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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计划经济

谢山

(1994年10月24日)



  这几天我又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布哈林《共产主义ABC》的第一部分。有些经典著作是要反复读的,即使熟稔的,有时也会发现新的领会。布哈林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镇压敌人的工具,而且是经济变革的杠杆……..如果是个别人或者即使是个别集团来干这件事情,那么,在最好的情下也只会是瓜分,而在坏的情况下简直就会变成掠夺”。(P.71)布哈林在另一处谈到生产资料公有制时说:“也可以设想生产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组织的,少数资本家占有一切,然而是共同占有的……..这里有生产数据的公有制,但这只是一个阶级即剥削阶级的公有制。”(P.60)他在写这两段文字时,是从理论推演出来的。如果他真的看到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又会怎样呢?他看不到了,他过早地死了。虽然在他那一代中,他还是年轻的。但是就算他看到了,一切都是为时太晚了。

  布哈林在一段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说:“然而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和其它妥协分子竟然鼓吹说,这种苦役般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说,既然一切都是国家的,那就意味着是社会主义了。他们没有看到,这里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凶恶的死敌和刽子手的。”(P.113)“工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强盗国家的白人奴隶。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他们被动员起来和军国主义化了……..”  自由的“雇佣工人变成了农奴,他们注定要在战场上不是为自己的事业,而是为敌人的事业去送死;命定要拼命地工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同伴,更不是为了孩子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压迫者。”(P.114)我们今日读这段文字,会感到分外的亲切。

  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同样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主义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的。我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而言,而在私营企业内部来说,每个工厂都有它严密的计划。而当资本集中出现卡特尔或托辣斯时,工厂内部的计划性更强了。到了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控制了生产和流通各个过程,计划无疑是更趋严密,无所不包了。这不只是理论的推测,这些特征在战时经济便可充分体会得到。现在一些鼓吹市场经济的“专家”,一方面大喊市场是没有姓社姓资之分(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对过去的所谓“计划经济”大肆挞伐,似乎一切罪恶都来自“计划经济”。单是“计划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过去何曾有过计划经济?几十年来,只是以行政手段推行长官意志的命令而已。计划,顾名思义,应该是考虑人民和社会的需要,根据现有的资源、技术、劳动力、资金等条件安排生产。且必须根据生产中的存在问题,可能出现的困难,预先设法安排弥补,使计划成为一个科学的妥实可行的方案。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往往主要只是规定几个指标,几个增长的百分率。既不考虑实际需要,更不研究存在问题和这个指标是否可以实现,只看上级脸色办事。这些计划,据说也经过“反复详尽讨论”,无非是附和上级的“英明远见”。于是到具体执行时问题一大堆,原材料的供应、运输、能源、设备、技术力量、甚至有时连资金也未安排好。那怎么办?还是要坚决执行,明知是悬崖,也要跳下去。这样的计划,比无计划更糟。没有计划,各基层单位还可按具体情况走出一条生路。而现在已订死了一个无法实现的计划,等于缚住手脚去参加竞赛,不亦难乎!社会主义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大众的要求,方法是广泛发动人民,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这一切,首先是要人们切身感受到这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名义上宣传。单是高喊口号,表示决心,大话连篇,是办不成实事的。这也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现下滑的原因。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更落后,不但比发达国家落后,甚至比过去是殖民地和专制政权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望尘莫及,不亦悲乎。

  更令人惊讶的,这些“计划”并不是主要为了经济发展,而首先要服从“政治需要”。于是卫星哪一日上天,某项大工程哪一日竣工,都要配合某种政治宣传。为了这一需要,甚么虚假手法都搞得出来,以至不惜任何代价。更有甚者,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意志,盲目生产不合需要的产品,宣传生产大跃进。而实际的供应,也以高速度扩大,这比之虚报浮夸更坏。因为虚报浮夸损害的是政策,而不是具体的物质,盲目生产却造成生产力的大量浪费和破坏。其它领域,也可按此类推,包括人才的浪费。资本家的唯一原则:甚么都干,就是亏本生意不干。现在一切为了政治,亏本再大的生意也要干。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浪费已是触目惊心,但这种盲目的“计划”在编订时已隐藏了不可避免的“浪费”。有“计划”的浪费比无计划的浪费更为严重得难以想象。于是就出现文革结束时,全国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继承人便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已被人糟蹋够了,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也难免被泼了一身污水,面目全非。子曰:“予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