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阿尔都塞 -> 《保卫马克思》（1965年）
序言：今天
（一）
近四年来，我在不同的刊物上曾发表过几篇文章，这里把它们汇编成册，奉献给读者。我所以这样做，主要的、也是十分实际的理由，是其中有些文章已不易找到了。其次，这些文章尽管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但它们都包含着一个思想，把它们汇集起来，这个思想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最后，我把这些文章按其本来面目保留下来，作为反映某一段历史的文献资料。
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在某个特定场合下诞生的。有的是对一部著作的研究；有的是对批评或反对意见的答复；有的是对一部戏剧的分析，如此等等。它们都标有出版的日期，印着诞生时留下的胎记，即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也决定不去改动了。我删掉了一些过分涉及个人的论战性段落。少数语句、注释和章节过去为了免得刺激某些抱偏见者的感情，或者为了使论述不致过于冗长而不得不割爱，这次我都补了上去。此外，我还订正了一些引文出处。
这些文章虽然每篇都是在特定场合下诞生的，但它们又是同一个时代和同一段历史的产物。它们是一种特殊经历的特殊见证。与我同龄的、力图按马克思的思想而思想的哲学家都曾有过这种经历。历史把我们推到了理论的死胡同中去，而为了从中脱身，我们就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从人民阵线和西班牙战争起，历史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吸引住了，而在真正的世界大战期间，它又使我们受到了事实的严酷教育。历史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生活，并把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改造成为一些懂得有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目标存在的成年人。我们从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明显事实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并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共产党。
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们立即投入到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去。我们因此体验到了我们的选择的含义，并承受了由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我们今天回忆起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那就是大罢工、群众示威、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和平运动。那时，抵抗运动唤起的巨大希望濒于破灭，千百万人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力求使冷战不致恶化成为战争的灾难。在哲学方面，那就是全副武装的知识分子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
这个极左公式本是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口号，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却为了使当时因李森科的“生物学”而陷入不妙处境的马克思主义免受资产阶级的狂暴攻击，又把它重新提了出来。口号提出了以后，就成了一切的主宰。我们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在这条专横路线统治下，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然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种狂热是在斯大林那套独断专横的统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影响下形成的。说来奇怪，它却偏偏要由斯大林的干预才从疯狂转向一点理智。斯大林在一本小册子里斥责了有些人力图把语言说成是上层建筑的狂热。我们开始看到，使用阶级标准绝不是毫无边际的。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退却，而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下，必须从复习基本知识开始。
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写这些话的；我研究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
我回顾这个历史阶段，既不是留恋过去，也不是有所抱怨，而是为了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那时，我们年少气盛，充满了信心，敌人又毫不宽厚，总是骂骂咧咧地进行挑衅。在一段时间里，有些领导人不但不阻止我们沿着“左”的理论斜坡滑下去，相反却使劲把我们朝这条路上推；另一些领导人则无动于衷，丝毫不去劝阻他们或者警告我们。这种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处于糊涂的状态。于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宣传鼓动上，而本来，我们在从事斗争行动的同时，理应有了解情况和进行学习的权利和义务。总之，我们甚至没有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对于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于列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性斗争，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甚至没有读过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因为我们太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己炽烈的热情。我们上一辈的人，那些有责任为我们指引道路的人，他们怎么也同样过着无知的生活呢？经过无数战斗和考验而奠定的并由许多伟大著作所体现的长期理论传统，对他们怎么都成了不起任何作用的一堆废纸呢？
我们只能承认，在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保护下，另一种消极的法国传统压倒了理论传统，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一贯缺少真正的理论素养。这个根深蒂固的缺点，如果套用海涅关于“德意志贫困”的说法，可以叫做“法兰西贫困”。法国党之所以在“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并赋予这种理论以激进宣言的形式，法国党之所以为此而经受了考验并表现了无可怀疑的政治勇气，也是因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留给它的理论遗产十分微薄的缘故。确实，除了马克思十分喜欢提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外，除了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蒲鲁东和对马克思主义懂得不多的饶勒斯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理论家呢？德国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早期的考茨基；波兰出现了罗莎·卢森堡；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意大利有能与恩格斯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的拉布里奥拉（法国那时却只有索列尔！），后来又有葛兰西。我们的理论家又是谁呢？是盖德，还是拉法格？
我国其他方面的传统十分丰富，唯独理论传统却显得贫乏。如果要弄清其中的道理，那就必须进行一番全面的历史分析。我们这里并不打算进行这种分析，但至少可以确定几个要点。谈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工人运动中的理论传统，我们不能脱离开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是一些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这一理论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罗莎·卢森堡、列宁、葛兰西）。这种状况无论在开始或在后来，无论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不能改变的。能够改变和将会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知识分子[1]身份，而是他们的阶级出身。这里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因。继考茨基之后，列宁曾对这些原因作了清楚的说明：一方面，工人运动的“自发”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只能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既然需要为建立和发展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哲学而进行巨大的理论工作，这项工作只能由在历史、科学和哲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大知识分子来承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德国、俄国、波兰和意大利都出现了，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有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师；这都不是由孤立的偶然事件造成的，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伦理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活动简直无法进行，统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沆瀣一气，他们还得到教会的支持）往往只给知识分子以卑贱和低微的职务。在这些国家里，知识分子只有站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革命的阶级一边，才能得到自由和前途。在法国则相反，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的阶级。它历来善于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它所进行的革命中来，并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夺取和巩固了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继续使整个知识分子站在自己的一边。法国资产阶级干净、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它把封建主阶级从政治舞台上清除了出去（1789年、1830年、1848年）；它在革命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团结；它击败了教会，随后又收容了它，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同它分离；它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把自己装扮了起来。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在历史上取得的种种其他地位，给了知识分子相当宽广的前途和活动余地，足够体面的职务，不少的自由和幻想，以便把他们笼络在它的法律之下，使他们继续受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除了个别的伟人外（正因为他们是伟人，他们才是例外），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给他们的这种地位，他们并不感到有向工人阶级方面去寻找出路的切身需要。即令他们有人投靠了工人阶级，这些人也不善于彻底清除他们身上盖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残余就表现为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如饶勒斯）或实证主义。法国党不得不进行了大胆而耐心的努力，以消除“工运中心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工人对知识分子产生这种本能的怀疑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工人在长期历史中多次积累的经验和反复经历的失望。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统治使法国工人运动同知识分子长期相脱离，而知识分子对于形成真正的理论传统却偏偏是不可缺少的。
我是否还应该补充另一条民族性原因呢？这是因为，在1789年大革命以后的一百三十年里，法国的哲学史简直贫乏得可怜。从梅恩·德比朗、库辛到柏格森，法国哲学始终顽固地坚持它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唯灵论。法国哲学鄙视历史和人民，同宗教结成紧密的联系，竭力反对唯一值得重视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此外，法国哲学的不文明和无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最近三十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官方哲学的愚昧思想是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它窒息着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努力。
法国党是在这种理论空白的情况下诞生的。虽然如此，它从我们唯一的和真正的民族传统中，即从马克思曾表示无比钦佩的政治传统中吸取了营养，尽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并终于成长了起来。它始终带着这一政治传统的烙印，因而有点看不起理论的作用，看不起哲学理论比看不起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更要严重。虽然法国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主要是些大作家、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自然科学家，还有少数几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且政治原因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法国党就是在以上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没有建立起民族的理论传统，得不到民族理论传统的帮助，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没有一个能够造就出理论大师的理论学派。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去学会面对的现实。因为，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没有真正的理论大师能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假如波利采没有为了经济学方面的紧急需要而牺牲了他酝酿中的重要哲学著述工作，他或许会成为这样的理论大师；可是，他只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心理学基础批判》中的天才谬误就去世了。他是被纳粹所杀害的。总之，我们当时没有理论大师。我并不是说没有志趣高尚和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而是说没有由我们的历史造就的、与我们思想接近及感情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提出这后一项条件绝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不仅在理论上处于空白，而且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继承了一种表现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畸形的外省习气（即沙文主义）；由于这种外省习气，我们不愿学习外国语，并对法国疆界以外的思想和成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长期以来，我国研究和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少数坚毅和勇敢的德语学者的事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能向国外介绍的学者，除了奥古斯特·科尔纽以外，也许别无他人，这位得不到法国大学承认的英雄，默默无闻和单枪匹马地对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左翼和青年马克思做了多年的和细致的研究。
以上的论述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论贫乏，但却不能清除这一贫乏。由于斯大林，我们受到了第一次冲击——虽然也正是斯大林对这件坏事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由于他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我们受到了第二次冲击。当然，在此期间，生活也影响了我们一部分人。
一个政治组织，一种真正的理论修养，都不是在一夜之间或根据一道简单的命令就能造成的。在战争期间或在战后不久达到成人年龄的年轻哲学家中，多少人被繁忙的政治任务搞得筋疲力尽，再也抽不出时间去从事科学的工作！当时参加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觉得必须通过政治活动或在政治上表现积极，来偿付他们由于不是无产者而以为欠下的那笔债；这也是我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一历史的洗礼，萨特尔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诚实的见证：我们跟他是同一种血统的人。比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似乎没有了这笔债务，这固然是时代的进步，但他们也许还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偿付。就哲学来讲，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工作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去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许多科学家，间或有些历史学家和个别文学家，还能够不受损失或者只付出轻微的代价。哲学家却无路可走。只要他为了党去讲哲学和写哲学，他就只能人云亦云，只能对著名的引言在党内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见解。我们在哲学界没有听众。反对我们的人轻蔑地指责我们只管搞政治，即使最开明的同事也告诫我们，要判断一个作家，应该先研究这个作家，在提出原则和执行原则以前，应该先客观地讲明这个原则的道理。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这样做完全出自自然的本能，而不怀有任何策略的考虑，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我并不夸张，我说的是事实。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这种做法的后果。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深信自己达到了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大陆，却不知道如何从哲学上去论证这一大陆的存在和可靠；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除了信念以外，没有任何可靠的大陆可言。我这里并不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都如此，因为除了哲学以外，幸而还有别的星体可以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我想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是何等的岌岌可危。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决定哲学的可能存在和哲学意识形态的不可能存在的原理，但我们却不能通过公开的和客观的检验，来证实我们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教条主义说教一旦被证明在理论上一钱不值以后，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为我们不能从事真正的哲学研究作开脱，那就是认为哲学本身是不能被研究的。在马克思青年时期（1840年至1845年）和断裂时期（1845年）的一些若明若暗的著作的影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哲学的末日”的极大诱惑。我们中间一些最积极热情的战士无保留地接受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那句把改造世界同解释世界对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含糊不清的名言，倾向于通过哲学的“实现”达到“哲学的末日”，他们庆贺哲学已为政治所实现和为无产阶级所完成，并且在行动中已经死亡。由此到理论实用主义，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步之差。另一些较有科学头脑的人学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实证主义公式的样子，宣告了“哲学的末日”；在这里，负责实现哲学，因而也是让哲学结束的，不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行动，而纯粹是科学。马克思不是也要我们停止空谈哲理，即不要再作意识形态的幻梦，而回过头来研究现实吗？从政治上讲，采用第一种方法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多数是搞哲学的活动家，他们由于把全部精力投身于政治，便把哲学当作行动的宗教；作第二种读法的人相反是一些评论家，他们指望从文章中找到内容充实的科学论述，以弥补教条主义哲学空洞宣言的不足。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只要他们同政治和睦相处，就势必以对哲学问心有愧为代价：哲学作为实用主义、宗教或实证主义而死去不能算是哲学真正作为哲学而死去。
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让哲学名副其实地作为哲学而死去。为此，我们又以马克思的其他文章为依据，并采用了第三种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我们进一步说，哲学的末日只能是对哲学的批判，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宣布那部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样。因此，必须去接触实际事物，同哲学意识形态相决裂，并着手研究真实。我们以为，这样做了就能保证哲学的实证性，但是，在转而反对意识形态的同时，我们却看到意识形态正不断威胁着“对实证事物的理解”，包围着科学，并把科学搞得面目全非。我们于是委托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以不断削弱意识形态幻想的威胁。而为了赋予哲学这个任务，我们把哲学当作纯粹是科学的意识。它从文字到实质归根结蒂完全是科学，但只是简单地被颠倒了过来，为作为科学的明确和外在的意识而存在，而它走到科学的外部，正是为了消除这一外部。这样一来，哲学也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哲学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同科学混合在一起；然而，在哲学用科学的实证本质打退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以前，在它把对方的意识形态幻想消灭以前，它依然作为科学的正在消亡中的批判意识而存在；只是在这以后，它才恢复原来的地位，重新找回自己的意识形态幻想。哲学的这种批判（即灭亡），即是它的正在消亡中的哲学存在，终于使我们通过批判的双重行动，从名义上得到了哲学的真正死亡，并使我们为此而感到高兴。于是，哲学的全部命运无非是要承认真实，即在回到真实那里去（产生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死亡）。研究哲学，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开始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历程，越过阻碍我们认识现实的幻想浓雾，最后到达唯一的出生地：历史，以便在历史中最终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视下所达到的现实和科学的协调。根据这种阅读方法，就不再有哲学史的问题：已被消除的幻梦，已经穿越的黑暗，怎么可能存在历史？唯独真实才有历史，因为真实能暗中使酣睡的人见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梦境，但这些接连印入脑海的梦境却不能构成真正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告诉我们：“哲学没有历史”。读者在下面读到《论青年马克思》一文时将可以判断，青年马克思对哲学是否还部分地怀有这种神秘的希望，即希望哲学随着批判意识的死亡，而达到其哲学的夭亡。
我所以回顾这些探索和选择，是因为它们带有我们历史的痕迹。还因为，随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束，它们并没有作为历史环境的简单反映而消失，它们依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着。有些人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自己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的身上；一旦他们看到，哲学教条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我们能够完整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们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从教条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能是业已存在的东西。教条主义的结束使研究工作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同时也使有些人产生了一种狂热，仓促地把他们获得解放的感受和对自由的喜爱这类意识形态言论宣布为哲学。狂热也同抛向空中的石子一样，肯定是会落下地来的。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有权正确地重新估价我们自己，坦率承认我们的优点和缺点，公开提出和思考我们的问题，并一丝不苟地进行真正的研究。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能够部分地摆脱理论上的外省习气，了解和承认外国过去和现在的成就；而在看到外界的同时，我们就能开始用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无知达到什么程度，从而开始认识我们自己。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教条主义的黑夜中所苦于解决不了的种种理论困难并不完全是人为的困难，它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甚至可以说，在那些我们曾经忍受过或者维护过的千篇一律和滑稽可笑的形式中（其中包括所谓存在两种科学的荒唐理论口号），有些东西的确是属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虽然它们以荒唐的和盲目的形式存在着。不久前出版的一些极左派理论家（青年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著作就可以充当见证。总之，如果我们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二）
请允许我谈谈以下几篇文章所遵循的方向。
《论青年马克思》一文虽然还带着正在消亡中的批判哲学的神话色彩，但它包含着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在经历了考验、挫折和软弱以后内心压抑不住而必定要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怎么样了？它在理论上是否能站得住？如果能站得住，它有什么特点？这个根本问题，在如何阅读和解释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问题（它表面上是个历史问题，实际上是个理论问题）中，其实已经被提出来了。认为必须对马克思的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批判性考察，这并不偶然，因为这些著作被插上了各种旗号，派上了各种用场，而且我们却多少本能地认为，这些公开以哲学面目出现的著作就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如果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著作出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的问题，就势必还要提出马克思与他曾经接受、但后来又抛弃了的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有何不同的问题。
正是为了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我才开始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并出版了他在1839至1845年期间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参见本书26—33页）。由于同样的理由，我很自然地开始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概念的细微差别中去研究黑格尔哲学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的性质。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差异性问题，在形式上就变成了以下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以标志出新的哲学观的出现，还有关于断裂的确切位置这个连带产生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研究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便具有了决定性的理论意义（是否存在断裂？）和历史意义（断裂的位置何在？）。
当然，为了肯定断裂的存在和确定它的位置，我们只能把马克思用以说明和指出这一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说过的那句话（“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当作是一个需要经过检验才能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声明。而为了检验这个声明，就必须有一种理论和一个方法——必须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没有关于理论形态史的理论，就不能弄清和认识用以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特殊差异性。为此，我以为可以借用雅克·马丁关于总问题的概念，以指出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我以为还可以借用加斯东·巴什拉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概念，以研究由于新科学的创立而引起的理论总问题的变化。我们说要创造一个概念和借用一个概念，这绝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是武断的或从外面凭空加给马克思的；相反，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在马克思的科学思想中都存在着和活动着，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处于实践的状态。[2]这两个概念给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理论依据，使我对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转变过程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得出几个确切的结论。
这里请允许我以十分简略的方式概括一下我多年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本书所发表的文章只是这些成果的部分见证。
（1）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据马克思自己说，这个断裂的位置就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用于批判他过去的哲学（意识形态）信仰的那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共只有几段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这个断裂的前岸；在这里，新的理论信仰以必定是不完善的和不确切的概念和术语的形式，开始从旧信仰和旧术语中表露出来。
（2）这种“认识论断裂”同时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学科。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特地用了约定俗成的术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出这一断裂的双重成果。而且，我还要提出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所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既然新哲学的诞生是与一门新科学的创立同时发生的，而这门新科学又是历史理论，这就自然会产生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根据什么必然的原理，历史理论科学的创立必定会在哲学中引起和推动一场理论革命？此外，这种情况还会造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实际后果：由于新哲学同新科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新哲学就很可能会和新科学相混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哲学或者当作实证主义的泛泛空谈，或者当作科学的暗淡影子，从而完全接受了这种混同。这个实际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至今天的独特历史的一个关键。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以后再谈。
（3）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第二阶段本身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即马克思的理论成长阶段和理论成熟阶段。为了便于我们今后的哲学工作和历史工作，我建议用几个临时术语来记录这种分期法。
1.我建议把马克思第一个大阶段的著作，即从他的博士论文到1844年手稿，《神圣家族》也包括在内，叫作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这种叫法已经得到了公认。
2.我建议用断裂时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断裂时的著作，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两篇著作里，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的新的总问题，但这个总问题往往还部分地以否定的形式和激烈的论战和批判的形式出现。
3.我建议用成长时期的著作这个新词来称谓1845年至1857年期间的著作。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划分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前）和科学阶段（1845年后）的断裂就在1845年这个关键的日期（当时的著作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转变并不能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形式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的总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所抛弃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总问题所作的评论，这个评论往往表现为对这些总问题的否定和批判。马克思必须进行长期正面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才能够产生、形成和确立一整套适用于他的革命理论计划的术语和概念。新的总问题是要逐渐取得其最终形式的。为此，我建议把1845年后和撰写《资本论》初稿前那个时期（1855年至1857年左右）的著作，即《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叫作马克思理论成长时期的著作。
4.我建议把1857年以后的所有著作一概叫作成熟时期的著作。
由此，我们将得出以下的分期法：
1840—1844：青年时期著作。
1845：断裂时的著作。
1845—1857：成长时期著作。
1857—1883：成熟时期著作。
（4）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1840至1845年），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著作，也可以分作两个小阶段：
1.为《莱茵报》撰文的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1842年前）。
2.1842至1845年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
我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扼要地指出，第一阶段的著作意味着存在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相反，第二阶段的著作则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上。受黑格尔的总问题影响的著作只有一部，即《1844年手稿》，严格地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除了他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外，青年马克思实际上（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从来不是黑格尔派，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相反，种种事实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同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前夕，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疯狂的”信仰所不可缺少的、奇迹般的理论“逆反应”。在这以前，马克思一直同黑格尔保持距离；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曾研究过黑格尔著作，他后来转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总问题，接着又改宗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这个转变只能说明，马克思不但不向黑格尔靠拢，而是离他越来越远。依靠康德和费希特的帮助，马克思退到了十八世纪末；依靠费尔巴哈的帮助，他退到了十八世纪理论历史的中心，因为费尔巴哈确实可算是十八世纪的“理想”哲学家，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是狄德罗和卢梭的真正结合。人们不禁会问，马克思通过《1844年手稿》在最后关头突然完全回到黑格尔那儿去，他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所作的这一天才综合，是否就像把分别处在理论磁场两极的物体放在一起而引起的一场爆炸，而马克思就在这场极其严峻的经历中，就在“颠倒”黑格尔这一为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最彻底的考验中，就在马克思从没有发表的这部著作里，实际上体验了和完成了他的转变？谁要对这一奇妙转变的逻辑有一定的认识，他就必须看到《1844年手稿》理论内容的丰富，并首先要懂得，从理论上讲，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
（5）断裂时的著作。根据它们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形成中的位置，这些著作提出了一些微妙的解释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闪光使所有接近它的哲学家惊叹不已，但大家都知道，闪电的光只能眩目，而不能照明；对于划破夜空的闪光，再没有比确定它的位置更困难的事情了。总有一天应该把这十一条提纲的谜解开。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它确实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正在同自己的过去决裂的思想，这个思想对自己以往的全部理论前提——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意识哲学和人本学哲学的各种形式，一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然而，这个新的思想，虽然它在对意识形态错误的批判中是何等坚定和明确，却很难给自己下一个毫不含糊的定义。要同过去的理论观点相决裂，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为了不用一些词和概念，就得用另一些词和概念来代替，只要新的词还没有被找到，往往就由旧的词担负起决裂的使命。《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概念领域中为我们表演了重新入伍的退役军官代替正在训练中的新军官的一幕戏……人们判断这些旧概念，自然就看它们的外貌，看用的是什么词。这样做很容易得出错误的认识，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或者当作是实证主义（一切哲学的终结），或者当作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的主体是“具体的、真实的人”）。人们还可能在分工问题上受骗，因为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而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则是异化起着这个作用，因为分工对于整个意识形态理论和整个科学理论具有决定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表明，断裂就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个时候，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本身就需要写整整一本书来评论，以便把某些概念的理论职能同这些概念本身区分开来。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谈。
（6）确定断裂的位置在1845年，不仅对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而且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都有重要的理论后果。的确，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仅在1845年以后，而且从青年时期的第二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可是，对黑格尔进行的这一批判，就其理论原则而言，无非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多次进行的杰出批判的重复、说明、发挥和引申。这是一次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和抽象所进行的批判，一次根据人本学的异化总问题的原则而进行的批判，一次需要从抽象和思辨转变到具体和物质的批判，一次企图从唯心主义总问题得到解放、但依旧受这个总问题奴役的批判，因而也理应属于马克思在1845年与之决裂的理论总问题的一次批判。
由此可见，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得出它的定义，绝不可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混淆起来，即令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重复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因为根据人们把马克思在1843年的各篇文章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其实，费尔巴哈的影响比比皆是）说成真是马克思的批判或不是马克思的批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本质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我要指出这一点，因为它在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中是个关键问题，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而绝不是单凭一得之见而作出的解释（尽管人们单凭一得之见也可以写出书来）。例如，意大利的德拉·沃尔帕和柯莱蒂的著作，我认为就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当代，只有这两位学者有意识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可调和的理论区别，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当作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们认为，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和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都存在着断裂，但他们把这个断裂的位置定在1843年，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断裂位置的这种移动在理论上产生了深刻的后果，不仅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一部书里将会谈到。
我上面这番议论是为了说明专门论述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那几篇文章的意义，并使大家看到统括全书各篇文章的中心主题，因为关于矛盾和辩证法的那几篇文章同样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特殊性。
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立即就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特有的概念的位置。确定概念同确定概念的位置完全是一码事。这项批判工作，作为解释马克思著作的绝对前提，本身要求具有一些旨在论述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的、临时的和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因此，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在本质上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循环过程如同任何这类循环一样，无非是辩证的循环，这是从一个理论总问题出发，向一个对象提出关于其本质的问题，而总问题在考验其对象的同时，自己也受到对象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而且也能够成为认识论问题的对象，而这个认识论问题能否被提出，又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为转移。对于一种既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作为哲学（它能够认识各种理论形态的本质和历史，因而在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情况下，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辩证理论，这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在理论上敢于迎接这个考验的唯一哲学。
可见，上面谈到的这项批判工作，对于改变过去那种根据假象（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假象，或者是显然为人们所熟悉的成熟时期著作中的概念的假象，后者比前者更加危险）去直接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同时也是为制订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进行的理论工作。这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科学作出区分，从二者的历史关系中研究它们的区别，从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中研究认识论断裂的非连续性；它将使我们区分同一个词的不同概念，看出一个词是否有这个概念或没有这个概念，通过一个词在理论叙述中的作用而认清概念的存在，通过概念在总问题中的作用，即通过概念在“理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确定出概念的本质。唯有这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著作，也就是说，将使我们从认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阅读这些著作。确实，这种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在，研究的前提条件已经确定，随着这个起码要求的实现，研究工作也就步入了正轨。
1965年3月
【注释】
[1] 当然，知识分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并时刻注意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象的。
[2] 关于总问题和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标志着由科学前的总问题转变为科学的总问题）这两个题目，请参考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所做的极其深刻的理论分析。我在《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将对此做简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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