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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革命史》杂志第三卷第2期

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杜（Ta Thu Thau）[1]

吴文雪
（Ngo Van Xuyet）



　　在英国，让越南斯大林派面对谢秋杜被暗杀一事的第一次记录是在1969年9月13日。当时“越南团结运动”（the 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在伦敦组织了一场纪念胡志明的大会。在会上，国际社会主义党（现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在其演讲中首次讨论了谢秋杜被害一事，结果导致斯大林派的代表走下讲台一事抗议。当时会场一片混乱。
　　关于这次会议，有一位现场目击者的记录出现在戴维·维吉瑞（David Widgery）的《1956-1968年的英国左派》[2]一书中；国际秘书处对此次会议的记录发表于1969年9月18日的《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 Worker）杂志里；一份与国际秘书处不同的会议记录发表于1969年10月1日的《黑色侏儒》（Black Dwarf）中；哈曼在其文章《胡志明——他给第三世界带来希望》[3]中仍持相同的观点。彼得·塞维克（Peter Sedgwick）于1969年11月26日在《黑色侏儒》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哈曼的信，但该信同时附有一个编辑（Tariq Ali, Anthony Barnett, Fred Halliday, Adrian Mitchell and Sheila Rowbotham,）回信，称“塞维克……对越南一无所知”。在此之前，国际秘书处曾公布了一些谢秋杜的资料[4]。
　　然而一些托派团体竟然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地缺少原则。“国际马克思主义派”（the 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竟断言：“所有关于胡志明谋杀‘一小群人’的讨论，都是把极其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地予以歪曲”[5]；斯蒂芬·约翰斯（Stephen Johns）还试图通过宣布谢秋杜是被“一个越盟干部暗杀的”，来证明胡志明于此事无关[6]。
　　胡志明对此事应负责任证据就是记录于《越南纪事》[7]（1986年，第13-18页）一书中的“胡志明与托派”的三封信与三次访谈，其中部分片段的英文版出现在理查德·摩尔的文章《越南的政治恐怖》[8]和西蒙·皮埃尔的著作《越南和托洛茨基主义》[9]。关于凶手陈文教（Tran Van Giau）的个人责任，在其本人去年访问法国时被提出来[10]。其它一些资料是在法国的越南托派发表的《还谢秋杜以正义》[11]和《越南托派谢秋杜》[12]。
　　下面的摘要是一位越南的老革命吴文雪（Ngo Van Xuyet，现居巴黎）为我们撰写的，由西蒙·皮埃尔为本杂志翻译成英文[13]。在此我们对他们二人表示真诚地感谢，因为这篇稿子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一位曾经到过英国的英雄人物的一生。


　　谢秋杜，1906年5月6日出生在越南南部龙川省的新平县（Tan Binh，Longxuyên, south Vietnam）一个贫寒的木匠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四。1925年他到西贡[1]当了一名教师。1926年他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加入了民族主义组织——“越南青年党”[2]（Young Annam，该组织很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散）。他后来回忆说这一举动属于“年少的轻狂”。1926年3月24日他参加了欢迎宪政民族主义领导人裴光照（Bui Quang Chiêu）从法国归来的盛会；4月24日他又参加老牌民族主义者潘珠桢（Phan Chau Trinh）的葬礼[3]。同年的3月21日他参加了阮安宁（Nguyen An Ninh）在西贡Rue Lanzarotte组织的一次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对无论是来自安南还是东京的剥削。这期间他还在给民族主义律师潘文忠[4]（Phan Van Truong.）主编的《安南报》写稿。
　　1927年9月谢秋杜来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科学系学习。他在那里加入了“安南独立党”（Annamite Independence Party）。1928年由于该党的创建人阮世充[5]（Nguyen The Truyen）返回越南，谢秋杜成为该党的实际领导人。1928年12月他与邢文芳[6]（Huynh Van Phuong）合办了反殖民主义的月报《复兴》（Resurrection），但报纸很快就夭折了。
　　1929年1月Pierre Taittinger领导的法西斯组织“青年爱国团”[7]（Jeunesse Patriotes）和安南独立党发生人员冲突。谢秋杜公开批评了法国共产党的报纸“L’Humanité”，称其对此事的报道“不讲原则和信仰”，也批评了法国共产党没有站出来为那些被捕的安南人辩护，并“要求惩罚法国共产党殖民事务委员会对安南独立党采取的反革命行为”。这是由于法共殖民事务委员会中的以阮文孝[8]（Nguyen Van Tao）为首的安南人，试图把安南独立党的党员们变成“完全听从其命令的机器人”。谢秋杜在一则宣传页上写道：“为了摆脱我们难以言表的束缚，我们向所有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呼吁：你们要想赢得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就应该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不论它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帝国主义”。1929年3月谢秋杜试图阻止塞纳区法院解散安南独立党，但徒劳无功。
　　1929年7月20-30日，谢秋杜到法兰克福参加了反帝同盟第二届全体大会[9]（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在那里他结识了巴黎的左翼人士费利逊·查理（Felicien Challaye），弗朗西斯·乔丹（Francis Jourdain）和丹尼尔·格林（Daniel Guérin）[10]，放弃了他早年追求的民族主义，加入了“托派左翼反对派”（Trotskyist Left Opposition）队伍中。这一年他23岁。
　　1930年2月9日安南国民党在安沛（Yên Bay）发动了武装起义[11]，从此谢秋杜开始在“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La Verité （1930年4、5、6月）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支那革命的政治观点。
　　“人为产生的本土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进行任何革命行为的，……本土的资产阶级集团也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于世上，它已经牢牢地与法国的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了；后者也紧紧地抓住它，利用它去破坏安南民族主义的革命斗争。”
　　“安沛的起义，组织上就很混乱……它根本就没有去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意识形态非常模糊……孙逸仙思想[12]（Sun-Yat-sen-ist）是民主、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空想。”
　　“这一政策模糊了现实而具体的阶级关系，掩盖了本土资产阶级与法国帝国主义间的真实而有机的联系……那些呼吁立即、全部独立的人，除了机械化、格式化的‘斗争’概念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中并不是没有人怀疑，在这些动人的词语后面还有一个民族，在这个民族内部各社会阶级间的关系永远都在发生着细小的变化。只不过由于表面上的种族冲突将其掩盖，以至于人们难以感觉到；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这却是永恒而真实的。……恐怖主义和甘地主义都不能解决殖民地的问题……，只有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为主力的革命才是解放殖民地的唯一途径。……民族的独立必须要采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
　　谢秋杜还批评了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说他们忽视了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批评其对印度支那所谓的“持续革命形势”采取的经验主义策略；他批判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政策”，第三阶段（the Third Period）的冒险主义政策，认为为这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向民族主义者投降”……，“中国革命已经被引向死亡之路”。

多次被捕


　　1930年5月20日，安南学生在巴黎的d'Elysées军营集会，抗议法国殖民当局对参加安沛起义的50多人判处死刑。谢秋杜也在这次集会上被捕，5月30日他连同其他18位同胞一起被遣送回越南。
　　1931年年底，谢秋杜在西贡参与创建了一个秘密的托派组织——“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但这个组织很快就分裂成三部分：谢秋杜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派（Indochinese Communism），该派从1932年1月开始出版一份复印的新闻传单《无产者》（Proletarian）；邢文芳和潘文桢（他们是和谢秋杜一起被遣送回越南的）组成一派，出版了共产主义宣传杂志《左翼反对派出版物》（Left Opposition Publications）；其他一些被遣返的人如胡佑松[13]（Ho Huu Tuong）等， 他们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人组成了“十月派”（October）。
　　这些秘密组织很快就被严厉镇压下去了。在西贡市以及北辽（Baclieu）、巴地（Baria）、嘉定（Giadinh）和朔庄（Soctrang）等省有41人被捕。谢秋杜于1932年8月8日被捕，在1933年1月21日被警告性地释放了；但在1933年5月1日对托派的审判中，有15人被判处4个月到5年不等的监禁。
　　在1933年4月3日至5月7日间的西贡市议会选举中，谢秋杜和斯大林派的阮文孝、民族主义的阮安宁、陈文石（Tran Van Thach）、李文旭（Le Van Thu）、郑雄饶（Trinh Hung Ngau）等人[14]进行合作。他们为这次印度支那不寻常的选举列出了一个“工人”名单。一家法语报纸《斗争报》（La Lutte）公开支持他们的选举活动（安南语报纸是要被重点审查的）；该报纸在1933年4月24日发行了第一期，选举结束后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应对殖民地社会的要求，西贡市议会同意从“工人”名单中选出两位议员。
　　同年的11月5日，谢秋杜应其在法国母校一个学生社团的邀请，给一所联合大学的学生和工人作了一次辩证法的讲座。
　　1934年，为了共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托派、斯大林派和民族主义派组成了“联合阵线”，《斗争报》（该报于1934年10月4日再度出现）派正式形成。为此，托派暂停了对斯大林派的批评，斯大林派也暂停了对托派的批评。
　　后来他们的选举被当局宣告无效[15]，他们又重新投入1935年5月的选举，这次谢秋杜当选。1935年6月27日谢秋杜被当局以“扰乱新闻活动”为由处以缓刑两年的监禁；9月10日，这一处罚被上诉法院确认。1935年12月26日，谢秋杜又因发表演讲支持马车工人罢工而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斗争报》派的其他三位议员；但他们第二天就被释放。1936年3月18日，西贡法院对《斗争报》予以审判，谢秋杜被罚款500法郎。
　　1936年6月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the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上台[16]，这引起了席卷整个印度支那的群众运动：橡胶种植园、兵工厂、铁路等行业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农民也广泛地组织集会活动。1936年8月13日《斗争报》派和民族宪政党的负责人进行协商，制定了一套印度支那议会运动的方案。会上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并向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递交要求民主的宪章。议会运动在1936年9月9日被强行禁止，谢秋杜由于一直参与其工人法律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连同阮文孝和阮安宁一起被捕入狱。由于他们在狱中进行了11天的绝食抗议，于11月5日全部被释放。
　　1937年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会运动再次爆发，但谢秋杜却从5月8日到6月7日又回到监牢。7月9日，他被西贡法院判以两年的监禁（他上诉抗议了这一判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共产党命令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见1937年5月19日吉东(Gitton)的来信）[17]。在谢秋杜入狱后的7月23日，铁路工人发动了全国性罢工。9月17日，由于他进行了12天的绝食，谢秋杜被担架抬着上了西贡法院，当时他已经近乎半瘫。但在11月11日，他被改判为立即执行的两年监禁，直到1939年2月（安南新春前夕）他才被有条件地提前三个月刑满释放。
　　出狱后，谢秋杜和他的托派同志继续致力于《斗争报》的发行（该报从1938年10月改为安南语版），并支持第四国际的活动。根据该报的纪录，谢秋杜曾在1939年4月16-30日参与了殖民委员会的选举[18]，并和其他两位同志陈文石、潘文秀[19]（Phan Van Hum）一起当选。他们的竞选纲领中包含一项是，反对法国殖民当局以“保卫印度支那”名义发行的额度为3300万的全民借款——这一点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立场相冲突（这时印支共产党已经和法国共产党站在一条线上）。由于1935年5月拉斐尔-斯大林协约（Laval-Stalin pact）的签订，法国政府不得不使其军队处于战备状态。1939年10月1日，潘文秀因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活动被判以5年的监禁。
　　1939年8月21日谢秋杜离开西贡前往距暹罗（今泰国）接受医疗。但由于二战爆发，1939年10月11日他又被逮捕并带回西贡。《斗争报》也受到1939年9月26日禁令的影响，谢秋杜的组织也被列为“共产主义类组织与团体”之中而被强制解散（1939年10月令）。1940年4月16日，谢秋杜被判处5年监禁、10年禁止办报、剥夺10年公民权。1940年10月他被羁押到保罗·康多岛（the Poulo Condore island）集中营里。

政局突变


　　1944年底谢秋杜从集中营回来后组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1945年3月日本人的突然进攻结束了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代之以保大（Bao Dai）皇帝和陈忠基（Tran Tron Kim）政权[20]。到1945年中期，谢秋杜来到了东京，和丹方（Dan phuong）地区的托派领袖罗东时（Luon Due Thiep）、姜佑安（Khuong Huu An）[43]等人取得了联系。
　　在南定（Nam dinh）、海丰（Haiphong）、海阳（Hai duong）省的矿区，谢秋杜广泛地参加了工人与农民的秘密集会。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胡志明当权[21]。谢秋杜希望回到南越去，但却于1945年9月在广瑞（Quang ngai）被越盟（Vietminh）的人暗杀。[22]
　　 

缅怀


　　关于谢秋杜的死，1946年胡志明曾对丹尼尔·格林说过，“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为了他的死，我们曾经是哭泣了的……不过凡是不遵循我们定下的路线行事的人，就应该被消灭”。
　　1945年9月23日，西贡发生起义，谢秋杜的亲密战友们领导《斗争报》派参与了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约有200名同志牺牲。《斗争报》派的其他负责人最后都和谢秋杜一样被胡志明的党羽暗杀了。
　　我们可以回忆起，1939年为了响应莫斯科对托派的审判，胡志明曾给他的“亲爱的同志们”写了三封信，把托派诬蔑成“可耻的特务与叛徒”，服务于“国际的、中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其消灭托派之意，虽言语含蓄却目的很明确。
　　谢秋杜的为人和蔼可亲，遇事能泰然自若。1937年4月面对佩吉（Pages）总督[23]的诱降，他说道：“我一朝为革命，只要生命不息，就会革命不止。”


注释：

[1] 西贡，在1975年民族解放阵线胜利后改名为胡志明市。

[2] 法国从1848年开始入侵越南（其中部和南部统称安南，北部称东京）。19世纪60年代越南和柬埔寨完全沦于法国统治之下；随着1893年老挝的陷落，法国统治了整个印度支那。
　　20世纪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暗杀行动；到20世纪20年代形式变为广泛的群众运动。1923年一个宪政主义党成立；革命民族主义组织也广泛出现，其中就包括越南青年党。

[3] 裴光照创立了资产阶级的宪政党，在20世纪20年代它通常利用一些特殊场合（如潘珠桢的葬礼）来激发群众对封建阶级与殖民主义的不满。随着工人运动的出现及其在30年代多次流产的武装起义，宪政派人士开始对这些新的斗争形式产生反感情绪，他们逐渐向殖民政府和警察局靠拢。
　　潘珠桢曾是顺化（Hue）地区法院的一位职员，1905年他因厌恶法院的腐败而离职，去追随了流亡在香港的老革命潘佩珠（Phan Boi Chau）。1906年他回到越南，1908年他因被控煽动农民起义而被判处3年多的监禁。出狱后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4] 阮安宁是在巴黎学习法律时开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1923年他回到越南后创办了一份民族主义报纸“La Cloche Felée”，该报第一次在越南刊登了《共产党宣言》；20世纪30年代，他在印度支那议会运动和《斗争报》派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Rue Lanzarotte 会议有3000多人参加，是西贡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政治集会。《安南报》创立于1926年5月，其主编潘文忠于1912年在法国读书时开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

[5] 阮世充也是在法国读书时开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在1922-23年他创建了“殖民地联合会”，以团结法兰西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反帝志士。1928年他回到越南。1936-37年他又回到法国试图和阿尔及利亚的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一起组建一个被压迫民族联合会。

[6] 邢文芳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教会家庭，1927年他到巴黎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加入了托派的“左翼反对派”。1930年他和谢秋杜一起被遣送回国，在西贡他编辑着“左翼反对派”的杂志，并积极参与《斗争报》派。1945年他被斯大林分子暗杀。

[7] Pierre Taittinger 的“爱国青年团”是受墨索里尼影响而成立的法国法西斯组织，它出现于1924年的“激进-社会主义联盟”选举后。该团体的人员都是些流氓打手，他们穿着蓝色的雨衣，带着蓝色的贝雷帽，到处进行公开的挑衅。在行动上他们总比照着“火十字团”（Croix de Feu，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和Charles Maurras 领导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Directe），它们在1934年2月发动了法西斯暴乱。

[8] 阮文孝在巴黎读书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于1927年成为全职的党务活动家；1931年他被遣送回国，在斯大林派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 反帝同盟是受斯大林派第三国际领导的影响于1927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立。它联合了和平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左翼人士。谢秋杜参加的法兰克福会议终结了该同盟的短暂一生。

[10] 费利逊·查理、弗朗西斯·乔丹以及历史学家兼作家丹尼尔·格林都是法国的反殖民主义人士，曾经多次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斗争，1933年他们还组建了一个“特赦委员会”以解救被关押的越南政治犯。

[11] 安沛起义开始于驻扎在中越边境一个要塞的安南军队病变；他们杀死了军官并控制要塞一个晚上。但其它要塞的起义要么流产，要么被打败。几天以后，古安村（the village of Co Am）也发生起义，但遭到了残酷的飞机轰炸而失败。对于这次起义，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手段相当严厉；为此，越南国民党也遭到取缔。

[12] 孙逸仙是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的创始人。他的思想糅合了反帝的民族主义、民主思想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念。

[13] 潘文桢于1929年在巴黎加入了“左翼反对派”，1930年和谢秋杜一起被遣回国。他是一名教员，担任了“左翼反对派”在西贡的杂志主编。1940-43年他被关押在保罗·康多岛上，1945年10月被斯大林分子暗杀于首油没县的边水村（Ben Sue, Thu Dau Mot）。
　　胡佑松起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法国（艾克森省Aixen-Provence 和里昂Lyons）学习时开始参加托派运动。1931年他回到西贡。“十月派”（后来演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支持第四国际的活动，并出版了报刊《Le Militant》。该组织一直没有融入《斗争报》派，主要担心那样会限制他们对斯大林派的批评；在1945年革命中，其成员积极组建了苏维埃式的工人委员会，胡佑松也参与其中（尽管他在革命中还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

[14] 陈文石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巴黎读过书。1930年他和谢秋杜一起被遣返回国。他以教师为职业，参与了《斗争报》派的活动，在1937年他成为一名托派成员。1939年他当选为西贡殖民议会的议员。1940-44年他被囚禁于保罗·康多岛，1945年被斯大林分子暗杀于首油没县。
　　李文旭也是同批的遣返人员，他一直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还是积极地参与了《斗争报》派的活动与工人运动。
　　郑雄饶曾与谢秋杜共事于《安南报》，是一个有着无政府倾向的民族主义者。

[15] 《斗争报》派的议员选举，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如宣传不纳税）宣布无效。

[16] 在1936年4、5月份的法国大选中，由共产党、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等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获得胜利。社会党人李昂·勃拉姆（Leon Blum）于6月2日在工人罢工、占领工厂的危机中组阁。斯大林派虽未参与、但却公开支持该届政府，这样使得政权仍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17] 此时托派正集中地发动工人罢工，但斯大林派为了维护法国与苏联的外交同盟关系，减轻工人阶级给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压力，坚决主张减少工人罢工的数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米歇尔·吉东（Marcel Gitton）曾致信印度支那共产党：“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通托派进行党际合作了……”，并指示停止合作。斯大林派从《斗争报》派分裂出去后，这封信被公布出来（1937年8月29日）。

[18] 殖民委员会是一个有一定权力的行政实体，它对候选人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

[19] 潘文秀是一名讲授法律、语文、哲学的教师。他起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法国加入了托派。1933年他回到西贡，加入了《斗争报》派。二战期间他被关押在保罗·康多岛。1945年10月，他被斯大林分子暗杀于边化（Bien Hoa）。

[20] 保大是越南的末代皇帝。1925年他12岁时继承了皇位，但直到1932年才正式加冕。他先后同法国人、日本人合作过；1944年他退位后还曾短暂地参加过越盟，后来流亡海外。1949-55年，他又成为法国扶持下的傀儡皇帝。陈忠基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1945年出任保大皇帝的首相。

[21] 在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后，日本在1845年8月14日向帝国主义盟国投降：这在越南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在北方，越盟的军队冲出丛林进军河内，于9月2日宣布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根据斯大林与盟国的协定，越南南部继续处在法国的控制之下。南部的越盟接受了这一安排，但民族主义者和托派人士则表示反对，他们号召工会进行全面夺权。斯大林派逮捕了出席工会大会的代表们，并不顾其民意的缺乏，着手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当10月份法国再度入侵时，他们袖手旁观，却对托派举起了屠刀，托派领导人全部被杀。

[22] 根据1947年出版的《国际季刊》（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的一份报告说：谢秋杜被捕后曾在越盟的一个“人民法庭”被审讯过。但由于谢秋杜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声望，这个法庭不可能找出他有任何罪行。然而无论怎样，他还是遇害了。

[23] 皮埃尔佩吉是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

　　本文参考了以下资料：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F7-13406, 13408, 13409, 13410, 13167, 13170, Archives Outre-mer D2514; La Depeche d'Indochine, Saigon, various issues 1933-40; Nguyen Van Dinh, Ta thu thau, to qudc gia toi quoc te, (Ta Thu Thau,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Saigon, 1938; Phuong Lan, Nha each mang Ta thu Thau (The revolutionary Ta Thu Thau), Saigon 1974; D Hemery, 'Du patriotisme au marxism: 1'immigration vietnamienne en France 1926 a 1930 ('From patriotism to Marxism: the Vietnamese emigration in France 1926-30), in Le Mouvement social no 90, Paris, 1975; D Hemery, Revolutionnaires vietnamiens et pouvoir colonial en Indochine (Vietnamese revolutionaries and colonial power in Indochina), Paris, 1975; D Hemery, 'Ta Thu Thau: 1'itineraire politique d'un r6volutionnaire vietnamien pendant les annees 1930' ('Ta Thu Thau: the political path of a Vietnamese revolutionary through the 1930s') in Histoire de 1 Asie du Sud-Est.
我们对这些作者以及西蒙所做的翻译与注解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1] 关于本文的主题人物“Ta Tha Thau”，也有译作“藉秋收”和“窦图滔”的。

[2] The Left in Britain 1956-68，Harmondsworth, 1976, pp 412-5.

[3] 'Ho - He Gave the "Third World" Hope, Socialist Worker ,11 September 1969.

[4] Jim Scott, 'Ta Thu Thau - A Great Vietnamese Socialist', Labour Worker, 7 September 1966.

[5] 'Ta Thu Thau: Vietnamese Revolutionary', Red Mole, 15 September 1970.

[6] Stalinism and the Liberation of Vietnam'. Fourth International (WRP), Volume 9, no 3, Autumn 1975, p119.

[7] Chroniques Vietnamiennes, no 1, November 1986, pp13-18.

[8] Richard Moore, 'Political Terror in Vietnam', Socialist Organiser, no 295, 4 December 1986.

[9] Simon Pirani , Vietnam and Trotskyism, Australia, 1987, pp123-8.

[10] Peter Salmon, `Killer Confronted', Workers Press, 24 February 1990.

[11] Socialist Organiser, no 359, 9 June 1988.

[12] Socialist Organiser, no 360, I b June 1988.

[13] 他们出版的《行动报》（Chieu dau）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北越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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