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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格莱斯(李福仁)

罗维尔Frank Lovell

十月评论 第15卷 第3期(总第135期)1988年5月出版



  格莱斯Frank Glass是有名的记者,也是积极投身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今年3月21日,他在洛杉矶病逝,终年87岁。

  格莱斯在英国出生,10岁时随同父母到南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很早便发展。这使他对南非白人社会加诸黑人身上的不平等深表愤慨。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消灭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法,并矢言消灭帝国主义。而格当时只是一名青年学生,但却积极支持共产国际,并为1921年南非共产党成立时的创建人之一。

  当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背叛了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在1928年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时,格却忠于他加入革命工运动时的信念,反对斯大林主义,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

  1930年,他到中国担任记者职务,与美国记者伊罗生合作,协助中国的托派运动发展。两人以文字推动中国的解放,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格莱斯用笔名李福仁发表文章,成为中国问题的资深分析家。当时上海托派运动一名领导人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记述他与李福仁在1935年的第一次会面经过:

  “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来上海,是否代表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他听了很愕然,并郑重向我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为是托派一份子,当然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会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独秀解释。我所以如此发问,因为我听说,刘仁静等一向就将他说成了“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他得知了有人曾把他故意说成这种地位,非常气愤。然后我们自由地交换了关于国际国内反对派的意见,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

  所以深入认识格莱斯的人,都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和加农也这样认为。

  1937年8月,李福仁在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会面,讨论国际左派反对中国支部面对的纲领性和原则性问题。其间,李福仁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托派组织如有机会时,应否在一些尚未有抗日组织的地区主动成立抗日组织。(见《托洛茨基论中国》,觅路社出版549—566页)

  李福仁其后返回上海,直至日本在1941年在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前几天才返回美国。格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纽约任职记者,并以别名格莱弗斯(FRANKGRAVES)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周报《战士报》的编辑成员,并间中用笔名梁约翰(JOHU LIANG)写作。1944年1月,社工党的主要领袖因反战被捕入狱后,格莱弗斯成为《战士报》主编,并为党的理论刊物《第四国际》撰文。当他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时,仍使用李福仁这个笔名。

  二次大战后,格莱斯移居洛杉矶,与当地社工党支部的领导层和加农(他在1953年移居洛杉矶)密切合作。格莱弗斯从不寻求名位,但在加农和其他社工党领袖的坚持下,他参与了党的全国委员会,在1963年转为全国委员会的顾问。

  格莱斯不愧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深切地悼念他。


(诗风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88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