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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台湾革命问题的意见（讨论大纲）

（一群台湾、香港和大陆旅外马克思主义者）



说　明

郑谷雨


　　《我们对台湾革命问题的意见（讨论大纲）》这本小册子，是1970年代中国大陆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先生和当时台湾、香港等地一些社会主义者共同讨论撰写的，目前台湾已很少人见过这本小册子。

　　这个讨论大纲虽然写于近三十年前，有许多数据是过时了，但是文中的一些分析观点，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尤其是关于台湾的「民族」问题（统独问题）、台独运动的性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指出当时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许多错误根源于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论」。针对当时一些海外台湾左派的「两个阶段论」--仿效中共新民主主义论，先同资产阶级联盟进行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小册子也进行了批驳。近两年来，台湾左翼知识圈中对台湾社会性质、中共政权性质和统独问题陆续有所讨论，台湾的左翼也很需要澄清各自对台湾社会变革道路的看法。我们现在将这篇文献重新打字，除订正错字外，保留当时的用语（如「高山族」等），提供给读者参考，或许有助于我们讨论的深化。

　　王凡西先生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就参与学生运动，之后投身革命，1927年前往莫斯科留学，在亲身经历苏联党内路线争论并反思中共革命的失败经验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至今，现旅居英国。他着有《双山回忆录》、《毛泽东思想论稿》、《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等书，也翻译过不少书籍，包括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马基维利的《帝王术》等，台湾曾翻印出版的《俄国革命史》就是他和另一位革命家郑超麟在1940年共同翻译的。过去台湾一些留学英国的学生曾经和他接触，多少受到他的影响。


　　一、台湾革命问题值得全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它们不但与台湾人民有关，而且与中国大陆整个革命今后的进展有关。台湾革命不但有深厚潜力，而且有随时爆发的可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资产阶级以征服者姿态来到台湾。它将自己一贯的贪婪腐败，嫁接在日帝留下的统治机构之上，穷凶极恶地压榨与抢劫台湾人民。结果促成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全岛起义。国民党以血洗全岛来回答台湾人民的反抗，犯下了莫大罪行。

　　大陆工农于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国民党统治。蒋介石托庇美帝，逃到了台湾，把旧中国的反动压力整个儿转加在六百五十万台湾人身上，把过去统治大陆的全套野蛮办法，变本加厉地实行出来，这又大大加强了台湾民众对外来新统治者的仇恨，加深和加速了台湾的革命机运。

　　三、当时台湾人民在大陆革命的影响之下，原本大有可能把国民党撤到台湾的残余势力摧毁。他们不曾能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因为美帝国主义除了军事上直接插手之外（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又进行了有系统的经济支持，并策划了一系列社会变革。

　　在这一方面，主要有如下诸端：

　　1．授意并协助国民党施行所谓土地改革；

　　2．以赠予及借贷方式，将大量美元向国民党垂死的政经机构输血。（自一九五一年起至一九六五年止，美援数目每年达一亿美元）；

　　3．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美帝继续由特定机构出面支持蒋朝，并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台湾；

　　4．同时（即自一九六五年起），日本垄断资本亦积极回到旧时的殖民地，作为美资的角逐者与帮手。

　　以上种种，使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苟延残喘，获得暂时稳定，甚至造成虚假的繁荣。但是事实上，这绝对不曾解消任何一个足以引起台湾革命的问题。正相反，它们只使各种矛盾愈加尖锐，使矛盾更加深刻。台湾革命不但将更为有力地爆发出来，而且会带有更加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所谓「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根本不能解决台湾农村的深刻矛盾，只是将矛盾的形式略为改变。据台湾官方杂志（「中国经济」）（注一）所说：「台湾农村已面临崩溃边缘」。新租佃关系盛行，「耕者已无其田」。政府以肥料换谷，谷贱肥料贵，以致农民终岁苦，所得不足以偿赋税，形形式式的官方组织骑在农民头上，比旧式地主更苛，高利贷横行，精壮农民被迫大批离开乡村。结果，今天台湾农民的怨气并不较少于当年大陆农民。所不同的，只是台湾大多数农民的直接敌人，不再是大地主而是政府及其控制农民的各级代理人罢了。

　　「土地改革」至今唯一可以称道者，只是有相当数量的地主，由于土地「征购」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已转化为工商业者。

　　五、在大量美日资本输入和控制之下，台湾最近十多年来的工业化十分迅速。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台湾的经济结构已有明显改变。原先以农业为主，那时便开始以工业为主了。如果用粗疏的数字来表示，一九五二年的工厂登记家数为九千九百六十六，一九六八年年底为三万三千零五十七，到了今年（一九七七），这个数目已增加到四万五千。二十五年间的增加率为四倍半。当然，这是一个大大的跃进。

　　但若从各类工业的性质，各个工厂的所有人，工业利润的分配与利用等等方面来考察，那么问题也同样清楚：这个工业化绝非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仅仅有利于帝国主义。仅仅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仅仅有利于与之相结合的台湾资产阶级。

　　六、台湾的工业化与大陆上的工业化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在大陆，不管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官僚统治，但是基本上，就长远的方针来看，至少迄今为止，它的工业化主要是为了全国生产力的提高，为了终于可以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为了巩固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主。可是台湾的工业化却主要为了外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而压制工农大众，它是以国家民族的进一步屈服为其代价的。换言之，这是以彻底殖民地化换得来的浮面的工业繁荣。

　　蒋家政权由于其传统的买办性质，更由于它和台湾民众之间无法缓和的矛盾，极其无耻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主动促进了这个殖民地化过程。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开始建设的所谓「加工出口」特殊区域，主动为帝国主义开辟了租界与割让地，使外国垄断资本家在台湾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此激起台湾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

　　七、台湾的工业化首先是建筑在台湾工人的血汗上的。据统计，台湾工人的工资祇合美国同类工人的十五分之一，约等于香港工人的三分之二。这个工业化同时又是建立在台湾农民的血汗之上的。蒋政权以奴隶总管身份，半抢半购地弄来了农民的生产品，使农民陷于赤贫地步，以此压低工资，降低原料价格，让国际资本谋取暴利。这个工业化又是牺牲台湾中小型工业者的利益的：在帝、官、商三者紧相结合的大工商机构的控制下，小本经营者简直无丝毫抗争图存的余地。

　　八、不过，这个帝蒋统治的真正掘墓人：台湾新兴的工人阶级。在一九五Ｏ年代初期，台湾的工人阶级（包括工、矿、交通）总共约三十万人。到目前，据不甚精确的估计，这个阶级已剧升至一百八十万人。

　　这是极有利于台湾人民自求解放的一个因素。当大陆革命在其长期斗争的年代里，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始终不曾超过四百万（注二），六亿人口中的四百万！约为总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可是今天台湾的产业工人却占了一千六百万人（注三）中的一百八十万，超过了十分之一。不但此也，大陆过去的工人阶级，除数大城市外，分散全国，而台湾则以土地狭小故，其集中程度亦大大高出于当年的大陆。

　　中国共产党虽然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命，但事实上，它的成员中从来不曾有过大量工人－这个情形，多少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也多少决定了中共胜利前后的特殊面貌，特别是它的官僚堕落的性格。

　　就这个方面说，今后台湾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却已具备了比较健全与有利的客观条件。

　　具有长期反革命经验的国民党政府，当能见到来自这方面的潜在威胁。他们对于台湾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早就深具戒心，严加控制！不准团结，禁绝罢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台湾工人提高觉悟，趋向革命。但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国民党的这些措置，到头来只能妄费心机。

　　九、台湾革命之必然发生，而且具有极大的爆炸力，不但由于上述种种社会原因，又由于「民族」的原因。

　　本来，就历史、文化、「血缘」等等观点来看，台湾岛上一千六百万居民，除了二、三十万高山族之外，确实不是一个与汉族不同的民族。其中最大部分是三四百年来从中国大陆移去的福建人与客家人。他们的语言和信仰都一直保持着原来方式。他们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结构，在一八九五年被日帝占据以前，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关联。

　　五十年日帝统治，并不能将台湾的广大居民在文化上造成另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台湾民众反而因殖民主义者的高压而强烈要求民族解放。日帝的统治只会使台湾人民培养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种与日本对立，却与中国大陆认同的民族意识。

　　因此，一部份台湾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学者硬说台湾人乃一特殊民族，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十、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台湾民众一贯反对外来统治（包括荷兰占领、满清征服、日本割据以及国民党统治）的长期斗争中，不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感」。他们在四百年的苦难中形成了一种共同感情，反对外来统治集团的一切压制与剥削。要求由台湾人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台湾人此种排外的地区感情，与大陆上各省之间的地方主义有所不同。它远较强烈，且更有依据。它更多地反映了进步的反抗性，较少带着反动的落后性。

　　十一、台湾战后归还中国，在最初一个时期，广大民众是接受这个决定的。年长一辈的台湾人乐见「国土重光」，下层与青年民众，尤其是其中政治觉悟较高的一部份，则愿和大陆兄弟联在一起，共谋中国的统一解放。（当时的台共便采取了这个态度。）

　　台湾广大民众的此一态度，却因为国民党的彻底腐败与专横而很快消失。这种态度变化，本来与大陆「沦陷区」民众于收复后所表现的幻灭和反抗相同。不过同中有异：台湾人民之反对国民党镇压，于阶级敌对之外，又多了一层「民族」仇恨。

　　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党把台湾当作陪葬基地，在其垂死挣扎中，将全岛置于特务恐怖之下，剥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基本权利（注四），同时对台湾的原有住民实行极端反动的种族歧视（迫害山地同胞）与省籍歧视（例如禁止闽南语等等），致使台湾民众不仅痛恶国民党那一架直接的压迫机器，而且非常敌视从大陆突然涌来的二百多万外省人，把他们整个当做压迫民族看待。

　　在台湾民众「反对外省人压迫」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台湾一部份资产阶级（特别是过去与日帝有缘或新近与美帝结合的那一部份）与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台湾独立运动，鼓吹台湾的「民族主义」。

　　十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完全理解台湾广大民众这种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我们不但承认它在很大程度内有其正当性，而且（绝对重视）它与台湾诸般社会矛盾结合以后的能发挥的革命性。依据过去台湾群众运动的经验，今后台湾革命运动的重燃，多半仍将由排外斗争作为引火之物。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如果无视、轻视或敌视这种斗争，必将使自己陷于彻底孤立，为奋起的群众所唾弃，以致无法参加与领导台湾的革命。

　　因此如何正确对付台湾民众的「民族斗争」，构成了台湾以及大陆革命马克思主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不懈地，结合着任何一件大小时事，给台湾的劳苦大众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三十年来国民党与美国帝国主义的有意安排，又由于台湾这些年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很大一部份（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原属台湾籍的大资产阶级与地主，早已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大陆移入的同一阶级密切结合，构成了台湾统治阶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再者，原随国民党（其中大多数是被迫的）来台的数约二百万（卅年来此数目当已有相当增加）的外省人，尤其是其中占大多数的士兵、小公务员和平民，则九以为统治集团与占有集团所唾弃，多数陷于穷困，变为当地的劳动者与贫民。他们受国民党统治的迫害，并不稍逊于同阶层的台湾原有住民。

　　在此情形下，台湾革命若笼统地以打倒外省人（所谓「反山」）为对象，客观上只能一方面削弱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预先将革命成果送给台籍的统治者（这在事实上也就是帮助整个国民党），或送给极右一翼的台独份子。

　　十三、其次，我们必须自己清楚，同时也要让台湾的广大民众明白：台湾一部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台独运动，不仅在阶级基础上与台湾民众的反压迫运动大不相同，而且就运动的趋向及其可能发生的客观影响说，也都将大异其趣。

　　这二者本不是同一回事，我们应该竭力使他们不变成同一回事。

　　广大群众反对民族压迫，首先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及其支撑者美帝国主义。在斗争的发展中，阶级含义必然会超过民族含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大有可能冲破资本主义的框框。故在客观上，这个斗争的进行与贯彻，一定会削弱帝国主义而助长岛外革命势力—首先它可能重燃大陆工人阶级反官僚统治的怒火，并可能会刺激日本工人斗争的兴起。相反，台湾资产阶级的右派台独运动却只能巩固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因为它为了摆脱国民党这个「异民族」的统治（甚至仅仅为了向国民党争取更大让步），不惜以进一步的殖民地为代价，一味指望美国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助，它必不肯让台湾广大工农起来触动现有的社会制度，一定要极端仇视中国大陆上的新政权，也一定要极端敌对日本或其它国家中可能发生的反资本主义革命。

　　因此，台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区别此二者，必须使台湾人民的反民族压迫斗争，无论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不受资产阶级及其右派台独运动的影响与控制。

　　十四、但若广大民众自己积极提出与拥护独立呢？我们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表示反对吗？不。根据由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并鉴于大半世纪来围绕于此政策的正反面经验，我们认为最大多数台湾人民，虽非另一民族，但由于历史所形成的特殊情形故，他们在谋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是完全有权利要求自决的（同一民族可以要求独立，历史上有过美洲殖民地的对英独立斗争）。如果台湾人民的极大多数确实要求与中国分离，成立独立国家，我们应该真诚而坚决地予以拥护。因为：第一，这样的自决权及其实施，乃是高度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应该支持这种民主；第二，这个运动只要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至少在其立即的效果上打击着反动国民党统治；第三，这个独立对于台湾人民与台湾革命究竟是否有利，应该让台湾最广大的人民在斗争中自寻答案。

　　不用说，中国大陆或台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必须远远高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成见，必须以彻底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台湾工人阶级，要他们与世界工人阶级，首先与中国大陆上的工人阶级，其次和日本与美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便将台湾的「民族」民主革命不断向前推进，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台湾不但成为对中国而言是自立而又联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单位，而且对世界言，最初成为亚洲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单位，其次变成全球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单位。

　　十五、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第一在于根本抹煞了台湾广大民众反对外来人统治的深刻感情，并把此种感情与台湾少数上层份子投靠帝国主义的右派「独立运动」等同起来。其次，它根本否认台湾民众凭自身革命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与前途，因而完全不理会，甚至不愿意去理解台湾人民提出的任何要求。

　　中共一贯提出的两个口号：「台湾自古以来乃中国领土」与「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血肉同胞」，在台湾人民要求自决或独立前面，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它们绝对无助于台湾的真正解放，却祇能加强台湾民众的地域成见，帮助极右一翼的台独运动，甚至帮助国民党进行「革新保台」的欺骗。

　　中共一向宣称台湾问题只是国共二党之间的问题，或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那意思只是说：台湾问题的解决绝对不需要经过台湾民众的革命，甚至毋须台湾人民参加意见，它们的命运只能交由国共两党或中美两国来安排。

　　这个立场十分错误与反动。它确实称得上（像某些台湾革命者说的）「大汉沙文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压迫」。

　　十六、诚然，从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看，台湾革命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继续，是国家统一这个革命民主任务尚未完成的一部份。但问题更加重要的却在于如何去继续这个革命，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纔能于全中国及台湾的革命有利。

　　中共的办法是以军事压力为主，以政治外交攻势为辅，藉使台湾的领土与人民复归于祖国的怀抱。这种从外面与从上面来解决被压迫人民的办法，乃是毛泽东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贯立场。其结果，纵能在被征服地区实行或大或小的社会性改革，却摧毁了当地群众的真正革命，因而造成了一种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这情形当中共解放中国大部分地区时如此，解放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时更甚。在台湾，因为我们上述那种特殊的「民族感情」故，如果也实行这种解放，那个矛盾将会达到极为紧张的程度。

　　因此，要台湾的解放真正有利于整个中国的革命，必须让台湾工人与广大民众自己起来。大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要从各方面帮助与促成这样的一种革命，并非要以一种外来的武力来代替这种革命。它们必须支持任何一个真正由台湾工农所提出的革命要求，包括他们可能提出的自决要求在内。

　　这个问题还应该从改善大陆现存政制的角度来看的。假使台湾工农进行了彻底革命，其势必能激励大陆上的兄弟们，让他们起来发动反官僚的政治革命，起来进行一次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反之，台湾如果单凭大陆派遣武力来取得解放，结果只能巩固北京那个深陷于民族主义泥泞的官僚统治。

　　十七、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错误政策，现在已经为不少台湾革命者所认识和指斥。对于中共何以犯此错误的深刻原因，他们却并不了解。其实，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所犯错误，与它在其它许多问题所犯的错误一样，根本都是由于它承继自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从一国社会主义出发，那就无法不走到「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与「大汉族的沙文主义」。

　　台湾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们必须根本反对斯毛二氏的一国社会主义，才能彻底纠正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同时，只当我们根本廓清了自己身上的一国社会主义（一岛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正确地为台湾工农革命规定出它的任务与方针。

　　十八、根据上述种种，我们认为：无论从社会矛盾、革命动力或革命前途来看，台湾未来的革命都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它蜂拥而起的初期，革命诚然会经过一个「民族」与民主阶段，多半会出现一个貌似全民的时期，可是在这个时期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立即展开。一旦革命有了真正深度的群众基础，其锋芒便要立即针对那个与帝国主义密切结合，并由国民党政权代表其利益的资产阶级。同时，这个革命为了要真能取得胜利，为了胜利后又能确保胜利，它还非坚决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因为祇有无产阶级专政纔能解决革命中民主「民族」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一经建立，当不会自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

　　目前台湾的某些革命者反对我们这个看法，依他们之见，今天的台湾一似当年的大陆，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方。它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其动力必须是包括「革命」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联盟，其性质一定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亦即属于新民主主义，其目标应该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简言之，他们想把中共为大陆革命新设计的全套理论搬用到台湾革命上来。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与危险的看法。大陆革命的真实过程，早已证明出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不符实际，事实是：中共之所以能够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在革命事变的压力下放弃了一向标榜的新民主主义，不自觉地执行了它从来排斥的不断革命论。如果中共当年言行相符，始终贯彻新民主主义，即在民主革命中绝不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不敢放手发动贫苦农民，内战胜利后不建立实际上的一党专政（这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真诚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并且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长期发展资本主义，那末，非但胜利难于想象，即使胜利了也仍会把革命断送。

　　这个情形，不但早已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而且先后由中共的领导人自己（刘少奇在理论上，毛泽东在行动上）承认了的。

　　今天的台湾革命比之解放前的大陆，其社会性质更加不是半封建的了。它是十足资本主义的。至于半殖民地这个地位是否会使该地的资产阶级坚决反帝而参加革命，那末五十年来中国和其它一些半殖民地与全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早已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他们的利益稍稍受到本国革命群众的威胁，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十九、为了准备和催促台湾革命的到来，我们拟定如下一些具体的战斗要求：

　　1．立即取消一切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的现行法令，取消特务制度。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让全体人民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罢工的权利。

　　2．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保证台湾境内一切人民在求学、就业、参政等方面的绝对平等权利。特别要关顾高山族人的利益，确定他们的主治地位。

　　3．反对一切种族歧视与省籍歧视，反对强迫推行所谓「国语」。反对歧视与禁用方言。

　　4．打倒御用工会，由工人自选工会领导。彻底改善工人生活，创办工人福利制度。打倒特务工贼对工人的监视与迫害，确保工人的罢工权利。台湾的工人阶级与全体劳苦大众，不分省籍地团结起来。

　　5．立即取消官办农会、水利会等敲剥农民的机构，由全体贫苦农民自己选举农民协会，统管生产运销事务，并治理乡村。取消一切公私债务，重新无偿分配土地。

　　6．成立城市街坊委员会，藉以组织贫苦大众，并谋互助互救。

　　7．反对思想箝制，打倒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反对特务控制文化与教育机构。保证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消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

　　8．反对投靠美日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奖励外人投资」政策。没收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相结托的大工厂与大机构，交由工人管理。

　　9．取消国民党与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缔结的一切经济、政治与军事条约。全部美军立即退出台湾与台湾海峡。

　　10．以平等、无记名、普选方法产生全权的国民会议藉以取代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实行上列革命要求，确定台湾地位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1．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特别与大陆上工人阶级，美日二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藉以抵抗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台湾革命必会发动的进攻。

一群台湾、香港和大陆旅外马克思主义者共同草拟

一九七七、九



　　注一 见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二七期—〈当前台湾农村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途径〉，作者陈哲三。

　　注二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注三 据国民党在台湾民政厅在一九五七年所作调查，台湾在一九四七年的人口为六百四十九万七千七百三十四人，以后逐年增加，目前估定为一千六百万。

　　注四 据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法新社东京电。『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的政治犯共有八千余人，他们都是在无传票的情况下被捕的，从未公开审讯。』（见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星岛日报）

　　注五 见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向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节内，他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