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嬗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第九章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嬗变

↘技术和社会
↘生产和就业的核心——边缘结构
↘灵活、分散和社会力量的平衡
↘生产改组中的国家和世界经济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安东尼奥·【309】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里遭受关押时，对于生产力的转变——他将其称为“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及其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思考。他探索了技术和生产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这两者与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国家的作用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对于积累过程的意义。在思考中，葛兰西提出了当时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在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20世纪的上半叶，这个结构一直对世界经济过程进行着调控。这些问题是很好的出发点，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这一结构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嬗变的阶段。

技术和社会

　　葛兰西认为^[1]，福特主义并未带来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基本变化，不过是从这些关系中剔除了所有不相干的内容和资本主义之前的包袱，把它们合理化、扩大化了。福特主义通过大规模生产人们所需【310】要的消费品，表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即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反对这种生产能力的不是工人，而是社会中倒退的寄生势力，他们靠资本生活，但自己不从事生产活动。这些人包括传统的知识分子、乡村资产阶级和在国家机构中混饭吃的众多人等。福特主义在美国取得了突破，主要是因为这些倒退的势力在美国力量较弱。这也是美国的工业在实现高积累的同时，又能为工人提供高工资的原因——原因在于社会中非生产人员的比重较小。后来，欧洲工业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效仿美国的方法。但是在欧洲，倒退势力的力量较强，国家只能在生产的合理化和倒退势力之间进行折中调和。
　　法西斯主义的组合式国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法西斯运动中的一些人希望以组合式国家作为手段，把美国方法逐渐引进意大利的所有产业。然而，葛兰西对于法西斯主义内部这股力量能否取得胜利表示怀疑，因为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根基深厚、有钱有势的大地主统治阶级和社会中的传统知识分子。工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实际上没有取得突破的可能。法西斯主义仍然只是消极革命，它通过强制的手段来保持一个陷入僵局之中的社会的稳定，口头上高喊工业集中化的目标，实际上却在彻底的福特主义所意味的土地和工业改革面前裹足不前。
　　葛兰西关于福特主义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历史辩证法的印记。福特主义在工业中得以成功实行的条件是通过威逼（削弱和摧毁工会）和利诱（高工资）相结合的做法来消除工人的力量。福特主义一旦成为生产组织的一般性模式，就意味着一方面要对整个经济进行规划，另一方面要【311】对人进行道德改造，创造新型的人。葛兰西怀疑国家资本主义能否通过法西斯组合主义实现福特主义所需要的计划经济环境，这是与第一个方面有关的。苏联采纳福特主义的工业组织原则作为计划经济的生产基础也涉及这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建立与大规模生产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与葛兰西一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更为接近，这是一个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问题。迄今为止，存在方式所有重大的变化都是强制的结果，都是由一个社会群体统治另一个社会群体所造成的。（他举了随着农奴制的实行，从游牧方式转向农业方式的例子。）葛兰西对于福特主义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雇主除了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使用强制手段以外，还努力改变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
　　大规模生产把工作切割为小块，组织流水作业，把劳动简化为一系列的形体动作。这要求工人遵守纪律，专心致志。工人如果在工厂外生活散漫，起居无时，就受不了工厂纪律的约束。过去的工匠对劳动有一种自发的热情和创造性的投入，现在，福特主义取代了工匠式劳动，用在社会和道德方面对工人生活的清教徒式的严格控制作为对工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的替代。
　　像亨利·福特这样有眼光的资本家明白，必须在工厂劳动和社会存在之间达成和谐。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破坏了工人的集体力量之后，对他们的社会生活进行操纵。资本家进行道德改造的行动是在工人和工厂一级进行的。葛兰西写道：“在这里，霸权是在工厂一级产生的，只需少数政治和思想专业人员即可推行。”葛兰西预见到，它将成为国家的任务；资本主义国家将从雇主手中把意识形态的工作接管过来，并进一步扩大^[2]。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办法是从外部把纪律强加于工厂，同时培养整个工人阶级对革命目标的献身精神。托【312】洛茨基在组织战时共产主义生产的时候实行“劳动军事化”，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上再次起用了这种办法。葛兰西承认，美国资本有效地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集体努力……来创造新型的工人和新型的人”^[3]，这可以视为对苏联领导层使用的错误方法的批评，虽然葛兰西认为苏联的目标是正确的。
　　把工人和工厂作为将要建立的新秩序的基础，这与葛兰西早先在都灵从事工人委员会运动的经验相符合。他与亨利·福特和斯大林相反，认为应当由工人同革命党中的组织性知识分子一所谓的现代君主一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建立由工人领导的反霸权，以这种方法来建立新秩序。
　　葛兰西认为，福特主义有两个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表现出来的虚伪，他们虽然为工人阶级规定了清教徒式的严格标准，但自己的行为却日益放荡不检。（他可能也预见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觉和国家的干部谋取私利的行为所造成的人民的悲观与怀疑。）另一个矛盾直接来自劳动的改变，劳动失去了创造性方面和智力上的挑战性和内容，把工人变成了“受过训练的大猩猩”^[4]。葛兰西与亚当·斯密^[5]及斯密以后的作者的意见不同，不认为工人与劳动的疏离会造成“人在精神上的死亡”^[6]，也就是使工人阶级逐渐野蛮化，头脑逐渐空虚。工人不再需要思考劳动的概念性内容，但可以在别的地方发挥思考能力，包括策划可能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的安排。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福特主义只是另一种新社会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是由阶级斗争的失败所引发的一个思想解放的阶段。
　　葛兰西对福特主义的分析提出了对目前积累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研究的几条指导原则。其中一条是：技术对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国家作【313】用和意识形态有着具体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不是一以贯之的。某一种技术可能会造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但它们都与这种技术相一致。另一条原则是：技术是通过竞争传播的，而竟争则会促成效仿。正因为如此，同样的技术传播到各处，由于各处不同的适应方式，才会造成不同的社会、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形式。
　　除了葛兰西提出的这些指导原则，我们还可以考虑另外两点：第一，是否有可能采取别的技术，有哪些因素决定了要选择某种以后会升至主导地位技术，如福特主义；第二，主导技术即使是在其最为盛行的时期也不能涵盖生产过程的全部。它们与其他先前发展起来的技术并存，那些技术各有其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积累是通过生产关系现存的各种主导和附属方式之间有组织的相互联系而进行的。葛兰西没有考虑这两点。这些是对他的思想的补充，是与他的思想相一致的。
　　这两点中的第一点可以用选择题的方式来表达；技术是根据自己内部的逻辑发展起来，因而决定着社会所必须做出的调整呢？还是技术本身是社会和社会的权力关系的产物？
　　现代思想中有一股强烈的倾向，认为技术发展有其自主性。根据技术有其“自然发展史”的思想，可以把自从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分为三个阶段^[7]：

　　1．以熟练手工为基础的制造业。工匠，即有技术的手艺人，在工厂的车间进行劳动，他们各自执行着比较复杂的任务，其间可以自行控制工作的质量和进展的速度。
　　【314】2．使用传送带技术进行的大规模生产（福特主义）。工作任务被分割为小块，由很快即可训练胜任的半熟练工人进行。每个工人需完成的动作和工作的速度由技术系统决定，工人自己不能做主。
　　3。自动或连续性生产过程。劳动在车间或企业的层次上再次组合为一体，由不受工人直接控制的机器进行。工人只起支助性的作用，比如观测仪表或进行维修保养。

　　这三个“阶段”代表的是抽象的典型，不是对生产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准确写照。比如说，车间中聚集着一群熟练的手艺人这一形象就很难代表早期棉纺织厂中的情景，因为那时的工人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8]。然而，手工操作——福特主义——自动化这一次序基本上可以说是主导技术现代发展史的提纲挈领的说明。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试图解释生产技术的改变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比如，在每一个阶段中相应出现的工人组织的形式。因此，以手工为基础的阶段产生了由技术手工艺者组成的行会。这些工人与自己的手艺或行业认同，在各企业之间的流动性相对较大。他们的行会控制着进入行业的资格认可。另外，因为劳力市场缺少技术工人，所以，控制着技术劳动力供应来源的行会力量强大，可以保护行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在大规模生产的阶段，工人的反应发生了变化，组成了产业工会。大部分工人是没有技术的移民，只需几天的训练即可胜任工作，因此他们基本上控制不了劳力市场的供应。他们的力量在于庞大的人数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于是，他们企图通过国家来影响工业，【315】比如，争取就业保障和其他的社会福利。他们同手工艺人不一样，并不因失去了对工作进程的控制而感到失落。20世纪60年代自动化阶段的到来引起了关于工人的第三种反应的猜测。观察家们注意到，出现了科技人员这种新的类型。他们有数学、分析和交流的技能，比起过去只懂与本行业有关的技术的工人来，专业知识更加普遍多样。据信，这样的人可能会与企业和他们所参与的综合性生产过程认同。各种猜测的焦点在于他们是否会坚持他们在职能上的自主性，领导发起运动，要求在企业一级给技术人员工作组以更大的自我管理权，并在整个社会一级得到对未来投资政策的更大的影响力？抑或他们会更加依赖所属的企业，支持管理方的目标^[9]？
　　这些猜测都把技术作为业已确定的因素，都是根据技术对生产的安排的性质来推断工人的反应^[10]。它们都没有考虑到，对技术的选择可能会取决于社会的权力关系^[11]。另一种研究方法则把技术视为进行社会斗争的战略的一部分，而社会斗争是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固有的。毕竟，技术是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所选择的实际方法。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问：生产中的问题指的是谁的问题？解决是为了什么目的？回答很简单：问题是积累者的问题，解决是为了积累的目的^[12]。从19世纪一直到整个20世纪期间，历次技术变化的基本主旨是彼此相关的。它们是（1）通过加强劳动纪律来扩大管理方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因而降低劳动成本，增加劳动强度；（2）随着劳动成本的增加，用资本来取代劳动力；（3）把对生产的设计和指导同实际的执行区分开来，以加强管理方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减少工人的自主性^[13]。这些技术变化积累起来，使【316】得资方在社会冲突中占了劳方的上风。这样一来，资方得以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积累。同样的技术既帮助资本主义积累，也帮助再分配型积累。共同的因素是积累，不是资本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开创了积累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率先把技术付诸实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三种先后的技术典型就是一场积累者对劳动力的权力不断加强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资方把生产机器集中在工厂，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这样做的原因是，把货物的生产“承包”给手工艺人，让他们拿回家去做这种当时流行的办法对商人企业家来说有一些不利之处：他们无法控制劳动的速度，也不能有效地限制对原材料和货物的偷窃和盗用。建立工厂是为了加强雇主对工人的管理，不是因为新发明的机器需要工厂这种组织生产的形式。在工厂创立之后，工厂规模的机器才随之而来，并进一步减少了劳动力的成本，比如说，雇主可以雇用妇女和儿童来操作机器，而不必花很多钱去雇用技术工人。工厂和它所产生的技术是资本家战胜了分散无组织的劳动者的结果。劳动者惟一的权力就是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工厂却大大减少了这种控制。像马格林（1974年）所说：“不是蒸汽碾磨机带来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带来了蒸汽碾磨机。”^[14]
　　然而，即使在工厂里，资本家也不能完全控制劳动过程。工人仍然可以单独或集体地对机器运行的速度进行调节。19世纪末开始的生产技术革新就是为了消除这最后一点工人控制的残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规模生产、科学管理、泰勒主义等等革新普及到所有的大型工业。福特主义标志着所有这些变化，它们开创了一个劳动非技术化的长期进程。原来由技术工人自己掌握协调的多重行动被分割为简单的重复性动作，各个动作由非技术工人分别进行，通过管理方所安排的工程设【317】计来予以协调^[15]。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动化和机器人操作是福特主义的进一步延伸。生产过程的核心行动由机器来执行，而这些机器又由别的机器所协调，科技工作人员只起支助和监督生产过程的作用。
　　除了劳资双方的权力关系以外，社会的其他特点也在技术的选择中发挥着作用。查尔斯·萨贝尔提出了市场的性质这个因素，它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结果^[16]。在美国，标准化机器制成品的大规模市场立足最稳。美国人的社会和地城流动性较大，没有很强的特殊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结果促成了人们品味的一致性，大家愿意购买机器成批生产的物品。美国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都有利于福特主义的发明。英国也存在着同样的倾向，但是比较有限。19世纪初，大量人口脱离乡村生活，经历了大规模城市化后，形成了大众市场。然而，英国社会的其他部分层次分明，各有其特殊的要求，因此需要不同的产品。法国代表着第三类的社会需求。大革命巩固了一大批小农场主的地位。他们基本上自给自足，而法国社会的其他部分和英国社会一样，仍然维持着对专门定做或单独制造的产品的需求。结果，在英国的伯明翰和设菲尔德和法国的里昂这样的城市中，另外一种工业生产方式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在这种方式中，技术进步是与小规模生产和产品的差别化相符合的。
　　所以，技术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一种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系列生产，另一种是为市场的不同部分生产不同产品的小规模系列生产。最终，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取得了胜利，这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大规模生产具有成本优势，使它能够争夺专门化市场的地盘。只要有一个资本家引进了降低成本的技术革新，其他的资本家迫【318】于竞争的压力就会争相效仿^[17]。另一个因素是大规模生产在提供战争物资方面占据优势。国家因此而把大规模生产式工业视为备战的必需。这两个因素都可以归为竞争：对消费市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竞争。这样，起源于劳资之间权力斗争的生产方式通过竞争得到了普及。这一普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俄国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居然采用了福特式的生产组织法。
　　技术变化有多少是通过阶级斗争的策略有意识地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因为竞争而广为传播形成的，这个动机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果。后果表明了上述的原则，即主导技术与早期的技术并存于复杂的等级制关系结构之中。不同的生产方法在一个相互补充，相互兼容的体系内联系在一起。新技术不一定会取代旧技术；而是与旧技术建立关系，各自负责生产的不同部分，形成分工^[18]。具体的技术表达着劳动力和积累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同技术的兼容并存则表明了有关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对全球生产技术格式的描述就是一张全球权力关系图。下面对日前生产的组织趋势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一点。

生产和就业的核心——边缘结构

　　全球积累过程是否在改变？在如何改变？为了弄懂这些问题，需要明白不同的生产技术之间关系的嬗变，以及与这些技术相关的社会关系【319】方式。这些嬗变只是趋势，仍在不断变化之中。最终的格式将由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当时的技术解决办法所确定。国家将引导选择某种解决办法，因此而加强某些社会力量，而国家的行动又会受到国际军事和经济竞争的影响。生产和就业的整个改变过程不可能归纳为任何单一的因素，所以寻找单一的决定因素是白费力气。更有用的办法是对于看得到的变化的各种基础因素进行考虑，估计这些因素在不同形势中的相对重要性，因此而预见未来各种不同发展的可能性。
　　第七章在讨论生产的国际化时，指出世界规模的生产发展出了核心一边缘的结构。资本密集的生产阶段和进行研发活动以产生更先进的技术的发明革新在核心进行。更为劳力密集的生产阶段和一般性的技术则转往边缘。核心越来越集中于软件发展，边缘则担负起日益增大的硬件生产的任务。然而，边缘的硬件生产通常在技术上要依赖核心的软件。生产组织的这种不同与劳力供应方面的差别相吻合。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工业生产阶段使用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但是，由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化，劳动力成本所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反而少于使用一般的劳力密集的技术进行的生产。因此，资方力图保住核心部门的雇员。资方曾下本钱对这些雇员进行培训，保持工厂中昂贵设备的运行必须依靠他们的技术和敬业的态度。至于劳力密集的生产阶段，资方则寻找可迅速训练、容易打发，驯服而且廉价的劳工。
　　描述核心和边缘的这些特点比较容易，为核心和边缘这两个词归纳出有概括性的具体参照点就比较困难了。这两个词来源于地理的概念，【320】并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含义。开始时，核心位于工业化领先的国家，边缘则是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19]。但是，在核心地区内部，完全有可能发生工业领导的转移（在电子的某些方面，工业领导就从美国转到了日本）；在某些欠发达的国家，也可能存在通常在核心才有的工业（比如，巴西和韩国的钢铁工业）。同样，在所谓的核心国家中，工业内部也存在着核心一边缘的分工：一方面是主要从事发明和发展的中心，另一方面是技术层次较低的地区性或省级生产单位。国家内部也发生过核心的地理位置的转移，最近的著名例子是从美国的东北部向西南部的转移。虽然，为了分析的目的，核心和边缘的机能性特点一直是成立的，但它们的具体地理位置只是暂时的情况所造成的结果，不是亘古不变的。
　　同样，不同的工业部门对核心和边缘的归属一直是个无法确定的问题，大规模集成工业不一定完全是核心，中小型工业也不一定纯粹是边缘。汽车工业的困难表明了大型多国企业也有劳力相对密集、技术一般化这些边缘生产的特点。与此同时，技术革新的有些突破是由较小的企业做出的。
　　至于劳动力的供应，为寻求容易处理的廉价劳动力，曾用过在地理上效果完全相反的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在设计工厂的工人配备时减少高技术、高成本的劳力，增加很快即可训练完毕的低技术工人。欧洲的汽车工业采取的即是这种办法。来自地中海国家的移民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不过，社会对移民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吸收移民，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于是排外的情绪接踵而来^[20]。另一种办法是把工厂迁往地理上的边缘地区，或是在本国，或是去外国。本国通常意味着从工会组织力量强大的中心迁往别的地方，开发由前农民、移民和妇【321】女组成的新劳动力，这支新的劳动力没有组织工会的传统。在往国外迁移的情况中，那些为自己人口的一大部分提供了初级教育，政权强大，愿意并能够控制或镇压工会的地方最受青睐。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是突出的例子。向国外迁移的运动激起的反应是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国家采取政策，来对抗“非工业化”^[21]。
　　虽然核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的地理和工业部门的含义变得日益混淆不清，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危机突出了核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别，证明它们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不过，需要重新确定这一差别的基础，以免同地理和工业部门的因素联系过密。
　　在世界经济不再扩张的情况下，争夺市场的国际竞争必然加剧，再加上停滞不前的技术出现能力过剩，结果，新的投资就转为以削减成本为目的。这方面的努力有两个方向：引进自动化的生产方法，使用机器人或类似的用设备取代人工的方法，并更广泛地使用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市场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带动了资本主义发展革新进程的精英市场的需求。所以，在削减成本的同时，企业也努力增加灵活性，调整生产，以适应这种多样化的需求。福特主义使得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成为可能，现在，这一时代的丧钟已经敲响。一方面削减成本，另一方面实现产品的多样化，这已成为加强竞争力的关键。它所产生的后果反映在现今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趋势中。
　　这些不同的趋势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格式。雇主们在竞争的压力下，高度重视劳动力成本、财政负担和规则（如防止污染的规定）造成的成本。他们努力把劳动力控制在保持继续生产所必需的起码水平上。他们【322】还努力训练这支劳动队伍成为多面手，以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如果市场需求有所增长，他们就投资购买生产力更高的设备，或是雇用临时工，对这些工人，雇主不必保证他们的长期就业，而且在一些情况中，还可以借此逃避财政控制和行政规则的管理。
　　现在，雇主通常把雇员分为固定人员和可变人员两部分^[22]。一些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和管理、财政及销售工作的全职雇员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这一核心集团并不因企业活动水平的起伏而变化。它有着长期的就业稳定。管理方对这一群人进行多次培训，把他们在企业内部各处调动，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多面手。结果，这些人的技能日益多样化，但也日益与企业的具体需要相联系。他们的就业稳定和知识技能把他们同企业拴在了一起。
　　紧挨着这个核心群体的是属于边缘的全职雇员。他们没有多少事业发展的机会，工作也没有保障。许多人是半熟练工人或是未能进入核心群体的降级技术工人。资方允许或鼓励这些人频繁更换工作，以便按照市场要求不断调整产出。劳资冲突主要来自这个群体，尤其是向工会寻求保护的遭到降级的原技术工人。
　　还有一个边缘群体由企业的合同工组成，企业用这个办法来根据需求的变化调整雇员的人数。这些人包括非全职工人和短期合同工，也包括分担工作这种安排下的工人。
　　最后，雇主越来越多地使用企业外工作和外包服务。这包括把工厂内的某些工作，如维修和清洁，承包给外面的公司，也包括把在工厂外做的工作承包给个人或分包企业。
　　比较稳定的长期工作人员工作条件最好，晋升的机会也最大。工资低、危险、肮脏或有污染的工作和需求变化较大的工作则分配给技术上的边缘部门，由它通过外包或其他的方法完成^[23]。很有可能，外包会成【323】为国际性的普遍做法。工业过程中最耗费能源、污染最严重的早期阶段将承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最干净、技术最先进的阶段则留给工业化国家的核心设施。对工作任务和就业条件进行这种区分，日本工业是始作俑者。现在，所有世界级的大工业都在推行自核心向外发展的日本式做法。
　　通过这样的办法，雇主得以把缺乏稳定感的负担从自己和核心群体身上转到各种边缘群体身上。这些做法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是：工作稳定、工资较高、融入了企业的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日益缩小；没有工作保障、低工资、被分隔为互不相干的不同群体的边缘工人则比例越来越大。核心群体的生产社会关系通常是企业组合主义类型的。在边缘群体的生产社会关系当中，有上述第一类边缘工人中逐渐式微的两方制，有大为扩大的企业劳力市场，包括工厂内的非全职工人和临时工以及分包企业中的工人，还有依赖企业合同的外部个体经营工人。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了经济危机以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社会关系的这些变化变得特别明显。在美国，新创造的就业主要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一类，而且主要是在服务行业（突出的例子是临时的文书工作和快餐业）^[24]。在西德，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劳动力市场分为相互隔离的孤立类别的现象并不严重；总的来说，工人们在企业内都是从较差的工作流向吸引力较大的工作，如果技术取代了人工，替换下来的工人会很快地调到别的地方去。自从危机爆发以来，工人中各种类别的界限开始明显，表现出如下的几类：（1）有工作保障的核心劳动力；（2）二等劳动力，这样的工人工作比较没有保障，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从事的工作也比较差；（3）由几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324】组成的边缘群体^[25]。这些变化增加了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脆弱性，也使被排除在劳动力以外的人们处于更为严重的劣势，但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危机又导致了社会服务的削减。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核心就业减少，边缘就业增加，这一趋势由于经济危机而进一步加强，可以把它称为劳动力的边缘化。这些国家的就业结构开始表现出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才有的一些特点。这种趋势也被视为向着19世纪竞争性资本主义的极端时代的倒退^[26]。
　　边缘化有合法的形式，也有法外或非法的形式。合法的形式包括非全职和临时性工作，以及外包。法外的形式指逃避法律规定和不遵守法律规范的形式，非法的形式则指犯罪组织的活动。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隐蔽经济^[27]。它在许多方面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非正式部门是一样的。
　　地下经济包括多种多样的劳动形式和生产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地下经济活动的工资都很低，有几种活动的酬劳则很高。地下经济活动包括非公开的工人的劳动，他们有的在家里承揽活计，有的在秘密车间里干活，这种车间通常随时可以搬家，以躲避国家视察员的视察。也包括公开的合法工人进行的非公开工作（收入可以免交所得税）。有些这样的工作是正式工资以外未申报的加班费。更经常的情况是工人身兼二职，一个工作是公开的，受法律管理的，另一个是非公开的，不受管理的。各种非法生产关系中包括的人通常有固定的类型。妇女和儿童常常是在【325】家承揽活计。非法移民则在秘密车间里工作。身兼二职的做法在男性技术工人中间较为普遍。地下经济还有一种交换形式，那就是易货交易，比如说，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员之间互相提供服务。地下经济所有这些不同的工作形式惟一的共同特点是不付税，不遵守法律规范和规则^[28]。
　　地下生产的这些形式在美国一应俱全。在农业、旅馆和餐饮业、清洁服务和成衣业中，非法工作极为普遍。最显著的例子是纽约市制衣业中血汗工厂的复兴，这种血汗工厂雇用了许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非法移民。但是，地下经济也参与了工业向美国西南部没有工会的地方的转移，以及家庭承包工作网的扩大^[29]。在西欧国家中，地下经济的现象在意大利最为明显，在西班牙可能规模也很大。在这些国家中，地下经济在建筑业、成衣业、制鞋业、制手套业、旅馆和餐馆业、机械维修和电子、农业和家庭服务这些行业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在经济活动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存在。只在那不勒斯一处，据计就有10万多人从事秘密的地下劳动，整个街区都组织起来，生产手套、鞋子和衣服。佛罗伦萨附近的小镇普拉托以其兴旺的小型纺织业著称，那里的大部分企业都雇用非法工人。身兼二职的做法在意大利的政府雇员中特别流行。据估计，西班牙有一个地区生产的鞋子大约三分之一出产于秘密车间，或是由非公开的工人制造的；在非公开工人中，70%是妇女，25%是儿童^[30]。
　　地下经济同正常经济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它们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基本上还算守法的工厂也雇用非法工人；有的工厂雇员名单上的人数较少，实际上雇用的人数多得多，还有的工厂对于发给工人的加班费隐瞒不报。秘密工厂从正常经济的大型企业那里接受承包合同。个体工【326】人为有法律地位的企业按合同提供服务，但并不上报政府。身兼两职的人在正常经济和地下经济之间穿梭。很明显，地下经济是正常经济的延伸，与正常经济共荣共衰。它们两者是一个机能性的整体。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地下经济引起了很多的注意，被确定为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从确定的方法和对它所作的探询中，看得出对它的兴趣从何而来。国家的关注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地下经济相当于国家财政危机。地下生产不向国家上缴分毫税收，却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国家的支出^[31]。秘密工人享受一定的社会服务，比如，医疗保健和他们子女的教育。他们的雇主由于国家补贴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某些费用，因此而间接得益。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领取失业救济的失业人员另有非公开的工作。公务员享受着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利，他们从第二份非公开的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不用交税。像律师或会计这样的高收入专业人员彼此之间交换服务，不开发票，以此逃避这些服务所涉的纳税义务。所以，国家要查明这种做法使它损失了多少税收。因此，对地下经济的定义基本上是从偷税漏税的角度来定的，并未考虑地下经济所涵盖的各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工人的类别和生产关系的形式。
　　国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维持恰当的经济活动及就业水平。在这一点上，凸显出国家对地下经济所持态度的模糊不明，因为，尽管地下经济使国家损失了税收，破坏了国家的管理权威，但国家承认，它确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事实上，自从经济危机以来，地下经济在一直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国家对企业的财政压力。对国家来说，藏在税收短缺和权威受损的坏消息后面的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地下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高于官方统计数字。国家想要【328】搞清楚的是对国民生产总值到底低估了多少。地下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在收集统计数字时不会把它计算在内，所以没有关于它的可靠数字。于是，为估计地下经济的规模，设计出了各种办法。（从不被官方统计数字所包括的这个方面来看，地下经济与供家庭消费的家庭生产相类似。）
　　各种估计相差很大。经合发组织的估计偏低，说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英国、西德、日本），地下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而在意大利和其他南欧国家中，大家普遍认为，按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那里的地下经济算是规模较大的，估计比上述国家高一倍，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偏高的估计认为，在美国和意大利，地下经济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5%，西德高于25%，瑞典高于15%，英国大约10%。无论是高是低，所有的估计都同意，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这些数字反映出自从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地下经济活动有了很大的增长^[32]。
　　所以，地下经济的定义是从国家的某些关注引申而来的，而那些关注与本书中研究的问题并不一样。“地下经济”这个类别本身对生产的社会关系并无多少意义。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正式部门”也是一样^[33]。它们是两个笼统的用语，涵盖了许多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然面，非正式经济的扩大及其在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较为重要的地位强调表现了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大趋势。它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生产进行改组的一个方面。这样的改组正在加深核心一边缘式生产结构中我所说的劳动力的边缘化。对有关的工人来说，边缘化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而且他们被隔离为不同的群体，基本上不可能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在这些群体遭到边缘化的同时，还削弱或取消了向他们提供的国家服务，有关工作条件、工人健康和劳动保护的规定也受到破坏。总面言之，国家全面退出生产过程。地下经济的增长是这些趋势的【328】表现。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它表现为企业劳力市场方式的扩大和外包这种依赖性个体经营形式的复兴。核心和边缘这两个词的含义开始逐渐从地理位置或工业的规模和类型转向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灵活、分散和社会力量的平衡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产改造的基调是灵活和分散。雇主愿意向着这两个方向努力，因为他们想削减成本，对更加多种多样，并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作出及时的回应。有些工人也认为，某些形式的灵活的人员安排和生产的分散是有好处的。
　　工业对生产方法的改组有几种形式。有些是对福特式生产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合理化。其他脱离了福特主义的格式，采用较小规模的生产单位，对于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各个自主的单位进行临时性的协调。
　　最能代表福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的模式是由管理者和计划者组成小核心集团，全权负责生产的概念和组织，由基本上没有技术，容易替换的工人执行劳动任务。值得指出的是，最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模式的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主要的例子是百货商场和快餐店。
　　百货商场有薪酬丰厚的管理核心人员，负责长期规划，下面是二等劳力市场的销售人员，由非全职工人和临时工人组成^[34]。过去，售货员【329】一般长期在同一部门中工作，对产品的质量和区别有相当的了解，可以为顾客提供咨询意见。现在，为了削减成本以应付竞争，裁除了这样的售货员。销售的职能被泰勒化了。
　　快餐业的组织较为复杂。管理结构的形式是一家大企业和众多的小企业之间的安排，这些小企业各自从大企业那里购买在自己所在地区对大企业产品的特许经销权。发放特许经销权的大企业因此得以把赢利或亏损这方面的风险部分地转给了持有特许经销权的小企业。小企业可以受益于发放特许经销权的大企业进行的品牌广告宣传，但必须使用这个大企业所提供的方法、设备和材料。因为快餐生产是劳力密集型生产，所以经销权发放方规定的方法也包括对劳动过程的组织。快餐店只提供有限的几种标准化食物，这些食物的生产都是由机器来组织的。工人没有技术，随时可以从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调到另一个阶段。经销商必须严格遵守经销权发放方发行的手册中的规定，在劳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面没有自主权，业务操作也不给工人以斟酌处理的余地。整个生产过程是在公司总部规划，通过总部的视察来管理的。雇员多数是半职的十几岁的孩子，付给他们的是低廉的学生最低工资。他们到满18岁，或者到了按照法律必须付给他们成人的最低工资的时候，就离开了快餐业这个行当。另外还有少数全职的女性雇员，拿全额的最低工资。劳工周转率非常高，管理方也并不在乎，因为替换工人太容易了。工人表示反对管理方的惟一办法就是离职不干，所以高周转率等于是安全阀，使管理方的权威得到了加强^[35]。
　　还有一种办法也是在同一个大规模生产组织内部把核心和边缘劳动力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建立综合企业，把革新性的研究与发展和较为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集中在中心工厂，由边缘工厂负责标准化的劳力密集【330】阶段的生产。这些边缘工厂可能和中心工厂同属一个公司，也可能是依靠中心工厂的小企业。若是后者，它们可能就是中心工厂利用地下经济的手段。比如说，过时的纺织设备不予丢弃或销毁，而是转入地下经济，使用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的劳工继续进行生产^[36]。
　　外包和企业外工作也为大公司提供了灵活性。核心工厂中的工会力量强大。资方可能会转向外包和企业外工作，加之稳定或减少核心工厂的工人人数，以此来降低成本。企业外工作和外包也可以提供专门服务。有些这样的服务需要高度的技能，报酬也很高。一些大企业的承包商有自己的国家甚至国际一级的组织，一些企业服务机构和工程公司就是这样的情形。当大企业客户把一些工业活动迁到其他地方的时候，经常会继续使用这些承包商的服务。当地的小企业位于最底层，它们接受的是跨地区的承包公司所不接的承包工作和临时性工作。这些当地的承包公司通常工作条件最差，雇员几乎没有法律保护，就业合同敷衍了事、规定不明，很可能没有工伤保险和健康保险。这种承包公司的雇员经常在工厂内与核心工人在一处工作，结果就出现了稳妥、安定、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和落伍、过时、朝不保夕的工作二者并存的情况^[37]。
　　劳动过程变化的另一个方向是增加大型生产组织的灵活性，以达到产品多样化的要求。这是对福特主义的修正。它保留了福特主义的生产规模，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适应当今的现实，因为如果仍然像福特式方法那样，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以供大众市场的一致需求，就跟不上竟争的要求了^[38]。这种类型的调整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耐用消费品工业，比如汽车工业，当年福特主义就是在这类工业中发迹的。【331】产品的标准化依靠专用机器来进行，这样的机器是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由不熟练或半熟练工人操作。这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组织方式，工人由机械进程所控制，在劳动中没有一点主动的余地。然而，如果企业想回应需求的变化，转面生产其他型号的产品或完全改变产品，它就需要可以很快调整功能的通用机器，和一支技术熟练，适应力更强的劳动力。这意味着高信任度的生产组织方式，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人的主动性和斟酌权。福特主义把概念和执行区分开来的这一条基本原则因此必须扭转，在实际劳动中，再次出现了概念和执行的一体化。这样的重组有其内在的矛盾：管理方想实现生产的灵活，想让工人积极合作，发挥主动，但又不想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工人可能会把生产第一线上的责任的增加看做一个机会，使他们能重新夺回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要求进行自我管理。这些矛盾的演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关系的文化和制度，以及劳资双方彼此信任的程度。
　　改组生产过程能够帮助提高竞争效率（不是改善人际关系），这一点在1981年于多伦多举行的一次由劳资双方的代表和政府及学术界人士参加的国际会议的报告中得到了强调：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是竞争的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增加灵活性的要求。为达到这一要求，最好采用技术上高效率，同时也能改善工作质量的办法。比如，众所周知，由机器控制劳动速度的流水线有许多缺陷，会造成精神紧张、心情烦闷、疏离感、有害于心理健康的社会孤立和普遍恶劣的工作环境。但是，人们尚未普遍认识到，今天的工商业环境需要更大的灵活，需要不断适应产品模式的变化，迅速改变产品生产线，而流水线是满足不了这种紧迫的要求的。普通的流水线无法达到这种要求，但是，由掌握多种技能的工人组成的自我管理的小型团体却可以达到^[39]。

　　劳动过程这第二个变化方向的专用语是“劳动的人道化”和“劳动【332】生活质量”（QWL）。在实践中，雇主采用的办法五花八门。有的使用职业心理学的方法来鼓励工人对劳动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却对流水作业方法不做重大的改变；有的通过丰富工作内容和轮换工作岗位的办法来减少劳动的枯燥，增加工人的适应性；还有的把流水线改组为一系列的自主的工作小组。工会的反应也多种多样，包括抵抗资方为争取工人对资方目标的支持而要的各种操纵性手腕，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参加管理，以此作为与资方合作提高生产率的条件，并积极采取行动，以“劳动的人道化”为理由，争取加强工会对车间的控制^[40]。过去，资方通过福特主义实际上已经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抓在了手里，现在，随着调整福特主义以适应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劳动场所的组织问题又一次摆上了社会冲突的议程。
　　还有另一个办法，也可以加强大型生产组织的适应性，同时又保留其组织和生产的规模。那就是把大组织分解为一系列小批量生产单位。有些钢铁公司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改变了过去旨在满足最大需求的大规模综合生产的做法。20世纪70年代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巨额投资即是为了扩大产量，结果造成了80年代世界范围内钢铁工业的能力过剩。特种钢材需要小批量生产，需要技术较高的工人，也需要管理方在销售方面发挥更大的想象力，寻找钢材的新用途，抓住新的机会。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德国鲁尔的蒂森钢铁公司。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特种钢材，以应付来自日本新建的综合钢铁厂和墨西哥、巴西和韩国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钢铁生产的竞争。70年代晚期，法国的索里梅钢铁公司在马赛附近的福斯建立了一家新的综合钢铁厂，为的是向法国南部和附【333】近的地中海地区日益发展的重工业供应钢铁。在经济衰退期间，索里梅把这家综合钢铁厂改为特种钢材厂，因为若维持原来的计划，会进一步加剧能力的过剩。一些日本和美国的钢铁公司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较为保守的综合钢铁公司则向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41]。
　　在生产分散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比把大公司分成专业化的小部分更进一步的做法，即由独立的小生产单位进行生产。在制造业中，技术进步产生了先进的设备，可以供小型生产单位进行高效率的生产。比如说，可以为数控机器重新设定程序，使它执行不同的任务^[42]。大规模不再一定意味着经济上的优势，反而可能因为它的不易变通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两个原因造成了它的僵硬固定：一是因为对一种技术作了大量投资，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收回成本，二是因为有着各种官僚规定的束缚，再加上受到工会保护的各种劳动场所规则。小企业可以节约资本开支，按实际需求计划生产，而不是把经济周期最高峰的需求作为计划的目标，在组织结构和人员安排方面也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钢铁工业中，所谓的微型钢铁厂占据的市场份额日益加大，而大型综合钢铁公司则出现能力过剩。在美国普遍有气无力的钢铁工业中，徽型钢铁厂一枝独秀，生机勃勃。它们使用完全不同的技术和材料，在竞争中压倒了大型综合钢铁厂。（它们用的是电弧冶炼炉。与综合钢铁厂为节约成本，进行规模生产而使用的巨大的鼓风炉比起来，电弧炉的产量少得多，但效率也高得多。它们用来作原材料的废旧钢铁也比铁矿石便宜。）1981年，微型钢铁厂占美国钢铁总交运量的15%，预计到2000年，它们的竞争范围将达到美国市场的40%。它们的技术和推销方法被认为是钢铁工业这个受到外国竞争严重打击的产业重新振兴的希望所在，大型综合钢铁公司在分散生产，向着更加专门化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采纳了这些微型钢铁厂的一些做法^[43]。
　　徽型钢铁厂中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工会力量强大的综合钢铁工业中的关系截然不同。徽型厂设在市场附近，离开了过去的钢铁生产中心。它们一般没有工会，工资比综合钢铁厂低（不过，它们设有奖励工资制度，成绩好的工人可以挣到和综合厂工人一样的工资，甚至更高），管理方在组织劳动，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管理方【334】还效仿日本的做法，培养重视团队精神的公司文化。知名度最高的微型钢铁厂纽柯钢铁厂（NUCOR）甚至建立了终身工作制。换言之，微型钢铁厂实行的是企业组合主义^[44]。
　　真正的小型（或家庭）工业会不会脱离对大公司的依赖，成为独立工业发展的中心，就这个问题也提出了种种猜测。（微型钢铁厂的小只是相对巨型综合钢铁厂而言。）意大利中部近期的经济发展为这一模式提供了范例^[45]。分析家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是雇主对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大工厂中工会力量感极一时的反应。资方开始通过自然减员来减少核心工厂的工作人员，并把生产转给小型承包商。与此同时，工会一心要争取提高来自南方的流动工人的待遇，所实行的工资一致政策引起了核心工厂中一些技术工人的不满。他们为了增加收入，下海自谋出路，成为原雇主的供应商。这和大工业的需要不谋而合，因为它们正需要调整生产，以适应更加专门化的短期生产的要求，向外承包对这一调整起了推动的作用。在这个阶段，小型工业的扩展是在大工业的保护下进行的。在第二个阶段，家庭工业发现，它们若配备上先进的机器设备，发挥创造力，根据市场的需要随时转变生产，就可以为不止一家客户提供服务。在第三个阶段，技术水平较高的小型工厂发现自己有能力发明新的生产技术和新型产品，来供应国家市场，甚至世界市场。
　　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家庭工业十分先进，已达到世界水平。它的扩张靠的是该地区的经济向着马尔凯和阿普利亚这样的落后地区的渗透。艾米利亚的商人可以把劳力密集的工作承包给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外部劳力市场的存在，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家庭工业和手工业部门才得以保持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因为它们把经济起伏的负担【335】转给了本地区新获得的边缘部分。那里是典型的边缘情况：工资低下、机器老旧、雇主随时可以解雇多余的工人。
　　这些世界水平的家庭工业中的社会关系由意大利的特殊背景所决定。收入差别很大：技术维修工人的工资可能是大工业中同样工人的两倍，而收入最低的家庭工人的工资只是工厂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工作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日常的机器操作，这种工作不需要技术，也没有晋升的机会；另一类是多专多能的技术工作，负责建立生产流程、设计产品，这经常是以大工业曾经应用过的技术为基础，但挥洒的空间却比大工业大得多。
　　这些家庭工业的许多创始者是坚定的工会会员，支持共产党。（有些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大工业的管理方发动的反工会运动中被解雇的。）小型工业中也有工会，但在工人的配备和劳动的组织方面比大工业的工会灵活得多。此外，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共产党势力很强，地区和市级政府促进为小企业提供共同服务，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国家对地方基本结构的投资，这都帮助了家庭工业的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当局必须抵制中央政府的偏见，因为基督教民主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不愿意把公共资金拨给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一直注意不让小企业的利益落入政治右派的掌握之中。
　　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家庭工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至少是暂时有利的条件下，熊彼特所宣扬的企业家精神得到了重生。不过，这样的发展有其长期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小企业如何繁衍。通常，小企业的领导来自外部，来自大工业的技术工人。它不像大型企业的官僚制管理结构那【336】样，有系统地训练培养领导人的接班人。此外，家庭工业雇用的看管机器的非技术工人几乎没有可能升任领导。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创新的精神，因为比起不断寻找新的机会来，守成更加容易，也更加轻松。这两个问题若要得到满意的解决，就需要保持有利于小工业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就像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环境一样。创新的一大诀窍在于许多小公司的技术人员之间保持协作的关系，使他们得以交流解决问题的经验。两位研究意大利家庭工业发展的分析家把创新性公司之间的关系比做好医生、好律师或好的大学教师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公司都极力保护自己的自主，为自己的能力而骄傲，但也充分意识到，它的成功和生存是和它所属的社团的集体努力相联系的，它必须捍卫这个社团的繁荣。^[46]通过合作，小企业可以把行政管理、市场推销和采购服务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在向银行贷款时，也能得到比单独贷款得到的更好的条件。而且，发展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是有利于合作性发展的。
　　回顾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生产改组的一系列趋势，可以看到，它们造成的长期效果是破坏了劳方自主的集体社会力量。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生产改组的某些方面对某些工人群体是有吸引力的，而这又对制定一个工人阶级共同的战略构成了进一步的障碍。
　　大规模失业的大形势给工人造成了压力，促使他们适应形势以求生存。如果一个男性工人原来在像钢铁或汽车工业这种工会组织十分发达的传统工业中工作，后来失了业，那么要他到红极一时的“高科技”部门去另找工作是不太容易的。一个原因是，这份高科技部门的工作在另一个地区，可能是工会力量薄弱的地区；另一个原因是，它的报酬只有【337】这位失业工人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不过，他可以参加地下经济活动，用从那里得到的收入来补充失业补助费或福利救济金。失业工人的妻子和十几岁的孩子们也成为二等劳力市场的非全职工人或临时工，或者承揽活计来贴补家用。福利和地下经济之间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只靠福利，失业工人全家是活不下去的。秘密工作的收入补充了福利救济，确保了全家的生存。对秘密雇主来说，福利是对工资的补贴^[47]。
　　另外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方式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人追求另外的工作方式一他们不喜欢福特主义那种按点打卡，由外部控制的工作环境^[48]。这些人宁愿以少挣钱来换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由自己决定工作的速度、时间和地点的自主权。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有实用的成分：工作给他们带来收入，使他们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但这种态度也有原则性：他们希望工作与他们首要的生活价值观相一致。承揽企业外包工作的个体经营者可以在家做事，时间可以由自己灵活掌握，这符合许多年轻人的要求。非全职或短期的临时性工作适合于许多妇女，她们希望工作不致影响自已在家庭中的责任。对于注重收入，不太在乎个人自主的工人来说，他们可以采用打两份工的办法。基本的“正式”工作可以为他们提供保障，尤其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或其他同样有保障的终身工作，第二份“非正规”工作的收入可能比较高，比如说，需要发挥在正式工作中得不到施展的技术，但不稳定因素也更大。大型生产组织在工资和雇员发挥主动性的范围等方面设有诸多限制，一些人对此不胜其烦，干脆放弃大组织的相对安定，甘冒做独立手工艺人或小企业家的风险。那些成功领导了意大利中部家庭工业发展的技术工人就属于这一类。成功者可以做到收入自主两丰收。
　　【338】最后，还有经济危机对家庭的影响。在更广的范围内，经济危机还影响到了使用性商品的生产，无论是个人生产，还是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生产。失业和国家社会服务的削减无疑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如果家庭结构脆弱，就常常会因之瓦解，使许多人陷入彷徨无依、道德失范的状况。但人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来适应这一挑战。一些正式的社会保护结构难以胜任，国家原来创造了一些社会发展的机会，后来又任其萎缩消亡；社会中非正式的“自然”结构则试图补充这些方面的不足。由于失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自已动手维修房屋和汽车。可以假设，邻里和朋友之间对等的互相帮助也同样有所增加。朋友和亲戚这类非正式的社会结构担负起了更多的职能，如照管小孩、看护老人、治疗小伤小病、教授知识和技能、组织业余活动，等等。家庭除了生产供自己所用的物品以外，也承揽企业的外包活计，生产供投放市场的交换性产品。不同的家庭之间加强合作，彼此帮助解决家庭的需要，这不仅减轻了失业的打击，而且能帮助家庭适应这种形式的依赖性市场活动的扩大^[49]。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对生产的改组以工业过程为中心，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危机而加速。改组从工业过程扩展到整个社会，影响到了所有的生产结构，包括家庭。通过竞争、效仿和渗透，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这些变化可能会为全世界的社会权力关系确立新的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再分配型社会中，生产过程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开始得甚至更早。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方面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剧烈。自从19世纪以来，农业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面向世界市场的部分，另一个是供应国内和当地需求的部分。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以各种方式同多国农业企业相联系的出口农业占去了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只剩【339】下贫瘠的土地用来种植口粮庄稼。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也是一样，但萨赫勒地区因此而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这种安排的后果是：这些非工业化国家不得不进口粮食以供城市人口之需，而乡村人口则经常遭受饥馑^[50]。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同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各种联系，很难从此不再依靠农产品出口来赚取收入，回到以供应当地粮食需要为主的农业中去。墨西哥曾经设想过这种政策，包括准备把大型出口农场分割成多个小农场，由小型农业生产者生产供当地消费的农作物（墨西哥粮食制度，或称SAM），但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而半途而废，因为墨西哥需要由大规模生产者生产像高级草莓这类的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好赚取外汇供还债之用。
　　巴西的农业生产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大小综合农场通过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为城市消费者生产廉价粮食。农民除了为大庄园主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外，被排除在交换经济之外；他们靠自己生产的口粮存活，也用手工制造一些所需要的非口粮物品。大庄园主使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以广种薄收这种效率较低的方式生产出口作物。在第二阶段，地方的手工业基本上被国家的制成品市场的扩张所挤垮。供当地消费的粮食生产越来越由从大庄园主那里租赁土地的小农或在无人经管的公地上耕种的农民所承担。这些小农把产品卖给中间商，再由中间商供应城市市场。在第三阶段，出口作物（肉类、咖啡、大豆、甘蔗）的生产进一步扩大，并实现了现代化。它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基本上使用机器操作，只雇用很少的人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成为全球食品加工工业的一部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如伊朗国王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小农，尤其是占用公地的农民，极易受到有政府支持的大规模出口农业扩张的损害。他们被从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赶到【340】城市周围的棚户区和贫民窟里^[51]。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造成原始劳力市场的扩大，这支劳动力又成为小型工业或较大工业的劳动力储备，一旦进入这样的工业，经过纪律管理，则成为企业劳力市场的一部分。
　　再分配型经济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关心管理和生产的权力下放问题。这些国家中的事态发展也影响到了生产的社会关系。
　　再分配制度的运作逻辑与为获取利润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所不同。在原则上，使用性产品的生产在全国规模上按照国家领导的政治优先考虑进行计划。社会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要劳动，所有成员都以某种方式分享再分配的产品。按照这一逻辑，劳动力是固定成本，不是可变成本；因此，任何个人的劳动都是全社会的净得，哪怕某个人的劳动不足以在养活自己之外还能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应当是使用劳动力的条件。）
　　在开始迅速的增长这个方面，再分配制度中计划的作用十分重要，成就卓著。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调动，用以实现再分配者的生产目标。在成功的另一面，再分配计划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再分配者偏好大规模生产单位和官僚规定，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劳动力短缺成为阻碍生产的瓶颈，这经常是由于囤积劳动力而造成的，因为企业愿意继续保留多余的工人，准备在生产高峰期间使用。初期的革命热情过后，尽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但工人在劳动中不再全力以赴，结果就产生了计划经济常被谈及的缺陷：产出跟不上需求，尤其是在消费品方面；货物质量低劣；工人时时怠工^[52]。
　　斯大林时代用军队式的纪律管理工厂和农庄。那个时代结束后，再分配型经济的领导人不断地努力改革经济管理，以克服制度的缺陷。改革方面的实验包括把管理的决策权下放到企业，简化计划程序，比如说，减少控制人员的数量，在分配资源和最终产品时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53]。
　　在官方改革努力进行的同时，出现了对计划制度缺陷的自发性补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经济”。它在某些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下经济相似，但需要在再分配制度这一不同的背景中来理解。
　　第二经济既有合法的成分，也有非法的成分。合法的成分包括集体【341】农庄成员耕种自留地，并把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私家房屋的建造和维修，还有一些经官方认可的手工业劳动。非法的部分包括把国有企业的设备、材料和劳动力用于私人的目的，买卖外国货品，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企业经理以非法的手段获得为达到计划目标所需要的材料（不是为谋取私利，而是为履行企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中，企业经理可能会把企业的一部分产量隐瞒不报，用来支付生产所需的投入，而这些投入通过正常渠道是无法得到的^[54]。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非法市场，企业可以从这个市场中获得材料，以补充它们在计划下所得到的投入的不足。第二经济尽管有非法的成分，但是帮助个人和企业满足了需要，因此对计划制度是有用的。
　　完全消除第二经济（或者至少它的非法部分）对计划制度来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利的。似乎有两个选择办法。一个是维持现状——虽然非法但无处不在，官方基本持容忍态度，但时常镇压情节严重的案子。另一个办法是把第二经济中非法的部分合法化，以把它纳入计划系统之内。总的来说，苏联似乎走的是第一条路，虽然以后可能发生变化。因【344】为一些人通过第二经济的活动赚取了大笔收入，许多管理人员也已习惯于部分地在第二经济内操作，所以，任何变化都无疑会遇到顽强的抵抗^[55]。东欧国家以及最近的中国则走了第二条路。
　　中国的经济生产力与苏联和东欧相差悬殊。它的主要问题是：充分利用劳动力，逐渐把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因此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使得较少的农民可以养活较多的工人），并通过改着技术来提高工业生产率。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领导人一反过去的政策，开始鼓励增加国营部门以外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就业情况将来大约会向着国营部门的低增长，而集体（尤其是小集体）和个体经营部门的高增长这一方向发展。
　　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过渡将尽量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实现，这样可以避免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开始时，乡村工业主要是为地方农业服，务的，从事加工当地出产的农作物，生产当地人需要的工具和器皿，等等。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中国官方开始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分工上面。结果，一个核心—边缘的结构建立了起来，乡村工业作为城市核心企业的供应者，被紧紧地包括入结构的边缘部分。这一核心—边缘的结构也促进了技术更新：城市企业把旧机器淘汰给乡村企业，由当地的工人继续使用，在核心工厂里腾出地方来安装更加先进的设备。
　　生产的社会关系在核心工厂和边缘工厂各不相同。核心工人是国家雇员，他们的地位稳固，在工作中享有相当大的权利（尽管官方一直在呼吁加大人员配备的灵活性）。乡村工厂工人的地位却没有稳定性，严【343】格地说来，他们还是“农民”，只不过暂时在乡村工厂中干活而已。此外，城市工厂可以从农村招临时工，从事固定的短期工作。企业经理无权解雇稳固工人，但在使用非稳固劳工的边缘部门，他们的斟酌权就大得多，可以根据需要增减工人。工人就业保障的差别可能比工资收入的差别更加重要，虽然城市的稳固工人可以享受工资外的福利和补贴，因此在收入上也优于乡村的非稳固工人^[56]。
　　在东欧较为发达的再分配型经济中，扩大第二经济的合法性可能会造成与上面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发展相类似的情况，如生产向外分散，以及在小规模生产中使用先进技术。比方说，由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小型合作社可以与国营企业订立服务合同，国家可以建立一个车间网，租赁出去进行小规模生产^[57]。这些与东欧现行的做法并行不悖。现在，东欧就实行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小块耕作的做法，它已证明是生产某些劳力密集型作物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它的投入和产出也是包括在国家计划之内的。因此，在总的计划经济中，个体经营和可以称为计划管理的小型私人企业部门都是有可能扩大的。

生产改组中的国家和世界经济

　　上面讨论的趋势显示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有的对相关的人似乎是不利的，有的则是有利的。如果专注于一种趋势，就会有以偏概全之虞。【344】只注意快餐连锁店的情况可能会使人以为世界正在朝着劳动的极端泰勒化发展，其实，在技术先进的生产领域，情况正好相反，发展的方向是背离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艾米利亚模式强调高科技的新型家庭工业的自主性，而在马尔凯和阿普利亚重新出现的剥削性的外包生产则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趋势仍然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目前我们尚不能根据它们来确知积累的新社会结构的全貌。这一结构的最后形式将由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做出的社会选择所决定。如前所说，这些社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家的行动，而国家的行动又将受到周围世界局势的影响。现在我们只能做到：首先，试图辨明所观察到的各种趋势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连贯性的格式，在这样一个格式中，不同部门和不同地理区域中发生的看起来相反的运动反映的是同一个复杂结构内的矛盾；第二，我们可以试图分析一下，从这样一个格式中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另外的发展方向。
　　劳动过程的一般特点在资本主义和再分配型发展中十分相似。这两种发展方式积累的目的不同，决定生产什么产品的机制也有所不同，但直到现在，它们对劳动的组织方法和作为劳动组织的基础所使用的技术并无太大差别。大致来说，根据劳动过程目前的发展，对它的分析可以分四个生产性部门进行：（1）数量较少的核心工人，他们是技术上的多面手，几乎有终身的就业保障，与企业融为一体；（2）人数日益增多，越来越被隔离为小群体的边缘工人，他们从事的劳动不需要技术，有时是又脏又累的工作，而且就业没有保障；（3）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为人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等方面的服务；（4）在交换性经济的范畴以外，在家庭内或通过非正式的网络生产使用性产品，这种生产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帮助为交换性经济或再分配型经济中的雇佣工人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房，并帮助养活下一代的工人。
　　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前两类之间核心一边缘的差别表现在这两种工【345】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截然不同。核心工人是企业组合主义，边缘工人则是企业劳力市场关系，还有依赖性的个体经营关系。（鉴于前面的论述，我在这里用核心和边缘来表示社会地位，不是地理位置。）
　　工业改组的一个趋势是分散生产，加大工作群体的自主权，把劳动的概念和执行这两个被福特主义分割开来的部分重新组合起来。从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这是工业改组的一个积极的方面。虽然迄今为止，这样的趋势只是在核心工人和一些使用高科技的小企业家和手工业者中较为明显，但它们似乎确实预示了在几乎整个20世纪期间一直推动了工业前进的福特主义的完结。
　　那么，快餐业到底是福特主义最后的苟延残喘，还是新的福特主义时代的曙光呢？福特主义确实依然健在，但那是在新的地方和新的职业中，而在它早年称雄的行业，它已经出现颓势。福特主义转到了边缘；在那里，它随着血汗工厂和家庭承揽活计这种古老的生产方法的重兴而发展起来。福特主义占领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服务行业，如快餐业，也主导着第三世界国家为供应国内和世界市场而使用一般技术进行的消费品生产^[58]。本章开头引述的葛兰西的分析在今天仍然适用于第三世界。在那里，福特主义作为消极的革命被引进了国家组合主义结构。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第四个部门——国家的社会服务——遭到削减，成为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牺牲品。这些服务是劳力密集型的，但工资待遇却和核心产业工人的收入相近。结果，国家社会服务的成本随着通货膨胀而急剧增加，但是，由于这些服务在危机爆发前的繁荣岁月里不断扩大，服务的质量却可能因而铺得太广而有所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的社会服务减少，于是，家庭和生产供使用产品的非正式网络就担起了更多的责任。
　　在再分配体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趋势：核心和边缘工作差别的加【346】大，国家社会服务的下降，在家庭和企业一级都更多地依赖非正式的关系来满足需要。
　　这些各种各样的趋势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行动。现今的趋势之所以成了气候，主要是因为国家给予了鼓励。下面列举的例子表明了国家对于劳动过程的组织的影响：

　　1．国力最强的国家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对研发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说进行核子和外空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发活动加速了工业的技术革新，包括非军事方面的技术，总的来说，有助于发展进行特定种类的技术革新的知识能力。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想在它们那里设立工厂的多国公司在当地进行一部分研发工作，以此作为同意设厂的条件，希望借此获得技术能力。它们想得到的技术通常是有利于在世界经济中进行竞争的技术（比如，旨在满足精英市场的要求，而不是满足基本需求的技术。）^[59]
　　2．国家通过补贴和免税措施来帮助某些工业的资本积累。如果目的是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这种措施就会特别照顾技术和劳动过程的某一些革新。如果目的是要保护本国工业，就会维护现存的生产方法。
　　3，国家通过对失业补助制度的管理，来促进低工资、不稳定的就业的扩大。国家规定，领取补助金的工人须接受比他们原来的工作要求【347】低的工作，并规定某些种类的企业可免除执行劳工和社会保障规定的义务^[60]。
　　4．有选择地执行工作许可证要求，这实际上鼓励了非法移民的秘密就业，迫使他们因害怕被驱逐而接受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5．前面已经指出，福利的削减也导致了地下就业的增加。（公家机关偶尔也以不达标准的条件把服务承包给外面的公司。）^[61]
　　6．本章中前一节提到的巴西的情况说明了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农业改变中起的作用：国家为农业规定了最低工资，因此而鼓励大规模出口作物种植者实行机械化以节约人工开支。国家还修建遍及全国的公路网，因此而降低了运输成本，为制成品打开了内地市场，这样就帮助摧毁了使乡村社区基本上维持自给自足的当地手工业，鼓励农民为城市市场进行更加专门化的生产。最后，国家动用自己的政治和镇压力量来支持为进行大规模作物生产而圈占土地的行为。
　　7．第三世界国家像19世纪早期的英国一样，通过廉价粮食政策来鼓励城市工业，以此来帮助雇主尽量减少维持劳动力的费用。国家通过压低城市的最低工资，并镇压或控制工会活动，保护了雇主在生产率和成本之间的利润率。

　　这些例子说明了国家对生产改组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第八章中所讨论的国家结构可能发生的改变会如何促使国家采取行动来影响未来的劳动过程（或听其自然）。
　　在超自由主义的模式中，国家与资方结盟，共同对劳动过程进行强【348】行改组。对劳工的直接压制来自市场。国家拆除了过去为保护劳工而建立起来的机制，确保市场不受阻碍地自由运作。超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主张把一切规则全部取消，称赞地下经济是争取市场自由，反抗集体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斗争^[62]。他们的同盟鼓吹民粹主义道德，捍卫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一股压力，企图把近来人数大增的女性工人推回家去。市场的限制和父权统治的家庭结构加在一道，可以在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少之又少的条件下，起到维持经济的边缘部门和家庭经济部门的稳定的作用。超自由主义国家为核心提供的只是剥削边缘和家庭部门的机会，好保持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新商业主义的办法采用后凯恩斯主义的工业和收入政策，为核心提供的帮助更多一些：国家提供资本积累方面的援助以进行技术更新，在政治上积极支持核心工业参加国际竞争，并帮助核心工业的劳资双方谈判达成组合主义的协商一致。这种国家模式还主张维持现有的国家社会服务，以减轻由于核心—边缘结构所固有的劳工境况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并避免出现长期的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这个模式的国家寄希望于在国际经济竟争中取得成功，使它有足够的资金为提供社会服务进行转账性支付，把社会中的不满维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模式所依赖的历史集团力量薄弱，其机构与广大群众距离甚远。它的长期存在要靠政治压制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分化和孤立。
　　另一种设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了一定的注意，这就是关于“双重社会”的设想。在这种颇有田园意味的想象中，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用于以高度先进的手段生产货物，另外一大部分活动则为人民提供劳力密集的服务。有些人只参与一个部门的活动，其他人通过灵活地安排时间，可以两个部门都参加。第二个部门也可叫做以人为主的部【349】门，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不是扩大的国家服务机构；它强调的是由致力于这方面工作的志愿人员组成的独立团体的网络。第一个部门的目的是提高效率，第二个部门则是为了增加欢乐^[63]。
　　这第三个模式作为国家一社会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大概不能成立，但至少它以明示和暗示的方法，提出了困扰着改组生产和积累这一过程的一系列关键的问题。
　　对双重社会模式和超自由主义国家模式均持批评态度的人们指出，这两个模式都意味着劳工的社会力量的削弱。他们认为，在整个世纪期间，劳工的力量始终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它的削弱将导致它的主要成就—福利国家—的解体。他们还说，至于双重社会模式中受到赞许的以人为主的部门，在它的表面下，它实质上是向着19世纪的社会状况的倒退，或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条件向下拉到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64]。这个模式闭口不谈企业劳力市场和依赖性个体经营扩大的不利方面。正是由于改组过程造成了血汗工厂和承揽活计的工人的增加，非正式的自主服务团体才担负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超自由主义模式至少还有坦率的好处，而双重社会的模式则把边缘化的严酷现实美化为充满创造性的“非正式部门”的神话。双重社会的想法来自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放弃了消费主义，去寻求另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人们。这种想法忽视了边缘化的强制性力量，许多人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这种强制性力量挤到边缘的。
　　然而，对双重社会模式进行批评的人们自己也提不出有说服力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正确地指出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生产的结构变化，可能只需人口的10%到15%，就足以生产社会所需要【350】的全部物品。在这样的情形中，凯恩斯的理论就完全不适用了，因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时常需要创造大量的货币需求，以确保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要求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双重社会的理论家们提出需要把劳动同收入分离开来，应当根据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来对劳动进行评价。
　　至于仅需要15%的人口就可以生产社会所需的全部物品，这个假设并不离谱。它本身就表明了把个人收入与工业生产率联系在一起是多么荒谬。只是因为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使用生产率高的设备，就给他们以奖赏，而大部分不使用高生产率设备的人口则任其处于贫困之中，任何自然法则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为了解决这种荒谬，把劳动看做一种荣幸是合理的。寻求工作，从事劳动都应当是为了得到劳动本身给人带来的满足。那些不使用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生产货物的人可以生产社会所需的服务，或者有审美价值的物品。这些服务和物品对于需要它们的人以及整个社会来说，至少和消费品有同样的价值。双重社会的理论虽然没有解决如何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确定社会价值这个问题，但起码把它重新提了出来。此外，它也提出了在收入的分配方面，如何确定与劳动无关的标准和方法的问题。
　　双重社会理论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决定生产哪些东西。超自由主义和新商业主义模式不需要提这个问题。它们两者都是以世界市场将决定生产什么产品这一理论为基础的。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最好的方法，成功地创造并回应世界市场的要求。然而，如果只要15%的人口就能生产出所需要的全部物品，按理就应当在国际竞争以外寻找别的标准，来决定哪些产品对社会来说最合适。对这一标准的寻求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再分配发展之间，为交换所驱动的生产和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之间的分界线。
　　官僚主义是双重社会的理论提出了但没有解决的又一个问题。这种【351】理论注意到了人们对社会服务部门的不满，批评它们自我膨胀，颐指气使，只顾自己机构利益和自己工作人员的利益，对服务对象的利益反而漠不关心。它们原应为百姓服务，却与人民日渐疏远。双重社会的理论建议采取的补救办法是把大部分社会服务的任务交给非官方的自主性团体。马克斯·韦伯说过，官僚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的不偏不倚和依法办事，把不涉及个人感情的理性规范确立为制度。但是可以反驳说，实际生活中的官僚主义与这一理想的类型相去甚远。在理性的表象下，官僚主义体现了庇护、个人野心、偏袒和腐败等种种弊病。非官方的自主团体的理想典型也有缺点，那就是侧重性和差别待遇，虽然在实践中，这些团体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表现出献身精神和利他主义。至于如何继续保持这种献身精神，同时又防止在提供服务时厚此薄彼，双重社会的理论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社会的大利益如何通过众多的自主小团体来得到发扬？
　　超自由主义模式归根结底是以父权统治的家庭为基础的。妇女在家中的劳作繁殖了主要由男性组成的劳动力。男性工人在家中的最高地位是对于他在工作场所的依赖性地位的补偿。假定妻子忠实地追随广告宣传，她在消费方面的习惯和愿望就会使“家长”必须工作（不太愿意罢工），会保持经济需求的旺盛。这样的家庭对资本主义发展是有用的。父权统治的家庭可能也对迄今的再分配型经济积累起到了帮助的作用。不过，再分配型社会动员了更多的妇女参加劳动力大军，即使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改变家庭中劳作的两性分工，至少在形式上承认工作场所中的男女平等。关于新型社会的设想除了要改组工业生产，也提出了对家庭生产的改组：家务事的分工不再以性别的僵化模式为基础；去除存在于为供家庭消费的劳动和提供教育、照顾老人这类社会服务性劳动之间【352】的樊篱；以及在家庭中使用小规模的高科技生产设备、手工技术和工具来生产专门的交换产品。
　　对于建立新型社会的想象，主要的反对是政治上的反对：这些想象都缺乏关于改变现存社会的清楚的战略。迄今为止，变革的希望一直以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基础。整个20世纪期间社会政策的成就靠的就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然而，现在设想建立新型社会的人们却似乎对工人阶级不再抱有希望。他们说，工人阶级太过分裂，他们中间仍然保有一些权力的分子与现存的制度联系过于紧密。这种看法相当准确。安德烈·戈尔兹把希望寄托在“非工人的非阶级”身上（他在这里的“工作”用的是该词关于雇佣劳动的狭义，不是生产性活动的广义）^[65]。确定哪些人是这个“非阶级”的成员，更多地要看他们的主观取向，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客观位置并不重要。这些人包括所有对现在的社会感到疏离的人们和拒斥（狭义上的）工作即是个人成就的想法的人们。戈尔兹承认，这样一个类别没有积极的一致原则，只有对确定的社会秩序的一致的消极否定。这个“非阶级”不能采取任何战略来夺取政权（像工人革命可能设想的那样）。此外，夺权也不符合它惟一的共同原则：否定。戈尔兹提出的目标是消蚀权力。组成这个“非阶级”的各个自主群体的活动不是要争取掌握国家权力，而是要采取社会行动。这些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和国家权力的组合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形成紧张，这才是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任何变化的希望所在。
　　通过这些手段造成政治变化即使原来还有一线希望，这希望也由于新的冷战期间出现的军事对抗和此起彼伏的区域战争和内战而彻底破灭。国家权力萎缩这一概念本身的前提条件就是没有国际威胁和国内保持安全。为此原因，和平运动是任何想象中的新型社会的必要基础。只有去除了国家对外和对内的镇压能力，才有可能建立这种新型社会。可【353】想而知，和平运动是动员民众争取建立新型社会的最广泛的基础。战争运动则是对新型社会最大的威胁，也是捍卫超自由主义国家、新商业主义国家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型政权的最强大的力量。
　　和平运动不可能成功地解除国家的镇压能力。这尽管并不减少它作为广泛动员民众的手段的效用，但它确实表明，促成改变的战略不能以“非阶级”的概念为基础，而是应当建立在更为严谨的对社会力量的分析之上。在“非阶级”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等于是进入了主观领域，这样搞政治是不能长久的。工人阶级陷于分裂状态，其中有些部分被纳入确定秩序，但这并不足以构成放弃阶级分析的理由。在今天进行阶级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对是否存在促进变化的坚实基础表示悲观，但这种悲观比为了某些事件而感情激动，因而迸发的志愿精神更为可靠，更能指导建立各种力量间的同盟，也就是未来的反霸权。和平、生态和女权主义这些“非阶级”注重的问题并不是被弃置不顾，而是在由生产过程所形成的社会现实中为它们建立有意识的坚实基础。在下面的最后一章中，我将辨别出这些社会力量，并确认它们发展的方向。

^[1] 葛兰西（1971）：277—318页。

^[2] 葛兰西的狱中笔记（1971：第304页）中有一段预见到了里根主义与“道义多数”的结盟：“福特在一队视察员的帮助下，企图干预他的雇员们的私人生活，控制他们对工资的使用和生活的方式，这就是这些趋势的表示。尽管这些趋势目前仍然只是‘私下的'，或潜在的，但在某个时候，它们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同传统的清教徒主义融和在一起，以开拓者道德的复兴的姿态出现，以‘真正的’美国自居。”

^[3] 葛兰西（1971）：第302页。

^[4] 这里指的是弗里德里克·温斯罗·泰勒（1911：第40页）的话。他写道：“训练一只聪明的大猩猩，使它比任何人都能更加高效率地搬运生铁，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事。”

^[5] 亚当·斯密赞扬分工是扩大市场、提高产量和增加财富的基础，但关于分工的另一面，他又写道：“随着分工的进步，一大部分靠体力劳动生活的人们，即民众的绝大多数，在工作中只能进行几个，经常是一个或两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大部分人的知识必然于他【450】们平常的工作中形成。一个人倘若终其一生，只进行几个简单动作，动作产生的结果也千篇一律，或非常相似，那么他就没有机会发挥智力，或运用发明能力来找出办法，解决难题，因为他的工作是从来不会出现难题的。所以，他自然会失去动脑筋的能力，变得愚蠢无知……
　　“俗称为野蛮社会的狩猎或放牧社会却与之相反，甚至在制造业得到改进，对外商业扩大之前所存在的原始的畜牧社会亦非如此。在那样的社会中，劳动迫使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并不断创造办法，以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发明创造一直活跃，人的头脑不会落入迟钝愚蠢之中，而在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下层人民的智力都沦于痴呆的状态。”摘自《国富论》第5册，第1部分，f.50。见斯密（1976）第2部，781—783页。

^[6] 葛兰西（1971）：第309页。

^[7] 这种三阶段分类法是图雷纳提出的（1955）。几位其他的作者也采纳了这种方法，包括马利特（1963）和肖特及蒂利（1974）。

^[8] 汤普森（1968）：338—346页；兰德斯（1969）：60—63页。

^[9] 第一个论题为马利特所提出（1963）；第二个是布劳纳提出的（1964）。纳维尔（1963）还提出了第三种理论，认为自动化不仅不能把工人更紧密地融入企业，反而会随着劳动的更加紧张和枯燥，导致一种新的疏离感。他推测说，这可能会促使工人们去争取夺回更高层面上的控制权（无论是在企业中，还是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协调中），那将破坏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10] 技术决定论在工业关系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比如，一种理论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角度来解释劳工运动，可阅读佩尔曼（1928）和亚瑟·M。罗斯编辑的书中（1966）所收施图姆索尔的文章。施图姆索尔的理论是，在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劳工运动注重政治行动，而劳动力短缺则会使工会重视集体谈判、对工作的控制和讲求实惠的做法。劳动力的充足或短缺至少部分地由工业使用的技术所造成。有的技术使用相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供应十分充足；还有的技术则需要难找的技术工人，这种劳动力的供应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管理。这种理论对劳工运动的性质做了一定的解释，但并未涉及技术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另一种理论把雇主权力作为工业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认为雇主权力是由可以统称为技术背景的情况所形成的，见英厄姆（1974）。英厄姆把瑞典和英国的工业关系做了对比。简言之，他的论点是，工业关系中雇主的行动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1）资本集中的程度，（2）技术复杂的程度，即有多少技术同时共存，和（3）生产的专门化，或反过来说，多样化的程度。瑞典的工业比较集中，不太复杂（主要是连续性加工生产），更加专门面向出口市场。瑞典的雇主因此而能够在工业关系中取得较大的团结一致。相比之下，英国的雇主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彼此不同。像上述关于劳工运动的理论一样，这一理论对工业关系中各方的行为作了一定的解释，但没有解释据信决定着这种行为的技术。

^[11] 图雷纳所宣扬的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他指出，在研究技术变化51和它所引起的工人的反应时，社会学家需要考虑到工人的全部社会生活（态度、群体格式、交流联系、社会关系）。然而，技术是作为独立的变量而提出来的。见图雷纳及他人（1965）。经合发组织这项研究的发起人S.巴尔金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办法，以尽量减少工人对技术改变的抵抗，比如，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可能还可以采取工人参与的形式（第7页）。另一方面，《劳动社会学》题为《劳动合理化的利害关系》的专刊（1979年第1号）登载的一些文章把技术本身也列入研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技术变化看做独立的变量或外在的力量，而是把它视为社会冲突策略的一部分。

^[12] 关于“谁的问题？”这一点，格里芬（1974）已经说明，研究与发展集中于富国，主要在美国。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由富国的资本所决定的。联合国和在它的主持下召开的关于促进科技为欠发达国家服务的会议都发出呼吁，要求为解决穷国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呼吁似乎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一些力量较强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多国公司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它们把一些研究活动挪到这些国家来进行，这倒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可见埃文斯（1979）：276—277页。有关国家因此而加大了在多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但仍然不能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重新确定哪些发展问题需要寻求技术解决办法。技术发展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它表现了指导着这种发展的社会权力关系），那就是，适合于集体自我管理式劳动的技术发明完全不受重视。大部分关于自我管理的思想都集中于工人参与的制度和程序，而不是劳动过程本身以及在劳动过程内实现工人自主的可能性。

^[13] 第三点是布拉韦曼（1974）的中心主题。

^[14] 马格林（1974：第55页）。兰德斯（1960：60—61页、第77页、116—117页）虽然在解释工厂方式的起源时主要强调需求的方面，但也承认雇主想要控制生产。

^[15]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泰勒主义起源于管理方有意识的努力，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工人和利用廉价劳动力。见布拉韦曼（1974）全书，也见本迪克斯（1963）：269—277页。

^[16] 萨贝尔（1982）：39—45页。

^[17] 米克勒（1979）研究了德国那些传统上由技术专业工人把持的部门（印刷、精密仪器、家具制造、建筑，等等）中的中型企业的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工业中发生的非技术化是由竞争所造成的，因为竟争要求实现劳动合理化，以提高生产率；并非因管理方为掌握对劳动的控制权而有意识地推行非技术化的政策。（然而，他也指出了一些有计划地用低工资的女工取代技术工人的情况。）

^[18] 关于劳动过程发展的其他理论使用的分类法与这里提到的从以技术为中心的行会到福特主义，再到自动化的三段论稍有不同。理查德·爱德华兹（1979）从控制工人的方法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结构：简单控制（即面对面的监督）、技术控制（通过机械控制的生产过【452】程，如装配线，来控制工人）和官僚控制（根据企业的“规定”，包含在企业的社会组织内的控制）。与这些控制方法相交接的是分为三部分的劳动力：二等劳动力（没有工会的临时工）、附属的头等劳动力（就业比较稳定，一般都组织了工会的体力工人）和独立的头等劳动力（专业技术人员，事业上有发展的雇员）。工人们被这样分隔开，使他们很难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希（1982）也提出了一种历史理论，来解释这种格式的发展。他们基本上以美国的经济史为基础，以劳动力的性质为焦点，提出了三个阶段：（1）无产阶级化的阶段，其间小型的商品生产趋于衰落，大部分工人成为依靠雇主的雇员，（2）生产的非技术化和大规模化造成的同一化，或工人之间地位拉平的阶段，和（3）对工人进行分隔的阶段，即雇主通过大公司的人事管理，把工人分为不同的类型，并有意识地给不同类型的工人以不同的待遇：还有由大型核心企业和中小型边缘企业组成的双重经济。利弗—特雷西（1984）对这些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表明；（1）有一些被放入同一类型中的群体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比如，二等劳动力市场中的妇女、黑人和移民；（2）工人的类型（男性白人对妇女和移民，等等）、工作（头等对二等）和企业（核心对边缘）这三者之间并不一定总是契合的；（3）看起来无法把历史变化的格式和目前的区别全部归纳到一个单一的因果机制下面。他的这些观点有道理；它们就各种解释性理论是否说理充足提出了疑问，虽然并不否认那些理论企图解释的分别确实存在。本书以另外一种方法来看待这些分别。我的基本分析类别一一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一一假设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对等关系，不是像工人控制制度那样，是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权力关系。人们所观察到的历史阶段并不意昧着各种类型会按次序先后出现（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官僚控制：或无产阶级化、同一化、劳动力分隔），而是表现了各种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之间逐渐积累，不断变化的关系。这种方法研究的主要问题是（1）弄清楚同时共存并互相联系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之间的关系，并进而理解积累过程，（2）辨识从这些共存的方式之间及它们各自内部的紧张和矛盾当中产生出来的发展方面的可能性。

^[19] 菲利普公司的情况显示了总部设于一个在地理上既非核心又非边缘的国家（荷兰）中的核心工业所处的为难境地。从1970年开始，菲利普就大大削减了它在荷兰的劳动力队伍，同时它在边缘地区（新加坡、台湾、南朝鲜）和在美国（也包括英国、法国和西德）的工厂却在扩编。在边缘国家中，菲利普在不同的安排下生产标准设备，供应世界的大规模市场，比如，或者是直接在自己的工厂中生产，或者是由当地的菲利普经销公司生产。菲利普在美国（和其他核心国家）的增长要归因于那里的国家是购买尖端的军用和民用电子仪器的大买主，也是因为非利普若想进入那里的市场，就必须在那里建立阵地。见特灵思（1980）。

【453】^[20] 卡斯尔斯和科扎克（1973）。

^[21] 布勒斯通和哈里森（1982）。

^[22] 《工业关系审查和报告》，1984年8月7日。也见凯尔（1982）。皮奥里在与伯格合著的书中（1980）提出，在工业的核心和边缘之间，头等和二等劳动力市场之间主要原则性分别是不确定性。核心雇用长期的雇员，为的是满足工业的基本需要；边缘雇用二等工人，雇用的时间长短不定，以适应基本需要以外的需要的起伏变化。因此，工业的边缘和二等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担负起了经济不确定的负担。利弗—特雷西（1984：70—74页）对皮奥里的理论提出批评，理由是二等工人已经充分融入工业进程，他们的劳动是维持生产所必需的，所以，劳动力分隔化现存的许多现象都无法用不确定的因素来解释。当然，很有可能继续把不确定性作为助长分隔化的一个因素，但不能比所有的分隔化现象都归于一个原因。

^[23] 帕罗迪（1978）叙述了在对外承包做法盛行的法国的普罗旺斯一阿尔卑斯一蔚蓝海岸地区，钢铁、航空、电子和产粮工业的情况。他在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之间，长期的和承包性雇员之间作了区分，这与德林格和皮奥里（1971）的著作在头等和二等劳动力市场之间做的一般性区分是相一致的。德林格和皮奥里写道：“（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理论指出，处于劣势的工人由于住所、缺乏技术、工作经历不利和歧视等种种原因，被困在二等劳动力市场内。虽然头等和二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弱，或根本不存在，但头等市场的雇主通过向外分包和招募临时工的做法，可以把头等市场的工作转到二等市场上去（第166页）。”工会自己也对分隔化起了助长的作用，它们只在某些劳动领域中组织工人，不管那些组织起来费时费力，比较困难的工人，比如美国的住宅建筑业一般都是没有工会的（第174页）。

^[24] 罗斯彻尔德（1981）列举了美国劳工部发表的《就业和收入报告》，1974年3月刊、1980年3月刊和1980年8月刊等资料来源；经合发组织发表的《劳动力统计数字，1967—1978年》（巴黎：1980）。也见雷因（1985）：22—23页。

^[25] 申根伯格，维尔金森任编辑（1981）：243—258页，尤其是248—251页。

^[26] 维尔金森（1981）谈到了“宗主国中向着劳动力临时化发展的趋势”，这是一场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力分隔化的座谈会提出的广泛结论之一（第110页）。佛朗哥·基亚雷洛（1983；第217页）提出了“非正式经济”的概念，它除了包括地下经济以外，一般还包括家庭和朋友的网络，比如，格尔舒尼（1979）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有系统的“非正式化”进程。法国的作家们，如凯尔（1982），通过把“不稳定的”工作，如短期或临时性工作，和稳定的、受合同保护的工作相比，提到了“不稳定化"。我在这里使用的“边缘化”就包括了这些其他的意思。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和19世纪的竞争性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见安塞勒（1980）。

^[27] 德格拉齐亚（1980，1983）、雷迪沃（1983）、坦齐编辑的书（1982）、索维（1984）和基亚雷洛（1983）。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犯【454】罪集团既是“雇主”或“外包者"，比如在卖淫和贩毒行业里，又是“服务”的提供者，比如输送非法工人，为秘密工厂提供保护。比方说，意大利的黑手党就保证为米兰的工厂供应童工。见安塞勒（1980）。据估计，美国的集团犯罪“工业”年收入仅次于位居第一的石油工业，高于汽车工业；关于它的规模和影响，见詹姆斯·库克（1980）。

^[28] 萨拉蒙（1982）。我记得几年前，发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笔译雇员这些薪酬丰厚的人员当中，有身兼两职的情况。每个组织都有一支长期的笔译队伍，此外还有一笔预算，用来在工作量过多的时候雇用临时笔译。那一伙笔译人员做好安排，把每一个组织的笔译工作有计划地外包给受雇于其他组织的笔译员，这样一来，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双倍的报酬（正式工资加承包工资，而他们经常在上班时间干外活）。当然，这种做法一经发现，即遭到阻止。

^[29] 罗斯和特拉赫特（1983），也见基亚雷洛（1983）第221页上引用的F.S.莱希特尔参议员提出的一份调查报告题为《血汗工厂的复兴》的第二部分（1981年2月油印件）；另见德格拉齐亚（1983）：第20页。

^[30] 德格拉齐亚（1983）：24—25页，《日内瓦论坛报》1983年6月13日刊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也见《世界报》1981年3月14日刊登的马克·塞莫的文章，和《世界报》1982年6月24日刊登的韦罗妮克·莫鲁斯的文章《走向欧洲共同体的西班牙》，第3节。

^[31] 埃默森（1981）：第134页。

^[32] 布雷德斯（1982）、坦齐（1982）、德格拉齐亚（1983）和非利普（1984）。《商业周刊》1982年4月5日刊64—70页上登载的一篇调查文章引用了各种资料来源后得出结论说，估计美国的地下经济大约占官方宣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4%，其在70年期间的增长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半。关于其他国家的地下经济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估计为；意大利，25%；西德，10%；法国，10%到15%；日本，15%。

^[33] 杰弗里·哈罗德（1980）也从相似的角度批评了第三世界国家中“非正式部门”的概念。

^[34] 维尔金森（1981）书中布勒斯通和斯蒂文森的文章，23—46页。

^[35] 此段以埃斯泰·赖特未发表的论文《快餐工厂中的生活》（1984？）为基础，在此谨向她表示谢意。

^[36] 萨贝尔（1982：49—56页）总结了最近德国的研究者们对巴伐利亚的这种核心一边缘组织的研究。马利特（1963：第98、111和140页）在关于布尔机械公司工人编制的研究文章中，描述了巴黎工厂的工人和外省工厂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前者按月领工资，技术较高，享有一定的特权；后者则是从乡间招募的专门工人这种新的劳动力。

^[37] 维尔金森（1981）：115—132页上，鲁贝里和维尔金森合写的文章。对于索里梅钢铁公司在马赛附近的福斯建立的新钢铁厂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外包工作都包给了过去作为索里梅在洛林和法国北部的工厂承包商的同一批全国规模的企业。见帕罗迪（1978）、上面的注释23和布罗达与他人（1978）。

^[38] 萨贝尔（1982）：194—219页。

^[39] 詹金斯（1981）：第15页。

^[40] 通用汽车公司集中注意于社会一心理方面，基本没有改动泰勒式的装配线技术；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的方案进行了合作；富豪汽车在瑞典的卡尔玛汽车厂进行了可能是最著名的QWL（工作生活质量一译注）试验，把多技能、自我管理的工人组成小组，按工作要求分为一系列“工作岛”进行生产，以此来取【455】代普通的由机器确定劳动速度的装配线。富豪汽车公司的试验被批评为由管理方把劳动过程的“民主化”武断地强加于工人。见詹金斯（1981）：第27页。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会在与资方的谈判中非常重视劳动组织的问题，认为这个领域有利于加强工人的控制权，也许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条道路。关于西德，见毛尔科维奇和艾伦（1979b）。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用以“工作岛”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取代了装配线生产，工会的压力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意大利工会关注劳动组织的问题，是因为它们在努力把投资政策纳入集体谈判的范围。见阿米欧（1981）。法国的工会对于由雇主发起的劳动重组计划总的来说持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加利（1978：311—312页）把同一家公司设在英国的工厂和设在法国的工厂的情况作了比较研究。这两个工厂都是使用高度自动化的连续加工技术的炼油厂，在这两个工厂中都出现了生产进程操作者的集体控制权加大的趋势。在法国的工厂中，工会的力量较为薄弱，听命于公司总部；工人们感到与管理方之间距离很大，管理方对细节问题的监督控制比较严格。这是一种低信任的情形。在英国的工厂中，工会在工作场所的力量比较强大，比较坚决地捍卫车间的自主权；工人们与管理方的隔膜感没有那么强。比起法国的工厂来说，英国的工厂是高信任的情况。加利得出结论说，在英国工厂那种力量均衡的情况中，任何技术改变都需要谈判，这可能会造成效率的低下，但更为专制的法国管理方式会带来很高的社会代价。如果给工人以更大的参与权，他们是否会比较容易同意进行彻底的改变，加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英国的做法实际上给了工人对技术改变的否决权，但没有给他们发挥主动的余地）。还可以进一步发问，如果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积累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这样一种参与性的机制到底能不能建立起来。

^[41] 巴尼特和朔尔施（1983）、萨贝尔（1982）；204—206页、布罗达及他人（1978）。

^[42] 雷迪沃（1983）：第35页，萨贝尔（1982）第65页。

^[43] 巴尼特和朔尔施（1983）：83—103页。

^[44] 巴尼特和朔尔施（1983）：第93页。

^[45] 布鲁斯科（1982）、维尔金森编辑的书中（1981）所收布鲁斯科和萨贝尔的文章和萨贝尔（1982）：220—231页。

^[46] 布鲁斯科和萨贝尔（1981）：第108页，或萨贝尔（1982）第256页。

^[47] 基亚雷洛（1983）：第233页、莱维坦及他人（1972）。用福利来补充低于标准的工资这种做法与斯宾汉姆制度的运作相类似，波利亚尼（1957：77—85页）对后者进行了分析。波利亚尼认为，斯宾汉姆制度是造成英国乡村人民贫困化的元凶。

^[48] 德格拉齐亚（1983）：第60页。1980年夏天，《世界报》（6月24日、25日，26日和27日刊）登载了由丹尼尔·鲁阿尔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总标题是《另一种方式的工作》，它们介绍了在柏林、伯明翰、意大利和法国进行的关于其他的工作形式的各种试验。

^[49] 基亚雷洛（1983）全书、雷迪沃（1983）：37—42页。

^[50] 巴拉克洛（1975）。

^[51] 布兰道·洛佩斯（1977）。查尔斯·范海克在1982年7月27日发表在《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巴西东北部马拉尼昂州地区的情【456】况：“十年前，马拉尼昂州是一块乐土：它是亚马逊河区的入口处，郁郁葱葱，空寂无人，只有那些为躲避干早，从周围的塞阿州、皮奥伊州和伯南布哥州逃来的农民。今天，它成了巴西的‘西部”地区之一：posseiros和pistoleiros，也就是对土地没有财产权的小农和大地主的打手之间为争夺土地而进行激烈的枪战……
　　“大牧场主在各处树起铁丝网。来自南方的畜牧‘工业’资本侵人西部和北部，来寻求价格可以与牛肉价格相抵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法国面积的十分之六的马拉尼昂州就这样一点点失去了那里的人民赖以生存的农业。
　　“过去15年来，为了筹集资金，飞速进行工业化，巴西利亚的军人政权牺牲了粮食生产，推动大量生产出口作物（大豆、糖、咖啡）。这只能通过尽量集中可耕地来达到。于是，政府决定巴西的最西部地区要实现资本主义化……”

^[52] 诺夫（1980）、多布，阿布拉姆斯基任编辑（L974）。

^[53] 布罗代尔（1979：545一548页）在研究结尾处强调了他开始时（1：8）提出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的特点，也并非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54] 西梅斯（1975）引用了（俄罗斯）《文学报》上的一篇报道，报道说两位集体农庄主席因从偷窃犯手中购买建筑牛棚所急需的钢管和装苹果用的箱子而被判罪。其中一位主席后来问道：哪个罪更大？是付给偷窃犯几千卢布？还是让收成白白烂掉？

^[55] 格罗斯曼（1977）：25—40页。

^[56] 考克斯（1985）。

^[57] 加博尔（1979）。

^[58] 弗勒贝尔及他人（1980）。

^[59] 埃文斯（1979）：184—191页。

^[60] 德林格和皮奥里（1971：175—177页）指出，在美国，那些不在瓦格纳法案和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范围内，也不受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管辖的企业都属于二等劳动力市场。而且，失业补助、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的立法都规定，二等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分不受它们的制约。此外：“根据其现在的结构，公共救济制度……鼓励人们在劳动力市场边缘工作，所得的收入不向当局报告。”毛尔科维奇和艾伦（1979a：10—11页）谈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失业补助管理方法也鼓励失业工人接受低于他们技能水平的工作。

^[61] 在圣保罗，企业同市政当局订立合同，雇用只挣最低工资的一半的女扫街工。见载于1982年7月28日《世界报》的查尔斯·范海克的文章《巴西的第三世界》“第二部分：棚户区文明》”。

^[62]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秘密经济使个人得以绕过国家对个人的主动性的限制，因此是反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堡垒。成为法国右翼自由派理论家的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也持同样的立场：秘密劳动使创新精神得以发挥，是未来企业的摇篮……“这可能有点不道德，不过那也没办法"。见德格拉齐亚（1983：第89页），他引用了M.罗伊的题为《黑工》的文章，它登载于1979年11月12日的《观点周刊》，报道了对上述二人的采访。

【457】^[63] 格尔舒尼（1979）：3—15页、海因策和奥尔克（1982）。格尔舒尼写的是英国的情况，海因策和奥尔克写的是西德的情况，他们都拒绝了我所谓的超自由主义模式（格尔舒尼认为英国的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超自由主义模式），也拒绝了另一种办法——“技术官僚国家主义”（海因策和奥尔克似乎觉得它与德国的情况比较接近）。他们都提倡由国家修改规则，使非正式经济成为合法，并为它提供便利，担负起一系列社会福利的职能（并为特别的行业专门订立规则）。美国的马丁·雷因（1985：第28页）设想，既然货物生产所需劳动力的比例预计会有所下降，那么就有可能相应扩大社会服务。但据我所知，他并未说明这样的服务是应由官方还是非正式的渠道提供。

^[64] 安塞勒（1980）、凯尔（1982）和德格拉齐亚（1983）：90—91页。关于双重社会模式的辩论在法国特别清楚明确。由弗朗索瓦斯·吉鲁夫人领导的一个小组为法国计划委员会准备了一份研究报告（1980），设想未来的经济将会出现双重性，一重是生产力高、融入世界经济的工作，另一重是生产力较低、报酬较少、较不稳定的工作；或者在每一个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内会出现双重性，分为常规工作（高生产率）和自动工作（低生产率）两类。这两种形式的双重性都被埃德蒙·梅厄断然拒绝，梅厄是工会组织法国民主工会联盟的秘书长，法国民主工会联盟倾向于社会主义，赞同工人自我管理。梅厄把双重性的想法看做在思想上对大工业的投降。埃德蒙·梅厄（1980）重申了在与双重性的制度化作斗争的时候，工人团结这条原则的重要性。

^[65] 戈兹（1982）。海因策和奥尔克（1982）也承认，他们提出的另一种社会需要得到一场社会运动的政治支持，这一社会运动的基础不能像工人阶级那么单一。西德的绿党可以被视为这样的政治性社会运动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