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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今昔

季诺维也夫

（1919年11月）


　　〔来源〕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2期第1993—2006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我们正处在转折关头。共产国际目前需要以崭新的节奏进行工作。15个月来，共产国际无比迅速地发展了。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情况是：一方面，第二国际虽然摇摇欲坠和威信扫地，但它毕竟还联合着（尽管只是表面上的）一些老的大党：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里，最初的一批勇士们还刚刚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一方面我们有了第三国际，几乎所有老党都愿意加入它的队伍，在每个国家里几乎都有坚强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第二国际成了一堆废墟。
　　共产国际迄今为止主要是宣传和鼓动的机构。共产国际现在则是必须直接领导各国运动的战斗组织。共产国际在头一年里无非是奋起进行坚决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旗手。共产国际现在则是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世界斗争的实际组织者。
　　这一点不得不使共产国际肩负起崭新的义务。当问题还只是涉及到某个政党对我们表示同情的时候，共产国际是不会因此受到损失的。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昨天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希望在组织上加入第三国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加倍地谨慎和慎重了。
　　现在摆在日程上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如何对待德国独立党、法国社会党、美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瑞士社会党和其他一些政党，总之，如何对待目前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十字路口的整个“中派”。这些党的普通党员们——工人们敦促这些组织加入我们的队伍，而“中派”领袖们现在也表示比较坚定的决心在组织上加入第三国际。
　　看来，首先应当使上述一切政党很好地弄清，第三国际现在是什么样的组织和加入第三国际的每个党应该承担何种义务。
　　共产国际断然提出，在拥护我们观点的人占多数的那些党内，如在意大利、瑞典、南斯拉夫等国家里，必须同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者脱离关系。希望加入共产国际队伍的上述老党的代表们首先要估计到这一情况。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希望。
　　我们现在有可能了解德国独立党中央机关报《自由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该党发出的著名的纲领性信件的答复。首先，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对我们信件的答复没有任何人的签名。在《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也没有独立党中央委员会的署名。显然，这并不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答复。同时，答复也没有署上某位撰写入的名字。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些没有署名的文章。不过这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糟糕的主要是，在这7篇文章中，作者总是在细小的琐事上纠缠不休，没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提出的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任何答复。你们可以在上述文章中看到对一些次要事实的繁琐的“驳斥”，你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冗长的申诉，说什么俄国共产党人对俄国的事情了解得很好，但对德国的事情却不了解。你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系列具有希法亭精神的耶稣教教徒式的攻击——无数具有克里斯平空泛“社会主义”精神的折衷主义的空谈。但是你们在独立党人的文章中却找不到革命者对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的迫切问题的真正的坦率和诚恳的答复。结论是德国独立党的普通党员们，男女工人们，越来越逼迫自己的领袖，要求他们真诚地同志式地声明无条件地加入共产国际，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右派领袖们则阻挠这种联合，一再地企图用空话来支吾搪塞。
　　法国社会党上层的情况也不比这好些。马赛·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自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宣言中作了深谋远虑的声明。而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仍按过去的方式出版。在我们刚刚收到的几号《人道报》（人家知道，该报编辑就是马赛·加香）上，我们看到臭名昭彰的列诺得尔写的一篇社论，这位公民在社论中说，如果苏维埃政府向他提出保证，他可以带任何译员和助手自由地到全国各地旅行，那么他到俄国去将感到非常荣幸。《人道报》编辑部非常了解列诺得尔先生实际上无非是国际联盟的代理人，但是在显要地位发表这篇文章时却不置一词表示反对（《人道报》1920年6月10日）。在该报另一号（1920年6月16日）上，我们看到正是伊格纳齐·达申斯基先生的文章，尊敬的《人道报》编辑部把他称为“我们的波兰同志”，在刊登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客气的按语，说这篇文章是作为文献刊登出来的。达申斯基是屠杀波兰工人的刽子手、正在同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波兰白匪头子皮尔苏茨基的右手和帮凶。《人道报》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但同时竟把反革命匪徒，第二国际的成员达申斯基称为“同志”！在同一号报纸上，我们还看到龙格的一篇阐述“加香和弗罗萨尔在苏维埃俄国的使命”的文章，其中每一行字都表露出旧的“外交手腕”，可贵的只有一点：龙格说法国社会党极左派（即共产党人）坚决拒绝法国龙格派关于参加跟加香和弗罗萨尔一起的代表团的友好邀请。
　　只要有可能哪怕稍微注意一下德国独立党和法国社会党每天的报纸，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克里斯平和龙格把加入共产国际看作是纯粹的手续。他们一方面同意发表大吹大擂的“原则宣言”，另一方面认为加入共产国际后仍可保留象过去那样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的充分自由。
　　他们“原则上”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但是他们“只是”从实际的考虑出发希望稍微等待一下，总之他们希望保留“自治权”。
　　“原则上承认等于实际上否定——这是任何一个郑重的外交家的原则。”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句话是俾斯麦说的。独立党人和龙格派队伍中的小俾斯麦们就是按这样的原则行事的。
　　“我同意加入第三国际，我承认它的原则。但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我不认为我们必须声明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我同意德国独立党人的观点：先去瑞士，然后再去莫斯科。”[1]（这就是说先在瑞士召开中派党的代表会议，成立某种第二半国际——即所谓重建派的臭名昭彰的计划。）
　　这是法国社会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劳尔·韦弗伊在答复巴黎共产主义杂志《共产主义评论》的征询意见时说的一段话。
　　现在据说龙格派的一些著名领袖准备放弃成立中派国际的计划。他们清楚地看到，任何“重建”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得不要么加入第三国际，要么就脱离工人。现在这个党的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但是这还不能真正保证该党的机会主义病症已经痊愈，尤其不能保证不再复发。
　　或者拿另一个“中”派的著名代表，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格里姆来说吧。一年前他是坚决反对第三国际的。过了一年后，他倾向于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当瑞士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时，格里姆及其同伙则又动摇了，帮助通过全党投票的方式拒绝瑞士党加入共产国际。现在，瑞士党的中央委员会又决定加入第三国际，而罗伯特·格里姆似乎又倾向于赞成加入。但是，让我们看一看罗伯特·格里姆是怎样设想共产国际的意义和作用的。
　　在以罗伯特·格里姆为精神支柱的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总题目是《国际》。在其中的第四篇文章上说：

　　“第二国际有自己的社会党国际局。国际局起了各个支部之间邮政信箱的作用。国际局没有执行独立的工作，首先没有对各党实行思想领导。这于其说是由于国际局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由于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党之间原则性观点的差异所致”。[2]

　　说得很不坏。的确，胡斯曼和王德威尔得领导的社会党国际局无非是个邮政信箱。不过，开启这个信箱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最狡猾的机会主义者手里。事情很清楚，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执行机构。显然，共产国际必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上。那么格里姆及其朋友们是如何设想共产国际的作用的呢？请听：

　　“现在我们需要的首先是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它不仅给我们提供情报，而且帮助我们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批评，提出建议。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在同时提出革命要求的意义上对议会活动的经常性影响。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组织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的情报服务。”

　　读者可以看到，罗伯特·格里姆一伙对第二国际国际局的作用进行了很好的批评，但实际上却要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来起略微不同于邮政信箱的作用。显然，罗伯特·格里姆及其同伙甚至投有想到，共产国际不仅应当出版杂志，不仅应当做到在议会中同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应当学会组织工人们手执武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他们现在都“左倾”了，包括近年来一直“批评”我们的那些人。例如，请看意大利改良主义的著名代表特雷维斯的纲领性声明。他在回答《共产主义评论》杂志提出的“您对加入第三国际怎样看”的问题时说：
　　一一您问我是否主张立即加入第三国际。我回答说：是的！特雷维斯无条件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不过他又说：

　　“任何理论上的迁就，任何想要在纲领和策略方面把同样的义务强加于各个党的愿望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荒谬的，这样只会使我们选不到国际的目的。”[3]

　　特雷维斯的这段典型的话使我们充分了解了意大利党的现状，那里多数工人无条件地拥护我们，但是遗憾的是最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在党内依然象“在家里”一样。
　　当然，共产国际绝不打算使所有党一般齐。共产国际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表明，它善于估计各个党生活和斗争的条件的多样性。共产国际十分清楚地了解在纯粹地方性问题的领域里，决定性的一言应当属于各该政党。不过，特雷维斯说的自然不是这个问题。他试图给自己和给自己的改良派保留“自治”权，实际上也就是改良主义者的充分行动自由。[4]
　　《共产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在对特雷维斯答复所写的按语中说：“特雷维斯同志是意大利社会党改良派的领袖之一。但是他与我们的艾伯特、托马、列诺得尔等人相距多远啊！”
　　可惜，尊敬的《共产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把特雷维斯的政策说得太好了！当然，特雷维斯和列诺得尔是有差别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是这种差别实际上只是：特雷维斯及其朋友们所维护的也是同样的改良主义，只不过更加巧妙而已。
　　我们说，改良主义者在意大利党内就感到象“在家里”一样。来俄国访问的意大利代表目的能干的团员之一波察尼先生在同俄国不无名气的教授季安德尔的谈话（载《Hufvud-stadsbladet》1920年6月6日）中说：

　　“我们从我们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的电讯中获悉，以塞拉蒂为团长的意大利代表团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而这个意见在芬兰传播开了。然而，波察尼却对这种虚假的观念表示反对。代表团成员听到这个意见后感到惊讶和气愤。他们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这还不等于说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5]

　　同是这位波察尼在谈话中又说：

　　“世界大战给意大利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于得到了的里亚斯特和特兰托。此外，意大利还占领了波伦亚和高地。至于费乌美和阿尔巴尼亚其他部分，那么这些问题尚未解决。”

　　不久前，当我们向一些著名的意大利同志指出菲力浦·屠拉梯在意大利的这类谈话时，同志们宽宏地（太宽宏了!）回答我们说，屠拉梯在一次私人交谈（报刊上没有发表）中说，他的话被曲解了。是否可以对改良主义者表示更大的宽宏呢？……
　　一位饱经世故的意大利改良主义外交家——在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中起很大作用的议员奠迪利扬尼不久前访问了巴黎。在跟龙格的交谈中，莫迪利扬尼用如下的方式劝法国“独立党人”的领袖加入第三国际。他对他说：

　　“我的朋友龙格，的确，我们干吗不加入共产国际呢?这需要我们对此承担什么义务呢？实际上无非是比方说每两个星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寄去一张带有漂亮风景画的明信片。”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两位朋友之间的这场友好对话的片断。塞拉蒂同志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正式发言中也引用了这次谈话。了解议员莫迪利扬尼活动的人一分钟也不会怀疑，这些话确实是他说的。莫迪利扬尼跟其他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在他身上某些意大利式的多情善感和无比粗鲁的政治犬儒主义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改良主义者奠迪利扬尼用言简意深的话语表示了“左翼”改良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确，所有这些先生们都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不需要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只要给我们寄些漂亮的明信片就行了。而加入第三国际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向普通工人炫耀第三国际的招牌，工人们会对他们采取更信任的态度，至少不会再在会上吹口哨嘘他们了。
　　莫迪利扬尼等先生们并不象诺斯克先生做得那样蠢笨。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教训对他们来说不是无益的。现在他们没有去参加他们非常乐意参加的资产阶级内阁。他们要把自己“保守”到美妙的日子。因此，他们暂时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似乎这是一个旅馆），在革命工人当中为自己占居一个位置。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他们就飘然出来，从内部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让这些改良主义者们明白，加入共产国际是需要承担巨大义务的，共产国际将揭露最狡猾的改良主义的最老练的生意人的最“精巧的”政策。
　　共产国际正在成为革命工人的战斗组织。我们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外交家。
　　全世界工人阶级成员的极大革命化一方面造成了上述老的社会党“上层”的可悲现象。另一方面，群众的这种革命化也引起了可喜的现象。我们指的是具有革命本能、但在理论上极端糊涂的英国厂工会委员会运动、一系列国家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早在15年前，当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正在度蜜月的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对革命的工团主义确定自己的态度。而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试图从麦子中挑出毒麦，在工人群众对同情革命工团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自发反抗中找出健康的种子。
　　我们现在也应当遵循这条路线。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按实质说也就是彻底制定了这条路线。一些著名的共产国际活动家也曾表现出一种成见，即反对把厂工会运动的拥护者、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吸收到我们队伍中来，这种成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克服。无疑，在上述运动中有许多不清楚的甚至混乱不堪的东西，我们一刻也不否认。但是，厂工会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运动，按其成分来说是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我们应当耐心地等待这个运动净化为共产主义的运动。我们应当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
　　这些运动具有过渡性质。在那些旧的“古典式的”工联和旧的钦定的社会党已经威信扫地、但共产主义政党尚未建立或者还非常软弱的国家里，这些运动是作为特殊的发展阶段而出现的。首先，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共产国际不应也决不舍对这些具有革命本能但理论上混乱的派别的偏见作任何思想上的让步。然而，共产国际将诚恳地和同志式地向他们伸出手来，并充分相信这些派别将日益接近我们。
　　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厂工会委员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派最缺少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对共产党作用的理解。上述派别的拥护者们习惯手在“政策”和“政客手腕”之间划等号。他们习惯于把政党看作是毫无原则的、只是由一些议会钻营家领导的和靠吃机会主义饭的人。要使这些人相信，要使这些组织摆脱对政党的成见，必须向他们表明确实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政党：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有明确纲领、革命策略和铁的纪律的政党，善于吸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和善于领导无产阶级向资本堡垒冲击的政党。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事实来宣传。
　　——你不相信有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吗？你认为任何议会制都是机会主义的吗？你以为任何政党都是玩弄政客手腕的吗？那么请看：俄国共产党，她就是善于领导本国全体工人阶级和剥夺资产阶级的政党！请看：德国共产党，她就是善于把全体工人阶级不管怎样联合到自己队伍里来的政党！请看：在意大利，在保加利亚，在法国，在英国，在美国正在建立这样的政党！瞧吧，你很快就会明白，不要共产党就等于不要自己的右手。
　　这就是我们要对参加上述组织的无产者们说的话。那时他们就会看到，共产国际是正确的。那时他们就会完全向我们靠拢，并在无产阶级基础还缺乏的那些国家里给我们共产党创立这样的基础。
　　我再说一遍．共产国际迄今为止主要是从事宣传工作。它现在应当转向组织各国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斗争。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必须尽可能使任何一个多少具有群众性的组织都不掌握在我们的敌人手里。
　　我们不能忘记，虽然第二国际已经被击溃，但是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黄色的工会国际联合会，第二国际企图重新靠它来复活。
　　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甚至根本不存在共产党人是不是退出工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左派”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不是“退出”工会，而是在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国家里加入工会——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口号。哪里有工人，那里就应当有共产党员。我们不能让千千万万的工人受社会叛徒们的影响而自己袖手旁观。被开除出党的社会党叛徒们正躲进工会的“避难所”里。我们必须攻克这个堡垒，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正确的、经常的和耐心的围攻，我们必须将工人阶级的变节分子从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里撵出去，我们必须消除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个缓冲器，那时我们就只是单独对付资本家，他们也就在劫难逃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早在半年前就提出建立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来对抗黄色“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工会国际联合会的问题。我们毫不讳言，这项创议进展得非常缓慢。在这方面我们碰到许多实际困难。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样的情况：甚至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完全拥护我们，而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工会实际上操纵在改良派领袖们的手里。我们得到消息说，这些改良派领袖们已经六年多根本不打算召开意大利工会代表大会，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的情绪比这些改良派领袖们要左得多。我们还必须估计到，英国旧的工联内部的分化（即所谓“三方协议”等等）进行得依然相当缓慢，而英国工联的左翼领导人有时也染上改良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估计到，厂工会委员会以及类似运动的领导人常常也抱有无政府主义的偏见。
　　最后，关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问题本身按实质说也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反对参加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我们主张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参加某些部门或行业的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因为这些国际代表大会同工人群众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我们反对所有工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立即分裂，而同时我们又赞成对这些工会的黄色领袖进行无情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解决我们自己提出的这一任务造成了巨大困难。不过我们再说一遍：为了使共产国际成为它所应当成为的那样的组织，成立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要加以解决的。

四


　　最后，为了使共产国际成为它所应当成为的那样的组织，我们必须使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共产党。迄今为止，我们在美国有2个共产党。德国也是这样。在英国，我们有4个或5个共产主义派别。在法国，情况也是这样。这种现象必须结束。
　　在德国，在两个共产党之间划定了最明确的原则性分界线。但是，我们也当承认，就是在这里最困难的事情还在后头，而现在是我们在德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时候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巴达克联盟）无疑犯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大错误，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斯巴达克联盟最重要的政治错误是卡普叛乱时期的行为。我们在本期杂志上刊登了德国共产党著名领袖克拉拉·蔡特金，保尔·列维、恩斯特·迈尔的极重要声明。这些激烈抨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卡普叛乱时期的动摇立场的信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些信为参加德国第二个“左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真诚的革命工人们开辟了同旧的政党合并的充分可能。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队伍里，有许多真诚的和正直的无产者，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巴达克联盟）多数派的机会主义和无能妨碍他们跟我们接近。共产国际将原则性地谴责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左的”倾向，同时也将指出老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德国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在法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克服对建立共产党这一思想本身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在革命工团主义者领导人身上，看来包括象罗斯梅这样杰出的同志身上还都残存着。现在是法国无论如何应当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时候了。不言而喻，这里我们必须从建立真正志同道合者的融洽的政党着手，以便使他们今后将目前还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英国，近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仓促地试图在决不参加议会和英国工党的“左”的基础上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尝试是共产主义的明智的做法。相反，我们竭力想使英国的所有共产主义派别毫无例外地联合起来。当然，不是在“左派”的分立主义的纲领基础上，而是在整个共产国际的总的决议的纲领基础上联合起来。
　　意大利兄弟党在对本国命运超重大历史作用方面情况较好。为此，她必须清除改良主义分子。为此必须使意大利的工会运动不是掌握在改良主义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真正共产党人的手中。为此必须使目前对党内多数派持一定反对立场的都灵支部中的优秀分子以及博尔迪加领导的“弃权派”同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瑞典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将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改良主义者清除出自己队伍的任务。
　　改良主义是一种容易染上的病症。这种病症也波及到一些年轻的政党身上，如我们的南斯拉夫党。它也毫不怜惜老的当之无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共产党人的责任是决不掩饰自己身上的这些弱点，即使是出于爱护党的不正确感情。我们的责任是估计到这些事实并正视危险。
　　在已经加入和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中间（由于它们还没有清除中派和改良派）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次序游戏”。某个国家的党说，他们的邻国还没有夺取政权，我们也不着手进行夺取政权的决战。我们希望先有个后方。让某某国家先摘吧！当某个国家取得了胜利，那时我们再来搞。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是最不鼓励未经深思熟虑的起义和暴动前。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催促事件，而只能耐心地和冷静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只有当条件成熟时才去号召行动。然而，共产国际也不会忘记，这种“按次序”斗争的思想是第二国际许多政党所固有的。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对上述论点采取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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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共产国际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团体。1920年，共产国际则成为向资本主义堡垒进行直接冲击的工人们的战斗协会。内战的烽火还没有静息，它正以空前未有的势头在燃烧。苏维埃俄国同地主波兰的战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为国际革命开辟了非常有利的前景。东方发生的一些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在近东和远东看到的一切还只是软弱的开端。东方已经出现了革命的火舌。整个东方燃起革命烽火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在工人阶级哪怕是几个星期执掌政权的国家里，反革命的疯狂暴虐也不能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里爆发。在匈牙利，刽子手们杀害工人的鲜血流得最多。但是就是在那里（现在这一点非常清楚），无产阶级革命将重新露头。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暴行的数量说占第二位的无疑是白色的芬兰。但是就是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也已重新站立起来。
　　日前我们有机会同两位直接来自赫尔辛福斯的工人进行了交谈，一年来他们在那里进行了巨大的共产主义的地下工作。从芬兰现在发生的情况看，有一个小小的特点说明芬兰工人们的情绪现在怎样。
　　同志们告诉我们，几乎在芬兰的所有大城市和小工业城市（1918年时那里曾是白匪和红军斗争的场所），现在都在进行特殊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在埋葬白色恐怖牺牲者的墓地上，聚集着大批工人和数量更多的劳动妇女，他们脉脉含情地细心打扫这些陵墓，加以装饰，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捐躯的工人们树立简单的纪念碑，在人民当中，编写了简短朴素的歌曲和诗篇来纪念这些牺牲的战士。而副歌往往表达很朴素的思想：你们没有白白牺牲，我们将继承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尸骨堆上就升起复仇之神……
　　芬兰资产阶级眼看着这一切，但束手无策，因为这是群众性的现象，因为所有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都这样想。
　　这是一种象征。这说明在当前这场残酷的内战中无产者的整个情况。目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叛徒们只能延缓它，只能使它对工人阶级来说付出更大的牺牲。
　　这位来自赫尔辛福斯，来自资产阶级屠杀了三万无产者的国家的首都的普通工人还顺便向我们指出一点。他对我们说：芬兰工人自然仇视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更加仇视在革命期间出卖我们的白色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大家的共同情绪是：首先消灭叛徒、黄色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资产阶级也就无处可逃，灭顶之灾也就临到他们头上了。
　　这些话或许以略微离奇的方式反映了对以下事实的正确评价：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地，资产阶级的存在就是靠黄色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第二国际拥护者的动作用任何时候都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
　　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共产国际应当成为已经觉醒的和日益壮大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真正的司令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长。共产国际应当善于组织它和领导它。共产国际的事业不仅是准备胜利，不仅是在夺取政权时期领导工人阶级，而且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指导工人阶级的全部活动。
　　共产国际如若不是团结的、有纪律和集中的国际战斗组织，那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共产国际应当成为这样的组织，它无疑将会成为这样的组织。



[1] 《共产主义评论》1920年3月号第57页。

[2] 《伯尔尼哨兵报》1920年1月8日。

[3] 《共产主义评论》巴黎版第6期第51页。

[4] 英雄所见略同。德国独立工人党内的“左派”著作家也要求象特雷维斯及其改良派所要求的那种脱离共产目际的“独立”和“自治”。
　　我们刚刚收到由沃尔海姆和劳芬堡主编的“左派”共产党人汉堡机关报的最近几号报纸。在过些报纸上刊登了几篇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德国独立工人党之问相互关系的文章。对于这类谩骂和恶意宣传，我们将不作答复。但是，德国独立工人党“左派”领袖们的以下“原则性”声明则值得注意。在《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8月26日第64号上刊登了劳·沃·的一篇题为《搔首弄姿与专政》的文章，上面说：“我们从新德哥尔摩获悉，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我们提出的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声明答复说，我们党在一切策略问题上都与共产国际背道而驰。我们对此回答说：国际的策略只是某些国家内不同党派策略的综合，离开各国共产党实际策略的国际特殊策略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因为策略的确定是各国无产者的事情，而不是某个小集团的事情。当然，如果执行委员会认为，莫斯科小集团可以强制地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俄国的特殊策略强加于各国，那么这只能说明执行委员会对国际策略的要求持有特殊的看法。”

[5] 说得不是很好吗？
　　沃尔弗海姆和劳芬堡先生，请继续这样说下去吧！你们说得越多，工人们就会越快地认清你们的面目并抛弃你们。
　　根据沃尔弗海姆和劳芬堡的处方，共产国际的任务很简单：把头脑不清的人以及民族主义者之流忽然想起的东西加以“综合”，把托尔弗海姆的观点和克里斯平的观点拿来加在一起再分成两半，于是就得到“综合”了。迄今为止，我们对共产国际的任务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劳芬堡和沃尔弗海姆没有发现，他们是怎样从一个台阶滑到另一个台阶的，越滑越低。要知道，他们所说的把俄国的特殊策略强加于人的话，正是从考茨基和希法亭那里抄袭来的。他门向共产国际建设的东西则是回到第二国际的策略上来。事情正是这样。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