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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一个尼加拉瓜游击战士的自述

文献来源:十月评论


  (本文摘自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洲际通讯》的译文,是访问曾积极参与尼加拉瓜游击战的法士度·阿玛多F·Amador。原载于纽约的革命社会主义双周报《宇宙透视》六月二十号)


  我最初卷入政治,是十八岁时在马拉瓜领导学生运动。我哥哥卡路士是民族领袖,他很大的影响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和我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我初期作为学生领袖时,并未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当我接触到清贫的学生和社会上最为贫困的阶层后,我便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经济的情况。
  在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加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一个左派政党——共和动员党。我参与组织街坊委员会,在十三个会中有约三百人,经常聚会和发动各种斗争。这是我第一次积极参与群众运动。当时有不少学生加入委员会,但这类活动与学运没有关系。前者使我更着重贫苦群众的运动,而学运方面,我们则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罢课和试图成立全国学生联会,但我们不希望学运与任何政治党派有联系。
  这时期,我与正在地下工作的哥哥接触。我从最初开始,便反对以游击战略作为革命政治手段。我哥哥劝我应从党内部争取这立场。当时的共产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的工会官僚们曾多次阻止我在工会集会上发言,我便愈觉需要不是改良主义的路线,而在当时国内唯一真正反对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和阶级合作的,便是一个游击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战线),是纪念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领袖辛地尼斯达而命名的。
  桑战线当时所鼓吹的,是国家需要一个深入的农业改革,同时脱离美帝的魔爪。它与传统的反帝斗争认同,并为打倒苏莫沙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参加辛战线的年青人,是一整个急进的阶层,他们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苏莫沙的独裁。辛战线的领导层,认为推翻苏莫沙政权的同时,要解决全国最贫困阶层的社会及经济需要,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与推翻政权是不可分离的。在一九六四年试图以合法手段组织一个政党失败,策划人被捕后,我哥哥便觉得只有武装起义斗争才能推翻苏莫沙的政权。
  在桑战线内,我主张群众运动,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由于苏莫沙政权大力镇压,全力对付我们,我们只有保卫自己,转入地下活动,并与游击行动组织一起工作。在政府的猛烈镇压下,我们应该等待,重组力量,进行政治工作,但同志们大都希望对政府进行报复,铤而走险。我被派往古巴,接受军事训练,购买武器等。我离开本国几个月后,政府大力扫荡,逮捕了差不多所有城市游击队的领袖,虐杀了很多干部。
  我在古巴逗留了大概两年,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到六九年七月。古巴给予我的政治打击甚大。当时,我的政治教育不足,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是理论性的。古巴的日趋官僚化,令我思想动摇,我一方面对官僚化的情况反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必须的。我的想法是:“古巴和同类的国家,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我本国,好上千倍,但我一直斗争争取的,不是这种社会主义。”在古巴,我看不到其他的政治选择;但在古巴,我看到游击战是致命性的,不可行的,必须加以反对的。
  那时我希望能合法地回本国,再寻求新的政治出路,再深思和考虑我将来应走的道路。我那时颇倾向于毛泽东主义,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却令我很怀疑。
  我从古巴回国。后来,又离开尼加拉瓜,到欧洲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我到了伦敦,法国,然后到比利时。我第一次接触托洛茨基主义,是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别是《被背叛的革命》,读这本书是我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它帮助我整理了一直在我脑海中打转的所有问题、概念。
  以我的政治经验,我以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所做成的问题,促使人民中许多阶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每一阶层有本身的矛盾,有本身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将来,拉美改良主义的惨败,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的背信,社会情况的日益恶化等,会令更多阶层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然,每一阶层会带来它的偏见,同时产生必须对付的压力。
  在拉美,急进化的力量已更怀疑游击战略,虽然辛战线当游击运动在整个拉美蔓延的情形下,是比以前更强大了。但是,建立革命党派问题,因游击战略受排斥而可能性更大了。
  现在,我国的情况颇富爆炸性。苏莫沙政权继续以暴力统治。最近有更多群众动员。现今的政治斗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城市的群众,而不是以前一直担任主要角色的乡村群众。群众斗争的主要一环,是争取民主权利。对群众来说,斗争就是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争取更像人的生存。所以,反对苏莫沙,争取民主权利,都与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推翻苏莫沙政权的革命,也就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