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山：关于史达林主义

关于史达林主义

谢山

　　我无意把此视为“论争”，只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暮年更渴望把一些问题弄清楚，有疑未解，便须提出，求得一致的见解，倒不在乎自己看法的正误。提出相反意见和假设，可以使问题讨论得更深入透彻。

　　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并取得更高的科技成就，这是事实，这不需要争辩。问题在于对这个事实应如何理解──是资本主义从二十世纪初迄今，一直都未发挥完它的历史使命以至近三十年更出现了“高潮”呢？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开始“死亡”，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获得“苟延残喘”因而奇迹地又出现了“返老还童”呢？

　　这个答案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的半个世纪来的历史事实来判定。战争是帝国主义企图解决其尖锐矛盾而被迫采用的一种极端方式，更不用说是世界大战了。但大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当时面临的矛盾，尽管世界已重新分割了，然而原来的那几个帝国都衰落了，各国间的不平衡发展更加深了，战败国德奥固不必论，就是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失却了以前的颐指气使的气概，让位于后起的美国了，然而更致命的是，大战触发了十月革命，世界缩小了，也更破碎了。十月革命不仅出现了一个苏联，还随之而出现了各种风起浪涌的革命运动，尽管这些革命没有得到胜利，却也已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些革命，既不是某个“煽动家”所能“挑拨”起来，也不能“归罪”于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阴谋”，只能是没落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总爆发。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十年，便发生了空前的1929年经济大恐慌，资本主义世界似乎是面对着“世界末日”，跟着来的是纳粹主义的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严竣时刻。纳粹的得势，一方面是凡尔赛条约的恶果，另方面又表现了资本主义已无法按旧方式进行统治了，这也证实了资本主义已处于晚期的挣扎而不是早期的上升阶段了。矛盾如此尖锐，“绥靖”政策无补于事，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才二十年，便又掀起第二次大战了。社会如此不稳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更耐人寻味的是：从阶级观点来看，纳粹出现后，人们总认为第二次大战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可是战火却首先在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燃起，即使以后苏联也卷了进去，涂上了民主和法西斯斗争的色彩，难道这就改变了英美法等国的社会性质了吗？斯大林答记者问曾引此作为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例证。我们不相信“和平共处”的神话，这一战争联盟只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错综复杂，引进了“外部敌人”来参预其内部斗争（它们也自知这是服了一帖苦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分崩离析，无法以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来对付“社会主义”世界了，无他，这也只是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的没落。历史再翻下去，二次大战才结束，冷战就开始了，似乎普遍认为第三次大战等不了十年。东欧和东方脱离了资本主义，殖民地也纷纷独立了，资本主义的市场进一步缩小，令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旧帝国方面，德国被肢解，英法沦为二等国，虽然美国在大战中发了横财，空前强大起来，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大部成为废墟，乞求马歇尔计划的救济。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那里能表明资本主义还有旺盛的生产力待发挥，给人以充分的信心和希望呢？有的只是衰落、动荡，一片绝望景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能以今日的发展而无视上半个世纪的那些风雨飘摇的悲惨景象。如果恩格斯在1895年承认犯过“错误”，那么，从巴黎公社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资本主义确是取得了相对上的稳定，但是本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的稳定表现在那里呢？从1914年到1945年的三十一年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恐慌，这已足够说明资本主义已无法生存下去的明证了，如果认为资本主义遠未发挥完其生产力，那怎样解释纳粹的登台（“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应是更有充分能力发挥其生产力，便更不该发生世界大战和因而触发十月革命了。

　　斯大林主义是世界革命低潮的产物，不能仅视为官僚化，更不是某个人的品质问题，然而这次低潮所出现的形势和上一个世纪不同，并没有伴随而来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是衰落，是停滞，一片危机，这也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定条件。如果资本主义当时仍未发挥完其全部生产力，那么，十月革命即使触发了，也难得到胜利，更不能在孤立的处境中持久（且不论其“蜕化”），而革命的失败，只会如十九世纪多次革命的同一命运──退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历史便会把十月记载为第二个巴黎公社而不会出现什么斯大林主义这个怪物。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已处于四面楚歌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所以爆发了世界大战），它无力吸引十月以后的苏联退回到危机重重的旧轨道上去，而没有胜利的世界革命，苏联又无法推进到胜利的社会主义，于是这个社会形态便必须在这两种已知的社会制度之外步履蹒跚地为自己走出一条未知的道路来，这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一个阶段，然而却是历史的制约。这不是那个领导者的远见或近视所制订出来，更不是某个人的“创造”或“失误”，这就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来由（不论当时提出者的用心企图何在，而客观历史的后果已远远越出这点，而把原意图抛在“无足轻重”的角落了）。不要附和现代“改革派”的论调，以为斯大林主义就等于，停滞”，要看到在一开始，它的生产力发展还是相当快的，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尽管所采用的手段是该受谴责的）。我们不相信“官方”的宣传，但也不能全然无视现实，否则便不能解释它竟然能战胜纳粹，而在二次大战后把统治圈扩展到东欧。这一切只能证明一个事实，便是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一直在没落下去，它无力和斯大林主义争夺而逐步让出了它的统治区。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和壮大，正从反面证实了资本主义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一直处在每况愈下的困境。如果这还不够清晰，我们还可另找一个反证来证实。当资本主义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奇迹般突然获得活力重新飞速发展时，这时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内部便出现了“改革派”，高潮出现在八十年代末东欧的多米诺反应。为什么五十年代的匈牙利、六十年代的捷克不能形成八十年代那样迅雷烈风般的多米诺反应而仍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旧轨道上去呢？看来也只能从当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恢复和强大到可以影响斯大林主义的变革这一点去解释。不应忽略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斯大林主义和世界革命此长彼消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低潮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事实而尚未看到革命到来时应出现的结论。但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此长彼消的关系却已被半个世纪的事实所揭示了。历史是无情的，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停滞（即是说，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已约束、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必将被另一种已存在的或在形成的那种能更高、更快地发展其生产力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对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和成长，可以概括为：（1)如果十月革命迸一步触发了胜利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尽管道路有曲折，有困难，但不会出现斯大林主义；(2）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及时爆发并取得胜利，孤立的苏联是不能在一国内存在下去。又如果革命低潮使资本主义又获得新的稳定和发展，那么，十月革命将成为第二个巴黎公社，苏联将退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出现斯大林主义；（3）只有在世界革命没有爆发，而资本主义也已衰落，不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唯一社会经济形态，那么，苏联既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进入社会主义，也无法后退到生产力已不能再发展的衰落的资本主义，于是只有“蜕化”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时必须通过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自然不会预见到，列宁可能也未估计到，因为他们都是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联在一起的，即使他们会估计到革命可能遇到失败，但跟着来的将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不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而是另一种奇特的社会形态：斯大林主义。革命的低潮却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复兴，似乎出于意外。历史的发展，总是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要丰富多样，正如一个高度文明，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并拥有最强大的工人政党的德意志民族竟然会俯首甘受纳粹野蛮主义的统治，事前也会令人不可思议。世界大战留下的遍体疮痍，加上市场缩小了六分之一，以至资本主义无法在短期内复苏，而迅即累积的矛盾已促使经济大恐慌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来到，这倒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斯大林主义在初出现时也曾发展了生产力，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并在二次大战后显得相当壮大，变成资本主义的强劲对手，它能否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呢？社会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好在历史现已作出了答复。斯大林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将其固有的矛盾暴露出来，而资本主义在它的帮助下（在它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助下）开始“复活”，于是八十年代末戏剧性的转变便发生了。尽管有些国家的“改革派”不愿急转变，企图维护部分旧“传统”，这种“新”斯大林主义能支持多久？它们主观上不愿转向传统的资本主义，但从已发生的变化看，还是日益向资主义靠近。旧斯大林主义已无法复活，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似乎在消失，而且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断在进行调整改变，有可能“新”斯大林主义将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斯大林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只能成为一个历史插曲而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但也不能因此而轻视了它的“历史作用”。它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起的制动机的作用，反过来又对资本主义的复兴提供了“苟延残喘”所必需的时间：从而使革命长期处于低潮，这一切都严重形响了历史进程。

　　过去有一种看法，以为斯大林主义只要经过一次“政治革命”便可把航道拨向社会主义。现实的历史却揭示了：推翻了斯大林主义，随之而来的只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过去的想法认为斯大林主义仍保有“十月遗产”，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等等。但是当工农群众已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后，所有权和管理权不可避免地出现分离，形式上的所有权比之实际掌握的管理已退居于次位，尤其在丧失了民主时，形式上的所有权只成为一个象征，于是“公仆”骑在“主人”头上，“人民的儿子”成了“为民父母”。有人认不清“集体占有”的本质，只知道向来的占有形式总是个人占有，于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制存有各种幻想，其实这种‘集体占有”，古已有之，宗教就是这样。天主教会占有大片土地，是名符其实的大地主。不能认为主教神甫等不结婚，没有子嗣，也没有占有他“个人私有”的土地而不是“占有者”；也不能认为教会内每个神职人员都是上帝的儿子，彼此像兄弟般的平等，而看不到教皇和大主教等所具有的特殊的不容违抗的权力，难道这片土地竟是无主的“上帝的土地”吗？另方面，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方式发展到股份公司时，形式上所有权大量分散，每个劳动者都可“入股”。资本家有意识地这样做，难道这就使资本主义改变成“人民资本主义”吗？真正掌握实权的，自然不是那些持有一股两股的小股东，在这种股权大量分散的情况下，不需要持有半数的股份已可决定企业的命运了。托拉斯、控股公司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组织。还可注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初期小业主手里，所能运用的只是他个人自有的少量资金，经管规模是很小的，后来的资本家主要不是依靠自己仅有的一些资本，而是通过现代化的银行信贷取得支配不属于他自己的大量资金，这里明显出现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管理权）的分离，这恰恰是现代生产方式的特征。经济方面的特征必然反映在政治控制上，过去的主要由所有权决定管理权使用权的统治形式已起了变化。封建皇朝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总统、元首，就不必是该国的首富。而在“集体占有”的形式下，各级统治者所拥有的管理权和他个人在名义上所占有的所有权更是远远不成比例，在群众没有最低限度的民主时，管理权就是一切，名义上的所有权事实上已化为乌有。我们应当领悟这个“真理”：人人有份实即人人无份，只有实际掌握使用权的才真正有份。凡是以阶级的名义，以民族的名义，为了长远利益等等借口下，个人的名义上所有权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世界经济向着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转向凌驾于所有权之上的总趋势下，工农群众又丧失了民主，苏维埃和公有制的财产所有已变成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事物，谈不上什么“十月遗产”了。如果一方面认为群众在受奴役，另方面又承认仍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互不适应，怎么能出现这样荒唐的社会形态并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呢？当斯大林主义官僚改变了苏联的前进道路时，一切十月遗产，也都随着起变化，国有化已成为适应斯大林主义发展的经济形式，不再是什么“十月遗产”了（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进行过部分国有化，而恩格斯于1878年已嘲笑过俾斯麦的国有化了）。所以在推论上，推翻斯大林主义后有可能出现第二个十月，而事实上却只是转向传统的资本主义，国有化和苏维埃已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了。斯大林主义堵塞了世界革命的道路，下一次革命可能还是要按已知的演进道路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斯大林主义没有直接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个恶劣后果，不是轻易可以消失的。把弄脏了的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的事是可能的，何况水已被污脏得看不清内容，而婴儿已被窒息得不能大声嘶喊，让人们发觉他的存在了！

　　你抄示的一段唯物史观经典公式是值得反复思索的（指友人来信所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可是你曾否留意，马克思接下去又说些什么……“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的前后两段话，是彼此相互补充，前后呼应，不可偏废。什么是一个社会形态的全部生产力已发挥出来的标志呢？如果不读马克思的后一段话，那么，灭亡了，便是生产力已发挥完了；尚未灭亡，便是生产力还未发挥尽。这是以既成的事实作为说明，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在事前缺乏科学的预见以判定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在走向灭亡还是尚能继续生存。具体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比抽象的概念还复杂而多样化，受各种条件制约，甚至还受到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同一种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不相等的。马克思主义所说古代社会是以古希腊罗马作为生产力发挥到最高水平的典型，但是，同样是古代社会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尽管也各有其灿烂的一面，却没有达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水平已灭亡了。是否认为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全部生产力已发挥出来了呢？至于像美洲的印地安文化、马雅文化更是处在较低的水平就灭亡了，能否认为它们己灭亡而证实它们的生产力已发挥完了呢？毕竟一个社会形态所能容的生产力能否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志？反过来说，绵亘了几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每个旧王朝的颠覆带来了大破坏，大动荡，而新王朝的建立，初期休养生息，算是恢复了一些生产力，跟着又酝酿了新的动乱，周而复始。能否认为，直至鸦片战争前，处在这个恶性循环的社会形态还未发挥完其生产力，所以仍未灭亡呢？如欧洲当时还没有步入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可能还会延续半世纪或一世纪而继续发挥其未灭亡前的生产力呢？社会发展中交替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个“合力”往往影响社会发展的原有轨迹。正如人类按正常的生长，可以活到百多岁，无穷无尽的意外事故，以及疾病等，使人不得终其天年，但也有人患上绝症，一般情况下属于无救的了，可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条件下，居然奇迹地活下来了，人们能否因其生存而断定其生命力的顽强而否定了其曾濒临死亡边缘而死里逃生的幸存事实吗？难道社会形态发展中不会出现类似的特殊现象吗？马克思的后一段话，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对社会形态灭亡的标志，“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是说，任务只有在解决任务的条件已具备时才会提出，因之，既已提出了，这个任务也一定可以完成的。当生产力还是在向上发展时，人们对之充满希望、信心，是不会产生改革的要求，而当广大群众对这种社会制度严重不满要求变革时，这不过是反映了现存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罢了，也就是这个社会已不能在原有的生产关系内继续发展其生产力了，这表现在战争，经济不景气，群众的饥寒匮乏等等。如果说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只有马恩两人，也许这是先知者在旷野里的呼唤，但半个世纪后，欧洲的工人政党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而第一次大战后出现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已明确无误地被人类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论这个斗争的艰巨曲折，出现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至今还未完成任务，但从马克思那段名言来理解，这个任务，至少在十月革命时：已成为“人类提出的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了”。也是说，到了十月，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已成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能容纳其生产力的发展了（表现在1929年经济大恐慌，纳粹主义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的冷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像在实验室里排除了各类干扰在最理想的环境中顺利发展，在现实中，生产力每一步的发展，都伴随着各种矛盾的发展。矛盾的集中和尖锐的表现便是革命，不发生革命，每个社会形态似乎都会“与天同寿”，生产力自然也可“无阻止的”发展。当斯大林主义出现后，历史过程起了变化，本来是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成了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工具，世界革命附属于苏联官僚的国家利益，葬送了中国革命和西班牙革命，客观上帮助了资本主义“苟延残喘”。在二次大战后，从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的分赃，到1948年的南斯拉夫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事件，斯大林主义国际政策的丑恶面目已赤裸裸地暴露无遗，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的泄露，更是它对国内政策的一次大曝光。在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下生活的劳动者，不会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的腐朽的罪恶。但至此却忽然感到茫然，失却了前途和希望，害怕推翻了资本主义后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祸害。任何社会形态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都能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以求生存下去，而阻止其按本身利益进行调整的最大障碍便是群众的革命。如果革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爆发而推翻旧制度，那么旧制度必然仍存在下去并获得喘息的时间去调整其结构，也使其生产力在某方面又取得进展。更高的生产力本应在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出现，然而在这种特定条件下，“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历史不是曾出现过这种“奇特”的证明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形势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幽灵到处在叩敲着资本主义的大门，资本主义的命运岌岌可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形势是：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四分之一世纪前提出的问题变成了“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这时斯大林主义本身的内在矛盾由于统治区的扩大而充分暴露了（人们过去对斯大林主义的性质还认识不清，以为它在孤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将在其统治扩展到国外而得到克服，而事实恰恰相反，使人们更易认清了它的本质）。另方面资本主义却充分利用了这个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机，调整了其结构，尽管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这个基本矛盾仍存在（这个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可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已由于国家的干预和各资本集团间的协调而多少得到改善，本来应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的如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所引起的石油危机和近年股票市场大风暴，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空前的恐慌，但结果还是有惊无险，平安度过，没有招致像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恐慌。资本主义从垂死阶段获救的特殊条件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充分的解答。然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并不能抹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没落，要充分考虑资本主义在这大半个世纪来所走过的全过程和斯大林主义出现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形响。

　　上述的有关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变更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却又说斯大林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需的历史阶段（毋宁说，斯大林主义不能直接通向社会主义），是否认为社会的发展进程充满了偶然性呢？从斯大林主义的产生来说，它具有一定的根据，有它的必然性，这是包括了无数的偶然性事件，甚至个人的性格也会形成它的奇特的面貌，卡普兰的那颗子弹，列宁的几次中风，都成了它产生的依据，“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说它的必然性，就是从它存在后加以解释它产生的依据而已。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特别从资本主义演进到社会主义来说，革命胜利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退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可以认为革命需要多次较量才能最后获胜，但不存在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说它非必然性，便是说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或是失败，或是胜利，决不会再出现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否则，怎样判定斯大林主义──它是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形态呢？还是与资本主义并存互争雄长的一个社会形态呢？又如何理解八十年代末的戏剧性变化呢？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插曲来看，那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便不足为怪了。资本主义从垂死得到“复活”，必须联系斯大林主义的全过程来理解。在斯大林主义消逝后，社会发展又回复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上来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不说人类已生存了一百万年，就说从古代文明迄今的几千年中，河道偶然出现弯曲倒流，出现几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停滞，在整条长河中，也不意外。我们不能要求历史的进程如同火车时刻表那样准确无误啊！

　　如果从今日资本主义仍在发展而忽视斯大林主义对这所起的作用，那么，十月革命便是不成熟的“早产”，而斯大林主义则是历史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了。即斯大林主义是十月的必然产物，正如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想象的理性王国，实际上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十月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却成了现实中的斯大林主义！如果历史确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承认这辛酸的事实，但是这大半个世纪来的历史进展还不尽如此，有不少值得研讨思索的论题，因此还不宜对过去作出匆促的判断。

　　第二次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其特征比过去又有了很多改变。例如过去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已不能再发展，科技发明被资本家锁入保险柜而不投入生产，但现在不但新科技转入生产的周期缩短了，而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向外销售商品、设备、还出售了先进技术。过去又认为殖民地对帝国主义是生死攸关，世界大战就是为了争夺殖民地，二次大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而宗主国却并不因而崩溃反而和原殖民地保持了密切的合作（正确地说，加深了剥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各资本集团间的协调，跨国公司的庞大组织，都和过去古典的自由竞争时代大相径庭。连工人阶级的组成也起了变化，过去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流入工业，工业是剩余价值的主要生产部门，现在越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者队伍在缩小，服务业的劳动者却不断增加，并已远超过工业生产者。过去大生产的分工，把工人的劳动变成简单的机械操作，而现在则简单的劳动已由自动生产线等所取代，而高精尖工业中所需要的劳动者已是高度的熟练劳动并具有相当专门的科技知识，这些人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人而是高级技术人员了。他们的物质收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与一般劳动者有很大差距而接近于企业家阶层，然而他们却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与此有关的一切新问题。不但为了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也是为了探索未来革命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1990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