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毫无理由也毫无心去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朋友们的政见或个人名誉作辩护。他们是那以反对马克思国际主义（即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为目的的小组织的首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奴颜婢膝地希望在党内得到一个地位，这党是已被上层所破毁与绞杀了的。在完全失掉了辨别力与自信力，并甚而连发动斗争的可能性都完全丧失了以后，他们自己在最后遇到了残酷的惩罚。我们无责任去为他们辩护……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是无德性的；但却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愚蠢的人，或无知的丑角。他俩以外的上举的十三个布尔什维克，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中生活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以上。他们不能够突然转变而相信可以利用个人恐怖去改变社会制度，更不会叫人一分钟相信他们竟而能荒谬到真要去‘重建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他们也绝不会认为暗杀了基洛夫，无独立作用的基洛夫，就能够得到政权……
　　『塔斯社的通讯也承认，至少是对于被捕人中的七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与瓦尔丁——承认，他们确实与尼古拉耶夫案没有关系（译者按：因此他们被判徒刑）。但这样的承认，除过叫人说他们无耻以外，再不会有什么了。这通讯说『缺乏证据』——好像总会替这有意荒谬与不可能的控告找到证据似的。斯大林阴谋团把在莫斯科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故意分成两部分，并宣布说其中一部分没有充分证据，他们是想用这个方法去把他们的所谓研究，装饰上『客观』的色彩，以便后来抓住可能的机会时，好拿行政机关的罗织去代替司法的罗织。……
　　『在有思想的工人的脑里，必然要发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像现在这时候，在一切经济建设成功以后，在苏联的阶级都『消灭了』（如官家所保证的）以后，并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已经『建立了』以后——在这个时候，怎么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列宁的最亲信的伙伴，同斯大林共同执掌过政权的人，『老近卫军』的成员们，都会把复辟资本主义放在他们的肩上了呢？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群众无利益吗？或者相反，是他们希望从资本主义为他们自己及子孙得到个人的特权吗？如果这样，那么是什么样的特权呢？
　　『只有透顶昏庸的人，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是说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工具之私有，能在苏联用和平的方法重建起来，并发展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即使这在一般是可能的，但事实上在俄国除非经过积极野蛮的反革命军事独裁，资本主义无复起的可能，这独裁所招致的死亡较之十月革命与内战定要多过十倍。如果苏维埃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只有是一种显明的俄国法西斯主义，其凶残的程度，将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凶残制度都相形而成为仁慈的制度。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都不是愚蠢的人。他们很能懂得，资本主义恢复的意义首先就是革命青年的完全毁灭，他们自己自然都包括在内。因此，丝毫无可怀疑，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等所织成的控告是从头到尾欺骗的——无论是就所谓目的，即复辟资本主义说；或就所谓手段，即恐怖行动说。
　　『无论如何，事实是显然的，即官僚的上层集团绝不愿把尼古拉耶夫的犯罪看成一种孤独的偶然的现象，看成一种悲剧的插话；相反，它正在对这个犯罪行动注入一种特殊的政治重要性，其特殊程度将至于——这官僚集团决不会仅组织一种只包含这行动本身的罗织案件而止，甚而也决不会只以恐怖罪名加于同一平面上的各式的反对派，不满者与批评者而止。阴谋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即以恐怖手段对付一切批评者与反对分子，这时候并不是用开除出党，取消他们的每日食量的办法，甚而也不是用流放式监禁的办法。对于尼古拉耶夫的恐怖行为，斯大林要回答以加倍的对于党的恐怖。
　　『…………………………
　　『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人恐怖策略所持的反对态度，是任何能读能写的工人都知道的。已经有大批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随便从一九一一年在奥国《战斗》期刊上发表的我的一篇德文文章中，引出几段。不用说，这在当时是对付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写到：
　　『对于这篇反对恐怖的冒险主义而拥护从准备无产阶级入手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之文章，在二十三年后的现在，我仍不能增加一句。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绝对责斥个人恐怖主义——显然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神秘的理由——并且即使手枪所指的是沙皇政府的代理人，或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也仍然反对，那么，他们一定更无情地斥责并反对那对于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代表施行罪恶的恐怖，是当然的了。尼古拉耶夫及其同道者（即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译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我们并不在意。地狱的本身是用最好的心意铺成的。一天苏维埃官僚主义还未被无产阶级所肃清（这是定然要被完成的任务），一天无产阶级便必须尽保护工人国家的职务。假如尼古拉耶夫式的恐怖主义扩大了，这手段在新而不利的条件帮助之下，只能替法西斯的反革命服务。
　　『只有那些无知的政治骗子才会企图把尼古拉耶夫与左派反对派牵连在一起，假使这牵连仅是在那一九二六——二七年即已存在的季诺维也夫派的外衣遮盖里。共产主义青年的恐怖组织不是左派反对派养成的，而是官僚制度及其内部的腐败养成的。
　　『个人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的反面表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定律。官僚主义不信赖群众，并企图以它自己代替群众。恐怖主义者在同一形态中工作；它设法不须群众参加而使群众快乐。斯大林官僚创造了一种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英雄』崇拜也是恐怖主义的宗教，不过带着一个负号而已。尼古拉耶夫心想最必须作的是用手枪去掉几个领袖，以便历史走上别的道路。共产主义的恐怖主义者的血和肉，在意识上是和斯大林主义者官僚一样的。
　　『…………………………
　　『在我离世而独居时，我从报纸上注视着纯正的列宁主义理论之不断地在欧美的成功，这时候我就常常对朋友们说，这种国际潮流之原则的「质」将开始转变为群众的「量」的时候就快要来到了；这个时刻将会像一种致命危险的记号，刺激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耳朵里……斯大林主义者的上层之所以不能消极地坐待列宁主义的胜利，其理由就恰在这里。他们一定要求助于「他们的办法」；这绝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办法；因为他们在理论上的无力是极其明显的，斯大林在过去几年内，一般说来，是已停止了关于世界工人运动问题的讲解。在斯大林，「他的」办法是：增加压迫，罗织更荒诞的新罪名，而最后则在互相服务的基础上与资产阶级的警察联盟去打击列宁主义者。
　　『…………………………
　　『下次的打击是什么性质的？这个问题还未被最后决定，或者就在阴谋者的最亲密的几个人中间（斯大林--亚戈达--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也还未最后决定。这大半要看今后事情的发展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阴谋者并不缺乏残酷的意志也不缺乏物质的工具。国际列宁主义的生长，每天刺激着他们的残酷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今后一个从局势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假设不能被排除掉的理由，这种局势是人们造成的。今后的道路如何，将由事变的发展与斯大林，亚戈达的创造想象力来决定，但对于「舆论」的预备，将要照着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恐怖危险的道路前进。』

　　『只要稍微把过去斯大林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幕后活动史认识一下，就很容易懂得这次阴谋暗算的性质。我只提出三个事例说一说。早在一九二七年，雇佣的新闻记者在全世界散播报告，说左派反对派与白党有关系。我们都莫名其妙了。后来才知道事实是这样的，即格别乌曾派了一个正式人员，到一个不知姓名而同情于反对派的十八岁的青年那里去，自愿帮助散布反对派的文件。而六七年前，这个格别乌人员曾在弗兰格尔（白党将军——译者）的军队里服过务。因此，斯大林便公开地攻击反对派，说它不是与一个格别乌代理人联盟，而是与白党联盟。
　　『在我流放中亚细亚（一九二八年一月）的前夕，一个外国记者经过拉狄克而向我自荐说，如果必要，他可以给我秘密传信给国外朋友。我向拉狄克说，我相信这个记者是格别乌派来的。但我写了一个信交他，因为我可与外国朋友说的话无有不可公开的。就在次日早晨，我的信便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以证明我与『外国』有秘密关系。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克拉科夫省（Cracow）的黄色报纸《插图信使报》，公布了一个卑劣的假造文件，上有托洛茨基签名。虽然我的文字在苏联以严刑禁止（布柳姆金因要带俄国反对公报而造枪毙），而《信使报》载出的文章却重刊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且一字不漏。后经过彻底的分析，证明了这文件是格别乌制造的，而有名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则为制造的助手，至所以要公布在《信使报》上者，仅只为的是便于真理报的重刊。
　　『我不得不放下许多别的构陷与罗织不说……无论如何，这种典型的创造努力从上述的事例就可明白了。由尼古拉耶夫所制成的三角形，即那「领事」和托洛茨基，并不是新的。它是照着一打类似的三角形制造的，所不同的不过它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制造罢了。

　　『……这在现在是关系苏联许多人的生命的问题，并关系我这个整治活动者的名誉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意见，并且常常卫护我的意见。我今日的意见与我以前的主张一样。我是个革命者，不是个恐怖主义者。
　　『这案子的发生在历史上占重要部分。这便是我所以要请你注意事情发展经过的原因。格别乌是很聪明的，但他们没有科学纪事史的艺术。一九二九年二月，我从苏联被流放到土耳其。三月四日，我给俄文刊物左派反对派公报写了如下的话，登载在七月号上，该报在巴黎出版：
　　『「在斯大林主义只有一件事，即怎样在正式党与反对派中间造成一种血痕。他认为绝对必须给反对派加上一种罪名，加上预备武装暴动等等的罪名。但反对派的领袖们是这种企图的障碍。因而斯大林便设计把他们送到外国去（那时他正预备着要开除某些人），以便自由地对付青年反对派分子，他们的名字国内的广大群众还不知道，国外的群众更不知道了。因此，必须注意，斯大林在驱逐出反对派领袖以后，就要用各种方法把某部分组织，如反对派内部的某组织，推上冒险的道路去，如果这企图失败了，或者更要设法调制成一种『犯罪』或『军事阴谋』以加在反对派的头上。」
　　『每个人，无论属于那一党，都懂得这段引话及其重要。如果你能读俄文，你可以读这份《通报》，我在七年半期间所有的文章都发表在里边，从这些文章里你可以看出我时常反对个人恐怖，但在那时期我也知道要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基洛夫案原是预先布置着以备去压碎反对派的，他们并无心要杀死基洛夫；到最后这暗杀犯罪终被减免了。当事变了的表现与原来计划发生冲突了的时候，列宁格勒的格别乌首领梅德维德便受到斥责。他于是与别的格别乌首领都被控为参加暗杀，而他们也毫不否认。梅德维德承认了一切，而被判了三年的监禁。我认识梅德维德。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这事情是斯大林指挥，想打击反对派的。在今天我还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自己是否格别乌的代理人。但他竟能混入基洛夫办公室——基洛夫身居高位不是随便的人能走近他的——这事实，似乎就可以证实他与格别乌有关系。
　　『在我住在挪威期间，我未接见过从苏联来的任何人。我也没有由这里写信到苏联，无论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莫斯科发出的关于审判案的电报，说我曾经经过我的儿子寄信给斯米尔诺夫。按照这信，说有三个目标，即（1）暗杀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2）在军队中组织小团体；（3）战争发生时故意失败以取得政权。
　　『这完全是无耻的欺诈，谎言，不名誉的谎言；但在苏联已无高声批评的可能了。批评已被扼杀了，因而在那里像这种荒诞的诬蔑将暂时不会有人起来反驳。但这里是可以批评的，因而我要批评。……』

　　『在我写这个声明书时，我还未能见到塔斯社的招摇的报告之原文。我是由刊物的转载而知道了这报告的内容的。但就我所见到的这报告的主要点来说，它们已经很足以直接表明这报告是政治史上最大的伪造之一了。
　　『塔斯社说道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的阴谋作乱。统治的官僚把一切直接反对他的批评都叫做阴谋作乱。我由此想到批评现在在苏联大概正日益扩大。这种现象我只有欣喜地称赞。或许有许多人，许多十分不相同的人，在发表批评时提到我的名字——即我的意见与我的著作。但是塔斯社的报告则又说到关于反对统治领袖们的恐怖阴谋之控告，而这个阴谋团则说是由我在挪威直接指挥的。
　　『我在这里声明。这个说法连丝毫的真实都没有。凡是略知近代政治史的人，都会毫无疑惑地知道，塔斯社所传播的这个报告是与我的主张和我的整个行动极端冲突的——我在现在的行动则是绝对地从事于著作。
　　『我自从一八九七年参加革命运动以后，就像别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调和地反对把个人恐怖主义作为斗争方法。因为这方法彻底说来只能帮助专制主义与波拿巴特主义。
　　『我郑重说明，从我移居挪威以后，我与苏联就无关系——未曾收到苏联来的一封信，也未曾向苏联任何人写过一封信（无论是直接的或经过别人转交的）。
　　『我的与苏联有关系的唯一行动，只限于写文章与著书，这些文章曾公布在世界的各刊物上，这部书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某些国家中出版。我妻和我连与我们那个住在苏联的儿子通一次信都不能，这个儿子在苏联作科学上的服务，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关系。
　　『因为我是个无国籍的人，而现在又在挪威享有居住权，所以我相信那对于我的攻击——说我在挪威指挥一个恐怖的阴谋团——能够由挪威政府指定的适当委员会从研究有关文件而得到个水落石出。我这一方面，准备把我在挪威的整个生活记录——一天一天地，一点钟一点钟地——供给这个委员会。我还认为可以用一下的方法把这个办法弄得更完善，即由全世界的各劳动团体推举一个公正的国际委员会去研究莫斯科所提出的控告，这委员会如由世界国际领袖们推举的更好。这个委员会可于研究以后作出公开报告。我主张这报告要暴露出莫斯科控告之一切捏造点。我也预备接受任何别种研究方法，这方法定会对于舆论较好地解释那控告别人和我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在这个事件上。我无可畏惧，也无可隐蔽。至于我自己，我仅只关心于要揭出真相。』（文内著重号系原加）

　　『托洛茨基平静地住在胡尼福斯（村名，离奥斯陆约二十五英里），著作工作的忙迫使两个书记终日无暇。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莫斯科的黑烟把火花掷在挪威的引火线上的时候，他的沉静生活才被打破。约当莫斯科方面正把他装扮成德国国社党徒的盟友时，有五个挪威的国社党徒，乘他不在而进入他的胡尼福斯的家里，据说偷了他的一些文件，这文件后来他们都公布出来。
　　『这五个国社党徒即时被捕，并在一种旁听人挤满了的法庭里受审，重要证人托洛茨基到场，愤怒地证明这些人偷了他的文件。当问他是否能证实那些文件属他所有时，他用德语回答——德语是他俄语以外说的最好的语言。法官指给他说，文件之一是写给法国的第四国际的领袖的一封信，他即承认他曾写过信给外国共产主义者领袖们。他还曾写过政治文章供给国外刊物发表。他说道，写文章是他维持生活的方法。
　　『这样证明立刻完结了这个重要证人的自由。司法部长特里格韦·赖伊把托氏召去，并告诉他说，他已经违犯了他被允许来挪威以前所签订的诺言——他「不参与政治活动与煽动，无论是在挪威国内的或反对挪威的友邦的」。挪威政府要他签订一个新的诺言，即同意一切信件均受检查并停止写政治文章，他愤愤地拒绝了，从此以后，挪威政府即对他强制执行了这些条件。
　　『国家警察降临了他那胡尼福斯的住宅，割断了他的电话，检查他的信件，禁止他与一切人会见。他的两个秘书被驱逐出境了。托氏与他的妻退居到宅内的两个屋子里，但挪威政府仍很难处置他们。它不能驱逐他出境，因为他无处可去，自从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把他赶出苏联以后，他所有的唯一护照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寄居土耳其的护照。这护照早已无用了，但他现在还须过政治犯寄居的生活。
　　『在挪威政府未下令把托氏迁往别处以前，他仍住在胡尼福斯。有一天，六辆警察车，开到他的住宅前面。托氏的书籍与报纸装载一辆警察用的装货车上，直到装满。
　　『托洛茨基夫人微笑地上了另一辆车，她的光头的疲倦的丈夫，由一个警察长陪着，随着上去。警察长与十五名警察挤到另几辆车上。约两点钟以后，这一列车子驶到一个孤独的农村里。……
　　『托氏夫妇便住在这农村的住宅里，到现在还在那里。和他们同住的有一个警察长和十个警察，他们分占了四个小屋。警察屋里装有电话，只警察得用。托氏的许许多多的信，无论是送进或送出的，都须交给警察，并在奥斯陆的亚里安公署拆开读过。
　　『就这样地，这个无国籍人在那里生活着，他又一次地发现他「在一个没有签证星球上了」。他在挪威的暂住期，到十二月十八日为满，而直到现在他还未找到新的去处。』

　　『无须说明，我自一九二八年以后，即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断绝了关系，他们曾经不断地在官方报纸上污骂我。皮达可夫从未曾到奥斯陆去会过我（译者按：皮在受审时说他曾乘飞机到奥斯陆会见过托氏云云。托氏即发表声明，质问皮氏许多点详细事实，如皮见他时怎能避开别人不使看见，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有否胡须，等等。），而我每次到奥斯陆去都是由克努德森一家（克为托氏友人，托侨居其家——译者）和我的秘书陪着的。弗拉基米尔·罗姆说他曾在我与拉狄克之间作过中介人，但我从不认识他这个人。我有充分的文件证据，可证明我与现在在莫斯科被控的这些人之间，没有会见或发生个人关系的可能。
　　『我将在现在正从事著作的一本论格别乌罪恶的书里，引出这种论据来。……但这里有两三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国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或他的能干的辩护人泼立脱，都不能逃避答复。
　　『第一，为革命斗争了一生的一切人，除了斯大林一人以外，都变成了恐怖主义者，社会主义的仇敌，德国侦探的代理人，企图瓜分苏联的人，这怎样可能呢？
　　『第二，这些「罪犯」，犯恐怖罪恶已经将近十年，竟忽然都一致忏悔了，并且在要求对别人判处死刑以后，忽然又要求对自己也判处死刑，这是什么道理呢？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所谓「托洛茨基派」团体的领袖们，竟而都毫不知道这种为了希特勒与日本天皇的利益而要瓜分苏联的狂妄的计划，但我们所素不重视的拉狄克却忽然说明他自己是这个世界阴谋计划的团体的领袖，这怎样解释呢？
　　『如果有阴谋团，那就是格别乌。如果有领袖，那他的名字就叫斯大林。斯大林的整个独裁已与苏联的经济文化的进步日益严厉地冲突起来，他是官僚制度的组织者。他从革命的学校里学得了勇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在则仅用以保持他自己的独裁与特权，他所施用的方法就是在犯罪的天才中也都是奇特的。
　　『这最近一次的审判，表明一种可怕的政治危机正要临到苏联。』（一月二十五日自墨西哥城发）
　　『……我能希望些什么而要与日本天皇及希特勒联盟呢？希望政权吗？要政权想干什么呢？要知就是被革命所驱逐了的最顽固的白党也都放弃干涉苏联的想望了啊？
　　『世界各处无产阶级失败的结果，我的主张无论在那个国家中都只被很少数人所实行。这种情形现在不能改变，无论是暗杀了苏联官僚，或与日本德国缔结联盟。
　　『斯大林之所以要把这些目标加给我身上，是想叫我同着别的事在各民主国家的舆论之前声名狼藉，并因而剥夺我在世界各地的居留权。
　　『我否认莫斯科被告者所说的关涉到我的一切话。那连一句真实的都没有。我认为我的政治责任，比一切事都重要的责任，是打毁苏联官僚现在对于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所施的压制。这种政治的与理论的工作，不是秘密的，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观察与批评的，这工作给与我一切满足，因为这是关于人类将来的事情。
　　『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梦想皇冠，但我却知道他的统治已有了帝国的格式。斯大林为了企图着要统治那新的等级，正在压灭一切进步的思想者，并正在施用着那反色米地民族的（注—反色米地主义即指反犹太人运动而言——译者）偏见，这偏见是他的特性之一。他正在用那唯命是从的官吏仆役，来代替革命的青年。他是正在把苏联领向毁灭。』（一月二十六日自墨西哥城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