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1945年，我出生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那时距离印巴分治还有两年。我的孩童时期在卡拉奇度过，但在我父亲于1948年加入巴基斯坦外交部后，我还在安卡拉、华盛顿特区、纽约、拉各斯、吉隆坡和科威特生活过。1965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工程科学学士学位，在科威特工作过两年（担任工程师、社会科学课和物理课教师），然后返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73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我加入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部经济系，这也是我目前供职的地方。
我的母亲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基督徒，我的父亲则是来自印度北部的穆斯林。他们两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信仰社会和性别平等。我的父亲是一位口齿伶俐的演讲者，颇具幽默感；我的母亲是一位通晓语言的天才老师。他们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教育我们自立的重要性。我早年住在一栋主要由我父系家族的成员居住的公寓楼里，上至爷爷奶奶，下至刚学步的幼儿。我最喜欢的姑婆是英国人。我们家时常因我的父母受到委派而搬迁，于是我就随他们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我在6岁的时候曾在安卡拉的一所法国学校短暂就读，但因一句法语也不会说而显得有些智障。直到我转学到一所由一个英国女人经营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卡拉奇天主教中学就读时，最好的朋友是一名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在华盛顿特区高中就读时，最好的朋友是一名华裔美国人；在史岱文森和普林斯顿就读时，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实际上，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这似乎很正常。
1965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去了科威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先在一家银行做职员，然后在科威特的盛夏季节做一名工程师。后一个决定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因为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患了“沙盲症”。我在黑暗房间里恢复视力期间，受到了科威特-美国中学的探问，问我是否愿意给初中生和高中生教授数学、物理和社会研究。我说愿意。就这样，在19岁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天职（由此追随了我母亲的脚步）。这所学校的校长埃伯特先生是一位非比寻常之人，他让我彻底改造了我教授的每一门课程。对物理和数学来说，这不算困难。但对社会研究而言，之前由约翰·柏奇会认可的教材被证明有局限。我被迫临时拼凑，所仰仗的是关于社会话题的文章和小册子，有时候得在当地书店落满灰尘的书橱中找到。尽管如此，我的课程非常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末，当我在纽约读研究生时，曾在哈林区住过一段时间，在哈林预备学校教数学和社会科学。这是一所新建成的学校，由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和天主教会富有奉献精神的修女联合建立，为的是教育那些少数民族学生和被公立学校系统拒收的辍学者。数学系的领导是一位名叫盖伍德· 麦圭尔的天才非洲裔美国老师，在那里，我们能接收的学生水平相差很大，有的几乎零基础，还有的已经会微积分。
在我的游学经历中，很幸运地遇到几位杰出的老师。6岁的时候，我在安卡拉就读于前面提到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在那里我有机会学习我力所能及的任何水平的知识。我开始喜欢学习，而且我进步很快。结果，当我8岁回到巴基斯坦时，我比同班同学年纪小得多。在卡拉奇的圣帕特里克学校，我不得不学会抵抗校园霸凌。我发现大多数霸凌者都是虚张声势。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发现学习柔道和空手道作为我所学技能的补充还是有用的。
1958年，当我的父母被派往美国时，华盛顿特区的学校辅导员英明地认为我年纪太小，不能上高中，而是把我排入八年级。在那里，我遇到了格林先生，他彻底改变了我对代数的态度。他是一位很棒的老师，能快速提供积极反馈（通常采用在房间里扔糖果的方式）。我深爱代数，也深爱糖果。当我的父母再一次搬家时，我们搬到了纽约，我被安置在史岱文森高中。这所学校因其高级科学和数学课程而闻名全美国。然而，我是在高级手工课上遇到我最好的老师之一。在霍华德·纳特先生的非凡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从零开始建造我们自己的6英尺反射望远镜，切割和加工所有部件（甚至螺钉），并将镜子研磨成适当的形状和拥有玻璃般的光滑度。他在工程方面的实践课程以物理和天文学讲座为补充。我记得他指导后来的一批学生建造了一个粒子加速器。我从他那里学到，实践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理论必须经受实践的磨炼。
加里·贝克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教会了我正统微观经济学。我从未忘记他讲过的自己的文章《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Becker 1962)，在那篇文章中，他证明了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经验模式可以在不提所谓的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推导得出。我还记得在那堂课过后，为了概述出该论点的扩展形式，我兴奋地跑到洛氏图书馆的情形。35年后，我在自己即将出版的书（《资本主义》）中设法写完了这些材料，并将其与涌现特质的讨论联系起来。涌现特质的基础是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劳克林所称的宏观经验模式对微观行为属性的“高度不敏感性”(Laughlin 2005)。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开设的一门课程中，我接触到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优雅而令人兴奋的解读。更幸运的是，我后来于1972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成为罗伯特的同事，我现在正是在这所大学教授同一主题课程。1971年，当卢伊季·帕西内蒂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我很荣幸地参加了他开设的关于斯拉法经济学的极富启发的讲座。海尔布罗纳引领我了解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而帕西内蒂引领我了解了斯拉法。从那时起，这些都对我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的政治觉醒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普林斯顿。我听了马丁·路德· 金在总论坛的发言和马尔克姆·X在伊斯兰研究部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上的发言。我也听过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R. 巴尼特告诉我们，许多文明已经被种族间通婚摧毁（我记得他引用古埃及作为例子）。巴尼特州长曾受南方学生联盟的邀请，那些学生感觉自己没有在话语中被充分代表。我至今仍能回想到那幅场景，学生们戴着南方联盟的徽章，举着旗帜，挤满了大厅的前两排。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遭遇到美国左翼的各种派别。在哈林，我遇到了黑豹党人和黑人穆斯林（当时马尔克姆·X已被暗杀）。当然，我同时也在研究微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和货币理论。我参加了1968年的占领哥伦比亚运动，在进入费耶韦瑟大厅的时候，手里仍然抓着帕廷金有关货币的经典文本的复印本。在后来一片混乱的撤离中，我被迫扔了它，但很快从一个乐于助人的同学手中又买到了另一本。这一主题长久以来始终是我的兴趣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曾写信给罗宾逊夫人，并自以为是地问她是否愿意来经济学系演讲。在收到肯定答复之后，我兴奋地冲到系主任那里告诉他。令我震惊的是，起初，系里竟然拒绝邀请她，但迫于学生们的压力，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罗宾逊夫人对总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提出尖锐批评。大厅里满是学生。但是，由于那时恰好也安排了一场教师必须参加的系务会，所以经济系只有两位教师出席了她的演讲。他们在讨论中把时间都花在了努力捍卫标准理论上。
罗宾逊夫人的访问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往小了说，它使我被驱逐出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的地方分会。那个分会是由我在“资产阶级异端”基础上帮助建立的。我被驱逐是因为我去机场迎接罗宾逊夫人，而没有参加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会议，但我受到的责难只是强化了我已经显示出来的倾向性。更重要的是，当罗宾逊夫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她让我“仔细研究”对总生产函数的表面的经验支持。我智慧且有天赋的导师罗恩·芬德利给了我时间和空间进行这项工作，将它作为我的第一篇研讨论文。该文于1974年发表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上，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期刊文章。我认为，拟合生产函数表面上的有力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假象。这个假象是由以下的事实造成的，即通过产出价值必定等于工资与利润之和这一会计恒方程，劳动力、资本、工资率与利润率是被捆绑在一起的。我用一套虚构的数据点集说明我的观点，把它的排列写出来就是“骗子”(Humbug)(Shaikh 1974)。文章刊发后遭到猛烈攻击，而我做出回应的请求被拒绝。尽管如此，我的观点一直通过非主流文献继续扩散，甚至在1987年最初的《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New Palgrave )中被赋予了一个单独条目的位置。根据一个学术引文索引的统计，“虚构生产函数”(Humbug Production Function)一词迄今已被引用2 196次。
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在科威特的时候，那时我想知道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里有这么多穷人。我穿梭在哈林的赤贫和哥伦比亚的特权阶级之间。我在纽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有人告诉我，答案在经济学中。但当我上课和学习课本时，我对所呈现的内容越来越不满。我的人生经历使我确信，有关什么是正常或什么是令人满意的假设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很大差异。正是在这一视角下，我靠近正统经济学的假设，并发现它们不够令人满意。在我看来，标准模型没有描述人或企业实际上如何行为，而以假设无关紧要作为逃避的论点让我震惊。标准模型代表了某种理想的观点也没能说服我。就经济行为人而言，为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可以获得的东西而对他们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无动于衷就是理想的呢?为什么在课程的最后将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降级到“外部性”地位，悄声地加以讨论?这种做法令我震惊，即使在西方传统中，这也堪称一种狭隘的文化偏见。贝克尔教会我，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为都可以产生相同的市场模式。因此，我想不到任何合理的、理智的理由来坚持“理性”选择或“完全”竞争的特定假设。
另外，我发现自己对不完全竞争的观点同样不满意。实际商业行为与完全竞争模型之间的巨大差异，本可以得出后者是真实竞争的不充分代表的结论，但它导致了对竞争本身的拒绝。通过这种方式，完全竞争最终被保留为社会理想，作为所有实际过程的基准，并作为不完全竞争模型的理论出发点。反过来，这些不完全竞争模型常常是临时特设的，彼此互不一致。我对不完全竞争的拒绝使我不仅与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不一致，而且与大部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一致。但我没有与马克思不一致。
我应该说，我从来不反对使用数学、计量经济学或我们行业中的其他工具。这些工具如果被恰当使用，是很有效的，而且我自己就依赖线性代数、非线性微分方程、基于行为人的模拟以及最新的经济物理学随机工具。我也不反对抽象，但在我看来，抽象和理想化是不同的，抽象旨在获得某些实际过程的实质要素，而理想化是在寻求将其上升到天堂的高度。我最关心的一直是经济学的整体“视野”及其在真实世界中的应用。这些考虑使我转向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安德鲁斯、哈罗德和斯拉法的理论，以及来自国民账户、投入-产出表和国家、性别、种族收入分配的大量数据。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跋涉到了在书中写出我的研究结果，该书正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审查。
我很幸运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系能有空间研究一种关于竞争和宏观动力学的替代性方法，我有幸受到阿道夫·洛和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的指导，并从博学多才的同事和研究生那里获得批判性反馈。同样幸运的是，在我的智力发展的几个关键点，我得到了来自迪米特里· 帕帕迪米特、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以及最近的新经济思想研究所 (INET)的罗布·约翰逊的慷慨支持。正是在利维经济研究所，我还遇到了韦恩·戈德利，他变成我的宏观经济学的导师、合著者和终生的朋友。我非常怀念他。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史呈现出一种几乎持续不断的进步：不可动摇的增长、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持续发展的生产率以及日益改善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福利。从远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秩序及其内在一致性构成其显著特征。但若走近了看，走得越近，所看到的就越像是随意而偶然的。在这一制度中，个体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徘徊，由模糊不清的动机驱使着，朝向那些想象出来的模糊的目的地。信息、误传与谣言同样占据支配地位，无知与知道同样具有目的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富有与贫穷、发达与落后、控制与合作交织在一起一样。资本主义处处都表现出其特有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贯穿着整个地区、地域与国家，也贯穿着整个时间——以繁荣、衰退与崩溃交替进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近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无序构成其最突出的特征。新古典主义紧紧抓住有序这一个方面，并将其重铸成市场至高无上的最优的结果。非主流经济学（最著名的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总的说来采取相反的策略。它强调这套制度产生的无效率、不平等和不平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都处在这两种互相竞争的观点之间的某一位置上。
我自己对“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方式的理解根植于古典理论，因而与这两种理论都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了超越历史和区域特殊性的强大有序的模式，但塑形这些模式的力量不是钢铁般的轨道，也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相反，它们是一些移动的界限，其变化率规定了在任何时点上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它们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关键经济变量的时间路径。事实上，这些塑形力量本身就是某些确定的内在必然性的结果，例如逐利行为。它是（占有剩余劳动的）所有的历史表达中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行为人与规律共存于一个交互作用的多维结构中，但这个结构本身是深度层级化的，其中的一些力量（如利润动机）远比其他一些力量强大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结果的系统性秩序是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过持续的无序产生的，后者是其固有的机制。试图在理论上将有序和无序分开，或者甚至仅仅强调一方比另一方重要，都没有看到其内在统一性，因而也看不到赋予这个系统以深刻模式的那些力量。然而，有序不是最优化的同义词，无序也不是失序的同义词。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产生的有序是一个整体，它是一种无视预期及偏好的无意识的客观力量。
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这个结果，这恰恰是这套系统活力的根源。
当然，辨识给定条件下有序与无序借以运作的特殊机制是必要的。在我看来，古典方法的伟大之处在于能用一系列数量很少的关键性原理解释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这些原理就像引力中心一样，使现实结果始终出现在它们不断变动的引力中心的周围。这就是这个体系的“动荡调节”模式，其典型表现形式为“模式循环”。这两个观念的理论及经验性应用将始终贯穿在我的《资本主义：竞争、冲突、危机》一书中。
动荡调节与模式循环适用于这套系统的各种引力趋势中。其中的第一套由形成商品价格、利润率、工资率、利率、资产价格和汇率的趋势构成。均等化趋势由对货币利益无休止的搜寻驱动，所带来的结果是缩小了那个激励它们追逐利益的差异，同时又引发了新的差异。例如，均等化趋势使个体工资率和利润率在对应的平均值上下波动，而这些平均值本身又受到均等化过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经济学中非常常见的观念，但这里的关键是，围绕着一个不断移动的平衡点的引力过程与将均衡视为静态大不相同。就像古典主义者对自然价格或马克思对平 衡再生产所做的那样，既然要研究平衡点的性质，就不要先假设这些点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相反，在通常情况下，实质性变量是远离这一点的，并且仅在它们从一侧穿过另一侧时才击中它。除此以外，这还意味着，不能假设行为人好像是处于均衡状态下做出他们的决策的。
动荡调节原则根植于斯密、李嘉图尤其是马克思的方法中。对马克思而言，经济“规律”是调节经济运动过程的原则，它们贯穿于各种起相反作用的趋势中。真实竞争理论也有类似的根源，不仅在经济学经典中，而且在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小组的两位杰出成员（安德鲁斯和罗伊·哈罗德）的作品中。真实竞争理论的要素也见于商业文献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迈克尔·波特的作品。真实竞争理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竞争性企业致力于降价和削减成本的行为，不同企业的技术和劳动条件各不相同，只有那些特定的企业——这些企业有着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最优生产条件（最优方法），才能得到与其他行业类似企业均等化的利润率。由此产生的模式与商业研究和不完全竞争文献中的模式非常相似。然而，它们代表了价格和利润率均等化竞争的结果，而不是“不完全竞争”。多年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发展和检验真实竞争理论。
第二套引力趋势来自这个制度的动荡的宏观动力学，它产生了这个制度典型的扩张过程：增长与下降的波动起伏、持续性失业以及周期性发作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正是利润动机成为调控投资、经济增长、就业、商业周期甚至通货膨胀的支配性因素。对增长的强调，既根植于古典主义传统，也根植于哈罗德和罗宾逊夫人的作品中。后两位都强调增长是正常状态，但在增长的决定因素上产生了分歧。在技术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哈罗德认为增长是由外生给定的储蓄率驱动的， 2 而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一样）则认为是投资的利润率驱动着增长。 3 在卡尔多-帕西内蒂对哈罗德理论的扩展中，利润率适应于增长；而在罗宾逊夫人的观点中，恰恰相反，是增长适应于利润率。在这里，我采用了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罗宾逊夫人的发展路径。但因为古典主义的出发点是生产的核心地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非常不同的。供给既没有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超级力量，也不像在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学中那样只是幽灵般的存在。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对等的，共同登场、交相辉映。但一如既往地，利润始终是背后的操纵者。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介绍了我的生活经历，因为它们影响了我对经济学的看法。在下文中，我想说明我的一般方法的一些应用。
在方法论层面，我专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围绕其平衡点（基本面）的实际结果的引力运动通常是由预期调节的。在我早期的工作中，受到卡尔多和古德温早期工作的启发，我专注于把非线性动力学作为将这种过程公式化的手段。
最近，我意识到，索罗斯源于他在金融界丰富经验的自反性理论，为这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更为通用的框架。索罗斯提出了三个一般性论点：预期影响实际结果，实际结果能影响基本面，而预期又受实际结果与基本面之间差异的影响。最终结果是一个实际变量围绕其引力值附近不断振荡的过程。预期可以导致非均衡周期的延长，而在这个过程中，繁荣最终让位于萧条(Soros 2009，50-75，105-106)。由于预期会影响基本面，引力中心是路径依赖的。因此，未来不是过去的随机反映，整个系统是非遍历性的(Davidson 1991)。被延长的非均衡过程的存在使效率市场假说无效，而基本面对实际结果的依赖性也使理性预期的观念失效。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预期可以影响实际结果，但它们不能简单地创造出一个现实，以证明预期是正确的。相反，引力中心会持续发挥调节实际结果的作用，而这正是繁荣最终会让位于萧条的原因(Soros 2009，40-44，50-58，75，216-222)。这些模式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与动荡均等化的古典观点也是一致的，但它们使诸如理性预期和效率市场假说等概念无效。通过追溯索罗斯理论的要素，我发现，它可以以简单和一般的方式加以公式化，并产生可检验的命题 (Shaikh 2010)。
利润率均等化是所有竞争理论的核心概念。就古典竞争观而言，利润率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和动荡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围绕一个移动的引力中心进行无休止的波动。随着旧的生产条件逐渐消失，新的生产条件不断进入竞争战场。这种永久性的争斗导致利润率通常因方法和企业而异。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与竞争实质性相关的是最优生产条件下的利润率，因为这种利润率才是新投资的有效标尺。这使我发展出一种新方法，以增量利润率的形式表示近期投资利润率的近似值，其定义为总利润变化与前期总投资的比率(Shaikh 1998)。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检验了以下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具体包括:1970—1990年8个主要经合组织成员数据汇总而得的8个制造业的部门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979—1990年美国制造业的部门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987—2005年美国30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我发现，平均利润率集中在一个共同均值附近，但许多仍持续高于或低于该基准。相比之下，增量利润率一直在它们的共同均值附近来回移动，正如主张实际利润率动荡均等化的古典理论所预期的那样(Shaikh 2008)。应该说，增量利润率的路径上下波动，起伏不定，与标准理论描绘的平稳的边际（收益）率大不相同。
我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金融市场上。所有的竞争理论都预期部门间的收益率趋于均等化，例如在公司部门和股票市场之间。正统经济学通过各种版本的贴现现金流模型，把确切均等化的预期建成股票价格理论。然而，这个模型在经验水平上表现得如此糟糕，以至像罗伯特·席勒这样的经济学家得出了金融市场不仅在泡沫时期而且就其总体而言主要受非理性预期、一时的流行和幻想驱动的结论。席勒表明，资产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和公司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在其水平、波动性和趋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是他著名观点的经验基础，即资产市场表现出“非理性繁荣”(Shiller 1989，2001)。我从理论上论证了竞争是用来使新投资的利润率而非平均利润率趋于均等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产业资本存量的效率和相对使用年限各不相同，而在不考虑发行日期的情况下，一个给定公司的所有资产都是相同的。用席勒（慷慨地提供给我）的数据，我自己做了计算，表明股票市场和公司部门的增量利润率非常相似：二者都是高度动荡的，但它们的均值和方差几乎相同，甚至除了在特定和有限的泡沫时期如20世纪90年代外，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是同步变动的。从古典角度看，将它的移动的引力中心观念与增量利润率和索罗斯的自反性观念结合起来，就能提供一个比席勒的“非理性繁荣”好得多的对股票价格的解释(Shaikh 1998，2010)。
我工作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增长的解释。沿着哈罗德的有保证的路径，长期增长是由储蓄率（节俭）驱动的。但在索罗斯那极具影响力的增长模型中，节俭对长期增长率没有影响，长期增长主要是由外生的技术变革驱动的。因此，弗兰克尔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以非常特殊的方式使技术变革内生于积累，正是为了恢复节俭作为资本增长驱动力的地位。我观察到，在这三种方法中，在微观和宏观的经济推理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所有的理论都认同个人投资（资本扩张）是由其预期利润率驱动的，但所有的理论又得出了从长期来看，总资本的扩张是由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驱动的。我认为，这种分歧在理论上是不必要的，在经验上也没有道理。使微观经济理解和宏观经济结果协调一致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工商业储蓄（留存收益）与工商业投资是至关重要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二者都是任何给定企业的内部因素，因此不能被视为彼此独立的。在一个路径依赖的非遍历性世界中，不可能通过常用的、能看到一切的最优化计算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我表明，如果工商业储蓄率（在任何程度上）对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差异做出反应，那么在数学上就足够（将二者联系起来）了。这使得整体储蓄率具有内生性。然后，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利润驱动的增长，与哈罗德理论中长期产能利用率的大致正常水平就能相协调(Shaikh 2009)。进一步分析乘数效应的含义，尤其是那些因国家赤字支出而产生的乘数效应的含义，将在《资本主义——竞争、冲突和危机》一书中加以说明。
我还发展了一种研究通货膨胀的方法，它源于增长与利润率之间的古典联系。马克思、列昂惕夫和冯·诺伊曼已经确定，即使没有投入品（包括劳动力）的限制，利润率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率设定了上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增长率与利润率之比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潜力利用程度的指标。与传统的失业或产能利用率的量度相反，我对增长潜力利用率的量度很好地解释了经合组织成员实际的通货膨胀情况，包括20世纪70—80年代臭名昭著的滞胀(Shaikh 1999)。这项工作正在被扩展，以涵盖诸如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事件。
最后，也许是最有争议的，是我一直认为比较成本理论在理论和经验方面都存在根本性错误。国际贸易理论实际上是一般竞争理论的一个子集。在资本主义世界，自由国际贸易由企业来进行。国内出口商向外国进口商出售，后者又向其居民出售，而国内进口商则从外国出口商处购买并向我们出售。在这条链中的每一环，都是利润驱动着企业的决策。比较成本理论依赖这样的主张，即贸易盈余将抬高该国货币的实际价格，从而减少盈余，直到某个时刻贸易差额和收支差额都自动降至零。贸易赤字将产生相反的初始效应，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李嘉图的原始推导中，名义汇率是固定的，因此不平衡产生了资金流入和流出，提高或降低了国内价格水平，从而往相反的方向改变实际汇率——直到贸易差额为零，贸易条件指数落入比较成本的限制中。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资金流动使名义汇率移动到同样的最终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实际汇率在自动调整。马克思和哈罗德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资金流入增加了流动性并降低了利率，而资金流出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都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贸易差额。相反，它们引发了短期资本流动，通过弥补持续的贸易赤字使总收支达到平衡(Harrod 1957，90-96，112- 116，130-138)。我自己的扩展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表明，国际贸易条件指数最终是由相对实际成本调节的相对价格。因此，国际竞争的运作方式与国内竞争大致相同，奖励成本优势和惩罚成本劣势(Shaikh 2007; Shaikh and Antonopoulos 2012)。
我的工作通常侧重于理解和解释发达世界的基本模式，但这不是因为我对经济政策或经济发展缺乏兴趣。一方面，我与韦恩·戈德利和迪米特里·帕帕迪米特在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宏观经济模型上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帮助制作了一份关于美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前景的半年度宏观经济报告。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对发达国家的分析是充分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后，我一直相信经济学必须是一门道德科学。当今，在全球大萧条时期，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称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实际上已经恶化，世界上有超过9亿的劳动人口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有15.2亿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很脆弱，年轻人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道德和伦理的差异影响我们认同的目标，而理论的差异影响我们提供的处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明确区分这些差异并面对它们带来的影响。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社会中立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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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于迈克尔·森贝格和拉利·拉姆拉坦编著的《杰出经济学家II: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哲学》(Eminent Economists II: Their Life and Work Philosophies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351页。↩︎
根据收入的阶级差别(工资和利润，正如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所做的那样)区分储蓄率， 允许通过改变收入分配修正总储蓄率。即便如此，正是所假设的阶级储蓄率的固定性导致了收 入分配(利润/工资比)必须做出调整以使实际增长率符合自然增长率的结果。↩︎
凯恩斯还指出，正是利润率而不是需求驱动生产本身。企业家关心的不是产品的数量， 而是归他所有的那份金钱的数额。如果通过增加产出，企业家预期能增加货币利润，他就会这样做，即使这个利润代表着一个比以前更小的产品数量(Sardoni 198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