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在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一任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前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以及姆拉奇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捷尔-瓦加尼扬，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这些我们这时代之第一次胜利革命的发动者，第三国际的创造人，以及其他几个工人的战士，被斯大林的政府枪杀了。红军的组织者——托洛茨基，被判处死刑，俄国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则被迫自杀了。
　　一切革命的工人，一切有理性的人们，对于这次奇特与悲惨的莫斯科审判，总不能不深切的感觉到迷惑与愤怒的，因为莫斯科和国际工人的组织这样粗暴地隔绝着，而对于这些极不可信的罪状，又没有任何物质的证据显示给我们。
　　当他们正宣传说，苏联将有一个新的宪法，它将给过去沙皇时代的警察，牧师与剥削者以人身之不可侵犯权，言论，思想，结社之自由权的时候，他们却用三个官员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来审判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使他们没有辩护人，没有国际工人之一点监督，又毫无准备，就让警察造成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环境来审判他们。而且这又告诉人们，俄国其他的战士们，将来也会一任斯大林的意思，来加以同样的待遇。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所得到的被告们之不可思议的供词，当然谁都不会相信的。
　　我们声明：工人阶级是有知道这些真相的权利的。
　　只有那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才会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才能拒绝国际工人阶级有权认识正确的事实，真实的情形，以及莫斯科恐怖屠杀之真正动机。
　　对于这次审判，工人阶级伟大的组织——国际劳工同盟，与社会主义者劳工国际（即第二国际）请求给那些被控的战士们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全世界革命的工人们一定得承认他们是有权这样请求的。
　　斯大林政府对于此项请求之野蛮的拒绝，以及它这样急忙地将这些共产主义运动中之战士们处死，尤其需要国际工人组织对这一事件的干与。
　　现在谁都知道，俄国正在准备大批新的屠杀，许多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战士，如今都受了嫌疑，被捕或自杀了。前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可夫，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柯伦泰等，以及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同志，都受到了威胁。总之，一切领导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人们，都已经被摧毁了。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得不起来干与。
　　国际劳工同盟与社会主义者劳工国际这一次举动，假使因斯大林之拒绝而没有下文，那就失去一切意义，它们应该出来创立一个委员会，由它自己去保证那些无罪者之最低限度的保障。对于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们，国际劳工同盟应该去暴露莫斯科审判与枪杀之悲惨的秘密。
　　只有建立一个国际工人的调查委员会，它必须完全由大公无私的，即必须完全与斯大林的政府无关的，才能使革命工人们免于可怕的迷惑而真相得以大白。
　　至于我们革命的战士们，那是以保护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恐怖及反对法西斯为己任的，是以保护十月革命之社会主义的胜利，及无产阶级之民主主义为己任的，对于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屠杀的意义，当然丝毫也不会怀疑的了。
　　我们向全世界的工人们宣布：莫斯科的屠杀决不是保护俄国革命的举动，而是反对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工人阶级之一种最可怕的阴谋。
　　正当反革命暴烈地进攻时，他们用了各种方法（甚之是最古老的方法）来反对国际的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反法西斯的或『民主的』资本主义之战士，反对一切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反对一切希望社会主义在法兰西与西班牙取得胜利的人们，更反对一切排斥国家主义政策的革命者；正当工人阶级比任何时期都应当采取联合斗争的时候，斯大林却出来反对那些一生从事革命的人们，并加以可耻的诬蔑，藉以帮助反革命。这种诬蔑是太老了，其作用只能破坏工人阶级的运动。
　　在一九一七年，白党以及各国的反革命派都曾用这样可耻的诬蔑来攻击列宁，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说他们是德国的奸细。
　　在今日，斯大林及其走狗们以同样恶毒的诬蔑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工人与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那时我们不许人们污辱俄国革命，说它是由恐怖主义者，匪徒，德帝国主义的奸细们所造成的，现在更不许人们用这同样可耻的方法在各国妨碍社会主义的革命。
　　现在也正如一九一七年一样，俄国，西班牙，法国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需要保护了！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争取真理！一定要让那些还具有自卫权的人们，例如托洛茨基，将他的呼声自由地发泄出来。让我们用一切革命工人的联盟来反抗各种各色的反动吧！
　　请你们和我们一起去恳切地要求国际劳工同盟（La Federation Syndicale Internationale）创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起来，援救俄国工人的战士们！

　　（注：无论何派或何人，凡赞成此项委员会者，可投函法国巴黎28, Rue Pigalle. Garton Goldschild同志）

　　『上星期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曾接到许多电话，许多朋友来访问，并许多信件，都是劝我们退出美国保托委员会。这种加给我们的压迫，虽然在意思上是虔诚的，在动机上是无私的，但对于我们加入保托委员会的理由却又一层深深的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一劳永逸地把这种理由公开说明一下是必要的。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毫未计较到托洛茨基的政治意见如何，我们对于控告他的问题是真是假，也没有预存成见。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在公共意见的法庭面前及本国的法律之下，为他去的最平淡的人的权利，这权利，依照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是一切遭遇相似的人都应当享受的。如果斯大林陷于同样的不幸地位，我们也愿意于他被判为有罪或无罪之前，保护他的受审权。这里的根本问题较之关于托氏个人者要重要得多，因为如果拒绝他有在世界面前表白他的理由的权利，那么所有的人的这种权利就要都受毁坏了。在过去，我们美国人中有许多人，曾为保护共产主义者的权利而耗费过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便他们在法律之前获得公道，至于他们之有罪或无罪则并不注意。自己所要求的权利而却拒绝给别人，这种人应是最卑下的人。无疑地，凡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会不同意于我们的立场的。
　　在我们看来，俄国那已使托洛茨基遭受到危险的事件，太使自由主义世界的常识觉得奇突与骇怪了，为俄国政府与托氏的利益计，应该由有无可争议的权威的著名人物所组成之公正团体，把事件的各方面加以公开的考察。这种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地科学与公开的。托洛茨基已经声明他把他自己及其他所有的凭据都置放于这种考察之前。我们完全公正地相信，这样的自献绝不应拒绝，因此，我们从事于组织这种考察团体，并不论党派不论宗教地，邀请一切思想公正的人们协力合作，以期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坚实的团体，而完成它的工作。
　　

（签名者）卡伦；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