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曼德尔是这个非凡时代的一位非凡人物。我们于此向他致敬，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激情的拥护，为了他对反压迫斗争深切而持久的关注，为了他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才智，也为了他既能认清现实世界、又不断为理想世界而奋斗的胆识。
没有人的一生能免于错误与伤痛。但有些人的生活提醒我们，人的一生是可以将理想、激情与行动完全融为一体的。我们正是在纪念这样一位度过如此一生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扫除其全球霸权一切障碍的时代。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没有任何制度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运作良好。但紧接着我们又被告知，它终究运作得并不那么好。
国际劳工组织（ILO）发现，世界上大约30%的人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如果把目光聚焦在第三世界，这个比例则是40%。报纸每天都在指出：利润高企，工资低迷，机械化进程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大部分劳动力可能会成为多余。
当然，这还是所谓的好消息。坏消息同样存在：企业破产率居高不下，汇率以危险且不可预测的方式剧烈波动，战争与起义在全球各地酝酿和爆发；而且众所周知，国际货币体系正坐落在等同于地震带的金融火山口上——而日本，那个被说成是代表资本主义最美好事物的光辉典范，正处于震中。
引用《经济学人》的话：“当前世界经济稳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日本的金融崩溃。”（1995年6月17日，第76页）。此外，当然还有持续蔓延的环境破坏、臭氧层空洞，以及极有可能发生的全球变暖及其灾难性后果。
难道这就是一切了吗？欧内斯特·曼德尔致力于证明，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迄今为止，关于他的思想和实践的政治影响已有诸多论述，而且还会有更多。
因此，我则想把重点放在他在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绝对根本的问题上所作的智力贡献：分析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动力，分析那些驱使它达到令人眩晕的新高度、却又将其拉回新低谷的力量——换言之，即分析资本主义内生的运动规律。
在战后大繁荣那段令人陶醉的时期，美国显然牢牢掌控着当时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那时的资本主义前途也显得无可限量。的确，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种标准的说法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已经找到了调节资本主义的实用工具，可以引导其实现符合社会期望的目标。
“失业后备军”可以通过旨在维持高就业的政策予以消除，商业周期可以通过逆周期措施予以平抑，而贫困也可以通过福利国家政策予以根除。
我本人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气候是如何反映在学术厅中的。我于1967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在那个时期，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67年）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少在知识界是如此。
在全体研究生的第一次会上，经济系主任向我们致辞。他祝贺我们进入大学的更高阶段。他谈到了我们这个专业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个人光明的前景。
接着，他以一个极其古怪的注脚作为结尾：他坦言，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我们感到惋惜，因为经济学的所有基本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当然，还有许多细节有待完善，但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没有什么极其重要的新发现可言了。
世界正走在正轨上，学者们掌握了一切……然而，不到九个月后的1968年春天，就爆发了巴黎学生运动、墨西哥学生运动，甚至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我和其他许多人占领了学校建筑，其中就包括系主任发表那番讲话的大楼。
1968年至1970年标志着战后长期繁荣的转折点，也是一系列延续至今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开端。无论如何，那个虚幻的旧秩序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了。
必须强调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战后资本主义在遏制和疏导其最恶劣方面确实取得了重要进展——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但当时的论调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使所有其他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都过时了。
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特别是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众多过时的政治经济学派别之一，未能跟上资本主义及对其分析的新发展。
曼德尔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写成的，且直接针对这一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文版出版于1962年，英文版出版于1968年。这部作品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曼德尔在开篇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我引用原话：
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兴趣的衰退本身就负有部分责任。事实是，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满足于重复马克思的教导，用一些越来越与当代现实脱节的《资本论》摘要来敷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未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重现马克思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做的工作。”
这种无能为力首先归因于政治原因。它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和各国共产党内理论被置于附属地位的结果……但是，不但在苏联和同苏联站在一边的各国共产党内，而且在西方，在一切不受苏联摆布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所以停止发展，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产生误解。……在二十世纪中叶，仅仅或多或少忠实地把上一世纪写出的资本论中一些章节摘要一番，来从事论述，这显然是不足够的，这首先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下了许多不容人置辩的断语，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了时，“因为它所根据的是上一世纪科学的材料”，这种断语的价值就更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序言》
曼德尔在此没有说明，但必须指出，当时已经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人物：米哈乌·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
然而，与这些作者相比，曼德尔给自己设定了一项极其庞大的任务：简直就是“证明有可能在当代科学的数据基础上，重建卡尔·马克思的整个经济体系，且随之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综合为一体”。
颇具特色的是，他明确试图将西方以及非西方的经验和历史都纳入其中，因为他始终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曼德尔跨越了异常广泛的主题。他从社会、沟通、语言、意识和人性的本质讲起，探讨了社会劳动（即在社会背景下并通过社会背景进行的劳动）在为社会共同体奠定基础方面的重要性。
由此，他相继探讨了交换、商品及价值的历史发展，货币及随后的资本的崛起，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对外贸易，其向垄断资本主义（带有自身特定模式和矛盾）的历史转变，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苏联经济及其自身矛盾，现代机械化浪潮（他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潜力与问题，最后还探讨了建立在“物品和服务极大丰富”基础上的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潜力与前景。
他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金融学、商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广泛科学研究，这些研究由世界各地的学者以英语、德语和法语发表。
这部不朽之作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段落；我只有时间引用其中一段关于自动化的问题。当我读出这段话时，我记起，它写于1962年！
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正在相对下降，有时甚至在绝对下降……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正以机器替代脑力劳动……办公室职员、会计、核对员正在被……电子计算机所取代……技术官僚们甚至设想创造一个【工人】……被彻底淘汰的社会……
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富足，也可能导致自由、文明和人性的毁灭。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对自动化的使用必须接受有意识的控制……必须通过一个世界经济发展计划，使第三次工业革命释放的生产力被驯服、变得易于管理并走向文明。它们必须带来对人类事务的有意识的管理，换言之，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部著作中，曼德尔不断强调“研究经验数据（每门科学的原材料）”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在同一或相关主题上写作的其他人的思想的重要性。
正如他从头至尾强调的那样，这种推进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关键层面。在接下来的另一部经济学重要著作《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过程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是何等重要。
曼德尔强调了他们思想的演进，并指出他们早期的才华仍然受到缺乏经验知识的制约。
他指出，马克思起初拒绝劳动价值论，但随后采纳并改造了它。另一方面，马克思起初接受了工资必将随时间发生绝对下降的观点，但后来又抛弃了它，转而支持工资相对下降的观点——即剩余价值率随时间推移而上升。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表明，像任何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样，马克思不断发展和深化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并修正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鉴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如此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曼德尔对其经济学思想发展的追溯是一份巨大的贡献。
正是在《晚期资本主义》（1992, 1975）一书中，曼德尔确立了自己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主要分析家的地位。
他出色且自信地着手“对20世纪生产方式的历史提供一种解释”——不仅仅是将其作为历史或一系列经验模式，而是将其作为资本运动一般规律如何以“具体的现象形态”表现出来的例证。
在此过程中，曼德尔将自己坚实地置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在这种始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资本主义被认为会产生一些基本模式，这些模式根植于利润动机本身，因而构成了其“基因”特征的一部分。
这些运动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和维持（失业）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内部将所有劳动形式机械化的内在冲动，以及繁荣与滞败交替的漫长周期的循环重现。
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时代赋予这些规律特定的历史表达，但它们既不创造这些规律，也无法废除这些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这些规律范围内运行，它们对这些规律进行调适，但依然受其限制。
只有根除它们的根本原因——利润动机的主导地位，以及随之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主导地位——才能根除这些后果。
《晚期资本主义》是一部精彩地发展了曼德尔早期著作中主题的作品。该书写于1970至1972年间，曼德尔不仅试图解释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战后长期繁荣，还意在表明这场繁荣受制于“固有的局限……这确保了在它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必然会迎来另一波社会与经济危机日益加剧的长波，其特征是整体增长率的大幅降低。”（《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版，8页）
此外，书中还有关于诸多问题的引人入胜且至关重要的讨论，其中包括：运动规律与实际历史的关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构；通过越来越多地“将科学系统地应用于生产”（248页）而加速的技术创新；不平等交换理论及其对不平衡发展的影响；现代通货膨胀根源于私人银行信贷而不仅仅是国家预算赤字；国家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长波的循环重现。
长波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为曼德尔早先对随后的滞塞与危机时期的预测提供了基础。他在《第二次衰退》（1977, 1978）、《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波》（1980，以及1995年的新修订版），以及他参与主编的《长波研究的新发现》（1988）中，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曼德尔将长波的起伏与利润率的相应变动联系起来。他对这一讨论的具体贡献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证明利润率的起伏——进而也就是长波的起伏——都能够与“资本的长期积累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内在逻辑”联系起来。（《晚期资本主义》，145页）
长期的繁荣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缩小了劳动后备军，并对原材料价格施加压力——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盈利能力，并在某一时刻否定了繁荣本身。（《晚期资本主义》，145-146页；《第二次衰退》，172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波》，15页）。接着就进入了一个裁员和破产的时期，这只会加剧经济衰退，并使其演变成一场全面危机。
正是在这一点上，曼德尔论述中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显现出来：他认为，尽管长期的繁荣和长期的衰退都是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动力产生的，但是：
没有任何经济机制能够自动【产生长期的扩张……此时，一切都取决于世界各地一系列关键国家内特定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结果。】（《晚期资本主义》1992年版，232页）
关键在于盈利能力的恢复，不过他也指出，可能需要一个或多个外部冲击来引发复苏。在这一点上，他保持着对进一步讨论的开放态度。
我初次结识欧内斯特，是因为我们参与编写了一本纪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兼活动家鲍勃·兰斯顿（Bob Langston）的书。我立刻被他对周围世界那种强烈而充满激情的关注所吸引，被他的幽默感、善辩和包容，以及他对反对意见出人意料的开放态度所折服。
多年来，随着我们的通信和偶尔的会面交谈，我对他的喜爱和敬意只增不减。在这些简短的话中，我尽力集中探讨了他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几项重要的智识贡献。
但是，欧内斯特的生活精神与工作精神同样重要。这里，只有他自己的话表达得最好：
因此，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一种尝试，一种草图，需要再三修改，需要请东京、利马、伦敦、孟买，以及——为什么不呢？——莫斯科、纽约、北京、巴黎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空中把球接过去，用集体工作来完成一个个人显然不能完成的工作。
如果这部书能够引起这样的发展，哪怕只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那末作者也就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他追求的不是重新提出或者发现永恒的真理。他要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令人惊叹的现实意义。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在于通过集体综合世界科学的实证材料，而远非通过注解或诡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序言》(1960)
欧内斯特，我们的同志和朋友，我们在此向你致敬，并向你证明：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双手正要接住这个球，然后再次将它抛向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