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净滩：“第二次大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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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净滩：“第二次大海啸”

　　像巨型推土机一样的海啸铲平了海岸线，为开发商带来梦想不到的机会。开发商也迅速掌握机会。

　　——麦当斯(Seth Myclans)．《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3月l0日

　　我在夕阳西沉时走到海滩上，希望在渔民驾船驶向墨绿色的大海、开始一天的作业前，能够碰到一些渔民。这时是2005年7月，海滩上几乎空无一物，但是还有几艘手工油漆的木筏，其中一艘木筏旁边有一个小家庭，正在做出海前的准备。40岁的罗杰穿着无袖上衣，裹着纱笼，坐在沙子上面，跟20岁的儿子伊凡一起缝补纠缠不清的红色渔网。罗杰的太太珍妮塔绕着小船，手里拿着一小罐冒烟的香，摇来摇去，她解释这种仪式是“为了祈福和祈求平安”。

　　不久前，这个海滩和斯里兰卡海岸沿线几十个这样的海滩一样，还是紧急救援任务的现场，因为这里经历了近年最具毁灭性的天灾；2004年12月26日的大海啸，夺走25万人的性命，造成这个地区250万人无家可归。我在大海啸发生之后六个月，来到受害最严重的斯里兰卡，希望看看这里的重建和伊拉克的重建有什么异同。

　　和我同行的旅伴库马里(Kumari)是科伦坡的行动主义者，曾经参与救难和重建工作，她同意在我采访受到大海啸侵袭的地区时，担任我的导游和翻译。我们的旅程从阿鲁加姆湾(Arugam Bay)开始，这里是斯里兰卡岛东海岸的一座渔村，也是没落的度假村，政府重建小组把这里当成“美好重建”计划的橱窗。

　　我们在此遇见罗杰，没过多久他就提出十分不同的说法。他说这个计划是“把渔民从海滩上赶走的计划”，而且这个大规模驱赶人民的计划，远在大海啸来袭之前就已定案，但是大海啸像极多其他灾难一样，被人利用，推动十分不受欢迎的计划。罗杰告诉我们，15年来，他和家人都在阿鲁加姆湾上的茅屋里度过捕鱼季节，离这里没多远。他们和几十户其他渔民家庭一样，把船放在茅屋旁边，把捕获的鱼放在香蕉叶上，在柔细的白沙上晒干。他们和观光客相处愉快，其中大部分是澳洲和欧洲来的冲浪客，住在海滩附近的旅舍，屋前挂着破旧的吊床，卡在棕榈树上的喇叭传出伦敦的俱乐部音乐。餐厅购买刚下船的鱼货，渔民多彩多姿的传统生活形态，为最能吃苦耐劳的旅客提供他们所追寻的真实风土民情。

　　长久以来，阿鲁加姆湾的旅馆和渔民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原因之一是斯里兰卡内战不断，没有哪种产业能够茁壮到超越极小的规模。斯里兰卡东海岸曾经爆发过一些最惨烈的战斗，因为北部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和科伦坡的斯里兰卡中央政府，都宣称拥有东海岸，却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这个地方。要到阿鲁加姆湾，必须穿越迷宫一样的检查哨，冒着陷在枪林弹雨或碰到自杀炸弹攻击的危险(据说泰米尔猛虎发明了会爆炸的自杀腰带)。所有导览书籍都包含严正警告，劝大家避开斯里兰卡动荡不安的东海岸，这里的浪头非常适于冲浪，但是只有最坚定的冲浪客，才会花精神来这里。

　　2002年2月，科伦坡和泰米尔猛虎签署了停火协议，突破上述僵局。停火不完全等于和平，比较像军事行动中依然紧绷的暂停期间，偶尔会穿插爆炸案或暗杀案。虽然情势这么不稳定，但是道路一开通，导览书籍就开始把东海岸捧成下一个普吉岛，是冲浪胜地，拥有美丽的海滩、稀奇古怪的旅馆、芳香扑鼻的美食、满月时刻举行的舞会……寂寞星球(Lonely P1anet)宣扬这里是“举行派对的热门地点”。阿鲁加姆湾成了行动中心，同时，检查哨的开放表示全国各地的渔民，可以大批回到包括阿鲁加姆湾在内这片最多产的东岸水域。

　　海滩上的人群开始增加，阿鲁加姆湾被划为渔港，但是当地旅馆老板开始抱怨，说茅屋阻挡了旅馆的视线，晒鱼的臭味让旅馆的房客作呕(一位荷兰移民来的旅馆老板告诉我， “的确有气味污染这回事”)。有些旅馆主人开始游说当地政府，要求把渔船和茅屋迁移到另一个海湾，迁移到比较没有外国人的地方。村民开始反弹，指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住了好几代，阿鲁加姆湾不只是渔港而已，也是渔民的淡水和电力来源，是渔民子女上学和买主购买海产品的地方。

　　海啸来袭前六个月，冲突几乎就要爆发，某天半夜海滩上烧起了一场无名火，24栋渔民居住的茅屋烧成灰烬。罗杰告诉我，他和家人“失去了一切，所有的财物、渔网和绳索”。库马里和我跟阿鲁加姆湾很多位渔民谈话，所有渔民都坚称这是人为纵火，他们把矛头指向摆明了要把海滩据为已有的旅馆老板。

　　如果火灾真正的用意是要吓走渔民，结果却适得其反；渔民留在家园的决心变得比以前更坚定，失去茅屋的渔民很快重建家园。

　　海啸来袭，做到了火灾做不到的事情，把海滩清理得一干二净，所有脆弱的建筑都被冲走，每艘小船、每一栋渔民茅屋、每一栋游客小屋和平房，全都一样。这个小区的人口只有4000，大约有350人罹难，大部分都是像罗杰、伊凡和珍妮塔一样靠海讨生活的人。然而，在垃圾和尸体底下，留着旅游业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就是原始的海滩、清除掉所有人为障碍的度假胜地。整个海岸都一样：一旦垃圾清除，剩下的就是乐土。

　　紧急状况消退，渔民重回旧地，迎面而来的警察禁止他们重建。“这是新规定”，他们得知海滩上不准盖房子，一切至少必须离高潮线200米。大部分人愿意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盖房子，但是那里没有土地，因此渔民无处可去。不只阿鲁加姆湾设置了“缓冲区”，整个东海岸都一样，海滩变成了禁地。

　　海啸大约夺走了3.5万名斯里兰卡人的性命，造成将近100万人无家可归，像罗杰一样驾着小船捕鱼的人，占受害者的80%；在某些地区，这种比率接近98％。数十万人为了得到食物配给和少少的救灾津贴而搬离海滩，住进内陆的临时收容所。很多收容所都是铁皮盖的狭长丑陋棚屋，热气无法宣泄，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很多人抛弃棚屋，在外露宿。久而久之，收容所变成又脏又乱、疾病丛生的地方，还有面貌凶恶、挥舞着枪械的士兵来回巡逻。

　　政府的表面文章说，缓冲区是安全措施，意在防止另一次海啸来袭时再度爆发惨剧。表面上，这样说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旅游业。政府反而鼓励旅馆，在以前渔民生活和捕鱼的宝贵海滩上扩建。度假村不受缓冲区规则的限制，纷纷落成；不管建筑多么精美或是多么接近海边，只要把工程归类为“修理”，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整个阿鲁加姆湾的海滩上，都有建筑工人忙着盖房子。罗杰忍不住要问：“旅客难道不怕海啸吗？”

　　对罗杰和其他渔民来说，缓冲区看起来只不过是借口，让政府可以做海啸来袭前想做的事情，把渔民驱离海滩。渔民过去从海中捕获的鱼类足以养家活口，但是对世界银行之类机构计算的经济成长没有贡献，而且渔民原来盖茅屋的土地，显然可以作为更有利的使用。我抵达后不久，一份名叫“阿鲁加姆湾资源开发计划”的文件流入新闻界手中，证实了渔民小区最担心的事情。联邦政府已经委托一群国际顾问公司，研究阿鲁加姆湾重建蓝图，结果就是上述重建方式。虽然海啸摧毁了海滩上的房屋，整个小镇大致上还安然无恙，开发计划却要把阿鲁加姆湾夷为平地，重新大兴土木，把拥有嬉皮魅力的滨海小村变成高级的“精品旅游胜地”，变成拥有五星级度假村、一晚300美元的豪华生态旅游农舍、水上飞机码头还有直升机起降场。这份报告主张把阿鲁加姆湾当成模范，让附近30个新“旅游区”学习，把过去战乱频仍的斯里兰卡东海岸，变成南亚的里维拉(Riviera)。

　　艺术家画的透视图和建筑蓝图中，看不到大海啸受难者，看不到过去住在海滩上几百户渔民家庭。这份报告说明要把村民迁移到比较适合的地方，迁移到好几公里之外，却远离海洋的地方。更糟糕的是，这个耗资8000万美元的再开发计划所用的资金，是以协助海啸受难者名义募集到的善款。

　　在大海啸后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国际捐助的，就是这些渔民家庭哀哀痛哭的脸孔，就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他渔民悲伤的脸孔：堆积在清真寺里的尸体是他们的亲属，哭着辨认淹死婴儿的是他们的母亲，被大海卷走的是他们的子女。但是对阿鲁加姆湾这样的小区来说，所谓“重建”，不过是刻意摧毁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窃取他们的土地。就像库马里说的一样，整个重建过程会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剥削的人继续遭到剥削”。

　　重建计划曝光后，引发了全国性的怒火，阿鲁加姆湾居民的愤恨更是无以复加。我们一到当地，库马里和我就碰到几百个示威人士构成的团体，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沙丽、纱笼，带着希贾布面纱或头巾(hijab)，穿着人字拖。他们在海滩上聚集，正要开始示威游行，要走到旅馆前面示威，然后到地方政府所在地的薄图威市(Pottuvil)抗议。

　　群众走到旅馆去时，一位穿着白色T恤、拿着红色麦克风的年轻人领导示威群众，进行一问一答的抗议。年轻人高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群众就大喊：“观光旅馆！”接着年轻人大叫：“白人……”群众就高喊：“滚出去！”(库马里很不好意思地把泰米尔语翻译给我听。)另一位肤色经过日晒浪打的年轻人接下麦克风，高声喊着：“我们要、我们要……”群众的回答跟着传出：“还我土地！”“还我家园！”“还我渔港！”“还我捐款！”年轻人又喊着：“饥荒、饥荒！”群众回答：“渔民面临饥荒！”

　　到了区政府大门前，游行领袖谴责他们选出的代表背信忘义、贪污腐败，把捐给渔民的钱拿去“买女儿的嫁妆和太太的珠宝”。群众谈到区政府优待僧加罗人(Sinhalese)，歧视穆斯林，谈到“外国人从我们的痛苦中获利”。

　　他们的怒吼似乎不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在科伦坡跟斯里兰卡观光局长柯莱赛文(Seenivasagam Kalaiselvam)谈话，柯莱赛文是中年官僚，有一个坏习惯，喜欢提到政府当局花了几百万美元打造的“品牌性格”(brand personality profile)。我问他，阿鲁加姆湾之类地方的渔民会有什么命运。他往藤椅的椅背一靠，解释说：“过去海岸地带有很多不合法、没有依据观光计划兴建的建筑。海啸过后，观光业碰到的好处是大部分非法建筑都受到海啸影响，全都消失了。”他解释说，如果渔民回来重建，“我们会被迫再度拆除……海滩会保持干净”。

　　开始时不是这样。大海啸来袭几天后，库马里第一次来到东海岸时，还没有半个官方援救人员到达现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救难人员、医疗人员和挖掘坟墓的人。分裂这个地区的种族障碍突然消失。她回忆说：穆斯林信徒跑到泰米尔人那边，帮忙埋葬死者，泰米尔人跑到穆斯林信徒这边吃饭、喝水。斯里兰卡内陆的每个家庭，一天送来两个午餐餐包，餐包十分珍贵，因为内陆居民都很穷。这样做不是要求回报，只是觉得“我必须协助邻居，我们必须协助兄弟姐妹、女儿和母亲，就是这样而已”。

　　全国各地掀起类似的跨文化救援，泰米尔青少年从田里开来拖拉机，协助寻找尸体，基督徒儿童捐出学生制服，以便改成穆斯林葬礼中的白色寿衣，印度教妇女也捐出白色的沙丽。似乎海啸的潮水和瓦砾都具有让人谦卑的极大力量，除了摧毁房子、冲垮道路之外，也洗刷了难以化解的仇恨、血腥的世仇和上次谁杀了谁的记录。库马里跟和平团体合作多年，希望跨越各种鸿沟，却无法达到目标，看到大家用这么光辉的人性应付这么惨烈的悲剧，的确让他感动极了。斯里兰卡人在国家遭逢最大压力时，没有无休无止的讨论和平，而是实际上发挥着和平精神。

　　看来斯里兰卡也可以靠着国际协助，完成重建工程；起初协助不是来自反应迟钝的各国政府，而是来自在电视上看到惨祸的个人：欧洲学童举办糕饼义卖和搜集瓶罐义卖，音乐家举办众星云集的音乐会，宗教团体搜集衣服、毛毯和捐款。然后各国公民要求本国政府比照他们的善心，提供官方协助，六个月内，全世界募集了130亿美元的善款，写下世界记录。

　　最初几个月里，重建资金大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带来紧急食物、饮水、帐篷和具有一片倾斜屋顶的临时住宅；富国派出医疗队，发送物资。各地出现收容所，让大家等待永久住宅兴建时，有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地方可以住。捐款的确足以盖好这种住宅，但是六个月后我到斯里兰卡时，进度完全停顿，几乎没有一栋永久住宅盖好；临时收容所开始看起来不像应急避难所，比较像不可挽回的贫民区。

　　援助人员指责斯里兰卡政府在每一个重要环节都竖立起路障：首先宣布缓冲区，接着拒绝另外提供住宅用地，然后委托外国专家进行无数的研究、写出宏伟的计划。官僚争辩不休之际，大海啸的幸存者在闷热的内陆收容所里苦苦等待，靠着粮食配给过活，他们离海岸太远，不能恢复捕鱼。大家经常把重建延误归咎于繁文缛节和管理不善，事实上，其中牵涉了极为庞大的利益。

海啸前废弃的计划

　　早在海啸来袭前两年，改造斯里兰卡的宏伟计划就已经定案。内战结束后计划便已展开，又是那几个玩家要来搅局，规划把斯里兰卡纳入世界经济，最主要的角色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世界银行和世银的分支亚洲开发银行。大家达成共识，认定斯里兰卡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长期受到战争影响，变成少数还没有受到时髦全球化运动殖民的最后国度。以斯里兰卡这么小的国家来说，保存下来的野生动物相当多，包括豹子、猴子和几千只野生大象；海滩上看不到高楼大厦，山区点缀着很多印度教、佛教和穆斯林庙宇及圣地。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说，最棒的是“一切都包含在像西弗吉尼亚州一样大小的地方”。

　　根据这个计划，提供游击队绝佳掩护的斯里兰卡丛林要开放，接纳喜欢冒险的生态旅客，让他们骑着大象，像在哥斯达黎加一样，在树荫下像泰山一样荡来荡去。共同造成极多血腥的各种宗教可以加以改造，滋养西方游客的心灵需求：和尚可以经营禅修中心，印度教妇女可以在旅馆表演多彩多姿的舞蹈，印度医学中心可以减轻酸痛。

　　总之，亚洲其他国家可以继续保留血汗工厂、电话服务中心和狂热的股市；各国产业巨子需要地方恢复元气时，斯里兰卡会欢迎他们过来。正因为在其他毫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前哨国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如果想要享受豪华与荒野、冒险与贴心服务结合的完美体验，钱不是问题。外国顾问相信，斯里兰卡的未来要靠安缦酒店(Aman Resorts)之类的连锁度假村；安缦酒店最近才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开设两处极为漂亮的度假村，房间一晚要800美元，每一个套房都有可以跳水的游泳池。

　　美国政府极为看好斯里兰卡成为高级旅游胜地的潜力，也极为看好斯里兰卡为连锁度假村和观光业者带来的所有商机，因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推动计划，把斯里兰卡观光业组织起来，成为强而有力、华府说客式的游说团体。斯里兰卡推广观光的预算从每年不到50万美元，增加到大约1000万美元，也是国际开发总署的功劳。同时，美国大使馆推动具有前瞻性的“竞争力计划”，目标是要促进美国在斯里兰卡的经济利益。这个计划的主任是满头白发的经济学家华利(John Varley)，他告诉我，他认为斯里兰卡观光局谈到要在2010年前，每年吸引100万个旅客，眼界太小，“我个人认为，他们可以吸引此数两倍的旅客”。在斯里兰卡主持世界银行业务的英国人哈罗德(Peter Harrold)告诉我：“我总是认为，拿印度尼西亚的巴里岛来比拟最适当。”

　　毫无疑问，高级观光业是可靠的成长市场，以每晚房价平均405美元的豪华旅馆来说，200l到2005年间，总收入增加70%，表现相当优异，尤其是这段期问涵盖了9.11后的衰退、伊拉克战争和燃料成本飞跃上涨，表现确实不错。从很多方面来看，观光业惊人成长，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普遍胜利所造成极端不平衡的副产品。现在不管整体经济状况如何，都有大量新发迹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组成精英阶层，华尔街把这个阶层视为 “超级消费者”，能够独力创造消费需求。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美邦公司 (Smith Barney)全球股票策略部门主管柯布尔(Ajay Kapur)，一直鼓励客户投资他所说的一篮子“富豪股”，包括宝格丽(Bulgari)、保时捷(Porsche)、四季大饭店(Four Seasons)和苏富比(Sotheby)等公司。“我们相信，富豪经济会继续发展，所得失衡将继续扩大，富豪股应该一直会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斯里兰卡完成使命，成为富豪企业的游戏场前，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快速大幅改善。首先，要吸引顶尖的度假村经营者，政府必须降低私有土地所有权的障碍(斯里兰卡大约80％的土地属于国有)。斯里兰卡需要比较“有弹性”的劳动法律，让投资人可以为度假村找到足够的员工。斯里兰卡也需要推动基础建设现代化，兴建公路、精美的机场、改善供水与电力系统。然而，斯里兰卡过去因为购买武器而债台高筑，政府无法独力推动建设快速升级，只能寻求常见的交易，就是同意开放经济，推动民营化与公私合营，换取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所有这些计划和条件都清楚记录在重建斯里兰卡计划中。世界银行批准的这个休克治疗计划在2003年初定案，本地的主要支持者是名叫迪塔维拉 (Mano Tittawella)的斯里兰卡政客兼实业家，他的外表和意识形态都非常像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奇(Newt Gingrich)。

　　斯里兰卡重建计划像所有休克治疗计划一样，以推动快速经济成长为名，要求大家做很多的牺牲。几百万人必须离开传统乡村，交出海滩，接待游客，交出土地，以便兴建度假村和公路。能够存活下来的渔业，要由以深水港为基地的大型企业化拖网渔船主导，不是从海滩推下海的木制小船。斯里兰卡当然也会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格达的类似例子一样，国营公司会大量裁员，各种劳务的价格要提高。

　　拥护这个计划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很多斯里兰卡人根本不相信值得作出这种牺牲。这时是2003年，对全球化过分乐观的信心早已消失，经历过惨痛的亚洲经济危机后更是如此。战争的后遗症也是障碍，几万个斯里兰卡人在 “建国”、“家园”和“领土”的号召下，牺牲了性命。现在和平终于来临，政府却要求最贫穷的国民放弃小得可怜的土地和财产，放弃菜园、简陋的房子和小船，好让万豪酒店(Marriott)或希尔顿大饭店(Hilton)兴建高尔夫球场(村民可以到科伦坡去当街头小贩)。看来这是很差劲的交易，斯里兰卡人也发出不平之鸣。

　　斯里兰卡人起初用一波强硬的罢工和街头抗议，拒绝重建斯里兰卡计划，然后在选举中以决定性的态度拒绝这个计划。2004年4月，斯里兰卡人抗拒所有外国专家和他们本地合作伙伴的属意，投票选出中问偏左派系和自封为马克思主义分子、誓言要废弃整个斯里兰卡重建计划的派系，组成联合政府。当时还没有推动包括自来水和供电在内的中央民营化计划，兴建公路的计划也在法院里遭到挑战。对于梦想建设富豪乐园的人来说，这是重大的挫败；2004年原本是对投资人友善的民营化新斯里兰卡元年，现在所有算计都落空了。

　　这场可怕的选举过后八个月，大海啸来袭。感叹重建斯里兰卡计划寿终正寝的人立刻知道大海啸的意义，新选任的政府必须向外国借贷几十亿美元，重建在海啸中遭到摧毁的住宅、道路、学校和铁路；外国债权人很清楚，面临毁灭性的危机时，连最坚决的经济民族主义分子都会突然变得很有弹性。至于态度比较强硬的农民和渔民，过去设置路障、发动大规模示威，破坏外国人先前整理和开发土地的乡村居民，噢，此刻这些斯里兰卡人有别的事要忙。

海啸后的第二次机会

　　科伦坡的民族主义政府立刻行动，向控制援助资金的富国，证明斯里兰卡政府准备放弃过去的立场。总统库马拉东加(Chandrika Kumaratunga)原本靠着公开反对民营化的政见当选，现在她宣称，对她来说，大海啸是一种宗教顿悟，协助她看出自由市场的希望。她到受大海啸摧残的海岸视察，站在瓦砾堆中宣布：“我们国家有幸拥有这么多天然资源，我们却没有充分利用……大自然一定认为‘够了、够了’，而且从所有层面痛击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要我们团结合作。”这是全新的解释，大海啸是上天的惩罚，惩罚斯里兰卡没有把海滩和森林全部出卖。

　　忏悔的仪式立刻开始，大海啸侵袭后才四天，政府完成了一项立法，为公民强力反对多年的供水系统民营化奠定基础。现在全国还泡在海水里，死人还没有埋葬，当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这回事，时机非常像伊拉克通过新石油法一样，政府也选择这种极为艰难的时刻，提高汽油价格，使生活变得更艰难：这个举动意在向贷款国家发出明确的信息，说明科伦坡政府在财政上负责的态度；科伦坡也开始拟定法案，计划分拆国家电力公司，开放民间经营。

　　代表小渔船业主的斯里兰卡国家渔业团结运动(National Fishenes Solidarity Movement)领袖库马拉(Herman Kumara)指出，重建是企业全球化的第二次大海啸。他认为，这样做是趁着小渔民受到最大伤害、最脆弱的时候，刻意剥削小渔民，就像战争之后的掠夺一样，因此第二次的海啸在第一次海啸之后急速来袭。他告诉我：“大家过去激烈反对这种政策，但是现在他们在难民营里饿得发昏，只想到明天要怎么活下去；他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可去，丧失了收入来源，不知道将来要靠什么维生。政府在如此情况下推动这个计划，等大家复原后，会发现过去政府决定的事情，但是到时候伤害已经造成。”

　　华盛顿的贷款机构能够快速行动，利用这次海啸，原因是他们以前做过极为类似的事情；后海啸灾难资本主义的彩排，在米契飓风(Hurricane Mitch)后的一次很少有人评估的事件中已经进行过。

　　1998年10月，米契在中美洲滞留了整整一个星期，横扫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海岸与山区，淹没村庄，造成9000多人死亡。如果没有外国慷慨的援助，这几个十分穷困的国家不可能自救；援助的确来了，但是代价高昂。米契侵袭后两个月，洪都拉斯全国还埋在瓦砾、尸体和烂泥里，国会却通过法律，批准机场、海港和公路民营化，而且快速推动国营电话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和供水系统等多个部门的民营化计划。国会也推翻了进步的土地改革法律，让外国人买卖房地产变得更加容易，并且计划强行通过由开矿业者草拟的极度重商的矿业法，降低环保标准，同时还为驱逐妨碍新矿开采的人们创造了有利条件。

　　邻国的情形大致相同，同样是米契侵袭后的两个月内，危地马拉宣布出售电话系统的计划；尼加拉瓜也一样，还加上出售电力公司与石油部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电信业)出售案中，施加压力，把出售案定为今后三年、每年大约释出4700万美元援助款的条件，而且把出售案跟减免尼加拉瓜44亿美元外债的案子搭上关系。”电话民营化当然跟飓风后重建毫无关系，只有在华盛顿金融机构灾难资本主义分子的内部逻辑中才有关系。

　　随后几年，出售案完成，经常是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成交。买主大致上都是其他国家原本由国家经营、已经民营化的公司，他们现在在全球各地搜寻新并购标的，以便提高自己公司的股价。已经民营化的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吃下了危地马拉的电信公司，西班牙能源公司费诺沙联合公司 (Union Fenosa)买下了尼加拉瓜的能源公司，已经民营化的旧金山国际机场买下了洪都拉斯所有四个机场。尼加拉瓜只以3300万美元的代价把电话公司40％的股权卖掉，但是普华会计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估计，这些股权价值8000万美元。危地马拉外交部长1999年到瑞士达弗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时宣称：“破坏也为外国投资带来机会。”

　　2004年南亚大海啸来袭前，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要把米契飓风模式提升到下一个水平，目标不只是要通过个别的新法律，也希望由企业直接控制重建。任何国家遭到大海啸这种巨灾侵袭，都需要全盘的重建计划，需要最明智地利用拥入的外援，确保资金送到该接受资金的人手中。但是斯里兰卡总统承受华盛顿贷款机构的压力，决定不委托手下民选的政客负责规划，而是在海啸夷平海岸才一周后，就创设了全新的机构，叫作国家重建项目小组。这个小组取代斯里兰卡国会，全权负责拟订并执行新斯里兰卡的大计。项目小组由斯里兰卡银行业和产业界最有权势的企业主组成，但不是任何产业的企业主都能进入项目小组；项目小组十位成员中，有五位直接经营海滩观光业，代表斯里兰卡最大的度假村。项目小组里没有渔业或农业代表，没有一位环保专家或科学家，甚至没有灾后重建专家。小组召集人迪塔维拉是过去的民营化大老，他宣称：“这是建立模范国家的大好良机。”

　　创立项目小组代表新形态的企业政变，代表利用天灾力量完成的政变。就像在极多其他国家一样，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在斯里兰卡，遭到正常民主规则阻止，2004年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全国国民通力合作应付国家急难，政客迫切希望取得援助资金时，可以暂时把选民清楚表达的意愿搁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非民选产业界的直接统治，这是灾难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例子。

　　不管怎么说，项目小组的企业领袖只花了10天，而且没有离开首都，就拟出国家重建的完整蓝图，涵盖住宅兴建与公路建设等事项。就是这个计划规定设置缓冲区，又好心地豁免旅馆不受缓冲区限制。项目小组也挪用援助资金，兴建高速公路，兴建灾难爆发前遇到极大阻力的工业化渔港。斯里兰卡土地运动人士费尔南多(Sarath Fernando)告诉我：“我们认为，这个经济计划是比大海啸还严重的灾祸，这是为什么我们先前这么努力抗拒，阻止这个计划，还在上次选举中击退这种计划。但是现在，大海啸来袭才刚刚过了三星期，他们又拿出同样的计划，显然已经事先做好准备。”^[1]

　　华盛顿用伊拉克那一套如今已见怪不怪的重建援助手法，也就是把金额超大的合约交给自己的公司，支持斯里兰卡的项目小组。科罗拉多工程与营建巨擘西图集团拿到过2850万美元的合约，负责监督在伊拉克重建的其他主要包商；虽然西图集团在巴格达的重建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却还是在斯里兰卡拿到3300万美元的合约(后来增加为4800万美元)，主要是负责兴建企业化船队所需要的三座深水港，另外在阿鲁加姆湾兴建一座新桥，计划的一环是把阿鲁甘变成“观光客乐园”。这两个计划都以海啸救灾的名义进行，但对大海啸的主要受害者来说却是大祸，因为拖网渔船把他们要捕的鱼捕光，旅馆业又不希望他们重回海滩。就像库马里说的一样：“援助不但没有帮助，反而造成伤害。”

　　我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竞争力计划”主持人华利，为什么美国政府把援助资金，花在一定会让海啸幸存着流离失所的计划上。他解释说：“你不应该限制援助只能流到海啸受难者手中……应该让援助造福全斯里兰卡，让援助促进成长。”华利把这个计划比喻成高楼大厦的电梯：电梯第一次载人时，载了一群乘客，把他们送到最顶端，他们在那里创造财富，让电梯可以回到地面，接更多人上来。在底层等候的人必须了解：电梯总有一天会回来载他们。

　　美国政府唯一直接花在小渔民身上的钱，是赠与100万美元，提升像仓库一样的临时收容所，让小渔民在海滩重新开发期间居住。这点清楚显示，铁皮和塑合板盖成的收容所，虽然名义上只是临时住所，实际上却注定会变成永远存在的贫民窟，就像南方国家大部分大都市周边的贫民区一样。各界当然不会推动大规模的救助行动，来协助住在这些贫民区里的人，但是大海啸的受害者理当不同，全世界都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他们丧失家园和生计，他们悲惨无助的命运激发全球的同情，认为需要而且应该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不是透过经济利益扩散的方法，而是把援助直接交到他们手中。但是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知道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过不了多久，一个又一个大海啸幸存者会丧失独特性，化为全世界几十亿个没有脸孔的穷人之一，大多住在没有饮水的铁皮屋里，这种铁皮屋的扩散就像一晚800美元的旅馆激增一样，大致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大家都能接受的特性。

　　我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最荒凉的内陆难民营中，碰到一位叫作雷努佳 (Renuka)的年轻妈妈，她虽然衣衫褴褛，却仍然风姿动人，她就是华利所说等待电梯的人。雷努佳最小的女儿才六个月大，是大海啸来袭后两天出生的。她怀着九个月的身孕，拿出超人的力量，抓着两个小男孩，逃离淹到脖子的海水。但是如此英勇求得一线生机之后，她和家人现在却在无名地点的一小块土地上悄悄挨饿。非政府组织好心捐赠的几艘独木舟使景象更凄凉：这里离海岸三公里远，大家甚至没有自行车可以代步，独木舟只不过是残酷地让人想到过去的生活。她要求我们带信息给想要帮助大海啸幸存者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们有东西要给我，请把东西交到我手里。”

更大的海啸

　　斯里兰卡不是唯一受到这种第二次大海啸侵袭的国家，抢夺土地、强制立法的类似故事也从泰国、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传出。在印度的泰米尔那都省(Tamil Nadu)，大海啸幸存者变得穷困之至，以至于多达150位妇女被迫出卖肾脏，换钱买东西吃。一位援助工作人员对《卫报》记者解释说，省政府“宁可把海岸拿来盖旅馆，结果却造成人民陷入绝望”。所有受到大海啸侵袭的国家都定出“缓冲区”，防止村民在海岸重建，却释出土地加速开发。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Aceh)，缓冲区有两公里宽，但是政府最后被迫废除这个命今。

　　大海啸来袭后一年，监督外援花用情形、备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援助协会” (ActionAid)发表了深入访调5个国家、5万名海啸幸存者的结果。同样的形态在每一个地方出现：禁止居民重建，但是旅馆却得到极多的奖励；临时收容所是可怕的军事化管理拘留所，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永久性的重建；整个生活方式遭到连根拔起。这个协会断定，种种失败都不能归咎于沟通不良、资金不足或贪腐等常见的小奸小恶；所有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而且是刻意造成的。“政府在提供土地，兴建永久性住宅方面极度失职，”这份报告断定，“在土地遭到掠夺、海岸小区遭到排挤、优待商业利益等方面，政府不是袖手旁观，就是成为共犯。”

　　然而，谈到海啸后的投机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可能是大家最不了解的受灾国，政府对于只是把穷人从海岸赶走，并不满意，甚至利用大海啸，想把人民从国内大部分可以居住的地区赶走。

　　马尔代夫是由大约200个有人岛构成的岛链，位于印度外海，是个观光产业共和国，意义跟若干中美洲国家过去号称香蕉共和国一样。马尔代夫的出口产品不是热带水果，而是热带休闲。国家岁人中，高达90％直接来自海滩度假营收。马尔代夫推销的休闲特别颓废、特别迷人，将近100个岛是“度假岛”，岛上青翠的绿地被四周的白色沙滩海湾包围，岛屿完全由旅馆、游轮公司或富有的个人控制。有些岛屿出租期达50年。最豪华的马尔代夫岛屿满足精英客户的需要，例如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和凯蒂荷姆斯(Katie Holmes)就到马尔代夫的小岛度蜜月。马尔代夫不只是用美景和潜水吸引人，私人岛的卖点是能够提供彻底与世隔绝的享受。

　　这些水疗度假岛受到传统渔村建筑的“启发”，竞相在自己的高脚茅屋里，运用最新奇的富豪玩具和特殊享受，希望把对方踩在脚下，例如装设博士牌(Bose)环绕音响家庭娱乐设备，在户外浴室装设飞利浦史塔克 (Phmppe starck)设计的豪华用具，床单柔细到几乎一摸就会散开。各个岛屿也竞相消除土地和大海的界线，可可棕榈岛(Coco Palm)的度假村建在泻湖上，有绳梯从码头伸到水底。四季大饭店的卧房“漂浮”在海洋上，希尔顿夸耀它盖在珊瑚礁的第一座海底餐厅。很多套房附有女佣房，某一座私人岛上还有马尔代夫管家一天24小时无微不至的服务，照顾的小细节包括了“马丁尼酒要用摇的还是要搅拌”。这种007情报员才享受得到的度假村别墅，一晚房价高达5000美元。

　　这个欢乐王国的统治者是亚洲掌权最久的加尧姆(Maumoon Abdul Gayoom)总统，他从1978年起开始执政。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政府监禁反对党领袖，涉嫌拷打为反政府网站写文章的“异议分子”。因为批评者都关在犯人岛上，加尧姆和手下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全副精神放在旅游业上。

　　大海啸来袭前，马尔代夫政府就一直希望增加度假岛的数目，满足日增的豪华度假需求。政府碰到常见的障碍，也就是人民反对。马尔代夫人大都靠着捕鱼为生，很多人住在散布在岛屿环礁上的传统村子里，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了若干挑战，因为让游客看到在海滩上剥鱼皮的乡村景观实在不符合马尔代夫的观光景致。早在大海啸来袭前，加尧姆政府就一直努力游说国民，搬到几个比较大、人口比较多、游客很少造访的岛屿。理论上，这些岛屿是要为居民提供更好的保护，避开全球暖化造成的海水水位升高。但是连善于镇压的政权，都很难把数以万计的人民从世居的岛屿上连根拔起，“人口集中”计划大致上并不成功。

　　大海啸之后，加尧姆政府立刻宣布，这次巨灾证明很多岛屿“不安全、不适合居住”，然后发动远比以前更积极的迁村计划，宣布任何人如果想得到国家提供的海啸重建协助，必须搬到五个号称“安全岛屿”的地方。很多个岛上的全部人口已经撤离，还有更多岛上的人口要撤走，以便释出更多土地，供观光业使用。

　　马尔代夫政府宣称，它会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支持并资助的安全岛屿计划，是由于人民要求住在“比较大且比较安全的岛上”。但是很多岛屿居民说，如果基础建设能够修好，他们宁愿留在家乡的岛屿。就像行动援助协会所说，“大家别无选择，只能搬走，因为这是得到住宅与生活更新补助的先决条件”。

　　更可笑的是，一碰到旅馆，政府担心的安全理由就完全消失，而这些不可靠的建筑都是设在低矮的岛屿上。度假村不但不必为了安全理由撤离，而且加尧姆政府在2005年12月，也就是大海啸侵袭一年后，宣布有35个新岛屿可以出租作为度假岛，租期最长50年。同时，在所谓安全的岛屿上，失业率急速升高，新旧居民之间爆发暴力争执。

军事化的都市更新

　　从某方面来说，第二次大海啸只是令人特别震惊的经济休克疗法：因为海啸有效地把海滩夷为平地，使得通常要花很多年的迁移和都市更新过程，实际上在几天或几星期内就完成；过程就像数以万计肤色黝黑的穷人(世界银行认为渔民“没有生产力”)心不甘、情不愿地搬走，把地方让给极为富有、肤色大都很白的人，也就是能够创造高收益的观光客。全球化的两个经济极端，也就是看来好像活在不同世纪，而不是不同国家的两个极端，突然间在相同的海岸线上爆发直接冲突，一方要求工作权，另一方要求游玩权，在本地警察和私人保镖的枪杆子支持下，海滩上爆发了军事化的都市更新和阶级战争。

　　有些最直接的冲突在泰国发生。泰国开发商在海啸来袭后24小时内，就派出武装私人警卫，围住他们垂涎已久、希望建成度假村的土地。有时候，警卫甚至不让幸存者在老家寻找子女的尸体。泰国海啸幸存者与支持者团体连忙开会，应付土地遭到夺占的问题。这个团体最初发表的声明宣称：“对商人与政客的联盟而言，海啸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好机会，因为海啸实际上把海岸地区的小区夷为平地，扫除了先前妨碍他们兴建度假村、旅馆、赌场和养虾场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所有海岸地区现在都是开放的土地！”

　　好一个开放的土地。在殖民时代，这种土地有一个准司法的名称，叫作无主荒地。如果有关单位宣布土地是空地或“荒地”，就可以强占下来并且毫不留情地把土地上的居民消灭。在受到大海啸袭击的国家里，开放土地的观念受到这种丑陋的历史意义影响，让人想起谋财害命和用暴力“开化”原住民的史实。我在阿鲁加姆湾海滩上碰到的渔民尼甲姆(Nijam)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实际的差别。“政府认为我们的渔网和鱼货难看而脏乱，这就是他们希望我们退出海滩的原因。为了满足外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同胞当成化外之民。”瓦砾堆看来似乎是新的无主之地。

　　我跟尼甲姆见面时，他正跟一群刚刚从海上返航的渔民在一起，他们的眼睛因为受到海水泼溅而充满血丝。我提到政府计划把小渔民搬到另一个海滩，好几位渔民挥着宽阔的渔刀，誓言“召集村民、集中力量”，保卫自己的土地。一位名叫阿不都(Abdul)的渔民说，他们当初曾说欢迎餐厅和旅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交出一些土地，他们就希望拥有全部”。另一位叫曼殊尔(Mansoor)的渔民指着头上让我们遮阴、强劲到能够对抗海啸力量的棕榈树林说：“这些树是我的高曾祖父母种的，我们为什么要搬到另一个海滩？”他的一个亲戚发誓说：“除非大海干枯，否则我们不会搬走。”

　　海啸后的重建援助大量涌人，理当为承受极多苦难的斯里兰卡人带来建立永久和平的机会。但实际上在阿鲁加姆湾和整个东海岸，似乎又要开始另一种争夺战，看看锡兰人、泰米尔人或穆斯林信徒是谁能够压倒别人，从援助资金中得到好处，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真正的好处都流入外国人手中，却牺牲所有的本地人。

　　我开始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沉重感觉，就像风向变化一样，这里会不会变成沦落在永久破坏中的另一个“重建”国家。一年前，我在伊拉克听到非常相似的怨言，说重建对库德族(Kurd)和若干什叶派信徒有利。我在科伦坡碰到好多位援助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他们多么喜欢在斯里兰卡工作，多么不喜欢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里的人还把非政府组织看成中立、甚至有用的团体；“重建”还不是肮脏的字眼，但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我在首都科伦坡看过一些海报，上面草草画着西方援助工作人员把钱塞进自己口袋，斯里兰卡人却饿肚子。

　　大家不满重建进度，怒火都发在非政府组织上，因为处处可见这些人，海岸每一个空着的地方都贴着他们的标志；然而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梦想赶上巴里岛计划的政府官员，却很少离开都市里的办公室。情形变得很讽刺，因为援助工作人员是唯一提供过一点协助的人；但之所以落人这种处境，也因为他们提供的协助实在少得可怜。援助网络已经变得太大而远离它想服务的人民，以至于援助网络员工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形态，变成一种全国风行的批评目标。我碰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批评一位和尚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式的野外生活”：也就是住在高档旅馆和海滨别墅里，开着已受千夫所指的全新白色休旅车。所有援助工作人员都开这种车，太宽、马力太大，斯里兰卡狭窄的泥土路容不下这个庞然大物。这种车子整天隆隆驶过难民营，强迫每个人呼吸这种车子掀起的灰尘，他们所属组织的标志，例如乐施会(Oxfam)、世界展望会、拯救儿童组织的标志，在车上的旗帜里飘扬，好像他们是从遥远的非政府组织世界里来访的客人一样。在斯里兰卡这么热的国家里，这些装着暗色玻璃，配备强力冷气机的休旅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已，也是行进中的微气候。

　　我看着大家的不满升高，忍不住想到，要不了多久，斯里兰卡就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情势会变成重建看来有如抢劫，援助工作人员则成为攻击目标。我离开后不久，这种事情就发生了：17位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反饥饿联盟服务、从事海啸救灾的斯里兰卡人，在东岸港口城市特林可梅里 (TrincoⅡtelee)的办公室里，遭到集体杀害。怒火也引发了新一波的激战，海啸重建完全停顿。很多援助组织在另外几件攻击事情发生后，担心员工的安全，离开了斯里兰卡，其他非政府组织把重心转移到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区，以至于受灾比较严重的东部以及泰米尔人控制的北部得不到援助。这种决定更让大家觉得重建基金没有公平利用。2006年下半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公布后，更是如此。这项研究发现，虽然海啸摧毁的大部分住宅仍然是废墟，总统在南部的选区却是例外，那里高达173%的住宅已经重建完毕。

　　仍然留在东海岸、又在阿鲁加姆湾附近的援助工作人员，现在要应付新一波流离失所的民众，处理因为暴力事件被迫离开家园的数万民众。《纽约时报》报道：“原本受雇重建受海啸摧毁学校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改为替受到战争影响而流离失所的民众兴建厕所。”

　　2006年7月，泰米尔猛虎宣布停火正式结束；重建停顿，战争恢复。不到一年后，超过4000人在海啸过后的战斗中丧身。整个东海岸只有少数被海啸摧毁的住宅重建完成。但是几百、几千栋新建筑外表已经弹痕累累，新装的玻璃窗被炸药炸得粉碎，全新的屋顶被炮火击毁。

　　把海啸当成灾难资本主义商机的决策，对内战的死灰复燃有多大影响，实在是很难计算，因为和平总是摇摇欲坠，各方面都互不信任。然而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如果和平要在斯里兰卡生根，和平的好处要超过战争的利益，包括超过战争经济带来的有形经济利益，也就是军队照顾士兵家属、泰米尔猛虎照顾属下战斗人员与自杀炸弹客家属的利益。

　　大海啸后，世人慷慨解囊，带来了难得一见、创造真正和平红利的机会。数量惊人的援助物资可以期待一个比较公平的国家，重建残破小区的方式可用来重建互信，也能重建道路和桥梁。结果斯里兰卡像伊拉克一样，得到的是渥太华大学政治学者巴里斯(Roland Paris)所说的“和平惩罚”：政府实施割喉式竞争的经济模式，使大部分人民在最需要安抚并能减轻压力时，过着更痛苦的生活。外国提供给斯里兰卡的和平模式，本质上就是另一种战争；无休止的暴力承诺会带来土地、主权和光荣。政商财团主义式的和平除了害他们在短期内一定会失去土地，除了提供华利所说终究会有电梯下来的幻想之外，还提供了什么东西？

　　芝加哥学派圣战获胜的每一个地方，都创造出占人口总数25％到60％的永久下层阶级。圣战总是以战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种大规模驱逐人民、破坏文明的战争经济模型，强加在已经受到灾祸蹂躏、受到种族冲突惊吓的国家时，更是特别危险。就像凯恩斯很多年前所说，这种惩罚式的和平会有政治后果，包括爆发更血腥的战争。

^[1] 赞南度是土地与农业改革运动领袖，这个斯里兰卡非政府组织联盟在大海啸之后不久，开始呼吁进行“人民重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