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月13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建设问题时的发言亚·米·柯仑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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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建设问题时的发言

（1921年3月13日）

亚·米·柯仑泰

　　同志们，我们不得不在“浓缩电”的空气中研究关于我们的党的建设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不得不十分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正像布哈林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党的建设必须同当前的革命任务相适应。我们同意布哈林同志所说的一点，即组织形式应当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的；可是我们不同意他说的另一点，即某些形式可以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布哈林同志在提纲的序言中肯定地说，战时的官僚主义体制在一定的时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可是，同志们，战时的官僚主义体制同最近以来在我们这里流行的纯粹官僚主义的体制有很大的不同。“工人反对派”承认党的纪律，但纪律并不排斥主动性，而官僚主义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排斥这种主动性。我们必须注意，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说：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实行一定的体制，即战时的体制，那种体制实际上蜕化成了官僚主义的体制；对于那个时期来说，那种体制是最适当的；——他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布哈林同志，其所以不对，是因为，在最紧张的时刻，在尤登尼奇、邓尼金进攻的时刻，在向彼得格勒、卢甘斯克和许多其他城市进攻的时刻，请你自己回想一下，当时党是怎样做的呢？在那些时刻，它号召最广大的党员下层发挥主动性，而不仅仅是要求他们守纪律。没有任何一个“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在任何时候反对党的、阶级的纪律。不过且让布哈林同志回想一下吧，在那个时刻我们是依靠广大的党员下层自觉地参加自卫。现在，我们不仅仅遇到一个咯琅施塔得事件，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到处猖獗，工人阶级和工人革命的敌人企图利用这种情绪来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对自己说，发挥主动性的体制应当是基本的体制；不仅是在可能出现喘息时机之时，而且在危险的时刻，都是如此。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赞同布哈林同志的意见：他认为，现在，由于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我们必须对他向我们作了说明的那个提纲作某些修改；至少他在自己的讲话中说过，形势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因此，必须把某些条文加以变通。“工人反对派”的提纲的第8条明确地说：恰恰在危险的时刻我们必须实行广泛发扬民主的体制。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指责——在他的提纲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工人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或集团。同志们，首先我又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同志中哪一个人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呢？只是冒出了一个词，接着它就不胫而走了。必须向同一个布哈林同志指出：如果他发现“工人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团，那么他为什么在自己的讲话中指出，党现在向农民让步，党被迫随机应变？要知道，他所说的正是我的小册子中所说的东西。人们对我的小册子大肆攻击，列宁同志也特别抨击了它，这就使人不禁想起一句名言：“尤必特尔，你生气了，这就意味着你不对。”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在冲击党，从外部影响它，在这个时刻，“工人反对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提出一系列我们已拟定好了的条文。我们提出一个党的建设的纲领，力图使工人阶级集合在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党的口号的周围。在这里我们又同布哈林同志有分歧。他认为，全部问题在于要清洗党。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布哈林同志携手并肩前进。我们有许多条，我不在这里讲了，而那些条更尖锐地指出了一些要点，都有助于清洗党。我们还讲了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讲必须从内部清洗党，而且指出，党外的一些集团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党，正是这些集团通过苏维埃在施加影响，使我们党堕落，它们使党时而偏向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时而偏向我们这里的某些集团所代表的意图，或者更确切地说，某些外表上没有联系、但内部勾结得很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代表人物的意图，这些人现在占据苏维埃机关中的某些岗位，从而用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意图、自己的某种倾向对党本身施加压力。因此在我们的提纲中有一条说，为了清洗党内的这些影响，更确切地说，为了使党避免异己分子的危险，我们必须做到，使每一个党委内至少有三分之一（有人插话：“三分之二”。）同志们，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正是三分之一！你们以为这是工人化，——不是，工人化自然……这里说的是三分之一的同志不兼任党和苏维埃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就是不插手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同志，他们能在必要的时刻去纠正那些受到外部的异己分子的影响的人，那些人往往出于纯粹行政方面的考虑，向党提出从阶级观点出发不应加以捍卫的许多建议。我们“工人反对派”坚决主张：不仅应当改组整个机构（这一点我们正在做：这里有许多条，对布哈林同志的提纲中的东西作了补充，——我们已经指出过，布哈林同志的那些东西，“工人反对派”早就提出过），而且应当坚决地、明确地说，任何时候，而不仅是在喘息时机，都需要有广泛发扬民主的体制，都需要信任群众，都需要不仅在纸上而且在事实上保证同志们的意见自由。为此，我们提出了关于争论自由的条文：必须承认党的各个派别都有进行争论的权利，必须使各个派别的代表有捍卫自己观点的机会，就是说，由中央花钱出版像我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那样的“有害的”小册子。我们坚决主张，在党内必需有捍卫我们认为正确无误的东西的事实上的可能性。同志们，请不要忘记，“工人反对派”同广大工人群众有联系。（有人插话：“同喀琅施塔得事件”。）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工人反对派”拒绝工作，不到派他们去的地方去。对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谁首先作出反应呢？是谁首先到那里去呢？难道不是“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吗？恰恰不是红色参谋总部到那里去了，而是“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到那里去了。你们看是谁首先去了。（笑声。）我再重复一下：在必要的时刻，我们善于服从党，并且为了共产主义、为了世界工人革命而旅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我们要求也有权利，作为有鲜明的工人党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会场上喧哗。）

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98——301页

根据《“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第1版，书号 11001·631）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