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吗？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莫姆森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在德国，许多人对由国家控制的战时经济能否逐步通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作了争论。”^[1]在这一争论中，韦伯认为，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它肯定不会由目前的战争所造成。”^[2]25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熊彼特证明，“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正在进行中，“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浮现而出。”^[3]哈耶克也同样注意到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壮大，他提出强烈警告，反对沿着这条“通向奴役之路”的最终结局。^[4]这些论述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有关。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断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是由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决定的。^[5]我们应该认为，尽管20世纪西方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不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也至少是向这一目标前进的一种一般趋势。

　　韦伯在1918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衰退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几点批评。首先，韦伯否定“贫困化命题”。然而，他却以一种极其离奇的方式，把[80页]贫困化命题解释成断言存在着一个不断增长的永久失业的、赤贫的“产业后备军”，在某一点上，这就将使资本主义社会不再能生存下去。他进一步认为，这个观点现在已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放弃，但事实上，它从来就不是马克思理论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论述，都是以对《共产党宣言》中少量段落的解释为基础的（偶尔页参考考茨基的补充），而没有注意马克思的理论著作。^[6]

　　其次，韦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造成的社会后果——即大资本家数量的减少和工人阶级规模的扩大——的观点作了批判。韦伯用自己的方式，把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表述成：“在某一时刻，这些企业主的数量将减少得如此之多，以至他们不再可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针对这一观点，韦伯证明（和伯恩施坦所证明的一样），积聚过程并不是到处都发生的，例如，在农业中就不会发生（但从较长时期来看，韦伯的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证明，伴随着大公司资本积聚的是办公室工人数量的迅速增长（即私人官僚的增长），这些人的利益“肯定不在无产阶级专政那一方面。”他接着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极其复杂而又各不相同的利益的出现，不可能再断言当前直接或间接地对维持资产阶级秩序感兴趣的人的数量和力量正在缩减。显然，这在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争论中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论点。

　　最后，韦伯宣称（又和伯恩施坦的观点一致），^[7]通过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形式，通过银行对信用制度的调节，在竞争局部地被消除的同时，经济危机的重要性也已减少。因此，现在由这种危机造成的革命大动荡的可能性也小得多了。韦伯从上述论述中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共产党宣言》对资产[81页]阶级社会的崩溃所寄予的极大的希望，已被一种理智得多的期望所代替。”他进一步讨论了“进化的社会主义”的出现。“进化的社会主义”的主要论题是，生产的逐步社会化，由生产的机械化所造成的工人阶级更大的一致性，以及生产标准化的增长，这些都有助于消灭企业主，取而代之的是对生产性企业的官僚管理。

　　这些论题，其中首先是经济逐步社会化的观点，在以后的全部讨论中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种社会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在对这个问题的简短评述中，描述了这样两种形式：股份公司的产生和由工业“经理”取代个别企业主；生产的增长日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社会知识”的增长。后来，在希法亭和熊彼特的著作中，股份公司被看作是加速大公司内部的资本集中、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以及出现局部的“计划经济”的关键因素。这种发展同时还可以证明，劳动过程本身也从个别工人技能极为重要的阶段，经过流水线生产阶段，转化为“社会合理化”的阶段。“社会合理化”阶段的本质特征就是，在任何层次上，在有计划的劳动技术组织结构内部，所有从事生产的人都是互相依赖的。例如，图雷纳在循着这些思路作了分析之后，^[8]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当代社会已日益被看作是“它们的劳动和它们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对社会行为的决定或执行、支配或抵触的结果”，并被看作是一种能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生产”的过程。^[9]

　　经济逐步社会化观点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国家干预的增长，伦纳在1916年对此已作了强调，^[10]韦伯在1918对此也作过简略的考察。^[11]但是，他们都认为，在和平时期再继续[82页]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就可能成为灾难。这也是希法亭、熊彼特的分析中，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特点。但是，国家干预的增长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和具有不同的结果。毫无疑问，在一般意义上，它有助于更广泛地散布一种观念，即认为这种经济是一个社会企业，发达工业社会中经济行为的水平和方向关键取决于政治上的决策。同时，国家干预的增长也产生了对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社会调节所必需的工具、机构和程序。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这些大多同大企业发展相联系的，并且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某些前提条件的国家干预行为，必然通向社会主义。别的趋势也是可能的——通向一种合作经济，^[12]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家经济，^[13]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14]或者甚至是一种老式的资本主义的复辟，^[15]它们都是以阶级或社会群体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为基础的。

　　国家干预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关于这种国家权力增长的后果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希法亭在其后期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过最为直接的考察。同时，这个问题也是韦伯注意的中心，对哈耶克来说更是如此。在希法亭的著作中，国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的问题，首先来自于他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经历，但他的分析也是直接针对苏维埃社会本质的。他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考察到以下事实，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需要进行修正，这些事实是：“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按照自身的权利，依靠自己的代理人、有自身的发展趋势和自身利益的力量。国家权力伴随着当代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战后的政治问题在于国家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是由经济隶属于国家的强权所造成的。历史上所有重[83页]要的社会过程对国家意识、对国家有意识的意志的隶属，都意味着那些先前不受国家影响，而受自发的规律调节的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抑制。”^[16]至于韦伯，他却认为，朝着更大的国家权力的发展趋势，同朝着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一致的，他宣称“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就只有国家官僚的统治”；并且认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引起“官员的专政”，比引起“无产阶级专政”要明显得多。^[17]哈耶克对这一论题也作了展开论述，他提出，为了捍卫个人的自由，要严厉剥夺国家权力。

　　但是，国家权力的增长和设想“长驱直入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比所提出的这些见解更为复杂。首先是有必要区分“官僚权力”和“政治权力”。韦伯首先对前者即“官员的专政”作了论述。^[18]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熊彼特却认为，官僚不仅同政府的民主制度是一致的，而且还是政府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勿庸置疑，现代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国家调节扩张的不满和反对，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专门用来反对采取更多的社会主义调节形式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要求国家提供服务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20世纪的独裁主义国家并不是以官僚统治为特征的，而是以消灭所有对手，实行一党统治，或者有时是以军事专政为特征的。在较不极端的形式中，存在着集中于国家的权力不断增长的明显趋势，这是为了控制持异议者和反对者，特别在经济危机时期，甚至在那些政府宣称致力于扩大个人自由的社会中——例如在当代英国就是这种情况。最后，如希法亭所证明的，国家权力作为政治的执行机关（即政府），不仅随着当代经济的发展而增长，而且也随着民族国[84页]家之间对抗的发展而增长。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和当前其他类型的国家）是在局部战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就使国家的权力得到极大增进。因而，关键的问题不是同官僚统治作斗争，^[19]尽管民主对官员的制约本身也是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在民主政权中对政治领袖和政府的控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认为，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要更困难些。^[20]

　　在我已经考察过的这些理论中，社会化过程——它的最终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或作出判断——表现为一种不受个人影响的，或多或少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这种趋势类似于“合理化”和“官僚化”的过程，韦伯把这种过程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时代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这种观点常被表述为某种“崩溃”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资本主义的末日必然产生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矛盾，这一经济矛盾表现为不断恶化的危机。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似乎不再广泛地赞成这种理论（正象我在第一章所表明的，马克思本人在对危机的分析中有一个不牢靠的基础），尽管这一理论要点还可以在当代某些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斯维齐就证明，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经济剩余”继续增长时，积累却在减速，其结果就出现“更强大的停滞的趋势”，而“社会浪费性的”消费（如在市场上，最重要的是在军备竞赛上）的扩大只部分地抵消了这种趋势。^[21]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22]这种必然性是由“结构上的矛盾”所决定的。例如，哥得里耶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85页]结构在机能上同由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的、巨大的、越来越社会化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条件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同以前的幸福、‘真正的解放’、人的本质等等观念全然无关。马克思证明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和优越性……。”^[23]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衰退的解释和“崩溃”理论有些姻亲联系，尽管他谈的不再只是经济崩溃问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版的序言中，他确实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腐败”。在他后来的分析中，这个观点又得到了有力证明，他强调经济本身趋于“社会化”过程这一决定因素。当然，在形式上，社会化被设想成是社会主义的政府造成的，但是它们的行为与社会群体（显然也和阶级）的利益、价值和行为无关，但被熊彼特视之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源泉的知识分子除外。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对充分解释社会的变化过程来说是不够的。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化（或者在一定形式中的继续）涉及已结合成各种不同群体的个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且是一系列的有意识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还认为，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24]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决定因素，但所涉及的并不是机械决定论，在机械决定论中，造成结果的原因是非个人的、无意识的并且是绝对必然的事件。相反，它是受意识——一种准因果关系^[25]——调节的；从这一点出发，社会规律必然被看作是规定中的趋势和范围，而不被看作是指定的唯一的凝固了的结果。^[26][86页]

　　从这一角度来看，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必须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国家干预、阶级利益对立等等发展趋势的结果；而有意识的选择和决定对这些发展趋势作了修正，并赋予它们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趋势本身已经产生。我们从这些方面考察一下经济危机的结果。伯恩施坦（和韦伯）关于经济危机并没有恶化的主张，受到1929—1933年大萧条这一事实的反驳。这次大萧条虽然没有引起“崩溃”，但却无可置疑地削弱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能在某些国家（如德国）依靠极端的暴力和建立专制统治维持下去，而其他国家都引进了经济上的更大程度的计划性和国家调节。在较长时期内，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壮大了社会主义运动，并产生了战后充分就业、福利国家和基础工业国有化的政策。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最终可能出现相似的结局，其结果可能是劳工运动在政治上的激进化，出现一个更普遍地要求经济进一步完全社会化的思想运动。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曼德尔（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提出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特征的“长波”理论，如果分析是正确的话，就可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7]因为它能证明，在每一次大约相隔50年发生一次的严重的危机之后，将有意识地和慎重地发生比以前所达到的水平更高的经济上的进一步的社会化。

　　在我考察发生这种情况所必需的其他条件之前，首先必须先说明一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估量问题。马克思和后来的社会历史学家们都承认，西欧的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不规则的和复杂的过程，延续了好几个世纪，^[28]它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阶段。[87页]那么，是否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更迅速或较不复杂呢？马克思在论述当时政治情况的著作中，有时表明他预期社会主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但这同他在理论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19世纪末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不无合理地期望社会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在20世纪头10年中，希法亭和其他人也都持这种观点。但他们的预料最后全都令人失望。要不然可能的情况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在德国出现，然后再波及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显然会完全不同于实际上由俄国革命、魏玛共和国的毁灭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生而造成的结果。但是，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中欧革命的失败和其他地区革命运动的消失，就象后来发生的经济恐慌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强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对软弱的表现。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只是1945年以来，社会主义才成为西欧的一种真正强大的力量，同时它的发展也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激烈的争论——它的经济应该怎样加以组织，它应该采取什么社会结构形式，在生活方式上它又将出现什么变化——这场争论是在盛行于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彻底否定的过程中发生的。

　　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被设想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另一个和资本主义产生相类似的问题就变得明显了。因为正象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早期的转化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暂时和先前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因素共存一样，我们也[88页]可以证明，现代西方社会（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共存。这就是“混合经济”的含义，或如熊彼特所提出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尚停留在某种“中途站”的境况中。现在，西欧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在政治上大体可平均分为两部分：一些人要求扩大经济的社会化（他们并不必然地要求达到与之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极点，总之，可能只是模糊地设想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些人希望维持某种“混合经济”形式或者恢复一种具有更多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的经济（实际上，这两者都意味着私人资本的继续统治）。这种力量的平衡（某些发达资本主义的研究者把它解释为20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的“阶级妥协”^[29]）被称为过去20或30年的“一致的政策”，但是，它要逃脱现代经济危机却是值得怀疑的。现在，阶级冲突变得更激烈了，无论危机的直接后果如何，首先为了同大量的失业和公共事业的恶化作斗争，最终就可能引起占较大优势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运动的壮大。

　　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关键依赖于能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的能力，这个新的社会形式不仅将激发这个阶级中绝大多数成员的热情，而且还要激发利益和志向受到现存社会秩序挫伤的那部分社会成员的热情。总之，它必须能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但就目前西方世界中的工人阶级政党而言，它们只能在短期内和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30]这就表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以前历史上过渡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区别，以前历史上的过渡是以较少深思熟虑的方式完成的。早期资本主义企业[89页]主并不是有意识地试图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在由许多不同条件——社会和技术的进步，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贸易的扩大，“核算”态度和一种由上帝赋予“天职”的经济行为观点的传播——组成的环境中，追逐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真正地产生了一种“和他们的意图无关的”（或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秩序”的）结果。在以后的阶段，在17和18世纪反对旧制度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以更多个人自由为特征的、并具有新的制度结构的独特的“市民社会”的思想，才开始在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理论和学说中得到阐释。

　　相反，工人阶级的运动在一开始就充满了有意识地、慎重地加以构造未来社会形式的观念。就此而言，熊彼特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观点（如果清除某些夸大之辞）还是有根据的；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概念也是这样的。在马克思主义中，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和从属阶级的实际生活经验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大量的政党，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教育和全新的剧烈的政治争论，产生了资本主义前途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依赖于意识形态上对抗的结局。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对资本主义的学术上的辩护还是依靠对它的经济效率的鼓吹，而更多的——如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和“新右派”中——仍然停留在鼓吹市场自由和一般的人类自由的一致性上，并拿东欧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之相对照；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停留在韦伯所称作的资本主义的“实质上的不合理性”上，即它带来了从属和不公[90页]正，并希望有更大的平等性和共同性，希望有更完善的人类解放，这也是社会主义学说所坚持的。在这种争论中，尽管社会主义政党在增加，但是，面临着“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和起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初始目标在其中更充分地得到了实现）经验的丧失，社会主义思想的力量在过去几十年中无可怀疑地衰落下去了。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已宣称，社会主义思想已灭亡或正在灭亡，而其他的许多思想家也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并仍然处在危机阶段。然而，社会主义思想还是采取了新的形式不断地再现，它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

　　那么，对选择组织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方法来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冲突的可能结局问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认为，以极大的把握预示事件的进程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中期内（按熊彼特的意思，大约50年为一个阶段）的前途也是这样；但是，正如我所说明的，可能区分的只是主要的趋势和它们可能的结果。经济上不断社会化过程的存在是十分清楚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大企业的不断增长，国家干预的不断增长，以及有计划地提供现代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基础设施，有计划地安排需求，有计划地在同其他国家（也涉及到重要部门的投资方向）的竞争斗争中维护民族经济，有计划地运用福利政策手段保证尽量减少舆论和社会内聚力。在这一实际的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生产特征的有意识的认识也随之增长，这最终可能引起某种全社会的“自我生产”的思想。进而，在作为社会化过程内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产生了从属阶级——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和为了完全地参与社会生活组织而进行的斗争。最后，这些趋[91页]势在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学说中得到表述，而事件的实际过程将主要取决于这种学说在动员舆论和行为中的成败。

注释

[1] 莫姆森《官僚的时代：对马克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展望》（牛津，1974年）第58页。在伦纳对经济社会化的分析中，这也是主要的因素。

[2] 韦伯《一个重建的德国中的国会和政府》（1918年），英译本收入《经济和社会》第3卷附录。

[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409页。

[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伦敦，1944）。

[5] 然而，我们将看到，这种“决定”的程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是由于他们受到在什么是主要矛盾，概念上不同的影响。

[6] 显然，韦伯对马克思著作的知识是狭窄的，而且几乎全都是第二手的。关于“贫困化”这一特殊问题，可参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博托莫尔主编）中“贫困化”条目。

[7] 韦伯演讲的这一部分都能够、而且应该看作是对伯恩施坦证明的重述。

[8] 图雷纳《行动社会学》（巴黎，1965年）第5章。

[9] 图雷纳《社会的自我产生》（芝加哥，1977年）。

[10] 伦纳《马克思主义问题》（《斗争》1916年第9期）。

[11] 韦伯《关于社会主义（演讲）》，发表在1924年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论文集》中。

[12] 参见帕尼兹《当前合作主义的理论化》（《英国社会学评论》，1980年第31期）。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中概述了发达资本主义中的这种模式。

[13] 参见诺伊曼《庞然大物：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纽约，1944年第2版），以及在本书前面讨论中提到的希法亭的晚期著[92页]作。

[14] 这是作为对熊彼特理论的一种批判而提出来的。参见收入《熊彼特的幻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发表40周年》（希尔金主编，纽约，1981年）中弗尔纳的论文（该书第66—67页）；在都留重人主编《资本主义改变了么？》（东京，1961年）中作了较早的讨论。

[15] 这似乎是现时英国政府的目标。为了恢复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英国政府正在进行大量的经济上的重新剥夺，推行一种创造高失业，从而减弱工资水平压力的总的经济政策。

[16] 希法亭《历史问题》（英译本收入博托莫尔编辑的《对马克思的现代的解释》）。

[17] 韦伯《一个重建的德国中的国会和政府》。

[18] 引起他注意的大部分是存在于俾斯麦以后德国的特殊情况，他论述德国政治的著作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参见他的《一个重建的德国中的国会和政府》。

[19] 这里撇开了由于国际上互相敌对而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单独作广泛的分析。显然，正象我在本书中指出的，军国主义和战争趋于增长国家力量，在一个较为和平的世界中，削弱这种力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

[20] 但是，这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中充分的民主制度问题实际上仍然是有争议的。

[21] 斯维齐《论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纽约，1972年）。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萧条中的经济恢复，只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新武装时才是有意义的。当然，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

[22] 对这种观点的简要考察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结构主义”条目。

[23] 哥得里耶《〈资本论〉的结构和矛盾》，见布莱克伯恩编辑的《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伦敦，1972年）第35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25] 参见冯·赖特《解释和理解》（伦敦，1971年）。

[26] 参见《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决定主义”条目。

[27] 参见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牛津，1982年）和弗雷曼主编的《世界经济史中的长波》（伦敦，1983年）。[93页]

[28] 至少从15世纪到18世纪，就如布劳代尔在《文明和资本主义，15世纪—18世纪（三卷本）》（伦敦，1981-1984年）一书中作的大量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

[29] 例如，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30] 例如，英国工党在1945年的选举中，不仅获得绝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也获得大部分中间阶级的支持。[94页]

←上一章节　回到顶端↑　返回目录↖　下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