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完全无关”——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弗里德曼是“思想会带来后果”这个真理的体现。

　　——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国防部长，2002年5月

　　人们被关进监牢好让价格得以自由。

　　——贾利安诺，1990年

　　有一阵子，南锥的罪行似乎真的可能被认定与新自由主义运动有关，使它在扩展到第一个实验室以外的地区前信誉扫地。弗里德曼1975年扭转大势的智利之旅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Anthony Lewis）提出一个简单但爆炸性的问题：“如果纯粹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在智利只能以镇压的方式施行，它的作者是否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勒特里尔惨遭谋杀后，草根运动团体继承他的呼吁，要求智利经济革命的“思想建构者”应该为政策的人力损失负责。在那几年间，弗里德曼每次演讲都被人用勒特里尔的话打断，有几次他在接受表扬的场合被迫走厨房才能进场。
　　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教授与军政府合作感到十分困扰，因此要求展开学术调查。一些学者支持这些学生，包括1930年代从法西斯欧洲逃到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汀特纳（Gerhard Tintner）。汀特纳比较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与纳粹下的德国，得出的结论是，弗里德曼支持皮诺切特就像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技术官僚。（弗里德曼反过来指控他的批评者为“纳粹主义”。）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都乐于以拉丁美洲芝加哥男孩创造的经济奇迹居功。1982年弗里德曼像骄傲的父亲般，在《新闻周刊》上洋洋得意地说：“芝加哥男孩……结合了杰出的思想与管理能力、信念带来的勇气，以及献身于实践的精神。”哈伯格曾说：“我对我的学生感到骄傲，超过我曾写的任何文章，事实上，拉丁小组带给我的光荣远超过我对学术文献的贡献。”不过，谈到他们学生创造的“奇迹”造成人力损失时，两人却马上认为与他们无关。
　　“尽管我强烈反对智利的威权政治体制，”弗里德曼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上写道，“我不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提供技术经济建议给智利政府称得上邪恶。”
　　弗里德曼在他的回忆录宣称，皮诺切特把头两年时间花在尝试自行管理经济，直到“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肆虐，且全球衰退引发智利的萧条，皮诺切特将军才转而求助于‘芝加哥男孩’”。这是公然窜改历史——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发生前就已经与军方合作，经济转型也始于军政府夺得权力的第一天。在其他方面，弗里德曼甚至宣称皮诺切特的整个统治——17年的独裁统治和数万人遭受酷刑——并非对民主政治的暴烈破坏，而是刚好相反。“对智利企业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确实在实现一个自由社会上作出了贡献。”弗里德曼说。

　　勒特里尔遭到暗杀三周后，一则消息打断了皮诺切特的罪行如何反映在芝加哥学派运动上的争论。1976年，弗里德曼以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原创且重大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利用诺贝尔颁奖演说的机会声称，经济学是严格和客观的科学学科，就像生理学、化学和医学，依据的是公正检验可得的事实。他轻松地忽略了他得奖的理论前提已被排队领救济品的人民、伤寒瘟疫和关闭的工厂，活生生证明是错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残暴到愿意把弗里德曼的想法付诸实行的智利政权。

　　一年后，另一件事重新定义了有关南锥争论的参考指标：国际特赦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主要因为它揭发智利和阿根廷侵害人权的勇气和义举。经济学奖实际上与和平奖互不干涉，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并在不同的城市颁奖。不过，在旁观者眼中，两个全世界最受尊崇的评审委员会颁发两座诺贝尔奖，似乎作出了它们的宣判：酷刑室的休克应该被强烈谴责，但经济休克治疗应该获得掌声——两种形式的休克，借用勒特里尔充满讽刺的语句来说，是“完全无关”的。

　　“人权”眼罩

　　这堵思想防火墙被筑起，不只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拒绝承认他们的政策与使用恐怖有关，部分问题也出在那些恐怖活动被塑造成狭隘的“侵犯人权”，而非具有明确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这是因为70年代的南锥不只是新经济模式的实验场，也是晚进行动主义活动模式的实验室：草根的国际人权运动。在迫使军政府停止最恶劣的侵犯人权方面，这个运动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只专注在罪行而忽视背后的原因，却使人权运动反而协助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几乎毫发无损地脱离它的第一个血腥实验场。
　　这种两难可以回溯到现代人权运动诞生的时刻，也就是1948年采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时。这份宣言一经写出，很快就变成冷战双方各自攻讦的武器，指控对方是希特勒再世。1967年的新闻报道揭露，专注于苏联侵犯人权的杰出人权团体国际法学家协会（ICJ）并非自称的公正仲裁者，而是暗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为自己拟定严格的公正原则：其资金将完全来自会员，并严格保持“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党派、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之外”。为了证明该组织不会利用人权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同时“接纳”三种良心犯，分别来自“共产国家、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是当时整体人权运动的标杆，其立场是：侵犯人权是全球一致认定的罪恶，本身即是错的，因此无需判定侵犯为什么发生，只要尽可能详细和可信地记录。

　　此一原则反映在记录南锥恐怖活动的方式。在秘密警察随时监视和骚扰下，人权组织派遣代表到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访问数百名酷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也想尽办法进入监狱，因为独立媒体被禁止进入，且军政府否认罪行，这些证词变成了原本没有机会写下来的原始历史文献。不过这些文献虽然重要，内容却有其限制：这些报告只记载了最令人厌恶的镇压方法，以及它们违反的联合国规章。
　　国际特赦组织1976年的阿根廷报告虽然史无前例记录了军政府的残暴，并因此使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奖，但却充分暴露范围狭隘的问题。尽管报告内容忠实深入，却未能交代侵犯人权的原因。报告问及，“何种程度的侵犯是必要或可解释”的，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些是军政府对“肮脏战争”的官方理由。在检验证据后，报告作出结论说，左派游击队造成的威胁，绝对与国家采取的镇压程度不成比例。
　　但是还有其他理由让暴力是“必要和可解释”的吗？国际特赦组织未加着墨。事实上，在92页的报告中，该组织未提到军政府正对国家进行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份报告并未评论贫穷加深或重分配财富计划的大幅逆转，虽然这些是军政府统治的核心政策。报告仔细列举军政府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命令，但不包括降低工资和提高价格、侵犯食物与居住权利的命令，虽然这些权利也受联合国规章保护。如果军政府革命性的经济计划曾受到粗浅的检验，一定会暴露出为什么军政府必须采取额外的镇压，正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特赦组织良心犯是和平的工会分子和社会工作者。
　　另一项重大遗漏是，国际特赦组织描述冲突只局限在军方与左派极端分子。其他参与者完全未被提及——没有美国政府或中情局；没有本国地主；没有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实施“纯”资本主义的大计划，以及计划背后势力庞大的利益团体，都未被检验，使这份报告中记录的残暴完全不合情理——它们只是随机发生、不受控制的不幸事件，在政治虚空中飘荡，虽被所有有良心的人所谴责，却完全无法理解。
　　这股人权运动的每一面都在高度受限的环境下运作，尽管理由不尽相同。在受影响的国家内部，率先呼吁注意恐怖行动的人是受害者的亲友，但他们能做的事极其有限。他们并未谈到失踪背后的政治或经济目的，因为谈论这些会使他们本身面临失踪的危险。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挺身而出的人权活动团体，最着名的是5月广场的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在阿根廷以“母亲们”着称。她们每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建筑外面示威时，不敢手持抗议牌——只是捧着失踪孩子的照片，一旁写着：“他们在哪里？”在宗教聚会中，她们默默围坐，戴着白色头巾，上头绣着她们孩子的姓名。许多母亲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但她们小心地不表达威胁政权的言论，只呈现母亲的悲伤，以及急于知道她们无辜的孩子被带往何处。

　　在智利，最大的人权团体是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由反对党政治人物、律师和教会领袖组成。这些终身政治工作者知道，为终止酷刑和释放政治犯奔走努力，只是一个更大斗争的一部分，最终的目标是谁能控制智利的财富。但为了避免成为军政权的下一个受害者，他们放弃左派过去谴责资产阶级的老套，学习使用“普遍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新语言。此种在北美和欧洲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摆脱了富人与贫民、弱者与强者、北方和南方的指涉，单纯地主张人人都有公平审判和免于残暴、非人道与悲惨待遇的权利。它不问为什么，只是主张如此。从充满法律术语与人类权利的人权论述中，他们发现在监狱的伙伴实际上是良心犯，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应该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第19条的保护。
　　对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来说，这种新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密码，就像音乐家把政治信息以隐晦的暗喻藏在歌词里，他们也以法律措辞伪装他们的左派思想——一种不用提到政治而参与政治的方法。
　　当拉丁美洲的恐怖手段引起迅速扩张的国际人权运动的关注时，那些行动主义者有他们大不相同的理由避免谈论政治。

　　福特对上福特

　　不把国家恐怖的体制与其奉行的意识形态目标联结在一起，是这段期间几乎所有人权文献的特色。尽管国际特赦组织的保留可以理解为在冷战的紧张中尝试保持公正，但对其他许多团体来说，还有另一个影响因素：钱。这类工作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该组织只花一小部分预算在人权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锥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福特基金会国际部副总裁苏顿（Frank Sutton）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没有现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家。”虽然这与扶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的冷战逻辑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学术援助也遵守极右派路线——拉丁美洲的学生被送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学，对拉丁美洲大学的各种研究所也提供资助，包括以左倾闻名的大型公立大学。

　　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讨论过，福特基金会是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出数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赞助一个类似的计划，目的是吸引邻近国家的大学部经济系学生，以便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门下求学。这使得福特基金会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远超过美国政府的金援。
　　当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的枪杆下取得权力后，福特基金会对它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资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该基金会“为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而改善经济研究机构”的宗旨。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亚哥协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却扮演核心角色，过去培养的学生现在却在一个休克式的残暴环境中，应用他们受到的美国教育。让基金会更感棘手的是，这是在短短几年内第二次它扶持的对象选择以暴力夺取权力；第一次是苏哈托的血腥政变后，柏克莱帮的迅速蹿红。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但福特的文件显示，当苏哈托掌控大权后，“几乎所有该计划培育的经济学家都被征召进入政府”。学系里几乎没有人留下来教学生。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民族主义暴乱，反对“外国颠覆”印度尼西亚经济；福特基金会变成群众愤怒的对象——许多人指出，福特基金会训练苏哈托的经济学家，出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与矿业财富给西方跨国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与印度尼西亚的柏克莱帮间，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声：从两个计划毕业的学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最残暴的右派独裁政权。虽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训练的毕业生会执行如此野蛮的暴政，但终究还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质疑：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基金会，却深深涉入独裁政权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惊慌、社会良心或两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会处理独裁政权问题的手法堪称好企业的典型：主动出击。在70年代中期，福特从一家为所谓第三世界提供“技术专业”的制造者，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这种大变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显得突兀。这些国家的左派被福特协助扶持的政权消灭后，只有福特资助新一代的人权律师，为释放成千上万被同样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从福特经常妥协的历史来看，它一头栽进人权运动时，把这个领域的定义尽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该基金会强烈偏爱那些宣称以法律手段为“法治”、“透明化”和“优良治理”而奋斗的团体。就像一位福特基金会的干部指出的，该基金会在智利的态度是“我们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这不只因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机构，习惯于与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离，同时也是因为任何以智利镇压为目标的严肃调查，不可避免会直接溯及福特基金会，以及它将原教旨主义经济理念灌输给智利统治者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该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公司无法逃避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牵涉到工厂的活跃分子。今日，福特基金会已完全脱离汽车公司及其继承人，但在50和60年代资助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教育计划时并非如此。该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资金来自三位福特汽车主管的股票捐献，包括亨利与艾德索•福特（Edsel Ford）。随着基金会财富增加，它开始独立运作，但出脱福特汽车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当时是智利政变的次年，且印度尼西亚政变已是几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会董事会。
　　在南锥，这些矛盾看起来十分超现实：一家与恐怖体制来往最密切的公司——被指控在厂房里设置秘密酷刑设施，参与自己员工的失踪——所遗留的慈善机构，却是最好且经常是唯一终结最恶劣人权侵犯的机会。透过资助人权运动人士，福特基金会在那段期间拯救过无数人命。而且美国国会削减对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支持，逐渐迫使南锥的军政府减少使用最残暴的镇压手段，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该基金会。但当福特伸出援手时，它的努力却得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不管是否有自觉——就是人权运动思想上的诚实。该基金会决定参与人权运动但“不涉及政治”，因此制造了一种局限，使它几乎不可能追问它所记录的暴力：为什么发生这种事？谁能获利？
　　对于自由市场革命的历史被传述的方式，这种局限扮演了破坏的角色，导致它们在极度暴力环境下诞生的污点大体上被遗漏。就像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酷刑三缄其口（那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无关），人权团体也很少提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激进转变（那超出他们狭窄的法律视野）。
　　镇压与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计划，这个观念只反映在这段期间的一项重大报告：《巴西：毋忘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唯一非由国家或外国基金会发表的真相委员会报告。它根据的是军方的法庭记录，由勇气过人的律师和教会活动分子，在国家仍处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影印得来。在详细记述一些最可怕的罪行后，报告的作者提出其他人刻意逃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平铺直叙地回答：“因为经济政策极度不受人口中最多数群体的欢迎，所以不得不借暴力来执行。”
　　在独裁统治期间深入扎根的激进经济模式，后来证明比执行它的将军们还顽强。士兵回到他们的军营以后很久，拉丁美洲人也已经可以再度选举他们的政府，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根仍然牢牢抓住这块土地。
　　阿根廷新闻记者兼教育家阿库纳（Claudia Acuna）告诉我，在70年代和80年代很难完全了解暴力并非军政府的目标，而是手段。“他们侵犯人权如此令人发指，如此不可思议，阻止他们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能摧毁那些秘密酷刑营，却无法摧毁军政府创造的经济计划，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正如华尔士的预测，到最后，“计划性悲剧”所夺走的人命将多于子弹所夺走。以一个比喻来看，拉丁美洲南锥在70年代发生的事被以谋杀现场来看待，但事实上它却是极度暴力的武装抢劫现场。阿库纳告诉我：“那就好像以失踪者的血迹，来掩饰经济计划的代价。”
　　有关“人权”能否真的与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辩论，并非只发生在拉丁美洲；每当国家以酷刑作为政策武器时，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尽管环绕着层层迷雾，加上想以无关政治的脱序行为来看待它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但酷刑并不特别复杂或神秘。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每当一国的独裁者或外国占领者缺乏统治所需的共识时，酷刑这种最残酷形式的高压统治工具就会出现：菲律宾的马克斯、伊拉克的萨达姆、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在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虐待囚犯实际上就是明确的迹象，显示政治人物尝试实施一套大多数被统治者反对的体制——不管是政治、宗教或经济体制。就像生态学家借特定的植物与鸟类“指标物种”（indicator species）来定义生态系统，酷刑就是一个施行极度反民主计划的政权的指标，就算这个政权是透过选举而取得政权也能适用。
　　作为审讯时取得信息的手段，酷刑的不可靠已人尽皆知，但用来恐吓和控制人民，没有比酷刑更有效的方式。基于这个理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的自由派对本国士兵用电击和水刑对付阿尔及利亚解放战士义愤填膺，却不设法解决作为酷刑根本原因的占领，让许多阿尔及利亚人逐渐失去耐性。
　　1962年，法国律师哈理密（Gisele Halimi）为数名遭强暴并在监狱受到酷刑的阿尔及利亚人辩护，他激愤地写道：“所有空谈都是相同的陈腔滥调：从酷刑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以来，说的是相同的话，表达的是相同的气愤，公众抗议是相同的声调，相同的承诺。这些例行公事并未阻止任何电击或水刑；对遏阻使用它们的人也丝毫未产生影响。”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写到同一主题也表达相同看法：“以道德之名抗议‘过当’或‘滥用’是错的，这暗示了积极的共犯。没有‘滥用’或‘过当’，只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体制。”
　　她的论点是，占领无法以人道的方式达成；违背人的意志的统治绝非人道。西蒙•波伏娃写道，有两个选择：接受占领及执行它所需的手段，“否则便是拒绝，不只是拒绝某些具体的做法，而是拒绝容许它们存在，拒绝非得采取这些做法的更大目标”。今日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也面对同样明显的选择，而在70年代的南锥，这更是唯一的选择。就像没有温和仁慈的方法可以违背人的意志而占领，要夺走数百万人尊严过活所需的事物——芝加哥男孩决心做的事——也无法以和平方法达成。

　　抢夺，不管是土地或生活方式，就需要动用武力，或至少需要令人相信的威胁；所以强盗会带枪，并经常使用。酷刑令人厌恶，但往往是达成特定目标的高度理性方式；事实上，它可能是达成那些目标唯一的方法。这引发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当时在拉丁美洲许多人无法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吗？它的目标是否有什么成分，会导致此种暴力的政治整肃，以及伴随而来的人权清洗运动的循环？
　　这个问题最动人的证词之一来自托马塞拉（Sergio Tomasella），他是烟农兼前阿根廷农地联盟秘书长，曾遭到酷刑和监禁长达五年，并牵连他的妻子和许多朋友及家族成员。1990年5月，托马塞拉搭乘深夜巴士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农业省份柯利安特斯（Corrientes），准备在阿根廷反除罪法庭上发表意见，该法庭当时正听取独裁统治期间侵犯人权的证词。托马塞拉的证词与其他人不同，他穿着农场的衣服和工作靴站在都市听众前，解释为什么他是一场长期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一方是想要土地以开辟合作农场的贫穷农民，另一方则是势力庞大、拥有当地省份一半土地的牧场业主。“战线是连续不断的——那些从印第安人手上夺走土地的人，继续借他们的封建结构压迫我们。”
　　他坚称自己与农地联盟的会员同伴所遭受的虐待，不能与殴打他们身体和摧毁他们运动网络背后的庞大经济利益切割。因此他不愿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宁可指出那些靠着阿根廷对外的经济依赖而获利的本国和外国大企业。“外国独占公司强迫我们购买谷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学品，强迫我们接受科技和意识形态。这些全都透过拥有土地并控制政策的寡头统治者。但我们必须知道，寡头统治者也受到这些独占公司的控制，同样的福特汽车、孟山都（Monsanto，编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利普莫理斯（Philip Morris，编按：美国烟草公司）。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结构。这是我来这里必须谴责的。就是这样。”
　　听众爆出热烈的掌声。托马塞拉以如下的话总结他的证词：“我相信，真理与正义经历许多世代后，终究会获胜。如果要在这场战斗中死去，我甘之如饴，但总有一天我将得胜。同时，我会知道敌人是谁，而敌人也知道我是谁。”
　　芝加哥男孩70年代的第一场冒险，应该被当成是对人类的警告：他们的思想极其险恶。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一个实验场的罪行就没有责任承担，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论家培育出来的次代弟子得以逃过刑责，继续游走世界寻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们再度生活在政商连手大屠杀的时代，许多国家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并以审慎计划的手段改造它们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失踪和酷刑也卷土重来。同样的，建立自由市场的目标与使用这种残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视为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