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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极到积极

——军管六个月后

作者: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自从雅鲁泽斯基宣布实行军法统治波兰之后,六个月已经过去了。波兰工人从最初的消极抵抗,已经发展到街头行动。五月间的行动(见本刊在今年第六期的报导),和六月十三日,工人在全国各地在弥撒后和警察对垒的行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工人向“国家救亡军队委员会”挑战的决心,已经逐渐激烈起来。
  虽然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内,有不少领袖反对积极的进攻,而主张消极的抵抗;可是,这些领袖们的意见在受到下层的扰攘不安的压力下,也无法不趋向积极和主动起来。
  五月以前,还有不少领袖对下层要求发动总罢工的呼吁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经过时间的证验,他们也开始转变了。像华沙地区的工会领导机关所反映出来的:“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官方的诚意……”,在物质极度贫乏、失业不断增多的环境里,“工人势必趋于激进化,而要求发动总罢工。在华沙一地,便有十数个重要企业的工人要求我们订定总罢工的日期。” (引自六月二日的《团结工会周报》)
  近月来,在团结工会秘密出版的通讯上,产生了关于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的激烈争论。下层一般强烈地批评领导层不号召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军事政府。这种意见清楚地反映在这段摘文上:“众所公认的团结工会领导们啊,向我们号召有效的行动方案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不过,在我们看来,你们在过去数月来并没有充份地履行职责。五月以来多次发生的矛盾行动,就是一个明证。”
  团结工会的领袖们似乎已经聆听到来自下层的这种急切呼声,所以便认真地考虑到向政府进攻的必要:“我们要准备一次总罢工。我们已经时间无多了;罢工必须在今年八月举行,抢先在布列日涅夫和列根的会谈之前举行,应该使这些会谈阻止了苏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罢工必定使波兰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场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各工厂必须有积极的自卫措施。积极罢工将在华沙二十三间工厂内发生,其他支持者则进行留在家中的罢工;及以各式各样的示威来配合。当局势紧张的时候,官方将不能依赖军队——甚至乎不能依赖警察。当一整营兵不肯开火时……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当一小队哥萨克兵站到示威者方面后,沙皇便在月底倒台了。”(摘自六月二日在华沙出版的《团结工会周报》,华沙局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访问记)
  罗马素夫斯基又说:“在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在夹杂着花炮的爆发和催泪弹的臭味的街上、太阳下和风中发生。示威是不大会导至决定性的影响的;但是对‘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公开和秘密的反对者,却有很大的安慰。这些行动显示了有新的一群活跃份子反对政权,把消极的人动员起来……最中心的斗争无疑会在过去的同一场所发生:就是在产生独立工会的各企业之内。”
  “应该在工厂之内建立组织罢工的细胞组织,它们的责任包括保卫工厂和把罢工消息通知团结工会华沙局。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譬如无线电电话通讯系统。我们要设立超短频率的轮接器,使工厂与工厂之间和地方与地方之间能够通讯。我们要预备通讯系统会被完全切断,要搞好输出系统以确保罢工的消息能够散播出去;这些技术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倘若格但斯克船坞的工人把船坞筑成堡垒,我们可以安装天线。根据团结工会电台的经验,我们可以在预备总罢工前建立一个复式的联络网。”
  华沙地区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显然反映了多数下层的意愿,就是积极地预备起一场全国性的积极罢工,无限期地对抗官僚。对于采取“消极”还是“积极”的手段这个争论,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了自然的定论。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是怎样能够保证必定可以战胜波兰和苏联官僚的压迫机器?这个疑问倘若不能够早日有个清晰的答案,那么总罢工便会成为冒进的行动。反之,倘若条件充裕,信心在握而不行动,那便是坐失良机了。
  当这位团结工会华沙局的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被问及是否不害怕负起决定罢工的责任时,说:“早在我被选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的时候,我便负起了责任。我不单只要对某一个决定负责,而且还要对不作出决定负责。对团结工会有处于瘫痪,我国有朝向捷克模式的‘正常化’的危险,以及对那些会导至无谓流血的无组织行动,我是要负上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