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内向的精神分裂症或忧郁症患者好比用高墙团团围住的城市,所有城门紧闭,拒绝和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在城墙上炸开缺口后. 可以和世界重建关系。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控制轰炸造成的损害程度。

  ——英国精神病学家怀利 (Andrew M. Wyllie) 针对电击治疗的看法,1940年

  后9.11的世界中,我认为适度使用暴力,可能具有治疗效果。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柯恩 (Richard Cohen)撰文支持入侵伊拉克



  2004年3月,我抵达巴格达还不到三小时,一切都不太顺利。首先,我们出了机场检查关卡,事先约定的车子没有出现,我的摄影师斯特恩 (Andrew Stern)和我必须在已经号称“世界最危险的道路”上设法搭便车。我们抵达位于热闹的卡拉达区 (Karada)的旅馆时,迎接我们的是爱尔兰和平运动分子伯明翰 (Michael Birmingham),他在美国侵略伊拉克前搬到巴格达。我请他帮我介绍几个关心伊拉克经济民营化的伊拉克入。他告诉我们:这里没有人关心民营化,大家只关心生存。

  接着我们激烈争论在战区推动政治目标的伦理问题。伯明翰并没有说伊拉克人支持民营化计划,只是说大部分人有更迫切的烦恼,他们担心自己做敬拜的清真寺有炸弹爆炸,或是发现堂兄弟消失在美国管理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他们想的是怎么得到明天的饮用水和洗澡水,不是外围公司是否想把伊拉克的供水系统民营化,然后在一年后把水卖给他们。他主张外人的职责是设法记录战争与占领的实况,不是决定什么事情是伊拉克的当务之急。

  我极力为自己辩护,指出把这个国家卖断给贝泰和埃克森美孚石油,不是我编造的幻想;在白宫派驻伊拉克的特使布雷默带头推动下,民营化已经进入初期阶段。好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美国在多家旅馆的宴会厅里举办商展,拍卖伊拉克的国家资产,形成超现实的场景:穿着护身盔甲的业务员用血肉横飞的故事,吓唬前来参观的商人,美国贸易官员却对大家保证,实际情形没有电视上看到的那么糟糕。“地上还血迹斑斑的时候,是最好的投资时机。”在华府的“第二次重建伊拉克”研讨会上,有位出席者认真地这么说。

  在巴格达很难找到有兴趣谈经济的人,其实并不意外。策划侵略伊拉克的人坚决相信休克主义,知道伊拉克人忙着应付紧急事务,可以把伊拉克切割开来拍卖,而且可以把结果当成已经完成的交易。对新闻记者和行动主义者来说,我们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部放在惊人的实际攻击上,忘了得到最大利益的关系人根本不到战场上来,而且在伊拉克可以获取许多利益:伊拉克不但有世界第三大的已证实石油蕴藏,也是拒绝依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这种潮流征服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亚洲后,阿拉伯世界变成了最后的一块边疆。

  伯明翰和我反复辩论之际,斯特思想到阳台上抽烟,当他打开玻璃门时,房间似乎瞬间被抽成真空。窗户外面是一团像岩浆一样的火球,深红色中夹杂了一些黑色。我们抓起鞋子,穿着袜子,跑下五层的楼梯。大厅里到处都是碎玻璃,街角的黎巴嫩山大饭店 (Mount Lebanon Hotel)变成废墟,跟旁边的房子一起被1000磅的炸弹夷为平地,这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到当时为止最大的攻击事件。

  斯特恩提着摄影机冲到爆炸案现场,我努力克制自己,最后还是跟了过去。我到巴格达才三小时,就打破了自己不追逐炸弹的原则。回到旅馆后,所有独立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都在喝亚力椰子酒 (arak),设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每个人都对着我笑,说:“欢迎来到巴格达!”我看看伯明翰,我们两个都默默承认,刚才的辩论他赢了。战争本身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是炸弹决定这里的一切,不是新闻记者。”的确如此,炸弹不只'是把氧气吸进爆炸圈里,也吸引了一切,包括我们的注意力、同情心和怒火。

  那天晚上,我想到两年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到的杰出记者艾库娜 (Claudia Acuna),她给我一本华尔士写的《作家写给军事执政团的公开信》。她警告我说,极端的暴力可以阻止我们看出暴力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某方面来说,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反战运动上。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我们的解释很少超过几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石油、以色列、哈利伯顿。我们大部分入决定反战,是反对误以为自己是国王的总统,以及他那位想在历史上留名的英国跟班的愚蠢行为。至于其他的想法,比如说战争是合理的政策选择、筹划侵略伊拉克的人使出残忍的暴力,是因为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打开中东的封闭经济体,暴力程度和其中的利益正好成正比……我们完全没兴趣。

  美国政府向大众推销侵略伊拉克时,立论基础是害怕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毁灭武器,因为照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的说法,大规模毁灭武器是“每一个人都会赞同的说法”。换句话说,大规模毁灭武器是最小公约数的借口。大部分支持这场战争的知识分子喜欢比较精确的理由,就是“模范”理论。很多主张这种理论的大师都自认为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根据他们的说法,恐怖主义出现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方:9. 1帕勺劫机者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黎巴嫩;伊朗用金钱支持真主党 (Hezbo Uah);叙利亚窝藏哈玛斯组织 (Hainas)的领袖;伊拉克送钱给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家属。对这些拥护战争的人来说,他们把攻击以色列和攻击美国混为一谈,好像两件事没有差别,这种想法足以把整个中东地区,全都当成孕育恐怖分子的温床。

  因此他们会问,要怎么对付这个产生恐怖主义的地区?受到意识形态遮蔽,他们看不出美国或以色列政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不可能看出这是挑衅行为;他们以为真正原因是这个地区缺乏自由市场民主制度。[1]

  因为无法一次征服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必须挑出一个国家作为触媒。正如同相信这种理论的头号媒体宣传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美国要侵略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不同模范”,进而在整个地区引发一系列的民主与新自由派浪潮。美国企业研究所大师穆拉其克 (Joshua Muravchik)预测,在“德黑兰与巴格达”将“引发遍及伊斯兰世界的海啸”,同时,主要的保守派分子、布什政府的顾问莱丁说,目标是 “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2]

  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是把对抗恐怖主义、传播资本主义和举行选举绑在一起,变成单一方案:“清除”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建成庞大的自由贸易区,然后它就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选举结果,这样好比三合一的特餐。布什后来把这种目标简化成简单的一句话:“把自由传播到有麻烦的地区。”很多人把这种情绪误解成过分乐观的民主承诺,但是模范理论的核心其实是另一种自由,是70年代带到智利、90年代带到俄罗斯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让西方跨国公司可以饱餐新近民营化国家的自由。布什宣布伊拉克的主要战斗结束才八天后,就清楚地说明这件事,宣布“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大计。切尼的女儿、苏联休克治疗历程专家丽丝·切尼 (Liz Cheney)负责推动这个计划。

  9. 11攻击后,侵略某个阿拉伯国家、把这个国家变成模范的想法开始流传,有好几个国家成为可能目标,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或是莱丁属意的伊朗。然而,伊拉克却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伊拉克除了拥有庞大的石油蕴藏之外,在沙特阿拉伯看来没有以前那么可靠的时候,伊拉克也是适于设立军事基地的中心地点,而且萨达姆动用化学武器对付人民,使他变成大家容易仇视的目标。另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美国人较熟悉伊拉克。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是美国最近一次动用几十万部队、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战争结束后12年里,五角大楼一直用这场战争作为研讨会、入员训练以及精心研发战争游戏的范本。有一篇对拉姆斯菲尔德深具启发的论文,就是这种后赛局理论的例子。这篇论文叫作《震慑:达成快速掌控》,是1996年由国防大学一些策略专家写的,这篇论文定位为全方位的军事教条,其实探讨的是如何再打一次波斯湾战争。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退役海军中校乌尔曼 (Harlan Ullman)解释说,之所以会推动这个研究计划,原因是有人问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的空战指挥官洪纳 (Chuck Homer)将军,问他和萨达姆作战时,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应该把针刺向哪里,好让伊拉克军队崩溃。把“震”“慑”这两个名词凑在一起的乌尔曼写道:“震慑意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沙漠风暴战争能够再打一次,我们如何能在一半的时间以内,用比较少的兵力,打嬴这场战争?关键在于找到洪纳所说把针刺进去的地方,我们以这些地方为目标,可以让敌人立刻崩溃。”论文作者群相信,如果美军有机会再跟萨达姆作战,一定会非常善于找到这些“插入点”,因为新的卫星科技和精准武器的突破,使美军可以用空前精确的方式,把针插进去。

  选择伊拉克还有另一个好处,美军忙着幻想用有天壤之别的进步科技,再打一次沙漠风暴行动时,伊拉克的军事能力却急速退步,不但受到禁运侵蚀,武器检查计划更使伊拉克军力几乎土崩瓦解。这点表示,和伊朗或叙利亚相比,伊拉克似乎是最容易打胜仗的地方。

  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选择伊拉克作为模范的用意,说得很直率。他写道:“我们不是要在伊拉克扶植国家,我们要创造一个国家。”这样说好像是在21世纪里,找一个阿拉伯产油大国、凭空创造出一个国家来,是很自然、甚至是“很高贵”的事情。弗里德曼像很多人一样,原来支持战争,后来却宣称自己预料不到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会带来大屠杀。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可能忽略这种细节。伊拉克不是地图上空旷的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伊拉克的文化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带有崇高的反帝国主义自尊、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深厚的信仰,大部分成年男性都受过军事训练,如果要在伊拉克 “创造国家”,原来已经存在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从一开始,没有说出口的假设就是:原来的国家有很大部分会消失,以便清出空地,进行宏伟的试验;这个构想的核心,一定包括极为激烈的殖民暴力。

  30年前,芝加哥学派的反革命首次从教科书上跳到现实世界,也希望把国家消灭,然后创造出新的国家。1973年的智利就像2003年的伊拉克一样,原意是要当作整个骚动的美洲大陆的模范,而且很多年里,智利确实是模范。1970年代实施芝加哥学派理念的残暴政权很清楚,如果他们理想中的新国家要在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诞生,整个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都必须 “连根”拨起。

  在遭受过政治清洗的国家,大家会集体努力,面对这段残暴的历史:设立真相委员会、挖掘万人冢,开始审判坏人的战争罪行;但是拉丁美洲的军事执政团并非独立行动,很多文件显示,他们在政变前后都受到华盛顿支持。例如1976年阿根廷政变时,成千上万的年轻行动主义者被人从家里抓走,军事执政团得到华府充分的财务支持。(基辛格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须做,你应该要快快傲。”)那一年福特担任美国总统,切尼是他的幕僚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国防部长,基辛格的行政助理是一位野心勃勃、名叫布雷默的年轻人。这些人没有面对真相,没有因为他们支持各国军事执政团的角色而经历司法程序审判,还继续享受漫长而顺利的事业生涯,事实上,好日子太过漫长,以至于30年后他们仍然活跃,准备在伊拉克发动惊人却更凶暴的类似实验。

  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把冷战结束到反恐战争开始的期间,说成是“休生养息的岁月,接着是大火熏天的日子”。侵略伊拉克,代表猛然回归自由市场圣战早年的手段:不受任何干涉,使用最厉害的休克手段,强力侵袭并排除建立模范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障碍。

  接受中情局资助的精神病学家卡梅伦在“拆解”病人时,会让病人退缩到婴儿状态;他相信,如果一点点休克有助于达成目的,那么更多的休克会更有用。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来轰炸病人的头脑,包括用电力、迷幻药、感觉剥夺、感觉超载,任何能抹杀旧有东西而得到空白白纸的方法,好让他铭刻新的思想和模式。侵略伊拉克的策略就是这样,只是白纸大多了。策划这场战争的人评估所有的休克手段,决定全部采用,包括闪电战、军事轰炸、配合精巧的心理作战,随后用最快速、最彻底、最空前的政治与经济休克治疗计划。如果有任何抵抗,就把反抗分子一网打尽,再予以“无情的凌辱、拷打”,作为补充手段。

  分析伊拉克战争时得到的结论经常是:侵略的部分“成功”,但是占领的部分失败。这种评估忽略了侵略和占领是一个策略的两面:最初的轰炸意在洗净画布,以便在上面建立模范国家。

战争是场大规模酷刑


  对策划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人来说,“在什么地方把针插下去”的答案似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插下去。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五星期内大约发射了300枚战斧巡航导弹。2003年时,一天里就发射了380多枚。3月20日到5月2日的“主要战斗”期间,美军在伊拉克投下的炸弹3万多颗,还有2万枚精密导引巡航导弹:之前生产的所有这种导弹,67%都射向伊拉克。

  轰炸期间,巴格达一位三个小孩的妈妈穆沙说:“我非常害怕,没有一分钟不听到、感觉到炸弹炸在某个地方,我觉得伊拉克没有一寸的土地是安全的。”这点表示震慑作战达成了目标。震慑作战公开挑战不得集体惩罚的战争规矩,创造这种学说的人以此自豪,震慑作战不只是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目标,也以“整个社会为目标”:集体恐惧是这种策略的重要一环。

  震慑作战还有一个凸出的特点,那就是十分了解战争是有线电视新闻的奇观,能同时表演给好几种观众看,包括敌人、美国人和任何想要制造麻烦的人。震慑作战手册宣称;“这种攻击的视觉效果透过CNN,同步在全世界播出,对联军支持者的正面冲击,以及对潜在威胁者的负面冲击,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从一开始,伊拉克战争就被人认为是华盛顿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所用的语言是火球、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摇撼整个都市的震动。萨斯金德 (Ron Suskind)在《1%教条》(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解释说,对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而言,侵略伊拉克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创造一个实际的范例,告诉任何莽撞到取得毁灭性武器,或是以任何方式藐视美国权威的人,要他们好好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策略比较不像是战争策略,而是 “全球性的行为主义试验”。

  战争总是有一部分是表演,总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但拉姆斯菲尔德利用他在企业界学到的手段和媒体知识,把恐怖营销变成了美国军事理论的核心。冷战期间,担心核武攻击是吓阻策略的核心,但重点在于核导弹留在发射槽里。这次攻击不同,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争动用了核子弹之外的所有力量,展示了意在轰炸感官、左右并且影响情感的大秀,传播持久的信息,目标经过精心选择,力求具有象征价值并且适于在电视上产生冲击。从某方面来看,拉姆斯菲尔德的战争理论是他“改头换面”计划的一环,跟常常拖着他、要他慢下来的将领所主张“以武力对付武力”的战场策略大不相同,反而和他宣布要对战到永远的恐怖分子相像多了。恐怖分子不会透过直接的对抗争取胜利,而是尝试用可以在电视上展现出来的惊人画面,同时展现敌人的弱点还有自己制造残忍事件的能力,以便瓦解大众的士气。这是9·11攻击背后的理论,同样也是侵略伊拉克背后的理论。

  震慑通常只是表现为压倒性火力的战术,但这个理论的作者其看法深厚多了:他们宣称,震慑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蓝图,“直接针对敌人的集体反抗意志”,所用的方法是美国军事体系另一个部门熟悉的工具:利用意识剥夺和意识超载,造成迷失与退缩。《震慑))清楚反映中情局的侦讯手册:“用粗浅的话来说,快速主导将会掌控环境,瘫痪敌人的感觉和对事件的了解,或是使敌人在这方面超载。”目标是“使敌人完全失能”。所包括的策略涵盖“实时操纵感官与输入内容……实际上就是‘把灯光开开关关',让任何可能的挑衅者认清或了解自己的武力、最后是自己的社会,会碰到什么状况与事件”,以及“在特定地区,剥夺敌人沟通与观察的能力”。伊拉克遭受这种大规模酷刑的实验历时好几个月,而且早在炸弹投下前很久就开始了。

加深恐惧


  加拿大公民埃拉 (Maher Arar)是特别引渡计划的受害者,2002年他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谍报人员抓走然后送到叙利亚,侦讯他的人用的是历经试验、证实有效的刑讯技巧。“他们要我坐在椅子上,有一个人开始问我问题……如果我回答得不够快,他会指着角落上的金属椅子问:‘你要我用这东西吗?’……我吓坏了,他们不需要动手,我就会说出所有的话,避免遭到酷刑!”埃拉碰到的技巧叫作“展现刑具”,或是照美国军方的术语叫作“加深恐惧”。刑讯的人知道,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囚犯自己的想象;往往只要展现可怕的刑具,就会比动用刑具还有效。

  侵略伊拉克的日子愈来愈接近,五角大楼征用美国新闻媒体,让伊拉克的“恐惧加深”,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播出一项报道,一开始就说:“他们把这一天叫作攻击日,攻击代表极为惨烈的空袭,会让萨达姆的军队无力或不愿意作战。”节目把《震慑》的作者乌尔曼介绍给观众,乌尔曼解释说:“这会产生一种综合效果,就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一样,不用几天或几星期时间,而是在几分钟之内产生这种效果。”节目结束之际,主持人丹·拉瑟 (Dan Rather)撇清责任:“我向各位保证,这项报道没有国防部认为可能帮助伊拉克军方的信息。”其实他可以讲得更明白:这则报道和同时期其他的报道一样,是国防部加深恐惧策略密不可分的一环。

  伊拉克人靠着私接的卫星电视或海外亲友的电话,接收这些可怕的报道,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在想象震慑的恐怖。这个阶段本身变成强而有力的心战武器。这次会比1991年糟糕吗?如果美国人真的认为萨达姆拥有大量毁灭武器,会不会发动核子攻击?

  侵略开始前一周,答案出现了,五角大楼邀请华盛顿的军事记者,到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 (Eglin)空军基地,进行特别的实地参访,亲眼看看特大空中爆炸武器 (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MOAB)的实验,但是军方每一个人都把这种炸弹叫作“炸弹之母”(Mother of AU Bombs)。这种炸弹重2.1万磅,是历来所生产过最大的非核炸弹,照CNN记者麦金泰尔 (Jamie McIntyre)的说法,这种炸弹可以产生“1万英尺高的蕈状云,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像核子武器

  麦金泰尔在报道中说,即使不动用这种炸弹,这个炸弹的存在“仍然可能产生心理冲击”——暗示他默认自已在发动这种冲击所扮演的角色。伊拉克人像关在监牢里接受侦讯的囚犯一样,看到刑具。拉姆斯菲尔德在同一个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清楚展现联军的实力,足以彻底压制伊拉克军队,使之不战而败。”

  战争开始后,巴格达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感官剥夺,巴格达的感觉刺激一个接一个被切断;最先失去的是耳朵。

  2003年3月28日晚上,美军逼近巴格达时,伊拉克通信部遭到轰炸,变成一片火海,巴格达的4个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大量的碉堡克星炸弹攻击,切断了几百万具电话的通信,以电话交换机中心为目标的攻击继续进行,一共有12处电话交换机中心遭到攻击。到4月2日,整个大巴格达地区,几乎没有一具电话可以通话。[4]在同样的攻击中,电视与无线电转播站也不能幸免,以致躲在家里的众多巴格达家庭连一点微弱的信号都不可能收到,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听不到消息。

  很多伊拉克人说,空袭中造成最大心理伤害的事件是摧毁电话系统,也是最大的折磨。因为到处都可以听到、感觉到炸弹爆炸,却不能打电话到几个街口之外,看看心爱的人是否还活着,也不能向住在国外的亲戚报平安。驻在巴格达的新闻记者被绝望的居民包围,哀求他们借用片刻卫星电话,或是在他们手里塞进电话号码,哀求他们打电话给伦敦或巴尔的摩的兄弟或叔伯:“告诉他一切安好,告诉他说父母都平安,跟他问候,告诉他不必担心。”这时,巴格达大部分药房的安眠药品和抗忧郁药品都卖光了,整个城市找不到半颗安定(Valium,编按:一种抗焦虑剂,可改善失眠症状)。

  接着遭到摧毁的是眼睛。英国《卫报》4月4日报道:“傍晚的轰炸中听不到爆炸声,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突然间,整座有500万人居住的城市陷入无边无际的可怕暗夜中。只有路过汽车的头灯能够消除黑暗,带来一线光明。”巴格达居民困在家里,彼此不能通话,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看不到外面。就像关在中情局黑牢里的犯人一样,整个城市好比加上了脚镣手铐,罩上面罩,接着又被剥光衣服。

安慰物品


  在敌意的侦讯中,摧毁囚犯的第一阶段是剥夺囚犯的衣服,拿走能够引发囚犯自我意识的任何物品,也就是所谓的安慰物品。对囚犯特别有价值的物品,如((古兰经》或囚犯重视的照片,经常用公开侮辱的方式处理,传达的信息是“你什么都不是,我们要你变成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这么做的本质就是要剥夺人性。伊拉克人集体经历这种毁灭过程,看着最重要的制度遭到亵渎,历史文物用卡车载走,就此消失。轰炸严重伤害伊拉克,但是接下来不受占领军抑制的抢劫,才是最彻底抹杀国家灵魂的恶行。

  《洛杉矶时报》报道:“千百个抢匪砸毁伊拉克国家博物院的古代陶瓷,搬空展示柜,抢走黄金和其他古物,这样根本就是掠夺人类社会的最初记录。博物院17万件无价的收藏品中,80%不见了。”国家图书馆收藏伊拉克出版的每一本书、每一份博士论文,如今成为焦黑的废墟。宗教事务部大楼烧到只剩骨架,有千年历史、用鲜明图案装饰的《古兰经》消失无踪。巴格达一位中学老师宣称:“我们的国家传统消失了。”当地一位商人谈到国家博物院时说:“这是伊拉克的灵魂,如果国家博物院不能收回遭到抢掠的珍宝,我会觉得我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被偷走了。”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吉普森(McGuire Gibson)说,这样“等于是脑叶切除术,整个文化的深层记忆、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被移除掉”。

  还好主要靠着神职人员在抢掠期间,组织抢救队伍,才收回了一部分文物。但是很多伊拉克人仍然相信,切断伊拉克的记忆是故意的,是华盛顿大计的一环,意在切割历史悠久的坚强民族,用美国人自己的模范取代。70岁的阿卜杜拉告诉《华盛顿邮报》:“巴格达是阿拉伯文化之母,他们希望扫除我们的文化。”

  战争计划人员很快指出,洗劫是伊拉克人干的,不是外国军队所作所为。而且拉姆斯菲尔德的确没有计划要洗劫伊拉克,但是他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或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予以阻止。这种过错不能光是以疏忽两个字就能打发。

  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有13座博物馆遭到抢匪抢劫,因此有十足的理由,可以相信贫穷、对旧政权不满以及普遍的混乱环境,会促使若干伊拉克人用同样的方式反应(尤其是几个月前,萨达姆已经释放所有的囚犯)。重要的考古学家早已警告过五角大楼,在攻击前,必须拟定无懈可击的计划,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3月26日,五角大楼发给联军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根据重要性,列出巴格达16处绝对必须保护的地方,排第二的就是博物馆。其他人也警告并且敦促拉姆斯菲尔德派出一队国际警察随军同行,维护公共秩序,但这个建议同样遭到忽视。

  然而,即使没有警察,巴格达也有够多的美军,可以派一些人到重要的文化场址,但就是没有付诸行动。很多报道指出,美军坐在装甲运兵车里,在市区停留,看着货车载着抢来的东西一辆一辆开过去,直接反映出拉姆斯菲尔德“事不关己”的漠视态度。有些单位自动负起阻止抢掠的责任,也有军队加入抢掠的例子。巴格达国际机场遭到军人彻底破坏,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军人砸毁机场的家具后,再转往跑道上的民航机:“美国士兵为了寻找舒服的坐椅和纪念品,拆毁了很多飞机的设备,割裂椅子、破坏驾驶舱设备,把每一扇挡风玻璃都砸破了。”估计伊拉克国家航空公司蒙受了一亿美元的损失。在早期争议性很大的部分民营化计划中,这家公司是最先拿出来拍卖的资产。

  官方为什么完全无意阻止抢掠,后来两个在占领军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提出了一些解释,一位是布雷默的高级经济顾问麦佛森(Peter McPhersOn),另一位是占领军政府高等教育重建部门总监艾格瑞斯托 (John Agresto)。麦佛森说,他看到伊拉克人抢走国家资产,包括汽车、巴士、政府部门的设备时,一点也不觉得困扰。麦佛森的职责是担任伊拉克最高级的经济休克治疗专家,责任是急遽缩小国家的规模,把国家的资产民营化,这点表示抢匪实际上正好助他一臂之力。 “我认为有人夺取国家机器,或是把原本属于国家的货车开走,似乎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民营化,这样很好。”麦佛森是里根政府时期的官场老手,坚决相信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把抢掠看成是“缩小”公共部门的一种形式。[5]

  他的同事艾格瑞斯托在电视上看到巴格达抢掠横行时,也看到一点希望。他把自己的责任当成“这辈子再也难逢的机会”,他负责从头改造伊拉克高等教育制度,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解释说:把各大学和教育部全都搬空,提供了“干干净净、从头开始的机会”,是让伊拉克学校得到“最好现代设备”的机会。很多人显然信以为真,如果他们的任务是“创造国家”,那么旧国家剩下的一切只是妨碍。艾格瑞斯托过去担任新墨西哥州圣约翰大学(st.John’s College)校长,这所大学以《圣经》课程闻名。他解释说,虽然他对伊拉克一无所知,却克制自己,在前往伊拉克前不看跟伊拉克有关的书籍,这样他到达时“会尽量保持开放的心胸”。艾格瑞斯托希望自己像伊拉克的大学一样,完全是空无一物的白纸。

  如果艾格瑞斯托看过一两本书,可能会慎重思考是否需要消灭一切,重新开始。例如,他原本可以了解禁运扼杀伊拉克前,伊拉克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教育制度,拥有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识字率。1985年时,89%的伊拉克人识字。相形之下,在艾格瑞斯托家乡的新墨西哥州的人口中,有46%的人实际生活中看不懂文字,有20%的人口不会“基本的算术,不能把销售发票上的总额加起来”。’[6]但是艾格瑞斯托极为相信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似乎不能接受伊拉克人可能希望解救并且保护本身的文化,也无法理解他们可能觉得文化遭到摧毁是锥心之痛。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盲目,是反恐战争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在美国管理的关塔那摩湾监狱里,有一个房间名叫“爱合”,若狱方认定囚犯不是敌方作战人员,不久就要释放,就会把囚犯带到那里,让他们看好莱坞电影,大吃特吃美国垃圾食物。遭到拘禁的英国人伊卡巴(Asif Iqbal)和两位朋友,被称作“提顿三人帮” (Tipton Three),他们出狱回国前,获准到爱合好多次。他说:“我们可以看激光视盘、吃麦当劳、吃必胜客(Pizza Hut),基本上非常放松。在这个区域,我们没有上脚镣手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待遇,其他日子我们像平常一样回到牢房!有一次,联邦调查局官员李斯利(Lesley)带来品客(Pringle)马铃薯片、冰淇淋和巧克力,这是我们回英国前最后一个星期天的事情。”他的朋友艾贺梅德(Rhuhel Ahmed)猜想,这种特殊招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搞错了,拷打我们两年半,希望我们会忘掉这件事”。

  艾贺梅德和伊卡巴是在前往阿富汗参加一场婚礼时,遭到北方联盟 (Northem Alliance)逮捕。他们被痛打、注射不明药物、处在压力的情况下许多小时;被剥夺睡眠,强迫剃毛发,剥夺所有的合法权益29个月。却以为可以用品客强大的诱惑力,要他们“忘掉这件事”,而狱方的计划也确实是这样。

  这实在难以相信,不过话说回来,华盛顿的伊拉克侵略计划大致就是如此:震撼并且恐吓整个国家,刻意摧毁伊拉克的基础建设,在伊拉克的文化和历史遭到破坏时毫不阻止,然后用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家电和进口垃圾食物打发一切。在伊拉克,这种消灭文化、再用文化取代的循环不是理论而已,全都在几星期内展开。

  布什任命的伊拉克临时政府长官布雷默承认,他初到巴格达时,抢掠仍然盛行,秩序根本没有恢复。“我从机场开车进城时,巴格达实际上还在着火呢。路上没有车辆行人,完全没有电,没有石油生产,没有经济活动,连一个执勤的警察都没有。”然而,他对这种危机的解决之道是立刻彻底开放伊拉克的边界,对货物进口完全没有任何限制:没有签证费、关税、检查,也没有机场税。布雷默到任两周后,宣布开放伊拉克贸易。一夜之间,伊拉克从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从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严格限制、不能从事最基本贸易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小货车开着抢劫来的东西,前往约旦、叙利亚和伊朗,寻找买主;同时迎面开来的是一队又一队的平板货车,上面高高堆着好莱坞的数字激光视盘和约旦的卫星天线,准备在巴格达卡拉达区的路边卸货。就在一种文化遭到焚烧、拆成零件待售时,另一种事先包装的文化涌人,取代旧文化。

  准备加入这场边疆资本主义实验的美国企业中,有一家叫作新桥策略公司,这家公司由布什政府的前任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署长欧尔鲍创立,他希望利用最高层的政治关系,协助美国跨国企业分得伊拉克的一杯羹。该公司一位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商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

  整个伊拉克就像关塔那摩爱合关的囚犯一样,美国人准备用品客和流行文化来收买,至少这是布什政府的战后计划构想。




[1] 自由市场浪潮绕过这个地区,原因有好几个。最富有的国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赚到的石油财富极多,没有负债,因此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的掌握 (例如沙特阿拉伯经济中,有84%由国家控制)。伊拉克因为两伊战争的关系,债台高筑,但是就在全球化时代开抬时,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结束,伊拉苋因为遭到严格的禁运和封锁,不但没有“自由贸易”,实际上完全没有合法的贸易。

[2] 不加人华府共识可能足以引发外国侵略的想法,看来可能相当牵强,但是以前有过这种前例。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贝尔格莱德时,官方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evi)极度侵犯人权,震惊世界。但是科索沃战争几年后,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副国务卿兼当时的美国主要谈判官员塔伯特 (Sti、obe Talbott),说出了一些少有人报道的话,提出远不是那么理想主义的解释:“这个地区的国家设法改革经济、减轻种族紧张、扩大公民社会时,贝尔格莱德似乎乐于继续走相反的方向。南斯拉夫抗拒扩大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趋势 (不是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人的痛苦),是解释北约打这场战争最好的说法。”这段话出现在塔伯特过去的发言人诺里斯 (John Norris)2005年出版的《北约、俄罗斯、科索沃的冲突之路》(Col2ision Course, NATO,Russi'a,and osovo)书中。

[3]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是第一场 CNN战役,但是因为全天候24小时现场特燔的观念还不很成熟,当时军方还没有把现场转播完全纳入作战计划。

[4]为什么彻底毁灭巴格达的电话系统?官方的说法是要切断萨达姆和精英特战部队的通信。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侦讯人员针对最高级的伊拉克囚犯,进行深入的“谈话”,发现很多年来,萨达姆一苴认为间谋利用电话追踪他,因此过去13年里,他只用过两次电话。如同往常一样,根本不需要什么可靠的情报;会有很多随时可以动用的资金,让贝泰公司建立新的通信系统。

[5] 就是这种抢掠行动让哈利伯顿可以向美国纳税人收取超高的费用,五角大楼也乐于偷偷开一扇窗;或许国防部认为,消失的千百万美元不是失窃,而是萎缩,全都是削弱政府、壮大企业运动中的一环。

[6] 艾格瑞斯托重建伊拉克大学系统的工作彻底失败,一无所成地离开伊拉克后,修正了他先前赞成抢掠的态度,说自己是“被现实蒙蔽的新保守派”。这句话和其他细节都出自钱德拉赛卡兰 (Rajiv Chandrasekaran)的《绿区:绿宝石城市里的帝王生活》(Green Zone,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这本书清楚记录绿区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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