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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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社会等待变革，它总是在终点与开端之间匆匆停留。

——沃尔特·怀特曼：《思想录》，第一卷
　

　　人们常说，15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但自苏联改革开始以后所经历的15年，却交杂了重大事件、巨大转变和人们心境的深刻变迁。开始时总是那么堂皇体面，例如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大胆地向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失败的地方进军时，所谓的“公开化”的就是如此。像预期的那样，我们能够看到自由战线在向前推进。苏联正在从它那步履蹒跚的集体夜游症中苏醒过来。人们恢复了记忆。他们也在寻找阅读自由报纸的快乐和自由投票选举的欢欣。在苏联边界之外，这种转变也有反响。事情已越来越清楚了，东欧各国将被允许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的大胆举措，揭露了冷战的危险和荒唐，一次性毁灭地球的武器居然堆积如山！难怪一些西方左翼人士会立即跳出来说，苏联终于踏上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旅程（或者，我应该说，它终于有点漠然地踏上了那方允诺的圣土）。

　　幻想，又是一次幻想！冷战的结束显然不是长期僵持的结果，而是一次投降，一个超级大国接受了另一个的朝贺。在西方还是一位英雄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很快地失去他在国内的影响，在那里，不满与经济失灵同步增长；在一阵左右摇摆之后，那里的领导层寻找的显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答案。实际上，为了照顾特权者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快。人们因此抛弃了他，并爬上了他的死敌鲍里斯·叶利钦的五彩车队，后者倒是毫不迟疑就竖起了资本主义的大旗。1991年8月由保守主义顽固派上演的政变滑稽剧，却被当成了借口；叶利钦，这位反击有功的英雄，就在这年年底设法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个重要职位——苏联总统，为了顺利上台，他居然无视自己的行动在加速解散苏联。

　　现在，该轮到叶利钦掉落身价了，他比他的前任掉得更快。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原是个高度一体化的联合体，它的解体损害了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在俄罗斯本国，叶利钦那些年轻的、试图找到通向资本主义捷径的顾问推行的政策甚至使其经济受害更深。在这里，就像在东欧的其他地方一样，所谓的“休克疗法”有着巨大的好处，即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好评，也有一点不方便，那就是激怒了大批的本国公民。1991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号召莫斯科市民保卫白宫，即他们的议会所在地，对抗军人的进攻。两年后，他却派坦克去轰击同一幢建筑，这次，他的后台是西方势力。大概，这次他以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议会民主形式，即坦克火力保护下的民主。

　　这只是这一转变时期许许多多荒唐故事中的一个。看一看整个东欧，谁能够在1989年想到，自从旧的各国政权在本国人民的反对之下跌了跟斗三四年之后，同样是这些人民，如果还算不上复辟旧政权的话，至少也算是反对他们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过的新政权了？或者谁又敢想，在另一个四年时，在波兰或者匈牙利，他们还会踢开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然后完全彻底地转向拥抱资本主义的经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最好还是少谈那些走马灯花似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位改革者丢了自己的饭碗；叶利钦，他好像只要一处高位，就会无所适从——而多谈那些正在形成自己一套政策的社会力量。问题是，在这段转变时期，他们的阶级阵营还处在形成阶段，他们的利益还不是那么清晰具体，各种各样变来换去的政治党派都在声称自己代表他们的利益（例如，在俄罗斯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有不少于43人政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

　　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欧，资本主义从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新的阶级形成并夺得政治权力，一共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今日的东欧，新的财产所有者阶级——我是指那些企业界大亨们，当然不包括小店主和技术工人——的形成（即至少通过代理人获得权力）还不到几年的光阴。另一个重要的全新之处是，这里的资本家们刚一出生，就懂得利用一切手段给权力下注了。甚至那些靠掠夺发家的贵人们，也在一处掠夺一边修路建厂了。我们这些东欧的新手们，见到什么现成的东西就要。他们监守自盗——或者，如果您喜欢的话，说他们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骗子、青天白日的强盗，也没错——这就是东欧的产权私有化的实质。

　　我得先声明一句，我可不是那些老故事的受害者。我只是说东欧正在建立或重建资本主义，并没有说这些国家以前都是社会主义的。^[1]它们两者都不是。同样的，说工人是其工厂的所有者或主人翁，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正是这种理论上的财产归属，使得工人为了一句恭维话而放弃了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统治者，他们管理工厂，剥削工人，拿走所有的剩余，而以前他们是无法如此处理财产并把这些财产遗留给他们的后代的。现在他们可以这样做了。在整个东欧，不管是什么好处（票据、免费券、大量的低价股），工人根本就没有接管的份儿。实际上寻找的接管人，只有那些大股东。在这场还没有结束的角逐中，问题是谁将成为主人：是管理者、黑手党，还是有着国外背景的黑市商人？这是一场骗局，一场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大比拼。今日大权在握，你就是财产的主人，而这又给你明天的权力，添了重重一笔。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纯粹是苏联现行体制的产物。他生于1931年，曾爬到苏联南部省份斯塔夫罗波夫省委第一书记的高位。1978年，他调往莫斯科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职务。第二年，他进入政治局任候补委员，接着到1980年，他就成了政治局委员长了。所以，40多岁的时候他就成了地位极高的领导人，在领导班子里的众多老人当中，他无疑显得最年轻。然而，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对于“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点，他还是清楚不过的。至于开始时他是否知道自己会把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是值得怀疑的。他只是觉得此时的变革必须是根本的。

　　开始时，他感到必须把这个国家从睡梦中唤醒，把她头上那死死的政治紧箍咒拿掉。如果只是在公开化的名义下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那么，他就足以名垂青史。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一种更为常规的方式开始的。还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了通盘检视整个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比他那些顾问高明的是，戈尔巴乔夫始终记住要争取工人们的支持，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下放更多的权力给管理者将会损害工人们的利益。一段时期里他确实这样做了，例如，他曾提议由职工选举管理者。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也没有走多久。要说他是由于应者寥寥而放弃，似乎也不够。我们必须考察另外两个更深层的原因，它们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下去。

　　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并不像叶利钦那样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他有句话我们必须记住，他说，他的整个一生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话时，正是他快下台的时候，而这话在当时听来已很难受到欢迎了。这个故事很好地告诉我们，当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周末祈祷的宗教，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再是福音，当统治者们不再把它们当做替自己辩护的引言的时候，斯大林及其接班人统治下的社会主义观念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取消社会劳动分工，消灭阶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平等，走向国家的逐步消亡——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是一窍不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繁荣的资本主义，那时的国家是福利性的，那时的最低工资是体体面面的。在执政的末期，他千方百计想“把苏联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卢布自由兑换。^[2]由于世界两大体制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距，所谓卢布自由兑换，就是放弃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其结果只能有一个。因此，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转向了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走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于工人们来说也是一个统治者，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本来是可以选择改革现行体制，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自动放弃党的权力垄断的。但为了实现平衡，他又不得不保护特权者的利益。在戈尔巴乔夫还在台上的时候，谁是统治者，谁又是特权精英？显然不包括全部1,900万共产党员。由于一张大学文凭加上一张入党证才算是成功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必须到“sluzhashchyie”（职工）中间去寻找那些特权精英，他们大概有4,000万人，其中受过进一步教育的约占苏联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剔除大多数人——他们约有2,300万，只有技术学院的专科文凭，是劳动大军里面的普通士兵。在剩下的1,700万拥有大学毕业证的人当中，我们还必须减去工程师（他们和普通技术工人差不多）和人数众多的教师（他们绝大部分收入微薄，也主要是女性）——所有这些人都既没有特权也没有权力。

　　按照上述界定和计算，现在只剩下600万人，约占那时苏联总人口的5%。^[3]这些特权精英当然包括那些“老党员”（apparatchiks），即从政治局到地方党委的主要成员，也包括那些“干部”（nomenklatura），也就是说，那些在党委正式认可的关键岗位上就职的人。这一精英阶层的范围，还可扩及众多管理者、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中资历较高的人物、镇压机器（军队和警察中的官员）和宣传机构（御用文人和专事引经据典者）。因而，真正的统治者在统计数据上隐藏于我所说的特权人士当中。在随后的争夺中，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支持由党的监督和国家的集中控制构成的现行体制，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革派或经理派（managerial wing），主张取缔现行体制。在后一个阵营中，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构成了一群自作主张的知识精英。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公开化的阶段，知识分子确实扮演着进步的角色，大大推进了自由的范围。而当改革进入经济领域的时候，他们就追求自己的利益了。用名利场的行话来说，他们在旧体制下已经做得不错了，但他们想在新体制下做得更好——获得更大的特权，分享更多的权力。这种愿望使他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及其“费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投向了叶利钦及其“休克”战略的怀抱。

　　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了。他这位新政拥护者当然不能依靠党内的保守顽固分子，也不能依靠军队和警察。实际上，这些人不久就开始捣乱，巴不得他倒台了。不明智的是，叶利钦的道路也是他铺就的。他曾一度提拔叶利钦，但后者不仅抛弃了他，而且成了他的死敌。在克里姆林宫里，变成改革家的党员现在被变成冒险家的党员取代了。

　　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叶利钦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曾在他工作的地区艰难爬到党委一把手的位置，但在他这里，却是一个工业化程度更高、更重要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4]。实际上，在叶利钦的《回记录》中，你能够发现他不无怨言，他说，次要地区的领导倒比他的地位还高。^[5]好在戈尔巴乔夫看中了这位雷厉风行的鲍里斯，把他调到莫斯科加入自己的改革队伍中。这位新来的人表现了过高的反对官僚主义、攻击特权制度的热情。戈尔巴乔夫用一种有点像斯大林的方式抽掉了给他搭的梯子，但并没有把他的美好政治前途彻底断送。因此，叶利钦下去了，但没有被开除。在1989年3月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他在莫斯科当选，因而又风光体面地回来了，这次，他还披上了民选代表的彩袍。之后，他又在1991年6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全部选票。如果说我喜欢把他叫作投机主义者（也许把他叫做一个原则性不强的人更为顺耳），那是因为这个人最初是靠把自己说成是特权者的敌人而获得声誉，现在靠着俄罗斯雅皮士的支持胜利了，他却又辩解说，为了胜利，应该有所节制。

　　他用这条路线赢得了特权者的支持并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他还用它去获取了西方的支持。应该记住，戈尔巴乔夫不仅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还受到了西方政权的温和对待。毕竟，他拱手送给了它们冷战的胜利，并把苏联体制逐渐转变成古典的资本主义。为了赶他下台，叶利钦不得不承诺自己也会这么做，而且会做得更快、更彻底。当这位重新获生的资本主义者在他的美国之旅中看到货物满架的超级市场时，他的眼前一亮，而这正是他在西方面前晃来晃去的原因。他成功了。^[6]在西方政府和许多西方报纸看来，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他的行为是如何荒唐，他的敌人都是那些苏共党员，而他则是民主派，是我们在莫斯科的人。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高层变化，并没有结束权力和财富的激烈争夺。它只是结盟关系的变动而已。鼓吹共产党的统治和旧的剥削体制的人早就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俄罗斯该不该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而是该走得多快，谁该是主要的受益者。理论上属于人民，实际上由“干部们”掌管的巨大财产，该由谁来继承？

　　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并没有争斗。争斗发生在统治集团内两大松散的派别之间，他们就谁该掠夺、怎么掠夺争吵个不休。如果像在西方所做的那样，把那些试图保存国有资产的人描写成共产党员，而把那些站在叶利钦一边的私有化者描写成民主人士，无疑荒唐可笑。后面一派，即所谓的“休克疗法主义者”的早期领导人尤格·盖达尔，就是一位第三代的共产党贵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休克疗法主义者”代表着投机货币，而他们的反对派则围绕着整日待在工厂里的经理们而形成。争斗只是那些伸手的人和那些不放手的人之间的争斗。

　　要说工厂经理是国有资产的保护者，未免有点过分，说是看守者可能更恰当些。他们的野心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在一段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期之后，作为一个资本家继续掌管曾经作为党的代表掌管过的工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想国有资产被瓜分或廉价卖给外来者。“休克疗法主义者”则以外国投机商和国内奸商为靠山，试图以金融压榨的办法夺取这份资产。（公正地说，还必须加上俄罗斯的黑手党。到稍迟一些的时候，上述两派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

　　叶利钦总统是被一班“奸党”所包围。这个绰号确实很适合这班拉斯普廷^[7]（开始时以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为首，他原来在学校里教马列课，后来转向了冯·哈耶克^[8]；接着是亚历山大·科尔扎夫少将，他是叶利钦的保镖兼网球友；再后面是背景更加复杂的阿纳托利·丘拜斯，我们将在后面一再提及这个人）。叶利钦选择了支持“休克疗法主义者”，后者很显然也是国际基金组织所青睐的。问题是，他们的“休克疗法”很快就使得本来已境况不佳的国家，变得更加不可救药了。物价飞涨，实际收入锐减，微薄的积蓄一扫而光，穷的变得越穷，富的表面上也越富了。整个国家的情绪由此可见一斑：甚至一开始时是叶利钦死党的俄罗斯议会，也投票反对政府了。叶利钦的反应也富有特色，他一边装出让步的模样，一边作他的复仇打算。1992年12月，他同意解除盖达尔的代总理职务，而代之以一个议会推荐的人——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这个人倒是可以信任，但他以前当过巨大的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的老板，和那些企业界说客的关系显然太密切了。

　　然而，在财政部里，切尔诺梅尔金被那些保守的货币主义者所包围，不得不坚持走同一条路线。与此同时，叶利钦也在准备发动他的政变了。他制定了一部为他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并决心不管是用诱惑还是用欺骗，一定要把它强加给议会。如果这在法律上做不到，那么对于法律来说，情况可就更加不妙。这导致了1993年10月的流血冲突，导致了白宫的腥风血雨。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叶利钦的行为整个基于强权就是真正的逻辑，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保卫议会的人就都是值得敬慕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危险的沙文主义者，根本就不配碰一下选票箱。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和报纸赞成、支持这次赤裸裸血腥的镇压行为的种种行径，足以让那些天真的相信西方强权会对东欧民主化感兴趣，而不是对利益感兴趣的人们睁大自己的眼睛。

　　甚至流血政变也不够。在随后举行的全民投票中，显然有必要造成某种“奇迹”，以便新宪法能够按照法定的票数比例得以通过。然而，真正让叶利钦吃惊的地方，乃是新议会选举的结果。在愤怒和迷惘之中，有23%的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沙文主义政党，该党表面上的称号是自由民主党。改革后的共产党人获得了12%的选票，他们的农民盟友——农民党则获得了8%。由盖达尔领导的半官方政党——“俄罗斯选择”，则仅仅获得了15%的选民的拥护。两年后，在一次新的议会选举中，叶利钦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久加诺夫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本身就获得了22%以上的选票，加上更加保守的共产党的选票，共产党一共获得了所有选票的四分之一。而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率减少了一半，只有11%。此时的官方党派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才得到了不足10%的选票。

　　不管如何，叶利钦在1993年就已经明白，他没法再依靠他那些俯首帖耳的年轻人了。切尔诺梅尔金被给予了更大的权力组建他的新政府。以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为首的实业界人士、企业界大亨，开始占了上风。而最显赫的“休克疗法主义者”——盖达尔本人，还有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多罗夫，则被冷落在一边。但那些货币主义说客和国际金融组织却保留了原来的地位。另一个第一副总理的职位，则留给了丘拜斯，他的职责就是设计和监督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

　　在西方，私有化是指把某些企业转移给某个占主导地位的私有部门，但在东欧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它其实指的是在一片混乱中创造出这样的部门。在俄罗斯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零售贸易和服务的私有化确实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资本。俄罗斯私有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特征，却是农民拒绝放弃集体所有制和土地耕作。不过，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把生产资料、中型和大型工厂私有化。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中，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证券策略。1992年，每个俄罗斯人都得到了价值1万卢布的证券，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周的工资收入，就好像这是给他或她的苏联公民权的报酬一样。然而，这点钱根本就赶不上物价的飞涨。可怜的俄罗斯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这些证券，而那些投机性的投资基金乘机把它们买到手，从而拥有了这些被卖掉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方案的制定者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强烈的要求，即哪怕是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工厂也应该属于它们的职工。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工人可以免费获得本工厂20%的股份，但没有表决权，另外，工人加上工厂管理人员的股份总数不能超过该工厂的51%。在那些股份不是太贵的企业里，后面一种情况特别突出。管理人员和他们的职工一起，想方设法排斥外来的人，他们不无道理地相信，他们将很快让自己5%的原始股获得巨大的收益，从而在工厂里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企业拍卖在各地都不相同。然而，要是黑手党看上了哪家工厂，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它们的代理人赶走。另外，整个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按照交易商定的价格出卖的。简直就是像扔垃圾一样，它们的价格和价值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经合组织对俄罗斯证券拍卖所做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生产性企业，其市场价值大约是每个职工10万美元。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生产性企业的市场价值，却只有每个职工100美元左右。相差居然达1,000倍！”^[9]

　　证券策略1994年停止实施。从此以后，转变成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据说是以现金的方式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这时，最有利可图的企业——主要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企业——也参与进来了，对这些企业的投标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没人谈起过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手下监督整个拍卖过程的丘拜斯与这场掠夺大战中的主要受益者之间的暧昧关系，不过，我们还是通过特别是1997年的那场内部争吵，看出了他们之间行贿受贿的蛛丝马迹。但过多地关注少数几个金融贵族的特权地位，也没什么意思。就连丘拜斯的西方崇拜者，也对他1995年下半年推行的“股权租借”计划颇有微词。为了给自己的囊中增加20亿美元，俄罗斯政府在严格挑选的几家银行“拍卖”掉了几笔最有价值的财产。它确实得到了10亿美元，而且按照大多数账目，这笔钱也确实是它自己的钱（政府虽然借钱,但它同样在它喜欢的私有银行里存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应该由中央银行掌握的）。作为交换，这些享有特权的金融家们以荒唐的价格获得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或其他类型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在以后确定产权的优先选择权。^[10]

　　谁是这场私有化运动的最大赢家？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他们真正掌握了多少国家财产？其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说法最值得怀疑，他以前是个数学家，后来靠倒卖汽车暴发起来，他说，他和另外六个都是大型集团老总的企业界大腕拥有了半个俄罗斯。^[11]这个人可能是在吹牛。以前是他的合作伙伴，现在是他的死敌的波塔宁所说的话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他说，10至14个大亨的财产占了这个国家财富的一半。^[12]我们还必须加上国家仍然拥有控股权的几个集团。这首先包括巨大的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它生产的石油比“七银行集团”的任何一家生产的都多，它现在的领导人是雷姆·弗亚伊利夫，但仍然与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还有必要加上尤里·雷日科夫的经济帝国，这个人是莫斯科雄心勃勃的市长，他成功地把丘拜斯那些私有化的势力排除在俄罗斯首都之外。最后，还有一些半私有化的军工企业，虽然那时这些企业萎靡不振，但却是不可包忽略的。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除了私有化进程、资本的高度集中之外，还有一些脆弱的、不确定的、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因素。原因之一是售卖企业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各大石油公司、通信和电子企业的股份还有待于卖给国内外的购买者，而1998年石油价格猛跌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一过程放慢了速度，以致最终被迫中止。不确定性也许和获益者害怕他们的诈骗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遭受打击有关。为了保护刚到手的财产，他们已经和共产党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现在，他们对雷日科夫满怀疑虑，这个人虽然不是国有化分子（nationalizer），但如果当选总统，也有可能趁火打劫。疑虑还来自这一点：税收水平如何，对国有财产将作何种程度的销价处理，一旦诈骗行为曝光会受何种处罚，这一切全取决于在位“沙皇”及其狗腿子们的决定。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结构太脆弱，它之所以现在还耸立着，只不过是因为还没人用力去撼动它。这个国家虽然没有提供多少补贴，但也没有按照足额收税。工人们虽然没有获得公平的报酬，但他们也没有完全丢掉自己的工作。经济交易至少有一半是实物贸易。^[13]再说，绝大部分改革是在产权转移的名义下进行的，而不是打着重建资本主义的旗号。金融紧缩、破产、解雇多余的工人，仍然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而已。当叶利钦向俄罗斯人保证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时，他并没有告诉他们实情。糟糕的失业早晚会来临，而它产生的政治后果，谁也料不到。

　　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是否确如人们小声议论的那样，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主管改革的副总理丘拜斯，到底染指了多少私有化的国家财产？诸如此类的传说和怀疑在民间广泛散布，据说，腐败已侵入到整个经济体，渗入到所有的政府机构，而且正向最高层扩散。在一个旧的法律和秩序已松散、新的既没有拟定也没有发布的国家，最高层一个突发奇想，公务员签署出口许可证，都可能把他们看中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自己的巨额财富（当然是以美元计算的）。渎职和腐败到处横行。也许，盼望拥有自己的王国，能够决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种愿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苏联的崩溃，以及为在今日的俄罗斯拥有自己的领地所展开的争斗。特许权的赋予在俄罗斯得到了最大利用，而它们的受益者也凭此胡诌海吹，四处炫耀。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富裕的精英阶层？是的，它也有。但这个阶层的特权是和职务一道来的，也会伴着职位一道消失。现在，特权成了个人的，可以被带走。而它的获利者人数比以前更多，也比以前更加喜欢卖弄。在苏联，虽然也有多年的反平均主义呼声，但那时有者和无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既不合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合。有钱人必须偷偷摸摸地享受它们的奢华生活。但今天，那些从莫斯科豪华宾馆和夜总会里出来，转身钻进由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或者直奔机场去了法国里维埃拉^[14]旅游的时髦人物，不再掩饰他们的奢侈，反而以之为荣了。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那些食不果腹的工薪阶层，那些薪俸极低的工人和公务员，只好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伪善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

　　在这种氛围下，黑手党必定会声势日隆。再说一次，大家可别以为有组织犯罪只是新政权的产物。在苏联时代的经济领域，供给和需求从未平衡，管理人员没这么多时间去弥补法律的漏洞，此时，大量的空子就留给这些管理人员背后的“蛀虫”，也留给黑手党团伙去钻了。然而，那时这种现象还是次要的。现在，它是主要的了。在一个合法和非法、成功和犯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社会，黑手党就像腐败那样必定到处盛行。与警方相比，黑手党拥有更快的汽车，更好的通信设备，也有钱贿赂警察个人。^[15]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客户或者为自己买到廉价的商品，可以抢银行，也可以开银行。既然总统可以炮轰挡在他路上的议会，为什么黑手党就不能“干掉”那些妨碍他们的人？

　　如此说来，倒显得俄罗斯的主人们太没有德行。毕竟，洛克菲勒们^[16]和卡内基们^[17]并不是圣人，谁都不是。对于俄罗斯的新主人来说，麻烦的倒是他们给人的印象乃是不知道该朝哪里走。他们有的只是暴发户的吹嘘，却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信，不知道该如何确立新的秩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还处在快乐的积累阶段，而不是积累的快乐阶段。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大把花钱，大把消费。他们发现，把钱存入外国账户比投入本地生产更安全。纯粹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谁又能过分指责他们呢？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当你每天看到新的谋杀组织在莫斯科的街头小巷不断冒出，而你又能够回忆起从小学会的经典著作，你一定会记起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以下描述：“资本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

　　大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责我，说我对政治家和奸商的描写花的时间太多，却对人民的情况一字不提。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改革一直就是自上而下的。当然，说人们只是旁观者，也肯定不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就曾拒绝扮演私有化者指定给他们的角色。工厂的工人，特别是矿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罢工和游行，这主要是为了要回几个月没发的工资。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维护的只是自己狭隘的利益要求，而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利益。直到现在，人民还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客体，而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

　　斯大林主义最可怕的后遗症之一，是它留在人民头脑中的混乱。我们可以看一看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它的革命先辈被新政权所吸引，曾在内战中浴血战斗过。接下来的一代人是些背景离乡的农夫。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市镇居民，习惯于工业生活的节奏，花去了不少的时间。然而，即使是这个全新的工人阶级，也不被允许成立自己的组织，考验自己的力量，思考它在社会中的角色。它知道自己并不是“统治阶级”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当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休战默契不再有用时，工人阶级就处于一片迷惘和内部纷争当中。它反对共产党，因为这个党是它的老板；它模模糊糊地向往市场，因为这意味着现行体制的崩溃，但它又反对私有化带来的一切——无保障的工作、巨大的报酬差别、权力越来越大的老板。现在俄罗斯工人只是把他们的大多数精力花在谋生、做临时工、卖掉手头现有的东西以弥补收入的不足上。

　　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运动，能够帮助工人阶级认清自己，能够促使知识分子恢复他们在俄罗斯的传统角色，例如持不同政见者、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者。毕竟，有学问的人并不都是特权人士。况且，技术和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数现在已很多，特权人士要想把他们全部贿赂下来，恐怕再多许诺也不够。假如他们能够获得确凿的证据而不是感觉，证明自己不仅在工作场所——工厂、办公室、实验室，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应该发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呼声，他们就能赢得一切。这也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人数越来越多、社会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工人，则能够担负起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重任。

　　把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罪行、后斯大林的歪曲区分开来，倡导一种有别于苏维埃命令、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模式，创立各种让社会主义体制切实可行的民主形式——已经是一些过于苛刻的要求。如果你再补充说，俄罗斯需要一场生态运动，妇女的解放也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任务就更艰巨了。而且，说社会主义反对运动目前已方兴未艾，不过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夸张而已。随着人民在财富重新分配的目前阶段逐渐睁开自己的眼睛，这场社会主义反对运动是否会更快地兴起？或者说，是否必须等到所有的人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时，这场运动才会开始？

　　历史是复杂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比我们这些书呆子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也比俄罗斯那些热爱资本主义的人所宣扬和设想的要强大得多。也许，叶利钦的独裁和专制也达不到它的要求。在社会处于彻底僵化的情况下，迎来的可能是踏着军靴的候选人。这就是为什么要加紧行动的原因。另一方面，忘记某些事情，让另一些人重新学会行动，以便社会主义最终能够提上俄罗斯的日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这就是历史正在撞响的钟声。

^[1] 不要把古典资本主义的终极追求（the end）与资本的统治混淆在一起。我是在前一段时间才开始从伊斯塔芬·梅扎罗斯（Istvan Meszaros）那里借用了这一概念的。至于他最近对一概念的完整论述，以参看Beyond Capital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5)。
　　梅扎罗斯认为，古典资本主义与资本的统治不是一回事，它所追求的目标也不能和资本的统治画等号；古典资本主义只是资本统治的形式之一，还有其他许多种资本主义，例如苏联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古典资本主义终结了，现代资本主义采取了多种表现形式。因此，梅扎罗斯特意创造了一个“end”来表达这两层意思，因“end”在英文里，既有“终结”又有“目标、目的”含义。这词的汉译很难表达，姑且用“终极追求”来意译。——译者注

^[2] 参看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2日苏共二十七大上的讲话。

^[3] 参看Daniel Singer ，The Road to Gdansk：Poland and the USSR(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998)，102～116。

^[4]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欧洲部分东部一城市，位于乌拉尔山脉东部山麓。俄国革命后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可能在此被处决（1918年）。——译者注

^[5] Boris Yeltsin，Against the Grain(New York：Summit Books,1990),92.

^[6] Ibid.,255.

^[7] 拉斯普廷·格里高利·埃费默维奇：1872?—1916，俄国农民医生，其迷人的性格以及为沙皇王子医好了血友病使其在尼古拉二世宫中大受宠爱。由于其行为淫荡，缺乏知识，王公贵族们因怕他毁了王室而暗杀了他。——译者注

^[8] 冯·哈耶克：生于1899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经济学家，因在能源最佳配置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获1974年诺贝尔奖，是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著名倡导者之一。——译者注

^[9] OECD，Mass Privatization：An Initial Assessment (Paris：OECD，1995),171.

^[10] 其中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例子，是与丘拜斯关系最为密切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宛克斯穆银行花了17，000万美元买到了诺里斯克·尼克尔公司的30%的股权。这家公司的镍或钻产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20%，其铂金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42%，在转手之后的第二年，年赢利几乎达到了7亿美元。参看Business Central Europe,February 1996。

^[11] 参看他在1996年11月9日《金融时报》上的著名访谈录。另六个人是：V.波塔宁，宛克斯穆银行总裁，主要收益来自石油和通信；古申斯基，摩萨特银行老板，主要收益来自媒体行业；米哈伊尔·科多科维斯基，主宰着梅那特普金融和石油帝国；SBS-Agro银行的亚历山大·斯莫林斯基，以及阿尔法金融集团的彼特·阿维和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维第七的位置往往被因科姆银行的弗拉基米尔·维诺拉多夫所取代。这些人全部涉足了媒体业。如要了解有关这些利益的英文描述，可参看Anne Nivat，“His Master's Voice”,Transitions 5(1998)。

^[12] 参看《莫斯科新闻》上的访谈录，1998年6月5日至12日。

^[13] 这是最通常的说法。格里戈里·亚夫斯基一次在NTV（1998年6月19日）上说：“75%经济交易采取的是实物贸易，转帐支付和票据背书。”

^[14] 里维埃拉：法国一个狭窄的沿海地区，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与地中海之间，从法国东南部一直延伸到意大利西北部，里维埃拉在法国又被称为达祖角，是一个深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并以其生长用于出口的香水的花而闻名。——译者注

^[15] 要想了解详情，可参看Stephen Handelman，Comrade Crimina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按照俄罗斯内务部发言人的说法；“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了550家银行，或者近半数俄罗斯金融机构，以及4万多家企业。”其中包括“500多家国有大型企业、4,000多家股份公司、500多家合资企业、700多家批发和零售企业”（《内部传真》，莫斯科1997年11月26日）。

^[16] 洛克菲勒：美国的一个大家族，包括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1839—1937），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聚积了大笔财富，并把其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其子小约翰·戴维森（1874—1960）继承了父业，他生有五子，其中包括曾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年）和杰拉德·福特任总统时的美国副总统（1974—1977年）的内尔森·艾尔德利奇（1908—1979）。此处为泛指。——译者注

^[17] 卡内基·安德鲁（1835—1919）：苏格兰裔美国工业家和慈善家，靠钢铁工业聚积了大量财富，并为公共福利捐款数百万。此处为泛指。——泽者注

^[1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0），760页。中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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