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休克状态：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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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初次测试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休克状态：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伤害应一次为之，因感受痛楚较少，冒犯亦较少。

　　——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论》，1513年

　　如果采取这种休克手段，我认为应极详细地公开宣布，在极短期内实施。公众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顺应的行动。

　　——弗里德曼给皮诺切特将军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诺切特将军和他的支持者，经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说那是军事政变，而是“一场战争”。圣地亚哥看起来确实像战区：坦克边开炮边隆隆开上林荫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战斗机的空中攻击。但这场战争有一个奇怪之处：它只有一方的军队。

　　从一开始，皮诺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陆军、海军、陆战队和警察。另一方面，阿连德总统拒绝把支持者组织成武装防卫联盟，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唯一的抵抗来自总统府（La Moneda）及其屋顶四周，阿连德和他的侍卫在那里奋勇防卫民主政治的象征。这很难称作一场公平决斗，虽然总统府内只有36名阿连德支持者，军方却对里面发射24枚火箭。

　　这场行动的指挥官是虚荣而喜怒无常的皮诺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车一样）。显然他希望这个事件尽可能戏剧化和造成最大伤害，即使这次政变不是一场战争，其设计者也希望看起来像是——这是一场智利版的震慑。它确实带给智利人从未体验过的震撼。和之前40年经历六任军政府统治的邻国阿根廷不同，智利从未有过这类暴力经验；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统治，而且过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断过。

　　现在总统府陷入火海，总统的尸体被覆盖着用担架出来，他贴身的同僚被以步枪指着，脸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从华盛顿回国接任国防部长新职的勒特里尔，那天早上从距离总统府几分钟车程的家前往国防部办公室。他才走进前门就遭遇十二名穿着战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轻机枪瞄准他。

　　在政变之前几年，来自美国（其中许多来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发智利军方的反共产党狂热，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者就是准俄国间谍，是一股与智利社会格格不入的势力——一群本土的“内敌”。事实上，真正变成内敌的是军方，他们已准备把枪口转向宣誓保护的人民。

　　阿连德死后，他的内阁遭逮捕，而且未出现明显的群众抵抗，军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在当天中午已经结束。勒特里尔和其他“贵宾”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麦哲伦海峡冰冷的道森岛（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诺切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不过，杀戮和关闭政府对智利的新军政府还不够，这些将领知道他们要掌控权力必须真正吓坏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亚人一样。据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约1.35万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有5000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进更衣室，而包厢则被改装成临时酷刑室。数百人被处死。死尸开始出现在主要公路边，或浮尸于污浊的市区运河。

　　为确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皮诺切特派遣他最无情的指挥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将军，搭乘直升机到北方省份一连串囚禁“颠覆分子”的监狱。在每个城镇，斯塔克和他的流动行刑队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时一次多达26人，逐一处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迹后来被称为“死亡蓬车队”（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国家都接收到这个信息：抵抗将招来死神。

　　虽然皮诺切特的战争只有一边开战，其影响却与任何内战或外国侵略一样真实。总计有超过3200人失踪或遭处死，至少有8万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因政治因素逃离智利。

自由市场的恐怖实验室

　　对芝加哥男孩来说，9月11日是充满期待和肾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罗已不眠不休地和海军的联络人合作，逐页取得“砖块”最后章节的认可。在政变当天，几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体《水星报》里。当外面街上传来枪响时，他们急忙印制这份文件，赶在军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报》编辑方丹（Arturo Fontaine）回忆说，印刷机“一刻不停地复印这份长文件”。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职位的三军将领办公桌上，都摆了这份计划。”

　　定稿文件中的提议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观点出奇类似：私有化、开放管制和削减社会支出——自由市场的铁三角。受美国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曾尝试和平引进这些观念，采取民主政治辩论方式，但他们遭到全面拒绝。现在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计划卷土重来，而此时的气氛显然更有利于推动他们激进的观点。在这个新时代，除了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顽固的政治对手现在不是在牢里、已经死亡，就是四处逃命；战斗机和死亡蓬车队的展示已让所有人乖乖就范。

　　“对我们来说，这是革命。”皮诺切特的经济幕僚拉罗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说。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连德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以暴力终结，也是《经济学人》杂志后来形容的一场“反革命”——芝加哥学派运动夺回发展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成果的第一场胜利。阿连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处处可见节制与妥协，但现在情势将大为改观，以暴力推行的这场反叛可以一路畅行到底。在往后的许多年，“砖块”拟订的许多政策将在大规模危机掩护下，施行于数十个别的国家。但智利是这场反革命的发源地——恐怖的发源地。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校友、自称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变时正在哈佛写毕业论文。一听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国“协助创立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国家，让它从旧体制的灰烬中升起”。皮涅拉后来出任皮诺切特的劳动与矿业部长，他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一个激进、全面且持续迈向自由市场的行动”。

　　在政变前，皮诺切特以几近谄媚的服从闻名，永远逢迎和听从他的文人上司。变身独裁者后，皮诺切特发现他性格的新面向。对权力的贪恋让他丑态毕露，他好摆帝王威风，并宣称“命运”授予他这个职位。不久之后，他策动一场政变中的政变，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权力的军事将领，并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总统。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仪式之中，只为了证明他的统治权，从不错过能穿上他的普鲁士军装、戴上军帽的机会。为了巡视圣地亚哥，他添置了一队金色防弹奔驰轿车。

　　皮诺切特对独裁统治有一套独门功夫，但和苏哈托一样，他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由ITT带头的企业联合抵制运动已经极有效地让经济快速坠落，使皮诺切特很快面临一触即发的危机。从一开始，军政府内部就发生权力斗争，部分人只想恢复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则想进行需要时间推动的彻底自由市场改造。享受新权力的皮诺切特极厌恶他的命运只是清扫工作的想法——“恢复秩序”，然后出场。“我们不是扫除马克思主义的吸尘器，只为了把权力交还给政客。”他说。芝加哥男孩彻底改造整个国家的想法，才与他刚解放的野心不谋而合，因此就像苏哈托和他的柏克莱帮，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包括这个运动的准领导人兼“砖块”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罗。他称呼他们为技术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学派自诩整顿经济是一门科学、而非主观的人为抉择。

　　即使皮诺切特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所知有限，这些技术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语言。经济学对他们来说，代表必须尊敬和服从的自然力量，因为就像皮涅拉解释的：“违背自然就是反生产和自欺的行为。”皮诺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写道，人必须服从结构，因为“自然展现出基本秩序，阶级组织是必要的”。双方都宣称接受更高自然法则的秩序，奠定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的基础。

　　在头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国营公司私有化，包括数家银行；他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他对外国进口打开边界大门，撤除长期保护智利制造商的障碍；他削减政府支出10％，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价格管制——对一个数十年来管制面包和烹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国家，这是相当激进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满满地向皮诺切特保证，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对这些领域的参与，经济学的“自然”律会重新发现平衡，而被视为经济热病、表示市场出现不健康症状的通货膨胀，将神奇地下降。他们错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高达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连德在位期间最高水平的近两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时，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实验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产品，许多智利人因而失业。本地企业因为无法竞争而关门，失业率创新记录，饥馑四处蔓延。芝加哥学派的第一个实验彻底失败。

　　卡斯特罗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辩称（以地道的芝加哥风格），问题并非出在他们的理论，而是执行得不够严格。经济未能自动矫正并恢复和谐的平衡，是因为经过近半世纪的政府干预，仍然残留许多“扭曲”。如果实验要成功，皮诺切特必须去除这些扭曲——削减更多支出、进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执行。

　　在那一年半期间，许多智利企业精英吃尽芝加哥男孩的极端资本主义实验的苦头。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国公司和一小撮被称为“食人鱼”的金融家，这些人从金融投机中大捞一票。曾坚定支持政变的基层制造商全都破产。当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参与政变阴谋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萨恩兹，宣称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经济史上最大的失败”。制造商排斥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原本是希望改变成管理式经济。“我们不可能让这种金融混乱继续主导智利，”萨恩兹说，“必须把庞大的金融资源导引到生产性投资，而不能让许多连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睁睁看着那些资源被用于投机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两类人之间有不少重叠）的目标现在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决定该是招来大人物的时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应一家大银行之邀，搭机前往圣地亚哥协助拯救实验。

　　弗里德曼受到军政府控制的媒体像摇滚巨星般的欢迎。他吹嘘的每句话都登上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听众：皮诺切特安排和他私下会晤。

　　在停留期间，弗里德曼不断灌输一个主题：军政府已经有好的开始，它必须更放手拥抱自由市场。在演说和访问中，他使用一个以前从未公开用在现实世界经济危机的术语：他要求进行“休克治疗”。他说那是“唯一的药方。绝对是。没有别的良策。再也没有别的长期解决方法”。当智利记者指出，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场的措施时，弗里德曼生气地说：“我不赞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们不应该采用它们。我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不管在我自己的国家或在智利都一样。”

　　与皮诺切特会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个人笔记，并在数十年后写进他的回忆录。他观察到这位将军“因为认同而被休克治疗的观念吸引，但显然对可能引发的短期失业感到苦恼”。皮诺切特在这时候已因为下令在足球体育馆进行屠杀而恶名传遍全球；这位独裁者对休克治疗造成人力损失（human cost）的“苦恼”，原本应该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罢。相反的，他在后续的一封信中强调他的论点，他赞许将军“极富智慧”的决定，但敦促皮诺切特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在六个月内削减25％……全面性的”，并同时采用一套支持企业的方案，以迈向“完全自由贸易”。弗里德曼预测，数十万个将被国营部门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间企业找到新工作，他们将同声歌颂皮诺切特“竭尽全力铲除阻挡民间市场的许多障碍”。

　　弗里德曼向将军保证，如果听从这个建议，他将留下创造“经济奇迹”的英名；他“可以在数个月内终结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也会同样“短暂——在几个月内解决——而紧接而来的复苏将极其迅速”。皮诺切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弗里德曼不断强调“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这个词，并再三凸显“渐进策略行不通”。

　　皮诺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达了“我对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证“此时正在完全实施这套计划”。弗里德曼访问后，皮诺切特立即开除他的经济部长，把职位交给卡斯特罗，后来又拔擢为财政部长。卡斯特罗在政府中到处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还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反对大规模裁员和关厂的萨恩兹，被从制造商协会主席的职位赶下，换上对休克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业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让他们下地狱，我不会为他们说话。”新主席宣布说。

　　铲除反对者后，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展开拆除福利国、建立纯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们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继续削减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连德时代的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连倡议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形容那是“自残的胡闹”。卡斯特罗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因为重点是尽快让它们回归到经济秩序的正确位置。他对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继续取消更多贸易障碍；结果是从1973年到1983年，总共丧失17.7万个工业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经济的比率已经跌到二次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疗这个词贴切地说明了弗里德曼的药方。皮诺切特刻意把他的国家送进深沉的衰退里，根据的是未经测试的理论，希望以突如其来的萎缩把经济休克到恢复健康。这种逻辑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开始大量采用的电击休克疗法，当时的精神病医生相信，刻意引发癫痫大发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让患者的大脑重新开机。

　　经济休克疗法的理论一部分要靠预期心理在推升通胀过程扮演的角色。压抑通胀不只需要改变货币政策，也要改变消费者、雇主和劳工的行为。突然采取不协调的政策转变，目的是快速改变预期心理，向大众传达游戏规则已经大幅转向——价格不会继续上扬，工资也是。根据这套理论，愈快浇熄通胀预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业期就愈缩短。然而，特别是在当政者在大众间已丧失信用的国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断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导”大众这种痛苦的教训。

　　制造衰退或萧条本身就是残酷的想法，因为必须制造大规模的贫穷，而这正是截至当时没有政治领导人愿意测试这套理论的原因。谁愿意背上《商业周刊》形容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诺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疗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在阿连德时代不到3％——攀升到20％，是当时智利闻所未闻的高水平。这个国家确实因为“治疗”而震撼不已，但与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相反，失业危机持续了好几年，而非几个月。军政府已着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气壮解释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赞同。当记者问到“政策的社会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响应是：“可笑的问题。”他对另一位记者说：“我只关心他们能不能推行得够久、够努力。”

　　有趣的是，对休克疗法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学生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来自德国的法兰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就已听到许多有关智利的事，他决定亲自到这个他的教授形容为发展主义管理不当造成的反乌托邦（dystopia）。他对自己看到的情况很满意，并留在智利大学任教，然后出任阿连德政府的经济顾问。法兰克因为是叛离自由市场正统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对智利经济冒险抱持独到的看法。弗里德曼开出大休克的药方一年后，法兰克写了一封难掩激愤的“给哈伯格与弗里德曼的一封公开信”，运用他受过的芝加哥学派教育，“检验智利病人对你们的治疗有什么反应”。

　　他计算一个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诺切特宣称的“生活工资”挣扎求生。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节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车等“奢侈项目”。比较之下，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公车票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许多儿童在学校也没有牛奶可喝，因为军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学校牛奶计划。这项措施进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来愈多学生在课堂上昏倒，许多人干脆停学。法兰克发现，他的学长施行的残暴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对这个国家施加的暴力间，有着直接关联。这位愤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写道，弗里德曼的处方是如此扭曲，它们无法“不靠它的孪生兄弟来实施或执行：军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诺切特的经济团队毫不气馁地继续深入实验之境，引进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学校，医疗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儿园和墓园私有化。最激进的是，智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拟订这套计划的皮涅拉说，他从阅读《资本主义与自由》激发这个构想。小布什政府经常被推崇最先推动“所有权社会”（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实上，30年前的皮诺切特政府才最早实行“所有权人国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现在已大胆跨入新领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场热爱者过去只能在纯学术环境辩论这类政策的优点，现在都密切注意这个国家。“经济学教科书说，世界应该以这种方式运作，但除了这里，还有哪些国家施行它？”美国企业杂志《巴隆周刊》（Barron’s）惊讶地写道。《纽约时报》在一篇《智利，恐怖主义实验场》的文章中说：“抱持强烈观点的大经济学家，很难得有机会在病危的经济体测试特定的处方。更难得的是，经济学家的顾客不是自己的国家。”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

　　智利奇迹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场狂热分子视为弗里德曼理论有效的证明。皮诺切特2006年12月死时（比弗里德曼晚一个月），《纽约时报》赞誉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说，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智利奇迹”背后的事实，至今仍众说纷纭。

　　皮诺切特掌权17年，在那段期间，他数度改变政策方向。被视为成功奇迹证明的那段稳定成长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执行休克疗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诺切特被迫大幅度调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情势动荡到皮诺切特被迫采取完全与阿连德一样的措施：他把许多家这种公司收归国有。面对市场崩溃，几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丧失掌控大权的政府职务，包括卡斯特罗。几个在食人鱼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毕业生遭到诈欺调查，他们以科学中立掩饰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学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护智利经济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溃的是，皮诺切特从未把被阿连德收归国有的铜矿公司私有化。这家公司创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这表示当金融泡沫破灭时，国家仍有稳定收入来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从来不是歌颂它的人宣称的“纯”自由市场实验室。相反的，这个国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极短时间从有钱跃升为超级富有，凭借的是一套以举债和用公帑大量补贴（和纾困）赚取暴利的公式。当奇迹背后的狂热与推销术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统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特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Corporatism（统合主义）这个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国家模式，由社会上的三种主要势力——政府、企业和工会——结盟而成，它们互相合作以确保以国家民族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实验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统合主义：一个警察国家和大企业互相支持的结盟，连手对第三个势力——劳工——发动全面战争，借以大幅增加联盟占有国家财富的比率。

　　这场战争——许多智利人理所当然视为富人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战争——才是智利经济“奇迹”的真相。到1988年，当经济已稳定且快速成长时，45％的人口落在贫穷线下。不过，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国家。

　　如果这种记录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算得上奇迹，也许休克治疗的作用从来就不是为了让经济恢复健康。也许它原本就是为了它实际做到的事——把财富吸聚到顶层，并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休克到无以为生。

　　这正是阿连德的前国防部长勒特里尔的看法。在皮诺切特的监狱待了一年后，勒特里尔设法逃离智利，这要感谢国际间积极的游说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国迅速凋敝，勒特里尔1976年写道：“过去三年有数十亿美元从工资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进资本主义者和地主的口袋……财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为法则；这并非艰困环境下极端的例子——就像军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会计划的基础；这不是经济的缺陷，而是暂时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尔当时无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学派统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来全球经济的一瞥。这个模式将一再重复，从俄罗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热投机的泡沫和可疑的会计操作，助长了暴利和疯狂的消费主义，由空荡如鬼城的工厂和昔日发展所遗留的破旧基础建设所围绕；约半数人口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失控的贪渎和亲信政治；国营中小企业灭绝；大量公共财富流入私人手中，紧接着是大量民间债务转由政府承担。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财富泡沫中，奇迹看起来就像大萧条，但在这个密闭的泡沫里，获利流动如此顺畅和快速，让这些休克治疗式“改革”带来的暴利，变成像此后金融市场施打成瘾的高纯度古柯碱。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界对智利实验明显的矛盾视而不见，不但未重新评估放任主义的基本假设，反而还作出毒瘾者的反应：下一针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阵子，下一针来自拉丁美洲南美的其他国家，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在那里快速扩散。巴西已被美国支持的军政府掌控，几位弗里德曼的巴西学生位居要津。弗里德曼1973年访问巴西的时候，正是当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时候，他也宣称巴西的经济实验是“一项奇迹”。在乌拉圭，军方1973年发动政变，并在次年决定走芝加哥路线。由于乌拉圭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太少，将领们邀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哈伯格和（经济学教授）史佳斯达德（Larry Sjaastad）及他们的团队，其中包括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学生，来改革乌拉圭的税制与商业政策”。乌拉圭过去的平等主义社会立即遭到冲击：实质工资锐减28％，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编按：乌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现成群的拾荒者。

　　紧接着加入实验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军政府从庇隆手中夺得政权。这表示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曾经是发展主义橱窗的国家——现在都由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统治，而且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活体实验室。

　　据2007年3月公布的巴西解密文件，在阿根廷将领夺取政权前几周，他们与皮诺切特和巴西军政府联系，并“拟订未来政权将采取的主要步骤”。

　　尽管有紧密的协调合作，阿根廷军政府并未像皮诺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实验；例如，它未把该国的石油蕴藏或社会安全私有化（这些都在后来才实行）。不过，在攻击曾把阿根廷贫民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政策和机制方面，军政府都遵循皮诺切特的做法，这也要归功于众多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参与芝加哥计划。

　　新制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军政府占据重要的经济职位——如财政部长、央行总裁、财政部国库司司长，以及数个较低级的经济职位。不过，虽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热烈参与军政府，最高经济职位却由狄霍兹（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担任。狄霍兹是隶属农村社会组织（Sociedad Rural，是长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经济的牧牛场协会）的地主阶级，这些相当于阿根廷贵族阶级的家族宁愿维持封建经济秩序——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或肉类的价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负担得起。

　　狄霍兹承袭他的父亲和祖父，长期担任农村社会组织主席；他也担任数家跨国企业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当他环顾自己在军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信这场政变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反抗，是对40年来阿根廷劳工势力扩张的反革命。

　　狄霍兹当上经济部长的第一项措施是禁止罢工，以及容许雇主任意裁撤员工。他取消价格管制，导致食物价格飙涨。他也决定再度让阿根廷变回欢迎外国跨国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并在初期几年出售数百家国营企业。这些措施为他赢得许多华盛顿的强力支持者。解密的文件显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政变后不久告诉他的长官基辛格：“狄霍兹是个好人。我们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咨询关系。”基辛格大为赞赏，因此在狄霍兹访问华盛顿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会面，以表达对他的礼遇。基辛格也表示愿意打几个电话，提供对阿根廷经济的协助。“我会打电话给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诉军政府的外交部长，洛克菲勒当时担任大通银行总裁。“我也会打电话给他哥哥，美国副总统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为吸引投资，阿根廷在《商业周刊》刊登31页的广告增刊，由公关业巨擘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制作，在广告上宣称“历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励民间投资……我们正进行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我们正寻找伙伴。我们正挣脱国家统治主义的桎梏，并深信民间部门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样的，平民大众遭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在一年内，工资损失40％的价值，工厂关闭，贫穷蔓延。在军政府掌权前，阿根廷的贫民人数比法国或美国少——只有9％——失业率只有4.2％。现在这个国家开始出现被视为落后的发展不足迹象，贫穷的小区没有水供应，可预防的疾病四处蔓延。

　　在智利，皮诺切特可以不受节制地使用经济政策压缩中产阶级，凭借的是他赖以掌权的休克和恐怖手段。虽然他的战斗机和行刑队在散播恐惧时极有效率，但它们却带来公关灾难。媒体报道皮诺切特的屠杀引发全球的谴责，欧洲和北美行动主义者积极向他们的政府游说断绝与智利的贸易——对一个宣称必须靠开放外资来维系国家生存的政权来说，这绝对是不利的结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文件显示，阿根廷的将军们筹划1976年的政变时，希望“避免类似反对智利的国际运动”。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的是较不耸人听闻的镇压技巧——较低调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过众目睽睽的国际媒体。在智利，皮诺切特很快诉诸失踪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杀戮或追捕猎物，而是绑架他们，带他们到隐秘的集中营，折磨并动辄杀害他们，然后宣称毫不知情。尸体被丢进集体坟场。据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员会，秘密警察处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从直升机上把尸体丢进海中，但“先以刀子切开他们的胃，以避免尸体浮上海面”。除了比较低调外，失踪还是一种比公开屠杀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国家机器可以用来让人凭空消失，就会让社会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踪已成为南美各国芝加哥学派军政府的主要执法工具——而最热切采用这种做法的是盘踞阿根廷总统府的将领。到他们统治结束时，估计失踪的人数已多达3000人，其中有许多跟智利的失踪者一样，是从空中被抛进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浊的水里。

　　阿根廷军政府擅长于公开与私下制造恐怖双管齐下——公开进行恰到好处的恐怖，可以让所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同时也隐瞒足够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认。在掌权初期，军政府便清楚展现它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一个人被从一辆福特猎鹰轿车（一种因为秘密警察使用而恶名昭彰的汽车）推出，然后被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着名的地标、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众目睽睽下被机枪打死。

　　从此以后，军政府的杀戮转入地下，但永远在进行中。许多人目睹官方否认的失踪，整个街坊也默默知道发生什么事。每当有人被列为消灭目标，就会有一队军方车辆出现在那个人家门口或工作场所，整个街区被划为警戒区，经常上空还有一架嗡嗡盘旋的直升机。在大白天和邻居注视下，警察或士兵撞开大门，拖出受害者，他们在被推进等候的福特猎鹰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传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动还更嚣张：大家都知道警察会登上拥挤的市公交车，抓住乘客的头发拖下车；在圣塔菲市（Santa Fe），一对夫妻结婚当天在教堂的圣坛前，当着满室的宾客被绑架。

　　在大众间展示的恐怖不限于逮捕。一旦遭羁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个遍布全国的酷刑集中营。许多集中营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最恶名远播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闹区大街一家歇业的运动俱乐部，一个位于中部布兰卡港（Bahia Blanca）的学校校舍，另一个则在一所营业中的医院侧厢建筑。在这些酷刑中心，军方车辆经常深夜疾驶进出，尖叫声不时从隔音不佳的墙内传出；有人目睹身体形状的怪异包裹被搬进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蝉的附近居民眼中。

　　乌拉圭的政权也同样肆无忌惮：该国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个海军兵营，毗邻许多蒙得维的亚市民众喜欢散步与野餐的海滨区，但在独裁统治期间，这个美丽的地方空无一人，因为居民不想听到尖叫声。

　　阿根廷军政府在处理受害者方面特别笨拙。在乡间散步可能以一场惊吓收场，因为集体坟场经常掩盖不全。尸体可能出现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齿（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况），或者可能被冲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边，在军政府的“死亡飞行”后，经常一次出现半打尸体。它们甚至会从天而降，被直升机丢到农户的田里。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况下，目睹他们的同胞惨遭抹除，但大多数人宣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话来描述当年内心明白、却因恐惧而闭上眼睛的矛盾：“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否认的事。”

　　由于各国军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难到邻近国家，这里的政府便借恶名昭彰的大兀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美国家的情报单位在这个行动中分享“颠覆分子”的信息——靠华盛顿提供的最新式计算机系统帮忙——并且给彼此的情报员自由出入边界，以方便绑架和刑讯。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规引渡”网络，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军政府也交换如何从囚犯榨取信息的方法。政变之后数天曾被关在体育馆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当时房间里有巴西士兵，建议如何以最科学的方法施加痛楚。

　　这段期间南美国家有许多机会可进行这类交流，有些还透过美国，并牵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国参议院调查美国干预智利，发现中情局训练皮诺切特的军队“控制颠覆分子”的方法。美国训练巴西和乌拉圭警察审讯技术，也出现在许多文件的记录。巴西法院的证词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巴西：毋忘教训》（Brazil: Never Again）说，部队军官参加陆军宪兵单位举办的正式“刑讯课程”，观赏幻灯片展示各种折磨方法。在这些课程中，囚犯被带进来作“现场展示”——在多达100名陆军士官观看和学习下，被残暴地刑讯。报告说，率先把这种做法引进巴西的是美国警官米特廖内（Dan Mitrione）。巴西军政府掌权初期，他在贝罗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担任警方教官，经常从街上抓来乞丐在教室折磨，让当地警察学习如何制造囚犯身体与心理的极度矛盾。米特廖内后来转到乌拉圭担任警察教官，1970年被图帕马洛（Tupamaro）游击队绑架并杀害。图帕马洛是极左派革命团体，他们策划掳杀米特廖内，以揭露他参与酷刑训练。他的一名学生说，米特廖内就像中情局手册的作者那样，坚称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学。他的座右铭是：“正确的痛苦，正确的剂量，在正确的地方。”

　　酷刑训练的成果，在这段阴暗期所有南美的人权报告都斑斑可考。它们再三证实库巴克手册上记录的独门手法：清晨的逮捕、戴头巾、严格的隔离、施药、强迫裸体、电击等。而且在每个地方，麦吉尔大学的刻意引发退化实验，都留下恐怖的痕迹。

　　从智利国家体育馆被释放的囚犯说，强力照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供应食物的时间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强迫许多囚犯在头上覆盖毯子，让他们无法清楚地看和听，这些做法都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们在体育馆里。囚犯报告说，如此操纵的结果让他们丧失日夜的感觉，进而大为强化政变与随后的逮捕带来的震撼和惊慌。就好像体育馆变成一座巨大的实验室，他们则是一些怪异的感官操纵实验的对象。

　　较忠实模仿中情局实验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监狱看到——木制的隔离室小到囚犯无法跪下或躺下。乌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监狱的囚犯则被送到“小岛”：狭小、没有窗户的囚房，随时有一个灯泡亮着。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离超过十年。“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们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坟墓，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太阳只是一个神话。”其中一名囚犯罗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忆说。他在11年半期间总共看到太阳八个小时。他的知觉在这段期间被剥夺到他“忘记颜色——当时没有任何颜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机械学校，隔离室被称作头罩（capucha）。在头罩里待三个月的米兰达（Juan Miranda）告诉我那个黑暗的地方说：“他们把你套上眼罩和头罩，手和腿锁上链子，让你在监狱的顶楼整天躺在泡棉垫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们以夹板隔开。守卫带食物进来时，他们命令我面对墙壁，然后取下头罩让我吃东西。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坐起来的时候；其他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躺着。”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关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称作管子），以隔绝他们的知觉。

　　隔离房里唯一的安慰是审讯室里更糟的待遇。南美地区所有军政权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术是电击。电流通过囚犯身体的方式有数十种变化：用一般电线、军方野地电话线、从插入指甲下的针通电；把通电的夹子夹在牙龈、乳头、生殖器、耳朵、嘴巴、伤口；通电到泡在水里的身体以强化电流；通电到绑在台子或巴西式铁“龙椅”的身体。拥有牛群的阿根廷军政府对他们独特的贡献很自豪——囚犯在一张称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属床上接受电击，同时用赶牛棒刺他们。

　　体验南美酷刑体制的人数无法精确计算，但约略的数字在10万人到15万人之间，有数以万计的人遭杀害。

　　一位困难时期的目击证人

　　在那个年代身为左派分子注定会被猎杀。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时时刻刻都必须抢先秘密警察一步，过一种依靠藏匿所、电话密语和假身份勉强度日的生活。靠这种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该国传奇性的调查记者华尔士（Rodolfo Walsh）。这位喜爱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说作家以及得奖的短篇小说作者；他也是超级侦探，能破解军方密码，反过来调查周遭窥伺的特务。华尔士最成功的调查发生于他在古巴当新闻记者时，他在那里拦截并破解一份中情局的电报，因而揭发猪猡湾侵略计划。这个信息让卡斯特罗能够防备美国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军政府禁止庇隆主义并钳制民主时，华尔士决定加入武装的蒙特内罗（Montonero）运动，担任他们的情报专家。华尔士因此而名列军政府猎捕名单的榜首，而每次名单上有人被划掉，他就得更担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报，会引导警察找到他和伴侣费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小村庄。

　　华尔士从他遍布各地的消息来源，尝试追踪军政府的许多罪行。他编纂死者和失踪者名单，记录集体坟场与秘密酷刑中心的地点。他自认对军方了如指掌，但1977阿根廷军政府加诸同胞的狂暴与残酷，仍令他大感震惊。在军事统治的第一年，他的数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营消失，他26岁的女儿维基也身亡，令华尔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猎鹰盘旋下，宁静的早晨对他而言是奢想。华尔士知道他的时间有限，于是想出纪念即将到来的军政府统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报纸一片歌功颂德中，他要亲自写下未受检查的报道，揭发导致他的国家沉沦的种种恶行。这篇文章的标题将是“一位作家给军政府的一封公开信”。华尔士写道，写这篇文章“并不指望有人听，而且确定会遭到迫害，但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诺，要为苦难的时代作见证”。

　　这封信将成为对国家的恐怖手段和它们所服务的经济制度最强烈的谴责。华尔士计划用过去他散布地下公报的方式，散布他的“公开信”：印制十份，然后从不同的邮箱寄给挑选的联络人，由他们进一步散布。“我想让那些混蛋知道，我还在，还活着，而且还能写。”他坐在他的奥林匹亚牌打字机前告诉费雷拉。

　　信一开始就记叙将领们的恐怖活动，它们使用“没有止境、精密复杂而且极大量的酷刑”，并由中情局参与训练阿根廷警察。在详细列出惨不忍睹的方法和坟场地址后，华尔士突然改变语气：“然而，这些已激发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们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才真正让人发现，它不但解释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计划性悲剧（planned misery）以惩罚数百万人的穷凶极恶……只要花几个小时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逛逛，就能看到这种政策多快就把这个城市变成1000万人口的贫民窟。”

　　华尔士描述的体系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一个即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模式。随着它未来数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后它将把半数的人口推到贫穷线下。华尔士发现它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一个审慎执行的计划——“计划性悲剧”。

　　这封信签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变满一周年。第二天早上，华尔士和费雷拉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分头把信投入市区各处的邮箱。几个小时后，华尔士赶赴他与一位失踪同僚的家人安排的会面。结果这是一个圈套：有人在刑讯中招供，十名武装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华尔士。“活捉那个杂种，他是我的。”三名军政府领导人之一的马塞拉（Emilio Massera）海军上将据说这样命令士兵。华尔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恶；被捕才是罪恶。”他立即拔出枪，开始射击。他枪伤一名士兵，逼他们开火；当汽车开到海军机械学校时，他已气绝身亡。华尔士的尸体被火焚烧，然后丢入河中。

　　“反恐战争”的封面故事

　　南美的军政府毫不掩饰想改造社会的革命野心，但它们仍精明地公开否认华尔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达成经济目标。然而，这些经济目标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吓大众和铲除障碍的体制，势必激起公众的反抗。

　　国家进行的杀戮逐渐揭露后，军政府的理由是它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凶险的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的战争，幕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资助和操控。如果军政府使用“肮脏”手段，那是因为它们的敌人更凶残。马塞拉上将使用今日听来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语言，称呼这是“一场争取自由和对抗暴政的战争……一场由爱生命者对抗爱死亡者的战争……我们是在对抗虚无主义者，对抗毁灭的代理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本身，虽然他们以社会十字军作为掩饰”。

　　在智利政变策划期间，中情局资助一项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独裁者，工于心计的阴谋家，利用宪法体制下的民主夺取权力，但却准备实施苏联式的警察国家，智利人民将无法逃脱被钳制的命运。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最大的左派游击队组织——蒙特内罗和图帕马洛——被指为国家安全的危险威胁，导致将军别无选择，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国家，并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镇压它们。

　　在每个例子中，威胁都被极度扩大，或完全由军政府捏造。在众多揭发的真相里，美国参议院1975年的调查发现，美国政府自己的情报显示，阿连德并未威胁到民主政治。至于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和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它们是广获支持的武装组织，有能力对军队和企业目标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乌拉圭的图帕马洛在军方取得绝对权力时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内罗在持续长达七年的独裁政权头六个月，就已被消灭（这是华尔士必须躲藏的原因）。国务院解密的文件证明，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诉基辛格，“恐怖组织已被瓦解”，但军政府在这个日期之后仍继续让成千上万的市民失踪。

　　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也把在南美的“肮脏战争”，描述成军方与凶恶的游击队间的战争，偶尔战斗会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华盛顿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

　　2006年3月，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NSA）公布一份刚解密的国务院会议记录，会议日期就在阿根廷军政府发动1967年政变的两天前。在会议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基辛格：“我们必须预期阿根廷不久后会出现大镇压，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们必须下手很重，不只对恐怖分子，也对工会和政党的异议分子。”

　　他们果然这么做。南美恐怖政权的受害者绝大多数不是武装组织的成员，而是在工厂、农场、贫民窟和大学工作的非暴力行动主义者，他们是经济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左派政党的坚贞支持者。他们遭杀害不是因为有武器（大多数人没有武器），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在诞生当代资本主义的南美，“反恐战争”是一场铲除这个新秩序所有障碍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