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 1987-1989

附件三 全国总工会评
香港亚洲专讯中心出版之《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

本文译自1991年4月份全总英文会讯第11期P.11~P.17之书评



一、背景说明:


  本书对台湾在1986~1989年浮现出所谓的“自主工会”,提出相当主观的评论;而在1986年到89年,也正是在台湾中华民国解除“戒严令”的时期。
  在此书中我们得知“『亚洲专讯中心』(AMRC),是设在香港的一个自主的信息、研究与出版的中心。“亚洲专讯中心”为在亚洲地区的劳工团体、小区团体工会以及安全卫生等有关机构提供信息交流及相关的服务。”。
  于此书的谢词部份也提到撰写的过程:“这份报导是亚洲专讯几位同事,于1986~1989年间多次亲访的调查结果而书成。访问期间我们曾与多位工会人士、社运活跃分子倾谈,由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了台湾工运的理念与许多故事。经过这些友善的交谈,我们不单只完成调查,还透过双方交流了工运、民运的理念,自然而然地建立了友谊和组织间的讯息网络。”
  “在此谨向曾协助完成这次调查的台湾朋友致十二万分的谢意。特别感谢中坜市张淑芳小姐安排各项访问和旅程,汪立峡先生介绍我们认识多位工会干部,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给我们,并感谢工会朋友对我们的接纳和信任。”
  “最后,我们要特别向马赫俊神父致最崇高的敬意。他生于爱尔兰,却不辞辛苦的在台湾工作了十年,服务于爱生劳工中心,积极参与工运,因他无私的为台湾劳工争取权益,以不容于台湾当政者而最终于1989年3月17日被递解出境。他曾于初稿完成期间提出宝贵意见,加深我们对台湾工运的认识,以友善和热忱态度接受我们的访问。”

二、结构分析:


  此书基本上是以调查访问方式完成的。虽然对有些学者而言,第一手资料是极有价值的;但这种面谈访问方式,会因受访者本身立场的客观或公正与否而易造成一定的偏见。在台北有一著名的广告例子:“一间生产洗洁精的工厂,暑假期间雇用一批大学生到乡下去促销洗洁剂;但其销售量却一直不见成长。在经过检讨后发现:这些大学生一直想把产品推销给自己在当地的同学;然而真正会使用到洗洁剂的是他们自己的母亲,而非他们的同学。”
  从上面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受访者本身立场客观公正与否,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书本的观点与结论。因此在知道此书的这些访问是透过像张淑芳、汪立峡之类人士所安排进行,我们在阅读以前,就可判断这本书一定充满了偏见。
  但是这本书也不是毫无可取。例如:对某些工会、联谊会领袖的专访都蛮客观的;另外,它对在解严前后时期所谓的“自主工会”运作的追踪,也算是蛮公正的。但对政府、执政党(国民党KMT)及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CFL)的评述,则采用诋毁式的言词。
  一般而言,此书不谈对国民党及全总的优点,反而是一直在向它们开始攻击而混淆整个国际视听。众所周知,在解严前后,国民党、全总以及全总理事长——谢深山个人,都做了许多有利于劳工朋友的劳工政策,但在书中这些部份却被作者有意的给忽略了。相反的,此书却对郭吉仁、苏芳章二位人士大做文章。试问这两位于工运界的贡献可与谢深山相比?
  在书中一百多页的篇幅中,总共只有了41个批注。除了从经建会收集到一小部份的统计图表外,其它大部份的批注都是由报章杂志上摘录下来;一般而言它们的客观性也不过。另外有些诋毁性的言词更是没有证据,如:“当劳资争议爆发时,全总总是和政府、资方站在一边”(P.13)
  “根据一项报导,所有县级以上工会理事长和总干事,以及省级和中央级单位的官员,皆为国民党员”(P.13)
  “全国性调查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每五名工人中即有二名工人经过加班”(P.25)
  “根据报告,1980年台湾职灾害死亡率是英国的七倍,日本的四倍”(P.25)
  “一项对244个产业工会的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工会理事长是工厂经理、工程师、管理人员以及其它非生产在线工人”(P.44)
  以上这些说法是多么的草率,单想用一些未经证实的统计数字、调查或报导,就急着来做价值评断!
  除此之外,一些刻意挑选的讽刺性文章也出现在此书中。当然这些文章没有一篇是为了来促进劳资和谐,或保障劳工权益。

三、立论的谬误:


  除了前述几处结构性及来源出处的问题外,我们在书中还发现了许多错误导与扭曲的地方。以下是几个主要的错误导:
  (1)第3页说到:“(自台湾退守大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像日本一样,视台湾为……不具任何政治合法性,只能作为临时基地,以从事更远大计划。本地人则遭受到剥削及迫害”此外,“许多工人农人团体领袖,以及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是被抓就是处死(在947年的228事件)。”这些都是武断且不公正的说法。
  (2)第6页说到:“在此两年(1977),工业城中坜因为地方选举舞弊曝光,而引起暴动。若非国民党官员作票,那位反对国民党的无党籍候选人定能当选”。无疑地,这是指在1977年的桃园县县长的选举,而许信良是其中一位候选人。
  对于以上这两项说法,我们可提出二项论点:(1)事实上,许信良在那次选举中,当选为桃园县县长(2)文中只字未提中坜暴动中有人纵火一事。(类似的例子,在同页再度出现“在1979年的人权日……反对派领袖在高雄举行示威游行。”文中也根本不提其中的暴动。)
  (3)第6页说到:“但是,40年来在国民党的操控下,此次(地方)选举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国民党的权力未受影响。”这种说法明显地忽视在事实上,有许多非国民党籍及无党籍候选人在选举上成功的例子。
  (4)第11页中说到:“……工会并不参与工资和津贴的决策”,这段文字之批注是“台湾投资指南,美国第一国家银行1973年”,书中会采用如此老旧的资料,真令人震惊!
  (5)第11页也提到:“国民党于1935年成立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CFL),以取代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事实上,中华民国总工会于1948年在南京成立,而当时中国大陆还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毫不相干。
  (6)第11页说到:“1920年代和30年代,台湾仍处于日据时代,发生了数起反抗日本统治的民族运动。……当时许多的工会和劳工的抗争,是由地下台湾共产党所领导的。”,没有注明资料出处。这种随意对共产党员的信任,看起来有过份曲解的味道,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7)第13页说到:“……有的则说这些工会是『花瓶』只不过摆着好看罢了。”在台湾,确实有许多人对全总(CFL)非常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台湾大部份的工人还是非常支持全总的。”
  (8)第13页也说到:“1988年,总工会举行第一届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工会领导人支持两项动议,呼吁各工会『鼓励劳工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建设』,以及『加强劳资和谐促进经济发展』。”,这些说法并没有错,但并不周全;它忽视全总(包括1988年会期)也经过在他们的立场,来保护工人权益及争取工人该有的福利。
  (9)在14页下面专栏部份提到1988年的一个案例:五名大同公司台北厂的工人,要求工会举办选举,但结果这五名工人被分别调到台湾各地的分厂。文中说到“……国民党政府和全总对这种倒行逆施却视若无睹……”事实上,全总几次的要求大同管理阶层撤销其调职命令。全总理事长谢深山,也在立法院公开谴责大同集团,期间全总拨款予受难工人去控告管理单位。这些工人也收到了全总的生活补助费。
  (10)在14页的一张图片标题中说到:“于高雄劳工育乐中心外抗争全总官僚作风”,事实上,此中心隶属于高雄市政府。像这样胡乱的将全总扣上帽,只会误导读者而已。
  (11)第14页陈述到:“总工会会员的成长率很低,而许多新的工会,已在台湾各地兴起。”这也是一项误导。事实上,大部份登记有案的“新工会”也都与全总有关连,可算是全总的会员工会。而且全总会员在近年来已有相当高的成长。
  (12)第18页提到1989远东化纤新埔厂罢工事件,文中提到“工会于5月13日向县府申请召24小时的会员大会,投票表决是否罢工。他们要请教县政府官员、总工会秘书及县总工会出席,监督投票以及咨询法定程序。”这其中必有错误导。在现行制度,全总——全国性工会结合体——不可能去督导地方工会的选举。相反地,应该是新竹县总工会才有可能参与。
  (13)第19页中说到:“虽然罢工事件是由于解雇……而起,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诠释劳资争议处理法及工会法。……全总秘书长谢深山(其实应是指理事长)却赞成资方的说法:依动员勘乱时期的农矿工商管理条例,纺织对属『基本行业』不得进行罢工。”谢深山不但没有说过类似的声明,而且文中语气也尽是误导。此段文字似乎在隐喻谢深山是在支持官方及资方反对罢工一事。他的名字在书中出现过四次(第19、111、112页),但没有任何一次是提及他的工会理念及对国内工会或工人的贡献。谢深山在制订1984年劳动基准法的关键角色,书中完全不提。我们不能不怀疑此书作者的真正意图。
  (14)第25页说到:“运输业劳工,他们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经过一天工作14至16小时,每月只有1或2天的休假……,货柜卡车司机,从高雄港口载货到台北,来回需持续12小时。”如此的描绘易使读者以为台湾的劳动条件极差,但在这些文字中没有引用真实例子或提列附证。事实未必如此。
  (15)第26页评论到:“全总从未参与关心劳工安全健康问题,不论1984年的矿灾之前或之后,它都缺席”不对。全总特别关心职业安全卫生的。最近两年,为了能使工会各阶层干部均能受益,全总已赞助了20几次的研讨会,来探讨事实安全卫生课题。
  (16)第39页说到:“在1986年12月的选举中,二位国民党籍的工人团体候选人被民进党压倒性击败。”书中对于他们败选一事,提出许多想象式的理由。而这部份必须与110页的说法一起来看到:“国民党籍候选人之一谢深山——全总的常务理事——以最高票名列第一,……然而他的成功全得助于劳工身份登记规定”。“无疑地,这规定自然对国民党有利,它在很久以前就把总工会属下的许多劳工登记上去。”事实上,谢深山在当年选举得票数超过十六万票,高居榜首;而这压倒性的胜利不能只简单的归因于什么登记规定,反忽略了他在工运界对劳工的贡献。
  (17)第46页说到:“所有新成立的工会都必须向当地县市政府登记,因此,政府当局是第一个知道任何打算成立工会的企图。信息很快就会传给该公司的管理阶层;特别是当局判定想成立工会的工人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以上武断的评论显然是一种高度的想象。
  (18)第48页说到:“随着1988年劳资争议处理法修定,台湾各地都成立了劳资争议处理机关。这些机构的成员包括了由『雇主的』组织及『工人的』组织所推荐的人。在高雄县,全国总工会的会员工会高雄县总工会(它是间接隶属于全总的地方性分支机构)推荐了24个人到这个机关作为『工人的』代表。推荐名单公布后不久,十个自主性工会游行到总工会的高雄分会办公室前抗争,抗争总工会提名没有征询其它工会的意见”,这似乎与14页的图例(看第10页)部份,谈得是同样一事。看起来像是全总与地方工会的冲突。同第10点的评一般,全总又莫名其妙的被卷入地方工会的案子,这又是一误导性的做法。而更糟的是图片与文章内容相差甚,可见其编辑技巧差矣!
  (19)第14章(P.103-105)提到:“新工会与国际劳工组织”,全总也被卷入其中,而在此点上也衍生了许多误解。全总为强化本地工会机能,保障劳工权益,已无闲暇去搞什么国际劳工运动。而一些不明究理的评论如:“『全总』对他们说得好听些是老大作风与亲官方;说得难听则是国民党的尾巴机构而且是反劳工的”,多么不平衡的心态在作崇啊!
  (20)在第111页中详述了1989年选举时多位劳工候选人的政见,文中提到:“工党的政见比较暧昧。该党没有提出一套完整、清晰的劳工政策。至于民进党,也只有苏芳章提最低工资与工时问题;其它两位候选人,对这些问题则是含糊带过。国民党打算在1990年把19个大型国营企业移转民营,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在民营化计划中,清楚说明民营化对劳动条件的影响……等。劳动党对国民党的民营化计划,清楚表明反对立场。……民进党支持此民营化计划;但苏芳章的政见反对民营化。……在国民党推出的14位候选人中,只有三位(包括谢)提到民营化,而且三位都欢迎这个政策,而他们只附带提到要小心处理裁员的问题。”
  我们对此段叙述有二点评论:第一,政府提出的国营事业民营化一案目前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因此说政府没有提列清楚明晰的计划是不公平的。第二,在一些候选人的政见中一定有好的意见,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当选?但是在这么多的候选人中为何只偏对苏芳章的意见节录?
  (21)第112页也说到:“1989年8月中旬,铁路工会的名代表中有40多位,联合起来宣布他们对谢深山在竞选劳工立法时所做的保证,表示担心。”,在文章中插入这一段是显得突兀,而且一小撮人的行动在事实上对谢深山并没有造成什么为难。因为大部份的劳工朋友是支持他的。否则谢怎么可能以最高票压倒性胜利赢得选举?

四、结论: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本书在材料的挑选上是不够客观的。很多的评论是不平衡且偏执的。书中特别偏好对全总及执政党不满的工会分子。至于书中的想法、观念,以及许多陈述事实报导上的相互矛盾,我们不愿再多费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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