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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虚构的

谢山



  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劣,在五六十年代是不明显的。斯大林主义各国经济基础薄弱,落后于资本主义先进国,这是双方都心知的。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恢复期,而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增长率高于资本主义,必抱有很大信心,认为不久即可迎头赶上。那时苏联的科技发展也有惊人之处,如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是苏联的,此时美国也在试制,却遭失败。又如朝鲜战争打了几年,终于在1953年停战,越南的抗法斗争也以1954年奠边府的胜利而结束。那时资本主义的力量不过尔尔。二次大战后,原有殖民地纷纷独立,这又是帝国主义趋向崩溃的一个标志。所以在1956年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可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六十年代初,中国经过三年灾祸,推出“三自一包”,实际上只是要退回“新民主主义”时期,仍是在斯大林主义原来的轨道上运行。当时还不会认识到斯大林主义的弊端,最“清醒”的人也只会认为自己有所失误,如农业合作化太冒进,发展过快,更不应匆忙成立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比例失调,搞得各方面都很紧张等。要纠正这些,仍是在原来的体制中修改。实际上,从八大以后的二十年中,都是突出“政治挂帅”,从来不把搞好经济放在首位,所以也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年年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是使经济倒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切在所不惜。那时谁提出要搞好生产便被批为“生产观点”,“唯生产力论”。个别人在思想上对资本主义有‘非传统”的观点,当然是可能的,但决不可能成为一条路线,有纲领,有组织(而无纲领,无组织,又不可能成为“路线”了)。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也不存在产生这种路线的条件。生活在这种制度以外的人会惊讶这样斗来斗去,生产搞不好,那怎么办?这些人不了解:在这种制度下,政权是最重要的,加上搞运动的人又自以为真理在握,夺取了权力,便可按照他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一日千里,暂时有些破坏,怕什么!如未取得权力,则搞好生产,恰恰成为“资敌”之用。弄清楚这点,那就不奇怪斗争的不断和残酷了。我说中共路线斗争溯源于八大,主要是指联共二十大后,东欧各国纷纷撤换第一书记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阴影。尽管中国未被波及,但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悬在头上。所以毛泽东为此推出了不少的“社会主义”措施,大力批判“反冒进”,“小脚女人”,以保持其权威。“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也是在这种指导下出笼的。这和毛过去的调查研究,试点后逐步铺开的稳健方针相悖。一旦经济稍有复苏,便又祭起“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 “阶级斗争”那个混元金斗了。越是措施遭到失败,便越是要推出更激进,更令人意外的措施,直至文革。那是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也就是党也毁了,这完全在毛意料之中,毛就认为党已姓刘了,所以要大乱。此时他的主要支柱是军队。当王力等一批胡涂虫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时,他敏感到这将摧毁他的权力基础,便一下就把小爬虫抓了起来。这里很难谈得上什么理论、路线等的斗争,纯粹是斯大林主义下的权力斗争(不是一般的权力斗争)。不妨这样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虚构的,无论从客观条件,主观思想上都不可能出现。正如从内战时期开始的富田事变以来的历次运动中的抓反革命一样,几乎类似搜神记。如果有那么多反革命,而且窃居内部高职,政权还能保持下来?除非那些反革命都是“白痴”。比较近乎事实的说法,则走资本主义道路应从八十年代开始,那时国内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苏联也不景气,和资本主义世界差距越来越大,内部外部的转变条件也已出现了。如果以为邓小平开始就预定“设计”如今的一张蓝图,看来也不像,似乎“摸着石头过河”,较为真实。初时还希望在原来的体制内修修补补,如农业承包责任制,至多是退回新民主主义时期,当进一步城市改革时,遇到的困难就多了,退回去已不可能,只有硬着头皮逐步解决。这是个体系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显然是不行了。目前的步骤与十五年前开始改革时已完全异趣,形势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最初的设想。


199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