，他将怎么说。 在整个一二月份，列宁在五篇论文里发挥了他的口授记录中的思想，他制订了准备提交给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广泛的政治策略的纲领，这次代表大会将在几周之后召开。他不得不加快速度以求尽早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他担心自己将参加不了代表大会，并为行将进行的改革的迫切性质而感到不安。 在实际方面，有三个问题特别使他绞尽脑汁。 第一，他想要知道有关大城市苏维埃职员干部的人口调查的结果，这次调查是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他对官僚主义最存疑虑，他曾一再要求审阅调查的结果。他的秘书终于不得不承认，要是不获得斯大林的批准便不能把这些文件送给他看。列宁对此毫无所知。按照福齐耶娃的回忆，[108]这件事在三天以后，即在一月十口激起了列宁的勃然火怒，而在一个月之后的二月十二日又引起了一件感情冲动的危机。他的一位医生，即准许让他看报和接见客人的福斯特，立即打断了他的希望，禁止把“政治方面的消息”告诉他。当列宁询问他这话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医生回答说；“就是指的这些事情，例如，您关心苏维埃职员调查问题……”这个答复使列宁大吃一惊，他的口唇颤动不已。医生们对他的这些细节都了如指掌并且能够辨清问题的性质，这个事实肯定了他最坏方面的猜想。福齐耶娃在《日志》中进行认真的观察：“除此之外，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指令。”实际上，福齐耶娃看得出来，这已不是什么可能的问题而是确切无疑的事实。[109] 列宁所念念不忘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的计划。这是他的关于改组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的上层结构的更广泛的计划的基础。我们从《日志》中可以看到，他在不断听取他的副手瞿鲁巴副主席和各位人民委员们的意见，他在同这些人研究有关计划。他要求这些人采取行动，为国家的这些重要变革开辟道路。结果，他决定把这整个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但是占用他的时间最多的和最使他不安的是格鲁吉亚事件和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问题。列宁在十二月底他的口授记录中对有关个人的—些评断中业已表露他对原则问题的意见。既然要对一些负责的当权派展开非常措施，那他就要有所行动，并且迅速行动起来，以便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收集一些为支持他的主张所必需的详细证明材料。通过《日志》和《列宁全集》及俄文第五版散见各卷的其它一些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于列宁的“大阴谋”的相当清楚的想法。一月二十四日，在写完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一文并送往《真理报》之后，列宁召唤福齐耶娃前来，向她索阅关于捷尔任斯基调查格鲁吉亚事件委员会的文件。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提交政治局讨论。第二天他又询问斯大林或捷尔任斯基究竟已否把有关材料送给他。在这个时候，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结论，再次谴责格鲁吉亚人，并替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洗刷。委员会建议把穆迪瓦尼、马哈拉泽、津查泽和其它几个人召回莫斯科。这个建议也获得批准，而据派普斯教授说，甚至在政治局开会之前这项指令就已发出。[110] 福齐耶娃对上层所发生的—切都一一著录在卷。此外，二月三日，她伺机把消息透露给列宁，并且装作好象是自己“疏忽失言”。当她再次索取有关文件准备送给列宁的时候，她碰到了强烈的抵制。捷尔任斯基让福齐耶娃去找斯大林，但是当时斯大林不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告诉福齐耶姓，在获得政治局批准以前她不能把材料交给列宁。列宁的要求使斯大林感到不安。他问福齐耶娃是否可以不让列宁了解得太多，因为政治局的决定是所有涉及到当前情况的消息都不能让他知道。福齐耶娃否认了这一点，但她重复说了她所告诉列宁的话，对此，列宁尖刻地问道：“就是说，这就是当前的工作？”列宁如此严正坚决地要求，使得斯大林无法借口这些问题也包括在政治局禁止告诉他的范围之内而拒绝把材料送给他，因为，民族问题当然算不得当前的工作。根据福齐耶娃的资料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她报导了有关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交谈的情况： 加米涅夫说：“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坚持，我认为要是拒绝的话事情就会更糟。”
显然这并不是他所企求的，因为他正要求解除他对列宁的医护监督的责任。这个请求并未获得同意，而政治局同意让列宁阅读这些文件，但却不真正了解列宁坚持要这些文件的原由。[111]斯大林答：“我也不知怎么办好，那就听他的便吧。” 列宁只是要给自己作出对某些事情的核实。为了这一目的，他组成了一个私人的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他在人民委员会的助理秘书，以及他的另外两位秘书，福齐耶娃和格利亚塞尔。该委员会所要澄清的第一批问题——其它问题将等有关文件资料的审阅而定——如下： “(1)为什么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有倾向性？
受这些指示的支配并由于列宁的不断督促，三位秘书着手工作并指望在三周之内得出他们的结论。列宁还向福齐耶娃提出越来越多的细节问题，看来列宁所担心的情况不断增加，而个人应负的责任却越来越严重。二月十四日他又对委员会作了补充指示，这表明了列宁的许多想法和他要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决心：(2)为什么指控它犯有破坏党纪的罪名？ (3)为什么指控南高加索边区党委压制格鲁吉亚产党中央委员会？ (4)肉体上的压制办法(“肉刑”)。 (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俄共(布)，中央的路线。 (6)委员会在进行工作中同哪些人接触过？它是否只审查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南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肉刑事件？ (7)现状（选举运动、孟什维克派、压制、民族纠纷）。”[112] “三点：1.打人是不许可的。2．需要让步。3.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
个人的过失已经变成了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下面我们可以读到：“把倾向于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人称为‘倾向分子’，证明这本身就是大国主义者的一种倾向。”列宁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Большое chauvinism нации”)来形容他所批判的人，这个词颇不好译。它指的是沙文主义、霸权自我中心和帝国主义的意思。列宁现在决心要清除党内的这种不正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立即采取了行动，因为他作了如下的指示：“斯大林是否知道（这个意外事件）？为什么他对此没有反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向索尔茨（阿·亚·索尔茨是俄共(布)中央监委会主席团委员——编者注）示意，他（弗·伊·列宁——编者注)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每个被欺侮者都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113]
这么一来，列宁已不再想把他的想法保密或者保持中立了，相反地，他正想向最有关的人提出警告。当索尔茨获悉此事之后，他无疑告诉了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可能还告诉了斯大林。格鲁吉亚人自己也必然会把这些消息告诉了他们的保护者之一。那末这个消息后来当然传开了，虽然起初只是在很局限的范围内，但却足以增强双方的警惕性。可是档案材料中的有关文件却莫名其妙地丢失了。福齐耶娃出乎意料之外地从索尔茨那里获悉，“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向他证明出于万般无奈地反对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共产党前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关于这个意外事件（奥尔忠尼启泽对卡巴尼泽的攻击)，中央监察委员会持有受害人的申诉书，但是这个文件丢失了。当我问到，‘那是怎么回事，丢失了？’索尔茨答称：‘正是丢失了。’但是那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李可夫的客观证词，他当时正在场。”[114] （不须加以细述，人们对李可夫的客观性不免表示怀疑。—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当他向列宁提出报告时，他对这个意外事件未置一言。列宁只是在三天之后才从捷尔任斯基本人那里得知此事。）列宁倾全力投入他的委员会的工作，他的健康处于朝不保夕的状况，但他还是不惜任何代价地送出写给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一什备忘录。新的消息必然会使调查工作加紧进行，也许还需要再派人到出事的现场去一趟，所有这些都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任何对这项工作的拖延，正如他在二月十四日告诉福齐耶娃的那样，都会使成功的希望毁于一旦，而这将会是对他的一个重大打击。从二月十四日到三月五日，《日志》上一无所记。此外，全集俄文第五版的编者对这三个星期也是无可奉告。在这个时期列宁可能什么都没有写，但无论如何秘书们是在为“秘密委员会”而忙个不休。[115]然而有一事是可得而知的，即三月三日委员会提出了它的结论。[116]但是这个文件一直未见公布。为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迄今不予公布呢？难道也象卡巴尼泽的申诉书那样“丢失了”吗？直到现在为止，对此仍毫无所知。无论如何，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一定使列宁一生中最后的两个积极活动日具有—场重大斗争的性质。它们必然使得列宁感到倍加痛苦，对他的同僚感到无比激忿，并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念，即令人遗憾的格鲁吉亚事件只不过是一种更严重得多的病症的症状而已。但是列宁日趋衰亡的健康不允许他在这样一种感情冲动和神经质的状况下活得很久了。他的病情急恶化起来，并且由于他的感情冲动状况同动脉硬化症不断增剧的相合并，他开始感到很不舒服。[117] 毫无疑问这就是迫使他毫不迟延地向他的对手打出了他早已筹划两月之久的几拳，虽然这可能还是为时过早。他的头三拳打击的目标都是集中于斯大林一身。列宁在作出这项决定时还想把他内心的深刻冲动不安之感对他的医生们掩盖起米，据福齐耶娃的报导，他告诉医生们他只是要口授几封事务性的信件。三月五日中午前后，他把沃洛迪切娃召来口授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以极不寻常的亲切语词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绝密信，并且立即通过电话向托洛茨基宣读了。这里是该信的原文：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要是没有联盟者，列宁什么事也不能做。托洛茨基正是这个唯一的可能联盟者，这也是他可以依靠者。凭借列宁在世的庇护，在一九二三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还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这封信的末尾的结束语是如此亲切，因而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被迫向中央委员会宣读这封信时——在这个时候他的地位已经不再受到严重威胁了——，宁可把它改为平常的“致以共产党人的敬礼”。[119]这封信代表托洛茨基的一大胜利，它意味着列宁早在十二月初就向他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同盟”（这也是他长久以来朝思暮想的），终于得以实现。[120]这也意味着他真正感到了在继承人问题上他得到了列宁的支持，这也使他确切地感到自从列宁患病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一场阴谋的最后结果。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 那我就放心了。要是您因为某种原因不同意，就请把全部案卷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您拒绝了。 致最诚挚的、同志的敬礼 列 宁”[118] 列宁作出了他的政治决定，现在他可以继续进攻并同斯大林着手算私账。在等待托洛茨基对他头一封信的答复的时候，他开始就斯大林侮辱克鲁普斯卡娅一事给斯大林口授另一封信，但是他过于疲乏了，而且也许山于他对这封信的策略性是否明智还有所疑虑，因而拖拖拉拉直到第二天他才决定写出这封困难的信。列宁可能对于这种个人攻击是否有损于对原则的批判，或者这是否符合于他的整个行动计划的路线存有疑虑。但是在第二天，当他获得托洛茨基的回信之后，这封回信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121]于是他作完了这封信的口授，重读了全部来往通信，他要沃洛迪切娃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斯大林并等候他的答复。下面是这封信的原文，显然这是要想尽量深深地刺痛斯大林： “致斯大林同志
三月六日那一天好不容易拖过去，列宁的病体愈益沉重。但是他还是决心要加紧工作。在前一天，充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福齐耶娃和格利亚塞尔（托洛茨基由于患腰部风湿痛而深居于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寓所里）告诉托洛茨基说，加米涅夫正准备前往高加索，如果有事相托他将可在那里代办。[123]我们不知道加米涅夫出巡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托洛茨基收到了十二月三十日的备忘录以及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文件，他建议最好把这些材料送给加米涅夫—阅，以便他得以在那里着手采取某些措施。福齐耶娃跑去问列宁，给托洛茨基带回的是断然的否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些信拿给斯大林看，然后斯大林会搞—套讨厌的妥协以图蒙骗。”[124]这件事可能发生在清晨。在获得前一封复信不久之后，福齐耶娃又跑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带来列宁新的指示和另一封信的副本。列宁现在又建议把什么都透露给加米涅夫，甚至让他看到写给所谓格鲁吉亚倾向分子的一封短笺：绝密、亲阅 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的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致 敬 列 宁”[122] 绝 密
这和他于十月二十一日在盛怒之下写给格鲁吉亚人的复信极为不同。列宁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再也不隐瞒事实了，恰恰相反，现在他完全有理由出面维护格鲁吉亚人了。致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致 敬 列 宁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突然改变主意感到困惑不解，他要求作出解答。福齐耶娃说，她猜想“可能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神每况愈下，因而急于要尽其可能作出最后努力”。完全有理山可以相信，托洛茨基说列宁的一位秘书，可能是格利亚塞尔告诉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向斯大林投掷一枚“炸弹”，这应该是对的。[126] 虽然列宁清楚地表示了，他希望这封信旨在谋求斯大林进行道歉，但克鲁普斯卡娅还是试图阻止发出此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即使在这个阶段，她还是很畏惧总书记。她要秘书们拖延发信。但是第二天沃洛迪切娃拒不再作迟延了：她有责任执行列宁的命令。克鲁普斯卡娅在下定决心之前要听取忠告，这次她象往常一样去找和蔼可亲的加米涅夫，这正是加米涅夫之所以能了解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策划“从政治上整垮斯大林”。[127]于是沃洛迪切娃把这封信送给斯大林，后者当面作出了表示道歉的答复。这是后来列宁的妹妹所揭露出来的。但是列宁对这种道歉一无所知。三月七日那一天他的中风再度严重发作。三月十日，他的半身复陷瘫痪。他从此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128] 列宁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这时才五十三岁。他于十一个月之后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他的钢铁意志使他直到生命的末日一直继续着无望的斗争。 [107] 参看2月14日的《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我们不知道当时医生的诊断如何，也不知道列宁本人对此知道多少。据后来正式公布的材料，他死于动脉硬化症。 [108] 《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43页。 [109]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第163—170页（2月1日和3日福齐耶娃的记事）。 [110] 参看派普斯的《苏联的建立》，第282页；福齐耶娃的《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45页。 [111] 福齐耶娃；《列宁生活片断》，中文版，第154—155页。 [112] 参看《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第176页。所谓“肉刑“事件指奥尔忠尼启泽殴打卡巴尼泽一事。 [113]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第177页：《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德文。 [114]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75页。 [115] 福齐耶娃在所著《回忆列宁》一书的1月10日（第70页）和2月16日（第75页）的记事中有所记载。但这些报道在《日志》上都不见了。 [116]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714页的年表。 [117] 参看《日志》3月5日和6日的记事；托洛茨基的《斯大林集伪造学派》，第71页。 [118]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3页。 [119]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 [120] 同上，第73页。 [121] 参看本书附录八托洛茨基复信的注释。 [122]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4页。 [123]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4页。 [124]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1页。我们可以用《日志》以及我们的其他资料的一般记载来证实托洛茨基的说法。虽然有时在他的大事记的日期顺序上有一天的错误，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可靠的见证。 [125]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5页。 [126]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5页。 [127]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90页。 [128] 参看附录十，关于3月10日列宁旧病复发以后的病况发展过程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