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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重良:
  你若仔细观察五卅以来各阶级的态度,当不至有这些疑问[1]。五卅运动若认为是全民族的解放运动,我们应当说资产阶级的捐款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工人的恩惠,他们纵然出了钱,没有理由禁止工人向他们提出改良自身生活的要求。然而就事实说呢!他们出钱便已经太不能令人满意了!他们怕牺牲所以第一步不肯坚持罢市,第二步又不许华厂工人有停工的爱国表示,第三步更千方百计逼日厂工人上工,以减少工人救济费用。全国资产阶级不能救济二十万爱国的工人,甚至于不能救济数万英厂工人,还有甚么脸面要求工人对他们停止阶级斗争呢?对于阶级斗争我们只应问工人的要求是否正当,工人决没有因为爱国,因为希望资产阶级靠不住的救济费,而舍弃要求改良生活的正当权利之理,有人心的人亦决不肯帮资产阶级拿爱国的大帽子使工人饿死不敢开腔,我想这是公理人道所关,不仅系一党一派之主张而已。至于你虑得罪资产阶级,将来资产阶级不捐助罢工者,你不知这次资产阶级所以比较尚肯捐助,本只是为他们自身利益的缘故,若罢工于资产阶级有利,你便得罪了他们,他们亦要捐助,否则纵不得罪他们亦无人肯捐助。五卅运动起时,正上海商人苦于印刷附律[2]、码头捐[3]等案而无力反抗,所以六月一日他们利用时机宣告罢市,然而罢市时各种表示,只提印刷附律、码头捐等案,决不提日人凶杀顾正红一语,他们想借工人罢工以要挟外人,争取会审公堂与工部局加增华董,他们帮助罢工,何曾有一点为国家之诚意,不过完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盘而已。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曾因修改条件大受民众叱责;照你的想法,他们一定不肯帮助罢工了,然而他们为要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仍旧降尊与工人、学生相周旋。及十一国商会协商略有成议了,总工会的局面亦一天天危险了,于是有流氓捣毁、官厅封闭,商界中人袖手旁观,正遂他们借刀杀人之私意。资产阶级做事,只问于自己利益有何关系,他一方挟无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争自己的利益,一方挟帝国主义以制无产阶级使不敢摇动自己的权利;此在无产阶级善于应付则可以合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苟不善应付,纵拚命牺牲自己利益,在资产阶级得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时,仍旧不会与无产阶级合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


代 英

载《中国青年》第103期





[1] 《中国青年》读者重良的疑问是:“我觉得当对外战争时,国内各阶级似应联络一致。……若照贵党的主张,对外与对内的阶级斗争,不妨同时进行,设当对外正急紧时,资产阶级以挟嫌故实行其不拔一毛主义,无论劝捐者如何勉励,他宁肯得不爱国之名,决不捐一钱给罢工者,试问当此情状,仍是继续对外战争呢?还是停止对外先清内奸呢?”重良来信刊于《中国青年》103期。

[2] 印刷附律规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否则,得处以三百元以下之罚金,或三个月以下之监禁。

[3] 码头捐系于一八九八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呈请领事团向上海道商定,照货值抽千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四月工部局改为按该货关税(当时关税为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即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点五,比原数增加百分之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