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曲战歌
 

译者序言(袁可嘉)
 


  在英国文学史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宪章派文学是极为重要和辉煌的一章,但也正是长期被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所忽视、所抹煞的一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英国工人阶级早期的作家①所唱响的第一曲战歌,与拜伦、雪莱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和狄更斯、萨克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当代英国的进步文学都有一定的联系。它之所以辉煌,是因为它产生了象艾内斯特·琼斯、威廉·林顿、基洛德·马西这样的卓越作家和为数不少的富有战斗气息和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也正因为这样,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史家照例不提宪章派文学,即或偶尔提及,也诬之为“宣传品”,一棍子打死。宪章派的作品当时曾经在工人群众中广泛流传,有的还出过单行本,但随着宪章运动的衰落,很快就湮没了。百余年来,它们象一块宝石沉浸在资产阶级偏见的海洋里暗然无光。近十年来,只是由于国际进步文艺界的努力,这块湮没已久的宝石才重新发出光采。苏联学者尤·考伐莱夫在一九五六年所编印的《英国宪章运动文学集》是应当首先提到的有重大贡献的选本。它精选了宪章派的诗歌、小说、文艺批评和讲演辞,并且通过序言对这个流派的文学作了详尽的论述(参看本书附录)。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部宪章派文学选集首先在苏联、而不在其本国出现,决非出于偶然。这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真正珍惜文化中的宝贵遗产而积极从事发掘。苏联科学院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第二分册以整整九十三页的篇幅论述了宪章派文学。文学史家阿尼克斯特在他的近着《英国文学史纲》中公正地给了宪章派诗歌以应有的地位。另一位英国文学研究家伊瓦肖娃在《英国文学概要》中指出正是宪章运动决定了狄更斯最优秀作品中的暴露性质。我国学术界也巳开始介绍和研究这个流派的作品。同时,英美进步文艺界对宪章派的文学遗产近年来也做了不少工作。安诺特·罗宾斯坦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一书中论述了宪章派诗歌的贡献。《批评与批评家》的作者艾立克·魏斯特断言:“正是宪章运动使浪漫主义化成了行动”。杰克·林赛在这方面的努力更值得称道。他不仅广泛搜集宪章派文学的资料,而且以整整一部小说《四八年的人们》描写了宪章运动。他在近着《梅瑞狄斯评传》中一再强调宪章运动及其文学对于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进步文学的巨大影响。就在笔者撰写本文之际,英国进步出版界已经列出出版第一部《宪章派文学选集》和《艾内斯特·琼斯传》的广告。在此以前,萧扬所撰《宪章派的挑战》(即《哈尼傅记》)已于一九五八年出版。从以上种种情况看来,宪章派文学无疑正在日益引起国际进步文艺界的注意。


  列宁曾经指出,英国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②。它发生子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即所谓“饥饿的”年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一八三六年英国经济危机爆发,大批工人失业。人们一天工作十八小时却穷得一家七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读过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人,都会对于当时英国工人的疾苦感到怵目惊心。恩格斯在转述一个英国官员的话时,曾说到工人住的小屋里“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饿死人成了家常便饭,就象一位宪章派诗人所描写的“每日里饿死劳工”。当时英国的反动政府不仅不设法改善工人的生活,而且还用苛捐杂税来进一步剥削人民,连新开窗户也得上税。至于用血腥镇压手段来对付工人农民的抗议示威,那更是常见的事了。

  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劳资冲突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劳资冲突自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当然是一直存在着的。但过去它常诐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所掩盖,资产阶级急进派还能利用工人的力量来为自己争取政权。一八三三年的议会改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资产阶级在利用了工人的力量获得了国会中的统治地位以后,就一脚踢开了它的同盟者,拒绝给予工人任何经济、政治权利。这件事教育了工人阶级。从此工人起动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急进派的影响,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宪章运动正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它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虽然它还远没有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人已经通过自发的破坏机器的运动和资产阶级较量过。那次斗争失败了,工人懂得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曼彻斯特等主要工业城市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一八三六年六月,伦敦工人联合会成立,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次年二月,伦敦工联在全国会议上通过给国会的请愿书,包括六项政治要求,主要一项是要求普选权,这就是着名的“人民宪章”,也就是宪章运动得名的来由。人民宪章获得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请愿书上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余万人之多,占英国成年男子的半数以上。宪章派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实行总罢工,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展开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要求普选权并不算高,但在当时的英国,工人如能获得普选权,就会迫使统治阶级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指出:“对英国来说,实现普选权是一个胜利,这个胜利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精神,此大陆上给予胜利这一光荣称号的任何措施都要远为丰富”。③

  当时宪章派为了推进群众运动,进行宣传鼓动,就到处举行讲演,创办报刊,撰写诗歌,小说和评论文章。这些就构成丰富的宪章派文学,其中以诗歌最为出色。


  我们知道,英国工人阶级的出现,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在宪章派以前的英国诗歌里当然早巳有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都已写到扫烟囱的童工。在他后期作品《四天神》中更有描写砖窑工人的片段。彭斯的作品虽说以抒写苏格兰农民生活为主,但也触及了早期的纺织工人。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英国工人的斗争更在拜伦和雪莱的笔下得到了反映。拜伦的《路德分手之歌》和雪莱的《给英国人民之歌》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不论布莱克、彭斯、拜伦或雪莱,都还不是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歌手。他们有的同情工人运动,有的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写出了优秀的政治抒情诗歌。只有宪章派诗人琼斯、林顿等才第一次以工人运动参加者的身份唱响了工人阶级的战歌,其中不少作者本人就是产业工人或手工人。

  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为当前的阶级斗争而从事文学创作,这就决定了宪章派诗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全部特点。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敏感和现实斗争经验为英国文学带来了广泛的斗争题材和新的思想深度。这个流派的文学因为直接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服务,密切联系了当前的革命实践和工人群众,因此具有特别鲜明的倾向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宪章派诗歌雄辩地证明了文学完全可以为当前的阶级斗争服务,而丝毫无损于它的优美。事实上,正是这种密切结合实陈的要求,促终作者在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和比较短小的篇幅里努力提高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以便更好地为当前的斗争服务。

  迅速反映第一线的阶级斗争是宪章派诗歌的第一个特点。对于宪章派许多诗人说来,具体的政治事件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与其说他们反映了政治活动,不如说他们推进了现场斗争。无名氏作品之一《法官就要下牢房》是紧接着宪章派在纽波特起义失败,弗洛斯特等起义领袖被制死刑而写的。诗篇所谴责的法官也就是那些下死刑判决的刽子手。这种谴责来得这样及时,以致成为当时反对判决的现场斗争中的可贵的一枪。制鞋工人托麦斯·柯伯的作品《自由的狮子》是为庆祝宪章派领袖奥康诺出狱而作的歌曲。那次庆祝大会成了工人们抗议示威的大会,这支歌曲当时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团结作用,因而成为最受欢迎的群众歌曲之一。有些宪章派诗歌与实际斗争是这样的接近,以致实质上成为宪章派报刊对具体事件的出色评论。苏格兰诗人詹姆士·西姆的《劳工歌》发表在一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宪章派中央机关报、《北斗星》上(恩格斯不仅为这家报纸写过文章,一度还担任它驻法国的特派记者)。作者在前几天的搬上看到辉格党人建议工人一面劳动一面唱歌的荒谬消息,他就以含蓄而深刻的讥讽对此进行了抨击。这个借诗歌形式所作的反击发表以后立刻成为《北斗星》的出色评论。至于诗人们针对英国政府的反动措施和法律,群起写诗攻击的例子就更多了。琼斯的《反钳制与论合》和莱德的《反谷物法同盟》都是这一类作品。

  宪章派作家除了迅速反映现场斗争以外,还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揭露方面带来了新的思想深度。他们与一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不同,往往能够从阶级矛盾的本质方面来进行揭露。宪章派第一名大诗人艾内斯特·琼斯的着名作品之一《未来之歌》(又名《工人之歌》以明快的手法,直截了当地向资产阶级所有制提出了挑战:

    土地,它为地主霸占,
     海洋,它在商人手头,
    矿藏充实了债主的钱柜,
     还有什么归我所有?
    ………………
    军营,教坛,还有法庭,
     富贾之子来去自由;
    文武技艺都属于他们,
     还有什么归我所有?

这真可以说打破沙锅问到底了:既问到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也问到了保护那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工人在厂主矿主的重重盘剥下确实一无所有。林顿的《从地心向上》同样明白指出资本家占有了土地和空气,从地心一直到天庭。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谴责无疑是触及了问题的本质的。

  宪章派诗人由于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为创造社会财富作了巨大贡献,自己却落得赤贫如洗,因此常常通过生产与分配上的鲜明对比来提出控诉。这种对比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着眼,其含义的深刻往往就超过泛泛的贫富对比。琼斯的另一名作《贱民之歌》。全诗五节,除重唱句外,每节都以这样的对比结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虽低贱,还配种种庄稼,
     我们太低贱,不配吃面包片。
    ………………
    我们太低贱,不配表决捐税,
     我们虽低贱,却配纳税付捐。

  林顿的《工人与利润》是同样以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实来作对比的。工厂主理查·阿克拉特窃取了兰开厦地方织工哈格里夫在一七六四年所发明的詹尼式机械纺车的专利权,因而发了大财,而真正的创造者哈格里夫却因失业而活活饿死。诗人从生活中只能得到这样一个异常残酷然而又异常真实的结论:

    商业的利润猛涨又飞升,
     自由贸易真繁荣:
    积百万钱财,干什么都成,
     每日里饿死劳工。

  宪章派诗人的思想深度同样表现在那些为数众多的,反映工人疾苦的作品里。琼斯的《工厂城》写出了“那不见血的屠宰场”,那座活地狱的惨象。伯明翰地方的工人诗人米德所作的《蒸汽王》曾被恩格斯认为表达了英国一般工人的情绪,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引用了九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诗篇虽然照例以诉苦始,却并不以叹息终;诗篇的结尾无例外地是激昂的反抗的号召。琼斯的《未来之歌净》的结束语——也即是贯串全诗的重唱句——可以作为范例:

    未来的日子,降临的希望,
     不义终将在公理前折腰;
    鼓起一点点勇气,弟兄,
     把那个明天变成——今朝!


这种终篇的乐观主义和战斗号召是宪章派诗歌的特色之一。与当时同样反映工人疾苦的一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诗歌就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托麦期·胡德,这位被恩格斯认为“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在一八四四年初发表了描写女缝工惨状的着名诗作《缝衣曲》。胡德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女缝工生活的真相。但全诗以诉苦始,又以诉苦终,未曾有一个要求反抗的字眼,一句号召斗争的话。它的结尾软弱得可怕:“但愿这曲歌能传到富人的耳中!”同样,白朗宁夫人在一八四四年发表的《孩子们的哭声》也只是从资产阶级慈善家的角度来抗议工厂主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并没有象宪章派诗人一样提出战斗的任务。这种分别就使得工人阶级的战斗诗歌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诗歌有了十分鲜明的分界线。

  要战斗,就得有武器,宪章派诗人正是以诗歌作为讽刺的匕首来攻击敌人的。他们的讽刺对象,包罗的面非常广,从女王、贵族、资本家、地主、法官、律师、国会议员到自己队伍中的变节分子,莫不应有尽有。这种题材在无名氏作品中特别常见,其中有不少一针见血的社会批评。《怎样当个大老爷》,《贵族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作品。艾伯纳叟·琼斯的《黄金大王歌》深刻地揭露了以人民为刍狗的资本家的丑恶灵魂。你听,他们的合唱是多么嚣张,多么无耻!

    我们的奴隶数不清,
    我们的权力无止境,
    别人的死活我们定,
    我们出租;创造,杀人!
    哈!哈!还有谁算神明?

尼古尔斯的《国会)和林顿的《一笑》也是很值得一读的讽刺妙品。林顿的组诗《现代碑铭数题》更以短小的形式发挥了二尖三刃的作用,很足以与彭斯某些锋利如剑的小诗相比。《题印刷厂广场》一诗说:

    魔鬼读了一页《泰晤士报》,
     嘿!他放下报叹道:
    我明白,我是说谎大王,
     我可不曾造过这么些谣!

对善于撒弥天大谎的伦敦《泰晤士报》说来,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这还不失为绝妙的写照。

  号召全世界工人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是宪章派诗人带给英国文学的一种全新的题材,虽然这与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有不小时距离。英国宪章运动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国际工人运动初步发动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着作以及和宪章派领导人物琼斯,哈尼等人的交往,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国际工人大团结的重要意义。哈尼所创办的兄弟民主协会还是一个带有国际性质的工人组织。琼斯在参加共产主义同盟以后更是直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工作。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共产主义同盟在伦敦开会,推定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这个工人运动的着名文件会在哈尼所办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发表。这些就构成宪章派的具有一定程度国际主义精神的诗歌的背景。山基的《致世界各国工人》这首诗呼吁英、法、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奥地利、德意志、丹麦、荷兰、俄国的工人一致奋起争取胜利。这种题材的出现在英国诗歌史上还是破天荒的事情。至于支援欧洲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诗歌在拜伦、雪莱的作品里早已有过,林顿的《保卫罗马》也可与之媲美。这诗作于一八四九年六月,正当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加里波的为保卫罗马共和国而战的时期。诗篇激昂慷慨,带有迫切的呼号牲的节奏:

    保卫罗马!保卫罗马!不管好歹,
      坚持罗马的口号;
    如今人人和罗马同心——
    不自由,宁可死掉!

  为自由而战,这是许多宪章派诗人的共同目标。他们写了许多诗来歌颂自由。当然,这里所谓自由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自由。琼斯的《自由神》和克立图的《自由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克立图是兰开厦地方的一位诗人,生平不详。他所作的《自由颂》以凝炼的笔法表达了工人热爱自由、不惜为之牺牲的壮烈情怀:

    万千大世界,一钱也不值,
     假使自由尽丧失;
    为了争自由,失去全世界,
     代价轻微不足惜。
    ………………
    自由已丧失,还我自由来,
     或者让我进坟地;
    自由真神圣,失了活不成,
     除非天生是奴隶。

  宪章派的诗歌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但也不是没有抒写个人感情的作品。林顿的《侨民歌》是一篇优秀抒情诗。当时的英国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因为无法立足,常常被迫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侨民歌》正是描写外迁侨民临别情景的作品。象许多出色的抒情作品一样,它具有真挚、细腻、亲切、动人的特色。诗的情调虽然带有感伤的色彩,但若我们想起造成这种痛苦的阶级压迫的巨大背景,我们仍然觉得它读来感人:

    妈妈,我们不会忘记你,
    在那遥远的地方;
    妈妈,一做工我们就想起你,
     一祷告就祝你健康。
    高兴吧,好叫你的笑容
     日夜对着我相望,
    一路上经过长长的途程,
     到那遥远的地方。
      别再哭泣悲哀,
       把白发梳平理光,
      瞧你这样我心碎,
       在那遥远的地方。
    
    妈妈,请你照料小纳丽,
     她坟上那朵白玫瑰;
    我心里虽然充满了勇气,
     禁不住流几滴傻泪。
    照料汤姆的狗,真可怜,
     还有纳丽的黄莺,
    你们只要一听它唱起来,
     它就是歌唱我们。
      不,请安心让我们离开,
       妈妈,妈妈,我心慌:
      我怎受得了和你梦中相会,
       在邮遥远的地方?
    
    妈妈,我们会常给你来信,
     爸爸——他字也能认,
    你可以请那一个邻居写封信,
     万一手头差几文。
    告诉我爸爸的跛脚好不好?
     那份寒冷你能受?
    天啊,他委实还不见老,
     主会给你们找朋友。
      啊,别离是这么苦痛,
       妈妈,亲人,我请求:
      再让我见见你的笑容,
       然后我离家远走。
    
    妈,我们要攒积几文钱,
     好让你安度晚年;
    妈,我们会回来,有一天
     吻干你流泪的脸。
    天晓得,我们也许邀你去,
     那日子总会到来,
    你忍着点,亲爱的妈妈,
     当我们远在天涯。
      别再哭泣悲哀,
       把白发梳子理光,
      这样丢下你我心碎,
       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首抒情诗所表现的情绪特质是极端的质朴,没有丝毫虚饰和夸张。行将远去的儿女舍不得离开父母,然而又竭力安慰老人。就要走了,还想到死了的小纳丽和她坟 上的白玫瑰;心里充满勇气,却禁不住流几滴傻泪。这是何等细腻,何等真切!远行者在嘱咐了父母来信以后,突然又想到爸爸的跛脚和妈妈的寒腿,仍是放心不下,但势在必去,只能寄托希望于将来,于是出现了最后一节的安慰语。《侨民歌》和其他带有政论性质的政治抒情诗一样,具有立意鲜明、用字浅近、节奏明快、可咏可诵的艺术特点。这种宪章派诗歌的特色当然是它的战斗性和群众性所决定的。这一派诗歌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直接向群众发言,有的印在传单上,更多的在群众大会上朗诵或吟唱,因此不可能深文周纳,卖弄玄虚。这也就是宪章派诗人常常运用歌谣体和圣诗体的原因。不论歌谣体或圣诗体,它们都有群众歌曲的特点,适合群众吟唱的要求。它们采用日常用语,在结构上广泛运用重唱句或合唱句的形式。歌谣产生于集体劳动,原是许多人集合一起载歌截舞的,其中的重唱句或合唱句即是群众参加演唱的部分。宪章派许多诗人经常利用这些形式。《未来之歌》共四节,每节都以重唱句结束,明显地吸收了歌谣的特色。林顿的《人民的集合》从构思到章法都很接近民间歌谣。不少宪章派作品(如山基的《歌》,本斯的《宪章主义者母亲的歌》,米德的《宪章派之歌》)大都根据流行歌曲谱成,鲜明生动是它们共同的优点。诗人们采用圣诗体,基本 上也是因为这种体裁在信教的工人中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的作者,如布兰维基,干脆以《赞美诗》来题他的诗篇。

  宪章派的一部分作品具有短小精悍的警句式风格。这也是与它们的战斗性相适应的。这一派的诗歌直接为群众运动服务,因此不可能是长篇巨制或旁敲侧击,而是开门见山,短兵突击。容量上既然必须短小,质量上也就特别要求精悍,这就出现了警句式的诗句。琼斯在狱中所作的《牢房的鉄栏杆》以构思的巧妙和结构的谨严获得了广泛流传:

    怒目而视的鉄栏杆,
     环列在我的四周;
    我把你铸成枪炮,
     和外面的世界战斗。
    
    我的壮志如熔炉,
     它的热把你烧化;
    我的决心如鉄锤,
     捶打你一下又一下。
    
    我的经验如鉄砧,
     承受灼热的鉄料;
    我的耐心如巨指,
     精确地塑造弹道。
    
    现代的武器抗上肩,
     老伤疤就在下面;
    向敌人我奋力冲击,
     手持牢房的鉄栏杆。

工人阶级的战士身陷囹圄,毫不动摇,誓以牢房的鉄栏杆铸成枪炮,进攻敌人,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这种坚毅精神相一致的凝炼的思想,新奇的比喻,谨严的章法,证明宪章派的某些战斗诗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

  宪章派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宪章派的诗歌评论也是战斗的文学评论。这一派作家确认文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艾内斯特·琼斯在一八四○年为《宪章报》所写的一组论文《诗人的政治观》中认为一切真正的诗人都是热诚的政治家。他引用但丁和乔叟的例子作为证明。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他更广泛引证英国诗歌中的进步传统来阐述文学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批评实践方面,宪章派作家更强调作品的进步倾向性。他们对于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所作的崇高评价,对于华兹华期、丁尼生、白朗宁的极端鄙薄,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国际文艺评论方面,他们同样推崇象裴多斐、普希金和贝朗瑞这样的民主爱国诗人。无论在文艺理论上或批评实践上,宪章派作家都强调文学的进步倾向性,这在一百年前的英国,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英国的宪章运动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不成熟的特点。它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它缺乏巩固的内部团结,它没有完整的政治经济纲领,它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确倾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颇有不少原是资产阶级急进派,后来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诚如恩格斯所指出,宪章运动固然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偏见和弱点。和资产阶级妥协的论调,以和平方法进行改革的幻想,敌我不分的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以及对于耶稣基督的盲目依赖——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不能不在宪章派诗歌中得到反映。琼斯在狱中所作的某些诗歌就表现了敌我不分的仁慈观点和对于革命群众的缺乏信心。敌人几乎置他于死地,他居然还对他们微笑,不觉其可恨,只觉其可怜。他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坚定,却不免怀疑朋友和同志的忠诚(《狱中有感》)。和平改革的幻想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起了分裂作用,形成所谓“暴力派”和“道德派”之分,就在创作上也冲淡了战斗的光辉。对于天主的依赖思想更是许多宪章派诗人所共有的,它的根源自然是诗人们的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宪章派的诗歌只经历了短短十五年,又是在动荡不定的革命运动中发展的,因此某些作品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不免会留下粗糙简陋的痕迹。有的诗流于空洞,有的诗失之一般化。这也是容易理解、不足为怪的。


  宪章派诗歌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诗歌,但它的早期却是以积极浪漫主义为特色的。它们表现了英国工人阶级强烈的反抗精神。它们与十九世纪初期极积浪漫主义诗歌有密切的联系。宪章派诗人开始活动的时期离拜伦、雪莱逝世不过十五年。拜伦和雪莱的作品,在英国工人中间拥有广大的读者。宪章派不仅把他们的作品转载在自己的报刊上,而且把它们抄录在游行者的旗帜上和街头的招贴画上。许多宪章派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拜伦和雪莱的政治抒情诗。琼斯的《未来之歌》和山基的《歌》从构思到章法都类似雪莱的《给英国人民之歌》,不同的是前者更多的使用了重唱句法,因此也更接近群众歌曲。林顿的长诗《列国哀歌》明显地模仿雪荚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宪章运动所激起的澎湃的革命热情本来是容易促使诗人们走向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

  宪章派诗人虽然在某些方面接受了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但是因为站得此他们高,还从工人阶级斗争的角度发扬了战斗民主精神,使诗歌获得了更迫切的现实性,更直接的行动性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整个而论,宪章派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对于现场斗争的有力推进以及和工人群众的血肉联系都超过了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总的看来,他们对革命暴力的拥护显然超过了雪莱和平改革的幻想,他们的乐观主义和对群众力量的信任也不同于拜伦的忧郁悲观和个人英雄主义。他们的作品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学、一种全新的文学的开始。宪章派诗歌确实在根本性质上超过了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扬了现实主义因素,把诗歌向现实斗争大大拉拢了一步。正因如此,宪章运动及其文学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正在发展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宪章运动不仅影响了象托麦斯·胡德这样的诗人,而且还对金斯莱、盖斯盖尔夫人、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起了有益的作用。它促使现实主义文学离开家庭生活和历史题材而转向尖锐的社会批评。金斯莱的小说《阿尔顿·洛克》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反映了工人阶级困苦的状况。盖斯盖尔夫人的《玛丽·白登》所描写的正是曼彻斯特工人在一八四二年第二次宪章运动高潮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书中真正的主人公约翰·白登——即玛丽的父亲——是个坚决的宪章派,他用暴力杀死了工厂主的儿子。虽然盖斯盖尔夫人并不承认阶级斗争,甚至把约翰·白登的英雄行为当作暴行来谴责,但这部小说仍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狄更斯的名作《艰难时世》刻划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正是作者在一八四八年宪章运动一度复活的形势下的产品。宪章运动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反映,狄更斯的同情显然属于工人,虽然他从来不同意和他同时代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政治见解。宪章运动及其文学对乔治·梅瑞狄斯的创作也起过有益的影响。他早期的诗作《兄弟之情》显然模仿琼斯的某些作品。概括说来,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进步文学都与宪章运动及其文学有一定的联系。


  宪章派文学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始,它为英国文学带来了早期工人阶级的作家,广泛的现实斗争题材和新的思想深度。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它据有独特的地位;它与积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当代进步文学都有一定的联系。毫无疑问,它值得我们作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探索。
 

袁可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① 当我们称宪章派作家为工人阶级作家时,我们应当看到他们与今天的工人阶级作家有重大的区别。他们缺乏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高度无产阶级觉悟。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是明确的,但对共产主义社会并无认识。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在基本立场上,他们还只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② 《列宁全集》中译本,卷二十九,第二七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译本,卷八,第二四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