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记尹宽（1983年5月24日）

记尹宽

郑超麟
（王凡西校）

一．小引
 二．自明团
 三．工学世界社
 四．少年共产党
 五．王辩
 六．左派反对派

　　尹宽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小引

　　我的革命朋友中，认识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数尹宽。尹宽可以说是第一个引导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国，十二月中旬便进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的。这个中学第一次收中国学生，特辟一个法文补习班，特请一个教师来教我们。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学生，陈炯明派来的，每年有本县公款三百元补助的半官费生。约二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又送来几十个学生，另开一个法文补习班。这一班学生中就有尹宽。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辑中，我找不到尹宽的踪迹。并非每个勤工俭学生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踪迹。但凭我以上的记忆，即他一九二○年二月间到圣日耳曼中学来这件事实，我可以借助于这本书推断他是乘安德烈朋号轮来法国的。此轮，在上海载去学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载去四十多人，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马赛，与勒苏士号载去的学生从伦敦转来法国的人差不多同时到达巴黎。所以圣日耳曼中学新开的法文补习班中既有尹宽，又有汪颂鲁，熊志南及其它几个乘勒苏士号来的贵州学生。安德烈朋号乘客，上述书中没有全部名单，只有江苏、浙江、河南三省学生名单，故找不到尹宽姓名。我从别处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畅以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也是乘此轮来法国的。由此可以想见，尹宽在轮船上就已认识了蔡和森。

　　在圣日耳曼中学里，福建班学生和外省班学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语言隔阂。福建学生每人能说普通话，但一般都说不好，少数人说得好的，究竟不如说方言畅快。语言不便使福建学生同外省学生发生隔阂，在福建学生中也发生了漳州话和客家话之间的隔阂，因此又发生地域隔阂。旧漳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漳州话，旧汀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客家话。两府学生时常争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还请张继来学生中间做调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开始，我也难免有地方主义，但受了教育后很快就从地方主义发展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国一家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异，福建学生是落后的。福建学生也经过了五四运动，但汀漳二府的五四运动简单是抵制日货的运动，而不是新文化运动。外省学生大多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那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例如尹宽就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他们说来，抵制日货和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他们一面组织学生出去检查日货，同以当地商会为组织的资本家阶级面对面斗争，一面手不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出版的杂志。他们互相争论「文言和白话」、「三纲五常」和「赛先生德先生」，甚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汀漳二府的学生不知道这些问题，即使知道一点对之也没有兴趣。他们爱说的是如何发财，如何物质享乐，如何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他们向往的是南洋群岛，是华侨生活，充其量也是资本主义。他们动不动就开口相骂，甚至挥拳相打。他们对于外省学生含有敌意，称之为「外江人」。外省学生很快就感觉到这些福建人「野蛮」。有个湖南人明白说出这个感想，于是一部分福建人就准备去「问罪」，即是要打这个湖南学生，结果没有打起来。

　　我在这一批同乡中没有谈话的对象。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话，他们不感兴趣。有时与外省人交话几句我倒发现有许多同感兴趣的问题可谈。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书看。福建学生的行箧中没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杂志，没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这也是福建学生落后的证据。反之，外省学生则有很多这类的书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轮船上向一个外省学生借来的。确切点说是一个福建学生向外省学生借来看，看不下去，然后我拿起来看。这本《新青年》登载了一个叫做陈独秀的人写的一篇非圣无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二句话来反对孔子。（按：这篇文章题为《宪法与孔庄》，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当日，我写日记时长篇大论大骂陈独秀。可是从此我有了瘾，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它的新文化杂志来看，外省学生来到圣日耳曼中学后我就向他们借这类书刊来看。我早已不骂陈独秀了。

自明团

　　外省学生中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并不骂福建学生野蛮，而是像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蛮人。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这个爱借新书看的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贵州学生汪颂鲁特别喜欢帮助我向别人借书，喜欢同我谈话、讨论问题。他在我背后替我宣传，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谈话。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说的话绝对化了，好像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同外省学生有思想上的接触。另有一个或二个福建学生也有些接触，不过性质上多少有点不同。他们是为了「交朋友」，我则是为了求知识。

　　一天汪颂鲁带我到学校内一个偏僻课堂的门口去。课堂内没有人，门是锁着的，门前走廊上站着一个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壳。汪颂鲁作了介绍，说这人名尹宽，我听了不觉暗笑，叫作「尹长」不是更适合些么？这个人未等寒喧，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说。内容，我自然忘记了。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为了不致引起别人惊怪，我们往往到校外圣日耳曼森林内的空地石凳上去谈话。渐渐地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来研究学问。讨论名称时，我建议叫做「自明团」，他们二人立即接受了。

　　为什么叫做「自明团」呢？因为当时《新青年》发表了张崧年一篇文章，介绍以罗曼罗兰为首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张崧年给每个签字的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对于不久之后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巴比塞，除介绍他本人外，还说他组织了一个团，叫做「光明团」。我不知怎样在巴黎一条小街道上寻找到了光明团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订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个小书店，卖革命书刊的。我的法文学得比他们二人好，常常告诉他们以革命书刊的内容。汪颂鲁说：「你这个名称取得好，要向别人说道理，自己先要懂得这道理。」我们的计划是以三人为核心先组织起来，然后争取别人加入的。可是，没有增加一个人，最后连团体本身也无形消灭了。

　　团体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学生全部离开学校，福建学生大部分离开学校，只有少数人没有离开，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团」没有解散。我们决定以通信来联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讨论问题中，我和尹宽二人之间就常有争论。分手以后我们用通信来争论，争论的是宗教问题。当时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对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宽赞成宗教。他赞成的不是某一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类，而是宗教精神。他认为必须有宗教徒那种百折不回、甘愿为信仰而忍受牺牲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便甚么事情也做不成功。他举一个例说，有些勤工俭学生写回家信，信封上要写「大中华民国」，这个「大」字就是宗教精神。可见，他所谓「宗教」，意义是很广泛的。后来争论就演变为理智和感情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主张感情应服从理智，他则相反。我们反复辩难，来往的信都写得很长，双方的信，我都保存下来，连同汪颂鲁的调和的短信。争论自然没有结果，但不记得怎样没有继续下去。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兰，认识了曾琦，谈得颇投机。他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我虽未参加，但拿我和尹宽关于宗教问题的来往信给曾琦看了。曾琦说《少年中国》准备出反对宗教的专号，他要拿这几封信去发表，我征求尹宽同意，尹宽反对，理由是：「不成熟的」。这些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但以后遗失了，不记得何时遗失及怎样遗失的。

　　当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是不成熟的。我们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二○年的《新青年》已经谈社会主义了，但我们没有跟上去。

　　一九二○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终于离开了圣日耳曼中学而住到墨兰来。当时，汪颂鲁住在巴黎，尹宽住在墨兰。巴黎生活费太贵，房租就出不起；墨兰是外省小城市，适合于我的经济条件。

　　法国有二个外省小城，读音相近，都有中学，都收中国学生补习法文。一个叫Melun，一个叫Moulins。二者读音，法国人是容易分别的，但其中第二音节中国人很难分别，前者一般译为墨兰，后者一般译为慕兰，也有其它的译名。墨兰是「塞纳-马恩省与曼因」县（有人译为「省」，其实面积只有中国一县大）的县城。后者是「阿里耶」县的县城。二县都在法国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兰城。在巴黎东南四十公里，塞纳-马恩省河岸上，巴黎至马赛的铁路经过市外，人口不足二万。中学有几十个中国学生补习法文，市内也有不少中国人赁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学习。我是来此自学的。在圣日耳曼，不能过这种生活，因为房租太贵。在墨兰，除租赁人家余屋之外，还可以住小公寓，房间简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宁愿自己烧饭。我不是通过尹宽，而是通过一个在墨兰中学补习法文的中国学生预先租好公寓房间的。这个人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过，我忘记是谁，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尹宽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东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颂鲁也搬到墨兰来。他也租赁人家余屋，虽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节省得多了。

　　我们三人之中谁也不再提「自明团」的事情。我们各人思想都有发展以至于分歧。这时恰好爆发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对中国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进行斗争，同时群众内部也发生分化和斗争。法国各地方，有勤工俭学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镇拉加伦哥隆来。那里有个花园洋房的别墅，坐落在盘特街三十九号，是一位法国有钱的老寡妇赠送给中国侨民的。门前挂「华侨协社」牌子，表明是好几个华侨团体公共使用的，事实上是华法教育会一家独用，它处理有关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我们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屋子三层都作办公室，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一九二一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达后便在那里开会。当时群众已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叫做蒙达尔派，另一个很难用简单的名称概括起来，故称为「另一派」。蒙达尔派提的口号是：生存权和求学权——意思是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保障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即供给勤工俭学生进学校的一切费用。另一派则提出劳动权口号，只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设法让勤工俭学生能进工厂做工。自然还有其它次要的分歧，双方在群众前辩论，而且写成文字，胶印多份散发。辩论发展为谩骂和诬蔑。另一派骂蒙达尔派为「寄生虫」，为逃避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要求上层社会的豢养；他们根本反对蒙达尔派号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伦街中国公使馆请愿，以为请愿是可耻的。蒙达尔派则说另一派受了公使陈箓收买，破坏群众运动。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达尔派的群众来巴黎请愿，大闹公使馆，结果被法国警察冲散了。另一派则不参加这个「二八运动」。我自己当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因为我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半官费生」，因此我一向误记为另一派也参加了「二八运动」。近年看到了李隆郅于这个事件的回忆，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参加这个运动。李隆郅的回忆文章说：「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于这个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个行动，但对中国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表示：（一）坚决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二）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这话是可信的，另一派确实没有参加二八运动，我以为他们也参加了，是出于误记。李隆郅回忆文章中其它部分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冲淡了两派之间激烈的对立和斗争的事实。我虽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记得了这些事实。我的两个朋友恰好分属于两派：尹宽站在蒙达尔派方面，而汪颂鲁站在另一派方面。他们各自向我说本派的好话而丑诋敌派，我由此知道了双方的主张及其遗闻轶事。有时，尹宽和汪颂鲁在我家中见面也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好的，他们各人对我也是好的，但他们中间已经丧失友谊了，见面时候点点头，内心互相鄙视。但也不在我面对说对方的坏话。

　　我置身于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之外，把运动消息当作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也不去判断两派争论谁是谁非。我不想去认识两派中的活动人物，但通过尹宽和汪颂鲁，双方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并不重视我这个人。有一天，李隆郅来墨兰看一个甚么人（不是汪颂鲁），不知怎样到我的小公寓来，推开我的房门，说他叫李隆郅，顺便来认识一下。我知道这个人，正要招待他坐下来谈谈，他不坐，说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来谈，从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见了面。那时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时还在准备考大学，自修法文、数学及其它科学，同时通过《人道报》和《光明》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书刊去关心当前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我试译《光明》杂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东方杂志》，居然发表出来了，并寄来稿费。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六十二年之后我尚未看过这一期《东方杂志》。

　　汪颂鲁约我合译一本法文书，我选定了当时新出的一本《文学入门》，是法兰西学院一位有名的院士爱弥．法格（Emile Faquet）着的。一面译，一面写信给胡适，问他要不要这本译稿。当时胡适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很快收到胡适寄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某个职员用胡适的名义写的）。嘱寄去看看。我们译好便寄去了，从此没有下文。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我的法文知识。也给了我以许多有关世界文学发展的知识，书未出版，领不到稿费，我也不在乎。在翻译的过程中，汪颂鲁把关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单独抄出，寄给《学艺》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个编辑是汪颂鲁的朋友却发表了，译者用汪颂鲁、郑超麟之名。我在甚么刊物的广告上看见目录，但至今也未看到这期杂志，更未得到稿费。奇怪的是我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学入门》（或类此的书名），也是法格着的，但系另一个人翻译的。是否商务印书馆收到我们的译稿后，认为书是好的，但翻译不好（翻译当然不会好，因为我当时只学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个人重翻出版呢？我对于此事如此没有兴趣，以致于懒得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工学世界社

　　尹宽当时就不赞成我做翻译工作，也不赞成我读《光明》杂志。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产党宣言》给我，要我看。他说：「这本书，有学问的人看了，不见得欣赏，工人看了，则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会接受的。」我早知道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会去买来看的。尹宽给我的是一本字体很小，纸张很薄的书，法国共产党人印出来向群众宣传的。我拿到了尹宽介绍的书，自然要看下去，同时知道这是蒙达尔派拿给尹宽看的书，尹宽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也一定是蒙达尔派拿书给他时对他说的话，我看了《共产党宣言》，随后又看了尹宽拿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了这二本法文小册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更多知道「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工厂做过工的人，我仅仅把各派社会主义当作学说，社会主义著作上的话都未能说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种学说中探索我所认为的「真理」，但尹宽以及他背后的蒙达尔派显然已经把「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奉为唯一真理了。

　　尹宽和汪颂鲁确实是二个不同类型的人。一年前，在圣日耳曼中学，我们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后，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思想了，我们都在探索，尹宽受了蒙达尔派的影响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在探索；汪颂鲁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三人思想进程不同，明显是受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所决定的。这里，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就尹宽、汪颂鲁、郑超麟三个人的具体经历来说。

　　尹宽喜欢说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说，而是一认识我就同我说了，似乎第一次见面，在圣日耳曼中学课堂门口的走廊上他站着向我发表长篇演说之时就告诉我他的家庭出身。他说，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很穷，他少时就在田里劳动，也在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看见他很聪明，很会读书，可以造就为人才，于是有意培养他，物质上支持他（我想，当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钱培养他，因「十个先生九个穷」），送他进新式学校，最后送他到芜湖进农业中学。五四运动中，他在芜湖成了学生群众的一个领袖。

　　我欣赏尹宽是桐城人，我交了一个桐城人朋友，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读的是桐城人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篡》。那时人家说桐城人出门只说自己是桐城人就够了，不必说安徽省桐城人，安庆府首县是怀宁，但与桐城并举时人家不说「怀桐」而说「桐怀」等等。《新青年》虽然骂「桐城谬种」，我虽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余威还在，对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灭。反之，我却不欣赏尹宽的农民家庭出身。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从我上朔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亲一代成为破产的地主，但我还是看不起家乡农家出身的读书子弟，这种人各地方都有。我这个感想总是放在心里，后来没有说出来的。事实上，我很佩服尹宽。他读的书也许没有我多，但比我从书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处。他没有书呆子气，能办事，能辩论，能指挥群众，能演说，而在群众面前说话时又能随机应变。这些，我是自叹不如的。自然，他的优点之中也包含了缺点。

　　他是五四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活跃。在五四运动中，安徽各城市的学生没有芜湖闹得凶，省会安庆学生运动也不如芜湖。高语罕、恽代英都曾在芜湖教书，恽代英在宣城教书，但常来芜湖讲演，自然发生了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尹宽怎样活动，我今天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也许根本没有同我说起，可能说了但我忘记。我是从其它安徽学生知道一点尹宽的作用的。我身边有一本安徽省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年第一辑（总第二辑），其中几篇文章记载芜湖的五四学生运动，可是翻遍这些文章只发现一处提到尹宽，即在介绍李慰农烈士时提到李慰农「后与尹宽（硕夫）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在记载芜湖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时都把尹宽姓名抹掉了。例如，《芜湖学生运动记略》一文内记载「二农」（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风潮开除五个学生时只记何其巩、王思、马寅寿三个姓名，另二个姓名就不记了。

　　我自然不能补叙尹宽在芜湖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说，在法国，安徽学生都是把尹宽看作领导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骂他或说他坏话。唯有李慰农一人始终跟着他走。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李慰农。在法国，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学生，争取安徽省军阀政权拨款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农被开除的学生何其巩。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长，不是蒋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尹宽在芜湖同他关系很好，第二次被捕时写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宽此次没有判刑而从南京卫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这与其它政治犯经过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宽怎样参加了蒙达尔派的呢？蒙达尔派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安徽人怎样会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蓝桥大监狱，关在一个囚室，谈话间想起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他告诉了我如下的情节。

　　他同蒙达尔派早有来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达尔派很看重他这个人，蔡和森特意派欧阳泽（字玉生）从蒙达尔到墨兰来，住在尹宽家中，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后说服了尹宽。这就是说，尹宽由此从复杂的混乱的思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经他一说。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兰那个小公寓自炊自学时几次在尹宽家中看见一个湖南青年，叫做欧阳玉生的，介绍之后他也同我谈思想问题，谈人生观。谈一般的哲学。至今我还保留着如下的印象：这个人很有学问。当时，我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找中国杂志来看，同时也找法文书来看。我在中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笛卡儿；我在法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这二个人名联系起来。欧阳玉生同我谈笛卡儿，我知道，我也能够同他谈，可是一次他说了笛卡儿。接着就用法文注释「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笛卡儿就是Descartes。欧阳玉生同我一样读错了法国字。Descartes不应当读为「德斯卡特斯」，正应当读为笛卡儿或德卡尔。但由此我承认欧阳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发表的《贺果日记》，我还可以确定欧阳玉生到墨兰来去的具体日期。贺果日记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开大会（第一次大会），贺果从商巴尼（Champagne）来蒙达尔，会毕，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这日的日记说：「上午八时偕寿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车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转郎西去；有欧阳君玉生往木兰去。……」木兰即墨兰。这就是说：欧阳玉生是工学世界社大会后决定派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说：「早五时十八分附车赴巴里，与驻巴代表谈话一切。商及直接行动办法。下午偕尹君赴木兰，晚宿尹君寓所。」巴里即巴黎。这就是说：尹宽也参加了「二八运动」，也是一个领导人，事前五日亲自去巴黎，同蒙达尔派的人商议行动计划，当日便同贺果回墨兰，留贺果住在自己家里。贺果来墨兰是有作用的。二月二十四日日记说：「上午木兰公学同学会商，结果赞成直接行动，签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欧阳君来商巴尼。和笙已自蒙达尼归。晚印公启五十份，明早即发」，和笙就是利瓦伊汉。他当时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学生派贺果去巴黎，派利瓦伊汉去蒙达尔，派另一个人去枫丹白露。贺果由巴黎再到墨兰去动员。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欧阳玉生做尹宽工作已经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离开墨兰回商巴尼去。欧阳玉生在墨兰共住了五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尹宽无疑去参加了包围公使馆这个直接行动。

　　发生这一切时，我都住在墨兰，但事后才知道这个运动。尹宽事前毫未告诉我。这是难怪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勤工俭学生，此外我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尹宽给我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看，当是二八运动以后的事情。

　　提到欧阳玉生，尹宽在上海市监狱内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欧阳玉生是蔡畅第一个爱人，这我知道。尹宽告诉我，这人生了肺结核病，在甚么地方租了房子养病，蔡畅特意从蒙达尔住到那里去，服侍他。帮他烧饭，洗衣服。两人是自由恋爱的，但「蔡伯母」不赞成。「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里昂大学事件中，欧阳泽同蔡和森一起被遗送回国了，两人的关系从此断绝。（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断绝了的。）蔡畅留在法国，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没有同她的母亲和嫂嫂一起回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这两夫妇参加。我记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会，但我未见过蔡畅，他们转来苏联时，我已回国了。我未回国前，莫斯科东方大学收到了欧阳玉生从湖南寄来一本日记。用毛笔在十行纸上写的，给蔡畅，此时蔡畅尚未到莫斯科。我们都拿来看了，我从头看到底。日记大多数是思念蔡畅的话。第一篇讨论的是「人死观」的问题。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我由此联想到他在墨兰同我说「人生观」问题。贺果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五日日记说：「下午因为欧阳玉生的人生问题特开谈话会。会场在森林中，欧阳谓「人生的究竟怎样，谁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无意义的。凡人的行动都是无意义的。……」经数人数小时的讨论，归结到人生等于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学的空想，必须提开，专注重既生以后的生的方法。以为人的意义就在于「生」，所以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由此可见，欧阳玉生到处拉人谈「人生观」问题，至死还纠缠在人生观问题上。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都要纠缠这个问题。但二十年代，我们已经抛开这个问题了，正如贺果说的「必须提开」，可是欧阳玉生提不开。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说服尹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欧阳玉生这本寄给蔡畅的日记，不知下落如何？也许这人看看，那人看看之后就遗失了，蔡畅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后可能没有看到。我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会见蔡畅时曾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自己看到了，也不说自己不知道此事。欧阳玉生显然寄出日记之后不久就死了。

　　参加工学世界社，是尹宽生平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

　　我一向认为工学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领导的一个组织，服从蔡和森的一切指挥的。近年看见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没有我设想的那么简单。蔡和森领导的，只是总部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组织。在湖南，蔡和森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领袖，两人思想状态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领一部分会员来保定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期间，思想进步了，走到马克思主义。据说。他刚刚学了几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带了妹妹和母亲一起来到法国，始终住在蒙达尔，似乎未曾离开那里的中学。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开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响之下不久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了。他们二人结婚时发表了一个《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达尔中学更加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道报》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他学习、谈话、工作，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人说，他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囚首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这话自然是夸大了的。后来，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妇相处几个月，发现他虽不修边幅，却没有传闻的那种地步。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

　　工学世界社不过是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是以利瓦伊汉为领袖的。这些人仍旧是新民学会会员，仍旧受国内毛泽东，国外蔡和森的领导。他们组织这个新团体，不是要代替新民学会，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为了互相帮助，如交换书报，储蓄救济之类。成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更不限于湖南籍学生。用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外围团体」。一九二○年七月间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尔开大会，工学世界社中属于新民学会的人自然参加，不属于新民学会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亲近的几个人就未曾参加工学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大会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应邀参加的。蔡和森为甚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工学」二字。蔡和森早已认为「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开第二次大会时就提出改变「工学世界社」名称的问题。贺果日记说，一部分人主张改名，因为原名「名不副实」；另一部分人则注重实际，认为不必改名。双方人数相等，就不改名了。这是表示，此时工学世界社事实上已经抛弃「工学主义」了。

　　我们外面的人只知道蒙达尔的组织就是工学世界社，不知道有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我们筹备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时，利瓦伊汉关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问你去巴黎做甚么，你就回答说：去参加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尹宽参加的，可见也是工学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学会。而且，据我研究，尹宽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时才正式参加的。利瓦伊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把尹宽姓名列入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出席者之内，恐怕是误记的。事实是第一次年会以后，欧阳玉生才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会上，据贺果日记有十四个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会上发言，尹宽当在此十四个人之中。但因从二八运动前后起尹宽便同蒙达尔派站在一起了，无论是另一派，无论是群众都把尹宽算入蒙达尔派，而且算入蒙达尔派的头头。

　　本书初稿写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芜湖党史资料》第四辑，其中有尹宽一篇回忆文章，关于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的。这是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所记有许多不合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可信的，可以补充和证实我这里所说的。

　　尹宽论蔡和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除开会外终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他还做「特运」工作，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蔡和森在法国最初所团结的团体，就是『工学世界社』。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个团体还是受五四运动后『工读互助团』之类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据说，它的基础还是五四运动时湖南师范里所成立的新民学会，不待说它的成员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卷进我这个忘记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宽也不清楚「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之间曲折的关系。）

　　尹宽说他怎样被欧阳泽说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来法国的轮船上只认识一个湖南人欧阳泽（又名玉生），并且成为至交。一天，他从蒙达尔公学转来木兰（按即墨兰）找我……他就依靠我过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搁楼上，每日买面包，煮汤，如是一个多月，谈话间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利瓦伊汉等友人委托，特来做说客的。不过，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他倾慕尼采的超人主义，当时所研究的是博格森的创化论，他的书包里就夹着一大本博格森创化论原本。但他不向我宣传创化论，只向我宣传蔡和森的革命。他说：未来的革命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传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将来不愿意参加革命，却愿意从旁赞助。很显然，他把运动当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说动了，竟被他拉到蒙达尔去见蔡和森，利瓦伊汉，以及工学世界社的一些社员。不知怎的，我后来也就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从此我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我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我开始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党宣言》，解放及经过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这是否叫做「人牵着不走，鬼牵着乱跑」呢？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当时摆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独欧阳泽来一说，我就听从了，归根究柢，还不是甚么人走甚么路么？」

　　我本来听说，蒙达尔派有四个头头：蔡和森、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蔡和森又是头头中的头头，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自己不在群众面前露面，利瓦伊汉、汪泽楷等人向群众说的就是他的话。现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了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它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大抵可以这样说：蒙达尔派夺取勤工俭学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同时就是蔡和森统一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思想的过程。从贺果日记可以看到蒙达尔派第二个头头利瓦伊汉，思想上同蔡和森距离很远，蔡和森早已克服工学主义了，利瓦伊汉另组织一个团体仍以「工学」为名（「工学励进社」，后改「工学世界社」）；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年会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可是，第二天，利瓦伊汉谈话则「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利瓦伊汉的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才放弃而接受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我想经过二八运动之后，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开第二次年会时，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当然得到统一了。

　　利瓦伊汉在思想转变期间，据尹宽解放前某次闲谈时告诉我说，曾发表一种议论，认为社会的动力是「为己主义」。尹宽说这话当然是为了反对利瓦伊汉。其实，尹宽不知道，这不是利瓦伊汉的发明，而是近代哲学中有一派这样说。为己主义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们古代的杨朱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废的。此外，当时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存有这种思想的，决非利瓦伊汉一人，上面引的贺果一条日记就说他们讨论欧阳玉生提出的人生观问题时，一致的结论是：「人的意义就在于生，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应当说一说蒙达尔派的对立面，另一派的情况，这派一个头头李隆郅写了回忆。他说。他到法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欧周刊》，登载出来了。文章大意是拥护勤工俭学，希望国内贫苦学生更多来法国勤工俭学。而反对当时出现的「勤工俭学不可能」的论调，赵世炎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见面，从此李赵二人结成一个核心，不久吸收了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共七八人，组成一个「劳动学会」，他们反对「请愿」不参加二八包围公使馆的运动。运动失败后，群众更多拥护他们。他们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以原来的「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按这话是夸大的）。「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按王若飞确实参加了，但陈延年、乔年兄弟曾否参加，还须查考。）

　　据我所知，组成另一派的勤工俭学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达尔派」以湖南人为主体。大体可以说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学会系统的湖南人，跟随黄齐生来法国的贵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组成的。贵州人在其中活跃的人物，除王若飞之外还有熊志南。黄齐生自己没有参加，他不是勤工俭学生。这一批贵州学生，我找到了踪迹，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勒苏士号出发的，先到英国，再由英国转来法国。我们有中国乘客的全体名单，共四十人，其中贵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黄齐生系统的。属于黄齐生系统的八人，名单如下：黄齐生、汪颂鲁、刘方岳、态铭青、熊瑾、冉蕴明、胡礼同、熊志南。这名单中没有王若飞也没有我知道另几个贵州人，他们大概是另坐一船来法国的，我在汪颂鲁住所看见他的许多同乡，他们在勤工俭学生内部斗争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运动失败后，两派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攻击，采取多种多样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颂鲁来找我，说有几个朋友提议组织一个「通信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或别的类此名称，我记不清楚），办法是：参加的人把身边的书开一张目录，然后汇齐印成总目录，发给各人，书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处可借等等。他们邀汪颂鲁参加，并托汪颂鲁邀我参加，参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庐（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开一个成立会。散客庐是巴黎一个名胜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仑离宫，普法战争时被普鲁士人焚毁，美丽的花园还在。我没有去过。熊志南的寓所就设在山坡上，他替一个瓷器厂画瓷坯，每月工资相当多。熊志南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我常常见面，但未曾谈过话。我知道，他在勤工俭学生中属于另一派，反对蒙达尔派的，汪颂鲁说，他自己决定参加了，他劝我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卷入斗争漩涡。过去只听尹宽说蒙达尔派，听汪颂鲁说另一派，不置可否；他们二人有时在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现在，要成立的团体，不过是互相借书看，既不参加行动，也不讨论思想，同这一派人往来也不会有甚么问题，就答应那日到散客庐去了。汪颂鲁也约尹宽一道去，尹宽属于蒙达尔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颂鲁大概是虚邀一声，明知尹宽不会去的。谁知出人意外，尹宽答应去了。

　　到了约定的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墨兰到巴黎去。熊志南热情迎接我们，房里收拾得很干净，案头放着未画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阳光灿烂，天气并不热，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见面的，有王若飞，有赵世炎，有无名，还有二三个其它的人。有二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还不会忘记。一件，在开会前，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闲步。赵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说话，尹宽走上前去，问道：「你是赵世炎么？」问了二次，可是赵世炎没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还是没有听到呢？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据李隆郅说，他们那一派于二八运动后曾派赵世炎去蒙达尔同蔡和森谈了三天的话。不知此事发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会见了赵世炎，尹宽也不见得会见了赵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后的群众运动中尹宽也没有机会同赵世炎会面。另一件则发生于开会以后，开会，讨论名称、章程、推举办事人，及其它事情，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我自己也发了言，而且同王若飞争论了甚么事情。尹宽一句话没有说，会开完了，他才站起来说：他今天是来旁听的。这话大出我意外，我只记得，会上只无名一个人有反应，好像是用讽剌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们知道了。」

　　无名当时也是翩翩年少，年龄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听汪颂鲁说起他。事后，汪颂鲁才告诉我。无名的父亲是革命党，在辛亥革命或反袁斗争中被杀了，他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三无」中有「无家庭」的一项，因此废除原有的姓名，自称「无名」，有时也叫「吴明」。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我听了汪颂鲁的话，也不觉得奇怪。以后几个月，无名在里大运动中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在法国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出版的机关报《先驱》，看见无名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国以后，听说。无名已经消极脱离了，留下一则故事供人传说。即说：某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上海不安全，沈玄庐邀请他们去萧山开。会开了，但无名为了杨之华的美貌神魂颠倒。以后就消极，离开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几年，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一些历史数据，才第一次知道无名，吴明的真姓名叫做陈公培，很早就脱了党，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曾代表十九路军去同江西红军谈判，解放后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也提到我这个人，虽然是道听途说的。

　　散客庐开会那日，李隆郅没有出场。这个会以及成立的「通信图书馆」，显然是一种活动，藉此发展影响和组织的。团体成立了，我把身边的书抄了一份目录寄去，不久收到全体成员的名单和总书目。成员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它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会的人，尹宽不在内，蒙达尔派都不在内。我也曾向别人借书看，别人也曾向我借书看。这个通信图书馆还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太短促了。图书馆成立不久，勤工俭学生中的两派就合作发起一个更大的群众运动，即准备占领里昂大学。尹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里昂大学运动的经过记载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费笔墨。我只说尹宽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在那里的尹宽。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尹宽自己说：他在那次运动中是参加占领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兵营内，吴稚晖到法国后，要被押学生推出代表同他谈判，尹宽就是被推举的四个代表之一，他们面对面同吴稚晖辩论；谈判失败后，代表复回兵营；回到门口，里面的学生叫尹宽不要进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陈箓办交涉；他到巴黎后不久，一百多学生就被驱逐回国了。

　　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忆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也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不知道为甚么。我如此清楚记得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忆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十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据今人考证，此十人中有利瓦伊汉、汪泽偕、萧子暲、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

　　里大运动当时算是失败，群众纷纷反对领导的人。这些未被驱逐回国的人特别引起群众的反对，当面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这是任何群众运动经过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一切集会，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无法进行了。我参加的那个「通信图书馆」也是如此无形消灭。但对我说来，这个组织并非无疾而终的。里大运动失败后，一天，我在墨兰接到「图书馆」办事人熊志南来信，向我借《老子》、《庄子》、《列子》三部古书，我寄给他，熊志南向我借这三部古书已经是奇怪的了，但他写给我的信更加令人惊异，他接连给我几封信，简直是把我当作知已，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他不知道哪里来这些苦闷！他的世界是空虚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寻找依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信，我能够回答他甚么呢？我正在从出世走向入世，而熊志南此时则从入世走向出世！当时外面传说，我是易卜生主义者，我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我自己却不知道是甚么主义！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够在他的绝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没有这个力量。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汪颂鲁说，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国北方县做工，爱了一个法国姑娘，相约在一个甚么咖啡馆举行「裸体结婚」。届时，姑娘没有来，他于是发了疯，闹了笑话，不久就死去了。以后，我去华侨协社，在转信处窗口看见里面一大堆书，其中有我的《老子》、《庄子》、《列子》。我没有向转信人讨回这些书。

　　事隔六十多年，我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件事，我一向以为是偶然的个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寻根究柢；此次为记尹宽事顺带回忆起来，忽然想起熊志南的发疯可能与里大运动的失败有关系。我也曾问过王若飞和赵世炎关于熊志南的事情，他们二人都不愿回答。现在想起来，他们二人可能有理由不愿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只好依靠想象试作一个解释。

　　没有根据断定熊志南参加了里大运动。即使他没有参加，但运动的失败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是一个画家，艺术家；同他几次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运动失败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陈箓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对象；其次，吴稚晖以及一切提倡勤工俭学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对象，至少被人看作「骗子」；但这还不会使熊志南发疯。我猜想他还反对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自己一派的赵世炎和王若飞。不仅反对他们无能，而且怀疑甚至肯定他们「叛卖」。这是一切群众运动遭受失败之后，领导人的命运。熊志南也同普通群众一般，在失败之下不去反对敌人的残暴和狡诈，而去反对自己的领导人。所有残留下来的领导人当时都遭受这个命运，赵世炎被迫要去自杀；汪泽楷在少年共产党中取的化名叫做「裸体」，意为自己是清白无疵的。我当时接触的群众很少，不知道群众对于这些领导人提出了甚么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为我不参加运动，不是领导人，不属于那一派，熊志南才把心里的怨恨和苦闷向我倾诉的。以上所说，纯属臆测，没有根据。

　　从英国轮船勒苏士号中国乘客的名单中，我发现了熊志南名下填：贵州人，二十一岁，去英国，天津南开学校出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书中还登载了熊志南一个长篇记事，从七卷《学生杂志》第二、第六、第七号转载来的。署名「贵州留学团熊志南」。记事文从上海登船以前写起，到法国安置下来为止，文内最后部分，说起他到伦敦以后如何改变计划转到法国来的。

　　熊志南与尹宽无关，整个「通信图书馆」也与尹宽无关，我这里写得那么多，只因图书馆成立大会时尹宽曾去「旁听」，又因许多回忆文章中唯有尹宽提到这个图书馆。尹宽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访问者说：另一派「当时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以后又搞了一个劳动学会」。事实上是劳动学会在先，图书馆在后，又尹宽记得名称是「流动图书馆」，可能他记得对。[1]

　　初稿写完后，我才细看赵世炎在法国写的几封信，发现有二处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会成立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志南，已经算是『弱了一个』」。信后记的日期是「24」，未记年月。一九二一年是不错的：发自克鲁邹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见得准确，似是六月或七月[2]。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个」是由于「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于他们那一派在二八运动后「成为众矢之的」。我上面说熊志南发疯在里大运动以后，由此看来他倾向消极在里大运动以前，可能经受里大失败打击之后才完全发疯。

　　赵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无名信说：「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尔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可见，熊志南不仅发疯，而且因疯犯了法，先被比利时警察拘捕，后移交法国，关在里尔（北方县首城）监狱中，最后死于狱中。

　　里大运动并未表明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之间思想已趋于统一。两派之间不过是联合行动而已。思想上并未统一。运动失败以后，两派仍旧分开，各干各的。蒙达尔派残存的人仍旧回到蒙达尔，利瓦伊汉成为这一派最高领导人，他此时大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残存的人则分散各地。熊志南发疯了，赵世炎去北方县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联系。

　　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里大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欧有没有组织？换一句话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国是否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只因路远才不能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大会？党史界经常争论这个问题。

　　当事人张崧年的回忆是不能作准的。据他说，一九二○年八月间，上海、北京两地开始建党；上海有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人，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间乘船去法国，应聘作未来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当时刘清扬和周恩来也在巴黎，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约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不久之后，赵世炎和陈公培也来法国，于是原来三个党员连同新来二个党员共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张崧年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我们没有以小组的名义领导活动，小组同这三次斗争没有关系。」（以上张崧年的话出于他的二篇访问记：《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崧年这二篇访问记有许多失实之处，关于中共旅欧的组织的成立，其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赵世炎是一九二○年五月九日离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马赛的，陈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八月四日抵马赛的（按赵陈二人离上海时陈独秀尚未在上海建党），周恩来是同年十一月七日离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和刘清扬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离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到法国后即介绍刘清扬入党。二三月间二人再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了便同他们三人结成一个「小组」，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组」，——就时间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论当时的斗争情况，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运动以前，看不出有共产党小组存在的迹象。我认为「小组」正式成立，至少赵世炎同「小组」发生联系，是里大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除张崧年老年回忆不可靠之外，我们发现「小组」活动，最早的证据是利瓦伊汉的回忆。他说：「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此时，周恩来尚未去柏林，赵世炎尚未去北方县，他们才能约利瓦伊汉从蒙达尔来巴黎会面。赵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县的，可见此次会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运动失败后一个多月的事。从此以后「小组」活动的证据就多起来了。我们有周恩来一九二二年三月给「山妹」（邓颖超？）的信，又有赵世炎同年四月给李隆郅和无名的信。惟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另一次是反对朱启钤来法借款事）中，「共产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为甚么表现得远逊于非共产党员的蒙达尔派。

　　我将另作一文，说明我这个意见，不在这里喧宾夺主了。

　　尹宽参加了里大斗争，侥幸未被关押而驱逐回国。他成了剩余的蒙达尔派的一个头头，似乎住到蒙达尔去了。此时，他和别的头头都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他有理由看不起汪颂鲁，也看不起我。同他比较起来，我当时确实是落后的。我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般的地位。我那时还一心只想考进大学，没有疏忽考试的准备。我不需要去工厂做工，因为即使家里没有钱寄来，县公署每年还可以给我三百元官费，在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之下我仍然可以维持自学的生活的。

　　可是，一九二一年底，我的如意算盘都打破了，不仅家里没有钱寄来，连三百元官费也被父亲领来作为家用。地主家庭破产到了这种地步！听说，我的三伯父为此同我的父亲大闹一场，但有甚么办法呢？一家人饿死何如一个人饿死？三伯父大概以为我就要葬身异域的。

　　这个时候汪颂鲁也陷于与我相同的命运。我们身边的钱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学从国内招来的学生中有三个是汪颂鲁的同乡、朋友。汪颂鲁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当时出现一种传说，里昂大学准备通过考试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学生，而且学膳宿等费用可以拖欠，候国内寄钱来偿还的。汪颂鲁和我于是从墨兰迁居里昂，交涉这件事情。二个福建学生同我们一起迁去，他们身边剩下更多的钱。

　　谁知这传说不符合事实。确实有几个勤工俭学生进里大上课的，但那是「走后门」进去的，我们没有后门可走。我们在学校院子内看到了校长吴稚晖正在同学生聊天，于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拒绝了。我们进退两难。一天，汪颂鲁提议：找褚民谊去！我和二个福建同乡跟着他去。我们以为是去交涉入学事情的。但见面时，汪颂鲁直接叫褚民谊负责我们几个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钱来给我们。这话大出我们意外。我们三个福建学生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汪颂鲁和褚民谊吵起来，双方拍桌子大骂。学校办事的人出来劝解，把褚民谊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了，汪颂鲁才同我们回去。这事情近于无赖，我们都不满意汪颂鲁，尤其不满意他事先不同我们商量。

　　我和尹宽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尹宽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仍是一派学生腔。汪颂鲁则像一个政客。他未曾告诉我，出了校门以后做了甚么事情，但我知道他交游甚广，认识许多贵州籍的学者，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艺》，编辑部就有他的熟人，他把我们二人合译的一章文学史寄去，居然登载出来了。他曾告诉我，他看见几个做官的朋友显赫一时不久就没落了，几个研究学问的朋友始终有名。结论是做官不好，做学者好。一九二○年暑假后，他从圣日耳曼迁去巴黎，在孔德派办的一个甚么自由讲座听讲，同时也结交了几个中国名人。在墨兰时，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去巴黎卢森堡公园同一个叫做谢寿康的留学生会面，谈了社会主义问题。在里昂时，一天我同他在街上走路，他同对面来的一个中年中国人打招呼，介绍我说这个人是华林，我当然知道当时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华林。这天以前几日发生了李鹤龄剌陈箓的事件。汪颂鲁和华林站在街上谈几句关于这个事件的话。总之，汪颂鲁活动的方向是与尹宽不同的。

　　以上写的这一段里昂生活，尹宽恐怕全不知道，否则他更加有理由轻视汪颂鲁和我为落后分子。

　　里昂大学进不去，我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家里何时寄钱来没有准信，不能长久依靠向同乡学生借钱过生活。怎么办？此时我第一次考虑进工厂做工的办法，汪颂鲁自己不考虑这个办法，但代我筹划，我们发现蒙达尔郊外的橡胶工厂还能接受中国学生去做工，我们在圣日耳曼中学认识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里做工，于是我写信给秦治谷，得到回信后我便一个人带着轻便行李从里昂乘火车去蒙达尔了。

　　如此结束了我的「俭学」生活而开始我的「勤工」生活，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的事。

少年共产党

　　「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同他一样住在城里的，还有几个人，大部分是蒙达尔派的头头，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孟、汪泽巍；尹宽和王若飞来做工时也住在城里。他们倒不是为了工资更高，图舒服，而住在城里的，而是为了避免群众反对，不敢住到厂方免费供给的木棚宿舍。二十几个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里。那里不付房租，电费，水费。二个安徽学生，汪同祖和余中揖，脱产给大家烧饭，打扫，照顾财物。每人每日付饭费三佛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资在内，月底报告帐目。二人照领厂里的计时工资，即每日十佛郎。面包尽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此外有汤。我自从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以来，日常伙食没有这样好了。我做的始终是计时制，每日十佛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十小时，即一小时一个佛郎，帐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我每月净收入为二百四十佛郎。付出九十佛郎伙食费之后还剩下一百五十佛郎可供还债和零用。我没有做衣服，一直穿着香港做的三件头西装和初到法国买的现成大衣，内衣添制是另一回事。

　　木棚里住的人，四川、安徽二省共占半数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余各省人更少。我只认识一个秦治谷，他在圣日耳曼中学读过书，我在那里认识他，同他说过话，似乎我去墨兰也是请他先租好房间的。他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里倒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却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来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对待我，向我谈社会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我很诧异，后来才明白他是从尹宽处知道我的。那时尹宽并不在蒙达尔，我不知道在甚么地方。李慰农——这个人就是李慰农——大概得到尹宽的信来注意我的。我渐渐知道他是安徽巢县人，在芜湖读书，同尹宽一起来法国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张圣日耳曼中学中国学生的集体照片，发现其中也有李慰农，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宽一起在那个中学读了半年书。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别的安徽学生也认识尹宽，但提起时都没有好感。他们对李慰农也没有好感，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尤其反对他爱谈社会主义。那些四川学生也反对谈社会主义，听到人家谈话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时候，就走开了，或者说「又是社会学！」我同李慰农接近，引起他们注意。

　　我一到木棚，就发现西南角靠墙的床铺上坐着一个老头子，带着眼镜。留着一部山羊须，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没有去工厂做工。秦治谷告诉我，他就是黄齐生。我知道黄齐生，他是汪颂鲁的先生；他带着一批学生从贵州出来在全国游历，去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名人，其中有康有为、章炳麟，也有陈独秀；他带着他们去过日本，又带着他们来英国和法国。他自称来欧洲考察教育，并不像徐特立（另一个老头子）那样标榜为来法国勤工俭学的。二八运动以后，里大运动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调人，奔走于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之间。《旅欧周刊》或勤工俭学生发表的文件记载此事。我想不到在这里遇着他。不知道甚么人安排他住在这个木棚里，在这里吃饭，不交伙食费，有时我们上工去，他帮助打扫，蒙达尔派头头没有一个人同他接触。

　　黄齐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细。他看见新来一个青年人，便同我谈话，掂掂斤两，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似乎当时别的人都不愿同他谈话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消几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细了，于是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关心我。他的思想还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阶段，对我不会有甚么帮助。

　　我当时尚未放弃考进大学的计划，尚以为来此做工是暂时的，一旦家里寄钱来又可恢复自学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时工以后，我还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到九点或十点以后上床睡觉。我还携带一本法文的解析几何，每日学习一点，以后才丢开了。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3]

　　大概在那个时候新出版一个《工余》杂志，寄到蒙达尔木棚来，大家都可拿来看。过去只有《旅欧周刊》，在都尔的中文印刷厂铅印的，记载旅法侨民的消息，也有言论。那是华法教育会办的，没有人爱看。勤工俭学生有甚么事情就发表宣言、公启，用胶印印几十份散发。胶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买一张胶版纸，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写在一种特殊纸上，然后把写字的一面覆盖在胶版上，揭开以后留下墨迹，就可以用普通纸头去印了。我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看到胶印。勤工俭学生自己办的油印刊物，《工余》是第一个，我看了一两期，后发现它并不替华法教育会及其它统治者说话，于是投了一篇稿子，随便用一个笔名。不久注销来了，但有许多删节（以后知道是陈延年删节的）。木棚里的人纷纷议论这篇文章，猜想是谁写的。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写的，可是我听到李慰农低声告诉别人：是郑超麟写的。我很惊讶。现在想起来，并不奇怪，因为我同李慰农谈话发过这种议论。究竟甚么议论，用甚么题目，署甚么笔名，我都忘记了。如果有人收藏《工余》，我可能找出这篇文章。

　　李慰农大概同尹宽一起早已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但他未去占领里大，未当代表，未出头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众不仇视他。仅仅为了他爱谈社会主义而当面挖苦他。至于住在城里那些头头，以及湖南籍的工学世界社分子当时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有一天，天气已经转暖了，李慰农暗中通知我：「明白，星期天下午，有人约你去森林里谈话。」我答应了。工厂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里，会见了李慰农，韩奇和薛世纶。约我们去谈话的，就是薛世纶。我早知道这个人，他是蒙达尔派的第四个头头，在工厂上下工时也有人指给我看。至于韩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没有同他谈过话，但秦治谷告诉我：这个人头脑很不简单。

　　我们在森林里坐下来。薛世纶说了很多话，结论是说：现在有人发起，要组织一个少年共产党，征求我们三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李慰农，不用说，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早已决定参加了的，但薛世纶还是把他当作征求的对象，同我们两人一样。我考虑了好久，才答应参加，韩奇比我考虑得更长久。如此，决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

　　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事，是以张崧年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或其它名称）的决策，我事后就知道了，现在更有文件为证。据李隆郅回忆，一九二一年赵世炎在克鲁邹做工时曾写信给蔡和森建议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表示同意组织，但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名称；同年五、六月间（按：据贺果日记系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学世界社」开大会，李隆郅应邀列席，蔡和森提议组织「少年共产党」，但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李隆郅虽赞成，但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争论，故未通过。李隆郅这个回忆如果符合事实，那也可见，此时，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张崧年所说有赵世炎和陈公培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小组尚未存在，因为如果已经存在，赵世炎为甚么还要同蒙达尔派一起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会」呢？由此又可见。「少年共产党」虽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但名称已提出于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组织的显然是《人道报》上常见的 Jeunesse Communiste 而不是 Parti Communiste，即是团而不党。当时蔡和森不见得知道国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译名。赵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组织的，则是党而不是团，或者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党团的区分。以后，赵世炎同张崧年接了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工作便由旅欧支部担负起来了。支部派周恩来协助赵世炎进行这个工作。他们二人联名写信给住在蒙达尔的利瓦伊汉，不是直接邮寄的，而是托人转交的，约利瓦伊汉来巴黎一个小旅馆商谈建「党」事。时间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后，赵世炎就去北方县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达尔派函商建「党」问题。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信内还透露若干有关筹备的消息：蒙达尔派主张「工学世界社」全体参加，并「以去就争」；旅欧支部则主张个人参加；人数估计为法国约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若「工学世界社」坚持原意，人数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达尔派头头只说利瓦伊汉和薛世纶。但四月三十日给无名的信则说：「工学世界社世纶，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硕夫就是尹宽。可证此时尹宽是工学世界社一个重要头头，负责同赵世炎谈判的。赵世炎接着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可见，到四月三十日，双方争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五月一日，赵世炎就离开北方县到巴黎来，以后便完全为建「党」事而奔走了。

　　薛世纶约我们谈话，大概在五一赵世炎回巴黎以后，至早也在那个争执问题解决了以后。

　　由赵世炎给无名二信，也可以知道建党事是设在德国的旅欧支部命令和督促赵世炎去做的。信内说：「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又说：「申府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这些话，对于那次在法国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尹宽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张崧年今天还活着，可是这段生活他几乎忘记干净了。他一九七七年回忆说：「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完全忘记了还有张伯简、谢寿康、萧子暲、熊雄！

　　森林谈话之后一个星期日，李慰农带我进城去会见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益、汪泽巍。似乎没有看见尹宽，可是次一个星期日尹宽又是在蒙达尔，因为那天我们四个人（利瓦伊汉、尹宽、李慰农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赵世炎到里昂车站接我们。我第二次看见他。我们乘地道电车到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去，到广场侧面一条不很热闹的街道 Rue Godfroy（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去。那就是赵世炎从北方县迁来巴黎后租住的旅馆。他住在底层，窗子开向一个小院子。我们当日就回蒙达尔去。谈了甚么话，我都忘记了，也忘记了有没有别的中国人同他住在这个旅馆。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我再去这个小旅馆时，几次都看到情况改变了：楼下的房间是陈延年兄弟居住，赵世炎则搬到二楼上一个房间，尚有其它五六个人也租住这个小旅馆，纷纷扰扰，热闹得很。我没有去别的房间，包含周恩来所住房间在内，因为大家都在楼下陈延年兄弟房间和二楼赵世炎房间会面。

　　六月十八日开成立大会，蒙达尔同志决定派利瓦伊汉，尹宽和我三人去巴黎出席。当时，决定参加的人在蒙达尔有：汪泽楷、薛世纶、汪泽巍、张增益、李慰农、韩奇、连我们去出席的共九人，我们没有开会，没有选举，得到李慰农通知，十七日我就同李尹二人去巴黎了。各地代表人数和名单，大概是赵世炎、周恩来，连同各地的头头协商决定的，即使不是当面协商，也是通信协商。蒙达尔由利瓦伊汉和尹宽出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二人本是头头。但为甚么派我去呢？如果要派一个非工学世界社成员，那么韩奇也比我适宜。

　　我们三人似乎不住在一个旅馆，因为我记得十八日早晨是独自一人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北郊外布洛宜森林（Bois de Boulogne）某一进口处的。那里我看见许多中国人。一个人上前招呼我，自称任卓宣。我未曾见过，他和我并排走，指着前面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说是周恩来。好像我已经知道周恩来是甚么人。任卓宣住在巴黎，常去赵世炎旅馆，当然见过周恩来，也许知道了周恩来是张崧年派来协助赵世炎建「党」的。我则不知道这个内幕，李慰农不会告诉我，他自己也许不知道。当时六月间，虽非盛暑，我们都不穿大衣了。我看见周恩来穿得整整齐齐，不像在工厂做工的。再走一段路，到一个转折点，任卓宣又指着站在路旁同人说话的一个人说是陈延年。我听说过有个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但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陈独秀的。陈延年倒是同我们一样 en dimanche，即是一个工人在星期日换一套好衣服上街的。大家来到一个林中空地，各人拿起一把铁折椅，围成圆圈坐下来，赵世炎这年四月二十六日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会址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我们上下午开会，高谈阔论，都无人过问。下午，才有一个老太婆来收椅子租钱，她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呶（指着任卓宣）！他是你们的主席。」

　　上午的主席是赵世炎，他宣布开会。到会的共十八人，介绍了姓名。我早已记不齐全了。肯定到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利瓦伊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刘伯坚、熊锐、王凌汉、畲立亚、郑超麟。其余六人，想不起来。可能有袁庆云。似乎没有陈乔年。

　　议事日程，我也想不起来，却记得几次争论。

　　第一次是关于名称的争论。一致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干脆五个字，没有戴甚么「旅欧中国」的帽子，那是后来加上的）；惟有周恩来提出异议，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争论的是「党」字和「团」字。周恩来的理由是说：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不能再成立一个共产党；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以为「少年」二字足够区别了。当时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都知道，要建立的就是《人道报》上常说的 Jeunesse Communiste（全名是 La Ligue de Jeunesse Communiste），谁也不以为要建立第二个党。我一向认为，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中国已有「青年团」的译名。但看了赵世炎给无名的信以后才知道至少赵世炎一人是知道国内已译为「青年团」的，可以断言旅欧支部都知道这个译名，为甚么大会上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呢？因为张崧年不赞成这个译名，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的名称。周恩来是代表张崧年和旅欧支部主张用「少年共产团」名称的。赵世炎当主席不能附和周恩来说话，他也不能根据国内已经固定的译名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张崧年如此固执用「少年共产团」名称，以致半世纪之后回忆时他也只记得「少年共产团」，而忘记了此名称已为成立大会所否决。他甚至于否定曾经用过「少年共产党」的名称，反而捏造一个甚么「共产主义少年团」的名称。

　　另一个争论是在讨论党章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党章要规定凡入党的人都须「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他的口音，（他曾说：「酝酿」二字，搞了好久我们才听懂）后来弄清楚他说的是「宣誓」二字时，我们几乎一致反对。我当时反对宗教的意识十分强烈，当然反对，但别的人也反对。我们认为「宣誓」是宗教的仪式。是向上帝或其它的神宣誓的，我们不信神，向谁宣誓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一定是宗教的仪式。他举最近的历史为例：民国元年，孙中山让袁世凯接替他做临时总统时，要求袁世凯就职那天宣誓忠于民国，袁世凯宣誓了，以后做皇帝，孙中山便以他背誓为理由讨伐他。我们同周恩来辩论，结果否决了他的提议。我们成立少年共产党没有宣誓，以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宣誓，回国以后我参加几次入党仪式也没有看见宣誓，但后来我在图画和电影中看见入党仪式。发现入党的人都要举起拳头对着党旗发表几句决心，不知道算不算宣誓？

　　讨论党章以后还要讨论党纲，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二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当好好学习。但在党章和党纲的问题上，这几年我却发现，二十年代初期闹笑话的不止我一个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文件，称为党纲，而其实是党章，不过夹杂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至少应当说是党纲和党章的混合物。今天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纲，只有党章，不过在党章的总纲部分列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但我今天不能够引用这些事例来辩护我当初的缺乏常识。

　　当天晚上，我就向赵世炎请假不参加以后的大会而回蒙达尔去。理由是工厂旷工太久不好。因此，第二天和第三天开会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最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和分工，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得不完全。结合周恩来于第二次大会后向国内团中央所作的第一号报告，可以列出委员会的名单：赵世炎、张伯简、陈延年、周恩来、利瓦伊汉、王若飞、尹宽共七人。分工时，赵世炎任总书记。张伯简任组织部长，陈延年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职工部长（或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张伯简当时在德国，没有参加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张伯简未回巴黎就职之前，以利瓦伊汉代理组织部长。

　　少年共产党成立便完全结束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即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互相对立的历史了。双方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共产主义，丝毫没有留下旧的裂痕。两派之外还团结了从无政府党分裂出来的陈延年一派。无政府党在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中没有地位，但他们代表一种思想倾向，足以影响劳动学会方面的人，甚至工学世界社方面的人。

　　赵世炎离开北方县前一天，即四月三十日，写信给无名，说他对于建「党」事立下二个原则：（一）极端严格。（二）没有遗漏。这二个原则，他是实行了的。当时参加的人确实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应当团结的人确实没有或很少遗漏。

　　当时，汪颂鲁也在巴黎，他本来靠近劳动学会方面，早就认识赵世炎，同王若飞既是同乡，又同出于黄齐生门下，但没有人去团结他。他们显然不满意汪颂鲁。我以后同赵世炎和王若飞无所不谈，但从未谈到汪颂鲁。组织成立之后我也想不到介绍汪颂鲁参加。在里昂那一个月，我同他都到了山穷水尽，都靠向同乡借钱过生活的地步了。我下决心去工厂做工，可是他不能下此决心，继续借钱度日。他从不到蒙达尔来，却有一次约我去巴黎见面。原来，他从一个与我接近的福建学生讨得介绍信，要去新加坡筹款，再来法国进学校的。他借到船费就要动身了，我去巴黎同他叙别。我颇怀疑他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我就忘记这个朋友了。五卅运动后那个福建学生回国来上海看我。说汪颂鲁居然在新嘉坡筹到一笔款，再到法国去，可是过去学的法国话都忘记了。我很惊讶。后来一想，这是出于华侨的风气，有些华侨赚了钱，并不大方，但想结交几个有地位的朋友。一个「法国留学生」。愿意同他交朋友，他会感到光荣而向同辈夸耀的。在此情形下资助一笔钱也是不会困难的。汪颂鲁以后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

　　另一个老朋友尹宽，从少年共产党成立起，甚至可说从里大运动起，他和我的关系便融化于一般朋友关系，同志关系之中了。我和他之间从此没有私人的关系，未曾单独说一次话，一直到回国在上海见面的时候。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工学世界社便停止存在了，新民学会也停止存在，至于勤工俭学会，劳动学会更不会有人提起。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不定期地开会，接受和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散发对外的油印刊物《少年》，封面上公开印着「少年共产党机关」字样（应写「机关报」，但张崧年坚持不用「报」字），阅读对内的刊物（我忘记了名称，只记得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有各方面活动的消息，有同志的建议和意见等等。每本封面都编了号码，不能给外人看，脱党时必须交还的。）。我们住在木棚的三个人（李慰农、韩奇和我）单独成一个小组，单独开会，然后由李慰农上城里汇报。记得木棚小组第一次开会时，韩奇提出一个建议，即党内每个人都须采用一个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称。这个建议由李慰农汇报上去，立即被采用了，很快内部刊物就注销了真名化名对照表。我至今还记得好多人的化名。乐生（赵世炎）、红鸿（张伯简）、罗迈（利瓦伊汉）、林木（陈延年）、伍豪（周恩来）、雷音（王若飞）、石人（尹宽）、罗热（陈乔年）、爱弥（萧子暲）、R（张崧年）、裸体（汪泽楷）、锄斧（李慰农）、捉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汉）、觉奴（萧朴生）、丝连（郑超麟）、尹常（熊锐）、其光（熊雄）等等。这些化名，后来都不用了，惟有「罗迈」、「伍豪」二名一直用下来。据说「罗迈」取义于浪漫主义，不知确否？「伍豪」则是周恩来在天津的「觉悟社」的化名。「觉悟社」似乎是一种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团体，社员编成号码，周恩来编为第五号，故谐声为「伍豪」；刘清扬编为第二十五号，故谐声为「念吾」，她在少年共产党中亦用此为化名；一个人编为第十三号，故谐声为「施珊」；一个人编为第十一号，故谐声为「施以」；一个人编为四十三号，故谐声为「峙山」；一个人编为第一号，故谐声为「逸豪」。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立即进行对内的团结和教育的工作，对外的活动和发展的工作。

　　凡有成员住居的地方都成立小组，定期开会，定期向中央汇报；中央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给各小组以书面报告，总书记赵世炎也曾几次巡视法国各地，写出巡视的报告。中央之下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以张崧年为主任，内部刊物曾发表张崧年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几本应读的书，有法文的、英文的、也有德文的。我不记得法国境内有几个地方小组，但记得比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沙鲁瓦，有刘伯坚等人，德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柏林，有张崧年、刘清扬、熊雄等人。在蒙达尔，我们住木棚的三个人，似乎是起初单独开会。后来还是同住城里的人一道开会的。我只记得二次开会的内容。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概是中共二次大会以后或西湖会议以后通告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以备三大作出决议的。旅欧支部得到此通告后便通过少年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动各地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形式上说，少年共产党是独立的，并非中国共产党属下的一个组织，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而要加入国民党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而且有青年团员（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早已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了）。我在小组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南方的国民党政府。我出国前在广州住了个把月，看见那里公开烟赌，每隔几家店铺就有一面大旗挂着，上写「边防经费，楼上开灯。」政府抽取烟捐、赌捐，还有花捐，数目不少，美其名曰「边防经费」，以此准许公开吃鸦片烟，公开赌博，公开卖淫。我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比军阀的北方政府更好些。不错，我出国前的广州不是国民党嫡系军队统治的，是广西陆荣廷统治的，但后来国民党嫡系军队陈炯明代替广西军阀统治广州，一样抽取烟捐，赌捐，花捐。

　　至于国民党的「主义」，辛亥革命前后我从父亲的朋友的议论中知道是很厉害的，是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可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我三年来的思想变化以后，那种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失去吸引力了。我正是因为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和孙文的思想的失望才会去参加组织少年共产党的。但现在要我回头去加入国民党！我在小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但得不到别人同情，特别带头反对我的恰好是我的老朋友尹宽。我想，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已开过会议，讨论过这个通告，而取得一致意见的。尹宽说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是从策略立论的，认为我们不过利用国民党已成的力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让步。我还记得他的譬喻。他说，譬如狮子滚雪球，愈滚愈大；又说。法国共产党虽然是公开的，但仍有秘密的部分，侵犯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秘密工作应当与公开工作相结合）。我是孤立的，讨论结果自然是蒙达尔小组以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汇报于巴黎中央。另一次会议则是为了送别利瓦伊汉的。少年共产党特派组织部长利瓦伊汉回国去交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话。我们的会议往往如此。有时坐下来，说一阵话，然后再走。利瓦伊汉留下一篇告别书，同时也说了一通告别的话，内容我都忘记了，大意是勉励的话。这次会议没有争论。利瓦伊汉回国后不知谁继任组织部长，可能是周恩来。

　　对外的活动，则有好多事情可记。首先要复活里大以前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现在，两派群众领袖已经融合为一个组织，不会互相斗争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些领袖，利瓦伊汉、汪泽楷、赵世炎、王若飞、尹宽等人都不能出面。群众仍在反对他们。虽不致于打他们，总不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必须换一批人出来号召，少年共产党有人才。蒙达尔小组就有一个韩奇。我同他住在一个宿舍，但在薛世纶约我们谈话以前，我未曾同他谈过一句话。他这个人很能干，活动能力决不会比那些头头差。他很快就看穿我这个人，看不起我的能力。我们参加同一组织之后，虽然一起开会，交换意见。但会外也不单独单谈话。我们的组织决定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调韩奇出来领导，我忘记了为甚么事情。韩奇在木棚一号召，大家都来听他说话，他做了报告，主张用「蒙达尔同学」名义发表宣言，印发给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生集中的地方，要求各地派代表到华法教育会来开会讨论，很快得到响应。「蒙达尔同学」就派韩奇为代表到巴黎去。各地方代表都来了，都是新人，其中有几个是少年共产党党员，但也有几个非党员。开会有争论，结果韩奇代表的「蒙达尔同学」的主张得到胜利。事情应当顺利发展下去了。我没有去巴黎，不知道详情，连为什么去开会，今天也不记得。但不久之后，李慰农告诉我，韩奇退出组织，就要离开蒙达尔，运动也停止了。原来是韩奇和王若飞发生冲突。过去的领袖不能出面，只可让从来不出面的韩奇去领导群众，但又不放心，于是派王若飞去暗中指导。王若飞跟着韩奇到巴黎去，「手把手地」教着韩奇怎么做，最后惹得韩奇发火，王若飞便用「纪律」去压他。结果破裂了。我从李慰农的话抽绎出这件事情的轮廊，细节如何，是否另有原因，则我无从知道。

　　韩奇以后在法国进了甚么学校，学成归国，恢复原名为韩雁门，在国民党底下做了什么小官，出版了一本替他的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父亲韩耆伯作纪念的书，请他的父亲的故友高语罕写一篇长序。在抗战时期我在上海看到这本书，前面一张照片：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在一个坟墓的墓碑旁边。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见高语罕，说起了韩耆伯的故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市监狱遇见尹宽，闲谈中提到韩奇，他竟不认识。我说这人后来改名韩雁门，他才说他认识韩雁门，五四运动时同他站在对立面的。他问我怎么认识韩雁门？他竟不知韩雁门曾改名韩奇，与他同在一厂做工，同属于一个革命组织！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年老忘记了。

　　蒙达尔城里的人指挥李慰农和我在木棚活动，叫我们发起一个讨论会，他们星期日也可以来木棚参加。我们二人活动力有限，只组织了二三个人，秦治谷在内。第一次开会时城里竟来了五个人：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尹宽、王若飞。大家提出问题来讨论。我提出一个问题，好像是说我们对待社会上的斗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说：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供选择，一是站在进步方面反对落后方面，一是站在落后方面反对进步方面，一是超然于斗争双方之上。我原意是要先列出这三种可能的态度，然后批评第二种和第三种而归结于第一种的。可是未曾等我把话说下去，王若飞立即打断我的话，说只有二种态度，没有第三种态度，我说第三种态度是有的，例如罗曼罗兰，于是所有的人，包含秦治谷在内，都支持王若飞而攻击我，结果不欢而散。散会之后下微雨，他们要回城去，我送他们一程，他们不要我送，我送到一个桥底下避雨之处才看出他们是要交换意见如何对待我这个「错误」的。我就回木棚去了。下次开小组会，他们严厉批评我，说连群众都认为没有超然的态度，而你坚持有超然的态度。我说：那天，你们不让我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要批评超然的态度，但必须把这个态度列出来才好批评的。他们将信将疑，还是说我赞成超然的态度。尹宽当然说了反对我的话，但我忘记了什么话。这件事无疑同尹宽有关，因为他知道我以前爱读罗曼罗兰尤其欣赏他在世界大战中发表的那几篇反战的文章，总标题为 Au-dessus de Melee（《超于混战之上》），尹宽知道；他也知道我就是用此态度对待一九二一年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之间的斗争的。他不知道，我进了工厂之后思想已经进步了，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我这个旧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们在木棚的暗中活动，群众的情绪渐渐改变了，渐渐不反对那些过去领导运动至于失败的一批头头。新来工厂的群众本来就没有成见。此时，大约九月间，发生了一件事，工头谭天堑，湖南人，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但不属于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一派，同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国话说得好，去橡胶厂做工，被提拔为工头，即不做工而管理厂内的中国工人，工资照拿。事实上是资本家雇用的一条狗，侦察中国工人动静的。一天，他在做工时间同薛世纶发生冲突，他报告资本家，立刻就辞退薛世纶了。究竟为甚么事情冲突，谁是谁非，我现在全不记得，也许当时就不知道。但薛世纶被辞退是由于谭天堑向资本家报告，则是尽人皆知的。于是经过我们号召，全体中国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议。木棚里开大会。激昂慷慨讲话，怒斥谭天堑，号召罢工的，不是我们，李慰农和我都没有这种群众鼓动的能力，而是江苏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二人都是新来的工人。罢工是一致的。我不记得这件事如何收场，以及罢了几天工。我们要求资本家辞退谭天堑，但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可能薛世纶复了工。事后我们介绍于履中和穆清参加了组织。谭天堑好久不敢到木棚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可是，十月初，他来到木棚了，带了一个讨好群众的消息，即说他已经同厂方说好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国庆，给中国工人放假一天，让大家在木棚里庆祝佳节。他要带照相机来给大家照相。群众自然欢迎，我则十分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连李慰农和住在城里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个福建学生相约照样上工。一面为了抗议群众同谭天堑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对「中华民国」。少年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参加这个组织，正是为了革「中华民国」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来，黄齐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点着指头说：「你这个怪物！」他看我当时的表情，没有说下去。以后，我上城去看汪泽楷，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只是说：辛亥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李石曾就是同盟会内的暗杀部长。我可以承认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李石曾即使当过暗杀部长，那同我们又有甚么相干呢？

　　那几个月，橡胶厂的中国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好多新人来做几个星期的工，就离开了。他们的旧成见比较少，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工作，吸收了许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参加我们的组织的还有：吴祺、周维桢、谢陈常、李季达、李楠、以及我忘记了姓名的几个人。旧的人，在我以前来做工的，也渐渐消除成见而同我们接近，以至于加入我们的组织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看见他们才知道他们也是同志。但那是我离办厂去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这里就要说说我们怎样去莫斯科的。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时，总要到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去看看的。他们招待我，赵世炎还把收到的信，不准备发表于内部刊物的，拿出来给我看。一次，我看见了利瓦伊汉回国以后写来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统），交涉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老施」答应了。一次，我看见了萧子暲从莫斯科写来的信，他在那里看见了中国共产党派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团。我还记得他说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士气。」一次，我看见了陈独秀写给赵世炎的信，显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为陈独秀在信内反驳了赵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国的理由。赵世炎去信，我未见。大概是说法国有许多华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丢开这些华工。陈独秀反驳说：国内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国华工多多少倍，你为甚么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间做工作呢？我忘记了是在这封信内，或者另一封信内，或在萧子暲的信内，我得悉莫斯科有个甚么学校可以招收中国学生，要少年共产党派几个同志去。我当时并未曾把这个消息同我自己联系起来，我只当作利瓦伊汉回国交涉成功，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张伯简、萧子暲去莫斯科读书一类新闻来看，看过就不去想了。可是，有一天，大概已经进入一九二三年，李慰农悄悄告诉我：「组织上正在考虑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我听到大出意外。但我想，在考虑么，不见得决定派我去的。那时我早已放弃在法国进大学的念头了，我对于个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将来怎样回国的问题。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不是同受中国资本家剥削一样么？在外国照样可以干革命。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并不争取，但已经决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辞了。

　　我去莫斯科读书一事，尹宽有不同意见。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那不好斗争，又不肯胼胝甘为劳动人的郑超麟，却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学；他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第一批由组织介绍到莫斯科进了东方劳动大学，我是在这年十月才同刘伯坚等十人到莫斯科的。」尹宽应当知道，此事不是我争取的。

　　少年共产党决定在巴黎再开一次大会，议决几项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二项日程就是：决定正式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后一问题所以成为必要，因为准备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几个是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们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个会场，开了四天大会。根据会后新选出的书记周恩来写的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会期是二月十七日至廿日。我始终以为此次是少年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但周恩来上述报告则说是「临时代表大会」，当以当时的报告为准。

　　此次我们不是在森林中露天开会，而是在一个正式的会场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当然不会提到这是一个甚么会场，这是巴黎西郊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比扬古镇有许多工厂，也是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之一。镇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会开会的地方；镇的南面临塞纳-马恩省河，河上有桥，过桥就是散客庐。我住在巴黎中心，一个福建同乡租的旅馆，每日早晨在塞纳-马恩省河边乘船来到比扬古码头的。

　　警察局里的会议厅是袁庆云租来的。四川人袁庆云是赵世炎的朋友，长久住在比扬古镇，且与一个法国姑娘同居很久，直至离开法国。赵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转信。他的法国话说得不见得好，但能达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国学生开会为名租下这个会议厅。他关照我们，法国警察听不懂中国话，我们甚么话都可以说，但不要唱国际歌。虽然如此，这四日开会期间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警察常常在会场门口经过，有时探头进来看看。

　　大会经过，有周恩来的报告可看（见《一大前后》第一册）。我已经忘记了，即使记得也不值得写。但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而且值得写的，何况它同尹宽有关。这就是大会开除张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着很简单的印象，即：张崧年在第一次大会上并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控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太上皇。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党员，执行他的指示，但其它的中央委员不服气。反对他，直至于开除他。发言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他们的话我忘记了，大意是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张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产党应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的原则，而他是旅欧支部书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任的旅欧通信员）。陈延年和尹宽就是不接受这个原则。我记得尹宽说：「R（即张崧年）把他这个身份装在口袋里，需要时就拿出来，不需要时就不拿出来。」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四天大会都是他当主席），不能说话。到表决时，他要大会另推一个主席主持表决。我忘记了大会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来那个报告说：四天大会未换主席。

　　但最近读周恩来报告，发现开除张崧年事件比我所记忆的更复杂得多。原来，在德国张崧年和张伯简两人发生矛盾，张崧年列举张伯简种种罪状，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张伯简。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张崧年「罗织罪状过甚」，只决定给张伯简以「警告」处分，而不「开除」他。在这件事情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了独立性。二个党员（周恩来和赵世炎）占据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张崧年生气，「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给他「劝告」（不是「警告」），张崧年不接受此「劝告」，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而且向「柏林地方会」几次声明他退出少年共产党。此时「柏林地方会」是廖焕星负责。赵世炎说廖焕星并未报告张崧年声明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事。大概廖焕星以为张崧年退出是一时气话，没有报告上来的。周恩来代表德国同志向大会报告德国工作，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于是大会认为张崧年「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决议开除他。

　　张崧年得知大会开除他，暴跳起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告同志书寄到巴黎来。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来大会后回柏林时同他的对话来证明开除完全出于周恩来的阴谋。例如，周恩来对他说：「你太骄傲了，群众不满意，故打击你一下。」据周恩来从柏林回巴黎告诉我们，张崧年曾反问周恩来：「如果群众反对仲甫同志，我们也要跟着反对仲甫同志么？」于此可见，张崧年当时有决心，如果全党反对陈独秀，他一个人也要站在陈独秀方面的。一个月以后，周恩来陪伴我们去莫斯科的人到柏林时，张崧年和刘清扬夫妇竟拒绝同我们见面，也不愿意再见周恩来。周恩来只好召集「柏林地方会」的其它同志同我们开一个会。除了我们从法国来的十个人以外，属于德国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来本人，此外还到了一个人（或二个人）。按据周恩来报告，此时在德国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张崧年、刘清扬、周恩来、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会」负责人廖焕星，那天来的可能是廖焕星。我只记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自终没有说一句话，而周恩来则声嘶力竭，替自己辩护，力言他在开除张崧年事件上没有耍阴谋诡计，直至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发誓。

　　张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产党，现在少年共产党开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这也可以证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过是一种抗议手段，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驯服于他这个太上皇之下罢了。

　　现在还是回到大会去罢。最后一天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给我一个小条子，叫我投票选哪几个人，我照办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当然是前任执行委员会授意的。我忘记了选出哪些人。但周恩来报告中有名单。正式执行委员为周恩来、尹宽、任卓宣、汪泽楷、萧朴生五人；候补执行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执行委员会开会，推周恩来为书记（去掉「总」字），尹宽为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张崧年）、汪泽楷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萧朴生为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为出版委员会主任。

　　领导人于是分成两路：一路去苏联学习，一路留在法国领导。周恩来和尹宽留下来领导，汪泽楷、萧朴生、任卓宣填补了离去者的空缺。

　　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还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内，会议厅外空地上照的，这照片今天还保存着。会后将近一个月，我们这些去苏联的人才终于离开了巴黎。

　　为甚么会派我去呢？至今是一个谜。我是一个消极的成员，没有办事的能力，连文章也不写。初进工厂，看到初出版的《工余》杂志，还投了一篇稿子，发泄当时的感想。《少年》出版了，有自已的刊物，反而无话可说。有个党史单位问我当时的化名是什么，在《少年》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说了化名，又说我未曾在《少年》上发表文章。可是这个单位告诉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来是我到苏联后从法文或世界语译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发表的，也许我不知道《少年》是否发表了我的译文。我在木棚里利用工余的时间，既读当时新出的《国家与革命》法文译本，也读大仲马的达特安三部曲。那么凭甚么选派我去苏联读书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脚的一个人。周恩来报告中列出的赴苏名单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畲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后二人本来在德国。袁庆云则是当作先遣人员，当周恩来作此报告时（三月十三日）已经去柏林了，我还看见他从柏林写回巴黎来的信。信内有个名词「兴六娃」，我不懂，赵世炎起初也不懂，后来说：「恐怕是 Chinois 的译音」。

　　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办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十八日早上，我们九个人出发了，周恩来同我们一路走，护照上写着经过西比利亚回中国去，我们在比利时境内的沙鲁瓦停下来，住一日或二日，同那里的劳动大学的同志开会，谈话，照相。到柏林，我们同袁庆云、熊雄、王圭三个人会了面，在柏林办理苏联入境的手续等等。

　　办手续事同我们接头的，是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约三十多岁，能说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他同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提到一个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谁，好久才弄清楚他说的是俄文名字 Xohe Xohe，法文则为 Hong Hong，中文则为红鸿，即张伯简。原来张伯简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后来萧子暲也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

　　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大会开除张崧年，起因于张崧年和张伯简的矛盾；再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推张伯简为组织部长，暂叫利瓦伊汉代理；现在又说到张伯简第一个开辟到莫斯科之路。张伯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里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就要离开西欧去俄国了，应当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张崧年在老年回忆中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一九七七—七八年回忆说：他初到欧洲后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以后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他们已在国内入党，「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忆则说的更详细：不仅有那「五个人」，而且有其它的从国内去的党员：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李季、孙炳文、廖焕星，而且介绍朱德入党。他也提到张伯简，以及张伯简介绍的谢寿康，但所记不实。总之，张崧年所记旅欧共产党员只有两类，不是新介绍入党的，便是国内转来的。他完全忘记了第三类党员，即先加入德国或法国共产党，然后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天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这件事要从张伯简说起。

　　张伯简，云南人，滇军出身，不知何时并怎样来到欧洲，但并非先在国内入党再来欧洲的。他很能活动，善于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产党这条道路，在法国结识了谢寿康，又与张崧年和赵世炎分别通信。据我所知，谢寿康，江西人，在法国留学，官费生或自费生，爱谈社会主义，有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物色同道者。汪颂鲁也曾介绍我去巴黎同他在卢森堡公园谈了一次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张崧年说他是在德国学文学的，大概因为后来谢寿康也从法国转到德国去了，因为德国生活便宜，或因为德国便于进行社会主义活动，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细节已无法查考了，我只好出于假定，以待后人做出正确结论。我假定，谢寿康同德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自己加入德国党，又介绍张伯简、熊雄、王圭及其它的人加入德国党，由此认识了德国活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反过来，这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即张崧年说的「小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张崧年无法拒绝他们，但在德国的张崧年对于张伯简、谢寿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结果至于要求少年共产党开除张伯简；在法国的赵世炎，对于这二个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于主张派谢寿康做代表去出席准备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而且写信给国内的党员李隆郅和无名，要他们活动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派谢寿康为代表，对于张伯简，赵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则说：「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

　　这些德国共产党员显然都参加了旅欧支部的。张崧年自言张伯简介绍谢寿康入党，意即以德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旅欧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谢寿康、张崧年、张伯简、周恩来、刘清扬、萧子暲、熊雄七人还从德国「联名」写信给赵世炎，催促赵世炎建成少年共产党，「促于五一前告成」。正是由于如此重视张伯简，所以在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张伯简虽未出席，仍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开会还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在法国，据萧子暲回忆，少年共产党五个成员：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萧子暲，经过阮爱国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些法国共产党员反过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里产生了混乱，引起了纠纷。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凡是共产党员，无论住在哪一国家，都应当参加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如此，旅欧支部便无存在的理由（同样，旅莫支部亦无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都应当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组织，住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出于同样理由，少年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论上这样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混乱、纠纷，就是从这个矛盾产生出来的。张崧年事实上反对人家先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然后参加旅欧支部的组织，但他理论上无法反对。他老年回忆时，就我所见而言，他绝口不提旅欧支部中这第三类的党员。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周恩来报告说是「临时代表大会」）上，便有人提出一项议案：「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何人提出这个议案，无法查考了。但这个议案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每个共产主义者有权加入共产党。每个共产党有权接纳任何它认为合格的人为党员，不受任何限制。这次大会讨论了这个议案，但没有通过，也没有撤消，而是决定「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这些第三类党员并未曾辜负同志的信任（除谢寿康不久消极脱离以外）。大会批准了旧执行委员会给张伯简的警告处分。张伯简确实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到一九二五年末病死为止，仍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项错误就是告诉人说：他手里掌握着一个秘密团体。有几十个成员，都是很好的，现在尚未到公开出来的时候。赵世炎信以为真，因此团结他。要他参加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因事羁留德国，没有参加第一次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了，利瓦伊汉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这个秘密组织。他不肯，利瓦伊汉说：「我们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你还保持那个秘密组织干甚么？」没有让他做组织部长。他又去德国了，以后由德国去苏联。在德国，他同张崧年发生冲突；在苏联，他同罗觉发生冲突。二次为甚么事情发生冲突，我当时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从两次冲突对方都是组织的「第一把手」看来，我可以设想张伯简要争领导权，他自命不凡，觉得「第一把手」不够重视他。冲突结果，他都失败了。从此以后他放弃当领导人的野心，忠实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临暑假时，他从莫斯科回国，恰好同尹宽一路。回国后，尹宽被派去山东作省委书记，萧子暲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团省委书记。蒋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学当教授，张伯简仅仅做新设立的中央宣传部一个工作人员，管理印刷，发行及其它事务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满意。我回国后与他同在中央宣传部共事，他处处帮助我，绝不同别人一样鄙视我缺乏办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后，广东国共合作准备消灭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中央派他去广东做滇军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此战役中有何贡献，但战役结束后，他肺病发作了，死于医院，留下了结婚不久的爱人，她是上海一个女工同志。

　　现在要说说尹宽是怎样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尹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已经是党员了，每次参加旅莫支部党员会议。他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时，说：少年共产党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另外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就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为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批准，推赵世炎作通讯员。这几个党员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尹宽这几句话并不可信，他这篇访问记有好多处明显地不符合事实。这也难怪。我们关在监狱内，不断地有人来审问案情，绝未去想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不是问案情，而是问革命史料，我们一时当然不会回答得很正确。例如，这里说的，国内党指示把团员中一部分年纪较大政治上较成熟的人升格为党员。——这话，别人就未曾说过，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么赵世炎、周恩来二人本来都是团员，到此时才升格为党员。这是说不过去的，但尹宽说他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话萧子暲未说，却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后几次。尹宽也是第三类党员。

　　上引尹宽的交代材料，也说到他如何变成党员和旅欧支部的问题。他的回忆多不可信，这里所引，不过聊备一说而已。他说：「我们的党员都『自封』的；并且还议定，以及青年团员要升为党员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报告中央核准。所谓『总支部』的领导人，就是张申府。张申府与陈独秀原来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与周恩来也是旧相识，他的总支部『领导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国的党小组，我们就推定赵世炎负责同中央通信，因为他是我们青年团的书记。……取消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实际上并不存在），都是张申府通过周恩来传来陈独秀的信决定的。」

　　我们从法国出发的九个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莫斯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上写法国的生活，即使与尹宽无直接关系，我回忆起来也舍不得抛弃。那些事实，即使与尹宽本人无直接关系，也足以烘托那个时代，尹宽和我们就在那个时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但以后，我不能那样写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国后长年的生活，可以写的事实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样写下去，不知道要写成多大的篇幅！我决定以后只写与尹宽直接有关的事实。

　　我们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从法国来了。其中有尹宽，也有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刘伯坚、李鹤龄、于履中、王人达等。据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记了另几个是谁。他们经过柏林时分别住在德国共产党工人党员的家中。他们看见德国同志兴高采烈，准备纱布绷带为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之用。此事，廖焕星的回忆中亦有记载，说他们极受工人党员的「热情招待」（但廖焕星记此行人名有错误）。廖焕星说是十一月间事，尹宽说是十二月间事，廖说较可靠，因为他们经过柏林时德国那次革命尚未失败。（尹宽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则说是十月，那更可靠），他们是从史特丁港上船来彼得格勒，然后由彼得格勒乘车来莫斯科的。尹宽一到莫斯科，就参加旅莫党支部会议，可证那时他已经是党员，我还是团员。在莫斯科，我同他的关系完全同别的同志的关系一样。他自己也没有突出之处。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圈子，也没有参加团的领导圈子，未曾担负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课，而是另编一班。他没有学俄文，或虽学而没学好。倒不是因为当时旅莫支部有反对学俄文的空气，他如果想学，会抵制这个空气的。他不是从通过翻译听课而增长知识，他是读法文书增长知识的。他能读法文，也能翻译法文，自然没有我理解得好，翻译得好，他未曾译过一本法文书，但零篇文章是译过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欧支部发起给《新青年》季刊供给稿子。我翻译了一篇普列哈诺夫论办证法的文章，从俄文译的；他也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则是从法文译的，我不记得何人所作。我们二人的译文后来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登载出来了。这一期不是瞿秋白编的，瞿秋白去了广州，而是陈独秀编的，莫斯科供给的稿子都登载了。后来瞿秋白很不满意，曾告诉我这二篇文章为甚么译得那样诘屈聱牙。稿子送回国前，旅莫支部领导人先审查一遍。第一把手罗觉以为哲学是他的专业，特别找尹宽和我谈一次话，暗示我们二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其实，我们二人不过借翻译来学习辩证法而已。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尹宽和我那时不约而同地从哲学下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我和尹宽关系是很疏远的。我想不起他还有甚么事情可记。要而上引的交代材料中，尹宽自己记了一段他在那个时期的事情。他所记，我也未曾发现有甚么不符合事实之处。

　　尹宽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里总共住了不到半年。列宁逝世时，我正在距莫斯科百里的一个旧地主农庄上休养一个多月，因此，今日回忆起来，没有多少有意思的话可说。

　　我一到莫斯科，人们就把我看成书呆子，给我取个俄文名字：里亚萨诺夫。他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们一叫里亚萨诺夫，就特别强调，含有几分诙谐的意思。

　　「在东方劳动大学里有俄共的中国支部（按：应说中共的旅莫支部），其负责人就是罗觉（即罗亦农），彭述之等。不多时，支部就指令陈延年主持一个特别的讨论会，讨论民族问题，参加的主要是从法国来的人，赵世炎当然也参加，会议一开始就指定我做正报告，然后由彭泽湘做副报告。……正副报告两方面的冲突是很厉害的，其详细内容，我已完全记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泽湘是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革命性，并说吴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能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他们都经过支部从俄国共产党方面拾得一些牙慧，我则对当时领导路线毫无所闻，只是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就养成了一些阶级成见，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确实是格格不相入。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毫无斗争经验，只知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所想的，而罗觉、彭述之等得风气之先，已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学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今日，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忆起来，我才省悟到那次讨论会是专为打击我而召集的，大概因为我平时在言谈中流露出一些不合领导路线的意见，被人认为有懈可击。当晚，讨论会结果，绝大多数都拥护彭泽湘的主张，而反对我的意见。主持人做了结论后还声明：如我有不同意见，下次再开会讨论。会后，我又写了一篇意见书，申述我的意见，也不记得写了些甚么，只记得一次张太雷来到宿舍时，彭述之拿我的意见给他看，他拿到手，看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扔在床铺上走出去了。」

　　原来尹宽在莫斯科时曾去乡下疗养，又曾被人开会批斗，我都忘记了。记得在法国小组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我反对加入，尹宽赞成加入；在莫斯科，我比他先到半年，讨论同一问题时，我不再反对了，他倒采取反对立场，因为在法国他是领导人，在莫斯科他只是普通党员。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旅莫支部派了一批人回国。当时国共正式合作，共产党帮助孙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政府帮助孙文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供给金钱和枪械。国内需要一批干部开展工作。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说是七月离开莫斯科的，我则记得更早一些，在暑假以前，因为萧子暲路上写信回来，我们尚未去乡村度假，在学校里收到信，互相传观。信内说了旅途上一些笑话。萧子暲给尹宽取一个绰号叫做「虾子」，形容他身高而背曲。萧子暲和尹宽二人又嘲笑蒋光赤的「恋爱至上主义」。蒋光赤路上爱谈女人，又写爱情诗，哥哥，妹妹。尹宽给蒋光赤取个绰号叫做「马桶盖」，萧子暲则叫蒋光赤做「拜×教主」。我们传观时大家哈哈大笑，彭述之则不笑而说萧子暲无聊。以后在国内，大家都叫尹宽「长子」，我有时叫他「虾子」。

　　我忘记了这批回国的有几个人，上面三个人之外还有谁。他们是走那条道路回到上海的。张伯简无疑是这批回国的。

　　我是第二批回国的。那时我已经是党员了，这年春间罗觉同我谈了一次话，取得我同意，介绍我入党，旅莫党支部开会，李大钊出席，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说了几句话，我表示了态度，没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讨论其它日程了。暑假，我们都到乡村避暑，住了一个时候，然后得到通知准备回国。我回国要做甚么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内定了。旅莫支部发动同志写稿给《新青年》季刊，已经寄回一批了，我提议《新青年》应当出一期「列宁号」，纪念年初逝世的伟大导师。提议被接受了，分配了应写的稿子，又派我负责催写。我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便去催讨，那些写稿的人看见我去，就说：「债主又来了。」彭述之看中我这个本事，以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回国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要去占领《新青年》，便决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这批人大约是七月下旬离开莫斯科的，火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参威，在那里候船约一个月，到得上海时已是九月下旬了。我们这一批人以陈延年为队长，我为会计，队员记得的有：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蔡支华、周兆秋、傅大庆、李仲武、林可彝、似乎还有其它的人。内定的宣传部长彭述之在我们动身之后好久才离开莫斯科的，但他经过满洲里从陆路回国，比我先到上海。他已经建立了中央宣传部，张伯简帮助了他。我一到上海就搬进宣传部机关居住。

王辩

　　到上海后，张伯简告诉我尹宽奉派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三个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尹宽代表山东的党组织来上海出席，我担任大会记录，我们二人又见了面，而且同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是以旅欧支部代表身份从广东来出席大会的。参加大会的人当中唯有尹宽、周恩来和我三个人是从法国来的，因此关系特别密切（不错，还有利瓦伊汉，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们一道玩。）。周恩来住在二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宽住在大会会场三楼，我住在宣传部，但每日散会之后周恩来就邀我们二人到他的旅馆去，请我们吃饭，饭后闲谈，或在马路上玩，夜深我们二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们二人没有钱，玩的钱都是周恩来出的。我们绝口不谈工作，也不谈正经话。我记得周恩来告诉我们二人，他已经约邓颖超从天津来上海会面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邓颖超来信说不来上海了。

　　尹宽没有同我谈起山东工作，我也不问他。他在大会上自然报告了山东工作；我也记录下来，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他报告了甚么，大会记录也已丧失了。不过，我在中央似乎听人说山东工作做得好。

　　尹宽不是中央派去山东主持工作的第一个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山东党史的材料，知道从北京派去的第一个人是湖南人陈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吴容沧化名吴慧铭去负责山东「地方会」工作，以扶轮学校教员为掩护。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在济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闹出一个笑话：持手枪去某银行找经理，要借一千元做共产党经费，结果被捕，判了四年十个月徒刑。此事影响极坏，「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党的工作停顿了好几个月。可以知道尹宽就是派去恢复山东组织的。马保三一九五一年说：「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宽来山东协助党务工作，当时的书记是王烬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又选举尹宽为书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宽离山东回上海」。马保三不是亲知，是从王翔千知道的。应当可信，其中说尹宽初到山东时不是省委书记大概也是可信的。《一大前后》书中收了三篇有关山东早期党史的材料，两篇系老党员所写都抹煞了尹宽姓名，惟有这篇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宽。王翔千是不会抹煞尹宽姓名的。

　　尹宽在法国和苏联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经验；他能写文章，能演说，在芜湖做学生运动时又有领导群众的本领；他很注意群众心理，研究群众运动方法，初到法国略能阅读法文书后便买来法国人列朋写的《群众心理学》，并介绍我去读。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兴趣，读不下去。王烬美、陈为人都曾出国，到苏联去，又都不久就回来了，在那里没有学到甚么。尹宽则是学习了很久、很多，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他对内进行了思想教育，训练的工作；对外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特别是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和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当时报纸新闻常称为「青沪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干的同志做工作，山东则是尹宽一个人领导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罢工高潮中，中央派刚回国的李慰农去山东协助尹宽，尹宽派李慰农坐镇青岛。李慰农与尹宽同是芜湖二农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跟着尹宽闹学潮的。他跟着尹宽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工学世界社，参加少年共产党，又一路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但比尹宽后半年多才回国。他在青岛工作没有多少时候，还在拟订工作计划，就被捕了。当时山东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地盘，李慰农不久被张宗昌枪毙了。

　　李慰农死后，尹宽继续领导山东工作。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山东群众同其它各省一样蜂起反对。自然，这是客观革命形势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尹宽，但尹宽个人是发挥了作用。

　　上海革命形势，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党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见一个党史资料，据上海区委组织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五卅前上海全区党员为295人，五卅后增加至1080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个支部党员人数，换一句话说，经过这次大运动后上海党员人数猛增3.7倍。负责上海地方工作的庄文恭，忠实有余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强可以对付，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换一个有本事的人不能处理上海工作了。上海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像北方赵世炎，南方陈延年那样的人来领导工作。哪里去找那样的人呢？中央考虑结果，决定把尹宽从山东调到上海来。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兼中央组织部长，最后的决定是他作出的。谁向他推荐呢？当时，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陈独秀之外只有二个中央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他们不熟悉尹宽，同陈独秀一样。相当知道尹宽的彭述之此时还在宝隆医院养病。无疑，中央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这个决定的。

　　最近上海市委发表的一个史料说：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李成等七人为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上海区委由尹宽任书记；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陈竹山负责书报流通处；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工作，李成负责对外的工作，张佐臣负责对群众工作，戴三任交通。」这个史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宽已经来到上海。

　　这个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发现我参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史料的记载和我个人的回忆相差很远。照此史料说，我是尹宽做上海区委书记时候起才参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忆说，则我早已参加了上海地方工作，庄文恭任书记时候，我就参加了，到尹宽任书记时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忆则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忆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无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参加了以庄文恭为首的地方委员会工作，当时地委设在闸北香山路一个弄堂内，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办公，楼下吃饭，我常在那里吃饭。我奉庄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层支部会议。但五卅惨案前后地委如何开会，如何布置工作，则我毫无印象。这怎么解释呢？大概我那时不是正式参加地委，而是帮忙的性质，中央宣传部工作忙时可以不必去地委工作。八月间，《热血日报》早已停刊，运动趋于低潮，我又应当去地委兼职了。地委改组为区委，尹宽代替庄文恭，我无疑被任命为区委七个委员之一的，但我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客串」的观念，尹宽上任不久就下台，故我以为未曾同尹宽在区委工作上合作过。但我记得，我正式脱离上海地方工作是在这年深秋靠瞿秋白说情才达到的，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还是在上海区委兼职的。

　　不论如何，尹宽来上海后我还是时常去看他，不仅在区委机关见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从山东来上海后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时，发现他的房间内有个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约不到二十岁，生的并不漂亮。尹宽介绍了她的姓名，「王辩同志」，但未介绍二人的关系。姑娘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笑。不必等待别人传说，我已经猜准二人之间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了。

　　以后不久，从中央传出了一件大事：山东同志几乎全体闹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辩逃到上海来。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同尹宽拼老命。山东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不会对这种落后意识让步。——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邹鲁礼义之邦的封建意识。——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看见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王翔千要求尹宽和王辩正式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和恽代英两人出来做证婚人。这个让步的要求，中央也没有答应。问题挂在那里。最后，尹宽吐血了，他本来有肺病。结果，中央这样处理：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工作，王辩则去莫斯科读书。没有开除尹宽党籍，没有罢免尹宽上海区委书记之职，没有拆散尹宽和王辩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我过去只知道山东有二个老同志，王烬美和邓恩铭，他们参加了第一次党大会；此时，我才知道山东还有第三个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邓二人大得多，不是学生或初出校门的人，而是一个老先生，在济南一家甚么报纸当编辑，据说是清朝的秀才，从中国古代学问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阅有关山东的早期党史材料，看见贾乃甫回忆说：「王翔千，山东诸城人，是诸城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都好。」又说：在山东早期活动中，「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占主要地位。」马馥塘回忆说：王翔千是中学的国文教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参加。那时已有三十多岁（按如此他不会是清朝秀才），自称为「特别团员」。

　　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王翔千为甚么给女儿取名为「辩」了。在先秦，「辩」就是辩论术，就是逻辑学，我们有「墨辩」。父亲希望女儿长大后不仅有学问，还要有条理，做出结论要有根据。父亲特别爱女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绍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尹宽骗走了她！王翔千气愤到了发狂的程度，这有甚么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的气愤，不能够说与邹鲁礼义之邦的旧意识毫无关系。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只顾气愤，却不考虑王辩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辩只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深闺小姐，听到一个坏人的甜言密语就跟着坏人走了的。

　　事实恰好相反。王辩发挥了自己的意志，对尹宽个人对革命对政治作了充分的考虑，然后决定的。她以后的行动可以证明。

　　据尹宽说，他在山东每次在会议上讲话时，王辩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十分佩服的神气。当时，她一定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工作又开展得很好，以为完全是尹宽的功绩，由此生出了个人崇拜。这一切尹宽都知道，当他奉了中央调来上海的命令，临走前夕，才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姑娘随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来了。后来发生的风浪，她预先应当能够想到的。尹宽吐血以后，她尽力服待。尹宽想到会由此一病不起的。有一天，他问王辩：「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似乎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中央派她去莫斯科读书，我不知道她如何反应。是不是为了服从命令，解决由她引起的纠纷，才勉强同意去的？

　　我和尹宽在莫斯科的时候，东方大学没有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们回来以后，那一年秋天就有好几个女同志去莫斯科读书了。她们都有爱人在国内，她们都在莫斯科另找爱人。那时正在冯玉祥举行军事政变以后，我们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为叫做「倒戈」。尹宽为此寝食不安，他同王辩是经常有书信往来的，我当然不知道通信的内容。可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有人去莫斯科开会回来后，都说尹宽不对：「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心念念不忘尹宽，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会。」事实上也是这样。似乎当时，在莫斯科，王辩是未曾「倒戈」的唯一女同志。

　　一九二七年秋末，王辩才从莫斯科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尹宽已经离开广州来上海了，王辩到广州恰逢「广暴」，暴动的军队在马路上站岗，她和另一个女同志从小旅馆出来拿介绍信及其它证件给站岗的兵看，说要找「党」，当时战斗正紧张，那些兵没有理她们。暴动失败后，她们才回到上海。此时，尹宽已经离开上海去芜湖作安徽省委书记了。尹宽在上海等待派遣工作时，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我常去看他。他不知道听谁说，王辩已经来到上海，但找不到党的线索，他于是在甚么报纸上登载一个寻人广告，男女双方都用两人知道的化名。几日之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你登报寻的女人已给某某商店的小开骗去做小老婆了。他拿这封信给我看，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中央终于派王辩同另一个女同志去安徽工作，受尹宽指挥。那时工作很忙，两人虽同居一处。没有工夫回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瑕，尹宽才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同王辩两人享受一下生活。

　　不久之后，安徽党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被捕，尹宽似乎还支持一个时期，以后也逃到上海来了。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判了短期的徒刑，关在安庆或其它地方。

　　一九二九年秋，王辩出狱，来到上海，找到中央。那时尹宽和我们一起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中央不放王辩去找尹宽，告诉了她理由，王辩坚持要同尹宽见面，于是放她来了。我不能肯定二人重新见面的时间，但我想总是在我们这些反对派被正式开除以前；如果在开除以后，中央决不会放王辩来的，那时尹宽住在虹口公园前面一个弄堂房子，我听说王辩来了，便同我的爱人去看他们。那时我也有爱人了，我的爱人也要看看有名的王辩。我们去时，尹宽和王辩正在争吵。四年不见，王辩完全变了，更大，更老，特别失去少女羞涩的神气。以前是不讲话的，现在看见我去，就拉着我同我辩论政治问题，特别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她还要鼓动我的爱人去拥护中央，反对我们。次日或二三日后，王辩便抛弃尹宽回中央去了。据尹宽说，那天有甚么人来通知，说反对派某同志被捕，大家恐慌起来。王辩说：「我当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于是走了。尹宽估计中央机关设在某个菜场附近，于是天天去那个菜场周围徘徊，希望能遇着王辩。我们都嘲笑尹宽。直至解放后，尹宽关在监狱内，也没有忘记王辩。他碰到犯人中有山东籍老干部的，总要打听王辩的下落。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市监狱内遇着他，闲谈中也提起王辩。他告诉我，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以上所写，我是以自己的见闻和尹宽的谈话为根据的。五十多年前的记忆难免有失真之处。

　　在这件事情上，尹宽是不是错误呢？我没有听到当时同志中间议论尹宽的错误。也许听到了，但已经忘记。我想，总有人指责尹宽的错误，但放在心里不肯说出来。我就是这样。我并未当面或背后批评尹宽，但不以尹宽为然。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私事，但不能妨害政治，不能妨害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如果处于尹宽的地位，我不会做出这件事情来。在山东做了几个月领导工作，多少知道当地落后的意识，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那么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以预先看到的。当时，我也有一个「对象」，但由尹宽的遭遇（以及当时别人的事情）取得教训，做出了恋爱不可妨害政治的结论，我就毅然终止进行了。我始终遵循这个结论，一生中未曾为这种个人私事闹出任何政治纠纷。

　　现在回到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尹宽就任新改组的上海区委书记的时候来。上面所引的史料又说：「九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各部主任会议研究了九月十七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为：『尹宽病，允请假静养，区委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担任。』会上决定，遵照中央局的决议执行。」由此可以确定知道，尹宽就任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不到一个月，九月十八日就卸任了。编年记事总是简单的。平淡无奇的，而事实上这二十八日中发生了惊涛骇浪：一个省的同志蜂起要求中央开除上海区委书记的党籍，中央为了平息党内群众的不合理的气愤，不得不趁尹宽吐血的机会事实上撤销他的书记职责，并事实上拆散他的婚姻关系。

　　王辩走后，尹宽继续养病，我不记得他甚么时候才出来工作。在王一飞任上，他没有出来工作，即使他完全恢复健康也不能出来工作。王一飞也是过渡性的。他是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不能长久兼职。中央不断地考虑适当的人选，最后选中了罗亦农。早就应当调罗亦农来担任上海区委书记了。我不能解释为甚么到这个时候才调来。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罗亦农在北京个人办一个党校，训练北方几省的本地干部，很有成绩。但这不是不调他来上海的适当理由。

　　上引那个编年记事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区委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该通告的内容为：『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四月，上海区委的正式委员为：罗亦农、庄文恭、尹宽、何今亮、陈比难、沈雁冰、顾顺章、林仲楠、郑覆他、谢文锦等十人，候补委员张佐臣、陈竹山、朱阿毛三人，以罗亦农为书记，庄文恭为组织部主任，尹宽为宣传部主任，何今亮负责工人工作，陈比难负责妇女工作，沈雁冰负责民校工作。」四月六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各部会议由何松林、尹硕夫分别担任。」六月四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尹宽、罗亦农多到下面去跑，——尹宽多注重宣传方面，罗亦农注重接洽及市党部，学生的事」。「六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区委新任正式委员为：罗亦农、何松林、赵世炎、庄文恭、尹宽、张佐臣、顾顺章、郭伯和、贺昌等九人；候补委员为：郑覆他、丁郁、梅电龙、沈雁冰、余泽鸿五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上海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选出区委委员，「计正式委员十三人：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泊之、尹宽、何松林、张之甫、谢文锦、郑覆他、畲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候补委员七人：张叔平、余泽鸿、江元清、杨培生、刘尊一、郭持民、王承伟。」十六日新区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任组织，尹宽任宣传，何松林任职工，由以上四人组成区委主席团。」

　　以后就进入第三次暴动时期了。关于尹宽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以后再说。以上我是从最近发表的一份党史资料中摘录有关尹宽的记载的，从他到上海就任区委书记起到第三次起义前夜为止。我不能系统而具体地写出尹宽此一年半内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实上（不是形式上，形式上当他作区委书记那一个月前后，我是区委委员，一道工作），我没有同他一道工作。我们还是密切来往的，我去他家的时间比他来我家的时间更多。但我们见面都是「言不及义」的，即我们绝口不谈各人的工作。以上所引有关尹宽的记载，当然是不完全的，尽管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仍可作些补充。

　　尹宽本是上海区委书记，只因王辩事被人攻击，借吐血下台，到了罗亦农任上，才恢复工作，作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地位低得多，权力小得多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这一点是不会介意的。我要试探一下，他是否介意。可是，很好，他丝毫没有介意。他很佩服罗亦农的才干。他说，罗亦农一面同同志谈话，一面写指示信，两种工作同时进行，都做得好。确实是这样。我也是从罗亦农在上海的工作中才认识罗亦农才干的。他是旅莫支部书记（那时名罗觉），但我在莫斯科并不佩服他，那种工作容易做。赵世炎是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才参加上海区委担任组织部长的，他的能力也不逊于罗亦农，尹宽虽未同我说起赵世炎才干的话，显然他也是佩服赵世炎的。上引资料说，区委委员中罗亦农、赵世炎、尹宽、何松林四人组成常委，但事实上罗赵何三人时常碰头，尹宽很少同他们在一起，这一点尹宽也没有怨言。我倒看出罗亦农和赵世炎有不满意尹宽的暗示，好像认为尹宽只会写文章。当时党内有组织家看不起宣传家的风气。他们说：「你们不过多读几本书，多懂些理论，会写文章，会翻译而已；你们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罗亦农便是这样看彭述之的。他在莫斯科就给彭述之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孔夫子」。现在罗亦农、赵世炎也是这样看尹宽。在罗亦农任上，尹宽始终作宣传部长，始终作宣传教育的工作。他们更加是这样看我。我心服，我确实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比起他们相差得很远。他们这样看尹宽，我不心服，因为尹宽能做群众工作，能够领导党，——虽然能力不及罗亦农、赵世炎。

　　上引那个党史资料说：「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我不知道或忘记了这件事情。当然宣传部长尹宽不能不担任高级党校的「教授」工作。这个党校预定有二十八人听讲，其中包含沈雁冰、丁晓先、侯绍裘、张廷灏、梅电龙、顾谷宜一类有名的党内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教授工作。反之，后来的两期党校，则有好多人去教课，我也去了，因此至今记得。一期是招收上海本地和江浙两省的基层干部，约有四五十人，校址设在辣菲德路一个弄堂里，三楼三底房子，弄口和大门口挂着「启迪中学」牌子。尹宽做校长，区委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做庶务兼会计。那时已经同杜月笙合作了，学校受杜月笙保护，我们堂而皇之教党课。三个月结束后，房子派了其它甚么用场。一九二七年二月间，这房子做了第二次暴动的指挥部，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另一期则设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恒丰里一○四号三层楼房子，校长仍是尹宽，学员也是基层干部，但换了一批人，这期党校未曾结业便发生第三次暴动了，于是校舍做了暴动的联络站，前方的消息汇集到这里来，然后转给暴动指挥部（我不知道设在哪里）和陈独秀（他住在中央宣传部）及其它地方；对前方有所指示时，也是先汇集在这里再发出去的。我曾传递陈独秀的指示到这里来。这个三层楼房子后来作区委的一个机关，常在这里召集干部会议。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捕的。我不久之前才去看过。那个党史资料对后二期党校没有记载。

　　尹宽也曾写文章在《向导》上发表，我已忘记文章的内容，尹宽也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甚么，起迄何时，我都不知道。他住家在闸北青云路附近，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同他一道住。这是山东人，上海大学学生。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彷佛听说他被捕投降了，我常去尹宽家中谈闲话，从来不谈工作，所以写不出他在上海做了甚么事情。

　　现在就来说上海的第三次暴动。尹宽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狱中回答访问者说：「关于三次武装起义，我没参加，所以情况不明。」这是他年老忘记了。我却记得，他是第三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我在监狱中，一天提审，恰值纪念上海三次暴动胜利的日子。我告诉提审员说：今天纪念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可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尹宽却关在监狱里。最近，上海档案馆拿出了三次暴动的档案，证明我的记忆没有错。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三次暴动，又成立一个特别军委和一个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璋（应作暲，即萧子暲）。特别军委无尹宽，特别宣委成员为：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或刘昌群）、徐伟。

　　「特别委员会」是最高的暴动机关，从二月成立起直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改组加入陈延年为止，开了好多次会，尹宽都参加。同时，区委主席团也经常开会，尹宽都参加。每次会议都有记录，现在只发表一部分会议的记录，将来会全部发表的，那时我们就可以从中分析出尹宽在上海第三次暴动中的作用了。

　　特别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于四月十六日开会，记录已发表，出席者为：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在会上，李立三宣布中央局派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三人，连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二人组成特委会。这就是说尹宽退出了。会上决定打电报给中央局，要求讨伐蒋介石，电文归周恩来起草，以个人名义签字。现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收了这个电文，但书上无签字。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了各人的签字，尹宽在内。十八日，新的特委会开会，但罗亦农、尹宽二人仍出席。

　　特别宣传委员会没有开会记录。尹宽为主任，我亦参加其中，但对于此事，我完全忘记了，也许根本没有正式成立，总之我毫无同高语罕、贺昌、徐伟一起开会工作的印象。我只记得在三次暴动期间，我同尹宽、陆定一三个人常在一起，采访新闻，起草传单，等等。

　　以上写好，我才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书，其中发表了《特委会议记录》全部，共十九次会议，记录前面出席者名单中都有尹宽，有少数记录没有开列出席者名单，但其中一次恰有尹宽发言，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每次特委会议，尹宽都是参加的；但并非每次都有他的发言。有几次发言是他报告宣传工作的：出版甚么报纸，印多少份，怎么发行等等，不值得研究。似乎他只关心做好本份的工作。但本份工作，也未曾做好。特委末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对于第三次暴动的总结意见，其中第五点批评「技术工作太坏」，首先就说：「政治宣传不好，此为沪区宣传部的责任。」如此说来，我也有责任。

　　上引书中，除特委会议外，区委全体会议也有记录。三月八日上午会议，出席者十一人，其中有尹宽。何今亮和尹宽发生了争论。何今亮就罗亦农报告中列举的上次暴动时所犯的三大错误表示意见，他认为这三个错误不能算大的错误，而第二次暴动虽然失败还是有积极后果的，还是进步的。他又说现在北伐军一时不能来上海，此消息不要让群众知道，尹宽不同意何今亮，认为现在的局面不是我们预想的，而是客观造成的；至于北伐军晚来也不会太久，我们仍要积极承认工作错误。何今亮说，第三点（时间太早）不算错误。尹宽不同意。何今亮收回自己的意见。结论同意罗亦农的报告。

　　十七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上海出席党的第五次大会的代表名单，其中没有尹宽。可是后来尹宽出席了大会。这中间怎样变化，我不清楚，数据说尹宽是四月下旬离开上海的，周恩来接替他做宣传部长。我想起了，他是在我以后到达武汉的，似乎没有参加大会在武昌开的开幕式。却确定参加了黄陂会馆的会议。此行，他似乎负有另外的使命，因为我曾听他说不是直接从上海乘船去武汉的，而是一段旱路，一段水路走了来，中间曾在芜湖住了几日。

　　我初到武汉没有工作可做，他也没有工作，我们二人常在一起游玩、访友。一次，我同他去民国日报馆找沈雁冰。沈雁冰很客气。请我们去交通路底一家广东小馆子吃饭，并写字条叫堂倌送到附近甚么地方请孙伏园同我们一起吃。沈雁冰只说我们二人是新从上海来的，孙伏园就不问下去了。我久闻孙伏园这个人，此次才看见，至今还记得他生了一部大胡子。在黄陂会馆开会期间，我也常同尹宽在一道，休息时在会场外草地上坐着闲谈，评论时事和个人。我们互相信任，无所不谈。我曾把我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告诉他。后来在上海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中央出版的内部刊物（似名《中央政治通信》）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了。就在这样的草地谈话时，有一次罗亦农跑了来，参加了我们的谈话。罗亦农那时也是大会的反对派，他来谈话是别有用心的。他告诉我们，说从庄文恭处知道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同国民党关密切的人做总书记。庄文恭之弟韩白骋新从苏联回国告诉庄文恭这话。对于当时的党内斗争，罗亦农当然比我和尹宽知道得多。

　　大会开后不久，我被派去做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搬去武昌居住。尹宽仍住汉口，从此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了，但也不是从此不见面。我记得曾去汉口找他，也记得他曾来武昌找我。我记得一次他要我同他联名去营救台一谷。台一谷是安徽人，一九二六年在辣斐德路办的党校的一个学员，聪明而漂亮，好多人对他有好感。我不知他是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工作的。到了尹宽找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汉口被湖北省总工会的纠察队捕去了，事实上是中央军委捕去的，据说某地一个机关被蒋介石政权破获是台一谷告密，现在他又混到武汉来。尹宽认为这是冤案，因为告发台一谷的也是那个党校的学员，向来与台一谷不和，挟嫌诬陷的。我信任尹宽，便允许把我的姓名写进他的营救信内了。他说，安徽同乡也找蒋光赤写了营救信。以后过了一个时候，我又碰到尹宽，问起这件事情。他说，顾顺章曾找他和蒋光赤两人谈话，叫他们不要管这件事情。尹宽此时才告诉我，他根据一件甚么事情，也怀疑台一谷做了叛徒。

　　我不知道尹宽此时住在汉口做甚么工作。尹宽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的话时，说：「我到武汉留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尹宽这篇访问记有好多事实错误，但这句话却是可信的，因为在武汉出版的《向导》几乎每期都有尹宽写的文章。瞿秋白排斥我，不让我在中央工作，却不排斥尹宽。直至武汉快反动，中央疏散干部时，尹宽才被派去广东作省委宣传部长。总之，尹宽仍旧只被人看作「宣传家」。他本来是一等干部，自从为王辩一事被山东同志打下来以后，就退居于二等干部，同我一样了。

　　尹宽领了路费，离开武汉去广州就职，轮船经过安庆时竟上岸回桐城老家去，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重上征途。

　　以后，我在上海同他见面时，知道此事，我便批评他不对。在那种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奉了使命，怎么能够逃离战场至一个多月长久呢？我不止批评他一次，只要有机会，我就提起来批评他。有时他表示接受，有时他耍弄诡辩。尹宽的诡辩是有名的，尹宽接受批评，承认错误，是十分罕见的。一九五六年，我在监狱中同他见面，自由谈话时，他曾说他从前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我于是同年轻时一样不客气地骂他：「忠心耿耿，有甚么可夸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你忠心耿耿，为甚么派你去广州时，你半路上回家去住了一个多月？」

　　张太雷是同他一起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的，但张太雷迟迟其行。他有野心要掌握中央的权力。七一五前夕，陈独秀辞去总书记之职后，成立了一个五人临时政治局接受陈独秀的职权，张太雷也在此五人之内。一直到八七会议成立正式的政治局之后，张太雷才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比尹宽先到广州。他严厉责问尹宽：「你这一个月到哪里去？」他恐吓说要调查尹宽的行动。在此情形下，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就无法合作了。就事论事，错误自然在尹宽方面，但这里也表现了张太雷的成见。张太雷是反对陈独秀的，他把尹宽首先看作陈独秀派。不久之后，张太雷就找一个借口派尹宽来上海向八七会议后的中央报告甚么事情，一到上海中央就不让尹宽再回广州去。我又能够同尹宽时常见面，并带尹宽到《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部来，我征求尹宽对于已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的意见，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把他的信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四期上，连同我回答他的信。

　　从尹宽这封信也可以窥见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他首先拿《布尔塞维克》来比较过去的《向导》。他说：「以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实际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的地位；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共产党的政治面貌来。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他认为是现在注重理论问题，过去「简直是宣言和传单式的。没有政策和策略的讨论。」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多介绍国际问题；第二，要多讨论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第三，要公开争论，登载批评的文章，不管正确的或错误的，也都应该公开于革命的群众之前。我的答复表示接受他这三点建议，要努力做到，同时也批评过去的缺点。我说：「过去的宣传可以说只限于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论，对于资本雇佣的关系，农村阶级的分析，工农群众暴动的必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共产党对于工农劳苦民众的作用等，……统而言之一句话，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知道的常识，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向工农劳苦民众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党都没有有计划有系统地宣传过。」话虽如此说，但在我编辑期间，《布尔塞维克》未能实现这个诺言。由此又可见后来我们共同走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在甚么时候，中央派尹宽去做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委是五次大会之后才成立的，尹宽不是第一任书记。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尹宽起初是做中央巡视员去安徽的，后来才正式担任省委书记，省委设在芜湖。他现在不是「宣传家」而是「组织家」了，同他初回国时一样。可是，他在山东做出了成绩，在安徽却没有成绩可言。尹宽还是那个时候的尹宽，但时代不同了。在山东时，中国革命正在趋向高潮；在安徽时，革命已经惨遭失败了。在他任职期间，好多同志被捕，连他的爱人王辩也被捕。他不仅没有受到表扬，而且有许多安徽同志向中央控告他。控告他甚么？他在安徽怎样做工作？我都不知道，我们见面时照例是不谈个人工作的。一九二八年秋，他又从安徽来到上海，我请二个福建来的干部在福州路一个小馆子吃饭，也请他来作陪。蔡和森下台后，李立三当权时，他又来上海，我未看见他。只听到李立三说尹宽同他说了如何荒谬的话。甚么话，我忘记了，但我想象得到尹宽是不会卖李立三的帐的。李立三摆出党内最高领袖的面孔，要求下属服从，我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很快就辞去《布尔塞维克》编辑之职，避免同他争吵。尹宽恐怕表面上也不会敷衍李立三的。

　　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我已经搬出机关，在外闲住，此时又遇着尹宽，他也在上海闲住，也许同李立三争吵后就没有回安徽去，我当时与蔡振德住在一幢屋子，一道吃饭，我约尹宽搬来住，但蔡振德反对。尹宽人缘不好，不知道为了甚么，当时他在上海闲住，但我们陈独秀派在蔡振德家里集会，帮助江苏省委反对李立三中央时，尹宽并未参加我们的集会，不知何故？我想总是因为当时除我之外人家还不信任他。他也同当时闲住的老朋友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往来，但同他们并不融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约尹宽到我家里来玩，他失约了。恰好这一日下午，我们这个屋子的人，蔡振德夫妇，我夫妇，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全体被捕，连串门的马禹敷也被捕。我想，幸而尹宽失约，否则也要被捕的。我们关了四十多日放出来，我第一次再看到尹宽时，就祝贺他的运气好。我们搬了新家，他又成为我家的常客了。

左派反对派

　　不记得我们释放出来多久，总之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蔡振德仍旧与我同住，马禹敷也常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三个人，连同刘静贞、王绍华都看了。这不过是第一批文章，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尹宽以后也拿来给我们看。同时，他也拿到彭述之夫妇、汪泽楷夫妇住的家里去，给他们看；刘伯庄常到他们那里去，也看了这些文章。托洛茨基本人写的文章之外，还有苏联左派反对派的文件。究竟甚么文章，我想不起来，反正我们后来已经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这些人不会办事，出了许多错字。我拿到书后很生气，为什么不交给我这个熟悉出版工作的人去做呢？

　　当时，我和蔡振德住在东有恒路（今名东余杭路），彭述之和汪泽楷住在昆明路，两地相距很近，尹宽住家时常迁移，距离我们较远，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更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尹宽不知道如何，可能他看到了文章，立刻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他的思想本来是很敏锐的。但我们其余的人有一段接受过程。我们看了，都互相讨论，常常去彭汪家一起讨论。尹宽也参加我们的讨论，他总是站在托洛茨基观点方面解答我们的疑问。不久之后，我们都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惟有陈独秀继续抵抗，尹宽继续说服他。我不是每日去彭汪家的，但尹宽常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他们在彭汪家讨论的经过。据尹宽说，每次谈话最后，「老头子」总坚持他的不同意见；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尹宽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分手时还坚持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再下次来时，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又消失了，但又提出更新的不同意见；如此类推，陈独秀并未曾最后被完全说服，他还保留着不同意见，主要是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他认为中国革命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陈独秀不仅口头上同尹宽和我们辩论，而且几次写出书面意见给我们看。我记得他大约写了五六篇或七八篇文章，可惜这些文章都丧失了。

　　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大事。

　　苏联共产党发生派别斗争，我们过去是知道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最初出现于一九二三年，那时我们尚在苏联。东方大学苏共支部曾召集一次党员全体会议，彭述之出席，（注：按此会不是东方大学苏共支部的会议，而是苏共莫斯科市委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大会。）两派都派重要人物来辩论，代表反对派来的是拉狄克，代表中央派来的是加米涅夫。彭述之回来曾向我们说起开会时的笑话，例如拉狄克说：「世界上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甚么人知道你加米涅夫呢？」至于双方辩论内容，则彭述之没有说，这一阶段的争论，我们后来也知道了。起初托洛茨基攻击苏共中央多数人的官僚主义作风，后来发表他的《十月教训》，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史大林发表他们的反击文章。以后我们也知道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联合托洛茨基反对史大林和布哈林，但不知道他们之间争论甚么问题，尤其不知道中国革命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之一，更加不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出甚么主张。一九二七年，蔡和森新从苏联回国，瞿秋白同俄国顾问频繁接触。他们二人多少知道，但我们别的人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同志从日本报纸获悉了所谓「清算派」的论点，他们来问我，我说不出来。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决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甚么而斗争。现在，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参加了当前世界上最有决定性的一场斗争，挽救十月革命及其成果陷于蜕化变质的大斗争，可是自己不知道。

　　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这是尹宽的功绩，他又一次引导我从彷徨中走上正道。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尹宽，我们就找不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还是找得到的，正如一九二一年如果没有尹宽给我法文的《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我仍旧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一样。但事实是：一九二一年尹宽带我走向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九年尹宽又带我走向托洛茨基主义。

　　当时，中国托派的正统组织，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对于我们陈独秀派的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我们仍是史大林派，但因在中国党内受了史大林派的打击，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投机向托洛茨基主义求出路。我不否认，我们当中某些人确是这样。例如，彭述之，他在党内受打击，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向六次大会建议开除他。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决定交给新选出的中央去办理。六大以后的中央仍旧把他编入支部。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他个人可能是没有出路中的一个出路。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在反对派组织中占据了领导者地位以后，他的理论仍旧是史大林主义的，他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手段更加是史大林主义的。但陈独秀并不是这样。陈独秀完全站在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从辞去总书记之职起便明白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共产国际是不能解决的，（注：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书中说，他陪陈独秀从武汉回上海时，在轮船上，陈独秀曾说：「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但他不愿推卸自己应负的失败责任。他考虑了将近两年，但做不出结论。他仅仅认为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派来中国的代表也不理解中国事情，以此领导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未曾想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并不是仅仅出于对中国事情的隔阂，主要还是由于苏联产生了一个当权的史大林派系，他们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国际主义，不肯诚心诚意援助各国革命，而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去援助各国革命，而且把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外交的工具。托洛茨基那几篇文章使陈独秀明白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当初就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原来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并不是甚么「四个阶级的联盟」，原来在革命高潮中应当竭力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工农群众去夺取政权，而不应当为了保持「国共合作」而束缚群众的手脚，等等。这一切，托洛茨基都看到了，而且说出了。（可见远在莫斯科的人并非注定不能看出中国革命的大方向的。自然领导实际的斗争需要本国的领袖。）一九二七年以后，陈独秀认为革命是失败了，共产党应当改变政策以适应客观的形势，不要狂呼革命更加高涨，到处实行盲动。托洛茨基恰好也是这样看法。

　　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又在第十一期上写了社论，认为革命的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甚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彭述之完全没有思想基础。这就埋伏了他后来同尹宽发生冲突，同陈独秀发生冲突的根子。彭述之如此不诚实，他最近几年发表文章竟抹煞了尹宽，把我们陈独秀派获得托洛茨基文件的事情归功于他自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在一篇丑表功的文章中对于这件事情说了如下的话：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央领导所施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第二天，我带着托的文件去见独秀，并把我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仔细研究托的文件。独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来到我们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批评和当前防御政策的建议。」

　　彭述之如此把尹宽做的事情记载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尹宽死了，我有责任代替尹宽去拆穿彭述之这个西洋镜。我也是为了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做的。

　　尹宽拿到托洛茨基文件，听到苏共党内斗争情况。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王平一给他的，告诉他的，王平一是山东人，他在山东时认识尹宽；彭述之则说文件和情况是几个无姓无名的莫斯科回国学生给他的，告诉他的。

　　王平一拿给尹宽的，只是托洛茨基几篇短的或较短的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文章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却说那些无姓无名的回国学生给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二篇长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里就露出了马脚。托洛茨基这两篇长文章是刘仁静九月间带到上海来的，那时我们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刘仁静带来的这二篇长文章是俄文，我们立即译成中文，刘仁静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随后仍由陈独秀出钱用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前出版的便作「第一集」），此次则是我担任校对的。

　　甚么人发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不是甚么大问题，但彭述之不顾历史事实，捏造自己的功绩，以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则我记述尹宽事迹时不能不就所知辩明真相。

　　刘仁静从莫斯科转到西欧回国，路上弯到君士但丁堡去，同托洛茨基见了面，带回这两篇长文章之外还带回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刘仁静的托派面目是很明显的。他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上一个公寓，同正统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由此知道我们陈独秀派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便带信给尹宽和我。要我们两人去公寓见他。尹宽通知我，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最后约定一天我来公寓带他去我家中同陈独秀见面。那二篇长文章和那一篇纲领（草案），就是刘仁静在这次会面中拿给我们的。

　　刘仁静未曾回国以前，我们陈独秀派早已活动起来了。我们无形中分为几个小组，互相讨论，统一思想，解答疑问，尹宽自告奋勇，写「宣传大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提纲」。他把争论的问题理成系统，一条条依次写出来。这也是他经过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后，现在坐下来整理一下。他耗费不长的时间，但写出很多，我们油印起来，简直成为一本书！我自然看过，而且在无形的小组中讨论过，可是以后就想不起来究竟列出几个问题，究竟每个问题是怎样说明的。这本「宣传大纲」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我还记得约在此时尹宽在谈话或开会中发表了一种议论，大意说：我们同史大林派讨论问题，要注重讨论现实问题，讨论现时是革命高潮还是低潮，要不要实行武装暴动，城市重要还是乡村重要，等等，我们不要同人家纠缠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等问题。他这种议论可能是针对我而发的。那时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偏重于说服别人，而是偏重于说服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形成系统，不致自相矛盾，一旦同别人辩论时，如果深入下去，那就要离开现实问题，而涉及更高一层的问题。但尹宽的意见也有道理。这就是「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对于一般群众说来，那些更高一层的问题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

　　尹宽主要的活动还是在那些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学生方面。他最初只认得王平一，不久就通过王平一识得赵济夫妇和刘胤，有个时期与他们同住一幢房子。这些都不是正统托派组织掌权的人。不知何时，尹宽也认识那些掌权的人了，如区芳、张特、史唐之类。谈判统一以前，尹宽就同他们有来往了。彭述之、汪泽楷一流人同他们没有来往。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要找陈独秀派，在谈判统一以前，只有通过尹宽。他们以尹宽为陈独秀派代表，以尹宽的言行和作风为陈独秀派的言行和作风，以尹宽个人的缺点为陈独秀派的缺点。他们对尹宽的感想并不好，称尹宽为犬儒主义者。

　　彭述之、汪泽楷等人的活动，则在党内的干部方面，尤其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干部方面。他们是努力活动，活动也很有成绩。

　　马禹敷则在上海本地工人同志中间活动，也很努力，很有成绩。他是江苏省委委员，多年在上海做基层干部，认识很多任务人同志。在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下，工人同志对于党的领导是不满意的，马禹敷一号召，好多工人同志都跟上来了，其中有一些基层的，甚至中层的干部。

　　为了培养这些干部，马禹敷分派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去做工作。他教尹宽去培养蒋振东，派何资深去培养二个电车工人，叫我去培养二个中层干部。惟有尹宽的努力结了果实，蒋振东至死没有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至死保持着对尹宽的兄弟一般的友谊。

　　我们统一了思想，发展了影响以后，便进行组织工作。各小组选举产生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为领导机关：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禹敷、杜培之。陈独秀是当然的。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三人是最积极，最活动而有成绩的，杜培之是一个工人，某织绸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被马禹敷完全拉到我们方面来了。当时共产党内流行提拔工人为领导的风气，向忠发还做了六大以后党中央的总书记，我们也提拔一个工人同志到领导机关来，这是马禹敷推荐的。杜培之曾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是在我家里开会。但不久之后，他去做强盗，被国民党治安机关逮捕，解往南京枪毙了，他没有暴露他的政治身份。杜培之死后补入罗世藩为委员，委员会的秘书是吴季严，后来才换为何资深。

　　选出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为委员，大家是心服的，因为这三个人确实是最努力，最有成绩的。没有其它更适当的人选了。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为了没有「领袖欲」，还是为了对革命不负责任，——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

　　派给我的工作，我还是做的。马禹敷叫我去领导报馆支部，我去了，而且去了好多次。云南有个代表来上海向中央报告甚么事情，我知道了也约他谈话，向他宣传。就是为了这二件事情，我被开除党籍的。

　　我忘记了尹宽何时被开除党籍。我们有当时的文件，说明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禹敷、蔡振德四人的决议。尹宽不在此名单内。我未曾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等人，以后才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尹宽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开除的。

　　为了回答中央的开除，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告全党同志书》。同时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合作写了一篇《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共有八十一人签名，那些尚未开除的人在签名后也开除了。

　　我们从此打出了「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我们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但我没有写文章，因为不需要我写文章。尹宽当然在那上面写了很多文章。

　　直到此时，陈独秀派的托派组织内部尚未发生斗争。内部斗争发生于「统一」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把基本意见相同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吸收新的同志参加，由十几个人扩大为几十个人，都是经历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共产党员。我们发表了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以后继续发表。与此同时，成立于莫斯科的那个正统托派组织也发展了，也在国内吸收新的同志，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但正统托派组织，一面发展，一面发生分裂。首先，以刘仁静为首的一部分人，另外出版刊物，名为《十月》，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其次，王平一、赵济、刘胤及另一个人也另外出版刊物《战斗》，也另外成立组织。我们陈独秀派原来只想先成立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组织，然后再来考虑如何统一托派组织问题的。统一的对象原来只有那个正统组织。我们没有正式提出统一问题，因此我们中间对此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没有暴露出来。但各种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的，是迟早要暴露出来的。

　　首先提出统一问题的，是那个正统组织，陈独秀派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是正统组织方面及时知道的。刘仁静回国后，他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刘仁静提出陈独秀派的组织问题。那是刘仁静自己提出的，并非我们委托他提出。我们那时还在党内斗争，还未曾被开除出党，更未发表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决不会委托刘仁静提出参加正统托派组织问题。刘仁静主张吸收我们加入组织，别的人则反对刘仁静的提议。别的人说：陈独秀和陈独秀派都是「机会主义」，比史大林派更右，只因史大林派不要他们，他们才投机表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他们不能全体加入组织，只能一个一个地经过审查之后加入组织。

　　不一定是受了这种态度所剌激，我们陈独秀派当中早有一部分人，以彭述之为首，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即说：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应当以我们的组织为主，吸收他们加入。但除了这部分人外，陈独秀派并不这样想，尹宽肯定不是这样想，陈独秀以后事实证明也不是这样想，别的人至少可以说尚未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得知正统组织的意见以后，就不再谈统一问题了。

　　正统组织把这个问题报告了托洛茨基，刘仁静是托洛茨基的「通信员」，也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也知道了正统组织分裂的事实，于是他写信给正统组织，反对他们在统一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态度。托洛茨基大意说：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甚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组织继续分立下去，就要各自寻找理由，替分立辩护。至于陈独秀，则我看到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其中并没有甚么违反我们的主张的话。陈独秀是老革命家，他知道甚么是革命，你们年轻人应当向他学习。以上托洛茨基书信，是我凭记忆写出来的，字句和原件当有出入。同一信中，托洛茨基还具体建议四派组织应当以平等的地位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共同讨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十月派和战斗派自然欢迎托洛茨基这个建议。正统组织，即后来称为我们的话派的，是反对这个建议的；他们突然从正统的身份降落下来，同从他们内部分裂出来的两派平等相处，而且同他们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派，即后来称为无产者派的，平等相处，心有未甘；但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他们对托洛茨基也搞个人崇拜，同史大林派对史大林一样。至于陈独秀派，即无产者派，反应是不同的。彭述之和他的追随者得意起来了：托洛茨基制止了那些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的胡闹，而重视我们这批领导过革命的老干部，并不说我们是甚么「机会主义者」看哪，我们可以同他们平等协议统一了。彭述之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但他另有企图。他要假借平等协议的机会来达到他原先的目的，即以我们陈独秀派为主，吸收那些青年托派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其它的陈独秀派则没有这个另外企图。我们欢迎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愿意同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托派平等协议统一组织。陈独秀第一次同一批青年托派见了面，谈了话，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事后，他告诉了我们会面时的感想。他说，他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和建党时代同青年人谈话一般。尹宽同这些青年托派接触最多，拿他们同我们这些老气横秋的陈独秀派相比。更希望我们同他们统一起来。尹宽可能另有一种企图，如后来彭述之及其追随者所控告的，即认为在陈独秀派内他不能越过彭述之而充当领袖。彭述之已经造成那种形势，除陈独秀外他就是最高的领袖，他要代替陈独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在莫斯科时已经立下这个目标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目标，至少他是志大才疏的。我自己当时认为，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我们的陈独秀派组织如果继续下去不久也要消灭的。我当时同那些青年托派并无接触，不过通过别人知道他们一些情况而已。

　　我们的委员会一致决议，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同其它三个托派一起协议统一。我们派出马禹敷和吴季严为代表参加协议委员会。

　　我没有过问此事，也没有关心此事。协议委员会经常开会，地方时常更换。我只觉得为甚么那样长久不能达成协议。一次，吴季严来我家中闲谈时，感叹道：那些青年人将来可以做国会议员！他们很熟悉政治党派之间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没有说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兴趣向他打听。

　　协议过程拖了很长久，没有进展。两个代表回到委员会来报告时，总是说，其它三派的代表提出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以致协议不下去；他们没有统一的诚意。彭述之接着发表议论，赞助二个代表，陈独秀信以为真。

　　尹宽是常同那些青年托派接触的，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点协议的经过，渐渐地尹宽明白了，协议不下去，应当归咎于我们的代表，而不能归咎于其它三派。他自己在委员会争不过彭述之。他看见陈独秀蒙在鼓里，于是决定向陈独秀揭露协议的真相。可是，他没有办法同陈独秀单独谈话。他每次同陈独秀见面时都有彭述之在场。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独秀搬了家，只有彭述之一个人知道他的家。要找陈独秀必须通过彭述之，尹宽没有办法。一天，凑巧，尹宽在路上遇着陈独秀，于是带陈独秀到尹宽自己的家里去，痛痛快快地把协议不能进展的征结向陈独秀揭露了。原来是彭述之操纵我们的两个代表在协议委员会上设置障碍，为的是达到以陈独秀派为中心来统一托派组织的目的。不需多说，陈独秀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征结所在。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私人交情的转折点。从此时起，委员会每次开会都要吵架；陈独秀和彭述之的私人交情，也从此破裂，直到陈独秀逝世都未恢复。

　　我从未旁听委员会会议，但知道在哪里开的，开时吵得厉害。我们租了房子，叫马禹敷介绍的一个铁路工人王茨槐去住。王茨槐有妻有女，装成二房东。后来，王茨槐告诉我开会争吵的事。他曾提出意见。说争吵不好，彭述之回答说：第三国际开会也要争吵哩！他问我：陈独秀和彭述之是否属于不同的帮派？王茨槐参加过青帮，他知道帮派的斗争。

　　开会争吵结果，陈独秀和尹宽的主张得到胜利了。第五个委员罗世藩最后站在陈独秀和尹宽方面。罗世藩是马禹敷引进委员会来的，但他反对彭述之，这就决定了他的态度，二个代表撤回来了，陈独秀和尹宽亲自出马去参加协议委员会。从此，协议就一帆风顺了。

　　何资深代替吴季严做秘书长。马禹敷表示消极，不参加会议。彭述之是积极参加会议的，但每次都反对协议工作的任何成就，同时掀起了反对尹宽的运动。彭述之及其追随者不敢反对陈独秀，但集中火力反对尹宽，尹宽的作风也有很多不满人意之处。

　　协议委员会对于统一问题的意见趋于统一后，便成为统一大会的筹备机构了，尹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共同起草各种决议，讨论和解决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等。可是，到了选举大会代表的问题提出来，又遇着困难。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在青年托派中彭述之的名声也是很臭的。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陈独秀本人并不反对尹宽。我亲见江常师在我家里向陈独秀攻击尹宽，而陈独秀替尹宽辩护。在客观形成的局势之下，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代表名额大体是依照各派成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似乎是每二十人选一人。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一样多的名额，即各为六人。十月派四人。战斗派一人。无产者的六个代表是：陈独秀、郑超麟、王茨槐、蒋振东、江常师、彭述之。其中彭述之是最后算清人数，可以多派一个代表，才加入的。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出席大会，即使出席，也是开幕以后何资深才送他去会场的。我们的话派的六个代表是：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二个香港工人，另有一个是谁我忘记了。其中宋敬修是代替楼国华出席的，楼国华的爱人阿凤（也是同志）恰于五月一日分娩。十月派的代表是：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罗汉。战斗派的代表是：来燕堂，本来派王平一、但王平一回山东去了，临时由来燕堂代替，也是开幕之后何资深送去的。

　　统一大会的经过就不必在这里说了。

　　大会选举结果，当选为委员的有：陈独秀、王文元、郑超麟、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一个香港工人，宋敬修、彭述之。前七人为正式委员，后二人为候补委员。与彭述之票数相等的，还有梁干乔。于是，就梁干乔和彭述之二人重新投票，结果彭述之票数多于梁干乔票数，当选了。

　　按照陈独秀和何资深的安排，彭述之和尹宽二人都不让充当代表，更不让当选委员，可是彭述之有本事挤进代表，又有本事挤进委员了。

　　大会闭幕后次日或第三日，新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候补委员也列席。分工：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文元为机关报《火花》的编辑，宋逢春为秘书长。陈独秀主张王文元为宣传部长，我为机关报编辑，我认为宣传部长好做一点，机关报麻烦，就推掉了。

　　就在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演了一幕趣戏，我至今牢牢记得。会议快结束时，陈独秀拿出一封长信让大家讨论。那是彭述之写给他的信，大会开幕后他送给何资深，要何资深转交陈独秀的。在信中，彭述之大骂此次统一大会，说这是分赃会议，等等。总之，他那时看出他已被排斥于统一组织之外了，连大会也不能参加，于是决定另立组织。这个致陈独秀信便是他的宣言，可是出于他的意料，交出这封信后他竟获得了参加大会的资格，而且被选举为候补委员！他无法收回这封信。

　　大家传观了这封信之后，陈独秀便问彭述之：「你现在是不是坚持信上说的意见？」彭述之坐在椅子上，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还是我出来帮他的忙。说几句打圆场的话，让他过关去了。事后何资深批评我：「政治斗争不坚决。像彭述之这样的人，有了这个好机会，应当在政治上把他打下去。」何资深这个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这件事情，我首先联想到的，倒不是何资深这个不无道理的批评，而是觉得彭述之太无能了。如果尹宽处在这个地位，决不会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尹宽会泰然处之，会振振有词，以攻为守。那些青年托派同尹宽打了很多交道，对于尹宽这个人的认识同我对他的认识差不多。我常说尹宽是 Sophiste，「诡辩家」，有本事把是说为非，非说为是；青年托派则说尹宽是 Cyniste「犬儒主义者」，都不十分恰切，但犬儒主义者可以包含诡辩家，比较恰切一些。甚么叫做「犬儒主义」？我们心知其意，但很难以汉语表达。汉语有「玩世不恭」的成语，可以表达犬儒主义一部分的意义，但不能表达其全部的意义。同一件事，尹宽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说来说去都有道理。我往往为此拍桌子同他大吵。青年托派对尹宽的感想都不好，但他们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尹宽还是会坚持原则，可以信赖的。他的后半生以事实证明了人家对他的信赖：那怕他有时不得不耍些花腔，做些令人不能满意的动作，但至死他仍保持他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念。

　　那几年，即从开除以后到被捕以前，尹宽的生活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我本来知道，但写此回忆时完全忘记了。以后看到汪原放写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才想起来。原来，尹宽的生活还是陈独秀替他安排的，陈独秀介绍他给亚东图书馆译书，亚东老板汪孟邹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尹宽按月交译稿，亚东按月付稿费，书译齐后，亚东并不出版，把译稿搁置起来，这是那时出版机构常有的事情。

　　书名《现代文明史》，法国历史家薛纽伯着的。他着了一系列的《文明史》，这是其中一本，约有三十万字，陈独秀曾译了几章发表于《新青年》上，尹宽在国内就看到了，很欣赏。他来法国就买了一本，而且介绍我看。我翻了一下，没有兴趣看下去。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买的法文书中的一本，他在那篇交代材料中说，他被欧阳泽说服后，「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新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把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这本法文《现代文明史》就是那些名著中的一本，他当时不记得读完这本法文书，我既未读这本法文书，也未读尹宽的译本，因为译本是一九三三年才出版的，那时汪孟邹已把亚东交给汪原放经营，自己退回老家去了。

　　汪原放说：「记得有一次，我去牢里看望陈仲翁，谈起要出《现代文明史》，要加一篇序才好。他说，「那本书可出，序，我想，可以请高一涵先生写一篇，一定妥当」。我回上海，找到一涵先生，他果然一口答应，由邮寄了一篇给我，后来高语罕先生看了高一涵先生的序，又加了一篇，放在后面。仲翁说，王慧琴的译笔是很不错的。我问起前面有几章是仲翁自己译过发表在《新青年》里的。他说，不错，可是他要王先生译成，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工夫来译完它了。」

　　汪原放这段记载引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几年中尹宽曾来问我，他要译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何处可以买到此法文书（尹宽自己在法买的书，当然遗失了）？我说上海是买不到的，除非去法文图书馆借。当时法租界有个半官方的「法国文学会」（Alliance Francaise），内设一个法文图书馆，可能有此书。当时，我自己未曾入会，不能去借书，但王独清入了会的。尹宽于是找王独清，王独清便介绍他入会，付出会费十二元。他借到书后便不去还了。

　　这是尹宽一生翻译的唯一的法文书，出版时，我关在国民党监牢内，出版后，我也没有弄一本看看。

　　我们的统一大会是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日开的。统一组织成立之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各派的基层组织还来不及合并起来，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整个统一的委员会，几乎全体被捕了，除陈独秀及二个候补委员以及不在上海的香港工人以外，都被捕了。这是叛徒马禹敷告密的。我们由租界引渡去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共八个人：郑超麟、何资深、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陈亦谋、江常师、楼国华。

　　我们关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候审时候，八月间，又有一批人被捕送到龙华来：尹宽、宋敬修、蒋振东、刘义，及一个或二个工人同志。

　　我没有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根据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的人说，他们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这批人被捕之后不久，陈独秀便出来收拾残局，与彭述之、宋敬修这二个委员组成一个领导机关，似乎增补了新的委员，但尹宽不在内。尹宽于是联合几个干部打算另立一个委员会，在福州路一个旅馆开会。彭述之知道了，派宋敬修去制止。到会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奸细，于是一网打尽。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可是以后好多年，我同蒋振东谈起此事，蒋振东否认这个说法。他说，那次开的是建立沪西区委的会议，预先报告了领导委员会，彭述之才派宋敬修来出席的。蒋振东没有理由说假话。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查考了。

　　我们一案十一月间判决解往漕河泾模范监狱后，尹宽一案尚未判决。以后，我知道，尹宽和宋敬修判了徒刑，也解到漕河泾执行，刘义、蒋振东及其它的人则释放了。

　　我们是军法判决的，关在司法监狱，属于寄押性质，照规定以后要解往军人监狱的（但有时长期寄押在司法监狱）。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十九路军派了一个副官协同漕河泾监狱把犯人解往杭州。在集合过程中，王文元、楼国华、何资深和我，赶紧凑在一处，一起排队，一起钉镣（两人共一付脚镣），站在大院子里待其它犯人出来。此时濮德志已经活动出狱了，但陈亦谋、宋逢春、江常师、尹宽、宋敬修不知何故没有同我们会聚在一起，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队伍。我们看见他们从里面走出院子来。我只看见尹宽，但别人也看见其它的人。我只看见尹宽，不仅因为他个子高，比别的人高出一头，而且因为他利用这个群众场面鼓动群众。监狱当局早把犯人的存款，用到甚么地方去了，想不到这天全体犯人会解往他处。犯人要求发还存款才肯离开监狱。可是监狱拿不出钱来。监狱的会计，一个胖子，在院子里急得满头大汗。监狱长也在院子里，比较镇静些，答应我们到了杭州以后便把钱寄去。犯人不依，尹宽排在后面，便大声说几句话，大意说非要监狱立即还钱不可。十九路军的副官也在院子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在前面的犯人便告诉他这件事情。也有人说：监狱长贪污，把犯人存款吞没了。于是监狱长出来说话，他不多谈存款的事情，只一手指着天上说：看哪，日本飞机在上面盘旋，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人站在院子里，非常危险，必须立刻离开，不要再耽搁了，一切其它事情都好办，钱一个铜板不会缺少的。十九路军副官于是下出发的命令。我们到了杭州不久，存款还是如数寄还我们的。

　　我们在新龙华车站上车，到杭州车站下车。后上车的队先下，先上车的队后下。尹宽和别的同志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先进入杭州的军人监狱。我们到时，监狱已经满额了，我们被带到西湖边有名的昭庆寺一个大殿内去关押，约有二百多犯人。昭庆寺大殿当然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属于临时收容所的性质。

　　我们寄押在昭庆寺，尹宽等人寄押在监狱，完全是偶然的，但这偶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我们在昭庆寺住了一个多月，便经过运河解去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我们以后都活着出狱了；但他们到上海暂时平定后又由杭州解回漕河泾模范监狱去。军人监狱当然恶劣，但同司法监狱（我说的是漕河泾模范监狱）比较起来，不啻天堂。陈亦谋不久就病死了，宋敬修也病死了，以前，反对派同志区芳和董某[5]也病死在漕河泾狱中。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至于宋逢春和江常师，则亏得家属活动，很早出狱，否则也要死在狱内的。

　　尹宽怎样保外，出来怎样活动，以后又怎样进去，那时我关在中央军人监狱中，不知道。一九八二年秋，我请蒋振东就所知写给我。他尚未写完尹宽保外的经过就中风死了。这篇东西成为他的绝笔。现在抄录如下：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尹宽要保外就医，叫我找一个保人，我就拿他的信去找金鸿图。此时金鸿图已经不住在提篮桥西牢背后而搬去韬朋路底一个新造的弄堂了。我找到金鸿图，同他商量找保人的事，决定找朱英如为保人。朱英如的丈夫沈天觉开了一丬小机器店，只有一开间门面，做的是铣床活。金鸿图的老婆阿珠出面说话，朱英如夫妇都很热心，答应作保人，立即盖了图章。保单交上去后，就来对保，不久尹宽就写信给我说某日可以出来，叫我去接。我先去徐家汇红万字小学找到赵济的爱人，然后找到赵济，告诉他尹宽出来的事。赵济给我几元钱作费用。到约定的一天，上午，我去漕河泾监狱旁边一家小茶馆等候，大约十一点钟，尹宽扶着墙壁艰难地走到茶馆来了。他喝了几口茶，我们便坐了两部黄包车先到徐家汇，再换车到我家里。我把赵济的信和钱交给他，金鸿图来看他，谈了别后的情况。

　　尹宽在我家中住了二日。他的身体实在太坏，要我送他进医院。我送他进一家天主教办的医院，住三等病房，一共只付了十元。没有钱再付，只好说候家里寄钱来付。他住了二个月左右，欠了二百多元，心里很着急，向组织要钱。陈其昌答应送钱来，但始终没有送来，最后连人也不来了。

　　怎么办呢？他和我商量，只有逃走。星期日上午，医生、看护、办事人都去隔壁教堂做礼拜了，尹宽就逃出医院，身上还穿着医院的衣服，他住在我家，华盛路同乐坊，一间前楼。

　　尹宽住了几天，准备回桐城老家去。忽然，监狱的医生来保人家里，催促尹宽回监狱去。朱英如找到金鸿图，金鸿图到我家里来。尹宽非常着急，我们商定尹宽先开一个旅馆住下，再去疏通保人。我们在三马路源源旅社开了一个房间，我随即去找赵济，赵济来旅馆看尹宽，并给尹宽一些钱，我到朱英如家里去，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朱英如夫妇不在家。我赶回旅馆时，尹宽又失踪了。我回家才知道尹宽被保人押回保人的家。我在朱英如家里看见尹宽躺在床上，他告诉我完全是金鸿图夫妇捣鬼。我去金鸿图家，他们已经睡了，我责问他们，他们无言可答。

　　次日，我去朱英如家看尹宽，尹宽笑嘻嘻地告诉我：他同朱英如商量好，去买通监狱医官这一关。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我买了四样礼物去漕河泾监狱附近那个医官家里，医官非常客气，随即把四……

　　蒋振东在此处绝笔。用不着说，医官收了那四样礼物，就不来催促尹宽回监狱去了，尹宽也就不必回桐城老家了。蒋振东这个回忆。细节上可能有错，尹宽保外的时间也可能早于一九三四年八九月，以后也许有史料来纠正的。

　　尹宽病好以后，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参加了「临委」，在临委中同陈其昌发生矛盾和斗争，又同陈其昌一起同格拉斯和刘仁静支持的一批新干部发生矛盾和斗争；他又在《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同人家进行论战；他团结和说服一些干部跟着他走；最后，他又被国民党捕去坐牢了。这一切蒋振东是知道的，可惜他死了。

　　我看到二个历史文件，都是尹宽写作而有几个人签名的。一个是写给监狱中的陈独秀，向陈独秀控告陈其昌的，其中列举了陈其昌的缺点或过失，要求陈独秀撤换他或勿支持他。后面有七个人签字。另一个是提出不同的政治的路线，即使不是请求陈独秀批准，至少也是给陈独秀参考或征求陈独秀意见的，后面有八个人签字。这二个文件都不长，签字的人有「东」（蒋振东）；「希」（贺希），「商」（商吉士或别的字，即尹宽），尹宽签在最后，表明文件是他起草的。这二个文件经过我手中时恰逢我忙于别的事，没有抄录下来。由这二个文件可以知道那时托派的主持人还是在监狱中的陈独秀所任命或支持的，他们实行陈独秀的路线；又可以知道尹宽反对这个路线，也反对陈独秀所支持的陈其昌。文件一般是通过陈其昌送入监狱给陈独秀的。但反对陈其昌的文件如何能通过陈其昌送去呢？于是尹宽决定派贺希去南京见陈独秀。我从他方面知道贺希曾去监狱见陈独秀。蒋振东完全忘记了这二个文件，忘记了怎样讨论，怎样签名的，但他记得尹宽曾派贺希去见陈独秀。我不知道此次交涉的结果，但显然可见陈独秀并未接受尹宽等人的意见。尹宽为路线和陈其昌事，同陈独秀办交涉，决不止这二个文件所记录的，因此到最后陈独秀大发脾气，在监狱中声明：他永远不再同尹宽合作。抗日战争后，我同尹宽见面时，直至狱内谈话，尹宽都不再提陈独秀，不得不涉及陈独秀时他也未曾表示好感。

　　但尹宽还是同陈其昌一起抵抗刘仁静所支持的一批青年托派的攻击的。不知道是陈独秀被捕以前还是以后，有个南非籍的记者格拉斯来到上海，以后做了《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他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经常通信。不知怎样，他同刘仁静和陈其昌很快取得联系了。他说服了伊罗生从第三国际转到第四国际。他介绍刘仁静去帮助伊罗生搜集和翻译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史料。伊罗生还拿出三百元帮助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一个印刷机关。葛拉斯联合陈其昌，尹宽以及从北平南下的几个青年学生（史朝生、刘家良、王树本、扈文章）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机关，葛拉斯本人也在内，陈独秀自始就不信任葛拉斯，叫陈其昌等人不要同葛拉斯往来。陈其昌会说英语，接触久了，知道葛拉斯是好人，同意参加了新的机关。尹宽对葛拉斯很有兴趣，他不会说英语，便拉邮局一个朋友做翻译去同葛拉斯说话。有人说，每次尹宽都是向葛拉斯要钱。据说那个印刷机关就是尹宽建立起来的。

　　北平南下的青年人是接近刘仁静的，刘仁静自始就反对陈独秀，在组织上和路线上都反对陈独秀。他当时住在北平，似乎本人没有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但通过那些青年人去影响新的领导机关。如此组成的领导机关，不久就发生内部斗争了。那些青年人反对陈其昌和尹宽，最后反对陈独秀，葛拉斯支持他们。他们占得多数，终于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但陈其昌、尹宽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不理会他们。他们要印刷机关，但陈其昌、尹宽以及负责印刷工作的同志不肯交出，双方互相攻击。一九三五年某月，由于叛徒告密，这个由青年托派控制的领导机关便被国民党逮捕了，连远在北平的刘仁静也被逮捕了。他们都解到南京去，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刊，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四个青年托派，刘家良判了七年，其它三人判了五年。

　　我在中央军人监狱看到了王树本、扈文章、史朝生三人，同他们谈了话（但未看到刘家良）。他们告诉我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特别攻击尹宽和陈其昌，说尹宽霸占了印刷机关。

　　这些青年人被捕之后，托派组织仍旧归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葛拉斯又同他们合作了。

　　尹宽从事于内部工作和斗争之外，还对外进行理论的斗争。当时所谓「社会史论战」已经过去了，但开始了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在此论战中代表托派立场的就是尹宽。不久之前追悼孙冶方的文章中有人说孙冶方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农村经济》（或别的刊名）同托派作理论的斗争。孙冶方的对手就是尹宽。尹宽通过蒋振东的一个甚么关系认识了《农村经济》杂志的一个编辑（蒋振东说是薛暮桥，恐怕记错，似乎是王宜昌），因此写了好多篇文章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似乎以商吉士为笔名。我从未见过这个杂志，更未见过尹宽的文章，不知道他写了甚么。但要研究尹宽这个时间的思想，是应当分析这些文章的。今天肯定能在大图书馆找到《农村经济》旧杂志。

　　近日，我终于在图书馆找到旧杂志《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看到了尹宽的文章。文章题目为《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署名「王景波」。

　　出乎意外，我发现这篇文章写得好，尹宽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从未看到写得那么好的文章，为了纪念尹宽，今天应当重新发表他这篇文章。

　　无论枝节上有甚么地方说得不妥当，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他完全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以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早已过去了，这个论战是在尹宽以及我们这一批的人被国民党逮捕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自然无法参加。陈独秀和彭述之虽尚未被捕，但他们忙于更重要的恢复组织和领导现实斗争的工作，无法参加。代表托派参加此论战的，是一些游离的分子，如任曙、严灵峰之类；刘仁静也参加，但那时他尚未加入组织。总之，这些参加的人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这些人都来抓住论战的要点，姑不论说了许多错话，授人以柄，而且相互间打起来了，让人耻笑，社会史论战中所谓托派的言论，没有丝毫增加托派的光荣。

　　尹宽则是抓住论战中心的，中共党员，根据史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高潮时和失败后的路线，强调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之不得不强调中国经济上的封建的落后的成分，说到农村经济时特别要强调这种成分。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世界处于甚么时代，中国又处于甚么地位，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成分，在此情形下又含有甚么新的性质。

　　尹宽明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跟着别人说「半殖民地」，并非因为他不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区别。这区别，在讨论另一类问题时是重要的，在讨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问题时则不重要，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进行得更加迅速。《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起初确是摧毁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则于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之外还可以利用旧的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所以强调中国尤其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并不足以判定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叫我们于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时，不要单独就中国一个地方来看，而应当根据时代和世界来看。这就是国际主义的观点。

　　资本主义利用以前的生产方式来剥削人民，这话不是尹宽独创的。正在我们坐牢时候，上海的新生命书局（蒋介石出钱，周佛海当编辑的）翻译并出版了列宁着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俄国民粹派也借口俄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认为俄国还没有资本主义，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例如，他们说，俄国的富农使用雇农劳动，而雇农自己有一小块上地，受雇做工不过贴补家用而已。列宁回答说，「这些都是无产者，不管他们在法律上拥有一小块公社分地。他们事实上就是富农的日工、牧人、佣仆。」

　　尹宽的文章是作为「读者园地」发表的，即现在所谓当作「反面教材」发表的。发表它，是为的批判它。第一卷第十二期果真发表孙冶方一篇针对尹宽的长文章了。孙冶方引经据典反驳尹宽，但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利用旧时的剥削方式的事实，他而且从《资本论》或马克思其它的著作引出实例。欧洲资本家到非洲去经种植园，用的还是奴隶劳动呢！但孙冶方还是强调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因为这是「辩证法」。中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孙冶方的文章重新发表在前几年新出版的《〈中国农村〉论文选》内，但他批判的尹宽文章则不再发表。

　　尹宽被「驳倒」了。托派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都被「驳倒」了。于是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都以托派「失败」而写入历史。这「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前未经人指出。这就是社会性质论战掩盖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论战，而这一个论战是不能在公开的出版物刊行的。

　　原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其进行中和失败后，向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次革命以及失败后将要起来的革命，究竟属于甚么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呢？换另一种话来说，即：革命胜利建立的政权，究竟是工农民主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革命中以及革命失败后，以史大林为首的当权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双方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进行反对派运动，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是公开讨论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但在国民党的中国则不能公开讨论。于是只能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上讨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同的问题。论战双方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争论的是革命性质问题，于是都在社会性质问题上钻牛角尖，说了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尹宽的文章却未曾忘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只证明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够了，不必多费力气去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封建的剥削方式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尹宽文章的结论已经足够证明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决不是甚么封建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了。

　　但问题还有另外的方面，即：决定革命性质的，不仅有一国的社会性质，还有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发挥了。

　　尹宽没有写文章回答孙冶方的反驳，也许写了，《中国农村》不登，现在没有办法查考了。尹宽这篇文章写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此时，他一面写文章同党外的人论战，一面在党内进行工作，同自己的人斗争。这后一方面，我们只得到一些零星的材料，例如他团结七八个人，签名于二个文件上，送给南京监狱陈独秀看。幸而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公开后传出了托派临时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次会议的记录，其中记了尹宽的几次发言，足以窥见尹宽当时活动和思想之一斑。

　　我上面说到刘仁静遥控下的青年托派组成的中央，同尹宽和陈其昌发生斗争，开除了他们，不久这个中央就给国民党破获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晚上，葛拉斯才联合尹宽，陈其昌以及其它的人，在葛拉斯寓所召开一次会议，成立新的中央。葛拉斯当会议的记录，用英文记的，这记录保存在托洛茨基的哈佛档案内。

　　到会的有：王凡西、陈其昌、尹宽、蒋振东、贺希、邵鲁、李福仁。晚上七点十分宣布开会，选举王凡西为主席。议事日程有好几项，其中与尹宽有关的有如下几件事：

　　关于选举中国同志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问题。

　　尹宽发言：他从刘家良的老婆那里得到消息，说刘仁静已经自首，转送苏州反省院，不久可能获释。他已声明自愿投降国民党，虽尚未有确证，有些同志已不愿选举他参加总理事会了。

　　于是大家讨论可否选举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曾来信，说他要同那些反对陈独秀进总理事会的人作斗争。尹宽问：此事，是否已写信给国际？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尚未写过这样的信，不过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过去曾有人反对陈独秀，为此无疑他才预先说要同那些反对的人作斗争。虽然存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旧坚持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尹宽发言：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果只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那就欢迎他作候选人。但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断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为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

　　陈其昌发言：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分别二个问题：一、我们要不要选举陈独秀进总理事会；二、陈独秀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接受不接受他的提名。

　　尹宽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为总理事会候选人，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提名。」

　　李福仁发言：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因为我们的立场的方案尚未定出。这个决议案只能简单赞成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尤其在我们尚未将我们的立场规定下来以前。这个决议不需要附加甚么保留，对于这个提名，我们只能表示赞成或反对。

　　尹宽重申他的意见：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于最近解决。

　　有些同志反对这个附加的条件。

　　李福仁发言：尹宽好像以为接受了陈独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陈独秀的各方面的意见。这不是一回事。

　　李福仁再提出决议草案：「赞成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发言：如果委员会举行表决，那还得让全体同志批准。

　　于是就「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赞成者：陈其昌、王凡西、邵鲁、李福仁。

　　这一项议程结束以后，讨论其它议程时，尹宽也有发言，但我不能多引了。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

　　首先要选出一个书记兼会计。陈其昌提议选李福仁；李福仁推辞，说应当选一个中国同志，如果选他，也要另选一个同志做他的副手，这意见没有被接受，于是有人提议书记和会计分为二人。

　　贺希主张尹宽作书记，李福仁作会计。陈其昌主张李福仁作书记，因为书记要能团结所有的人。于是问题转成为：书记究竟是干甚么的？是政治代言人呢，还是做技术工作，如写信、记录之类。王凡西认为书记是做技术工作的，不是掌握政治路线决定权的。讨论结果举行表决：李福仁得三票（尹宽、陈其昌、邵鲁）当选书记兼会计，尹宽得二票（贺希，蒋振东）落选。

　　其次要选出一个宣传委员兼《火花》主编。王凡西得四票（陈其昌、郡鲁、李福仁、尹宽）当选，尹宽落选。

　　其三要选出《斗争》主编。邵鲁提陈其昌，蒋振东提尹宽。陈其昌得三票（李福仁、邵鲁、王凡西）当选，尹宽得二票（蒋振东，贺希）落选。

　　表决之后，尹宽提出责问：为甚么要选举陈其昌？这个表决是否算数？陈其昌是不能胜任《斗争》主编的，因为他从未发表政治意见。你李福仁为甚么要投陈其昌的票？

　　李福仁回答：根本不应当要求一个同志说明他投票的理由。既然要求我说明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理由。我是根据过去我同这二个同志的接触来投这一票的，几个星期以来，尹宽同我和别人谈话或通信时总喜欢宣传他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组织的意见。至于陈其昌，他如果不能胜任他的职务，则我们可以撤换他，如同撤换其它当选的人一样，现在陈其昌已经当选了，尹宽就应当忠实地就力之所能同他合作。尹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蒋振东发言：这里牵涉到两条路线：布尔塞维克和孟雪维克。

　　贺希发言：应当根据政治观点来挑选《斗争》的主编，李福仁应当根据这二个提名人的政治意见的是非来投他的票。

　　李福仁回答：我没有很多机会来仔细了解这二个提名人现在的政治意见，但我昝清楚记得他们在几个月以前政治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分出是非，只好根据别的因素来决定取舍了。

　　其四要选举组织委员，有三人被提名：邵鲁、尹宽、贺希，结果，尹宽以三票（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当选。

　　书记兼会计，宣传委员，《斗争》主编，组织委员四人组成常委。

　　以上的材料是难得的。我从中引了许多尹宽有关的文字，不必加以评论。于此可见，尹宽保外就医这个时期，并未在那里养病，他仍在活动，斗争，对外的和对内的斗争。难怪此次会议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被捕入狱了。

　　最后，结束这个时期的生活，尹宽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了。我过去知道，他同贺希，邵鲁一起被捕，一起出来。去年秋天。打听到贺希地址，蒋振东写信给贺希，要贺希写这件事的经过。贺希有病，得信后拖了一个多月才回信，回信到时蒋振东已经死了，我以后写信给贺希，至今未得回信，大概贺希也死了（已经确知贺希在今年三月间死去的）。今将贺希信中有关此事的一段话抄录于下：

　　老尹被捕，先于我一个多星期。他和邵鲁在小赵家中吃过午饭后一同到文庙去玩，他们早被敌人盯住，就被捕了。一个多星期后，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去闸北鼎鑫纱厂看朋友，刚走上造币厂附近苏州河大桥，后面跟上来的家伙就把我抓了。先关在闸北公安派出所，后解到市公安局，在那里看见了老尹和邵鲁。大约又过两个星期后，一天深夜，我们解到南京，我和老尹一直住在一道。老尹时常生病。我也发了一次高烧，以致壮年（二十九岁）就耳聋目盲，一身病痛。……

　　贺希说了他们被捕的原因：

　　罗章龙派在上海的二个干部（寒君、李平）带着一批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了托派。其中有个在申新九厂细纱间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个奸细、叛徒，我们却特别看重他，培养他成为积极分子。老尹同他谈过几次话。老尹被捕后，敌人问他：曾给甚么人一本小册子？于是老尹想到这个人是叛徒。我经过回忆，也同意了。我释放后到了上海，小赵告诉我：我们被捕后，小李也无人理睬，才感到对不起我。这就是铁证！我们被捕是泰安小李出卖的。

　　贺希没有提到他们未曾判刑，而是解反省院的。尹宽此次被捕，恰值他的「二农」同学何其巩做了北平市长，他写信给何其巩求援。据说，何其巩帮了忙，设法让尹宽去住反省院。连带地，贺希和邵鲁也去住反省院了。国民党把政治犯不送去监狱而送去反省院，一般是为了「优待」叛徒或「悔过者」的。但有例外，有势力的人来援救，国民党不能不卖帐，但又不愿无条件释放，往往就送去反省院。可能需要犯人有书面的悔过表示。尹宽等三个人去反省院就是属于例外一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写了甚么书面的表示，但事实上都未屈服。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着一个朋友，他是通过家属活动，调去反省院，经过半年出来的。他同尹宽关在一起，很佩服尹宽。他说，一天犯人起来同管理人员斗争，尹宽一面吐血，一面鼓动群众上去斗争。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这二人说的是哲学，政治的问题。我又看了尹宽的文章，但说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固然说的不是革命的道理，但也未曾说反革命的道理。

　　关于出狱事，贺希信中说了如下的话：

　　最后结果是邵鲁最先释放；老尹在释放政治犯前不久因吐血而被保释；剩下我一人，到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

　　贺希老年回忆未必完全可靠。关于出狱事，我听尹宽说的和贺希自己说的，与此回忆都有出入。尹宽告诉我，他是南京快沦陷时才释放出来的，他立即渡江乘车去合肥。住在一个小旅馆，然后去合肥的汽车站，打电话给安庆汽车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的朋友设法让他能回安庆去。他的朋友接了电话，告诉他合肥车站最后一辆车几分钟后就要开，以后没有车了，他要来安庆就要立刻坐上车去。于是他穿着汗衫短裤上了车，把放在小旅馆的东西都丢弃了，贺希则告诉我，释放政治犯时他同邵鲁一起跟着别的犯人到中共招待所去，到了招待所，别的犯人便告诉那里的负责人说：这二个是托派，不是我们的人，于是贺希和邵鲁被赶出来。可见没有邵鲁先释放、尹宽被保释的事情。事实真相如何，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贺希回到上海，上海的组织知道尹宽活着出狱，估计他回桐城老家去，但得不到他的音信。一九四○年，我回到上海，遇着蒋振东，问起尹宽的消息。他说：尹宽以前给了他桐城老家的地址，他藏在房里糊墙纸隙缝中，以后找不到了。我在「一二八」战争后解往杭州时见了他一面，至此多年看不到他。想他是老肺病，恐已不在人世了。

　　直至日本投降后二年，即一九四七年，我们才突然收到从桐城写来的信。原来，日本投降以后第二年，彭述之筹到一笔款办一个公开的杂志，名为《求真》，拉拢了几个名流写文章，都署真名，连李季的文章也署真名，但彭述之自己的文章则署假名。在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彭述之发表了一篇论老子的文章，李季次期便写一篇文章批评彭述之，彭述之来一个反批评，双方争论起来。在那个形势下争论老子问题，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可是尹宽在桐城看到了《求真》杂志，他由这几篇文章看出这个杂志同我们有关系，于是按照杂志的地址写一封信给李季，请李季转交我们。他给了我们以他的地址，并劝告我们不要同李季辩论，伤了朋友感情。他把彭述之的无聊文章当作托派的共同意见！我们立即写信给他。我和蒋振东两人凑了十元（不知当时多少钱，但价值约等于抗战前的十元）寄给他。由此就联系上了。我们以己度人，总是认为尹宽一定在家里等米下锅的。以后才知道他并没有我们在上海那样穷，他当时做了桐城简易师范的校长，又做了桐城县参议员。我同过去见面时一样吵吵闹闹，写了一封信去讽剌他做了国民党的官。处在他的地位，校长我可能做的，但决不可能做参议员。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同我辩论。

　　不久之后，他就到上海来了，住在蒋振东当校长的中陆小学，同我们老朋友都见了面。此时他才知道我们组织早已发生分裂，我和蒋振东都不同彭述之往来了。我们让他了解这个分裂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以及人事关系方面。蒋振东特别告诉尹宽，他亲自从彭述之听来的话：一次，开会时候，不知怎样谈起尹宽，彭述之郑重声明说他以后无论如何不愿意同尹宽合作。我上面曾说陈独秀声明过他以后不愿意再同尹宽合作。彭述之也作了这个声明。我本人始终对尹宽保持好感，但对他也有反感的时候。

　　尹宽这次来上海，不待说也同彭述之见了面，从他听到他的方面对于此次分裂的说明的。但我没有留下记忆。我后来想起尹宽此次来上海知道了分裂的事实，也听到双方对此分裂的说明，可是他没有明白表示态度，或者说，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我们听来好像他是站在我们方面的。

　　以后尹宽就回桐城去了。不久，他当校长的那个师范学校闹了学潮，学生赶走他，他把学生散发的油印传单寄给我，不附一个字。传单写得很长，其中骂「托匪尹宽」。我不知道反对尹宽的群众是国民党唆使的，还是共产党唆使的。一九四八年夏他再来上海时也不愿意说这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某一天，完全出于我们意外，尹宽跑到上海来了，仍旧住在中陆小学。他不说来的目的，我们也未曾联想到彭述之一派的所谓「建党大会」上去。我们早知道他们筹备大会，他们也把大会主要文件的草案寄给我们看。当时我生伤寒病，住在医院。王凡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针对着彭述之起草的所谓「党纲」，我忘记了尹宽来时我是否病愈出院（这是可以查考得到的）。我们绝未怀疑到尹宽会去参加彭述之派的大会。有几天，他一早离开中陆小学至晚上才回来睡觉。最后，他约王凡西、蒋振东、楼子春、何资深到我家里来会面。那时，我已经出院，在家里静养了，他告诉我们这几天他参加了彭述之派的大会；他详细说了大会的经过，以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又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等组成「常委」，等等。他说，彭述之、刘家良等人要所有代表都反对你们，但他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代表中仍有人赞成你们，而他尹宽也曾发言说王凡西写的对彭述之纲领草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能置之不理，等等。听了尹宽这一透露之后，不知道别人有甚么感想，我只觉得一阵恶心。……以后，尹宽就搬出中陆小学，住到彭述之给他安排的房子去了。彭述之还介绍他去上海某一高等学校教书。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到我家里来，把彭述之方面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我对他已经不是无话不谈了。当时第四国际开了世界大会之后不久，寄了一篇大会宣言给我们，我不顾大病初愈，尚未复原，便翻译起来，但不让尹宽知道我在翻译。他们方面也收到这个宣言，但因只有法文本，便交给「宣传部长」自己去翻译。尹宽告诉我此事。我说：「好么，你去翻译，将来我可以看看。」我很快就翻译好了，而且油印出来，尹宽才停止翻译下去，他辛辛苦苦译出的部分只好作废了。

　　但不久，尹宽便同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发生冲突了。无论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以至个人生活方面，尹宽和彭述之怎么能够合作呢？尹宽在此问题上太不慎重考虑了。但如此迅速发生冲突，也是出于我的意外的。我们也不理尹宽，他只好回桐城去了。一九四八年底，彭述之派领导机关决定搬去香港时，刘家良曾写信去桐城，要尹宽一起去香港，尹宽置之不理。

　　事情过了以后，我想尹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以为聪明，有权术，而其实是很蠢的。这就是好多人说的他的「犬儒主义」！我不值得为此生气。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夏末秋初，他从老家运了一批农产品去芜湖或南京出卖，得了钱又到上海来找我们，仍旧住在中陆小学，我仍旧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他，他准备长住上海，但不愿住在中陆小学，要我设法让他住在王凡西家里去。此时，王凡西已经去香港了。这怎么行呢？我没有帮他这个忙，他只好回桐城老家去了。从此他和我们断了联系。他不写信给我们，我们也不写信给他。

　　一九五○年，如果不是更迟些，何资深不知从何处听到一个消息，说安徽桐城有个老头子。公开向群众批评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拿他没有办法。何资深说：不会是尹宽罢？我也不能判断。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老头子，他是不是尹宽。
　　就在这一年，或更迟些，中陆小学收到了尹宽的女儿一封信，说她的父亲到上海去了，但身上衣服很少，希望我们在上海照顾他，我们由此信体会出尹宽被捕了，已经解来上海。其实此时尹宽尚未解来上海，还关在合肥。

　　近年，我听到一个传说，关于尹宽怎样被捕的。据说，一九五○年某月，毛泽东来安庆视察，地委书记向他汇报，中间谈到桐城县有个老头子自称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说了许多怪话，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旁，便问这人叫甚么名字。地委书记说：叫尹宽。罗瑞卿说：我们正要找他。于是尹宽被捕了。看来何资深听到的那个消息是有根据的。不过以后尹宽在狱中同我见面，也曾说起他被捕事，但未涉及这个传说。也许他自己不知道。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则是事实。他本来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一九二三年春我们一批人去苏联后，西欧的少年共产党组织就是周恩来和尹宽二人领导的。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何必抬出这个关系来呢？五十年代下半期，我关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一天开出独居囚室去理发，理发犯趁看守不在旁边，悄悄地问我：「你就是周总理的老朋友么？」于是我明白理发犯误认我为尹宽。而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这是后话。尹宽后来告诉我，他在桐城老家被捕后就解到合肥来，在合肥关押很久，才解来上海，关在华东公安部的看守所，以后转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在合肥吃了苦头。两手反铐很长时间，吃饭靠人喂，大便靠人揩屁股。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已经三年半了，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看守来通知我「收拾东西」。我把随身的衣物包好，看守来开门，帮我拿东西，从三楼走下来。到二楼，我忽然看见尹宽，走在我前面，他的东西有另一个看守拿着。我们对看一眼，不敢打招呼。这是三年半以来看见的第一人。到了楼下大厅，办理手续，我们才说起话来。起初，押车的看守还要干涉，以后就不管了。我们不知道解往何处，但估计不是去枪毙。吉普车开进了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在收发室办了很久的入监手续，然后被送往一号监去。尹宽告诉我，一号监关的都是重刑犯。他也曾在这里关押一个时期的。我们被带到三楼，起初分住二个囚室，约三个钟头，后来我和他同住一个囚室。我们谈话一直到深夜，最后二楼犯人出声干涉，我们才停止谈话。次日早上，我们又被拆开，从此就没有机会同住一个房间。这日早上，我们看见几十个同案犯人，已经判决解到这里执行的，从其它部分纷纷调到这里，一号监三楼西部来，其中有蒋振东，也有何资深，我们囚室的门都不关，我们走出门外看这些新来的人。我莫名其妙，便问尹宽：「把我们调来干甚么？」尹宽说：「来学习么！」然后，我知道，尹宽比我更有经验。原来，国务院有命令给各地专政机关，组织托派犯人出去参观，参观后学习。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十二三人，起初几天漫谈，七月五日起出去参观：工厂、商店、高级合作社、文化宫、展览会、体育场等等。大约参观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开会学习。最后，写总结，直至八月十二日才结束。集中起来的人，又调散了，我们几个尚未判刑的人仍旧解回看守所去，但不是回第一看守所，而是去第二看守所。这年九月间，我们又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学习一次，此次则是学习「八大」文件的，同时去人民广场参观了国庆节群众大会和游行。

　　在集中学习期间，监狱囚室的门白天一般是不关闭的，我们可以走到门外走廊上来。所以我虽不同尹宽住在一个囚室，仍有机会说话，一二句简单的话也可以交换各人的思想。即使囚室的门关着，我们也可以站在门后大声交谈。

　　我和尹宽二人不是分配在同一个小组，但我可以通过与尹宽同小组的人知道尹宽在小组发言的大意。尹宽被捕初时大概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因此在合肥吃了苦头；解来上海后就软化了，就说了认罪一类的话，因此对他管理放松了一点，即不一定个人独处一室，也可以同其它犯人共处一室。不像我，除了集中学习时二人共处一室外，都是一人独处一室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斗争」以后才能同别的犯人共处一室。尹宽认罪以后仍旧得不到信任。因为容易看出他的认罪是假的。我那天夜里同他住在一室，谈话到深夜，以及以后几次见面交谈，我很满意：不管老朋友表面上怎样说，他的根本思想，即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仍旧没有改变。他仍旧与我有共同的语言。例如，我们谈到苏共二十大，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我说：「将来总有一天，史大林的玻璃棺材要从列宁坟墓中抬走的」。尹宽说：「不要他们自己抬走，要别人去抬走。」这是表明他比我更加反对史大林和史大林派，包含那些反对史大林的史大林派在内。又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情），我们谈起当时的反右派运动时，他说：「所谓『右派』，其实是拥护共产党的，反对共产党的人今天只会说恭维话，不会说批评话。」这些话都说得很好，都足以表明尹宽不管表面如何认罪，内心上决不认为自己有罪。

　　尹宽在小组学习中，据同组的人告诉我，他采取了这种态度，即：认罪，但不说或少说自己的罪，而说别人的罪，他在小组会上气愤地「揭发」彭述之和他那个组织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举出证据，说那次开「建党大会」，很阔绰，会后还办了酒席，大吃一顿。这些钱哪里来？还不是从国民党特务机关拿来的？他还举出一些他所接触的社会人士，说这些人就是特务。他以为如此一说，既可以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又可以说明他尹宽不是特务。他的「揭发」还是有分寸的。他始终没有说过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以及所谓「少数派」也是特务。他不像另一些人说所有托派都是特务！但尹宽这种发言是有害的。我知道了，特别去找他。劝告他不要在小组会上攻击彭述之。他又在我面前说了彭述之许多坏话。我说：「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同彭述之之间的账，将来有机会时再算，我们不应当在共产党的监牢内同彭述之算账。」他又谈起建党大会用的钱。我说：「这钱哪里来，我知道，我今天不告诉你，只要告诉你：这钱是清白的，与国民党特务毫无关系。」原来，尹宽确实不知道彭述之开大会经费的来源；他只设想决没有人拿出这许多钱给中国托派开大会，因此只能作出特务出钱的结论。

　　彭述之开大会，为了弥补老同志不跟他走或少跟他走的缺陷，不惜费尽力气从内地乡村把尹宽拉出来撑门面，并选他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给他房子住，介绍他到甚么高等学校去教书，可是连大会经费从哪里来也不肯告诉尹宽！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我和尹宽又从第二看守所解到提篮桥监狱去，在那里住了一夜，只为的去参观五一节大会游行，没有学习，参观完就直接回第二看守所去了。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我们二人又去提篮桥监狱集中，此次则是为了准备去上海以外参观的，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回第二看守所去，因为临时改变计划，不要我们二人去参观，别人都去了。先在上海本地参观，然后去北京、去东北、去武汉，回到上海。他们还要学习，写总结。我以后知道这件事，觉得不去很好；尹宽则提出抗议，责问为甚么不让他去参观？

　　大跃进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关在第二看守所。尹宽生病，常去监狱的医院（即市监狱内八号监）疗养。我没有病或不知道自己有病，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也被送往市监狱医院检查身体，住十几日回来，有意同尹宽错开。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我又去医院住十几日，此次尹宽也在那里，我们就不错开了。尹宽同别的犯人共居一室，我则仍旧独居一室，我在那里的运动场上看见了尹宽，交换了几句话。我们已经有五年不见面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现在变成小老头！」尹宽先我回到第二所去。

　　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离开第二看守所正式转入上海市监狱。尹宽不知何时转去的。他关在八号监，我关在五号监，其它同案犯人则绝大部分关在一号监。政府生怕我们二个老头子病死。八号监关的是病犯，他们有「营养饭」吃，即每星期有三顿，菜中放了一些肉片或肉丝，以后增加至每日一顿。五号监四楼东部有几个房间是康复的病人住的，也吃「营养饭」，我虽不是病人，也被照顾吃「营养饭」。我们这二个老头子，生活是受照顾的，但居住是隔离的，我仍旧单人居住，不参加其它犯人的学习。

　　如此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政府又对托派犯人采取新的措施：全部集中到一号监三楼，学习当时陆续发表的所谓「反修文件」。

　　我的衣物先由劳动犯拿到三楼上去，我本人在楼下等待甚么。人家不久带我到监长办公室去。承办单位的李科长和一个女秘书先在那里坐着。不久，尹宽走进来了，他比我先一步从八号监调到这里来；在他背后又来了两个犯人。我们四个人都尚未判刑。李科长训了话，主要是安排生活和学习的。他说：我们四个人编为一个小组，住在三楼东部，每人一个房间，指定其中一人（当然不是尹宽，不是我）为小组召集人；四人轮流当记录；政府要组织我们出去参观，参观回来要学习，要写总结；以后还有其它的学习。他指着旁边坐着一个矮子，告诉我们说：「你们生活上有甚么要求，可以向我们这位陆同志提出。」

　　李科长训话后，我们就上三楼东部各人的房间去了。其中二人已经定居在这里，我和尹宽是刚来的，我们的房间连接在一起，站在房口可以互相谈话。此时，我们的衣物已经放在各人房间里了。劳动犯小组长向陆主管报告，说尹宽的衣物中臭虫很多，他们捉了一部分，尚未捉完；我的衣物中也有臭虫，但比较少些。陆主管很重视此事，因为一号监夺得了流动卫生红旗，高挂在监长的办公室内；而我们二人是从别的监调来的。不久之后，我们二人的臭虫也消灭了。我们四个房间靠近前部，陆主管办公的阳台。我们这一案的犯人，不论已判的，未判的，都属于寄押的性质，学习是公安局承办单位直接掌握的，生活条件承办单位也有权过问。有些看守曾告诉我们的同案犯人：「你们的事情，我们这里不能管，都要报告公安局。」因此，托派犯人在提篮桥监狱内占据特殊地位：我们可以同案集中一起，别的犯人则是同案分开；我们时常出外参观。别的犯人则不参观或很少参观。此时，提篮桥一号监的犯人比较少，三楼东部前面还有二三个空房间，我们四个房间后面还有更多空房间，过去才有犯人，他们大多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我们的同案犯已经判决的，则关在同楼西部前面的几个房间，他们约有十几个人至二十人，也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他们另编一个或二个小组。陆主管严格防止我们这二部分犯人互相接触。每日下去空场「放风」时，总是西部的犯人排在队首，东部的犯人排在队尾，可以互相张望，但不能说话。到了出外参观时，在汽车上，在行路中，在参观地点，我们互相混合，可以说话了，但都在政府工作人员监视之下，只能互相问好，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而已。我一句话不说，即使我要同西部的人说话，他们也不敢理我。

　　出外参观约一个星期；参观了甚么，我今天记不起来。我对于参观毫无兴趣。一次，在甚么工厂参观了车间、机器、生产品等以后，到客厅长桌旁坐下听厂里负责人报告本厂历史和现状，最后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刑期即将届满的谢公墨，忽然提出工资基金占生产总额的百分比，以及工人平均工资的问题，可是得不到回答，我几年几次出去参观，政府工作人员多方鼓励我提出问题，我始终未提一个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不在于厂房、机器、产品之类，而在于生产的工人对于生产的管理和计划究竟有多少发言权；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M/V，究竟是多少？而这一类问题是问不出来的，也是不该问的。

　　参观以前，我们的小组就开会学习了。先是漫谈，我提出我不能当记录。尹宽问我：「你说甚么？」原来，在楼下监长办公室李科长训话时，说四个人要轮流当记录，这话尹宽没有听进去，现在弄清楚之后，他赶紧说：他也不能当记录，「我自己发言也不能写出，怎能记录别人的发言呢？」以后小组长向陆主管汇报，就免除我们二个老头子的记录任务了。尹宽要求发给马列的古典著作，说他学习会发言时是要「引经据典」的。小组长说他身边有一些马列古典著作，可以借给我们看。

　　学习之外，关在各人房间内，我和他也可以站在门口谈话，自然没有同住一个房间时那样谈得痛快。他说，他在狱中作了几首旧诗词；我说，我也作了几首旧诗词。于是我们二人各抄几首交换着看。他的旧诗词作得实在不高明，我同从前一样老实告诉他：「你的诗词，平仄不合，用韵也不对，完全不行。」于是他争辩起来：为甚么要讲平仄？为甚么不可以用今天的读音为韵？我知道同他争论下去是徒费口舌的。反之，他称赞我的一首《绛都春》词，说简直像李后主做的。词中有几句：「憔悴，鬓皤腰瘦，幸方寸未乱，是非能理。」他说他建议改一个字，即把「幸」字改为「恨」字。最后二句是「词成付与秋坟，赚谁落泪！」他问我「秋坟」二字是甚么意思？我于是解释给他听。总之，他欣赏的是词的内容，我倒喜欢别人注意我的格律和韵脚。

　　以后，我们出去参观。但参观未完，有一天各人关在房间，他忽然从隔壁房间喊我：「超麟，我要死了！」我说：「胡说！」他说「心里慌。」于是小组长报告三楼看守，去找医务犯张辅卿（广慈医院的外科主任）来，张辅卿带他去狱内医院看病。我看见他跟着张辅卿走去的。不久劳动犯来收拾他的衣物，拿走了。我们知道他住到医院去。过了几天，医院派人来给他居住的房间消毒。我想，尹宽死了！

　　参观后期就没有尹宽，参观后的学习和总结也没有尹宽，以后的反修文件学习也没有尹宽。很可惜！我看出尹宽在此次学习中准备说许多的话。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思一定有许多话可说。我自己就是决定利用此次学习的机会把我这几年形成的系统思想说出来的。我希望尹宽能够听到我的系统思想，也希望我能够听到尹宽的系统思想，可惜都不可能了。

　　我积极参加了反修文件的学习，从世界革命总路线起，通过一评、二评、……到十评为止。十评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才发表的。学习完毕之后都要写总结。我则把我的总结系统地写成八万五千字的小册子，书名为《干部主义论》，交给承办单位。

　　我认定尹宽已经死了。监狱管理很严，住院的犯人是死是活，无从知道。我写了一首《感皇恩》词「悼尹宽」。这词，同我在狱中的约四百首旧诗词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了。出狱后我只追忆出约十分之一。这首悼尹宽的《感皇恩》词，追忆不出来。为甚么用《感皇恩》调呢？因为辛弃疾悼他的好友朱熹的词用的是这个调。朱熹死于「伪学之禁」时期，辛弃疾只能用隐晦的字句写悼词。

　　想不到我写悼尹宽的词时，尹宽未死。真是「东坡海外之谣」！我写悼词之后一年又四个月，即一九六五年十月，某一天，承办单位李科长忽然到监狱来，召集我们一案的所有犯人到一号监门口集中，向我们宣布：政府决定释放尹宽回家，明天就交给他的女儿带去，现在特来让我们同尹宽见一面。我吃了一惊：原来尹宽还未死！不久一个犯人用轮椅把尹宽推来了，大家走去同他握手，他都不认识，连蒋振东同他握手，他也不认识，但我上去握手时他却认识了。李科长叫尹宽讲话。显然是准备好的话，他讲出来还是有条理的。大意是说我们错了，接着劝告我们好好改造，改造好，政府会释放我们的，他就是现成的榜样，等等。说了话之后，李科长便叫那个犯人把尹宽推回医院去了。李科长然后叫我们每个人谈感想。这事情是摆得很明白的，但谁敢把心里想到的话谈出来呢？只好顺着政府的意思谈几句。我有意留在最后谈。

　　在我谈话以前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是同案犯人中最靠拢政府的，又自命为最聪明的藉云龙，在发言以前先问李科长：尹宽是释放的呢，还是保外就医的呢？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这个聪明人为甚么要提出这个愚蠢问题！李科长反问他说：「你看呢？」籍云龙然后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发言。

　　最后，我不能不说了。我说：「几年前我曾对承办单位派来提审的人说：张芬神经失常，尹宽一身是病，关下去是要死的，这两个人都有儿女，都有温暖的家，应当放他们回家去。他们的病就会好了。张芬的刑期早已满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但今天你们释放尹宽回家了，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虽然不一定是我几年前的要求今天发生效力。」

　　李科长没有发牌气，只冷冷地说道：「哼！你几年前的要求！」「哼！你要尹宽释放回家！」……

　　此时，我仍不参加小组学习，因之没有为这几句话受到批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斗争时，也没有提出我这日的发言作为罪状。

　　李科长事先训话时曾告诉我们：尹宽的女儿此次是从家乡来「接见」尹宽的，我们告诉她政府明日释放尹宽，让她带回家去，她着急起来，说带来的路费不够。我们说：「你放心，我们会派人同你一路送他回去的。」

　　我断定，尹宽回到家里就会死的，如果不是死在路上的话。我们无法打听到尹宽的死活消息，因此每逢外调人员来问我尹宽的下落时，我总是说：尹宽死了，一九六五年就死了。

　　谁知此次我又错了。尹宽回到家中，改变了生活条件，慢慢地好起来，能够带着孙子在屋外散步，再活两年，到一九六七年才死，那时已到「史无前例」的时期，但他未曾挨斗，还来不及挨斗。一九八二年，我才同尹宽的家属取得联系。

　　我从尹宽的女儿还知道了一件事实，即是：李科长问她：「你父亲回去生活有问题么？」她回答说：「我们家里养得起他的。」李科长说：「那就好。」尹龙珠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她愁父亲回家没有路费，她又不愿靠政府出钱来养父亲。尹宽倒想到出狱之后自己的生活问题。他问李科长：「我回家后生活怎么办？」李科长说：「我已经同你的女儿说好了。」尹宽回到家里，才知道政府把他的生活完全交给他的儿女负责。在那「史无前例」的几年，他虽来不及挨斗，但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劣下去，最后他感叹家里的生活还不如市监狱里的生活，但已无法可想了。这完全出于我想象之外。一九六七年，与其说他死于老病，宁可说他死于营养不良，死于饥饿！

　　如此完结了一个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释：

[1] 真实的名称是「旅行图书馆」。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第二十二期《一大前留法学生中无共产主义小组》一文所引陈公培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法国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

[2] 此信「估计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于克鲁邹发出的。」──《党史研究资料》编者

[3] 这个「小青年」名邓希贤，就是后来的邓小平。──校者

[4] 此处所记有误，刘仁静被拒绝参加1929年9月召开的中国反对派第二次全国大会。为此他去信向托洛茨基申诉，此事见托洛茨基于1929年11月某日给刘仁静的信。──校者

[5] 不是董某，他是葛崇锷。──校者

[6] 陈独秀出狱后，从武汉写信给陈其昌等的信，也说：「关于彭和长子（按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合作，况且意见相差甚远。」──作者

[7] 本节所述种种，读者可参阅《双山回忆录》「监狱进出」一章的末段与「《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一章的首二段。──校者

（香港春燕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