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农业工人

我们先来考察占各种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劳工，即农业工人。当我们考察他们从1790至1830年的历史时就会看到，要估计出“生活水平”是多么的困难。^[1]有一种说法（如哈蒙德夫妇所说的），说这方面的史料“稀少”，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更为困难的往往还是如何作出解释。关于19世纪初的工资和物价，有大量的记载，不过，同一个地区或同一职业中可靠的连续性数据却比较少。只要考查一下约翰·克拉潘爵士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中汗牛充栋的史料，有关各个地区和各种职业之间多种多样的证据，就会感到此书内容极其丰富。确实，克拉潘所写的“农业组织”和“工业组织”两章本身就是一种训练——不是训练如何解释史料而是训练如何评定史料。

这位伟大的实证主义者在全部辛勤的研究中避开一切一般化结论，而只留下一个，即神话般的“平均”。在他关于农业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平均的农场”、“平均的小土地占有”和劳工对雇主的“平均比例”等等——这些概念往往把事情弄得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楚，因为这就把威尔士山区和诺福克谷物生产地区的证据混合在一起，尽管克拉潘自己也在竭力想把它们区别开来。继而我们又看到了“受圈地影响地区的普通农场雇工”、由于工业副业的产生而造成农业收入的“平均”减少、“形象十分含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劳工的”大致收入，等等。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平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结果：1830年，在工资较低的那些郡中有全国60％的劳工，这些郡低于这个“平均”水准。^[2]克拉潘承认：“在所有的平均数中，有50％的数字其平均数可能低于平均线。”但是，如果这些平均数本身是依据长期就业工人习惯的工资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地主审查自己的账簿并且通知农业部在田里耕作或驾车的农民习惯的工资为12先令，那么我们便可以得知全体或大多数临时工的平均工资将低于这个平均线。

克拉潘在讨论辅助收入和圈地的影响时，把我们来来回回置于实证的琐碎事务（如在格拉莫根“愉快地收割”、在勒德洛有半英亩宅边园地等等）和“平均”的估计之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感到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了：

那么，平均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如果可以证实在同一个村庄中失之于宅边园地又可补之于土豆地的话（虽然我们还应当考虑有关的地租），那它也许还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第二部分结论已经溶入了令人愉快的传统之中，这不是使用平均方法的例子，而是统计递减的例子，他要求我们用没有圈地地区的数字去冲减已圈地地区的数字，然后用郡的数字来除以这个弱等式中的得数，从而得出“由于圈地”而造成的福利方面的“平均”损失。不过，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人们不可能从性质不同的数量中得出平均数，更不可能用郡的数字去除以这个数字而得出有价值的平均数。可是，克拉潘却恰恰这样做了。

实际上，他所做的事当然是想为圈地狂潮时期的“福利状况”的难以捉摸的生活质量提供无从捉摸的价值判断。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在作出判断的同时考虑其他的许多因素，包括文化的因素和物质的因素。由于这个判断就像是在由环境的细节所构成的灌木丛中长出来的一颗高大的橡树——由于它本身披上了“平均数”的伪装——因而很容易被错误地当作对事实的描述。

事实本身也不像克拉潘所说的那样已经清楚了。19世纪大部分的农业收入顽固地不肯转换成统计数字。^[4]我们不仅面临着劳力需求上明显的季节性的起落，而且还至少面临着四种不同的主仆关系：（l）按年度或季度雇用的农场仆佣；（2）基本上按年度雇用的大农场里的全日制长工；（3）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付给报酬的临时工；（4）或多或少的有技术的专门人员，他们按工作签订合同。

第一类农业工人的数量在这个时期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最有保障，但独立程度最低。他们工资少，劳动时间长．但农场主在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第二类农业工人中既有条件最好的，也有条件最差的。一方面，是耕作工人或牧畜工人，他们在精明的农场主手下获得了工作保障，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也可以优先获得充当临时工的机会，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牛奶和粮食。在另一方面，是十来岁的农场人手，他们居住的房屋和吃的食品与早期工厂中贫穷的学徒一样差，他们住在堆干草的棚里，随时可以被解雇。在两者之间的是“生活必需品迫使他们沦为某个人的奴隶的那些不幸的人们”，住的是租来的农舍，“整年只能为某种程度的低工资而从事劳动。”^[5]第三类农业工人内部差别很大，可分为赤贫工人；妇女和儿童其工资与赤贫工人工资相仿；爱尔兰的流动工人（甚至纺织工人或其他城镇的手艺人为收获时节的高收入也会抛开本来的工作）；分级计件劳工，例如割不同质量的草地而付给报酬的计件劳工。第四类劳工有数不清的具体做法，包括隐瞒转订的契约或全家共同收入等等，使得统计表格一团混乱。埃塞克斯一位农场主1797年的账簿上曾经有这样的记载：^[6]

约瑟夫·卡特谈到1823到1830年农业工人的情况时，对亚历山大·索默维尔说道：“我是个扎篱笆、铺草顶的，以筑篱为业”,

如果这些数字“没有讲这一点”，也就不可能讲出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实物报酬或低率报酬、宅边园地和土豆地、圈地的影响，税收、什一税、狩猎法和济贫税的影响，农村工业就业情况的变化，以及尤其值得一提的1834年前后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到不满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很是不同。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农场，除工资以外还有额外的实物报酬，这表明生活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一位农业史学家告诫我们）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这些补贴看做是“在农业中玩弄文雅而口是心非的交易——是一种压低工资的手段，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是完全免去货币工资的制约手段。”^[8]克拉潘有时候提出一些间接证据，目的是加强“乐观派”的观点，而多数证据的总的方向恰好却指向相反的结论。^[9]例如在讨论圈地的影响时，他举的事例给人的印象是公地的丧失导致牛的饲养业衰落；以此作为证据是矛盾的，并为各种不同的解释敞开了大门。但在这方面，1790到1820年的证据显然是清楚的。温奇尔西勋爵在1796年写道：“凡在中部各郡旅行过而且愿意多询问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回答：过去这里有许多养牛的农场雇工，而现在土地都落到农场主的手中。”这不仅因后者希望扩大用地面积，而且还因“他们希望有更加依附于他们的劳动力。”^[10]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相互矛盾难以理清的证据——在济贫法的影响和种土豆的新土地两者之间；在丧失了的公用地使用权和宅边园地两者之间——“平均的”劳工在其中都显得极难捉摸。^[11]但即使没有这些平均数，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描绘出在全国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某种总的进程。我们首先应当牢记，18世纪推动农业改良的精神并不是——像一些冗长的著作所说的那样——产生于开发贫瘠的荒地以便“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的利他主义的愿望，而是产生于增加地租和更多利润的愿望。这样一来，他们便向劳工露出了一副悭吝鬼的面孔：

圈地宣传者一般都提出这样的论点，说圈地可以提高地租的价值和平均亩产量。但圈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摧毁了勉强维持生存的贫民经济——养牛或养鹅，从公地上拾柴草取得燃料以及其他东西。茅舍农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他们的这种权利，因而极少能得到赔偿。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有这种权利的茅舍农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但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相反在很高的圈地费用中，他们却要承担不相称的分额。例如在亨伯河畔巴尔顿的圈地中，虽然考虑了对公用地权利的补偿，但我们发现，在近6000英亩被圈占的土地中，60%（3733英亩）由3个人分得，其余的51人只得到1至3英亩的土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分析：10个土地所有者占有81％被圈占的土地，剩下的19％的土地由116个人占有。在（1794至1799年）5年的时间里，这个教区圈占的可耕地，地租平均价值从每英亩6先令6便士上升到20先令，增加3倍多。^[13]

问题不在于找到一个“平均”的村庄——即用邻近的海巴斯托去和巴尔顿对冲（希尔巴斯托显然是不允许茅舍农有公地使用权利的），再以此去约分约克郡的皮克林（皮克林情况特殊，那里的房产持有人的收入比土地所有人好^[14]）——问题在于要注意经济的和社会的各种趋势的结合。（无论怎样强词夺理）圈地都是按照明显的财产规则及有产者和律师组成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而进行的一种明白的阶级掠夺。在整个拿破仑战争中，进行圈地的目标（提高地租）已经实现，由于亩产量的提高和物价的提高，一直维持着高额地租。在1815至1816年和1821年，当物价下降时，地租仍然很高——或像以往的情况那样，缓慢地下降——从而造成了那些在圈地运动中获得几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15]高额地租使地主得以维持铺张的享受和炫耀性的支出，与此同时（正像科贝特所抱怨的那样），物价的提高滋长了农场主和他们妻子对社会地位的更高欲望。这就是拜伦在《青铜时代》中所挖苦的那种“农村爱国者”的极盛时期。

不过，仅仅用贪婪还不足以解释在那个年代农业劳工何以会出现地位的沦落。在地主和农场主的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农业劳工们怎么可能被迫处于牲畜一般的生存水平上呢？对此，我们必须从当时的整个时期内反对革命的普遍论调中去寻找答案。1790年以前的10年中，劳工的实际工资可能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工业区和矿山附近的地区。18世纪90年代北方的某些乡绅甚至叫嚷说：“要通过一场战争来削减工资。”^[16]法国革命引起了贵族对法国的大恐惶和阶级对立的反思，这为强化雇主与被雇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消除了障碍。在战争期间，城市里的改革者遭到镇压，以怀威尔为代表的讲人道的乡绅们也销声匿迹了。在普遍进行圈地的问题上，除了“贪婪说”外，还有一种新的论点，即“社会纪律说”。在托马斯·比尤伊克的记忆中，公地即“穷人多年遗留下来的遗产”依然存在着，独立劳工依然居住于其上，他们用双手为自己造起了茅舍，^[17]而现在，这却被看做是无纪律的危险中心。阿瑟·扬把他们看做“野蛮人”的温床，“培育了为害天下的一类人”；在谈到林肯郡的沼泽地带时，他说：“那样荒野的郡培育了像沼泽一样野蛮而不开化的人。”^[18]

除了自私自利所起的作用以外，意识形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乡绅们认为，他们所谓的公益精神就是要取消茅舍农的公用地使用权，使劳工成为依附者，削减他们的补充收入，赶走小土地所有者。当华滋华斯在高度赞扬年迈的迈克尔夫妇的美德，说他们为维护“世袭土地”而进行斗争时，影响大得多的《商业和农业杂志》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耕农”:

至于说茅舍农在圈地中有什么权利，他说“对他们的要求看来可以不加理睬”:

至于村庄里的穷人，他们是“狡猾的无赖，他们使用种种借口去欺骗教区”。“他们把全部本领都用在欺骗上，以便从教区官员手中弄到钱，从而可以懒惰和挥霍。”^[19]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但是，从1790到1810年，情况基本如此。增加廉价劳动后备军的依附性是个政策问题——“勤勉劳作”以翻晒干草，收割庄稼，使农场主有方便可图，还要从事由圈地而来的筑路、筑篱和排涝等劳动。科贝特所说的“苏格兰哲学”和哈蒙德夫妇所说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地主和工业家同样衷心的赞许，尽管这完全符合工业革命的状况，然而在农业中，（从最好的角度而言）这与更古老的家长制传统（即地主对他的劳工负有责任）发生冲突，也与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基础的收入传统（按照年龄、婚姻和子女状况付给不同报酬的古老的习惯，这种习惯体现在斯品汉姆兰济贫制度中）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从最糟的角度而言）这又得到了对低微的劳工阶层态度傲慢的封建贵族的支持和强化。劳动按照供求规律实现其自己的“自然”价格的学说早就把关于“公平”工资的想法取代掉了。在战争期间它还被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1800年，一位乡村行政官员写道：“对劳力的需求必然会调节工资”。他接着又说，济贫税维持着剩余人口的生存，鼓励结婚，从而使劳动力的供应超过需求，结果降低了工资。这位官员确实是“平均”学的先驱者：

把救济与面包价格和子女人数联系起来，种种这一类济贫制度的出现，无疑有多方面的动机。1795年建立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决定既出于人道的动机，也出于需要。不过，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的斯品汉姆兰制和“推销员”制度却产生于大农场主要求（在对季节工和临时工有特别需要的行业中）有一支常存的廉价劳动后备军。

战争以后，重点发生了新的转移：农场主非常愿意听从马尔萨斯发出的“限制人口”的警告。济贫税从18世纪80年代每年低于200万英镑上升到1803年的400万英镑以上，1812年以后又上升到600万英镑。正像济贫法委员会在1834年所说的，“限制人口就是限制懒惰和犯罪。”地主和农场主开始对公用地的丧失痛心疾首，因为农民利用公用地来养牛，养鹅，取泥炭，可以使穷人维持着生存，而不必求告于教区济贫吏。农村恢复饲养牛群，到处扩大种植土豆的小块土地，农业部慷慨宣传分配土地。但是，要把整个进程扭转回来已为时太晚了：公用地没有恢复（尽管更多的公用地被圈占），地主也不愿意冒险把土地出租给劳工（养1头牛需要4英亩土地，最低的租金为每年6英镑）。既然农场主在战争的繁荣时期制定了节俭的原则，在小麦价格下降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更加节俭。此外，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增加了村庄的人口，破产的小土地所有者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因圈地而常常需要的工作量减少了：纺织业向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集中进一步削弱了东盎格利亚、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劳工的地位。新的或扩大了的农村工业（麦秆编结和花边业）虽然可以在某些郡暂时起一些缓解作用，但全面的衰落（特别是纺纱业的衰落）是无法逆转的。随着家庭就业的减少，妇女充当廉价农业劳动力的情况增加了。^[21]

地租的上涨或物价的下降；战债高筑和货币危机；啤酒税、窗税、马税；狩猎法和看守猎场人的用具，弹簧枪，捕人的陷阱以及1816年以后的流放判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对劳工的压榨。科贝特谴责说：“连雅各宾派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劳工也不可能期望去找一个“平均”水平的教区牧师做他们的保护人。在科贝特看来，这牧师是住在教堂外面的兼职神职人员，在巴思与全家玩乐，却由一名获酬低的副牧师到教堂去主持礼拜：

在将近40年的时间中，人们感到传统约束力的腐蚀作用，感到反革命的势力在农村里占绝对优势。1816年，贝德福郡的一位“哲学家”（麦奎因博士）给农业部写信说：“关于济贫税，我总认为是和工人阶级的懒惰和堕落联在一起的”:

人们好不容易才想到英国也是属于劳工的。

在南部和东部各个教区中，长期的消耗性的战斗围绕着济贫资格这个中心进行着。在公用地丧失以后，受救济的权利就是劳工最后的——和仅有的——权利了。年轻人和单身人——或村庄的手工业者——可以沿着运河（后来则是沿着铁路）到城市去冒险，或移居他乡。但是，成年劳工有家庭的牵挂，害怕失去“居住”安全。这一点连同他对家乡和农村习俗的依恋使他无力在工业劳动市场上同爱尔兰的贫民作全面的竞争（爱尔兰的贫民比他们更为不幸，甚至没有住所更说不上丧失住所了）。即使在工业地区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迁徙他地也不会得到鼓励。1834年以后，济贫委员会试图鼓励这种迁徙，主要是向兰开郡和约克郡工厂的迁徙——也许作为对工会的迎头一棒——把优先权给予“子女较多的寡妇家庭或人口较多的……手工业者家庭。成年人不能得到工厂里那种先进的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技能”。在曼彻斯特和里兹开设了劳动力市场，在市场里工厂主可以仔细了解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如儿童的年龄，作为工人的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有关的评语（“健康状况良好”，“适合其年龄”，“愿意承当三个孤儿的一部分父母职责”），市场就像出售货物一样。萨福克的一位有前途的督导员补充说：“我们有一批小家庭，比如说只有夫妻两个．如果你全部雇用他们的话，他们愿意按男人8先令，女人4先令的工资受雇。”^[25]

济贫税是劳工的最后一笔“遗产”。从1815到1834年，斗争在继续着。乡绅和济贫吏一方，有权进行经济控制、居住权诉讼、罚做碎石工作和其他工作、掌握成群的廉价劳动力、侮辱性的劳动力拍卖甚至把人们圈在车上。穷人一方则有对济贫吏的威胁，零星分散的破坏活动，“奴性狡猾”或“愠怒不满”的精神，济贫委员会报告上逐页记载着明显的意气消沉：“我们马上去做奴隶也比在这样的制度下劳动好一些……当人的精神已经崩溃，他还有什么用呢？”在南部实行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各郡，劳工有他们自己辛酸的笑话——农场主“在这里（用济贫税）养活我们，就像把我们当做地窖里的土豆，直到非需要我们不可的时候才把我们拿出来。”^[26]

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说法。科贝特责骂了农村人口的普遍减少，他正确地说明了原因，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圈地——尤其是战争期间南部和东部地区对可耕地的圈占——可能并没有造成人口的全面下降，劳工们如涓涓细流一般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这个郡向那个郡移民，人口总数的上升可能超过了由此造成的人口减少。战争结束后，物价下降，农场主不能再“向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提供年轻人”了（他们在地方长官的手中是一支很有用的、有纪律的力量），于是出现了关于“剩余人口”的叫喊。不过，事实证明，1834年新济贫法实施后，“人口过剩”的说法在许多村庄是虚构的。在这些村庄里，养活劳工主要靠济贫税。劳工们偶尔工作几天或半日工作然后又去依靠教区。一位济贫吏说：“当霜冻开始时，工人被解雇。季节转暖时，农场主又来到这里，把他们带回家去。农场主把我的房子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劳动介绍所。”潮湿的天气造成了“剩余”，收获季节又造成了“短缺”。雇主们不愿意用济贫税来帮助自己邻近的劳工，却要遣散自己的人而到济贫吏那儿去要求得到工人。“某某解雇了他的两个工人，如果我要给他们付工资，他就应该给你们付工资，你们必须开路！”这个制度造成了混乱、浪费和敲榨的无穷循环，也给劳工们玩花样打开了一点点方便之门。不过，这除了造成狡猾和顽固的倾向外，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劳工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工资或劳动生活的最后的小小机会。^[27]

“这个制度”——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用这句时髦话来指斯品汉姆兰制度——“打破了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实际上，南部的劳工已经沦落到对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主的完全依附。但是，奴隶劳工是“不经济的”，特别是当它产生于对失去权利心怀不满并开始实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抵抗权利时更是如此。对小批劳工进行监督也是“不经济的”（尽管多年来在东部各郡一直是这么做的）——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劳工们必须三五成群地靠自己的主动精神带着农具耕畜在田野里劳动或筑篱墙。在这些年里，剥削关系简直已经强化到停止“付钱”的程度——赤贫劳工已变成了偷萝卜的小偷、酒店里骗吃骗喝的乞丐、偷猎者和流浪汉。迁移比抵抗容易，因为加强剥削关系就是加强政治上的镇压。没有文化，精疲力竭，有抱负、脑子快的年轻人离开乡村，地主和牧师的重重阴影，对圈地暴动、面包骚动和偷猎进行野蛮的惩罚——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造成了听天由命的思想，使不满无法表达出来。科贝特这位最伟大的劳工代言人曾在农场主和小市镇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在1830年以前，很难说有多少劳工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有一次，科贝特骑马经过老萨勒姆的“不幸山”，遇见了一位下工回来的劳工：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社会大结构”全靠“悲惨的……农村基础”支持着。戴维·戴维斯写道：“这些人的妻子们艰难地抚养着一大群孩子，这些孩子除了为国家提供所需要的人力外，还填补了死亡在军营和城市里不断造成的空缺。”^[29]战争结束后，物价高涨，军人回乡，酝酿着骚乱。一封从约维尔地区来的信上，落款画的是一颗血淋淋的心。信上说：“我们决心不再忍受压在我们头上的负担了。血！血！血！一场总革命一定会来的……”。^[30]但是，这种暴力的威胁却表达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只有东盎格利亚，那里的劳工往往是大批大批地被雇用，在1816年爆发了严重的骚动。这次骚动把限制最低工资（每天2先令）和限制最高物价的要求结合起来，出现了食品骚乱，对乡绅强征捐款，并捣毁打谷机。可是，骚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骚动者转而进行秘密的偷猎战，写匿名信，烧谷垛。^[31]

1830年的骚乱开始时，有一批奇怪地犹豫不决、不主张流血的暴民（“士气不振的自由人骚动”），在骚乱中也达到“黑面人”起义时出现的同样程度的暴怒心情。滑铁卢的胜利者记载道：“我劝地方行政长官们自己骑上马，”

但是，派出特别使团去恐怖镇压起义的并不是威灵顿公爵，而是（要在议会中通过改革法案的）新上任的辉格党内阁。而且正是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机关刊物《泰晤士报》带头呐喊主张严办。它发出告诫说：

三年以后，另一名辉格党首相批准了多塞特郡托帕德尔劳工的流放判决，因为他们无视禁令，组织了工会。

农业劳工的这次造反蔓延开来，发展到东盎格里亚和中西部及南部各郡，其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比哈蒙德夫妇书中的叙述更广更长。劳工方面很少留下什么第一手叙述史料。1845年，萨默维尔记载了约瑟夫·卡特的故事，他是汉普郡的一个村庄萨顿斯科特尼（这场暴动开始爆发的地点之一）的工人，因参加起义被判处流放，并在普茨茅斯的囚船上服刑二年。卡特说：“每个人都得去，不可以拒绝”:

劳工们于是向乡绅和农场主收钱或敲诈钱，约瑟夫·卡特当上了司库：

劳工暴动是一场道地的捣毁机器的骚动，连一点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也没有。谷垛和其他财产（农业地区的一些机器设备）被捣毁，主要的攻击对象是打谷机（尽管预言家有过告诫）,这种机器明显地正在取代已经饥肠辘辘的劳工。因此，捣毁机器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及时发泄的作用。^[35]不过，在“年轻人”当中，具有未来意义的政治思想可能正在广泛地传播着。^[36]像乔·马森那样“有学问的”人可能预示着乔治·洛夫莱斯的出现，而德某某那样激进的鞋匠在大多数小市镇里都可以见到。可以说，在诺福克郡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雅各宾派和激进派进行鼓动的迹象。1830和1831年，在林肯郡，当局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恫吓那些读过科贝特的《纪事》的劳工。^[37]不过，即使存在着动荡的政治意识，也还没有达到城市和乡村的劳工建立共同的组织并形成共同目标的程度，直到这次农工暴动被镇压的多年以后才达到这样的程度。^[38]

1830年的暴动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它造成南部各郡工资的暂时提高，间接地说，也对腐败的旧制度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许多对事情看不下去的农场主和一些乡绅同骚动者进行谈判，或者给予他们消极支持。这次骚动既削弱了乡绅的信心，也有助于唤起1831至1832年的议会改革宣传。科贝特写道：“这个事件的重要特征在于，至今为止，中等阶级总是沆瀣一气，一般说来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现在，中等阶级却从心里同他们站在一起，虽然并不总是在行动上站在一起，……99％的小商人，甚至是伦敦的小商人，都站在劳工一边。”^[39]贵族丢了“面子”，议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趋于明显。于是从这时开始，在农业工人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发展了：30年代农业工人中隐藏着工会主义想法；1835年，约瑟夫·阿奇的父亲（“一个像古人一样坚强和稳重的人”）为拒绝在支持谷物法的请愿书上签名而受难；宪章派分会遍布于东盎格里亚和南部地区。

但是，劳工的不满像过去一样，仍是一种与构成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其他因素合在一起的共鸣。虽然——与法国或爱尔兰不同——他们的不满情绪从未导致全国性的一致的宣传运动，但从最大程度上看，却总是归于土地。（1834年，伯明翰郡劳工请愿书上写道）“布莱德洛圈地以前日子好过一些……。我们享用1/4英亩土地和支付全部租金”。（1837年，埃塞克斯劳工请愿书上说）“给每个劳工分配一小块土地，让他们可以用铲子耕种……”（1845年，威尔特郡一个劳工的演说）“他希望每个劳动者都按照农场主所支付的同样的租金得到三四英亩土地。他们会交纳租金的，而且是愉快地交纳。（大声欢呼……）”劳工或其子女迁往城镇后，这种愿望仍然存在。当什一税、狩猎法和打谷机已被人们遗忘以后，失去的权利仍然留在人们记忆中，或者像克拉潘所说的，在“民众回忆中”“被夸大了”。我们将会看到科贝特和亨特这两位农场主如何帮助形成新的城市激进主义，不过，农村的回忆通过无数个人的经历被输入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40]在整个19世纪，城市工人公开表达也许是他的祖父暗中就有的对“土地贵族”的仇恨；他欢喜看活报剧中丑恶的地主角色；他宁可进济贫院也不愿接受慷慨的夫人给予的救济；他认为地主无“权”得到他的财产，却愿意工厂主哪怕是用下流的方法“赚”他的钱。城市工会会员对流放托帕德尔农工的案件立即作出普遍的反应，对于后来阿奇工会的斗争也作出了不亚于此的反应。对土地的渴望，从斯彭斯时代一直到宪章派土地计划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升起，与（领料之后在工厂外面做工的）外作工对“独立”所抱的愿望交织在一起。也许我们在今天的一份土地和小园地里还保留着这种愿望的遗痕。土地永远同联合相伴随——社会地位、安全和权利的联合——它比庄稼的价值更为深远。

早在18世纪90年代在雅各宾派对土地贵族的仇恨中，我们就可看到这种影响。这是潘恩的《农业正义论》和斯彭斯宣传的“土地国有化”培育起来的手工工匠的激进主义中一贯的特征。在战后严重的萧条中，沃森医生和其他演说家得到了失业者的巨大支持，也得到了被解雇的水手和士兵的支持，他们都参加了矿泉地的集会：

在以后的十年中，欧文主义在平民追随者当中改变了形式在土地上建立合作公社的梦想获得了非凡的力量。

于是，在“诺曼杂种及其武装匪徒”来到之前英吉利本来是有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神话之上，如今又增添了社会神话．即在圈地和战争之前有一个农村公社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宪章派领袖费格斯·奥康诺对这个神话所做的宏伟的描绘，不过却是科贝特、亨特、奥斯特勒和其他二三十个激进派领袖作出的贡献。英格兰过去野蛮的刑法、贫困、拘留所等等统统被忘却了，而已经过时的家长制社会本身却成了一种神话力量——也许，同欧文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乌托邦幻影一样有力。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话”，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而是说，它是回忆的综合，是一个“平均”，其中每一种损害和每一种凌辱都被集合起来了，构成了一个整体。（在奥康诺的一个小册子中）“老罗宾”告诉工厂主说，他年轻时，“特威斯特先生、格拉布先生和斯克鲁先生^[42]家后面的新街道……全是空地，8岁，9岁，10岁，11岁，噢，还有12岁的孩子们常常在那儿玩耍，度过时光，他们玩板球，捉迷藏，玩弹子，打球……做跳背游戏……后来时代变了，富人说着‘他来了’,‘他们来了’，把穷人吓坏了”。工厂主于是问："‘他们’是谁，罗宾？”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地发动要求归还土地而骚动的并不是农村劳工而是城市工人。他们当中有些是农村劳工的儿孙，城市的政治生活增长了他们的智慧，摆脱了地主的阴影。有些土地计划的支持者是农村出身的织工和手工工匠：“父亲、祖父和所有的乡亲都属于我耕种的这块土地，既然它没有害了他们，那么，为什么要害我呢？”^[45]面对着不断发展的城市中的砖头废料上的艰苦与失业，伴随着被剥夺而产生的新的痛苦，对失去权利的回忆重新出现。

我们早已离开了对“平均”的讨论。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福利状况做一个平均。我们看见了与简·奥斯汀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相对的一面，生活在那一面的人们充分地感到了那个时代是一个灾变。科贝特写道：“当农场主成为绅士的时候，他们的劳工都变成了奴隶。”如果可以说在这个进程的结束时有所收益，那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收益给了另一些人。如果拿萨福克的劳工与他在棉纺织厂工作的孙女相比较，则我们比较的不是两种生活水平，而是两种生活方式。

不过，关于那些“平均”，这里也许有两点说明。第一，有可能拿同样的数字来证明贫困的相对下降和绝对上升。在劳动力需求上，农业是一个伸缩性很小的部门。如果某个农场在1790年需要10名劳工，那么，到1830年所需要的劳工可能还是10名，或者由于改良犁和打谷机的使用，需要8名。我们可以证明在这个时期内，有正常工作的劳工或车夫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与此同时，村庄里的人口——还有临时工和失业者——的增加造成了穷人数量的绝对增加。如果这在农业中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在讨论全国的情况时必须记住一个相同的假设。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们来假设40％的人口（1050万人）生活在1790年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而到1841年只有30％的人口（181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穷人的绝对数字就从400万左右上升到了500万以上。更多的贫困被人们“感觉”到了，而且事实上穷人也增加了。

这并不是玩弄数字游戏。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但与此同时，关于平均状况的任何估计都无法向我们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平均状况”。为了做出这方面的判断，我们必须尽可能通过相互冲突的主观证据来开辟一条路。对这个阶段进行判断还必须考虑到“平均的”英国绅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并不需要接受科贝特作出的抨击：他们是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最残酷，最无情，最蛮横傲慢”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回到近来重新出现的奇谈怪论中去：“英国农村绅士确实是最特殊的人类阶级，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社会都没有产生过这样一个阶级。”^[46]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供诺福克一位劳工的看法，他在给“阿希尔的绅士们”的一封匿名信中说：“这个时候，你们把最重的负担压在我们身上，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硬的轭套在我们颈项上”:

“我们计算过，我们和你们是60比1，所以这么许多人比一个人，你们难道想统治吗？”^[47]

但是，农村社会尤其恨那些靠消费什一税而生存的教士们。1830年，埃塞克斯的一位教区牧师收到一封包着两根火柴的恐吓信，信中说：“准备好同你丑恶的灵魂一道下地狱去吧，你和你的一班人马是教区里最大的穷光蛋……”（怀特岛的）弗雷希沃特的教区长收到一位教区居民以轻微纵火的方式加以更明确的提示并附来一封信：“20年来，为了维持你那该死的骄傲，我们一直在忍饥挨饿”:

写信的人最后以同样阴沉的口气说：“至于这把小火，你不要太吃惊，当我们把你的谷仓烧掉时，它还更厉害呢……”。^[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