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 《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九章 农业革命


1．海上竞争与农业人口外流
2．农民与大地主
3．城乡矛盾


1．海外竞争与农业人口外流


　　我们工商业中的经济革命也极大地影响到农业。工商业危机也波及农村。数十万农村家庭成员间或或者完全在各种工商企业中劳动，劳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小农场主及其家属在自己的农场中没有太多的活可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农场主发现在自己的农场中将其大部分农产品立即转化为工业成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节省运输原料的高昂费用，例如，将马铃薯和粮食加工成酒精，将甜菜加工成糖，将谷物加工成面粉或啤酒等等；此外，他们还可以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发生某种转换，能够更好地充分利用现成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比城市或工业区的劳动力更便宜更顺从。同样，建筑和租金也便宜得多，捐税也较低，因为农村的地主可以说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他们从自己中间选出大量代理人，掌握着行政权和警察力量。这便是农村工厂年年增加的原因。农业和工业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相互关系，主要对大规模农业有利。
　　德国大地产的资本主义发展部分地导致了与英国和美国相同的状况。在农村已看不到几十年前仍然存在的那种田园般宁静安逸的状况了。现代文明逐渐渗入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军国主义产生了与其本意相反的革命影响。常备军的大量增加尤其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常备军中的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农村人口中招募的。而当这些农民的儿子、雇工或临时工在对他们来说道德水准不高的城市和兵营气氛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回到农村时，他们希望他们所学到的许多新的观点和文化需求在将来仍然能够得到满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要求得到较高的工资；以往的知足者常乐的思想在城市中陷入危机。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干脆离开农村，尽管人们在军事当局支持下作出种种努力使他们重新回到农村也无济于事。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改善也有助于提高农村的需求。通过与城市的往来，乡下人认识了一个崭新的充满诱惑力的世界，他受到各种观念的影响，认识了迄今为止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文化需求。这使他对自己的境遇感到不满。国家、地区和乡镇对农民和农业工人征税越来越高，使他们更具有反叛意识。
　　此外，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
　　欧洲农业，尤其是德国农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各民族都以本国农业的农产品（如英国）或邻国的农产品（德国和法国）为生，从这个时候起，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大大改善（航海、北美铁路的修建），欧洲开始从北美进口食品，使这里的粮价下跌，致使中欧和西欧的主要粮食品种的种植开始变得不合算，除非改变整个生产环境，才能结束这种状况。此外，国际粮食生产范围扩大了。除了竭力增加粮食出口的俄国和罗马尼亚之外，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的粮食，偶尔还有加拿大的粮食也进入市场。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利因素。小农和农业工人开始向外流动，他们受前面所提到的原因的诱惑，或者移居大洋彼岸，或者成群结队地迁往城市或工业区，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缺乏。陈腐的家长式状态（尤其是在德国东部）、恶劣的待遇以及农业工人和雇工极不自由的地位加剧了农业人口外流。
　　在1840年至1905年进行人口调查期间人口流失达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说明：普鲁士省的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萨克森和汉诺威流失4049200人，在同一时期，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和阿尔萨斯—洛林流失2026500人，而在同一时期流入柏林的人数为100万人左右，流入汉堡402000人，流入萨克森王国326200人，流入莱茵兰343000人，流入威斯特伐利亚246100人。[1]

2．农民与大地主


　　与所有这些变化相联系，农业开始受到资本短缺的困扰，从前大地产购买和吞并中小地产的发展方向让位于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在此期间这种压力也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农村的经营者逐渐改变了自己迟钝的特性，他们看到过去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需要行动起来，采用新的经济方式。国家和各个邦国力图以整体利益为代价，通过相应的关贸政策和直接支出各种用途的费用，帮助“农业”“摆脱”“困境”。尤其是以较高程度的科技方法经营的大中地产又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近几年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要使农业繁荣就必须同样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尤其是农业也要同工业一样，应当以机械和较高的科学技术代替和辅助人的劳动。在1882年至1895年期间，德国农业中蒸汽犁的数量从836台增加到1696台，车床从75690台增加到259364台，这一切说明了机械和科学技术代替和辅助人的劳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同农业机械的使用所应该达到的程度相比，这一切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农业处于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资金缺乏和单独经营的土地面积太小使人们至今不能使用机械。要想合理地充分利用机械，就必须在较大的面积里种植同一种作物。大部分小农和中农的经营方法与此发生矛盾，他们土地分散，并且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
　　德国农业土地面积的分配方式见第350页上的表格。[2]

　农场数 增减情况
农场规糢1882 18951907 1882—18951895—1907
2公顷以下30616313236367 3378509+174536 +142142
2—5公顷9814071016318 1006277+34911 -10041
5—20公顷926605998804 1065539+72199 +66735
20—100公顷281510281767 262191+2157-19576
100公顷以上2499125061 23566+70-1495
　52763445559317 5736082+281973 +177765

　农业耕地面积（公顷）增减情况
农场规模1882 18951907 1882—18951895—1907
2公顷以下18259381808444 1731317-17494 -77127
2—5公顷31902033185984 3304872+95781 +18888
5—20公顷91583989721875 10421565+568477 +699690
20—100公顷99081709869837 9322106-38333 -547731
100公顷以上77862637831801 7055013+45538 -776788
　3186897232517941 31834873+648969 -683068

　　1907年有农场5736082个，其中至少有4384786个农场面积在5公顷以下，占所有农场数量的76.8%，这些农场如果不是以园圃形式经营的或者没有肥沃的土地，那么其经营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而其中大部分农场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因为有2731055个农场只有1公顷或者更少的土地。
　　但是，在5公顷以上的农场中，也有许多农场由于土壤贫瘠、气候恶劣、地理环境差、缺少交通工具等等，使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即使长时间地辛苦劳作也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种植者中十分之九都缺乏尽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土地的资金和知识。而且他们没有将自己的产品卖出本来可以卖出的价钱，他们与中间商打交道，受中间商的控制。这些商人在某些日子或季节到农村四处采购，然后通常再卖给其他中间商，从中得利；零散地收集比向大地主大批购买要费力得多；因此中农和小农的货物比大农场主卖得便宜，而且中小农原始的经营方式往往会造成产品质量欠缺，他们不得不在价格上将就一些。此外，农民和佃农往往没有时间耐心地等待自己待售的产品涨到最高价。他要支付佃租、利息、税，他必须偿还所接受的贷款和清偿拖欠小商贩和工匠的债务，这些债务都有一定的期限，因此尽管时机还未成熟，他也必须卖出这些产品。为了改良土地或者为了清偿共同继承人或子女所应得的部分，他接受了抵押贷歉，但是，他在贷款人中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此条件不利。高利息和固定的偿还期限使他吃尽苦头；欠收或者错误地推想某种作物会卖出可观的价钱都会使他陷入崩溃的边缘。农产品购买人和资本贷款人往往是同一个人，于是他要受债权人摆布。整个村庄或地区的农民都以这种方式受几个债权人的控制，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种植啤酒花、葡萄、烟草和蔬菜的农民以及德国中部的小农便是如此。债权人榨干了他们的血汗，他让他们成为其耕种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实际上这些土地已经不归他们所有了。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发现用这种方法经营比自己保留土地亲自耕作或出卖土地更有利可图。因此成千的农民在土地登记册上都是所有者，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所有者。当然，也有一些大地主由于不懂得经营，或者运气不好，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买下了地产，而成为牟取暴利的资本家的牺牲品。资本家成为地产的主人，为了牟取双倍的利润，他任意宰割这些地产；他将地产划分为小块土地，这样一来他可以获得比整个出卖这些地产高得多的利润。此外，他还很有希望成功地向为数很多的小土地占有者放高利贷。众所周知，在城市中将房屋分成许多小住房出租时租金收入最为可观。一些小人物争相购买土地，买下了已化整为零的地产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施主还非常乐意让他们付较少的钱而得到一块较大的土地，欠付的钱可以用高利息的抵押贷款的形式分期偿付。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如果小土地占有者运气好，经过竭尽全力地苦心经营地里产量还不错，或者破例地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土地，那么，他还可以拯救自己，倘若不然，他就难以摆脱前面所描述的厄运。
　　死了几匹家畜对小农或佃农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事，同样，女儿出嫁会使他因置办嫁妆而背负更多的债务，并丧失一个廉价劳动力；儿子结婚则会要求得到他那份土地或钱财。他常常不得不放弃必不可少的土壤改良。如果他饲养的牲口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肥料（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么产量就会减少，因为他买不起肥料。他甚至常常无钱购买优良的、能带来高产的种子；利用机械增加收益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他也无法根据土壤的化学成分实行轮作。他同样不能利用科学和经验提供的种种好方法，改善家畜饲养状况。缺少合适的饲料、缺少适宜的牲口棚、缺少其他一些相应的设施使他做不到这一点。因此，造成小农和中农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3]
　　数量较少而所占面积很大的大农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从前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23566个农场拥有用于农业的土地7055013公顷，比4384786个面积在5公顷以下的农场所拥有的土地还多出2019824公顷。
　　但是，农场统计与财产统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1895年大大小小的单纯的租佃农场至少有912959个，自己的土地和租佃的土地各占一部分的农场有1694251个，以作为实物津贴的土地、作为恩俸的土地以及乡镇土地的一个部分等等其他形式经营的农场有983917个。
　　相反，也有一些个人拥有许多农场。德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是普鲁士国王，他有83个农场、98746公顷土地，在他之后依次为：

普勒斯侯爵75个农场70170公顷土地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24个农场59968公顷土地
乌耶斯特公爵52个农场39742公顷土地
霍亨洛埃—厄林根侯爵——　　39365公顷土地
拉提勃尔侯爵51个农场33096公顷土地

　　1895年，普鲁士有世袭土地1045块，所占面积2121636公顷，即占土地总面积的6.09%。这1045块世袭土地掌握在939个所有者手中，他们所拥有的世袭土地比面积为1915000公顷左右的符滕堡王国还要多206600公顷。1903年1034个所有者拥有1152块世袭土地，也就是说有人拥有几块世袭土地。世袭土地的面积1903年为2197115公顷，1904年为2232592公顷，其中90%是1000公顷以上的整地。世袭土地占有者的10%左右都拥有5000公顷以上的世袭土地，占世袭土地的53.3%。[4]中等土地占有者和大土地占有者自然而然地愿意维持现状。小土地占有者则不同，他们通过合理地改变现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事物的本质在于大土地占有者力图不断地扩大自己，把所有能够得到的农民土地据为己有，例如，从上西里西亚、劳齐茨、黑森大公国等地不断传出大规模购买农民土地的消息。
　　在奧地利，大土地占有者比在德国和普鲁士占有更大的优势。在这里，除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外，天主教会也获得了掠夺来的地产的主要部分。奧地利的圏地运动也兴旺发达。在施蒂利亚、蒂罗尔、萨尔茨堡、上奧地利和下奧地利、苏台德山区，人们不择手段地把农民赶出家乡的土地，把农田变成贵族的土地。从前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所上演的一幕现在又发生在奥地利风光秀丽的地区。个人和公司买下大片土地，即使暂时不能买下的土地也被租下来，以便改为猎区。通向山谷、高地和村庄的关口被新的主人禁止通行，一些不愿俯首听命的态度强硬的田庄和牧场的所有者会受到种种刁难，迫使他将自己的财产出让给富有的牧场和森林的所有者。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靠耕种这些土地为生，而现在这些古老的耕地被变成荒野，牡鹿和狍子在此安家，而那些被贵族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资本家据为己有的山陵则变成羚羊的居所。所有乡镇都因为很难到牧场草地上放养牲畜或者干脆被剥夺了放牧权利而陷入贫困。谁是剥夺农民财产和独立的罪魁祸首？是罗思柴尔德和迈耶—梅恩霍夫男爵，是科堡公爵和迈宁根公爵，是霍亨索伦的王侯们，是列支敦士登亲王，是布拉干萨公爵，是罗森堡女侯爵，是普勒斯侯爵，是舍内费尔德伯爵、费希泰提奇伯爵、沙费哥奇伯爵、特劳特曼斯多尔夫伯爵，是卡罗伊伯爵狩猎协会，是古斯塔特男爵狩猎协会和布吕恩巴赫贵族狩猎协会等等。大土地占有者到处扩展自己的土地。1875年，下奧地利拥有5000约赫以上土地的仅有9人，共占有土地89490公顷，而1895年已增加到24人，共占有土地213574公顷。
　　在整个奥地利，大土地占有者共占有土地8700000公顷，而小土地占有者仅占有土地21300000公顷。297个家族占有世袭土地1200000公顷。几千名大土地占有者拥有占奧地利面积29%以上的土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数百万小土地占有者所耕种的土地占总面积的71%。没有大土地占有者的地产的纳税区极少。在多数纳税区有两个或好几个大土地占有者，他们起着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几乎半数的大土地占有者在国内好几个区拥有地产，许多人还在好几个帝国王室世袭领地中拥有地产。在下奥地利、波希米亚地区、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地区，每个区都有大土地占有者。只有工业能够使他们受到一些排挤，例如在北波希米亚地区和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交界地区便是如此。除此之外，大土地占有的范围在所有地方都在不断扩大，例如在所有王室世袭领地中农民最富裕的上奥地利，在格尔茨、格拉迪斯卡、施蒂利亚、萨尔茨堡、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便是如此，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下奥地利等本来就已是大土地占有者领地的各州没有明显的变化。
　　下奥地利总面积为1982300公顷，其中540655公顷属于大土地占有者（393人），79181公顷属于教会。1000公顷以上的地产有13份，共占有土地425079公顷，占总面积的9%，其中霍约斯—施普林岑施泰因伯爵占有土地33124公顷，摩拉维亚的面积为2181220公顷，其中81857公顷属于教会（3.8%）。1000公顷以上的地产有116份，占有土地面积比占地产总数92.1%的500000份10公顷以下的地产占有面积还要多，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面积为514677公顷，其中50854公顷归教会所有，204118公顷归79个占有者所有。波西米亚面积为5194500公顷，有大约1237085个土地占有者。这里的地产分配表现为面积极小的地产很多和大地产的面积很大。不足半公顷的地产几乎占所有地产的43%，而4/5以上的地产在5公顷以下。这些占81%的地产有703577份，它们仅占波西米亚面积的12.5%。相比之下，仅占地产占有者总数的0.1%的776个土地占有者却拥有占总面积35.6%的地产。如果人们分析一下拥有“200公顷以上”地产的各类大土地占有者的情况，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财产分配的不均。这方面的情况如下：

　公顷共占有面积（公顷）
380人 每人占有200—500116143
144人 每人占有500—1000101748
104人 每人占有1000—2000150567
151人 每人占有2000以上1436084

　　最后一类中有31人的地产在5000至10000公顷之间，有21人的地产在10000至20000公顷之间，Mor. 洛普科维茨侯爵、斐迪南·金斯基侯爵、卡尔·施瓦岑贝格侯爵、阿尔弗雷德·文迪施格雷茨侯爵、恩斯特·瓦尔德施泰因伯爵、约翰·哈拉赫伯爵和卡尔·布科伊伯爵的地产均在20000至30000公顷之间，克拉姆—加拉斯和Sar. 切尔宁的地产均在30000公顷以上，列支敦士登亲王Joh. 的地产为36189公顷。马克斯·埃贡·菲尔斯滕贝格侯爵的地产为39162公顷，科洛雷多—曼斯费尔德侯爵的地产57691公顷，施瓦岑贝格侯爵Joh. Ad. 的地产为177310公顷，占波希米亚总面积的3.4%。皇室占有地产35873公顷。这64位大土地占有者占有地产总数为1082884公顷，即波希米亚总面积的20.9%。教会占有150395公顷，即波希米亚总面积的3%。[5]
　　这是1896年的情况。在此期间，这种状况又有所加剧。根据1902年的统计结果，18437个农场（占总数的0.7%）占有9929920公顷土地，即占有总面积的1/3！
　　在施瓦茨区有7个牧场、在釆尔区有16个牧场从前是放牧的草地，现在被新的地主据为己有，并被改作狩猎区。整个卡尔文德尔山区都禁止放牧。富裕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奥地利和德国的上层贵族在阿尔卑斯山区买下了70000约赫或者更多的土地，并且圈起来作为猎区，整个村落和数百个农庄都消失了，居民们被从土地上驱赶出去，狍子、牡鹿和羚羊占据了人以及为人提供食物的牲畜的地方。而这些以这种方式使半壁江山变为荒芜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事后却出现在议会中，大谈“农民贫困”，滥用权力，要求国家牺牲无产者的利益来予以援助，即对谷物、木材、畜类和肉类收取关税和对烧酒收取附加税。
　　在奥地利，逼迫小产业的是特权阶级的奢侈需求，而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逼迫小产业的则是为了生产出日益稠密的人口所需要的大量食物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必要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比利时便是如此。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在《1834年至1899年比利时的地产状况》一文中引用了统计年鉴，其中这样写道：唯独5公顷以下、尤其是2公顷以下农场的数量有所减少，而10公顷以上的农场则增加到3789个。与大农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合理饲养牲畜相应的地产集中是显而易见的。从1880年起，出现了与1866年至1880年完全相反的运动。1880年尚有910396个农场，而到了1895年仅剩下829625个农场，在15年里减少了80771个农场，即减少了9%。而且减少的都是5公顷以下的农场，相反，5公顷至3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675个，10公顷至2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2168个，20公顷至3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414个，30公顷至4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164个，40公顷至5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187个，50公顷以上的农场增加了181个。

3．城乡矛盾


　　土地及其耕作状况对我们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的生存首先取决于土地及其产物。土地不能随意增加，因此如何耕作和利用土地对每个人来说越发重要。德国人口每年增加870000人，如果要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持在人们负担得起的水平上，就必须大量进口面包和肉类食物。
　　但是这样一来，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利益的尖锐对立便显露出来。非农业人口希望得到便宜的食品，因为这关系到从事工商业者的生存和发展。食品涨价必然导致供给状况的恶化，除非同时相应地提高必须购买农业产品的那部分人口的工资和收入。而提高工资又往往会造成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这样一来从世界市场的状况看则会带来出口工业品滞销的后果。如果农产品涨价而工资没有提高，那么这将意味着其他需求必须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遭受损失的也是工业和商业。
　　对农民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农民和从事工业的人一样也希望从自己的经营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从哪种产品中获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外国进口谷物使他们不能从种植谷物中得到相当的利润，那么他们可以在土地上种植其他使他们获得更多利益的产品。他们可以不种植用来做面包的小麦和黑麦，而是种植用来生产砂糖的甜菜和用来酿酒的土豆和谷物。他们可以将大片最肥沃的土地不是用于种植蔬菜水果，而是用于种植烟草。还有一些人将几千公顷的土地改作养马场，因为用于军事和战争目的的马匹很值钱。另一方面，广阔的可以用于耕作的林区被留作供达官显贵们享乐的猎场，在这些林区本来可以砍伐几百或几千公顷的林木，使这些土地变为耕地，而且树木的减少也不会对这些地区的湿度带来不利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囯还有数千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可以用作耕地。但是，将这些土地变为耕地不仅违背了部分官僚统治集团的物质利益和林业官员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违背了不愿意放弃狩猎场和狩猎享乐的大地主的狩猎利益。当然，这种砍伐树木只有真正有利可图时才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还有大片地区可以用于造林，尤其是山地和大片荒地。
　　近来，人们对森林在保持土地湿润方面的巨大作用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帕尔乌斯和列曼博士所著《饥饿的俄国》一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森林对土地的湿润和土壤的肥沃具有很大影响。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确信，俄国土壤最肥沃的省份毫无节制地和无计划地毁林是造成歉收的主要原因，它在近几十年给这些从前多产的地区造成损失。除了其他很多事实之外，他们还发现在这些年里，斯塔夫罗波尔专区有5条小河和6个湖泊干涸了，在布祖鲁克专区有4条小河和4个湖泊干涸了，在萨马拉专区有6条小河干涸了，在布古鲁斯兰专区有两条小河干涸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新乌津斯克专区有4条河流甚至筑堤蓄水也未能保持下来。许多过去有河水从附近流过的村庄现在不再有河流，而且井水的水位也降到地下40米至60米。结果土地坚硬龟裂。砍伐森林造成泉水枯竭，降雨减少。
　　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状态。例如，一部分农民长年从甜菜种植和与此相关的砂糖生产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征税制度有利于砂糖出口，而且对甜菜和糖的消费征税所得的很大一部分又用作出口奖励。
　　糖厂老板出口1公担糖所得到的补偿比他们为此交纳的甜菜税要高得多，这种奖金使他们能够牺牲国内纳税者的利益，把大量的糖运到国外廉价销售，不断扩大甜菜种植面积。糖厂从这种征税制度中每年获利3100多万马克。从前用来种植谷物等作物的数十万公顷土地（1907—1908年为450030公顷）被用来种植甜菜，一个又一个工厂建立起来，其后果是发生经济危机。甜莱种植的高收入也对土地价格产生有利影响，使土地价格上涨。结果小块土地被收买，其所有者受到较高价格的诱惑，出卖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被用于工业投机，谷物和马铃薯的种植仅限于贫瘠的土地，这样一来对国外进口食品的需求量就增加了。这种不良状况产生于制糖奖励政策，并逐渐具有了国际特征，它终将迫使政府和议会取消奖金，以便重新恢复基本正常的状态。
　　根据现状，小农甚至许多中农尽管竭尽辛劳，勤俭持家，仍然达不到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社会地位。为了使构成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些阶层能维持生存，国家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鳞半爪。农产品进口税对这部分农民来说弊大于利。绝大部分农民的生产都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他们必须通过工业劳动或其他辅助劳动挣钱购买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很多小农的子女在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谋生，他们为自己的子女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和收入，因此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业和交通状况，而不是农业。收成不好时，被迫购买农产品的农民的数量便增加了。农民无可出卖或者仅有少量农产品可以出卖，有些人有时甚至被迫购买很多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农产品进口税、禁止进口和采取限制农产品进口揹施对农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至少有80%的农户处于这种境地。
　　在私有制时代，农民如何耕作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可以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可图的作物，而不必顾及社会的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说，可以自由放任。
　　工业也是如此。人们出版淫秽的图片和伤风败俗的书籍，建造给食品掺假的工场。这些行为和其他许多行为都对社会有害，它们败坏道德，使腐化更为严重。但是它们能够赢利而且比出版正派图片和科学书籍、出售不掺假的食品更容易赢利。唯利是图的工业家只需躲避警察的视线，在经营卑鄙行当的同时，他可以确信，他从中赚到的钱会使他赢得社会的钦佩和尊敬。
　　我们时代的拜金特征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交易所及其活动中。地产和工业产品、交通工具、天气情况和政治气候、匮乏和丰盈、普遍贫困和天灾人祸、公债、发明创造、有影响人士的健康状况或病况和死亡以及常常为金钱目的而制造的战争和战争叫嚣，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事情都成了投机的对象，都被用来进行剥削和互相诈骗。资本巨头们对整个社会的状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特殊关系积累了巨额资财。大臣和政府成为他们手中的玩偶，必须通过这些交易所巨头们的幕后操纵才能登台表演。不是国家权力控制交易所，而是交易所控制国家权力。大臣不得不违心地为他很想拔除的“毒树”施肥，为它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由于弊端的扩大，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些事实，对此需要迅速采取彻底的补救措施。但是社会对这些弊端就像某些不会登山的动物站在山前一样束手无策；像拉磨的马一样总是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转圈子，一副可怜和愚蠢的样子。想有所作为的人尚势单力薄；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尚缺乏认识；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却不想有所作为；他们相信权力，像蓬巴杜夫人那样抱着侥幸的想法：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洪水在他们有生之年到来了怎么办？



[1] 《德国统计学季刊》1908年第1期第423页。

[2] 卡尔·考茨基：《农业问题》，1899年斯图加特版；《1901年6月12日农场统计结果》，载于《德国统计学季刊》1909年第2期。

[3] A. 霍弗尔：《农民教育者》，载于《新时代》1908—1909年第2卷第714、786、810页。

[4] 康拉德：《世袭财产》，载于《政治科学手册》第3版第4卷第120—123页。

[5] 详细情况见T. W. 泰芬所著《奥地利的有产者和无产者》，1906年维也纳第一人民出版社（伊格纳茨·布兰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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