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和帝国主义(摘录)
卡尔·考茨基著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译
本文是考茨基对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德耳布吕克的《俾斯麦的遗产》一书的评述。全文共四节,这里选录了第 3 节《帝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或政策,甚至知识分子的过剩,也能够推动资产阶级去采取帝国主义的手段或政策,因此,知识分子的过剩和资本过剩一样也成了帝国主义的根源。——编者注
三、帝国主义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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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于各国的资本过剩和知识分子过剩,或者这两种因素之一而产生的。例如,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肯定主要是来源于它的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过剩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来源于资本过剩。
帝国主义的源泉之一,资本过剩,在战前已经开始减少。帝国主义的后果,即军备竞赛,愈来愈多地把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在国内耗费掉了,从而使寻求输出的资本量开始缩小。战争使欧洲的资本输出在很长时期内停顿下来,而如果战争之后会接着出现一个军备竞赛的新时代的话,甚至可能永远停顿。因此,殖民地问题对于欧洲来说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源泉,即金融资本的资本输出的需要,对欧洲来说会在很长时期内被堵塞。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如果没有其他力量需要帝国主义,单凭知识分子是不能产生它的。但是,下面这一点首先是由他们造成的:帝国主义变得这样得人心,甚至能吸引一部分工人阶级,这部分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思想上的独立,还把教授和记者们的好意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事业的巨大力量的一个源泉。知识分子队伍的过剩在战前决不是处于减退状态。
战争的损失在若干年内与其说可能引起知识分子的过剩,不如说可能引起知识分子的缺乏。然而这并不是必然要出现的。恰恰是资本的损失愈大,战后的停滞愈严重,知识分子在本国的前途就愈差。在资本输出(不要把它和商品输出混为一谈)的需要减少的同时,知识分子输出的需要可能增加。但是知识分子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有所作为,虽然恰恰是我们队伍中的“现实政治家们”对他们表示了巨大的信任。不管知识分子输出的需要多大,他们实际的输出取决于统治集团推行资本输出政策的劲头。这种劲头在战后好些年内将是微弱的。
但是同时,对于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迅速产生了一个新的危险的竞争者——资本输出地区的知识分子。
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不是象中非那样的由完全没有开化的人民居住的地区。中非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个人的剩余产品是如此贫乏,人口是如此稀少,对他们的剥削只会带来微小的收益。倒是在那些作为农业移民目标的地区以及那些即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古老文化的国家,输出的资本会带来最大的利润,前者如美洲、南非、澳大利亚,后者如东亚、印度、伊斯兰诸国。后一类地区长久以来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知识分子过剩,但当然只是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知识分子过剩。他们所受的教育是神学的、文学的或法学的,但决不是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教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这一时代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此。
在那些地区,只要现代生产方式一旦进入,输送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来受现代教育比积累自己的资本要容易得多和迅速得多。年青的大学生从那里大批涌向欧洲的学校,同时他们的祖国尽力为自己建立这样的学校。恰恰是在帝国主义政策的最重要的对象那里,来自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侨民知识分子就这样遇到了本地知识分子迅速增长的竞争。
这种倾向在战前就已存在。战争会大大加快这一倾向。战争使欧洲资本和欧洲知识分子想要侵入的那些地区的居民不仅成为世界列强大规模角逐中的旁观者,而且往往也成为战友。尤其是伊斯兰人民被用强力手段唤醒了并卷入了欧洲冲突的圈子。各种形式的军事同盟得到了发展,这使那些迄今为止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的自觉显著地提高了,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对欧洲教育和技术的兴趣。不管欧洲战争怎样结束,主要胜利者将是美洲和亚洲。
这将表现在,接受欧洲教育的东方知识分子迅速增加,从而也表现在,欧洲知识分子想用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地区的肥缺来代替失业和“收入微薄”的职位的希望显著减少了。
欧洲知识分子、侨民知识分子和本地知识分子在那些国家中的竞争将加剧,从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也将加强。如果说在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成了帝国主义的体现者,那末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思想、从而是民主主义理想的体现者,而前一种知识分子一旦热中于扩张意图,就把这一理想踩在脚下了。
欧洲之外的民族主义的加强一定还会使欧洲知识分子在欧洲之外维持生计的前景更加黯淡。当战争的后果使欧洲帝国主义的劲头由于从欧洲资本输出的减少而至少暂时地削弱的时候,它一定会使受帝国主义威胁或统治的地区反抗帝国主义的劲头显著地加强。
在考察帝国主义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陷入这样的错误,即把帝国主义所引起的斗争和矛盾只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战利品而进行的斗争和矛盾。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末,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就很简单:这些矛盾不是我们的矛盾。但是一个国家如果不侵犯民族自决权,不剥夺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民族的独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因此,一个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不仅遭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它想要压迫的那些年青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阶层的反抗。而社会民主党对于这后一种矛盾决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这两种形式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场战争中难于表示态度,并对直到战争爆发前如此一致的国际在战争爆发后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混乱这一点负有很大责任。在这以前,我们只考虑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对象在后者没有进行反抗的情况下同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例如摩洛哥事件,或者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一个捍卫自己独立的共同体的战争,例如布尔战争。在这两种情况下要确定应采取的立场是容易的,而且这种立场成了整个国际共同的立场。
但是现在由于帝国主义意图同维护民族权利的意图混在一起,帝国主义意图就较难识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意图有可能把自己打扮成维护民族权利的需要。这妨碍采取明确的立场,甚至在可能采取明确立场的情况下,也容易使群众走入歧途,甚至最后促使借口维护民族权利的需要转弯抹角地偷运帝国主义思想。
这场战争,不管它的结局如何,看来会导致人民群众中帝国主义思想的加强。这恰恰会发生在这种思想的物质基础受到最严重动摇的时刻。
在思想和实现思想的物质基础之间的这种互相割裂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当思想没有任何前途,当实现这种思想的物质基础不是在接近,或者甚至是在离开,从而当思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或者至少不是在缩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就蜕化成幻想。为实现这种思想而进行斗争,是时间和力量的巨大损失,哪怕产生这种思想的需要还是那样现实的和迫切的。
如果一种思想不仅仅是从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产生的,而且实现它的物质基础由于历史发展愈来愈接近,那末,这种思想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历史上不算是幻想,而是理想,第一个敢于这样想的思想家是伟大的和勇敢的,尽管在当时思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鸿沟。
欧洲知识分子仍旧可能认为,那种通过帝国主义给他们带来有保障的幸福的思想是一种美妙的理想。他们很快将一定会发现,一种根本不很美妙的幻想愚弄了他们以及那些正是现在决定追随他们的社会主义者。
1915 年 12 月 17 日发表。 《新时代》第 34 卷(1915—1916 年)第 1 册第 12 期第 366—3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