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十、假如列宁还活着…… 既然列宁的建议实际上对苏联后来的事件可以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有人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建议只不过是乌托邦，脱离现实而无效的。据我看来，它们却很值得注意并且应给予较高的评价。虽然列宁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的政权下的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只有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时期才清楚地看出了某些倾向，而别人对此则还不大了解。尽管如此，但他的改革建议，不论就其明确的内容及其意味着的后果来看，都是对国家的政治现实的整个反映。 在这里对这些论点作出简略概述可能是有用的。 列宁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等级阶梯最高层滥用职权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由此而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个人独裁。但他确也发现了国家生活的某个特殊方面的问题，即少数民族问题。不错，当他看到他所要建立的联盟正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种结构而感到甚为惊异，他要求废除并从政治上消灭那种杰尔治摩尔达式的警察粗暴统治。[146]当我们想到情况的发展，在列宁逝世两年之后，且看三个居领导地位的杰尔治摩尔达，我们会对事件发展过程的后果与列宁所期望的方向之间的巨大鸿沟而感到震惊。他们不但没有被开除山党，而且奥尔忠尼启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的首脑、捷尔任斯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则仍旧占居了党的要津地位。 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设想它是一个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工具，而且这个机构成立的本身就包括有改变领导机构和党内上层统治人物的性质。假如中央委员会得以扩大，那就意味着书记处和整个党的执行机构将要受制于—个较为广泛的、更有代表性的集体。一些新成员进入党组织的最高机关，那末将会使专家和科学家们起着一种新的作用，而列宁是要使其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作用。列宁最初想要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更大的权威，后来发展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的设立，使它来指导中央委员们和帮助他们从事改革国家机关的工作。如果经过努力真正做到把“所有领导方面的最卓越力量”集中到中央委员会去，那末政权最高层的个人品质、其工作方法和内部关系就会得到改造。即使这种努力未获成功，那至少也是一种认真的尝试，借以对抗国家机关中的某些不良现象。此外，看来这些改变也特别适合于这个新时期的性质，按照列宁的说法，即由此而开始进入一个缓解的时期。在一九二Ｏ和一九二一年感到特别恐怖的饥荒的幽灵，由于一九二二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第一次大丰收而退隐了。国家现在能够过渡到着手建设和文化工作(就动态意义而言的文化运动)，而这是不能在一定有限时间内所完成的。这项工作切切实实显然是有必要的(尽管对此述说得不够清楚)，不仅仅因为它是在工作方法和政府管理形式上的改进，而且还是要用有文化的和有专长的行政人员和政治家来取代那些粗鲁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官吏型的人。这也意味着把中枢的重心从书记处转移到中央委员会。 列宁的计划实质上是一次苦迭打式的宫廷政变，因为它涉及到要撤换某些领导人和在整个专政机构中——在工作方法和用人方法上，以及在人材挑选的新标准上——施行新的方针。那是想要使用一种现在甚为通行的术语，即要用“专家政治革命”以反对早巳陈腐过时的官僚政治。 另方面，列宁试图在专政上层建立一种不同成分平衡的形势，一种相互牵制的体系，那就是有如在民主政体下实行分权那样的功能——这种对比只不过就其有某些类似而言。重要的中央委员会将提高到具有党的代表会议的地位，它将制定总的政策路线和监督全党机关，它本身又通过其集体和通过其各个成员的活动而参与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除了它原来在中央委员会体制内的工作之外，还要作为中央委员会本身及其各个派生的机关——政治局、书记处和组织局的一个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或连同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调来的专家们，在和其它机关的关系上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独立性将通过同党代表大会直接联系加以保证，而不需要通过政治局及其所属机构或者通过中央委员会。这样看来，这些计划似乎甚为复杂但却不是高度周密筹划的。如果说这不过是一些初步设想，它们却承认这样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怎样保证维持在一个“不成熟”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革命专政，而与此同时又能保证其原来纯洁性和忠于原则。列宁试图运用这种办法来使专政变成合理化，使其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和免遭专政权力所带来的那些危险。 列宁的“遗嘱”最明确的部分归纳起来可以包括在以下三项建议中： 1．反对民族主义、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要使整个政府机器为它服务，极力向联盟的各族人民灌输国际主义精神。 2．反对各级机构，包括党的领导方面那种无知的，浪费的和潜在的暴虐的官僚制；力求创建一套有效的国家行政机构。 3．撤换斯大林。 在“遗嘱”中没有提到取缔派别组织这一点，同时事实上它也没有提到把恐怖手段作为进行政府计划的强制手段，因而显得前面一点更加重要得多了。在列宁的早期著作中，恐怖手段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他还总是主张应把它作为最后武器。《列宁全集》第五版的第四十五卷收进了一些过去未予公布的或者很少人知的著作，在这里面，列宁把恐怖手段作为—种方法来看。这是一种必须时时牢牢掌握的武器，列宁在他的文章中向读者说明，特别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带来的自由化会削弱国家的安全。在一九五九年才第一次公布的列宁写给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他宣称：“以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使恐怖手段就此结束的想法是最大的错误。我们仍将采取恐怖手段，并将采取经济的恐怖手段。”[147]他向加米涅夫解释，必须找到一种手段来对付所有那些现在看来想要超出国家给予商人的限制范围的人，可以“委婉地和客气地暗示”那将要遭到这个最后武器的回击。 但是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宁走得更远了，在那里对触犯条律的商人将要遭到的回击更加耸人听闻。在列宁起草的刑法典草案的订正稿中，他坚持对“反革命活动”的概念要给以最广泛解释的可能性。这个定义又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从法律观点看来这就使得这种罪行变得非常不明确，因而给各种各样的专断行径大开方便之门。除了其它规定之外，这个罪行还将包括“进行宣传、鼓动”和“参加或协助一种组织”，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享有平权和图谋采用暴力推翻它的—部分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148]这个定义本来就够广泛的了，但更糟的是，由于对这个罪行将处以极刑，因而可以加以类推。凡“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即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者)，以及凡在国内参加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协助那些进行上述性质活动”者，即帮助资产阶级者，“都应受到同样惩罚”。[149]这种情况说明列宁在当时急切要给使用恐怖手段或者威胁要使用这种手段留有余地(不是只通过肃反委员会而是通过法庭和正规的程序)，只要大资本主义国家还继续在威胁苏联。 这样看来，列宁决不是一个在遇有必要时表示软弱而不能采取果敢行动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也不象他的某些继承者那样，他憎恨恐怖手段；在他看来，只有当捍卫苏维埃政权免受严重威胁和作为对付触犯法令者才使用恐怖手段。 但是，我们再回来看看列宁的最后一个计划，对于强制的使用，更不用说对恐怖手段的使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基础上显然是排除在外的。列宁的第二个“怎么办？”要求小心谨慎、有所抑制、温和和忍耐。列宁还没有放弃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而采用强制手段，但是对于建设工作说来过分性急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有益的怀疑态度……”——这些话出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与其匆匆忙忙地培养而毫无得到优秀人材的希望，倒不如培养两年甚至三年好些。”[150]“没有第二次革命”——这是用“遗嘱”来解释为什么在五年之后布哈林又重新投向斯大林的缘故，而他是正确的。在夺取政权和恢复和平之后，列宁不再把暴力作为“一个新社会的助产妇”；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新的规律很明显的是逐渐发展的。这种规律是由违反俄国现实的整个压力而形成的，正如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它正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规律是难以奉行的，但是列宁事先就拒绝了自发倾向的论断：“我知道，相反的原则会从我们的无数孔隙中钻出来。我知道，须要给以力大无比的反抗，须要表现出无比坚忍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且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151] 据著者看来，我们很难把列宁的重大目标当作乌托邦。他对这个政权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许多目标业已达到。至于另外一个重大设想，即创立一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的专政机器的设想，在今天倒比较接近了。但却是经历了一次最初的惨败之后才达到的：苏维埃政权经历了漫长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其基本性质却是和“遗嘱”的建议恰恰相反的。对于这个事实需要作出若干解释。 左翼专政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它的作用极为重要而其发展前景则远未就此完结。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专政形式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蜕化为一种个人专断的不合理的独裁。从历史观点看来，关于列宁的实现一个合理的专政体制的目的基本上不能说有什么乌托邦的成分，在这个体制里居于首脑地位和有效的行政机关的正直的人，能够有意识地超出于不发达状况和独断。此外，在列宁当时那个时代，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维埃专政机器还能够用一种与后来所采取的那套方式大不相同的方式进行活动。而列宁的计划之所以未能实现，是由于国内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倾向只有通过大胆的改革才能加以对抗；又由于缺乏一个能干的和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个计划才停留于只不过是主观“愿望”上而已。列宁所建立起来的这部机器本来是可以顺地利绕道而过，去实现他的最诚挚的“愿望”的；涂抹香料的遗体和对他身后的个人崇拜帮助了借口执行同他的计划格格不入的一种专制独裁。 在列宁的意图和实际历史之间发生的最巨大的差距是在方法方面。在今天看来，苏联业已进入一个内部发展的时期，在那里正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经济措施和教育方法已经逐渐取代了行政的强制手段。但是长期以来恐怖手段仍旧是在建立新结构中的主要工具。 在我们时代有许多人对于斯大林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研究这些方法究竟是否表面粗暴但却是唯一可能的正确选择，或者另外还有其他方案是斯大林个人所不能想象的。由于斯大林的方法被证明与社会主义的一般思想以及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如此相左。 谁也不会怀疑在俄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地位中所固有的各种强权势力，迫使在克服发展中的障碍时只有采用强力方法，这是在这个落后的、孤立的农业国家里完全可以容许的。谁也不会怀疑，不管这个国家的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能力如何，苏俄都难免遭受危机和骚乱。一个平稳逐步上升而没有急剧偏差的发展曲线是难以想象的。列宁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幻想，而且也没有支持这种幻想。可是他所要的，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深思热虑的政策；他要求国家无论陷入什么冲突和困境之中应保持清醒。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必然会要没法解决“原始积累”的问题（为创办工业经济而筹集最初资本），不管他对这个概念抱有什么样的反感。当农民并不是出于任何有意识的政治上的敌对动因，只是由于工业品供应贫乏的缘故而拒绝出售谷粮并实际上威胁要让全国遭受饥荒的时候，列宁需要采取行动。他经常要应付在一个社会成分多种多样化的社会里只有一个政党的这种怪现象。他需要保持党内的团结及维持纪律和保持效率，而这又往往与批评自由发生矛盾的，但如果党要避免官僚主义蜕化则这种批评自由又是必要的。 事实上列宁是否成功地正确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呢？他对于这些事究竟做了些什么？(不管一个历史学家是否理所当然地抱有这样的前提，这个问题都会发生的。我相信，他可能认为他并没有超出一定的限界。如果他当真超出了这个限界，那末当然他的工作就变成毫无道理的投机了。) 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着手进行推断，而这种推断的出发点要从我们关于列宁的性格和关于他的最后计划的认识中去找。毫无疑问，列宁业已着手来实现他的改革；而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些改革被证明是不现实和不能实现的，因而需要修改。另外一些改革方案，甚至也许连他的整个政策，都会遭到来自党内的反对，和来自全国范围内遭到的实际困难。国内的反对可能来自官僚制，即由组织局委派的一些官吏。但是如果象列宁所企图的那样，要是能把斯大林集团拿开，这种反对可能至少暂时地削弱。在列宁的统治下，对于反对“行政方法”和官僚制的因循拖沓以及反对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有助于保持其活力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放松下来。他需要不断地组织党内外的支持。他需要寻求国内的积极分子和精神上敏感分子的支持，即年轻工人和大学生、知识分子、农民中的优秀分子、革命的老近卫军中的某些分子，以及按照不同情况来找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和其他集团的某些分子；布尔什维克老赤卫队员中比较年轻的力量，比较开明的行政人员，他们也都可能提供支援。那些机关人员、杰乐治摩尔达式警察人物和官吏型的人当然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他们会不断地受到攻击，使其士气低落和受到抑制。舞台的前缘将由斯大林所要消除的一些斗士来占领，还要由一些思想比较狭隘但往往又被斯大林体制所利用的忠实的斗士，以及各种各样在大清洗中会受到消灭的有价值的非党员来占领。不难想象，列宁本身很可能死在狱中而不会是为他的国家遭受神经错乱的溢血症的折磨。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的联合可能保证合理地使用最优秀的干部，而不是把他们消灭掉。当然，这一大批个人不仅会帮助推行列宁的计划，他们还会成为一个反对派的苗床，他们时而从左的方面时而从右的方面试图干扰他。但是列宁肯定是不会采用斯大林的方法来反对他们的。另方面，如果要肯定说列宁无疑会取得成功的活，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他很可能也象别人那样，作为一个“倾向分子”而被除掉或者屈服。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将竭尽一切可能同形成斯大林时代的那些过程进行斗争。 为了不致被打倒，列宁就需要显示出非常特异的才能和敢于作为—位政治上的干练行家和革新者。他是向来具有这方面成熟的气质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应该能够进行“百折不挠的坚决斗争”。看来他是很能够这样做的。人们有道理可以相信，如果列宁同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人保持协作，是会使苏维埃俄国通过—条较少悲剧并且比较合理、较少灾难的道路而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列宁需要托洛茨基来实现他的思想，那不仅仅是由于列宁的病患才使他寻求托洛茨基的协助。这两个人恰恰能够互为补益，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产生象列宁要求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上所具有的共处关系。在他们之间，他们代表了十月革命的动力。 托洛茨基单独不能执行改组和团结、保存那些后来被清洗掉的人。伊萨克·多伊彻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不能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例如，当列宁最后因中风而夺去生命的时候，他却达成了列宁曾经提出警告要他反对的那种“糟糕的妥协”。托洛茨基劝慰加米涅夫不必担心，告诉后者尽管他本人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同列宁达成协议，但他不同意“同斯大林决裂，或者驱逐奥尔忠尼启泽，并撤换捷尔任斯基的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他只是谴责斯大林说：“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地合作。”[152]他想要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相信依靠在“遗嘱”中所显示的列宁的支持，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只是说明，他没有理解列宁基本建议的精神。 他又具有这样一些个人的弱点，那就是他过分傲慢，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过于理想主义，他不善于在领导人的小集团间搞政治上的阴谋诡计。由于他的过去和他的作风使他处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这就阻碍了他——当时机到来的时刻，对他说来，那只有过一次——作出必要的决断。他屈从于对党的偶象崇拜和某种合法主义并有所顾忌，就使他麻痹了，不能象列宁所曾经做过的那样，当敌人反对他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作为一个创业者，列宁却能不惜代价在必要时毁弃和再造他亲手所建立的一切。列宁能够果断地把周围遵循他的路线的人们组织起来，精心谋划，为他的事业的胜利去进行战斗，并牢牢地控制局势。 托洛茨基却不是这样一个人。列宁消失了，而斯大林便稳操胜券。 [146] 杰尔治摩尔达（держиморда）是果戈里“钦差大臣”喜剧中的警察人物，后转为行为粗暴强迫命令作风的人（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31页）。——中译者 [147]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246页。 [148] 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20页：《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译者 [14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21页。 [15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2、443页。 [15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4页。 [152]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6页。（参看华东师大出版社中译本，第5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