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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选择”

告鲁斯基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如果政府当局认为,经济落后与失调较之向反对势力妥协所付的代价较少,如果地方性动乱不会演变成为全国性叛乱,如果(苏军)占领即使在较不触目的方式下要长期持续下去,那会怎么样?
  历史已有许多先例,政权在社会的持续反抗下,特别是社会遭受饥荒与贫穷打击时,便会面临缓慢的崩解。我们是否要预备这是一个演变而非革命的可能性?若果如此,这是怎样一种演变呢?一切就得由社会决定了。
  如此,我们就不自限于库伦所提供的两种选择:要就妥协,要就革命了。我们要研究第三种可能性:制度的缓慢崩解,伴随着逐步的转变,使社会能够重新支配自身命运。
  如果上述演变照这个方向走,就要建立一个秘密的社会而非秘密的国家了。这意即建立的一个不是行使严格纪律的中心,而是一个多中心的运动,它是非集中的、非正式的,由各集团、各方面、各委员会等等组成,彼此互相独立,有极大程度的自治,有权自行决策。他们的作用如下:必须保证给予被国家处分等获得长期与有效的援助;发展独立通讯与自由思想的发行网;建立社会情报网及保障自我教育等等。如此,就足以向每一个公民提供道德与精神的支持。
  这一制度将开创一个局面,在这局面下,统治者只控制空无所有的商店而不控制市场;只有任命雇佣权却不能控制工人的生活资源,只控制国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却不控制通讯的流通;只控制印刷所却不控制出版;只控制邮政局与电话局却不控制通讯交通;只控制学校却不控制教育。这种社会的自我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将达到如此一个局面,统治者所能控制的,仅是警察与一小撮死硬的支持者而已。
  如此一来,就不再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即是说,政府势必被推翻,把它与社会分隔开来的路障势必逐步打开,而社会势必逐步挣脱枷锁了。
  没有特定的妥协,而只是一种逐步恢复公民的权利、自管权,而最后,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不断地扩大决策的范围,特别是有关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决策权。恢复自由权利的前景,比之冒参加秘密社会的危险,应是重要得多的。
  仅当能够重新对社会取得控制权后,秘密社会的吸引力才会跟着消失。政权为重建其影响力,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民主化与进步的自由化。
  在一个现代的警察国家里,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要进行长期的群众性的秘密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被类似的国家所包围,所有这些国家,都处于一个强大的邻国的监视之下。因此,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势必面临过早爆炸的危险,甚至会因此毁灭,我们是不能允许这种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较小规模的组织,才适宜冒险去建立一个“全国中心”的胚胎;而且,最好还是去建立地区性的各个中心。这个秘密国家的胚胎对政权来说因而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附带性威胁。它的影响力能够在秘密社会中增长。
  直到斗争最后阶段,秘密国家才在秘密社会中找得它的生命力与支持。到这一阶段,秘密社会必须是自治,并避免与中央机构有太多的接触。这可使它既加强保卫中央机构,又免使社会遭受失败。即使秘密国家受到破坏,也不过是一场挫折而已;秘密社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能够把遭受破坏的,重新建设起来。
  由于另外一种危机正在形成,这个第三种选择便特别值得重视。遭受内在矛盾的震荡、危机的打击、外来的威胁的帝国,总是以进攻和侵略来孤注一掷。这一政策要不计代价地迅速扩充军力,把群众拉到政权周围,使它们不再注意社会的悲惨现实。在我国的局势中,像库伦所说的,“武装干涉将是苏联的最后一着棋”,乃是小小的安慰。


华沙
一九八二年三月卅一日
《团结工会周报》第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