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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批判福尔马尔的发言(摘要)

1891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一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倍倍尔:
  党的最终目的,即推翻今天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从一开始就是它的目的;从党对本身有明确认识的时刻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就成了党的纲领。
  现在,社会民主党同从前的一切政党比起来,就它们企图取得统治这一点而言,所处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由于我们竭力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它,我们就必须选择一条与从前一切阶级取得统治时完全不同的道路。迄今人类的整个发展向我们表明,一个阶级只有在它取得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即占有物质力量的时候,才能取得国家的政治统治;我们这里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我们不能依靠取得经济权力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我们必须采取相反的手段。首先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并且利用政权,以便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剥夺也取得经济权力。如果我们掌握了政权,下一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我们怎样取得政权呢?
  如果一个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向统治集团宣战,而且其最终目的是消灭这个集团,那么不言而喻,这个统治集团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阻挠。另一方面,象我们这样一个力求达到这种目的的政党,有必要采取它认为适合用于宣传这一思想的一切手段;它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争取群众具有这一思想,这些群众由于利害关系本来是会倾向社会主义思想的。但是我们知道,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即使我们向目的前进的速度在今后的年代里毫无疑问会比过去快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最有效的和最有成果的手段……
  福尔马尔认为,当前的政治局势有了重大的改善,他相信已出现了一种“新方针”。他认为,大工业家和农场主一定会准备放弃他们的一些过分的要求;政府已站在劳工保护立法的立场上,我们应当走上谈判的道路,寻求在现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下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改善。“向善意伸出手来!”无知和成见使不少好人成为我们的意图的敌人,我们必须实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不要过多地关心过去的事情等等。象我在《新时代》上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演说的真正内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永远慢慢来!福尔马尔尽管强调了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他以令人担心的方式提醒人们要考虑现状,要慢慢来。第二篇演说只是第一篇演说的解说,这是由于第一篇演说受到攻击而引起的。他在其中进一步说,关键是要把力量集中到各个时期的最近的和最紧迫的事情上,要特别着重强调最近的事情。我们的运动的本来目的在两篇演说中只是附带提到的。于是福尔马尔提出了他的要求: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2.争取一种真正的结社权;3.阻止国家进行偏袒一方的干预;4.制定关于工业“瑞恩”的法律;5.取消粮食税。由此可见,福尔马尔的演说的宗旨是:“当然我们今后也要记住纲领的目的,但是我们关心将来和将来要发生的事,必须比从事他认为最必要的和最近的事少得多。”现在我不得不声明,如果党遵循福尔马尔的策略,并且暂时撇开我们的本来目的而首先把全部鼓动工作集中到实现这五项要求上面,那么我相信,这场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必定使党腐化。这意味着完全放弃我们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同我们要做的和以前做过的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迄今我们是为争取能够从今天的国家争取到的一切东西而斗争的,但是我们争取到的东西始终只是一点微小的让步,根本不会改变事物的真实状况,这一点我们是经常强调的。我们必须看到整体,任何新的让步对我们来说只有这样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立足的斗争基地整治得更好一些,使我们更加拥有防卫能力……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同其他所有阶级对立的利益,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行福尔马尔在他的第一篇慕尼黑演说中所主张的并且在第二篇慕尼黑演说中进一步主张的那种妥协……

  辛格尔:
  尽管福尔马尔同志承认有必要经常为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辩护,但他重视的还是所谓的行动纲领,即他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五项要求。我听了这些发言有这样的印象:似乎福尔马尔把我们的最终目的和为之进行的顽强斗争,当作放在银柜中的一件传家宝,而这个银柜只是在特殊的节日场合才打开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为我们的本来目的进行宣传、为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斗争时,必须象为我们的任何一项现实要求而斗争时同样地持续不断,同样地有力和同样地坚持不懈。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那些要求截然分开,而且我相信,福尔马尔象我们大家一样承认我们党的革命性,他很快就会看出,如果运用他的策略,党甚至在就一些最近的要求进行鼓动时也不再会具有那样的劲头和决心了,而当我们始终记住整个的、全部的目的、也就是使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劲头和决心……
  我们不能象福尔马尔那样承认,情况已发生了有利于工人的改变,统治者方面存在限制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善意。我们是在连续不断和坚持不懈地宣传我们党的最终目的的情况下主张所谓的最近要求,还是象福尔马尔似乎认为的那样,把自己限制在宣传现实的要求上面,这是有很大区别的。福尔马尔指出,敌人称赞他也好,谴责他也好,这对他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作为党员和宣传工作者将不得不向我承认,如果他的演说和他的反对生动地宣传我们最终目的的警告得到全部敌对报刊的热烈喝采,那确实是很令人担忧的。敌对报刊凭借正确的本能感到,福尔马尔的策略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他们完全可以忍受不触动今天社会基础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并且称赞福尔马尔的审慎和克制。但是这个策略是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社会民主党永远不应当离开阶级斗争的立场,决不应当丧失它的革命性。人的思想必须革命化,我们的鼓动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群众的思想和心灵中唤起对我们的最终目的、对推翻阶级统治的火热激情。然而这样一种鼓动工作聘被福尔马尔所偏爱的斗争苏式弄得停滞不前。社会民主党要完成它的任务,不能通过把争取微小的经济让步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向群众提出来,而只能通过组织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推翻无产阶级的死敌即资产阶级社会,并把阶级国家连同阶级对立一同消灭……

  李卜克内西:
  福尔马尔的错误是,他认为敌人对我们的策略改变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政府的好意并且做个好孩子。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党赞同这一错误意见,那我们就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党就会成为一个政府社会主义的政党。如果有人想象他那样根据这些原则并且根据断章取义地引用别人的话(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想法是同他完全不一样的)来办事,那就是实行政府的政策;如果党接受这个政策,那么那些诚实和不诚实的莽撞汉攻击我们的运动平庸化、腐化以及随机应变,就是完全对的了……
  党的革命性必须谨慎地加以保持。对情况的适应不应当蜕变为怯懦的、无原则的随机应变,党在它的全部行动中必须意识到原则和最终目的,永远不忘记它的革命性,并且经常表现这种革命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妥协,而其他一切政党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福尔马尔忘记了。即使我们放弃了反动的一帮这样的词句,我们毕竟也必须懂得,一切其他的政党是牢固地站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一堵墙,这堵墙不是靠和平手段和漂亮话所能拆除的。这堵墙必须由有了阶级觉悟的人民去推倒。党必须取得力量,必须争取到一大批追随者,使自己终于能够施加任何政府都经受不住的强大压力。现在有人说:如果你们占了多数,大兵就会开来;我回答说,你们先让我们占多数吧,那时我们再来较量……
  我们有我们的久经考验的策略,我们的纲领已经给我们明确规定了道路。让我们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让我们一方面避开实行机会主义的政府政策的泥潭,另一方面防止无政府主义的疯狂行为!

  倍倍尔:
  尽管人们关于速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大力进行阶级斗争,并且对情况进行解剖和尖锐的批评。即使在涉及到意义还不大的问题时,我们也必须着重强调,我们鼓动工作的某些可以肯定的好处只有一个目的:使党更加具有战斗力,以便更加迅速和更加充分地达到伟大的、整个的目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必须到处十分尖锐地强调这一性质,并且一再强调,敌人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他们自动给的,而是从他们那里夺取来的。我们既不要弄错我们的敌人的性质,也不要弄错运动的性质。

译自《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158—159、173—174、198—199,200、203、209—210、265、273页。

(唐春华 译 殷象彝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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