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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计划经济
谢山
（1994年10月24日）
这几天我又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布哈林《共产主义ＡＢＣ》的第一部分。有些经典著作是要反复读的，即使熟稔的，有时也会发现新的领会。布哈林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镇压敌人的工具，而且是经济变革的杠杆……..如果是个别人或者即使是个别集团来干这件事情，那么，在最好的情下也只会是瓜分，而在坏的情况下简直就会变成掠夺”。（Ｐ.71）布哈林在另一处谈到生产资料公有制时说：“也可以设想生产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组织的，少数资本家占有一切，然而是共同占有的……这里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这只是一个阶级即剥削阶级的公有制。”（Ｐ.60）他在写这两段文字时，是从理论推演出来的。如果他真的看到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又会怎样呢？他看不到了，他过早地死了。虽然在他那一代中，他还是年轻的。但是就算他看到了，一切都是为时太晚了。
布哈林在一段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时说：“然而德国的谢德曼分子和其它妥协分子竟然鼓吹说，这种苦役般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说，既然一切都是国家的，那就意味着是社会主义了。他们没有看到，这里的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凶恶的死敌和刽子手的。”（P.113）“工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强盗国家的白人奴隶。他们没有罢工的权利，他们被动员起来和军国主义化了……..” 自由的“雇佣工人变成了农奴，他们注定要在战场上不是为自己的事业，而是为敌人的事业去送死；命定要拼命地工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同伴，更不是为了孩子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压迫者。”（Ｐ.114）我们今日读这段文字，会感到分外的亲切。
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同样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主义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的。我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而言，而在私营企业内部来说，每个工厂都有它严密的计划。而当资本集中出现卡特尔或托辣斯时，工厂内部的计划性更强了。到了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控制了生产和流通各个过程，计划无疑是更趋严密，无所不包了。这不只是理论的推测，这些特征在战时经济便可充分体会得到。现在一些鼓吹市场经济的“专家”，一方面大喊市场是没有姓社姓资之分（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对过去的所谓“计划经济”大肆挞伐，似乎一切罪恶都来自“计划经济”。单是“计划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过去何曾有过计划经济？几十年来，只是以行政手段推行长官意志的命令而已。计划，顾名思义，应该是考虑人民和社会的需要，根据现有的资源、技术、劳动力、资金等条件安排生产。且必须根据生产中的存在问题，可能出现的困难，预先设法安排弥补，使计划成为一个科学的妥实可行的方案。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往往主要只是规定几个指标，几个增长的百分率。既不考虑实际需要，更不研究存在问题和这个指标是否可以实现，只看上级脸色办事。这些计划，据说也经过“反复详尽讨论”，无非是附和上级的“英明远见”。于是到具体执行时问题一大堆，原材料的供应、运输、能源、设备、技术力量、甚至有时连资金也未安排好。那怎么办？还是要坚决执行，明知是悬崖，也要跳下去。这样的计划，比无计划更糟。没有计划，各基层单位还可按具体情况走出一条生路。而现在已订死了一个无法实现的计划，等于缚住手脚去参加竞赛，不亦难乎！社会主义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大众的要求，方法是广泛发动人民，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这一切，首先是要人们切身感受到这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名义上宣传。单是高喊口号，表示决心，大话连篇，是办不成实事的。这也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现下滑的原因。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更落后，不但比发达国家落后，甚至比过去是殖民地和专制政权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望尘莫及，不亦悲乎。
更令人惊讶的，这些“计划”并不是主要为了经济发展，而首先要服从“政治需要”。于是卫星哪一日上天，某项大工程哪一日竣工，都要配合某种政治宣传。为了这一需要，甚么虚假手法都搞得出来，以至不惜任何代价。更有甚者，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意志，盲目生产不合需要的产品，宣传生产大跃进。而实际的供应，也以高速度扩大，这比之虚报浮夸更坏。因为虚报浮夸损害的是政策，而不是具体的物质，盲目生产却造成生产力的大量浪费和破坏。其它领域，也可按此类推，包括人才的浪费。资本家的唯一原则：甚么都干，就是亏本生意不干。现在一切为了政治，亏本再大的生意也要干。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浪费已是触目惊心，但这种盲目的“计划”在编订时已隐藏了不可避免的“浪费”。有“计划”的浪费比无计划的浪费更为严重得难以想象。于是就出现文革结束时，全国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继承人便不得不改弦更张了。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已被人糟蹋够了，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也难免被泼了一身污水，面目全非。子曰：“予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