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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双山回忆录》（致郑老的信）
谢山
（1994年12月25日）
郑老：
对于《待访录》（编者按：是指郑超麟的《回龙坞待访录》，是郑大约1960-70年代在狱中撰写的阐述「干部主义」的理论著作。手稿，未正式出版。）的内容，我是理解的。1950年和王老（王凡西）在一起，他的意见我也清楚。我认为他当时的意见和《待访录》相接近，都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国有资产恰恰是它的经济基础，官僚集产主义中的「官僚」即是《待访录》中的干部阶级。这个观点伴着我四十多年没有改变，也正是这种认识使我度过了那个艰苦年代而不至精神崩溃。以后近四十年的切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又加深了对这个观点的，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现实上的理解。1988年回上海，闻悉王老不久已改变了观点，颇为惊讶，苦于未见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近日又检出《双山回忆录》，细读「在寂寞中思考」一章。他认为过去的看法（指1949年以前）有些片面和提出新的理解，这部份是很有益的。他说：「这个新立场(按指官僚集产主义)对苏联和斯大林党的许多现象提供了不少解释上的便利。」但他接着说：「但是若应用之于政治实践，却显得颇不相宜。」因而他认为最站得稳的还是旧立场。（以上见该书第333页）我对这点很不理解，「政治实践」的具体内容是甚么？看下去，他对三十年代的审判案和德苏协定都有很严厉的抨斥，不过他又认为忽视或低估了斯大林党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苏联在二次大战后反而巩固了国有财产制，并在东欧和东方都建成类似苏联的制度，（见同书第346页）我认为只要承认它是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它就是既反社会主义，也反资本主义了。「反资本主义」不一定就是进步，封建社会也力图摧毁资本主义呢！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后出路在那里！国有财产制是干部阶级（官僚）的经济基础，干部（官僚）要巩固其统治，便只有加强巩固国有财产制（集产制）而不是削弱它，除非是遇到危机不得不退让作出妥协时。这个现象即使用「官僚集产主义」也是很易解释的。是否因老托（托洛茨基）至死都认为国有财产是十月革命的「遗产」必须保卫，甚至不惜因此而和以前的亲密战友们分手？老托在当时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不但他曾领导革命并缔造了新的国有财产制，而且在那时似乎还没设想有甚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制，因此将国有财产制「神圣化」了。但是回想一下，1927年前，左派反对派尽管已被开除出党，却仍自认为党内一派。力图改造党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1933年后便放弃了这一努力而成为独立党了。既然联共党已不可药救了，那么在它领导下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组织，难道不会随而变质吗？一个反对无产阶级的党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国有财产制「和平共处」吗？传统的看法以为国有制将蜕化为私有制，结果并不如此而发展得更为巩固。难道这不正是从反面证明：国有财产制不但不妨碍官僚的统治，反而成为它的统治基础了。丧失了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仍存在着，国有财产制仍存在着，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产物，然而这些真是它的「遗产」吗？我们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一切神话都已看穿了。想想群众是怎样看待国有财产制的──「大家拿」！我在7月17日谈《双山回忆录》时说：「我认为只有生活在特定环境里，才会从切身感受中产生最明确的认识」。（我在读李锐书后写了四绝句，以后又加了一首：「切身苦楚自家知，不待千秋论定时。遍地哀鸿啼血泪，有人掩闼下重帷。」末两句是指在高位的，但推而广之，不愿深入了解实际的，皆可作如是观。）我对王老是尊重的，在1950年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至今时时怀念他。但是我对他改变观点很不理解。不过此书是1957年写的，距今已三十七年，这几十年中，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内部矛盾充分展开的一个时代，各人都会引起不同的思想变化。我只是写出自已的看法，无意与人争论。现在需要的是：思考，思考，再思考！
1994年12月25日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