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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莫拉哥[1]（摘录）
一
1872年5月21日于洛迦诺
亲爱的兄弟！
如果你听到了关于我的什么坏话，我就知道，这是马克思的专横的、统治的，简言之，反动的集团说的；马克思享有在伦敦总委员会内的正式地位和经费，而这些并不是给他用来搞反对自己对手的阴谋和夺取他在虚荣心的指使下所追求的独裁的，——我知道，这个集团用最可恶的方式诽谤我和我的朋友，一句话，诽谤凡是不想承认他的体系、他的独裁的人；他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其他国家对我们散布最可恶和最可笑的谎言；我知道，马克思的女婿、驻西班牙的特使拉法格先生被派到那里去，是为了制造纠纷和瓦解组织；我知道，他用最黑的颜色向西班牙的同志们描写我。但是，我对你们的健康的人类理智、革命嗅觉和你们个人对我们的伟大原则和我们的伟大事业的忠诚，对你们的正义感，最后对你们的洞察力，是非常了解的，所以相信你们会懂得，被拉法格以及他的保护者与领导者这些先生们所诬蔑的人不可能是坏人。
……
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强有力的、但始终是看不见的革命团体，它应当准备革命和指导革命；但是即使在公开革命时期，它不管是从整个团体来说或者从单个成员来说，都不应当占据官方的社会统治地位，因为实际上它除了消灭一切政府并使它的存在到处和永远成为不可能以外，再没有别的目的；它给予群众的革命运动和以自愿联合与无条件自由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以充分的自由，但是它注意到在这样做的时候决不能使政权、政府和国家重新产生；它通过分散在各国的所有同盟盟员的自然的、永远不采取官方形式的影响，同集体的（象马克思集团）或个人的虚荣心的一切表现作斗争，我们的同盟盟员是强大有力的，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中间始终存在着工作的团结一致以及原则和目的的统一。
……
国际和同盟绝不象马克思的伦敦犹太教会极力向全世界证明的那样是仇敌。相反地，同盟是对国际的必要补充，如果没有这种补充，国际就会变成一种处于马克思专政下的可怕的国际性国家（马克思集团显然现在正在追求这个目的），会变成实行那些沽名钓誉的、因而同人民群众的真正解放相矛盾的计划的驯服工具。但是，这两个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而最近的目的各不相同。国际的目的是要把劳动群众、千百万劳动者联合成一个巨大的、紧密的机体，而不管他们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征如何；同盟的使命是向这些群众指出真正的革命方向。两个组织的纲领，绝不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发展程度上有区别。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国际的纲领包含着同盟的全部纲领的萌芽，但仅仅是萌芽。同盟的纲领是对国际纲领的最终解释。
……
[1]托马斯·莫拉哥一冈萨勒斯（Tomas Mora go Gonzales） ，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的同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编者注
二
兄弟们：
……
总之，国际是进行这种组织的一个巨大的、良好的和必要的场所，但不是组织本身。国际把一切不分政治和宗教信念的正直的工人吸收为自己的会员，其唯一条件是承认劳动者在反对剥削劳动的资产阶级资本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斗争中的团结一致。这是唯一肯定的条件，它足以把劳动者的世界同特权阶级的世界区分开来，但不足以给前者提供革命方向。国际的纲领非常宽广甚至保皇党人和天主教徒都可以加入。为了使国际能够把千百万劳动者吸收进来（因为只有国际有了这样多的会员，它才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力量），纲领的这种宽广性是必要的。如果国际为自己制定了较详细的纲领和在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上较确定的纲领，如果它承认一种非遵循不可的所谓正式的学理，如果它要求为了参加国际在宗教方面必须承认无神论原则，或在政治方面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它就只能吸收几千名会员，而把千百万工农业工人推开；这些工人按其地位和本能来说是革命者、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还没有摆脱反动思想长期以来造成的影响。如果那样，它就只能组成一个在全欧洲只有几千人的很平平常常的党。这样的党本身必然要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因为哪里有正式理论，那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与它不同的和相对立的理论。那时就会出现希望用改革国家的办法来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平社会主义者、合作社主义者、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会产生只期望由消灭国家而获得解放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目前在国际中都存在着；但是其中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被宣布为正式的学理，迄今为止学说中的这种区别和由这种区别所产生的国际内部的和平的斗争，远不是一种祸害；相反地，其中包含有许多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促进每个人的思维和不受拘束的脑力劳动的发展；它们不会破坏把各国劳动者联结在一起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不带有理论性质，而带有纯实际性质。我重复一遍，这是劳动反对资本及其一切实际后果的经济斗争的团结。……
但是，这种团结只能在一种条件下存在，就是，任何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或哲学的理论永远都不要成为国际的正式的、非遵循不可的理论。未到相当时期以前，任何正式理论都是无意义的。要获得把正式的理论强加于人的勇气和借口，就需要把它宣布为绝对的理论，可是绝对的东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起码在革命阵营中是如此，而对于自由的拥护者和人类来说，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其次，因为一定的理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切人的个人思维的产物，因为凡是周密的和完善的理论，从来都是而且将来也是由少数人制订出来的，所以所谓绝对的理论，实际上永远不外是少数几个人的思想，不过是用专制的办法强加给所有人罢了，——理论上的专制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堕落为实践中的专制主义和剥削。
我们看到，在国际中自然发生的正是这种现象。总委员会中的大权独揽的马克思集团利用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被粉碎的机会（他们在这以前一直同马克思集团进行斗争，但是现在他们被杀害、驱逐和流放了，或者被迫沉默，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显然力图把马克思关于用强大的集中的国家政权来解放劳动阶级的政治和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正式的理论强加给国际。除了这个目的以外，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个集团还追求另一个目的，即改造始终由马克思个人领导的总委员会，把它变成一个政府，变成国际的正式领导者和独裁者；现在这个集团大肆进行诽谤，进行广泛的活动和搞阴谋，以便召开代表大会，把这种学理宣布为国际的所有支部必须遵循的学理，宣布被掩盖起来的马克思的独裁，而把那些不愿接受这种学理和不愿屈服于这种独裁的支部宜布为异端支部。
这就是正式学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国际不想背叛自己的使命，它就不应当接受任何正式的学理。……
……
同盟的思想和目的就是如此。同盟是在国际内部建立的一个秘密团体，其目的是给国际提供一个革命组织，把国际和一切没有参加国际的人民群众变为一种充分有组织的力量，以便消灭政治的、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并破坏一切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国家设施。
最近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宣布把希望在国际内部建立的一切秘密团体革出教门。这个打击显然是针对着我们的。但是操纵这次会议的马克思集团，就象它现在操纵总委员会一样，不敢把它仅仅向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可信赖的人说的事情告诉给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即它的一切行动都是追求一个目的：判决我们，为自己搞阴谋、为马克思所领导的从1848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秘密团体扫清道路，这个团体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已故的沃尔弗建立的，它无非是一个由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几乎纯粹是德国的团体。
我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推测，而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是在德国各种政治审判案中数次表现出来的事实。因此，如果抛开那些令人不快的私人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仇恨深重的、不知疲倦的敌人不惜采用最可鄙、最肮脏的手法），那末应当承认，如今在国际中产生的内部斗争，无非是在原则方面和在组织体系方面完全对立的两个秘密团体的斗争，其中一个就是如我所说从1848年以来就存在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另一个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它虽然在1864年就已产生，但只是从1868年起才加入国际。
我先从必须给我们的敌人以应有的评价这一点说起。马克思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这是一个卓越的智者、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在经济问题方面，此外就我从1845年同他在巴黎第一次见面以来所了解的，他是始终真诚、完全和无保留地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人；他为这个事业做出了不可争辩的贡献，从来没有自觉地背叛过它。但是，现在由于他的极端爱好虚荣，由于他的仇恨一切的、凶恶的性格和甚至想在社会革命政党内搞独裁的意向，他把这个事业败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的虚荣心、真正的犹太人的虚荣心，真是大得无边无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简直太过分了，虚荣对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人什么也不是，却想显示自己是一切。马克思具有非常肯定和非常高尚的品质，具有很大的智慧力量和毅力，我觉得，这些本来是可以使他不至于劳神费力去采取追求虚荣的卑鄙手段的。这种天生就是很大的虚荣心，在他的朋友和学生的阿读奉承的影响下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是一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本国人民的上帝——耶和华，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以外承认别的什么人是上帝；此外，他不能容忍，当着他的面给另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或运动的活动家以应有的评价。蒲鲁东虽然不是上帝，但他当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他为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成为马克思敌视的对象。当着马克思的面夸奖蒲鲁东就等于给他以致命的侮辱，必然要招致他的敌视及其一切后果，这些后果就是：最初是仇视，然后是最下流的诽谤。如果马克思认为利用谎言来反对不幸招致了他的愤恨的人而不会对自己带来什么大危险，那末他从来是不惜使用最可恶和最阴险的谎言的。我说过，马克思是非常自私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他还相信思想的私有制。拉萨尔是著名的鼓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的学生，他象马克思一样，是个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预言劳动阶级将通过国家的帮助得到解放，在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到现在为止这是这部巨著的唯一的一卷。在序言中他苦恼地谴责拉萨尔剽窃了他（马克思）的思想，甚至思想的形式。这个责难的不公正性仅仅从下述情况就可以看出：拉萨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同舒尔采-德里奇论战时，在发挥了一些思想后补充说：这些思想和我使用的术语，老实说，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马克思的一本尚未发表的卓越著作中借用来的。这个说明并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满意。因此，我们揭露马克思具有私有制的本能，而且是在最难以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思想领域中。他的朋友们非常了解自己老师的这种癖好，例如，他的最亲近的老朋友恩格斯也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他出版自己关于十六世纪德国农民起义的相当有份量的著作时，也没有忘记在导言里声明说，作为这部著作的基础的主要思想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马克思的。
其次，必须承认，马克思是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比蒲鲁东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蒲鲁东尽管竭力摆脱古典个人主义的传统，但仍然毕生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正如在他逝世前两个月我对他说过的那样，他时而受到圣经的鼓舞，时而受到罗马法的鼓舞，但始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也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有天才的本能，常常给他启示正确的道路，但是由于他的迷恋于自己智慧的糟糕的或唯心主义的习惯，他每次都掉到自己的旧错误中去，结果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一方面他是个巨大的天才，革命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经常同唯心主义的幻影相周旋，而且从来无力战胜它们。
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都不是原因，而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成果的思想，发明这一思想的荣誉并不全属于他；其他许多人从远处看见过甚至部分地表达过这一思想；但是对它进行扎扎实实的论证、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荣誉是属于马克思的。另一方面，蒲鲁东对自由有更好的理解和感觉。蒲鲁东没有陷入学理主义和形而上学，他具有真正的革命者嗅觉，他崇拜撒旦，宣布无政府状态。非常可能，马克思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更合理的自由体系，但是他缺乏蒲鲁东的嗅觉。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从脚跟到头顶都是个权威主义者。
由此便产生了两个相对立的体系：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我们扩大、发展蒲鲁东的体系，清除了它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学理主义的附加物，明确地把科学中的物质和历史中的社会经济作为一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德国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学派的首领马克思的体系。
后一个体系的基础如下：象我们一样，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力求消灭私有制。他们和我们的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们宣扬由国家来实行普遍剥夺，我们则主张通过消灭国家和受国家自然保护的法律的权利来实现普遍剥夺。所以我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上宣布废除继承权，可是他们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这点，说什么，既然国家将是唯一的所有者，就不需要这种废除。他们说，国家应当是唯一的土地占有者，同时是唯一的银行家。取代了现行的私人银行的国家银行，有权仅仅给人民的劳动付报酬，这样一来，所有劳动者—一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实际上将成为国家的雇佣工人。这个学派的英国共产主义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声称，应当在国家工程师的指导下耕种土地。
我们根据两种理由否定这种体系。第一，因为它不削弱国家政权，反而加强它，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诚然，他们说，国家将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和由人民监督的会议和官吏管理的人民国家。这仍然是那一套议会制、代议制、普选制，不过作了两点补充：实行全民公决和由全体人民投票表决一切法律。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代议制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显然，马克思的体系，和马志尼的体系一样，只能导致建立非常强有力的、所谓的人民政权，即建立少数知识分子的统治，因为只有这些少数知识分子才能解决在集中制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的一切复杂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体系只能导致少数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奴役和剥削。这就是革命的权威主义者的从上面强加于人的和从上面操纵的自由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一种令人愤怒的骗局。
我们否定这种体系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会直接导致新的巨大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些国家是独立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互相竞争和互相敌视，就是说，必然会导致对国际主义和人类的否定。因为，即使他们不追求建立统一的世界国家——这是早已受到历史谴责的愚蠢思想——，他们也必然要建立巨大的民族国家，或者很可能建立这样一些巨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最强大和最发达的种族将奴役、压迫和剥削其他种族，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走向泛日耳曼主义，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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